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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托派作出反日、反對國民黨
不抵抗日本侵略而攻打中國共產黨決議。
中國托派提出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反蔣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機關報《伊斯克拉ISKRA(火花)》,原定於統一大會後立即出版,第一期的稿件已審定了,準備出版,但是,由於鄭超麟、王文元等人被捕,《火花》拖延到1931年9月5日才能出版。陳獨秀成為《火花》的主編。中國托派通過《火花》向公眾表述托派的政綱、政治主張、時事評論和鬥爭號召。《火花》報的出版一直延續到1942年托派組織分裂時為止。(陳獨秀被捕後停頓了一個時期)

  在《火花》創刊號的第一期,發表陳獨秀寫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向中國人民宣告中國托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建立。《告民眾書》聲討國民黨統治以來的種種罪行。「中國人民不能再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受盡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蹂躪了!」號召「受資產階級政府壓迫的工人們,急需土地的農民們,一切受帝國主義蹂躪的民眾們,你們依靠自己的組織力量,依靠自己的武裝,宣告本年5月國民黨包辦的國民會議一切決議無效,實現最民主的全權的國民會議來領導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來解決土地問題,來實行8小時工作制,來裁判國民黨;解除一切軍閥的武裝,以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罷。」「否認國民黨的工會法,自由組織自己的工會」,「農民自動平均分配土地」,「反對國民黨屠殺農民及共產黨人」,「反對國民黨軍閥戰爭」,「一切被壓迫的民眾起來鬥爭奮鬥罷。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是堅決的站在你們當中的最前線和你們攜手奮鬥的,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是站在你們這一邊的,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奮鬥必然獲得最後的勝利。」

  1931年8月間,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侵佔了沈陽。張學良東北軍蔣介石8月16日電令,「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的「不抵抗」命令,日軍迅速的佔領遼寧、黑龍江、吉林三省。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蔣介石政府的浪潮。

  托派中央立即於9月24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洲告民眾書》(《火花》第二期,1931年10月出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號召「民眾自動武裝起來」!「立即自動的組織各地方國民會議預備會,領導反日鬥爭和準備普選的全國國民會議的召集!」「反對屠殺農民」,「反對對日本取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政府!」

  針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是建立在「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反動政策基礎上,是要首先消滅共產黨的力量。10月1日,陳獨秀在《火花》第四期上發表了《抗日救國與赤化》,評擊國民黨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主義」的政策是為了首先消滅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制止「赤化」。文章歌頌「赤化」:「我們敢斷言,赤化是全中國最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所樂為的;不樂為者只有少數的軍閥、資本家和地主而已」。「全世界已經只有兩大營壘:一面是赤化的蘇聯,各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民眾;一面是反赤的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中間勢力是不存在的。「專就此次抗日救國運動這一具體問題而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結合起來,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蘇聯及各國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眾援助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作出持久的殊死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一是服從反赤化的國民政府之統一指揮,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或求救於其他帝國主義,使中國不亡於日本即瓜分於列強。此外沒有第三條道路」。最後提出:實行8小時工作,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給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農民,召集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等「赤化綱領」。

  以上文件,表明了中國托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反對蔣介石政府「不抵抗主義」的嚴正立場,既然蔣介石政府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只有人民自動武裝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了。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領導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而國民黨對日本步步退讓,全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風起雲湧。托派在此形勢下出版了對外公開的刊物,陳獨秀主編的《熱潮》(1931年12月5日創刊),激勵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熱潮。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三省,威脅華北。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政策,喪權辱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要打倒國民黨政府。在「九一八」事件之後,國民黨各派軍閥、政系也乘機反蔣,國民黨政府發生了政治危機。1931年12年15日,蔣介石被迫下野,由汪精衛派系的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長。汪精衛的改組派政府並沒有改變國民黨政府的基本政策,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對人民的抗日要求進行鎮壓。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訴諸國際聯盟。國民黨政府代表在國聯提議將錦州劃歸「中立區」的賣國行為激起全國人民憤怒。1931年12月17日,各地學生代表雲集在南京示威抗議。北平托派學生多人參加了北平各校學生南下南京的抗議活動。國民黨派出大批員警鎮壓,在珍珠橋附近槍殺示威學生,造成震驚全國的「一二.一七」珍珠橋慘案,從而激發起人民反對國民黨運動的怒潮,群眾搗毀了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上海、北京、汕頭的國民黨市黨部、山西省黨部、陝西省黨部、浙江省黨部、江陰的縣黨部,群眾喊出「打倒國民黨」,「革命民眾組織自己的政府」,建立「民眾政權」的口號。

  托派對外刊物《熱潮》第四期是《「一二.一七」慘案專號》,發表了陳獨秀的《「一二.一七」與「三一八」》。憤怒聲討國民黨政府殘殺示威群眾的「珍珠橋慘案」事件,指出學生的血將宣告「政府死刑」。在《「一二.一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文章中,指出學生運動「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面來……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階段」。就是把學生的愛國運動與工人、農民、士兵結合起來,變成全民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運動,推翻國民黨政府,建立革命政府領導抗日鬥爭。

  托派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實行對日絕交,廢除一切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武裝全國人民;解除一切不服從國民會議者的武裝;沒收奸商親日派財產作軍費;全國工廠設立工廠委員會監督生產;實行8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貧農。63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喪權辱國的國民黨政府的浪潮,顯示了革命來臨的先兆。

  托派觀察到這樣的政治形勢:「目前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的統治已由動搖走向崩潰,民眾已經開始抬頭的時期」,「形成了無產階級進攻的客觀環境,反日的民族鬥爭已造成了武裝民眾的特殊機會」,「我們一秒鐘也不能放鬆抓住目前這一新階段的實際環境與機會,鼓動工人群眾起來為這些口號而鬥爭,以造成革命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常務委員會《對北方區問題的決議(1932年1月7日)》)64

  為了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必須把一切革命力量結合起來,於是,托派作出與共產黨合作的決定。

  193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發表《告全黨同志書》:「目前的反日運動,雖在表面上聲勢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的孤軍作戰,只有工人群眾很快的起來充實這一運動,領導這一運動,才能夠使這運動走上革命的道路」。「開始左傾的學生運動,已由反日走到反國民黨,各地國民黨黨部都受了相當打擊……」,然而實際上民眾的組織與鬥爭的運動還很微弱。我們(左派反對派)為挽救危機,向全黨同志提出如下的意見:(一)要蘇聯改變對滿洲事變的態度,尤其是共產國際應加緊號召全世界工人及共產黨,一致起來援助中國民眾反日運動;(二)中共中央對於現實的民族民主鬥爭迅速採取堅決勇敢的態度與積極政策;(三)中共中央應該要各級黨部集中全力於城市職工運動以推動工人群眾能夠很快的起來參加並領導反日反國民黨鬥爭;(四)中共中央在蘇區土地改革之外,還應該進行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五)中共中央應該命令蘇區的武裝力量儘可能的就近的有工人運動或反日運動的城市前進,和這些運動匯合起來;(六)「由黨員群眾要求中共中央對於所有工會運動中、罷工鬥爭中、學生運動中、反日運動中、國民會議鬥爭中、反國民黨鬥爭中、以致組織蘇維埃運動中,一切共產主義者之聯合行動,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與破壞,以便統一我們的力量向階級敵人進攻,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行動中都準備和全黨同志攜手前進」。65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發動進攻,企圖佔領中國政治經濟中心的上海。取得上海,就可以控制長江流域,就可以在中國中部打開一個缺口,從而佔領南京,佔領華南,佔領全中國。

  駐滬的十九路軍,違反蔣介石不抵抗命令,奮起抵抗日軍向華界的進攻。上海各界人民大力支援十九路軍抗敵。

  1932年2月10日,托派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政治決議案《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托派絕對擁護淞滬抗戰。「如果小資產階級黨派,甚至向左轉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我們可以和他們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民眾之最凶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錯誤,畢竟還是在群眾中有威信的黨,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袖的地位。」它應號召民眾自動建立全權的國民會議,來領導全國的反日鬥爭。我們的任務是:「組織及參加各地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義勇軍運動,使之堅決的舉起反日反國民黨的旗幟,並在正式軍隊做分化運動,使之脫離國民黨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國民黨義勇軍。」「用全力推動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致進攻的鬥爭。罷工運動一廣泛起來,便應組織工人蘇維埃,如果當地已有義勇軍或我們能夠影響的軍隊,更進而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為執行以上的任務……,要求我黨領導機關改變策略,召集緊急會議,以謀整個的黨策略上的統一。在未統一之前,力求在一切行動上的合作。」66

  托派提出與共產黨組織上的統一,共產黨對此並沒有作出回應。

  隨後,中央常務委員會的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簽署的《給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正式提出托派與共產黨合作抗日。此信交由施卜君夫人轉交中共中央,中共對此亦無答覆。

  不過,從中國共產黨出版物不斷地發表攻擊托派的文章來看,中共是不接受與托派合作抗日建議的。直至到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向中國國民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黨、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同盟……全體同胞們提議:「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67把托派也納入「抗日人民陣線」之中,也就是中共與托派合作抗日了;但過了兩三個月,中共卻猛烈抨擊「托派漢奸」。

  斯大林製造了《莫斯科審判案》,捏造托洛茨基是間諜、特務、法西斯德國走狗、暗殺犯等等罪名,一批一批地槍殺蘇共老布爾什維克。隨後,共產國際指示各國共產黨,「肅請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於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托派的態度就改變了。中國共產黨遵照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的指示掀起『反托運動』。在黨內製造「莫須有」的罪名,槍殺了一批被說是「托派」的共產黨員和幹部以及群眾;在黨外,捏造「托洛茨基指令中國托派不要阻止日本進攻」,製造「中國托派接受日本機關津貼」的事件,欲置中國托派於死地,打擊托派,孤立托派,使不明真相的群眾不敢接近托派。

  中國托派從建立統一的托派組織後,就接連不斷地遭受到裡裡外外,四面八方的攻擊與破壞。托派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無法貫徹執行。托派的聲音受到國民黨方面的封鎖,共產黨方面的抵制,難於達到群眾之中。群眾聽到的是國民黨、統治階級對托派的攻擊與汙衊,聽到的是共產黨對托派的攻擊與汙衊。托派的聲音,托派的真面目,群眾聽不到,看不見。

  中國托派的歷史是困難重重的歷史,是艱苦奮鬥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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