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内战争的最初阶段

　　当企图谋害列宁的事件发生时，托洛茨基正在喀山附近的前线。得到消息后，他立即急忙奔回莫斯科，因为他被认为是列宁的继承人。诚然，他只是在不久以前，即在1917年7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而在此以前的多年中大家都知道他是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但是革命的烈火洗刷了他的罪过，因此列宁“接收了”他。在全国和全党的心目中，他同列宁是平起平坐的，虽然他比列宁稍低一些，但他们两个是苏维埃政权的化身。

　　死神降临在受伤的列宁的房间里。如果列宁死去的话，那党的机关的上层人物们大概是不会同意让一个异己的人来继承列宁的位置的。但是托洛茨基已不再是一个异己分子了。在布尔什维克处于困难的1918年时，很少有人敢于把帝王的权标交给还不太出名的斯大林，或者是交给平平庸庸的官员斯维尔德洛夫，或者是交给年轻的布哈林，最后，或者是交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后面这两个人虽然党龄很长，但他们曾经投票反对十月革命。而托洛茨基当时则是投票赞成十月革命的，并且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对他这方面的表现的重视超过了他过去那种孟什维克的和中派的表现。敢作敢为的、意气风发的和生气勃勃的托洛茨基很像一座英雄雕像——这不是用一块大理石刻成的雕像，也不是用青铜刻成的雕像，而很像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座希腊雕像，那上面还带有古物修复工作者们涂上的许多条条块块的粘土呢。他不是列宁，但是其他的列宁是根本没有的，而就吸引群众跟着自己走的本领来讲，那是没有人能比得上托洛茨基的。

　　9月2日，托洛茨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谈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在同死亡作斗争”的那条战线。他说：“无论在哪条战线上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失败，我和大家都坚信我们不久就将取得胜利，但是任何一次局部的失败也没有像这次通过我们领袖的胸部细胞开展的那条战线上所遭到的不幸结局这样使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感到如此的沉痛、如此的悲伤。”

　　“……我们从列宁同志的身上看到了一位我们这个铁血时代的重要人物……由于大自然的出色工作，使这个人物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这个人物就是列宁，他是我们革命时代最伟大的人。”

　　托洛茨基警告说：“同志们，你们大家和我一样都知道，工人阶级的命运不是由某些个别人物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个人在我们的运动史……上是无关重要的……批评卡尔·马克思的人们曾向马克思指出，说他所预见的革命要比实际上实现的革命近得多。我们完全有根据回答这一点，因为马克思是站在高山之巅，所以距离在他看来要短些。很多人，其中也有我，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忽视了许多次要的原因和次要的情况。我应当说，在‘正常的’、缓慢发展的时代，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也许是一个缺点；但是，当一切次要的、表面的、非主流的东西正在消失和退出舞台而剩下的只是基本的、以国内战争的严酷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时，这却是新时代的领袖——列宁同志的一大优点。”

　　为什么托洛茨基回忆起了他同列宁的分歧呢？为什么要提到过去的争论呢？因为如果不提到这些分歧和争论，那它们就可能成为他的对手们手中的武器。托洛茨基回忆起它们，显然是希望从道路上去掉它们。所以紧接着他就回忆起自己在革命后同列宁合作的情况：“凡是那些像我一样有幸在这个时期就近观察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和他的思维能力的人，对于他这种明察秋毫的思维才能无不感到由衷的惊喜，——我重复一句：正是由衷的惊喜，——它能摈弃一切表面的、偶然的、肤浅的东西，而拟定出基本的行动道路和方法来。”谁要是过于重视“表面的东西”，他就要被生活琐事所征服。列宁是站在高山上看事物的。所以他看到了基本的道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具有巨大的思维才能，而且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这些品质加到一起，就创造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他勇敢、坚强，对敌人残酷无情，对困难不屈不挠。”

　　随后，托洛茨基转而谈到了国内战争，谈到了“同捷克斯洛伐克人、白卫分子、英法雇佣军”进行的战争。托洛茨基表示相信，列宁“很快就会站起来同我们一起思维、创造和斗争”，他保证“要同工人阶级的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战斗到最后一息”。①

①列·托洛茨基《论列宁》192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51一158页。

　　斯大林在那些日子里没有回到莫斯科。在1918年上半年，他在从事联邦宪法的准备工作和处理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区的事务。在他的全集中描述这一时期的那一卷①里，无论从政治观点或从理论观点来看，都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5月29日，人民委员会任命斯大林为俄国南部粮食事务的总的领导人，授予他以特命全权。他于6月4日离开莫斯科，于6月6日抵达察里津（后来叫斯大林格勒，再后来叫伏尔加格勒）。6月7日，他打电报给列宁说：“在家里津、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粮食垄断和固定价格被苏维埃取消”，就是说，地方苏维埃在行政管理方面陷于无政府状态。斯大林补充说：“因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看来他迅速采取了行动：“在家里津，现在已经实行了配给制和固定价格。”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被彻底破坏。巴泰斯克这个距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不远的枢纽站，据斯大林报告，已被德国人占领。②

　　整整过了一个月，斯大林给列宁写了一封信：“急赴前线，只写要事。（一）察里津以南线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运去。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这些军事专家是在列宁的赞同下由托洛茨基招募来的沙皇军官。“（五）土耳其斯坦的情况不佳，英国正通过阿富汗进行活动。请授予某人（或我）以特权（军事性质的），以便在南俄地区及早采取紧急措施。”③

①这一卷是《斯大林全集》第4卷。——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04—105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06页。——译者注

　　7月10日，斯大林从察里津给列宁写了另一封信：“列宁同志，只说几句话。如果托洛茨基不加考虑地乱发委任状给特利弗诺夫（顿河区域）、阿弗托诺莫夫（库班区域）、柯培（斯塔夫罗坡尔），发证件给法国使团人员（他们理应予以逮捕）等等，那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将全部垮台，我们将完全丧失这个边疆区。……南方粮食很多，但是要得到这些粮食……我必须有军事全权。这一点我过去提过，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作主，不经形式手续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工作的利益要我这样做，当然，我决不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约·斯大林。”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08一109页。——译者注

　　这些就是斯大林敌视托洛茨基的最初的一些粗暴表现，这种敌视态度在几十年的时间中曾使苏维埃的政界和世界的政界为之震动。在农业集体化问题、工业化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引起了一场历史性的决斗）发生多年以前，斯大林就已经企图引起人们对托洛茨基的忠诚和能力的怀疑，并暴露出他那吞没一切的权力欲望和要通过战斗从自己的竞争者托洛茨基那里把权力夺取过来的决心。列宁只是不断地阻止了斯大林的嫉妒心，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清除不了斯大林的嫉妒心。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竞争，像一条黑线一样贯穿着整个国内战争史。这种竞争给列宁添了不少麻烦。当范妮·卡普兰的两颗子弹使列宁卧倒不起时，世界大战中两个联盟的军队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敌人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苏维埃政权。德国从俄国手中夺走了波兰、波罗的海一带的土地、芬兰、乌克兰、克里木和高加索：3个高加索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从苏维埃俄国分离了出去，并且其部分领土被德国人占领。此外，土耳其侵占了卡耳斯和阿尔达甘，并把黑海的港埠巴统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四国同盟占领俄国的领土总面积达40万平方俄里，在这些领土上居住的人口为6000万。这样一米，德国就从西方和南方构成了一个笼子，布尔什维主义被挤进了这个笼子。

　　紧接着德国的干涉而来的是协约国的干涉，北方和东方落到厂协约国的手里。在革命一开始就从苏维埃那里跑掉的沙皇的军官们固守在东南隅，固守在顿河军区和库班军区。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它只有稀稀落落的铁路网和公路网）里，哥萨克在坦克出现之前是一支重大的武装力量。英国在十月革命后就立即开始支持那些将军。1917年12月3日，劳合－乔治首相及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们作出决定，保证给予卡列金以财政上的充分支持，而不管花费多少。①

　　阿·马·卡列金将军在1917年6月被选为顿河哥萨克军的首领。在他的同伙中有拉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他是1917年对彼得格勒举行不成功的进军的组织者）、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任最高总司令）和安东·邓尼金将军（他后来担任志愿军司令）。在一个站在远处观察问题的人看来，可能觉得这些人是俄国将军团的精华。但是在世界战争中身经百战的哥萨克却根本不急于去站在这些将军们的旗帜下。他们也需要喘息一下。专门派来估计他们的战斗力的一位英国军官打回电报说：“哥萨克绝对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处于瓦解状态。”②卡列金在1918年2月被布尔什维克打败后，折叠起自己的委任状，自杀了。科尔尼洛夫于4月13日在叶卡捷琳诺达尔（现称克拉斯诺达尔）附近的战斗中丧了命。①英国人继续同哥萨克的首领们合作，后来靠自己出钱才得到了一些好的结果。但是要恢复东方战线。没有盟国军队的直接干预是谈不上的。

①理查德·H·厄尔曼《英苏关系（1917一1921）。干涉和战争》1961年普林斯顿英文版。厄尔曼获得了使用战时内阁成员米尔纳爵士未公布的文件和其他极有价值的官方文件的许可。他引证了一些电报的原文。在这些电报中，一个英国特使被授予全权来支付卡列金以“任何需要的款额”。
②同上，第49页。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中4—5万人的那些引人注目的行动是武装干涉的序曲，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这些人在几个月的时间中，在俄国广大的地区里漫游，他们所到之处都同苏维埃作战，把苏维埃推翻。他们著名的远征是从基辅城下开始的，他们从那里沿着铁路慢慢地走到了海参嵗，从海参崴又回到了西伯利亚，并深入到伏尔加的中心地区。

　　在世界战争的最初几年间，很多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务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由于不愿意在压迫自己的人的队伍里作战，便自愿地当了俄国人的俘虏。他们决定同住在俄国的普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起，成立一个军团，站在盟国一边作战。但是沙皇不同意这种作法，因为建立这样一个军团会惹恼奥匈帝国，会关闭同匈牙利皇帝单独谈判的大门。此外，建立这样一个军团还可能促使俄国本国内那些一向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产生分离主义。当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是斯拉夫人弟兄，但是他们又都是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和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并且他们大多数人还是天主教徒。这些因素要比完全服从于政治考虑的泛斯拉夫主义②更有分量。因此战俘依然还是战俘。

①《1917年军队的瓦解》H·E·卡库林根据档案文件编，N·A·雅柯夫列夫写的序言，附录里包括有沙皇军队中各指挥员的传记材料。
②泛斯拉夫主义是沙俄鼓吹的一种反动思潮，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变种，企图在俄国沙皇制度统治下将所有斯拉夫民族统一为一个国家。——译者注

　　把沙皇推翻的临时政府采取了另一种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总统托马什·马萨里克（他当时住在俄国）和法国驻彼得格勒军事代表团团长莫里斯。扎年将军的影响下，临时政府下令释放俘虏，装备俘虏，让他们参加军事行动。法国代表团负责对军团进行军事训练。马萨里克写道，在1917年5月，“我同法国军事代表团就派3万名俘虏到法国去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我们得到的保证是……一有机会，就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开出一批运输船。”①军团的各个部分配备有法国的联络军官，还配备有俄国人。在马萨里克同俄国军队的总司令尼古拉·杜鹤宁于1917年10月9日会晤时，“直接商定，我们的军队只反对外部敌人”。这时已经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新的叛乱随时都可能发生，而马萨里克不想使军团干预俄国那错综复杂的内部事务。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想在全世界所瞩目的法国作战。因为这会使捷克斯洛伐克获得独立的报答。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同德国的和谈、1918年春德国占领乌克兰这些事件相继发生。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得不离开乌克兰。当时产生了一个主张，就是把军团“从基辅经过西伯利亚调到法国”，马萨里克承认，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军团成了法国军队的一部分。“在财政方面，我们依靠于法国和盟国。”②

①军团的早期史是根据下列著作写的：托·马萨里克《世界革命。回忆和观察（1914一1918）》1925年柏林德文版；爱德华·贝内兹《民族起义》1928年柏林德文版。
②马萨里克的前引书第198页。

　　被损失削弱了的法国对于能够在西线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增援表示欢迎。他们对每一个排都要计较。但是，据马萨里克说，“英国更希望我们留在俄国，也就是留在西伯利亚。”马萨里克对俄国很熟悉。他写道：“我常想到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反对俄国的战争。我和我的军团势必要加入这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应当相当强大，能够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中奋起保卫民主。要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动员日本人。”

　　1918年4月初，英国司令部在交给盟国常任军事代表的一份文件里拟定了类似的立场。在这份文件里规定，盟国进行远征的兵力从海参崴出发向乌拉尔进军，并且可能的话，要一直到达伏尔加流域中心地区。日本人将构成这支远征兵力的“可移动的根基或核心”；但是将来“捷克人及其他能够就地组织起来的人”应当协助他们。①

　　看来，英国的计划争得了法国人的支持，于是4月27日在凡尔赛拟定了另一个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人如何部署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还没有途经鄂木斯克开往海参崴的所有捷克人的部队都应当开赴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这里，在开赴法国之前，“他们可以被用来保卫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并担负摩尔曼斯克铁路沿线的警戒和守卫任务”。已经经过鄂木斯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受命同驻扎在西伯利亚的协约国的军队进行合作。②

①乔治·F·凯南《决定干涉》1958年普林斯顿英文版第145页。凯南使用的这个文件引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中的材料。黑体足凯南用的。
②同上，第146一147页。引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中的材料。

　　乔治·F·凯南评论道：“这个文件的风格与在六个星期中两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保证从海参崴或者从北方港口开出运输船这一事实一样，也使人们十分怀疑那些制定瓜分军团这一计划的人是否真诚，因为在这个计划中，口头上承认把捷克人的部队调到法国去在原则上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在事实上却又保证使捷克人的部队留在俄国，以备盟国进行武装干涉之用。”

　　打算把军团留在俄国是事件的基础，其他一切只不过是后果。从英法两国的观点来看，当盟国本身正在准备对俄国进行军事远征的时候，却把捷克斯洛伐克人从海参崴经过太平洋、北美和大西洋运到西线，这样作是荒谬的。把军团从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开往法国，然后把英法两国的军队再开往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这种作法也没有什么意思。把捷克斯洛伐克人留在俄国倒十分合乎逻辑。下面所描述的一切事件都是次要的。有时候历史也就是由这样的事件构成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发生的那些事件则使历史的画面更加模糊不清。

　　3月26日，苏维埃宣布，它决定解除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武装，只留给他们以最低限度的武器来保卫列车和仓库。马萨里克在东京听到这个消息后，向美国大使罗兰·莫里斯表示自己对此感到满意，他说：“军队开往法国，而法国并不需要武装力量，因为法国的军队反正是要重新加以武装的。”①爱德华·贝奈什对此也表示赞同，不过他补充说，在1918年4月13日的军事会议上通过了第一师某些指挥员的观点，他们决定不按协定所要求的，把武器在下一站交给布尔什维克。②两个在莫斯科的普通捷克代表马哈和切尔马克打电报给军团的指挥员，坚决请求执行协定的要求。但是那些更接近真实情况、更接近自己的英法庇护者的指挥员没有听从他们。

①《世界革命》德丈版第216页。
②《世界事务中的苏维埃国家》英文版第1卷第110一111页。

　　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发生了一件事。有两辆火车并列停在轨道上，一辆载着捷克斯洛伐克人，另一辆载着匈牙利的战俘。在奥匈帝国的这两个少数民族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友爱。当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匈牙利人把一小块铁向捷克人坐的火车上投去，使一个士兵受了致命的伤。捷克斯洛伐克人当场就对这个匈牙利人进行了私刑拷打。在这之后，军团按照一个月以前通过的决定，拒绝放下武器。

　　英国外交国务秘书阿瑟·巴尔福也和他的副手罗伯特·赛西尔勋爵一样，“只是在几个月之后”①才听说这件事。但是在这件事发生后过了4天，即在5月18日，赛西尔给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写信说，他有一个“能够在东方进行佯攻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捷克斯洛伐克人应起带头的作用。赛西尔相信，“他们可以被用来首先在西伯利亚展开军事行动”。他不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将要动起来，美国人也将难以作到就地不动”。②

①厄尔曼的前引书第168页。
②同上，第169一170页。

　　外交家在作着打算，而现实生活则作着另外安排，但是赛西尔的计划却有条不紊地制定了出来。

　　西方军队最初大批地在苏维埃领土上登陆发生在遥远的北方。到1918年7月1日，有4000名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士兵在摩尔曼斯克上了岸。到7月中，他们占领了坎达拉克沙（在摩尔曼斯克以南大约100俄里的地方）和从坎达拉克沙到摩尔曼斯克这两个港口之间的全部领土，还占领了凯姆（在白海）。8月2日，当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冰块消融时，登陆队也在那里登了陆。这时在北方已经有1万名西方的士兵，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还是没有来到，因为他们正在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执行任务。9月4日，有4500名美国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了陆。当盟国的军队吃力地穿过冈陵起伏的地区、走过泥泞不堪的道路和克服了恶劣的气候时，他们便向荐俄国的腹部推进，布尔什维主义开始融化。

　　盟国也需要东方战线。在1918年，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不止一次地请求美国政府准许他们在西伯利亚进行武装干涉，并且尽可能请美国也参加武装干涉。伍德罗·威尔逊依然没有被说动。后来他受到了逼迫。在海参崴，捷克斯洛伐克人同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发生了争吵。6月29日，他们解散了苏维埃，占领了这个城市。登陆队立即从停泊在港湾的英国和日本的轮船上登了陆。国务秘书兰辛把这个情况于7月3日打电话告诉了总统。当天下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雷丁勋爵以盟国（盟国坚决主张在西伯利亚进行武装干涉）最高军事会议的名义又向威尔逊发出了呼吁。在7月4日，即在美国全国性的节日①这天，兰辛为总统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说，捷克人占领海参崴和他们在西伯利亚军事上的得手，“从本质上改变了现状，由于除了我们的义务问题外还有易动感情的成分”，所以他建议立即把美国的军队派赴西伯利亚。②兰辛说的易动感情的成分指的是威尔逊关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应独立的主张博得了人们的好感，这种好感是在人们同有魅力的马萨里克个人交往的基础上产生的。经过了两天两夜，威尔逊及其政府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官员赞同了备忘录，备忘录中规定美国和日本要各派出7000名士兵到海参崴，并深入到西伯利亚腹部。8月3日，日军的第一批大部队进入了这个城市。到11月初，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士兵已经不是7千名，而是7万名了。美国没有违反协定。在外国的武装力量中又增加了英国的一个营。

①1776年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建立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天便被定为独立日，成为全国性的节日。——译者注
②凯南的前引书第395页。

　　德国联盟和协约国把布尔什维克挤进了一个不规则的四角形的范围内，这个四角形包括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以南和以东的地区，还带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尾巴，这条尾巴向伏尔加河下游延伸，一直延伸到阿斯特拉罕。

　　从1917年持续到1921年的国内战争，它的各条战线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战争开始时根本没有连续不断的战线。作战的地图很像是气象图，在那上面高压区和低压区互相更替。在苏维埃这个地带作战的有白军、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集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集团。另一方面，当捷克斯洛伐克人、英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日本人或美国人取缔了某个地区的苏维埃时，那里的共产党人及其拥护者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入了地下进行游击战争，来反对占领者。地图上的各个地区，顺着战争的风向不断地向各个方面变动。许多城市、乡村、整个整个的省无休止地从一个主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主人手里。乌克兰的一些地区在战争期间所交换的主人达17个之多。每一个主人都要印发自己的钞票，政权一改换，钞票就成了废纸。当我于1922年和1923年在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地区旅行时，一些苏维埃公民刚刚同我认识就立即把自己的秘密以信任的态度告诉了我，并把包着一叠叠钞票的包袱打开来让我看，那钞票有斯科罗帕茨基①的，有佩特留拉②的，有克伦斯基的及其他人的。他们问我（他们的天真引起了我对他们的无限怜悯），他们能否用这种花了很大力气才弄到的肮脏的垃圾换得些什么。

①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斯科罗帕茨基（1873一1945）是沙俄将军，大地主，十月党人，国内战争期间是乌克兰反革命首领。——译者注
②西蒙·瓦西里耶维奇·佩特留拉（1879一1926）是乌克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的首领之一，中央拉达（1917）和督政府（1918）的组织者之一。1919年2月起为督政府的首脑。——译者注

　　外国的军队必然要在俄国国内寻找同盟者，20万或30万外来的士兵既不能够征服俄国，也不能够统治俄国。德国人虽然在乌克兰驻扎有精兵，但是他们连好好地去关心如何保护住自己的高级官员和将军都作不到，更不用说把农民收获的粮食运出去了。在反德联盟面前摆着一项任务，这就是推翻列宁－托洛茨基的制度而代之以另一个巩固的制度，这个制度既没有致命的缺点，又能够得到外国的庇护。但是谁也不清楚怎样才能建立起这样的制度，所以各种计划每天都在制定。日本人弄到了乌苏里江一带哥萨克的首领格里戈里·谢苗诺夫，他是一个真正的强盗头子，他的军队对任何人都抢劫，对任何人都压迫。这时在俄国境内最好的军队要算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了，如果他们的梯队不是沿着整个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供应这条干线的是一些陈旧不堪的机车和车厢，它们大部分都放在修配厂里）铺开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一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捷克人在寻找有威望的俄国同盟者。他们在帮助自由主义者，有时候也帮助社会主义者，但是有时候又帮助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敌人。在捷克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些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在沃洛格达、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及其他地方的盟国军事代表团任意挥霍钱财。英国在莫斯科的代理人布鲁斯·洛克哈特写道：“法国人，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把金钱供给萨文柯夫①，对于他所提出的一些古怪的要求，也予以慷慨允诺。白匪一心希望能得到盟国的军事援助，希望能有强大的兵力来帮助他们……为了实现这种希望，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势力便开始展开活动。6月21日，布尔什维克的出版事务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在彼得堡被杀害。”②

①波里斯·维克多罗维奇·萨文柯夫（1879一1925）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活动家，该党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十月革命后多次组织反革命叛乱。——译者注
②布鲁斯·洛克哈特《英国的代理人》英文版第289页。

　　武装干涉、政治杀害和举行叛乱，这些事件是相互联系的，直接地讲，它们是国内外敌人秘密勾结的结果；间接地讲，它们是共同的政治条件造成的。7月1日，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摩尔曼斯克登了陆。7月6日，米尔巴赫被杀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举行叛乱。同一天，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波里斯·萨文柯夫的领导下在雅罗斯拉夫尔（在这里，把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同莫斯科联结起来的铁路干线切断了伏尔加河）举行叛乱。三天之后，这样的叛乱席卷了雷宾斯克、阿尔扎马斯、穆罗姆以及莫斯科和喀山之间的一些重要的枢纽站和河港。8月1日，①盟国的军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8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人占领了喀山。8月30日，乌里茨基被杀害和列宁受伤。如果外国的武装干涉者和俄国的阴谋家们占据了从北和从东通向莫斯科的要冲，那布尔什维克就完啦。但是武装干涉者进行远征的兵力没有像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们估计的那么多。萨文柯夫在雅罗斯拉夫尔的叛乱持续了15天，但是还没有等到其他城市也举行叛乱，它就精疲力竭了。而这时托洛茨基则带着自己的军队驻扎在莫斯科和喀山之间，阻挡着捷克人的去路。

①前面说登陆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是在8月2日，这里则说是8月1日，时间差了一天，稍有出入，可能是作者的笔误。——译者注

　　1924年8月21日晚，在莫斯科对波里斯·萨文柯夫进行审讯。他在跑到国外后是怎样回到俄国来的，为什么回到俄国来，什么时候他在国内战争中起了作用，这些都不知道。大概他也像其他很多人那样，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引诱来的。但是对他的审判和30年代莫斯科的那些审判不同，并不是捏造的。在可以容纳将近150人的法庭里，出席的有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契切林、卡拉汉、拉狄克、加米涅夫（他当时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及其他一些苏维埃的官员，他们来到这里想必不是为了听听按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脚本排演出来的供词。

　　萨文柯夫当时将近50岁，他以一个恐怖主义者、革命者和小说家而闻名。他长着一付不对称的面孔，右边的脸好像是往上翘着，从颧骨到下巴，经过左腮有一道很深的伤疤。他的那双眼睛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好像他在注视着一种他早已熟悉的东西——死亡。

　　萨文柯夫在回答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乌尔里希的问题时供称：“我请来了格列纳尔领事、拉维尔恩武官和法国大使努兰斯。他们向我声明，你们的政权将被推翻……他们说，为此就需要举行武装发动……占领伏尔加河上游……这个伏尔加将是向莫斯科前进的基地。”

　　乌尔里希问了金钱补助问题。萨文柯夫回答说：“他们常把钱交给我，由我支配……捷克人通过一个叫克列仓德的捷克人给了我20万克伦斯基的卢布；我从法国人那里得到的克伦斯基卢布，总共为200万。”

　　乌尔里希：“这是在1918年5月吗？”

　　萨文柯夫：“是的，在1918年5一6月间……后来当谈到暴动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法国人立即就给了200万。”①洛克哈特关于法国人资助萨文柯夫所说的话证实了这一点。

①《波里斯·萨文柯夫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上》。报告全文引自法院的速记记录，书中有注释，总编为N·舒宾（萨马林）。外交人民委员部文艺书籍出版社192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8一59页。

　　洛克哈特本人也曾不断把钱给予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起初他曾企图使英国政府同苏维埃建立友好的相互关系。他觉得，组织武装干涉将会得到克里姆林宫的赞同。但是当情况表明，英国的武装干涉所追求的是敌对的目的时，他便面临着一种抉择。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自己还几乎不了解这一情况时，我就把自己同运动结合了起来，而这个运动虽然有其最初的目的，但它现在的矛头肯定不是指向德国，而是指向俄国事实上的政府。”

　　洛克哈特企图“说明”使他陷于这种“不合逻辑的处境的原因”：“为什么我支持一种看来并没有多大胜利希望的政策（这种政策一定会使我常常受到责难，说我的行为前后不一致）呢？……我真应当辞职回家。我要是一个预言家，能够十分准确地预先说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各个阶段，那该多好……我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下意识的动机，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为了一件麻烦的琐事我并不想离开俄国。”所谓麻烦的琐事指的是洛克哈特爱上了一位贵族家庭出身的26岁的俄国女郎。“另一个是最有力的、我完全意识到了的动机：我在精神上没有勇气提出辞职，并采取一种使我成为我的大多数同胞的仇恨对象的立场。”

　　因此洛克哈特扩大了同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接触。但是他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克里姆林宫的话。7月17日，当他得知皇帝全家在叶卡捷琳堡被枪决的消息时，他认为，这是“惊慌不安（由于首先同布尔什维克公开作战的捷克人的逼近而感到惊慌不安）的地方苏维埃掌握了法律大权而擅自采取的行动”。但是，实际上枪决的命令是乌拉尔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别洛博罗多夫签署的。而别洛博罗多夫如果事先不同莫斯科商量的话，那他是不会采取这种行动的。托洛茨基在其1935年的日记中肯定地说，他曾主张公开审判皇帝。但是当他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斯维尔德洛夫通知他说，皇帝、皇后、太子和大公们都已经被枪决了。斯维尔德洛夫说：“这是我们在这里作出的决定。伊里奇认为，不能把白匪事业的活的旗帜留给白匪，尤其是在当前困难的情况下更不能这样做。”托洛茨基在被放逐时还对列宁作出的这个决定进行辩护，他肯定地说，把沙皇一家人处以死刑之所以需要，不仅是为了使敌人心惊胆战，垂头丧气，而且也是为了使布尔什维克本身的队伍振奋起来。①在党的知识分子范围中，大概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和摇头。但是广大工人和士兵对此则毫不怀疑，对于另外的决定他们是不能理解、也不会接受的。据托洛茨基说，列宁对此有着清楚的了解。但是，布鲁斯·洛克哈特所报告的却是完全另外的情绪，他说：“我应当承认，莫斯科的居民们听到这一消息时，态度是极其冷淡的。他们对待一切与自己命运无直接关系的事，都抱着极其冷漠的态度。”当人们采取这样一种行动，似乎他们的命运只限定在自己家中的四面墙壁之内时，那暴君们就不会有不安全感了。

①关于尼占拉二世及全家被处决一事，最近（1987年7月）苏联报界提出了与此不同的说法。据苏联历史学家约费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撰文说，尼古拉二世夫妇、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及四个贴身侍从于1918年7月16日和17日在叶卡捷琳堡被契卡枪决。处决尼占拉二世全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决定的，而是乌拉尔地区的苏维埃决定的，在该苏维埃中有许多非布尔什维克人员。乌拉尔苏维埃政权在处决了尼古拉二世全家之后，于1918年7月17日将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列宁。——译者注

　　洛克哈特还指出，“俄国广大人民群众”对英国在北方进行武装干涉的回答“依然是极其冷漠的。武装干涉总的说来是错误的。用极其软弱无力的兵力进行武装干涉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治标办法，这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犯罪行为。为这种政策辩护的人们认为，武装干涉防止了德国对俄国的侵略，并从西方战线引开了德国的军队。但是在1918年6月时，对俄国来说已经不存在德国入侵的威胁了”。

　　洛克哈特仍然在用钱财来供给那些具有亲盟国情绪的组织。他写道，在此以前，这样的业务是由法国人进行的。“现在，当我们同布尔什维克已经公开决裂时，我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在洛克哈特被捕后蹲在卢比扬卡街时，他身边留有一个记事簿，那上面记的是译成了密码的他的支出账目。他在请求准许上厕所时，把损害他的名誉的几张材料在丝毫不产生怀疑的哨兵面前丢进了下水道。①

　　盟国耗费巨款，用来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并派出几千名士兵进入俄国。在1918年年中时，苏维埃制度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但是为什么盟国的这些企图最后都没有成功呢？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由于战争失败、实行恐怖和人民挨饿（挨饿的人是很少举行暴动的；在1917年时，俄国人还没有挨饿）而产生的普遍的冷漠态度。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营垒里的内争也在导致失败。洛克哈特从保皇派分子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他盘踞在俄国南部）那里收到一封信，这位将军在信里写道，“与其同萨文柯夫和克伦斯基合作，还不如同列宁和托洛茨基合作。”②

①洛克哈特的前引书第284页及以下各页。
②同上，第288页。

　　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阵营分裂成了几十个互相敌对的集团，这样一个阵营不可能集中兵力给共产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4万或5万捷克斯洛伐克人本来是能够拿下莫斯科的（至于他们能否把莫斯科保持得住，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们的军队分散在几千俄里的距离上，为的是不致同海参崴失去联系。俄国北部那些进行远征的外国兵力也未能逼近莫斯科或彼得格勒，以便给这两个城市以打击。距离遥远这一点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好处，而分裂则阻碍了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事业。

　　虽然外国进行武装干涉，敌人施展种种阴谋，他们的谋害企图达到了目的，以及列宁受伤后惊惧情绪笼罩了布尔什维克，但是苏维埃还是坚持住了。

　　然而为了振奋精神，布尔什维克需要胜利，而在1918年9月10日，当布尔什维克把捷克人从喀山驱逐出去的时候，胜利也就来到了。9月11日，收复了萨马拉。第二天收复了列宁的诞生地——辛比尔斯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兵员减少，退回到西伯利亚去了。而苏维埃则振奋起精神来了。

　　在喀山前线，托洛茨基接到了列宁拍去的一封电报：“我热烈祝贺红军的辉煌胜利。这个胜利有助于工人同革命农民的联盟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粉碎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并保障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工人革命万岁！列宁。”①

①《真理报》1918年9月12日。《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8卷第74页）转载时删去了托洛茨基的名字（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76页。——译者注）。

　　这封电报是敌人企图谋害列宁事件发生后不久发出的，这说明列宁正在康复。这鼓舞着列宁的战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