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四個托派組織與統一大會

· 一、中國四個托派組織
　　1.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我們的話」派
　　2.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無產者社
　　3.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十月社
　　4.戰鬥社
· 二、統一代表大會
　　1.各派統一的前奏──托洛茨基澄清各派所爭論的問題
　　2.托洛茨基促進中國反對派統一
　　3.協議委員會
· 三、統一代表大會後，托派組織遭到沉重破壞　

一、中國四個托派組織

1. 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我們的話」派）

　　1927年「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紅場事件，被蘇聯遣返回國的中國學生有十多人。他們出國前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在黨內或團內擔任過重要職務。那時在中國還沒有像蘇聯那樣反托運動，他們回國後，被中共中央委派了工作。區芳過去曾是香港共青團市委書記，對香港情況熟悉，中共中央就派他去香港做工人運動工作。梁幹喬曾經是廣東省委委員，在廣東東江一帶工作過，於是中共中央就派梁幹喬到廣東海陸豐協助澎湃進行農民運動。史唐過去當過上海中共中央機要秘書，中共中央就派他在上海工作。宋逢春出國前曾在中共北方區委工作，故中共中央派他在中共北方區委工作。北方區委機關破壞後，他回到上海。

　　區芳是一個不修邊幅，能吃苦、耐勞、能文能武（體力勞動）。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在香港太古船塢當工人的「師爺」，深得工人敬仰。他在香港工作幾個月，就吸收了不少工人加入共產黨。他並把革命時期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團聚起來。後來，這些工人在區芳的影響下，不少人參加了托派。

　　他們早就籌劃建立托派組織。他們於1928年12月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定名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出中央機關「全國總幹事會」，史唐任幹事長，陸一淵任宣傳部長，（1929年初張師接替陸一淵為宣傳部長），張特任組織部長。分三個地區組織：華北區、華南區、江浙區。華北區宋逢春為主幹事，蕭冰洋為宣傳幹事，李梅五為組織幹事。華南區，梁幹喬為主幹事，區芳為宣傳幹事，陳亦謀為組織幹事。徐正庵負責江浙區。總幹事會設在上海。他們計劃在香港、廣州、武漢、蘇州、北京和哈爾濱等地建立支部。

　　準備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梁幹喬、區芳、宋逢春都回到上海，他們工作的重點放在上海。

　　區芳來到上海，把洋服脫下，就去拉板車。不久，他到楊樹浦電燈廠做工，很快就發展了20多個工人參加托派。他又到報館做印刷工人，又發展了幾個印刷工人。

　　上海藝術大學校長周勤豪聘請托派詩人王獨清任文學院長。總幹事會認為在藝術大學發展組織是很有前途的。於是，把上海工作的重點放在上海藝術大學上。文學院設社會系和中國文學系。陸一淵任社會系主任，區芳為社會系教授，吳季嚴、陳岱青、嚴靈峰、杜畏之等在文學院當教授。由於文學院有眾多的托派分子，就成立一個托派支部，支部書記是區芳。他們利用授課機會，宣揚托派思想。於是他們在學校發展了托派組織，吸收了一些學生參加托派。

　　上海大陸大學為汪精衛、陳公博所辦，區芳等人又打進去當教授。他們把教務主任劉侃元吸收為托派。後來劉侃元去北京在中國大學任教，發展了一批學生參加托派。

　　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主要在區芳的努力工作下發展了近百人參加托派。這批人大多成為後來托派各地組織的骨幹力量。他們在香港、上海、北平發展組織，其中大部分是中共黨員。

　　他們在上海北四川路開設了新宇宙書店。書店出版了托洛茨基著作。這間書店又是與各地及莫斯科中國托派學生的聯絡站。在莫斯科的王文元把托派的文件，托洛茨基的文稿寄到書店來。不久，國民黨從寄來新宇宙書店的郵件中發現有蘇聯共產黨的文件，於是就把宇宙書店查封了。

　　他們還有一個天馬書店，店主樓國華受回國的托派學生影響參加了托派。這個書店又成為托派一個據點。

　　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於1929年4月16日出版地下刊物《我們的話》。在發刊詞中闡明了反對派對共產黨的任務：「我們要拯救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消滅一切黨機關的官僚化，指出國際及中央機會主義的錯誤政治路線和策略──使我們的黨無產階級化，使黨的領導走上無產階級行動的正軌。」

　　我們的話派翻譯出版托派反對派的文件、托洛茨基的文章，在中國共產黨內傳播，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少共產黨員都是讀到了這些托派文件之後，參加到托派隊伍來的。所以，我們的話派在傳播托派思想方面立下了大功。

　　1929年9月舉行第二次全國大會時，在上海、武漢、香港、蘇州、廣州、北平與哈爾濱等城市建立了組織，全國有二、三百成員。

　　1930年4月25日，總幹事會分別致函梁幹喬和張師，指責他們自動辭職，並席捲所有通訊地址，造謠攻擊總幹成員，要求他們在一星期內聲明改正。

　　5月1日，我們的話派總幹事會召集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梁幹喬和張師在會上不承認錯誤，並提出「打倒總幹」。會議決議：開除梁幹喬和張師。

　　自此，梁幹喬和張師離開托派，投靠國民黨為特務，梁幹喬為藍衣社十三太保之一。

2.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無產者社

　　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前後，在中共黨內就形成了以陳獨秀為中心的「陳獨秀派」。在「八七會議」之後，黨內不少人認為對陳獨秀的指責是不公平的，不應該把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落在陳獨秀一個人身上，不是單獨陳獨秀個人的錯誤，而是黨中央的錯誤；每個黨中央領導同志都有責任。陳獨秀應該參加中央領導工作。這部份人也就成為「陳獨秀派」。陳獨秀認為革命已經失敗了，不是如瞿秋白中央所認定的革命在不斷高漲，而是革命不斷地向下低落，不應該發動暴動。「陳獨秀派」開始是與瞿秋白相對立的。這個「陳獨秀派」只是王若飛、鄭超麟、尹寬、蔡振德、彭述之、汪澤楷、劉伯莊、何資深、馬玉夫……等人，圍繞著以陳獨秀為中心的一群人，他們沒有組織形式，平常只是在見面時互相交換意見。陳獨秀並不參與他們的活動，也不阻止他們活動。陳獨秀厭惡為他恢復在中央的領導、團聚一些人進行秘密的派別活動，所以，「陳獨秀派」是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

　　在李立三當權的時候，「陳獨秀派」又與李立三的中央發生鬥爭。江蘇省委的班底是「陳獨秀派」。江蘇省委以李富春為首鬧獨立的事件中，「陳獨秀派」站在江蘇省委這一邊反對李立三中央。江蘇省委失敗，「陳獨秀派」被揭發出來。江蘇省委改組，「陳獨秀派」的人被削職。46

　　「陳獨秀派」的人，後來都和陳獨秀一道轉向托派。

　　1929年5月間尹寬把從蘇聯回來的中國學生王平一帶回來的蘇聯托派反對派文件：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即《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評》的第三部份）和《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等，拿給鄭超麟看。「總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鄭超麟寫道：「原來托洛茨基早在革命失敗以前就公開指出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基本路線的錯誤，在革命失敗以後，又公開指出布哈林斯大林應當擔負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原來，托洛茨基早在武漢失敗以後就指出中國革命已經失敗了的。這個同陳獨秀和我們陳獨秀派所認識相同。……我們很快就接受托洛茨基主義了。大概經過一、二星期的互相討論，互相交換意見之後，基本上都變成托洛茨基派了。但陳獨秀抵抗最長久。尹寬拿油印的托派文件給我們（蔡振德夫婦、鄭超麟夫婦、馬玉夫）看的同時，也拿給彭述之夫婦、汪澤楷夫婦、劉伯莊等人看。……陳獨秀常到那裡去。陳獨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見，然後他們同他辯論；但他下次來時，就放棄他上一次的不同意見，而以他們所說意見為基礎而提出進一步的不同意見了。他們進一步說服他，當場他沒有接受，可是再一次來時他以上次他們意見為基礎而再進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見。如此類推。說服他時，尹寬用力最多，但最後，到了革命政權問題上（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沒有被說服，或沒有完全被說服。劉仁靜回國以後，甚至，同其他三派談判的期間，陳獨秀也沒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關於政權性質的意見。」47

　　特別是使陳獨秀感動的是，最初陳獨秀等人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而這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也是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中共黨員不應該加入國民黨；後來陳獨秀又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而托洛茨基也曾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均遭聯共及共產國際的反對。於是，陳獨秀明白了，聯共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早已反對共產國際及聯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指導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機會主義的政策，使陳獨秀深切認識到中國革命失敗的真正原因是甚麼。同時看清楚了「八七」會議之後接連不斷的實行盲動主義的暴動政策也是共產國際、聯共布哈林、斯大林指導中國共產黨所執行的政策。

　　陳獨秀在1927年7月12日辭去總書記職務，不再視事，一直保持著沈默。1927年12月，共產黨中央要陳獨秀去蘇聯學習，他拒絕去蘇聯。他認為中國人的問題中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甚麼不在中國研究而去蘇聯研究？到了1929年7月28日寫信給中共中央，批評中共中央在中東路事件的策略不當。1929年8月5日，寫了一封長信給黨中央，第一次猛烈抨擊中央「八七」會議，「六大」以來所執行的「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機會主義路線。要求黨內民主，全黨展開對黨路線的辯論。

　　陳獨秀首先指出，革命失敗的原因，是整個的黨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這個錯誤的機會主義政策發生的根由，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逐步不自覺的削弱無產階級的力量，過份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我們若不深刻瞭解這個根由，將仍然輾轉於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將只是口中反對機會主義這一名詞，而手中所做的仍舊是各種各樣變相的機會主義」。「八七」會議以後，並未看清形勢，勇敢的承認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的既成事實。廣州暴動失敗後，「應該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階級戰鬥力」；但，「黨的政策卻不是這樣，反而是在主觀上肯定革命還是在一直高漲，因此取了直接進攻政策……在黨的『暴動！暴動！暴動！繼續暴動！』這樣命令之下，受到了一時不能回復的損傷，黨中最積極的戰士亦因之喪失殆盡，黨和群眾也斷了聯繫，至今還不易恢復。」六次大會對盲動主義、命令主義及革命高漲，加以相當的矯正，可惜太晚了。「並且未曾把這些錯誤的根因系統的徹底的指摘出來，遂至留下現在的禍胎。」現中央的政策一點也沒有改正，不但左傾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未曾改正，向右的機會主義根本也同時存在。「始終不認識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危險，始終不認識統治階級國民黨政權之階級性，始終不認識革命失敗與資產階級之勝利……。政治上有了錯的估量，即是把敵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壞，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發生盲動主義；盲動主義碰著不動的阻礙，自然要發生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扼死黨內德漠克拉西（民主），排除一切意見不同分子，造成自己偏狹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推行，好證明其『革命高漲快要到來』及盲動路線之正確」。「從前盲動主義盛行時，有人說，『中央罵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罵區委不革命，區委又去罵支部不革命，支部去罵誰呢？只得罵群眾不革命。』這樣的怪現象現在仍舊存留著。省委委員因為工廠罷工辦不到，遂逼著下級黨部下命令罷工，說：『在原則上必須罷工』。這是甚麼話？！」現在中央政策在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名義，把黨內必須的最小限度的民主也根本取消了。一聽到與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它的內容如何，便簡單地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他。」

　　最後，陳獨秀提出：一、對統治階級的性質，革命高漲的估計應有重新正確的決定；二、盡可能擴大黨內民主，支部及區委實行選舉制，可能時，省委也不例外。黨員對黨的政策有批評的自由；三、六次大會所制定的政策在全黨進行討論，重新確定黨的政策。最後，希望把這封信公開發表，公諸全黨討論。48

　　這是陳獨秀接受了托派觀點，以托派觀點來寫的一封信。這是「陳獨秀派」成為中國共產黨內的反對派的第一次行動，是陳獨秀反對派向中國共產黨發出的第一顆炮彈，就是向黨宣告了陳獨秀反對派的存在。

　　1929年8月13日，即陳獨秀給黨中央的信之後的一個星期，中共中央發出《通告》第四十四號《關於黨內反對派問題》。通告指出「中國黨內忽然開始了托派的活動，很值得整個黨嚴重的注意。」在黨內與黨外有他們的秘密組織，有他們秘密的出版物。現時反對派在黨內形成小組織活動，「這是破壞中國黨的統一，是最危險的企圖，是布爾塞維克黨所絕對不能允許的。故此，中國黨除在思想上與反對派作堅決鬥爭外，並要從組織上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與無產階級的最高原則，堅決地肅清反對派在黨內的任何活動，以鞏固黨的一致。」49

　　那時，陳獨秀反對派在中國共產黨內並沒有具體的組織，仍然是圍繞著陳獨秀周圍的一群人經常交談黨的政策問題而已。《通告》所說的「秘密組織」是黨外的「我們的話派」。

　　那時陳獨秀反對派知道區芳等人組織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1929年8月，陳獨秀和尹寬作為陳獨秀派的代表與我們的話派的代表區芳談判加入托派組織的問題，並要求我們的話派提供材料共同討論問題。區芳提出，陳獨秀反對派必須承認他們的正統地位，分別地以個人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組織。陳獨秀對此條件並沒有甚麼意見，而陳獨秀派的彭述之則極力反對，認為他們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參加過革命的老幹部。雙方談判無結果。

　　8月底劉仁靜在鄭超麟家與陳獨秀見面，陳獨秀聽取了劉仁靜與托洛茨基會面的情況。劉仁靜拿出他譯的托洛茨基交給他帶回中國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綱領—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任務》給陳獨秀、鄭超麟看。（後來出版時，由鄭超麟校）。

　　該綱領要點如下：

　　一、首先指出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國共產黨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把「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欺騙工農的輔助工具」。「無論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之下，無產階級底政黨均不能加入別一階級底政黨或與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黨政策之基本和先決條件。」二、中國資產階級與農村經濟封建剝削形式有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們的上層與世界財政資本也是有機地不可分離。故此，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夠解除農村中的封建形式和與國際帝國主義的聯繫，「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夠領導民眾進行革命鬥爭，「只有無產階級領導被壓迫的群眾，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奪取政權，才能真正的解決中國底革命任務，此外，沒有別的出路。」三、「我們反對派說無產階級應與小資產階級有革命聯盟，我們指的是被壓迫階級底幾千萬幾萬萬的城市與農村底貧民。」並不是指資產階級的上層知識分子。「我們所謂聯盟不是聯合汪精衛反對蔣介石，而是聯合一切勞苦群眾，反對汪精衛和蔣介石。」四、蘇維埃是在進潮時組織的。「一般蘇維埃發生，是一種罷工委員會的組織，以後逐漸擴大其職能和在群眾中逐步提高其威信。在第二期它成為革命暴力底機關，最後在暴動勝利後成為政權底機關。」決不是廣州起義在24小時內組成蘇維埃，遭到軍人肆無忌憚地屠殺英勇的廣州工人。

　　「以上是斯大林的共產國際領導在中國的根本罪狀」。也就是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不瞭解這些由中國無產階級付出極巨大代價所得的教訓，我們就不能前進。中國反對派完全立足這些教訓之上。」

　　現時是革命退潮時期，「反對軍事獨裁的鬥爭，必然採用過渡的革命民主要求的形式，如要求召集國民會議（普遍、平等、直接、不記名投票的選舉而產生的），以解決國家最重要的問題。實行8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保證中國底國家獨立」。我們的戰略總路線是奪取政權。「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將中國革命化為世界革命之一部份，中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只有在世界革命勝利之條件下，才可思議。」反對派將斯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推翻得乾淨。

　　「反對派目前的任務：一、出版最重要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文件；二、準備發行反對派底政治和理論機關報；三、以明確的概念為基礎，團結優秀的堅決的和能抵抗反革命進攻的共產主義份子。組織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集中小組織，向新的革命進潮準備自己和別人；四、和世界各國反對派發生經常的實際的關係，以便在最近將來，組織強有力的，思想上團結的布爾什維克—列寧反對派底國際小組織。」

　　「只有此種小組織在自己旗幟之下，在共產黨內和黨外公開地勇敢地前進，才可救共產國際免於滅亡和變節，並回復它到馬克思列寧底道路上。」50

　　陳獨秀委託劉仁靜向我們的話派總幹事會表示，陳獨秀將公開承認中國革命時期的錯誤，接受托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劉仁靜以「托洛茨基代表」自居，調解陳獨秀派與我們的話派之間的關係。但是，陳獨秀的建議卻為我們的話派所拒絕。

　　九月間，我們的話派在上海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佈斯大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的獨立小組織。51

　　陳獨秀向劉仁靜表示，拒絕接受我們的話派提出的三個條件。

　　九月間陳獨秀進行建立獨立的托派組織。在上海昆明路召集陳獨秀派的人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是為中國共產黨內的反對派。選舉「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工人，原是中共某綢廠支部書記，馬玉夫爭取他加入反對派，不久做強盜，被槍斃，由羅世璠補上）5人當選為委員，陳獨秀為書記，秘書長為吳季嚴（1930年4月何資深為秘書長）。

　　組織建立後，他們即分頭在上海的中共黨員和外地來上海的中共黨員中活動，進行托派宣傳，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給他們傳閱。同時把原來屬於陳獨秀派的人和新影響的人編成小組，學習和討論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主張。在中共支部會上，同中共江蘇省委一起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和中共中央組織部派來的代表進行辯論，使一些支部脫離中共而轉入陳獨秀反對派。

　　馬玉夫把原中共一個報館支部、一個綢廠支部爭取過來，並爭取到許多工人黨員參加托派，有鐵路、電車、紗廠、印刷、建築等等工人。

　　1930年初，在上海設立滬東、滬西、法南三個區委員會，在上海就有100人左右。1931年在北平、香港建立支部。汪澤楷曾任北平區委書記。

　　1930年3月1日，創刊《無產者》，故該派又被稱為「無產者派」或「無產者社」。

　　1929年9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代表約陳獨秀談話。國際代表責備陳獨秀不應該向黨中央發表不同意見，中央絕對不容許他的信（8月5日的信）公佈出來，並且堅決地說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最後還以開除黨籍來威脅陳獨秀，不容許陳獨秀反對黨中央。

　　在這次談話後過了幾天，10月6日，中共中央給陳獨秀一信，指出他已採取與黨對立的政治路線，同意見相同的在上海黨的下級組織有「超越組織的活動」，「中央為此給以書面警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中央決定你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限你在一星期之內寫一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並編入中央直屬支部參加黨的生活」。陳獨秀對中央中共來信表示：「我此時已根本承認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張是完全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我如何能說和自己意見相反的假話。」

　　陳獨秀沒有寫「反對反對派」的文章，相反的，陳獨秀於10月10日再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再次批評黨的路線，批評黨內缺乏民主。陳獨秀在信中指出，「中國犯了很深的機會主義（過去、現在並且將來），其主要原因是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政策之錯誤，即是以少數派〔孟什維克〕的『階級聯盟』政策代替了多數派〔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獨立領導革命政策之錯誤」。國民黨一腳踢翻這個「階級聯盟」，國際還戀戀不捨這個聯盟，還說：「青天白日旗是我們的，勿讓國民黨右派搶去」。所以，南昌暴動還是拿著國民黨旗幟進行的。「我個人正因為過去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所以對於機會主義深惡痛絕，力圖糾正。」

　　陳獨秀再次指出，「盲動主義是機會主義之另一種形式」。天天在夢想高潮的到來，並且仍然採用盲動主義的政策，不斷命令同志（黨中最勇敢最精銳分子）機械的按照各種遠離群眾要求的歷史紀念日，孤露的放在街上示威，群眾感到這樣不斷的示威沒有出路。

　　陳獨秀再次批評黨缺乏民主，「領導犯了這些嚴重的錯誤，只有黨員群眾對黨的政策合法的討論，無忌憚的自我批評，方能夠把中央錯誤的政治路線糾正過來……而你們只知道企圖掩蔽你們自己的錯誤，絕不顧及階級的革命利益，極力拿中央的權威和組織紀律，來恐嚇箝制一切同志對於你們的意見不同的發表與公開的討論」，如果與你們對意見有不同的人，「馬上就實行取消工作，警告，甚至開除黨籍……這種現象已完全說明了由黨員群眾合法的討論和公開的自我批評來糾正領導機關之錯誤的政治路線，是絲毫沒有希望的了！」國際代表責備我不該向中央發表不同的意見，絕對不容許我的信公開出來，堅決說中央的政治路線原則上沒有錯。國際代表用這樣的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阻止中國黨內公開討論政治問題。「我不責備這位代表，我只感覺到真如反對派（托洛茨基反對派）所指責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你們還拿開除黨籍的話來威嚇我，阻止我發表意見。我現在正式告訴你們：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為全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最後，陳獨秀警告說，「我還要告訴你們：黨內的重大政治問題即領導機關政治路線根本錯誤的問題，決不應該用組織紀律……來掩護所能解決的；若用這種方法來開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黨的分裂，是應該由你們負責的！」陳獨秀已準備與共產黨分裂了。

　　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陳獨秀8月5日給中央的信。會議通過《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認為陳獨秀的信是「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會議決定：「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予以組織的制裁。二、經過討論之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豫的開除出黨。三、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10月21日，江蘇省委召開會議，作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並在25日舉行的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上通過。決議指出四人「推翻了列寧主義路線並走到取消主義的泥坑」。他們拿陳獨秀的信在黨內作宣傳活動。「他們完全是有組織的來攻擊黨破壞黨。……因此，省委批准區委的要求，開除他們四人的黨籍，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

　　陳獨秀、彭述之立即作出反應。兩人聯名於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再次批評黨的政策是機會主義，實行盲動主義，命令主義強迫黨員上街示威；箝制黨員對政治問題的討論，開除意見不同的黨員。最後，陳彭在信中公開宣稱：「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盡量的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體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

　　中共中央認為陳獨秀10月10日的信以及這封信，是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黨一貫的路線，公開承認已被共產國際及聯共所開除的托洛茨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與彭述之等已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根據共產國際10月26日指示，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陳獨秀堅持錯誤，與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組成反黨小組織，決定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關於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黨籍的決議。

　　自此，「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由中國共產黨內的反對派變為黨外的反對派。

　　12月20日，中共江蘇省委批准上海各區支部開除鄭超麟、劉伯莊、尹寬、李季、陳碧蘭、杜林、薛農山等人的黨籍。之後，中共陸續開除簽名於《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的人的黨籍，他們大多成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成員。

　　在中共中央宣佈開除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黨籍之後，陳獨秀於1929年12月10日立即發表《告全黨同志書》，作為對開除他黨籍的回答。陳獨秀首先承認自己犯有錯誤，自從本黨創立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政策，使中國革命遭到了可恥的悲慘的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我堅決的認為，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客觀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黨的機會主義之錯誤，即對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策之錯誤。當時中央負責同志尤其是我，都應該公開的勇敢的承認過去這種政策毫無疑義是徹頭徹尾的錯誤的了」。由於對國民黨的性質錯誤地認為是四個階級聯盟而不是資產階級政黨，馬林極力主張中共加入國民黨，「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其主要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黨是否服從國際決議案為言，於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以後，我曾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均遭到黨中央多數同志的反對，國際代表的反對，我每次都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國際始終承認國民黨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主體。『國民黨領導』這句話，在斯大林口中叫得非常響亮……所以始終要我們屈服在國民黨組織之內，用國民黨的名義、國民黨的旗幟領導群眾……中國幼稚的無產階級所產生的幼稚的共產黨……一開始便遇著大革命的鬥爭，只有在國際正確的無產階級政策領導之下，方可望不至發生很大的根本錯誤，不幸在以上這樣始終一貫的機會主義政策指導之下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怎麼會看清自己的前途，怎麼會有自己的獨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於資產階級、附屬於資產階級，以致一旦資產階級大屠殺到來而我們沒有一點辦法。」「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的我，當時深深的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地做了斯大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黨，未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都應該負責任的。……過去和現在的機會主義政策都是來自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任的。幼稚的中國黨還沒有自己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至於盲目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政策，而沒有絲毫認識與反抗，這是中國黨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

　　最後陳獨秀向全體黨員號召：「現在我們黨的危機，也不容許在黨內有別的方法（即黨內合法的公開的爭辯）來解決了，我們每個黨員都負有拯救黨的責任，應該回復到布爾什維克精神與政治路線，一致強固的團結起來，毫不隱諱的站在托羅斯基同志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而在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堅決的不可調和的、不中途妥協的和國際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奮鬥到底。不但反對斯大林的及類似斯大林的機會主義，並且要反對季諾維也夫的妥協態度。不怕所謂『軼出黨的範圍』，不惜犧牲一切，以拯救中國革命！」

　　在陳獨秀發出《告全黨同志書》之後，隨即又發表了由81人簽署52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意見書分為五個部份。第一部份是「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指出：「1925-27年中國革命失敗之總的原因，是由於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國民黨的階級性認識之根本錯誤。有了根本錯誤的認識，遂發生錯誤的策略，主要就是幫助並且擁護資產階級，不使中國無產階級有它自己的真正獨立政黨領導革命到底。」中國國民黨，無論在其行動的歷史上，在其三民主義的政綱上，在其上層領導成份上，「都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我們加入國民黨和長期留在國民黨的結果是：在無產階級群眾面前掩飾了國民黨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鬆解了工農群眾對國民黨的戒備，提高了國民黨的政治地位，組織和鞏固了資產階級反對工農的統治，終致國民黨對工農不斷的大批屠殺和它政權意外的鞏固。」共產國際一再要我們留在國民黨內，保持階級聯盟，所以，就不惜不斷的對國民黨實行讓步。共產國際既強制中共混合在國民黨組織之內，「事後卻責備中共不應損失其組織上及政治上的獨立；其實使中共加入國民黨，根本已毀壞其獨立，便不能執行其獨立政策。中共要執行國際這些機會主義的政策，則步步投降資產階級，毀滅中共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乃必然的邏輯。」

　　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及留在國民黨的另一個理由，便是要經過國民黨去爭取小資產階級的群眾而與它聯盟。像這樣混合於國民黨組織的聯盟，「則遇事掣肘和混亂了我們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經過他們爭取其下層群眾，並且要喪失我們自己階級的群眾」。

　　在革命高潮中，就應該組織蘇維埃，「至少在3月20日事變後，即應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在北伐開始時就應在北伐軍所到的地方組織蘇維埃，至少在4月12日事變後即應建立蘇維埃與國民政府對抗，由二重政權進行推翻反革命的國民政府，由無產階級專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一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是這樣，而是始終拘泥民主革命的階段，始終迷信國民黨，始終想用大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黨代替了工人與鄉村城市貧民群眾的蘇維埃。」

　　當革命分明失敗了，我們就「應馬上採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階級戰鬥力，整理我們的隊伍，積聚我們的力量，做改守為攻的準備。當時黨的政策恰與此相反。聯共及國際領導者斯大林、布哈林此時企圖以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挽回其機會主義政策之絕望，以抵制反對派的非難。」莫斯科宣稱，「中國革命浪潮還在一直高漲」，於是造成盲動主義。

　　「機會主義是使中國革命失敗，盲動主義是徹底完成這個失敗，六大以後的路線繼續鞏固這個失敗，並為下次革命準備新的失敗！」

　　現在機會主義路線是：國際及中共中央一致主張將來中國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將來的政權是工農民主政府，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理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並未掌握政權，「中國還是封建勢力的統治，並且中國還是封建社會或半封建社會，或封建勢力佔優勢。」「其實，在經濟上中國封建制度之崩壞，土地權歸了自由地主和自由農民，政權歸了國家，比歐洲任何國家都早。」資本主義不但佔領了城市，而且城市的資本主義經濟絕對的支配了鄉村，因此一切封建殘餘的政治勢力都不得不力求資本主義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個人私有的資本而不是封建的領土，地主已資本家化，城市及鄉村所遺留封建式的剝削，乃是資本主義襲用舊的剝削方法。資產階級經過兩次革命，已經掌握政權。「總之，1925-1927年中國革命已經是將來第三次中國大革命的預演。在第二次革命中各階級的行動與變化，給了我們許多豐富的材料，使我們能夠預測第三次中國革命的前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及土地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城市及農村貧民取得政權，才能徹底完成。」「我們在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應力爭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即力爭由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產生的國民議會……同時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民族獨立』做我們在過渡時期中四個不可分離的民主要求口號，……同時，我們更不是主張用國民會議來代替蘇維埃，而是要利用國民會議的鬥爭來發動廣大的下層民眾反對國民黨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走向『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

　　「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線所表現的是：以委派制度與絕對的命令主義消滅了黨內德漠克拉西；以誇大的虛偽的報告，從國際直到中國黨各級機關，上下互相欺騙，以欺騙群眾。」官僚們以「鐵的紀律」來箝制黨員，就是不容許黨員對他們錯誤的策略與戰術有討論和批評的自由。「以國際威信和黨的威權強迫黨員強迫群眾相信『中央政治路線是絕對正確的』，並膽敢憑借敵人進攻做護符以恐嚇黨。這樣的領導機關如果聽它們仍舊存在下去，我們的黨，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必然要名存而實亡，一切有自覺的分子，都應當及時奮起，從黨內推翻它，才能夠將我們的黨從墮落而危亡的現狀中拯救出來！」

　　《意見書》最後部分是「我們的態度與建議」。表明「反對派的責任」是在使全體黨員明瞭機會主義的危險，擺脫機會主義的領導，而回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在真正民主集中制的黨中，黨內政治不同意見，本可由公開討論的方法來解決，不但不會使黨分裂，並且使黨更加鞏固。反過來官僚主義的壓制與蒙蔽，勢必使黨崩塌與分裂。……我們下列簽名的人，認為我們站在恢復列寧主義的國際，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上，都應該起來根本反對斯大林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和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線。國際的、蘇聯的、中共的現行政策和黨制，都需要根本改變……。我們提出下列建議，希望全黨同志一致堅決的要求並督促中央以中共名義向國際並直接向各國兄弟黨提出，同時，我們應該在國際左派反對派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為下列各項奮鬥到底：

　　一、召回托洛茨基同志等反對派，釋放在監獄中和流放地的聯共及其他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茨基同志的領導工作。
　　二、公佈五、六年來反對派的各種文件，公佈列寧遺囑及被斯大林派隱藏著的列寧遺著。
　　三、重新審查五、六年來聯共中央及國際領導機關所犯政治上和組織上錯誤；並重新決定聯共政策及國際政策。
　　四、恢復中國黨因反對中央機會主義路線而被開除的同志之黨籍，並立即公開討論根本政治問題。
　　五、重新審查中國革命過去的教訓，並決定新的政治路線。
　　六、改組聯共及國際與各國支部的領導機關。

　　《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政治綱領。

　　中共中央決議開除陳獨秀的黨籍，但是，由於陳獨秀是中共歷屆總書記、黨的領袖，故此要向共產國際申報及審核。1930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將共產國際政治書記部給陳獨秀的電報轉交給陳獨秀。電文寫道：「決定予你以機會來參加本政治書記部審察中國共產黨中央開除你黨籍的決定會議」，會議「將於兩個月之內舉行」。請你盡快轉告你是否願意前來參加「如你對此提議置之不理……或得不到你的答覆，這一問題將提到共產國際主席的會議日程中去討論。」中共中央希望陳獨秀「一星期內給以書面答覆，好使我們有所準備，並對國際有所答覆。」

　　陳獨秀於1930年2月17日寫了《答國際的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部。

　　陳獨秀在信中首先指出，中共中央早已宣佈「我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賊』。」你們在去年10月26日給中央的訓令：「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暗藏的陳獨秀派托洛茨基派。」現在你們又突然來電要我去莫斯科參加你們的會議討論開除我黨籍問題，「你們這種思想，我很不容易瞭解」。

　　自從革命失敗後，「我固親身負過重要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經過一年的反省，「我本著我親歷的經驗，深深知道這種失敗是過去整個的政治路線之必然應有的結果。然而國際的領導機關卻輕輕地把這個失敗幾乎簡單的歸過於我個人」。既然，你們說1925-1927年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領導」。從1927年之後直到現在，你們該是取消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而引導中國黨走上正軌了；可是，兩年來的事實經過，卻是機會主義無出路而轉入盲動主義及「機會主義的路線（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及工農民主獨裁）及盲動主義的策略（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國際領導「卻在黨進攻的時候，教中國黨投降；當退守的時候，教中國黨胡亂拼命」！黨一味的誇大盲動，「在群眾鬥爭中客觀上做了破壞工作，同著資本的進攻雙方對工人進行夾攻！這種情形你們不能說不知道，知道而不能不如是做下去，因為他們『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派托洛茨基派』！」

　　「因為你們蒙蔽與封鎖，直到半年前，我們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及一切蘇聯問題的文件，從此以後，我們才徹底的系統的瞭解在中國革命所犯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真正根源所在。當你們把中國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並且預言這種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必然達到的結果，現在這種預言已經一步一步由事實證明出來了，可是你們卻把托洛茨基放逐到蘇聯以外……其他與你們政治意見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監禁和流放，現在又要從中國調我到莫斯科，說是專門解決我的問題，我實不知你們又打算幹甚麼。」

　　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我和你們實有不可調和的不同意見，我及我們意見相同的同志所發表的政治意見書，不久你們當可以看見。這些根本問題不能解決，便沒有別的問題可以解決。但這些根本問題決不是調我個人到莫斯科便可以解決的，而且這是官僚的辦法。」53陳獨秀就這樣堅決的拒絕去莫斯科。

　　1930年3月1日，出版《無產者》創刊號。《發刊詞》宣稱：「本報的責任就在團聚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在國際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領導之下，徹頭徹尾地掃除現在國際及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之機會主義路線，盲動主義的策略及官僚主義的黨制。」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推動革命走向高潮，「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

　　1930年6月，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召開代表會議，陳獨秀作《關於中國左派反對派過去及目前工作》報告。會議決議：「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的關於中國革命過去失敗的教訓，未來的前途及目前的政治形勢之分析，並決定以他所作的國際綱領草案的批判，第六次世界大會後之中國問題及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等論文，作為我們鬥爭的基礎。」

3. 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十月社

　　1929年12月，蘇聯各學校進行肅清托洛茨基分子運動，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學生托派組織被破壞。在200多人的托派名單中，有30多人早已回國，秘密潛伏於中國共產黨內，蘇共把這部分人的名單通告中共。中共據此，對莫斯科回國潛伏在黨內的托派分子陸續發出通告，限期要他們表態：對托派反對派的意見，是否參加了反對派。對中共的通告大多數人不予理睬，結果先後被開除出黨或「自動脫黨」。其中的人有：王文元、黎彩蓮、葉英、吳季嚴、周慶崇、陸夢衣、王平一、趙濟、劉仁靜、劉胤等。

　　他們在未開除出黨之前、王文元、黎彩蓮、葉英等人，就已經和我們的話派有聯繫，參加了我們的話派。

　　在接受陳獨秀派加入我們的話派問題上，我們的話派內部發生分歧。1930年1月1日，劉仁靜、王文元、宋逢春、陸夢衣、黎白曼（黎彩蓮）、段紫亮、董汝誠、廖麟、周慶宗等九人署名發表《告同志書》，批評我們的話派和陳獨秀派的錯誤，批評我們的話派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決議案認為當前革命形勢是走向「復興」，應取進攻策略，是向斯大林派投降的理論。而反對陳獨秀派加入我們的話派，不是由於路線分歧，完全是為了自己的正統地位。而在我們幫助陳獨秀派走向反對派的過程中，發現了我們與陳獨秀派有各種深刻的不同意見，使我們瞭解到陳獨秀派是「右派的政治面目」。陳獨秀派沒有徹底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保持自己的舊的小組織，「否認中國在反革命時期內有議會制前途和主張人民自動召集『國民會議』的極左路線」；「中國革命有一個民主階段」等等。我們的責任是對陳獨秀派進行無情的批評。「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統一，再做組織上的統一」。宣告我們的話派死亡，發起建立「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1930年3月30日出版機關報《十月》，故被稱為「十月社」。

　　劉仁靜等人發表《告同志書》中攻擊我們的話派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是偷運斯大林主義，攻擊總幹執行的是投降主義路線，並宣佈總幹已經死亡。於是我們的話派作出決議，宣告劉仁靜等人為「反革命機會主義」開除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

　　劉仁靜發起建立「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不久，就與王文元等人發生意見分歧。劉仁靜認為1923年國共合作時，「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而對國民黨怠工是布爾什維克路線」，而王文元等人認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根本是錯誤的，中共黨員不應該加入國民黨。1930年7月3日，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召開全體大會，要劉仁靜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承認錯誤。劉仁靜表示服從大會的決議，但會後劉仁靜又不承認錯誤。7月19日，劉仁靜被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開除。

　　劉仁靜被開除出十月社之後，又想與無產者社接近而遭到拒絕。於是，他一個人就於1931年1月1日出版《明天》，宣佈成立「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被稱為「明天社」。劉仁靜致函協議委員會，要求加入協議委員會與各派平等協議統一問題，協議委員會討論後作出答覆「不承認明天社為左派反對派組織，只許列爾士個人隨時貢獻意見」。劉仁靜企圖以《明天》這個刊物來號召，建立一個組織，以此參加統一大會，但是直到統一大會臨近召開時仍然沒有人響應。《明天》出版到第四期，就停刊了。

　　劉仁靜被開除出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之後，十月社機關報《十月》改名為《十月之路》，於1930年10月26日出版。

4. 戰鬥社

　　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的另一批學生：趙濟、王平一、劉胤、徐乃達、閔蔭昌、解叔達、李逸民、嚴靈峰、陳岱青以及徐乃達在上海介紹加入的來燕堂等10人，他們的托派思想是與其他三個托派組織是一樣的，但他們不願意加入三個托派組織中的任何一個托派組織，他們要建立一個獨立的托派組織，以便在未來托派統一大會中佔有一席。

　　就在三個托派組織醞釀統一的1930年7、8月間，趙濟等10人成立「戰鬥社」。趙濟為書記。出版機關報《戰鬥》。只出版了兩期，因經費無著而停刊。

　　戰鬥社到1931年5月，成員發展到50多人。新發展的成員大多是工人。

二、統一代表大會

1. 各派統一的前奏──托洛茨基澄清各派所爭論的問題

　　各個托派組識都看過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而且接受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和今後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然而由於各人對《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理解不同，於是就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見解，各派之間的爭論遂由此而產生。

　　各派都有統一組織的傾向，但是由於各派成員的來源不同，經歷不同，於是又產生了各個派別之間組織性質的不同看法。陳獨秀反對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成員絕大多數是原共產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原共產黨員，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過去在中共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故此，陳獨秀反對派被看作「老右傾機會主義者」。我們的話派是在莫斯科就站在托洛茨基這一邊反對斯大林。他們認為自己這一派是「正統的托洛茨基派」，而看不起陳獨秀反對派。十月社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建立中國學生反對派組織（屬於聯共（布）反對派）的人馬，是從我們的話派分裂出來的，他們對我們的話派有意見，對陳獨秀反對派也是認作為「老機會主義者」。而劉仁靜原是列寧學院學生，參加了莫斯科中國學生反對派，由於見過托洛茨基，與托洛茨基相處十多天，托洛茨基與他談了中國革命問題，托洛茨基委他為「通訊員」，劉仁靜就自認為是「托洛茨基的代表」，來發表意見。

　　正是由於這兩種原因，而產生各派意見的紛爭。

　　首先是陳獨秀反對派要求加入我們的話派，總幹事會代表區芳就要陳獨秀反對派承認他們是托派的正統地位，分別以個人經過審查後才能加入我們的話派。再後，又以三個條件來接受陳獨秀派加入我們的話派。由於接受陳獨秀派加我們的話派，引發我們的話派內部的分歧，也引發了各派的紛爭。

　　首先掀起各派紛爭序幕的是劉仁靜，於1929年11月5日發表的《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及《評陳獨秀同志雙十日給中央的信》。在前一文中，他說，我們的話派和陳獨秀派對黨的態度和國民會議策略有很大分歧，兩派的統一以失敗而告一段落。今後則要「先為思想策略的統一，再做組織的統一。」

　　劉仁靜在後一文中，指責陳獨秀沒有完全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來論述一些根本的問題。比如：他說「盲目的執行了國際的路線」，而不是「自覺的執行」。他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實際上是「工農民主專政」口號。

　　劉仁靜於我們的話派九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寫信給托洛茨基，指責我們的話派只注重黨內工作而不和陳獨秀派談統一；因此，他已與我們的話派決裂。托洛茨基於11月間對此問題覆信給劉仁靜。

　　托洛茨基對陳獨秀派還沒有瞭解他們接受托派思想的實際情況，他只憑劉仁靜的簡單的介紹，有些是錯誤介紹，如「民主專政」。故此，托洛茨基在信中說：「您說他們反對讓陳獨秀參加到他們隊伍中來。為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我們與他之間，在過去的歧見（1924-1927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間沒有事先鄭重考驗，不可能統一起來。無論如何，現在就搞左派統一，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與他們決裂，那是魯莽的。」您說陳獨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是站在拉狄克立場上的，並不與我們一致。「這個問題卻是根本的。現在與堅持『民主專政』的人搞統一，便是不可饒恕的輕率。」同時，托洛茨基指出：「在黨內工作是巨大意義的。如果有一個同志，他在1924-1927年期間犯了一些大錯誤，而現在，在事後，卻走到我們這邊來了，這是我們最可貴的收獲，因為他給我們帶來豐富經驗。」這個也可以說是托洛茨基對陳獨秀派的態度，所以後來當托洛茨基瞭解到陳獨秀派認識到在中國革命中執行了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的時候，托洛茨基就熱烈的歡迎陳獨秀派參加到托派的行列中來。

　　我們的話派於1929年11月15日寫信給托洛茨基，告訴托洛茨基，他們向陳獨秀派提出了三個加入我們的話派的條件：「一、公開宣佈斯大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的獨立小組織（不久前成立的人很少）。陳獨秀拒絕執行我們的要求繼續自己的獨立活動，因此，我們認為陳獨秀不曾脫離機會主義，我們決定像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反對他。」信中還提出「國民會議」的問題，這個問題早在莫斯科讀到托洛茨基寫的文件時，中國學生反對派大多數人反對「國民會議」口號，認為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口號，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

　　1929年12月22日，托洛茨基收到我們的話派來信，立即寫了《答中國反對派（我們的話）》的信。托洛茨基首先解釋「國民會議」口號的問題。「在你們的信中，提到關於政綱的兩個問題：立憲會議〔即國民會議〕與亞洲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第二個問題完全是一個新鮮的問題。這個問題，我以後寫專文來回答，關於立憲會議問題我簡單答覆如下：

　　「減弱了力量的而且又被迫在地下工作的中國共產黨底政治任務，不僅在動員工人而又須動員城市與鄉村的廣大的貧民群眾以反對資產階級底軍事獨裁。為了這個目的，立憲會議就是在目前條件之下的最簡單而又最自然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之下，必須進行百折不懈的鼓勵，並須與民主革命底其他口號聯繫起來；有如：土地歸貧農，8小時工作制，中國獨立，中國版圖內各民族底自決權。」

　　「鼓動須用宣傳來完成，至少要使無產階級底最先進分子明白：走向立憲會議的道路，只有經過對軍事獨裁的暴動，和經過民眾奪取政權。」

　　「工農得到了勝利的革命以後所組成的政府，必然只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政府，領導大多數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民眾在他後面。但我們必須明白地瞭解一般的革命前途（……）和當前政治口號的區別。所謂當前的政治口號，即我們從今日開始，要在這口號之下動員民眾，實際組織他們使他們反對軍事獨裁底制度。這個中心政治口號，就是立憲會議。」

　　「關於陳獨秀派底問題」，托洛茨基寫道：「我很知道它在革命幾年中的政策，即是斯大林、布哈林、馬丁諾夫底政策，實質上說即是右派門雪維克底政策。不過列爾士〔劉仁靜〕同志來信說，陳獨秀根據他本人的革命經驗已大大接近我們了。對於這，毋須說，我們只能表示歡迎的。可是你們的來信，絕對不同意列爾士同志的報導。你們甚至說，陳獨秀還沒有放棄斯大林底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聯合的政策。但是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讀過陳獨秀派任何綱領式的聲明書，所以沒有可能在此問題上發表意見。」托洛茨基對陳獨秀派持謹慎的態度，在沒有確實瞭解到陳獨秀派的政治意見之前，對陳獨秀派不作政治判斷。後來，托洛茨基讀到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後，完全改變了對陳獨秀的態度。

　　最後，托洛茨基在信中，列出15個問題，以作為判斷在中國問題上是否和我們在「原則上的一致」。這15個問題對中國各個托派意見的紛爭的解決和促進各派統一起到一定的作用。

　　這15個問題是：關於革命的第一時期的問題：(1)能不能因中國革命有反帝國主義性質，就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能起領導作用？(2)四個階級聯盟有沒有片刻是正確的？(3)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是允許的嗎？(4)為北伐的利益而妨害土地革命是允許的嗎？(5)1925到1927年廣大工農群眾發展的時候而拒絕蘇維埃的口號是允許的嗎？(6)斯大林關於「工農黨」的口號應用到中國，是否有片刻是對的？

　　關於革命第二時期的問題：(7)共產國際的決議說，國民黨左右派之摧殘工農運動，是「革命轉變到較高階段」底表現，是對的嗎？(8)在這種條件下共產國際提出武裝暴動的口號是對的嗎？(9)在工農的政治退潮之際，由共產國際所認可的賀龍、葉挺的遊擊戰爭，是對的嗎？(10)由共產國際的代表所組織的廣州暴動是對的嗎？

　　關於一般過去問題：(11)1924-1927年共產國際在中國方面對於反對派的攻擊是列寧主義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抑或是孟什維主義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12)1927年至1928年共產國際對於反對派的攻擊是布爾什維主義對於「取消派」的鬥爭，抑或是冒險主義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

　　關於將來的問題：(13)在目前反革命勝利的條件下，反對派深信要用民主口號，尤其是國民會議口號來動員群眾，是必需的嗎？還是此時只限於蘇維埃口號的抽象宣傳，像共產國際所決定的一樣呢？(14)「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否還含有革命的內容，或者恰恰相反，中國工農聯合的勝利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嗎？(15)一國社會主義底理論是否適用於中國，或者相反，中國革命能否得到勝利，能否徹底完成其任務，全看他是否成為世界革命的鎖鍊之一環？

　　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志書》之後的28日，劉仁靜發表題為《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說，陳獨秀推卸過去革命失敗的責任，「表面上承認錯誤，實際上反執之愈堅」，「假借反對派的招牌」，「實際上是舊貨貼上了新商標」，變成為「右派反對派」。他對革命失敗的教訓和今後革命性質與策略的意見，是與托派政綱完全不相容的，陳獨秀已墮落為一個失意的政客，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文章最後對當時存在的三個托派作出評價。陳獨秀派是右派反對派的路線。梁幹喬的我們的話派是「投降派路線」，而我們十月派乃是「左派反對派的路線」，就是說只有劉仁靜的十月派，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

　　1930年3月1日《我們的話》出版「反列爾士專刊」，批判劉仁靜等對總幹的攻擊是「謠言」，劉仁靜對國民會議存在幻想；同時又批判陳獨秀等81人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是文過飾非，把自己的錯誤說成是「盲從」；堅持二次革命論的觀點，提出「無產階級貧農專政」就是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不取消自己的小組織。陳獨秀派不承認我們的口號和策略，而劉仁靜承認我們的口號和策略卻曲解它。二者都是迷信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主義者」，必須與他們作無情的理論的鬥爭。

　　陳獨秀無產者派對劉仁靜的批評與攻擊，對我們的話派的指責，一直保持著沈默，不予作答也不反駁，而我們的話派與十月派所互相指責的問題大多與「國民會議」有關，「國民會議」口號一直困擾著反對派人們的思想，托洛茨基覺察到這個問題，遂寫了《論國民會議口號──致中國反對派》。

　　托洛茨基首先批評中國反對派對於民主主義的國民會議口號問題，「滲入了太多的玄學和甚至有點學院主義」。

　　對於國民會議是否能實現，誰實現它，和怎樣實現它的問題，托洛茨基回答說：「關於此點，只能做種種的假定」，例如，國民黨召集類似的國民會議，他們一定盡可能剝奪最受壓迫階級的選舉權，假使我們沒有力量代替它，即自己不能取得政權，則我們共產主義者「應當參加進去。我們路上的這一階段，無論如何不會削弱我們。恰恰相反，它會幫助我們集合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力量，和教育這個先鋒隊。甚至於在假國民會議以內，特別是在它以外，我們要繼續鼓動，要求更民主的議會。在有革命的群眾運動之時，我們要同時組織蘇維埃。」甚至有蘇維埃存在，也完全不能用做拒絕國民會議口號的理由，「因為蘇維埃的多數可以在（而且在起初的時候多半在）妥協派及中派政黨及組織之手。讓這些政黨在國民會議的公開舞臺上暴露自己，會於我們有利。這樣的方法可以使蘇維埃的多數快些和真正地過渡到我們這一邊。當爭取多數工作完成之時，我們即提出蘇維埃的政綱與國民會議的政綱對抗，把全國大多數的被壓迫的群眾集合於蘇維埃旗幟之周圍，這樣即可能在實際上而非在紙上，用革命的階級獨裁之機關──蘇維埃代替議會民主制度的國民會議。」「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種前途……即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群眾，依靠蘇維埃，在無論那種國民會議實現以前，就取得政權。但在這最近期間是無論如何大不可信的。因為首先要有極強固的集中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沒有這樣的黨，還有甚麼力量來統一你們這個龐大國家的革命群眾？……國民會議口號可以把各省分散的運動及暴動從政治上統一起來，且造成共產黨結合的基礎，而使共產黨成為無產階級及一切勞苦群眾的全國首領。因此，國民會議口號（根基於普選、直接、平等及無記名投票選舉法產生的），應該用全力提出來，應該為它進行勇敢與堅決的鬥爭。」

　　托洛茨基這樣詳盡的解釋「國民會議」口號問題，消除了反對派對「國民會議」口號的各種疑雲，亦消除了各個反對派因國民會議口號而產生的各種爭論。

　　托洛茨基在1930年2月間給劉仁靜的信中說及到陳獨秀派的問題。由於托洛茨基誤信劉仁靜所說的陳獨秀堅持「工農民主專政」，所以托洛茨基就說：「既然這一派繼續堅持『民主獨裁』的立場」，「那就沒有可談的了」，「那就談不到與他合併的問題，也不可能與他和解。」而對十月派和我們的話派，「在共同原則的一個切實可行的基礎上，非常希望你們能夠相互接近，甚至合併起來」。而對各派的爭論，托洛茨基表示，「在我收到所有必要的材料之前，我對此難題，不願作任何判斷。」

　　托洛茨基在1930年4月3日給劉仁靜的信中，再次敦促十月社和我們的話派合併。在信的末後，托洛茨基要劉仁靜把陳獨秀81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得盡可能完美與確切。」

　　十月社接到托洛茨基1930年2月及4月來信後，5月2日十月社召開會議，作出決議，認為我們與我們的話派在黨內黨外工作關係及國民會議等問題，與托氏完全一致。我已承認過去進行與陳獨秀派統一運動是錯誤的，而且事後在行動上更對陳獨秀派做過無情的批評。會議決定，寫信給我們的話派，要求我們的話派領導人亦能公開承認錯誤，解散「總幹」，籌備全國大會，實行統一。

　　我們的話派在接到托洛茨基來信亦作出決議，亦覆信十月社。指出托洛茨基的信說「關於陳獨秀派的估量，是我們的話派比較正確，並非劉仁靜。劉仁靜等已被開除出我們的話派。劉仁靜等只是個人和團體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兩個組織間的關係，要求作兩個組織間的統一完全是錯誤的。要劉仁靜等公開聲明承認錯誤，才能回到我們的話派中來。」

　　兩派糾纏在陳獨秀派問題爭論不休，只有當托洛茨基讀到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給予陳獨秀高度的評價，才消除了兩派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也使兩派停止了對陳獨秀派不正確的攻擊。

2. 托洛茨基促進中國反對派統一

　　陳獨秀派──無產者社，一直受到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的攻擊，他們都把無產者社看作老機會主義者，他們要參加到托派的行列是為了投機。兩派一致地要陳獨秀等人承認錯誤，並解散組織。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志書》以及陳獨秀等81人《我們的政治意見》，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仍然認為陳獨秀並沒有真正認錯。說陳獨秀的「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是「工農民主專政」，並非無產階級專政。

　　陳獨秀派對別人的攻擊，一直不作申辯或者反擊，他們知道，最重要的要托洛茨基理解他們。他們沒有托洛茨基的通訊地址。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與托洛茨基的通訊，托洛茨基的信件都沒有告訴陳獨秀派。特別是劉仁靜，把托洛茨基的信件作為「私有」。當陳獨秀派探知托洛茨基的通訊地址時，就立即把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翻譯成英文，寄去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於1930年8月22日收到了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托洛茨基讀到《告全黨同志書》非常高興，他於當日就寫信給劉仁靜。他對劉仁靜說：「我覺得這封信〔告全黨同志書〕是一個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獨秀同志採取了完全正確的立場。」陳獨秀提出的「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口號（列寧語），劉仁靜則把「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錯誤地理解為「工農民主專政」。陳獨秀在《告全黨同志書》中提出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而決不是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所以，托洛茨基說：「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獨秀同志採取了完全正確的立場。」

　　托洛茨基讚揚陳獨秀，寫道：「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佈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麼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革命〕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青人能夠而且應該從陳獨秀同志學習！」最後，托洛茨基要劉仁靜：「請你代我向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的《告全黨同志書》「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

　　也是在當天（22日），托洛茨基又寫信給我們的話派。寫道，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是一個精彩之致的政治文件。陳獨秀有豐富的政治經驗，這是為大多數反對派所欠缺的。你們可以反駁道：在他的經驗裡含有大量的錯誤。這一點無可爭辯。但是自己清楚懂得這些錯誤而又公然承認了它們；那末這個經驗便成了可貴的政治經驗了，它將幫助我們將來不致重犯這些錯誤。」

　　托洛茨基說，我讀了三個文件：一、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二、1930年1月劉仁靜等人的《告同志書》，三、你們對劉仁靜批評的來信。「我的一般結論是：沒有綱領上的分歧，也沒有戰略上的分歧。有之，只是一些細微的分歧，其中一部分帶有學院性質，一部分帶有策略性質。你們和劉仁靜卻把這些分歧的色彩極度誇大了。在所有三派之間，我根本看不出有分別存在的基礎。」

　　於是，托洛茨基肯定地確定：「統一是必然要實行的。它可以這樣的方式來實現：大家一起草擬一個短短的統一政綱，然後根據各派人數推派代表，召開統一大會。如果……草擬政綱時候你們遇到了困難，國際統一局會來幫助你們。這是唯一正確與可行的統一道路。」

　　托洛茨基批評我們的話派說：「你們在統一問題上的組織立場，我絕對不能同意。你們將統一問題歸結到這一點，別的二派先在你們面前承認錯誤，然後才能加入你們的組織。」這是斯大林機關的官僚作風。

　　托洛茨基批評我們的話派的，同時，也是批評十月社。

　　我們的話派一向以正統托派反對派自居，劉仁靜則以托洛茨基的代表姿態發表意見。這種情況對於消除各派的紛爭，以及進行各派統一都是不利的，也許托洛茨基預感到中國反對派會有這樣的情況。托洛茨基於1930年9月1日寫信給十月社，說道：「我只想把已經寫給別幾派的話，在這裡重覆一下。(1)國際反對派的立場是：不偏袒中國左派反對派中的某一派來反對別的任何一派。理由是：在我們所有材料中看不出有甚麼嚴重的意見分歧以致需要繼續分裂的。(2)有鑒於此，中國左派反對派沒有別一派能以國際左派的唯一代表者自居而攻擊其他的任何一派。(3)這對於陳獨秀同志一派亦然。」我收到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陳同志對各個基本問題所表示的意見是完全和我們一般立場相符合。明白了這點之後，我就無法瞭解為甚麼我們某一些中國同志仍把陳同志的一派稱為『右派』。同時，別的派別中，誰都不曾給我們提出任何文件來證明這個指責。(4)因此，我們覺得四個派別必須以共同信守的諸原則為基礎，誠誠懇懇地公然統一起來。……」

　　托洛茨基8月22日和9月1日連續發出三封給中國反對派的信，一再說明，四個派別無原則上的不同，陳獨秀派的各個基本問題的意見完全與我們的立場相一致的，各派應立即實行統一。托洛茨基的評判掃除了各派的紛爭，特別是對陳獨秀派的歧視。托洛茨基的三封信，對中國托派組織的統一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左派反對派臨時國際書記局發表《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系統地論述了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各個組織早日統一。

　　9月12日，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國際委員會發出《給中國陳獨秀派、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的信》。信中說，國際委員會已看過你們寄給委員會和托洛茨基個人的文件和書信。在你們各派中過去和現在所發生的爭論，我們看來「都是關於次要的問題」。「我們讀到陳獨秀給中共黨員的公開信都很高興」。這個公開信「不但可能並且絕對需要和其他兩派合併起來」。你們建立一個聯合委員會來起草政綱，由三派代表簽字，提交大會通過。54

3. 協議委員會

　　各派組織讀到托洛茨基催促各派統一的信，認識到各派有統一的基礎，有統一的必要。首先由無產者社主動與我們的話派、十月社、戰鬥社商議統一工作的進行。他們首先商定由各派派出代表二人組成協議委員會，由協議委員會來籌備召開統一大會的工作。

　　1930年10月19日成立協議委員會，無產者社代表為吳季嚴、馬玉夫；我們的話派代表先是史唐、區芳，區芳於12月間被捕，改派陳亦謀。十月社代表為王文元、宋逢春；戰鬥社代表為趙濟、來燕堂。

　　協議委員會的工作：（一）起草統一政綱，（二）籌備召開統一大會。召開統一大會的經費及會場均由無產者社負責。

　　王文元負責起草政綱。王文元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宣稱：「我們戰略的總路線是奪取政權」，「中國未來革命一開始便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一切未解決的民主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期附帶地完成」。「中國無產階級一定將中國革命化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政綱草案》同時對陳獨秀無產者社的「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要嚴厲地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

　　「中國未來革命一開始便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引起了各派的爭論。要批判「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則遭到無產者社的反對。

　　無產者社於11月12日發表《告各派全體同志的公開信》。提出，統一「必須建立於政治原則的完全一致與群眾的完全一致上面」，在策略上的不同意見也要分清誰是誰非。要求我們的話社、十月社、戰鬥社發表聲明，放棄過去批評陳獨秀時發表的錯誤意見為「機會主義」、「右派」等錯誤成見；要求我們的話派「總幹」檢討自身分裂及隨意開除人的「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傾向」等。

　　協議委員會於11月20日討論了無產者社的公開信，並作出《協議委員會對無產者來信的決議》，不同意對策略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之後再實行統一，堅持「同時進行政治討論與準備大會」。為了迅速召開大會以完成統一工作，就要提高協議委員會的職權。為此，就必須取消各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

　　各派對協議委員會的決議中的「同時進行政治討論與準備大會」是同意的，但對取消各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未能為各派（除十月社之外）所接受。

　　各派對無產者的公開信都有反應。首先，已不屬於任何一派的劉仁靜致函陳獨秀說：「過去我們之間的爭論，已由老托的來信解決，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與陳獨秀「已沒有重要的爭論」。過去的爭論有些是說法不同，甚至「完全是基於誤會」。他反對王文元的「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論斷。劉仁靜認為，中國革命要經過「俄國二月革命」那樣的民主階段的。

　　我們的話派於11月29日召開上海積極分子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認為「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立即免除組織成見，開誠布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同時區芳發表《談談統一問題》，承認過去反對陳獨秀派不良傾向的鬥爭有錯誤，採取了對敵人的方法。他提議，「犯了錯誤的同志應為了反對派的統一放棄自己的觀點」，「加速召開代表大會」。

　　12月20日，十月社對無產者社的公開信作出答覆，承認以前將策略上的不同解釋，誇大為原則上的不同，不承認無產者社是反對派是錯誤的。而對無產者社提出的「政治原則的完全一致與群眾的完全一致」才能統一的見解表示反對。現在就應該取消各派指導機關及各派的機關報。

　　王文元發表《關於政綱上的兩個爭論問題》，堅持「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觀點。對陳獨秀「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的口號仍認為是「含義模糊，沒有說出誰是領導者」。

　　那時，王文元是不理解「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二月革命後提出這個「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就是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口號。這個問題只是在托洛茨基來信作出解釋後，才得到解決。

　　托洛茨基於1931年1月8日，寫《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解答他們爭論性的問題：

　　（一）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起初就是錯誤。俄國反對派一開始就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二）「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相衝突，而只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陳獨秀等81人《我們的政治意見書》說得很清楚，無產階級領導貧農取得政權才能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我認為這樣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絕不能引起任何誤會。」
　　（三）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就是不斷革命論。革命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四）將「紅軍」與土匪混為一談，「是應該糾正的，革命的農民武裝隊，自然有遊民的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裡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該依靠在這個根基上的。」
　　（五）關於國民會議問題，提出了一些猜謎式的問題，國民會議能否實現？以何種形式而實現？國民會議和蘇維埃間有何關係？等等。在這些推論中含有不少的政治玄學原素。

　　第一、一種可能是資產階級迫不得已召集一種類乎國民會議。蔣介石也有可能召開議會。「無論對何種憲法議會的前途，我們都不應採取旁觀態度。我們將在我們口號之下，首先即在革命的和徹底（百分之百的）民主口號之下，參加鬥爭。如果革命的波浪未能一下沖走蔣介石及他的議會，那麼我們就要在暴露買辦議會制度之下的欺騙並推動我們自己任務的前進之下，參加這個議會。」
　　第二、另一種可能是革命民主運動達到這樣的規模，使蔣介石再也拿不住軍事機關，而共產黨人也還不能夠奪取政權。這個時期，將產生中國式兩重政權，新的「臨時政府」，國民黨和第三黨聯盟。這種政制不過是到無產階級專政去的一個階段。
　　第三、如因無產階級在民主口號之下（土地、國民會議和其他）團結貧農推翻了資產階級軍事專政，那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就必需召集國民會議；或是，在某些條件之下，可以將國民會議的召集拖延數月，以便在農村中實行廣大的鼓動，並保證國民會議中共產黨人能佔多數位置。
　　上述種種前途，不過是一些歷史的假定而已。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一般的趨向──到無產階級專政去──是早已明確了的。

　　（六）中國資本主義在最近時期有發展的可能。至於它能發展到何種程度，就不應該先天地瞎猜。「經濟的活躍無疑將延緩直接的革命前途；但同時也將革命前途準備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和新的勝利源泉。無論如何，將來是屬於我們的」。
　　（七）「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不要太延緩了統一的準備工作，因為不然，你們就會不知不覺地去製造一些人為的分歧意見。」
　　（八）左派反對派各國支部的經驗，都証明新的分歧意見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並不將統一和分裂拜物教化，一切都是受當時的條件、分歧意見的深淺、任務底性質等來決定的。
　　（九）蘇維埃並不是只有在暴動前夜才可組織的。蘇維埃的組織應該在群眾真正的活的運動已經要求這種組織的時候。起初的蘇維埃組織，就是罷工委員會。
　　（十）奧國三派反對派進行統一，有一年半之久，各派輪流地發明一些條件，務使統一失敗而後已。每一派寧可放棄國際反對派底思想和原則，而不願放棄各自小團體底權利。

　　「與奧國反對派相反，中國反對派不是在陰謀詭計小把戲底基礎上發生起來的，而是從那被機會主義領導機關所葬送的偉大的革命經驗基礎上發生出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使中國反對派負起特別的責任。這裡，我們大家希望中國反對派肅清了小團體底精神，並全身站起來去進行它所應負的任務。」

　　顯然，托洛茨基已經嗅到中國反對派有小團體的氣味，就拿奧國反對派來批評，以此來激勵中國反對派。

　　無疑，托洛茨基這封信對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又起到促進的作用，使幾個月來各派主要政治問題的爭論得到解決。政治意見得到一致，就是統一有了政治基礎。

　　協議委員幾個月來，由於各派政治問題的爭論無法取得政治意見一致，至使統一工作毫無進展。此外，還有組織問題。無產者社的彭述之和馬玉夫等人，主張以無產者社為中心團結其他三派，而協議委員會的無產者社代表吳季嚴是跟著他們走的。這個主張就違反了四個組織以平等地位進行統一的原則。馬玉夫、吳季嚴在協議委員會上提出了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進行統一的意見，當然是遭到其他三派代表的反對。馬玉夫、吳季嚴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在無產者社中央會議上匯報，所以，陳獨秀及其他人都不知道。1931年1月初，尹寬約陳獨秀於他的家裡見面，遂把協議委員會的情況告訴陳獨秀。陳獨秀才知道彭述之馬玉夫等人蒙蔽了他。陳獨秀是反對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進行統一的。於是，陳獨秀在無產者社中央會議上把問題提出來，他和彭述之爭吵起來。中央便分成兩派，陳獨秀和尹寬主張四派以平等地位協議進行統一，彭述之馬玉夫堅持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進行統一。辯論最後結果，陳獨秀和尹寬勝利了，於是作出決議，撤回馬玉夫和吳季嚴代表，改派陳獨秀和尹寬為代表出席協議委員會。同時，撤銷吳季嚴中央秘書職務，由何資深擔任中央秘書。55

　　無產者社在陳獨秀領導之下，大力推動統一工作的進行。

　　陳獨秀先後找我們的話派代表史唐、陳亦謀和十月社代表王文元談話。陳獨秀對王文元說，統一中國反對派是絕對必要的。如果不統一，不但三派無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青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社的老人多了。王文元聽了陳獨秀這番誠懇的談話，深受感動。「我深深認識到這個中國近代革命思想運動的巨人，對他發生崇高的敬意。」56

　　1931年1月20日，陳獨秀召開無產者社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討論托派國際臨時書記局的來信（《共產主義左派國際委員會給中國陳獨秀派，我們的話派、十月社的信》）。會議重新確定無產者社對統一工作的基本態度，並向其他三派發出《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認為過去各派對於左派反對派根本原則的解釋和目前政治問題的見解確實有不正確的意見，但不能因為這些作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們應取消『算舊帳』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認錯誤的辦法」，各派應迅速統一起來，以最簡捷了當的手續完成統一工作，立即開始作召集統一大會的準備，政治、組織、職工、農民等決議草案的起草委員會立即開始工作。

　　無產者社向各派提出的建議，很快就得到各派的接受。

　　陳獨秀為了統一無產者社關於四派統一工作的意見，以及消除馬玉夫在協議委員會提出「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進行統一」的不良影響，於2月5日召開無產者社常務委員會會議，討論並決定將上月執行委員會關於統一問題的決議，以常務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第六號通告：反對派統一問題》，給無產者社各支部。《通告》肯定了無產者社代表消除了別派提出的「要承認錯誤」和「統一大會前就取消各派組織和機關報」的做法。「我們無產者社當中，也有人在國際所指示的辦法以外提出枝節問題……要統一須以無產者為中心」，這是不對的。我們對綱領問題和大會名稱，必須認真討論，爭持到底，但不能把別派某些個人的不正當傾向誇大到整個組織的傾向，而採取消極的不合作的態度。該《通告》以一票（彭述之）反對，四票贊成通過。

　　陳獨秀為了表白自己對統一的態度，於1931年2月30日，在《無產者》上發表《對於統一運動的意見》。寫道，讀了托派國際和托洛茨基的來信，呼籲我們各派迅速進行統一，使我慚愧無地。我們還未能迅速統一起來，這就已經是罪惡了，「在今天若仍舊要搜索枯腸，發明一些言之成理的條件來阻礙統一，這是罪惡。」「我們為整個反對派運動負責就應該從大處著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我個人是徹頭徹尾的贊成國際意見的」，「我毫無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志做自己個人的群眾」，這是我所深惡痛絕的。

　　各派對陳獨秀致力於統一工作的誠懇態度，無不受到感動，統一工作得以迅速進行。

　　中國左派反對派能夠統一起來，除了托洛茨基的促進作用之外，陳獨秀推動各派統一的功績也是重大的。

　　果然，陳獨秀代表無產者社參加協議委員會，就是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解決問題。

　　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的「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問題爭論還沒有得到解決。托洛茨基的信也沒有明確的解答這個問題。陳獨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於1931年3月15日發表《中國將來革命發展的前途》。指出，與我們的話派，十月社的爭論，不是否認中國將來第三次革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一定論，而是引起將來革命的因素是甚麼，是否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否在最初階段還會經過民主時期，在甚麼時候走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等等。認為民主主義口號仍然是能夠引起第三次革命的因素。故此，將來革命高潮的最初階段中會有很短的民主時期和兩重政權之可能。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一開始，即應和完成民主任務同時，踏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劉仁靜結論說，中國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開始，而以社會主義終結。」我認為是對的。「決定革命性質的，不是引起革命開始的因素，也不在革命發展之最初階段是怎樣，也並不僅僅由於革命黨所採取的路線，而是實際鬥爭的發展達到那一階級的政權。革命中心的問題是政權問題，中國第三次革命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抑或民主專政的勝利，這是決定第三次革命性質的唯一關鍵。」倘使有人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本身，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奪取政權的革命暴動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陳獨秀作出這樣全面的正確的解釋，也就否定「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既然中國革命是以提出民主任務而開始的，那就不是「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社會主義性質的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中國革命「是以民主要求開始，而以社會主義終結」。

　　陳獨秀這樣全面地說明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使王文元的態度有所轉變。他於4月間發表《我們的不同意見》。認為陳獨秀《中國將來的革命發展前途》對革命性質的爭論劃定了是在革命的最初階段這個範圍。過去的爭論是文字的挑剔，是劉仁靜作俑。現在大家沒有甚麼不同意見了。只是「資產階級及其民主主義的態度與策略不同。」

　　陳獨秀參加協議委員會之後，情況大不相同了。理論的歧見，三言兩語就解決了。文件重新草擬。陳獨秀負責起草「政綱」和「土地綱領」，王文元起草「國民會議提綱」，陳亦謀起草「組織決議草案」，尹寬起草「職工運動決議草案」。各種文件在短期內就起草好了。並提出在協議委員會上通過了。第三次中國革命性質問題，陳獨秀在草案中，完全引用了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的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時就要最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57這樣，「綱領草案」就無異議地通過了。

　　王文元的「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理論根據，就是依據托洛茨基的：「一開始時就要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托洛茨基的「一開始時」是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並非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的「革命一開始」。王文元是誤解了托洛茨基的話。

　　協議委員會最後一個工作，就是確定各派參加統一大會的代表人數問題。會議首先決定，按各派人數比例派出代表，以30人派一代表為原則。問題就在於各派所有的實際人數上發生爭論。史唐誇大我們的話派人數有300多人。當時各派的人數大約是：無產者社約140多人；我們的話派約180多人；十月社約110多人；戰鬥社50人左右。經過多次協商，最後確定，各派的代表人數是：無產者社5人，我們的話派6人，十月社4人，戰鬥社2人。

4. 統一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成立

　　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大會於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上海大連灣路王芝槐家裡舉行。出席統一大會的代表17人，列席代表4人，代表483名成員。

　　出席大會的各派代表是：

　　無產者社：陳獨秀、鄭超麟、江尚師、王芝槐、彭述之（經核實人數，無產者社增加一名代表，彭述之後來參加大會）；

　　我們的話派：史唐、陳亦謀、樓國華（宋敬修代）、張九和二個香港工人；

　　十月社：王文元、羅漢、宋逢春、濮德治；

　　戰鬥社：趙濟、王平一。

　　列席代表：尹寬、羅世璠、蔣振東、來燕堂。

　　大會主席團：陳獨秀、鄭超麟、王文元、陳亦謀、王平一。陳獨秀為主席團主席，主持大會。

　　陳獨秀首先提議，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默哀三分鐘。

　　陳獨秀作《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的政治報告。《綱領》分五部份：（一）過渡時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二）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四）中國革命的前途；（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

　　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第三次革命，就是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革命。現今，中國革命處於上次革命早已結束，下次革命尚未到來的過渡時期。在這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明確地瞭解革命失敗的原因；正確地估計現時的形勢；團結無產階級先鋒中最堅決勇敢而能堅持的分子，在過渡時期要求的基礎上，重新與群眾發生聯繫，並且在各種社會生活中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中國革命。」

　　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1）中國共產黨被引導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斯大林把國民黨說成是四個階級聯盟、工農黨，隱蔽了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性質；因此，無產階級在革命的緊要關頭沒有自己的黨，更有甚者，「共產黨反變成資產階級欺騙工農的輔助工具」，「在世界革命運動史中從未有過類似的罪惡，此應由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靈魂──斯大林負其全責。」

　　故此，我們鄭重宣言：「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的政黨均不能加入別一階級的政黨或同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的和先決的條件。」

　　（2）資產階級反動的封建軍閥的衝突與外國帝國主義的衝突，比起他們與工人和貧農不可調和的衝突，在最後一分鐘永遠的退至不重要的地位。中國資產階級持以反對工農的，是有國際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為後援，他們比任何資產階級更迅速更殘忍的將階級鬥爭變成為國內戰爭，屠殺工農。

　　（3）我們說的無產階級應與小資產階級有革命聯盟，我們指的是城市與農村的被壓迫階級的貧民。共產國際所說的小資產階級，乃是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主要是知識分子，他們以民主政黨和團體的名義利用城市和農村的貧民，在緊急關頭就把他們出賣給大資產階級。

　　（4）蘇維埃是在革命高潮時期即應組織。共產國際斯大林在革命高潮時，卻妨害中國工農組織蘇維埃。在革命失敗時，卻企圖24小時內組織蘇維埃，這是冒險的行為，反使軍人更可肆無忌憚地屠殺英勇的廣州工人。

　　以上四條教訓，就是斯大林的共產國際領導中國革命的根本罪狀。

　　過渡時期我們的策略是：召集自由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普選產生的全權的國民會議。國民會議不是我們的目的，而是手段。我們的目的，並不在爭取議會制的和平發展，不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國，而是要走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

　　中國下次革命的勝利，必然要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政權一開始就要堅決的動搖和推翻城市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

　　中國反對派目前的任務是：（一）統一左派反對派，建立堅強集中的反對派小組。（二）盡量介紹國際反對派的理論，建立集中而堅強有力的政治理論的機關報。（三）在主要的工農區域之重要產業中，重新建立黨的核心──支部。（四）在革命的徹底的民主口號之下，重新與群眾發生聯繫，並在各個社會生活中，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革命。（五）與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集中組織發生經常的密切的聯繫。

　　大會通過托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表明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一派。

　　大會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左派反對派綱領》，陳亦謀起草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王文元起草的《國民會議問題提綱》，尹寬起草的《職工運動問題提綱》。陳獨秀起草的《土地問題決議案》交特別委員會討論決定。

　　5月3日大會選出全國執行委員會，由9人組成：陳獨秀、王文元、鄭超麟、陳亦謀、區芳58、宋逢春、濮德志、張九、彭述之。候補委員：史唐、宋敬修、尹寬、羅漢。

　　5月5日，舉行全國執行委員會會議。推選5人組成書記處：陳獨秀為書記，鄭超麟為宣傳部主任，陳亦謀為組織部主任，王文元為黨報主編，書記處秘書宋逢春。指派吳季嚴、嚴靈峰、趙濟3人為宣傳部幹事。

　　會議決定出版中央機關報《伊斯克拉（Iskra）》（後改寫為《火花》）。

　　會議決定合併上海的各派小組。上海分設滬東區委員會、閘北兼滬中區委員會、滬西區委員會和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區委員會。

　　在全國先後建立華北區委員會、華南區委員會、濟南區委員會。在山東、河南、廣西、福建、建立基層組織。

　　統一大會後，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寫信給國際書記處和托洛茨基，報告統一大會的經過。

　　統一大會後，向外公佈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政綱》。

三、統一代表大會後，托派組織遭到沉重破壞

　　統一後的托派組織，正在積極進行組織的合併和整頓，並開始展開工作的時候，突然受到沉重的破壞。

　　原無產者社的馬玉夫一向在上海做工運工作，拉了好幾個中共的工廠黨支部參加到托派來。在統一大會上馬玉夫未被選為中央委員，甚為不滿。1931年5月23日他向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並發表自首書，宣稱社會主義在中國「決無存在的餘地」，23日晚托派中央機關遂被國民黨破獲。

　　托派成員馬任之有一同鄉好友潘谷之，他的弟弟、女兒和女婿都是托派，經過馬任之介紹認識彭述之。潘谷之有一密友也是姓潘，為龍華司令部高級參謀，由於潘穀之與他談及彭述之，這個參謀未見過彭述之，但他對彭述之已有印象。在23日下午二時左右，當馬玉夫到龍華司令部告密時，聽取馬玉夫告密，除司令部部長外，還有二個高級參謀在座，姓潘的參謀為其中之一，他發現名單中有彭述之在內，他立即跑到馬任之家裡，適逢馬任之不在家，將近傍晚他再去馬家，他告訴馬任之說：「今天下午二時左右，有一個貌似工人的托派到龍華司令部告密，有一大批人，其中有彭述之。據告密者說，要去逮捕彭述之最好晚上十二點左右，白天，他時常在外面開會。彭的地址以及連租房子的假名都寫得清清楚楚。告密者並聲明，陳獨秀地址雖然不知道，但他經常到姓鄭〔鄭超麟〕的家裡去，只要有人在鄭家裡等待，一定可以捕到他的。現在也許還來得及通知彭，叫他和家人迅速離開住所。」

　　馬任之聽到這個緊急消息後，不敢直接到彭述之家裡去，急忙跑到陸沉的學校，想和陸沉商量如何去通知彭述之的辦法，適逢陳碧蘭在那裡，她立即趕回家，見到彭述之正在與謝德盤談話，她告訴彭述之，有人告密，名單中有我們。立即離家出走，陳碧蘭並囑謝德盤立即通知鄭超麟、何資深等人，叫他們於今晚離家。59

　　謝德盤沒有親自去鄭超麟家，而叫彭桂秋去鄭家，告訴鄭超麟有人向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今晚十點鐘來捕人，明天開大會停開。鄭超麟立刻去找住在附近的劉仁靜，告訴他有人告密，設法通知開大會的地方。鄭超麟在回家路上覺得不妥，又親自去開大會的地方。鄭告訴他們有人告密。鄭超麟當時只想到可能性，沒有想到必然性，因而沒有在當晚就逃走。「我告訴他們明天的會議不開了，但沒有要宋逢春連夜去滬西通知王凡西等人。這都是因為我臨大事不果斷的弱點。當時我沒有想到去通知何資深，……我想，既然特別叫我逃走，雖然已過了十點鐘，我也不可大意。」鄭超麟夫婦正準備離家時，龍華司令部偵察隊夥同提藍橋巡捕房的中外巡捕來到了。

　　大汽車把鄭超麟、劉靜貞、連同傭人送到提藍橋巡捕房。不久送來何資深、張以森（何資深妻）。不久，送來王芝槐夫妻和女兒、宋逢春和江常師、陳亦謀、王凡西、濮德治。（王凡西帶張特去開會，一入門張特被帶上手拷，王凡西衝向後門逃跑，巡捕去追王凡西，張特乘機從前門逃走了。）當他們解去龍華司令部看守所時，一個偵緝員對江常師說：「你們的事情，是馬玉夫幹的。」60

　　中央委員鄭超麟、王凡西、陳亦謀、何資深、宋逢春、濮德治以及樓國華、劉靜貞（鄭超麟妻子）、張以森、江常師、王芝槐及其妻子、女兒等13人被捕。

　　1931年11月間宣判，判處鄭超麟15年徒刑，何資深10年、陳亦謀、江常師、樓國華、王凡西各判6年，濮德治2年半，劉靜貞、張以森關押兩個月後釋放，王芝槐及其妻子、女兒被釋放。陳亦謀病死於獄中。

　　這次托派組織遭受到破壞，對托派影響極大。中央機關剛建立起來，各地組織還未整頓好，工作還未開展，就遭受到如此嚴重的打擊，中央機關癱瘓了。上海幾個工人支部是馬玉夫建立起來的，也紛紛瓦解了。意志不堅強的人，退出了托派。61由於被逮捕的及退出托派的人多是負責實際工作的人，不少支部失去了聯繫而瓦解，故此，離開托派的人估計會有百多人。

　　陳獨秀於1931年7月間，吸收蔣振東、尹寬、宋敬修和原來的中委彭述之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可是這個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剛組成不久，在8月間，尹寬、蔣振東、宋敬修（代表彭述之）參加滬西區委員會成立大會，與劉毅、金鴻圖、孫玉傑等人一起被捕，62新成立的中央機關再次遭受到破壞。

　　不久，陳獨秀、彭述之和羅漢組成三人的中央常務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