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 -> 路易斯·费希尔《列宁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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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列宁在建设国家



  列宁赢得了广大居民阶层的拥护,同时他用战士的枪和砖瓦匠的铲,用鞭子和笔尖在建设苏维埃国家。1918年1月1日,他任命格鲁吉亚人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为“乌克兰区非常委员”。1月5日,他给士兵代表大会写了一封关于必需建立红军的信。1月14日,他接见了一个外交团。同一天下午,他主持了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并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开赴前线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开完会归来的途中遇到了反革命分子的袭击:反革命分子向他坐的汽车射击,但他没有受伤。还是在这一周里,他为解散立宪会议进行了政治方面的准备,并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他经直通电话同正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的托洛茨基通了话。1月26日,他给奥尔忠尼启则打电报说:“奥廖尔和库尔斯克之间交通阻塞,妨碍运煤运粮列车运行。铁路运输稍有停顿,都有引起饥荒和工业停产的危险。我们怀疑该地铁路员工在怠工……务请采取最无情的革命措施。请派一队绝对可靠的人去。……每辆机车上都要派去几名水兵或赤卫队员。请记住,彼得格勒免遭饥荒就靠你们了。列宁。”①

  4天之后,列宁往哈尔科夫给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打电报说:“欢迎哥萨克与我们联合,他们的代表已经在这里……关于顿河区的土地问题,请注意前天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决议。”②列宁暗示:如果哥萨克站到苏维埃方面,他们将获得自治权和按自己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权利。

  在2月份,列宁继续玩弄这些球,并向空中抛出一些新球。他建议陆海军人民委员尼·伊·彼德沃伊斯基应注视:通过铁路运出的纸币要运到指定的地点……他在为人民委员会写的一项决议草案中指出,如果副人民委员得到有关任命的话,就可以允许他们代替人民委员出席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并具有表决权……1918年2月14日,列宁往基辅打电报给总司令米·阿·穆拉维约夫:“如果安东诺夫没有其他命令,请与拉柯夫斯基及其委员会商定后,在罗马尼亚战线全力以赴。”③列宁力求防止发出不一致的命令,防止由此而造成的后果——竞争和嫉妒。穆拉维约夫企图保卫比萨拉比亚,防止罗马尼亚人侵占。但他未能做到这一点。此外德国的军队很快就占领了乌克兰,推翻了那里的苏维埃,赶走了红色部队。于是安东诺夫便把自己的军队部署在东南部。2月23日,列宁打电报给安东诺夫:“今天务必攻克罗斯托夫。”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50一5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9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73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83页。——译者注

  在托洛茨基发表了“既不签订和约、也不进行战争”的声明之后,德国军队又向俄国西部推进了。德里萨市苏维埃主席询问:在德国人逼近德里萨市时该如何行动?对这一询问,列宁发出了如下一封回电:“在一切可能抵抗的地方进行抵抗。运走一切贵重物资和食品。其余全部毁掉。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破坏道路(每10俄里破坏2俄里)。炸毁桥梁。”①在人民委员会闭会期间,日常事务应由执行委员会主持。列宁任命托洛茨基、斯大林、他本人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和普罗相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同一个月里,列宁为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争取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进行了紧张的斗争。看来列宁的全部时间一定是都忙于党的会议、苏维埃的会议、同反对派的争论、为《真理报》撰写文章、批阅关于布列斯特谈判的报告以及给托洛茨基拟定指示等。但他还是挤出时间来从尼·卡列耶夫②的《西欧史》和《拿破仑第一对德战争史》中进行摘录以支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断语:历史并没有因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签订和约而结束。走向末日的是每一个侵略者。2月20日,列宁在向拉脱维亚步兵(他们当时构成了苏维埃武装力量的核心)发表讲话时,对此做了令人信服的说明。由于拉脱维亚步兵们声明,他们反对和约,并将进行游击战争,所以列宁对他们发表了讲话。③他们知道,他们的拉脱维亚将成为和约的牺牲品。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80一81页。——译者注
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卡列耶夫(1850一1931)是俄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社会主观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52页。——译者注

  安东诺夫攻克了罗斯托夫。2月28日,列宁给他打电报说:“我们谨向全体奋不顾身的社会主义战士致以热烈的敬礼,向革命的哥萨克致敬。”列宁想到哥萨克在白色将军们的战略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便又一次(他喜欢重复)嘱咐安东诺夫:让顿河州全州苏维埃代表大会“自行制定土地法案,并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这样做比较好。我丝毫不反对顿河州实行自治。”①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3月6日、7日和8日召开。列宁每天都发表讲话,大会的大部分决议都是由他起草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两项任务:使大会通过和约和新的党纲。布尔什维克对党纲非常重视,因为党纲是党在现时和将来进行活动的理论基础。在俄国夺取政权,使党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因此列宁提出了新的纲领和新的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名称已经不再使他感到满意了。列宁以肯定的口气说,社会民主党由于其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在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了。此外,正如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指出的,由于每个国家都凭借于暴力,所以不可能有什么民主的国家,因而也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制。因此列宁建议改变党的名称,把党叫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这一新的名称。

  但是当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要求在新的纲领中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特征加以叙述时,列宁回答道:这样做的时候还未到来。“……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如果纲领对未来看得太远,那西方的无产者“就会怀疑我们的纲领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纲领要论述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和今后我们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们现在还无法论述社会主义……”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73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61页。——译者注

  因此列宁对旧的纲领只提出了两点补充:第一,说明帝国主义的特征,正如它在世界战争的所有参战国中表现出的那样(在这里,列宁引证了他的《帝国主义论》一书);第二,用有力的证据来进一步证实这样一个断语,即苏维埃是新的政府形式,是新的国家类型。对于这一点,布哈林也提出了修正。他想让列宁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一种没有国家的社会。列宁拒绝了,他说“我们目前是绝对主张要有国家的,至于说要论述国家不复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那只能谈谈那时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别的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但是,这些还是遥远的事。现在说这些,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除非是说基础还很薄弱。”①

  列宁警告说:“提前宣布国家的消亡将违背历史的前景。”②虽然如此,他还是引证了自己的《国家与革命》一书,而在这部书里却提前谈到,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国家将立即开始消亡。俄国的政权是在这次代表大会整整四个月之前夺取的,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国家在消亡。由于在革命前的幻想同革命后的事实之间存在着这种不相适合的情况,列宁便陷入了矛盾之中。列宁时代表大会说:“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③但是,正是列宁而不是群众命令肃反委员会逮捕乌拉尔工厂董事会的全体董事,并没收其财产。正是人民委员会在列宁的领导下用强迫劳动来威胁资本家;进行这种威胁的是军队和警察,而不是群众。列宁提出了一项不能实现的任务: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能使居民亲自进行作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基础的社会会计、统计和监督”。这项要求同他的关于国家著作中所说的是一致的,但是同当时的(或者是现时的)苏维埃的实际则一点也联系不上。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6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6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8页。——译者注

  虽然如此,列宁却写道:“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我们为民主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①而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曾断言,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这个“民主专政”通过了“关于土地社会化”的法令,但是“我们将主要是从小农经济的观点来公平地分配土地”。②而这就将出现社会主义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农户。列宁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论据是矛盾的,于是他便在报告结束时说:“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欧无产阶级会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③

  从托马斯·倍恩到蒲鲁东(1809一1865),从巴枯宁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有革命者的特点都是仇恨国家。自由派改良主义者也害怕国家,他们硬说,国家管理得越少越好。因为国家的权力越大,它就会更加压迫弱者而帮助强者。凡是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地方(如在俄国和西班牙),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即主张无国家的平等和个人自由的人,他们的拥护者就特别多。马克思主义是同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同时产生的。但是马克思没有注意到,不列颠资本主义的种种缺陷是由政府的权力最少的那种政治制度产生的。如果马克思还活着的话,他就会看到政府的权力在扩大,而这种扩大则为下等阶级带来了好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不能够想像国家并不是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社会的工具。为了消灭阶级的国家,列宁准备消灭阶级。而实际上他却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这种只有一个阶级的国家成了所有阶级的压迫者)的建筑师而在历史上居于特殊的地位。在一个极端国家(这种极端表现在气候、财产、文化和国家政治等方面)中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的列宁竟仇恨极端主义的国家。但他所建立的却正是这样的国家。

①②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2页。——译者注

  第七次代表大会实现了列宁的要求。和约受到了大会的赞同,他的《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这两部书的思想被写进了新的党纲。他为争取和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破坏”和经济破产而继续进行斗争。1918年3月28日,他口授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①,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提倡实际精神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为此就需要吸收“担任领导工作的专家(哪怕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来为国家服务。列宁肯定地讲,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原则。相反,资产阶级的专家是能够帮助革命的。然而财政状况变得极其危险。当时有人提出了一个恢复支付能力的计划。对于这个计划,列宁在4月18日指出:“……在目前,即使是最好的财政计划也无法完成,因为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能够完成这个财政计划的机关。……作为地方政权的各级苏维埃,目前……彼此没有联系。……与中央政权也脱了节……”苏维埃没有权力来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因为权力实际上落在经常与苏维埃为敌的一些人手中,他们不服从苏维埃,而且不幸的是他们还控制着一定的武装力量”。②这批人自己在征税。国家在瓦解,在消亡。列宁在抱怨。

  在1918年3月和4月中,列宁企图拯救俄国,使它摆脱混乱不堪的局面。他当时写了如下一些简要记录:“提高劳动生产率”;“向资本主义的最大组织家,向托拉斯学习社会主义”;“体力工作6小时+管理国家的工作4小时”。“泰罗制。动作研究。”——这个简要记录他是用英文写的,指的是弗·泰罗③制定的一种节省劳动的制度,这种制度遭到了共产党人及其他一些人的激烈抨击。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20一14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10页。——译者注
③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1856一1915)是美国的工程师。——译者注

  “榜样的(模范村社的)力量”;企业中的“个人指挥”;“乐于吸取外国的东西”;“按总数计算的计件工资”;“不盗窃,不偷懒”;“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①

  4月23日,列宁给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阿·伊·李可夫写了一封便函,坚持用新币代替旧币。便函中谈到:“古科夫斯基”——副财政人民委员——“固执已见,但我认为此事应予促进。您的意见如何?”②列宁在4月份写给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的一封便函里指出了“莫斯科省非常危急的粮食状况”。农民也需要养活,“否则他们会把种子吃光,无法耕种。能够做些什么?已经做了什么?”③1918年5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列宁的一项提案:经水路把1万普特粮食从察里津运往巴库,交由巴库苏维埃支配,用以换取石油。5月份,列宁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写了一封信:“必须雷厉风行地立即提出一项法令草案,规定对行贿受贿者(受贿、行贿、为行贿受贿拉线搭桥或有诸如此类的行为者)应判处不少于10年的徒刑,外加强迫劳动10年。”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11一503页。(需要说明的是,最后一点,即“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未收入《列宁全集》,只见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37一38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8卷第122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32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138页。——译者注

  这只是1918年上半年压在列宁头上的那些问题的一小部分。此外他还考虑着未来的事情(他在拟定关于供给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以电力的计划)。摆在他面前的有许多原则性问题和关于工作人员的问题。例如,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国有化的企业应当交由工人来掌管。在1918年5一6月召开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和弗·米·斯米尔诺夫建议把工业管理制度改为分散管理制。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列宁交给了李可夫一张便条,上面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魏恩贝尔格打电话告诉他说,“左派就企业管理问题说了许多蠢话”。列宁问道:“通过了什么决定?该怎么办?”①

  李可夫回答说:“斯米尔诺夫和奥博连斯基简直是在臆想一些‘自以为聪明而实际是愚蠢的事’。在全会上他们遭到了失败。在委员会里就管理问题通过了一个折衷方案:管理委员会由1/3的工厂工人、1/3的工会代表和1/3的技术人员组成。此外,最高管理机关有权吸收有否决权的代表参加。”②

  对此列宁仍然感到不满意。他在1918年6月2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共产主义要求全国大生产的最高度的集中。……如按委员会的草案所提出的要剥夺全俄中心直接管辖该部门在全国的一切企业的权利,那就是地方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164页。——译者注
②《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第131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367页。——译者注

  但是支持左派的人相当广泛。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之后,破坏集中制的工团主义立即在企业管理方面占了优势。企业,包括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都由工人和工会在管理。他们在废除国家。列宁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于是他逐步地取消了工人和工会对工业的管理,把权力转到了中央政府手中。这叫做“战时共产主义”。

  列宁似乎在四下奔忙。但他有自己的办法。他是自觉地在行政管理的荒地上建设国家,他是用资本主义的破砖烂瓦而不是用社会主义的新砖新瓦在建设国家。他不仅忙于许多刻不容缓的问题(军队、和约、粮食、管理等等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忙于许多美化社会的事务。早在1917年11月时,他曾就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问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他认为,“必须根据西方自由国家,特别在瑞士和北美合众国早已实行的原则”对这个图书馆加以改造。他下令实行同本国和外国各图书馆免费交换书籍的办法。“前帝国的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开放时间应当像文明国家为有钱人服务的私立图书馆和阅览室那样,每天从上午8时到晚11时,节日和星期日也不例外。”①1918年5月25日,他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以及“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版社起草了一个方案。在1918年7月12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交给了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一张字条,问他就摘除“沙皇”纪念像一事是否同该委员会的秘书维诺格拉多夫谈过。卢那察尔斯基在一张小纸片上回答说:“还没有谈。”列宁在那张小纸片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后,又把纸片退给了卢那察尔斯基,列宁提出的新问题是:“什么时间您去(彼得格勒)?在哪一天和哪一小时去?”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29页。——译者注

  卢那察尔斯基:“明天夜里12点去。”

  列宁:“您能否给维诺格拉多夫打个电话,要他明天同您见面?”

  卢那察尔斯基:“当然可以。”

  列宁:“您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卢那察尔斯基回答说,他将询问一下。于是列宁给秘书写了一张字条:“请以我的名义给维诺格拉多夫打个电话,问他为什么没有同卢那察尔斯基约好?告诉他现在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在莫斯科)。”

  列宁很想把那些“君主的”纪念像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各个建筑物上摘下来,并分别写上一些适当的题词(如“宗教对人民来说是一种鸦片”等)。他对卢那察尔斯基写道:“我感到惊讶和愤怒的是”,这项工作至今还没有做。在1918年8月,列宁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要扩大高等学校接收大学生的名额,“首先务必要接收无产阶级和贫农出身的人”。在1918年9月,他对卢那察尔斯基进行了申斥:“大街上没有马克思的半身雕像,用题词来进行宣传的工作一点也没有作……我要求把所有负责人的名字给我送来,要把他们交由法院定罪。要使怠工者和办事马虎的人蒙受耻辱。”11月19日,列宁为人民委员会起草了一项关于保育院的决议草案。一次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有一位负责工作人员声明,工人的国家不需要什么大剧院和小剧院,因为这些剧院完全是浪费燃料,它们上演的总是那些资产阶级的旧歌剧,如“茶花女”、“卡门”和“欧根·奥涅金”等。列宁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报告人“对戏剧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有些幼稚”。这样,各剧院便得救了。①

  在建立法律、诉讼程序和监狱的新制度方面,列宁作出了许多指示。在这些指示中他倾向于采取严厉的措施。1918年5月2日,有几个法官把一批贪污分子判处以6个月的监禁而不是判处枪毙,列宁建议把这几个法官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应该是与克伦斯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为伍,而不能跻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之列”。②在讨论肃反委员会的职权时,列宁建议“对进行假告密的人要用枪毙来惩罚他们”(由于日常生活方面的原因或由于个人的某种原因而进行假告密,这在苏联已经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也有列宁为那些受到不公正的控告、逮捕和判刑的人进行辩护的情况。

①《回忆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171一172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63页。——译者注

  1918年11月2日,列宁给捷尔任斯基或者是他的代理人彼得斯拍去了一封电报:“对你们逮捕的捷尔诺夫教授是否有重大的控告?哥尔布诺夫和克拉辛请求释放他。”解剖学家捷尔诺夫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1918年10月25日,列宁打电报给坦波夫县执行委员会说:“住在米哈伊洛夫房间的患病的阿赞切夫斯卡娅,不能够让她搬出去。请让她受到红十字会的照管。处理情况请电复。”在1918年11月初,肃反委员会逮捕牙科医生基·谢,金兹堡,原因是他有与立宪民主党来往的嫌疑。有两位共产党员提出要保释他。列宁向肃反委员会索取有关材料。后来他打电话通知肃反委员会说:“我曾正式要求把有关材料在11月11日傍晚时给我送来。可是现在已经是10点半了,我还没有得到答复。我再一次提出我的要求。”虽然列宁坚决认为,金兹堡被关押在布特尔①,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却硬是说他们找不到金兹堡。他们在接到了列宁的电话通知后,很快就找到了这位牙科医生,并释放了他。后来列宁经过努力还释放了帕尔钦斯基,他是俄国一位著名的工程师,曾在克伦斯基的政府中工作过(1930年时,帕尔钦斯基由于沙赫特审判②而被枪决)。

①布特尔是有名的布特尔监狱所在地,这里指的也就是市特尔监狱。——译者注
②“沙赫特审判”是1928年5—7月在莫斯科对资产阶级专家们在沙赫特和顿巴斯地区所进行的大破坏案件的审判。——译者注

  与此同时,列宁还从事社会保险、红十字会、国家建筑、人口普查等方面的事务,他为受伤的士兵在南方建造休养所,他对宪法提出修正案(“随着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在其他国家的建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将同它们一起加入统一的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等等),他规定土豆的价格,他装备细菌实验室,他关心人民委员会开会时的安静问题(他给秘书写了一张字条:“在开会时不准讲话,只准相互递字条”),他把《国家与革命》一书翻译成芬兰文,他为自己在斯莫尔尼宫中的图书馆挑选书籍、小册子、报纸及其他材料(他请越飞定期从国外为他寄来报纸的合订本)。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自己购置了永久性的家具,而白匪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其他敌人们的表现则像是临时性的住户那样。他们招募士兵,没收粮食,分配部长职位,印发钞票。他们的目的就是夺取莫斯科。他们指望在那里建立国家。因为要在塔甘罗格、伊尔库茨克、新切尔卡斯克、鄂木斯克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府是困难的。红军在1917—1921年的国内战争中之所以战胜了无数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的首都、甚至是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掌握在他们手里。但是,如果列宁没有利用这一优越条件来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的话,那这一优越条件就没有发挥其作用。革命是在旧的行政当局垮台的时候发生的。苏维埃革命之所以在1917年11月获得了胜利,是因为列宁的“两个政权”的战略,即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共分政权的战略使得临时政府一蹶不振。同时,在国内战争及其使行政机关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年代里,毛泽东也成了中国的统治者。另一方面,正在发挥其职能的行政机关即国家,不管它处于多么岌岌可危的状态,在国内战争中它还是在帮助作战的军队,加强作战的军队,并使之取得胜利。回想起来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1936一1939年间西班牙的国内战争。在那里,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具有一定程度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每一个西班牙人,他们则削弱了政府的行政机关,从而使得力量比较强大并受到外国支持的军队获得了胜利。如果列宁遵循他的《国家与革命》这部半无政府主义著作中所说的去做的话,那他的制度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他在掌握政权后,就不再按照书中所说的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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