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3]

　　“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经济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也可能是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机体上的‘赘瘤’，然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可以叫做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式的经济，同时分化出少数‘大农’，使农民在几十年内受着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一地主一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在俄国经济史中，这两种演进形式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就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
　　“拿农奴制崩溃时代来说吧。当时地主同农民在改革的方法问题上进行过斗争。双方都主张创造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条件（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前者主张这种发展能最大限度地保存地主经济，保存地主的收入和地主的（盘剥性的）剥削手段。后者却要求这种发展在目前农业水平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民的福利，消灭地主的大地产，消灭一切农奴制的和盘剥性的剥削手段，扩大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制。不言而喻，同地主实行农民改革的结局相比，在后一种结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要广阔得多，迅速得多。只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极力描绘的那种讽刺画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农民在一八六一年被剥夺土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相反地，一事实可能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大大阻碍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阻碍生产力增长的盘剥性的（半农奴制）租佃制的保证，成为工役制经济（徭役制经济）的保证。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不是什么‘人民生产’或‘劳动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像我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争取美国式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反对普鲁士式资产阶级发展道路的斗争。”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用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那时，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路标》武断地说，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激烈地、典型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情绪’……‘别林斯基以后的我国政论历史，从对生活的理解程度来看，简直是噩梦一场。’………
　　“不错，不错。农奴反对农奴制度的情绪显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情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一八六一至一九口五年反对俄国生活制度中农奴制残余的历史，显然是‘噩梦一场。照我们那些聪明的、有教养的作者们看来，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也许与农奴的情绪无关吧我国的政论历史也许与农奴制压迫的残余所激起的人民群众的愤恨无关吧？”^[18]

　　“赫尔岑是属于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朗^[21]和阿拉克切也夫^[22]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暴徒，赌徒，闹集市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打手，刑吏，淫棍’以及痴心妄想的玛尼罗夫^[23]之流。‘但是在他们中，赫尔岑写道，也出现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24]，出现像罗穆洛和烈姆^[25]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洗净在刽子手和奴大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奴制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一八四四年写的《自然研究通信》的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26]

　　“一八四八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破产，他的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表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想的破产。”^[28]列宁从赫尔岑的复杂的内心矛盾中研究了他。一方面，“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29]另一方面，旧事物在他身上有着强烈的反应，给他的整个世界观留下了痕迹。“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一八四七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真是令人作呕。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30]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31]不过列宁立刻声明说，这些矛盾中的主导因素依然是赫尔岑的革命性。“可是，平心而论，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32]然后列宁从赫尔岑著作中引用许多光辉的字句来证实他这个论断，这些字句表现了赫尔岑对统治制度的憎恨、对卡维林型和屠格涅夫型的自由主义者的鄙薄。列宁愤慨地反对自由派攀附赫尔岑、称赞他的弱点而隐讳他的优点的意图，并在这篇鼓舞人心的论赫尔岑的文字的末尾，以圆熟的技巧和动人的笔力，绘出一幅从贵族革命初期到无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整个运动的图景：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一九O五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增长。”^[33]

　　“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像舍彼帖夫^[38]、司徒卢威、格烈迭斯库尔^[39]和伊兹哥也夫^[40]等等这样一些人物，这帮立宪民主党的家伙们，经常抓住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等人的片言只字来大做文章。涅克拉索夫本人是很软弱的，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但他是完全同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涅克拉索夫也正由于自己的软弱，向自由派弹了一些阿谀逢迎的调子，但他也因为自己犯的‘罪过’而深深痛恨自己，并且公开表示忏悔：

　　我没有用竖琴做过买卖，但有的时候，
　　由于执拗的厄运的威胁，
　　我的手在竖琴上弹出了
　　不正确的音响……

　　“不正确的音响’—涅克拉索夫自己就是这样说他对自由派的阿谀逢迎的罪过的。而谢德林是无情地嘲笑自由派、经常用迎合卑鄙’一语来咒骂他们。”^[41]

　　“米海洛夫斯基是代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并且发扬这种观点的主要人物之一。当时，俄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唯一严重的和广大的（不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群众，还在酣睡着；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和对他们的困苦状况寄予无限同情的人们，即所谓平民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学生、教师及其他知识分子代表—曾努力唤醒和启发酣睡的农民群众。
　　“米海洛夫斯基在有利于俄国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热烈地同情农民的受压迫的境遇，坚决地反对农奴制压迫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一贯在合法的、公开的报刊上表示（虽然是用暗示的方式）同情和尊敬最彻底最坚决的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进行活动的‘地下组织’，甚至还亲自直接帮助这种地下组织。”^[65]

　　关于收成、雇用工人等等的谈话，列文知道，通常都认为是一种很庸俗的事情……现在对于列文，却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了。‘在农奴制度下，或者在英国，这也许是不重要的。在这两种场合，条件本身已经是确定了的；可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时候，这些条件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就是俄国唯一重要的问题了。’列文这样想道。（《托尔斯泰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七页）

　　“真的，从俄国整个社会政治活动的迫切任务看来，这个在‘英’、德、美、法等国采取了极不相同的形式的制度，即资产阶级制度‘将怎样安排的问题，即使不是一八六一至一九五年这个时期（甚至现代）的“唯一重要的’问题，至少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样明确地、历史地、具体地提出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事情。他总是抽象地谈问题，他只容许‘永恒的’道德原则和永恒的宗教真理的观点，而没有认识到这个观点仅仅是旧的（‘翻了一个身’的）制度，即农奴制度、东方各民族的生活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82]

　　“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一切都微不足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微不足道’（《论生活的意义》第五二页）的信念，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一个‘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工作者等等。①
　　“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时代，整个旧制度已经翻了一个身而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安排’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安排’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安排这种制度，哪些社会力量能够除这个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托尔斯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这里反动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用的）但是决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83]

　　“在二十五年以前，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但是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有时实际上还能给某些居民阶层带来好处。然而在最近十年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们今天，当上述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后，当‘路标派^[84]的自觉的反动思想，狭隘的阶级意义和自私自利的阶级意义上的反动思想在自由资产阶级中间得到这样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甚至传染了一部分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造成了‘取消派’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候，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85]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俄罗斯母亲啊，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86]

　　“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他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托尔斯泰不但创造了可供群众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话迫而为自己建立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的艺术作品，而且还能用卓越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95]

　　“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是新的。他不曾说过一句那些早已在他以前站在劳动者方面的人在欧洲和俄国文学中所没有说过的话。但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特点和历史意义在于，他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和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遽转变托尔斯泰对现代制度的批判同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对这些制度的批判有所不同，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托尔斯泰把农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学说当中。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有这样充沛的感情，这样的热情，这样有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度获得了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饿死和城市‘底层’的流浪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托尔斯泰如此忠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情绪，甚至把他们的天真，他们对政治的漠视，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他们的对恶不抵抗’，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无力咒骂，都带到自己的学说中去了。千百万农民的抗议和他们的绝望，这就是溶合在托尔斯泰学说中的东西。”^[97]

　　“人们在读到这封充满了流行的庸俗偏见的信时，一定会感到沉痛。笔者有一次在喀普里岛同高尔基会晤时，曾经警告过他，并且责备过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高尔基用他无比和蔼的微笑和坦率的声明挡回了这种责难，他说：‘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所有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负不了多大责任的人。’要反驳这种话是不容易的。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而且还将作出很多贡献。
　　“但是，高尔基为什么要搞政治呢？”^[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