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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文艺学（补充）

卢那察尔斯基

1932年


　　〔说明〕摘自《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部分标点及外文有修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已收录本文的前六节[1]（人民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但缺少两节，故于此补充。
　　此外，本文注释中的《列宁选集》、《列宁全集》版本不详，无法核对。


七 列宁对文学问题的见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学趣味如何呢？关于列宁的许多回忆录中，关于这一点保存着属于列宁在流放中日常生活的有趣证词。比如，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阅读哲学书籍——黑格尔、康德、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书籍，就是（在很疲倦时）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书籍。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初出现在彼得堡而我只从传闻中知道他时，我听斯切潘·伊凡诺维奇·拉德琴柯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读严肃的书籍，生平没有读过一部长篇小说。我觉得奇怪了；然后，当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较接近时，关于这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起过，只是在西伯利亚我才知道，这一切纯粹是神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阅读，而且多次重读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总之很熟悉和爱好古典作家。后来，当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他向国家出版社提出的任务是：廉价的版本重印古典作家的作品。”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照相册里，除了亲属和旧的苦役犯的照片之外，有左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几张照片”。[2]

　　她在自己回忆录的另一个地方说道：“……后来在西伯利亚，我才知道伊里奇读过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并不比我少，像屠格涅夫的作品，他不但读过，而且读过几遍。我去西伯利亚的时候，随身携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它们和黑格尔的作品一起放在床边，到了晚上就拿来一遍又一遍地读。他最喜欢普希金的作品，但是他所重视的不仅是形式，例如，他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虽然它的形式纯朴，艺术性并不很高。当时我非常惊奇，他读得多么仔细，连小说中的许多细微的特点都注意到了。而且他还喜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整个风貌。他在西伯利亚时有本相片簿，里面有两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像片，其中一张伊里奇亲手写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卒年代。在伊里奇的相片簿里还有艾米尔·左拉以及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和皮萨列夫的照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很喜欢皮萨列夫的作品，并且读了很多。记得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他还有一本德文本的歌德的《浮士德》和一本海涅的诗选”[3]

　　列宁特别重视通过社会现象的典型的富有表现力的例子来对它们作艺术上压缩的描画的健康的社会现实主义。比如，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写道：“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剧院去过一次，看了《马车夫亨雪尔》[4]，后来他说他很喜欢这个戏。在慕尼黑的时候，伊里奇所喜欢的书中有格尔哈特的小说《Bei Mama》（《仅在妈妈那儿》）[5]和波列涅茨的《Buttnerbauer》（《农民》）。[6]可是内容丰富的象征主义通过艺术上的压缩，提高同一的社会现实，达到概括化的结晶，差不多可以说达到艺术上的抽象，这种象征主义对列宁也不是格格不入的。比如，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证实，列宁在失眠之夜读维尔哈伦的作品入了迷。[7]按我的意见，照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观察，伊里奇在碰上了用德语上演而且演得相当差的托尔斯泰的《活尸》后，“全神贯注而激动地观看了表演”，[8]这一事实也属于此。已经患病的列宁，当念到充满真正激情的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时，就特别满意，而当短篇小说中出现虚伪庸俗的伤感时，就对它们加以嘲笑。[9]

　　列宁常常非常成功地引证各种作家所说的话和所描写的形象，来作自己文章和演说的例证。他特别喜欢引证谢德林，也喜欢引证果戈理、冈察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波密洛夫斯基、[10]柯罗连科、契霍夫，甚至安德莱夫以至马雅可夫斯科。

　　列宁不欢喜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他一般地厌恶任何超现代的探索的过分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可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这首诗极其幽默地嘲笑了甚至很好的布尔什维克嗜好开会，引起了列宁愉快的情绪，并且为了自己政论的目的利用了这些尖锐的诗行。[11]无疑地，要是列宁有时间较仔细地了解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特别是最后几年他已经不在世时的创作，他就会大体上对这位在诗歌中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盟员，作出肯定的评价。

　　这里我们就列宁的叙述风格极度平易讲几句话，这种平易是与说服力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列宁对任何同工人的幼稚做法、用“花言巧语”来代替认真讨论问题，极其愤慨。[12]工人始终看到在列宁的文章和演说中，如一个工人所说的，伊里奇同他们“认真”地讲话。“……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13]

　　过了三年（1905年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重新回到他在《怎么办？》中所涉及的问题，他写道：“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必须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使全人类摆脱一切压迫而斗争的战士；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触动的代表们，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但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忘记了这种活动，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人常常忘记这一点，即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政治任务归结为教育学，同样（虽然另有原因）也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谁要想把这种‘教育学’当作一种特殊的口号，使它跟‘政治’对立起来，并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建立特殊的派别，用这种口号去号召群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谁就必定要堕落到从事蛊惑宣传的地步。”[14]这只是说明以前所说过的和决定伊里奇对通俗读物所提出的要求的话。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小册子《论列宁》的一节《逻辑的量》里描绘了列宁的实践中思想的深刻和说服力同通俗性相结合的非常清楚的特征。请看斯大林同志在那里写道：“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两个精彩的演说：论目前形势和论土地问题。可惜这两篇演说词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显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15]

　　列宁同克拉拉·蔡特金的谈话，对于说明列宁的文学、艺术和党的文艺政策观点，具有特殊的价值。还不说克拉拉·蔡特金同志是值得任何信任的目击者，笔者还可以提出以下的意见。笔者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在文化领域内工作数年，自然同伟大领袖就整个文化问题，特别是国民教育问题，以及艺术和文艺问题，有过几次广泛而深刻的谈话。笔者不容许自己来阐述这些谈话。列宁的威信是无与伦比的，用这种威信来阐明在隔了多年以后根据不是确切记载的回忆所作的这种叙述，偷偷地钻进来了某种主观的观点，这是犯罪行为。但是本文作者可以确信地说，下面引自克拉拉·蔡特金关于列宁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列宁关于这-问题的思想，与保存在笔者回忆中作为列宁的真正指导性的指示完全一致。请看克拉拉·蔡特金向我们的转述：“新的力量的觉醒，以及新兴力量想在苏俄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和文化的活动”，他说，“是好的，是很好的。新兴力量发展的猛烈的速度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我们应当赶上那几世纪来所失掉的东西，并且我们希望这样。混乱的激动，狂热地寻求新的口号，今天‘赞美’艺术和思想领域内的某些流派的口号，明天‘把它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切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正在解放那向来受压制的一切力量，把它们从深处推到生活的表面上来，有许多例子，我给你举一个。想想沙皇宫廷的风气和稀奇古怪的口味，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趣味和异想天开的癖好，对我们绘画、雕刻和建筑的发展所发生的影响吧。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解放了艺术家，使他们摆脱了这种非常庸碌的条件的压迫。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任何自认为艺术家的人，都有权利自由创作，按照不依赖于任何东西的自己的理想创作。”

　　列宁立即补充说：“但是，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不应当袖手旁观，听任混乱随意蔓延。我们应当完全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过程，并造成其结果。”[16]（这里及以后的着重号是我加的。阿·卢）

　　随后是列宁关于人类艺术稳定成就的思想，关于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审美时代的优秀成果的思想、关于现代颓废的资产阶级探索的思想的有趣的叙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到现在还有意见分歧。重要的是确定我们的领袖关于这一点想的是什么，在这方面感觉如何。我应当马上附带说明在艺术的具体问题，在趣味问题上，列宁是极其谦虚的。他对自己的任何意见通常都附带说明：“这里我完全不是专家”，或者“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很可能我弄错了。”同时我应当着重指出，我个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趣味怀着极大的信任，认为在他以极其谨慎和谦虚的态度发表意见的这些领域内，也像他的在这方面通常持同样立场的优秀学生一样，他的一些意见总是正确的。

　　列宁对蔡特金同志说：“我们是太过分的‘绘画中的颠覆者。’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我们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蔑视真正的美，摒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这里有很多艺术伪善，当然还有不自觉地崇拜流行于西方的艺术风尚。我们是优秀的革命家，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证明我们也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我倒有指出我自己是个‘野蛮人’的勇气。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什么‘派’的作品认为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愉快。”[17]

　　可是，也许最重要的是列宁对蔡特金同志谈的关于艺术的一般社会作用的那段话：“……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像我国这样以百万计的人口，艺术对其中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的劳苦群众中间……它必须使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当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的时候，难道我们要把精致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不言而喻，我不仅能够从本义上，而且也能从借喻的意义上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永远把工农放在眼前。为了他们，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学会计算。在艺术和文化的范围内也是如此。”[18]

　　我们还要引证一段蔡特金同志回忆录中的一段出色的地方，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宁根本不认为社会主义艺术限于似乎与群众的文化修养差相适应的某种原始的形式。我们中有人——我想不起是谁——谈起艺术和文化生活中某些特别触目的现象，认为是‘当时的条件’促成的。对此，列宁回答说：‘我知道得很清楚。许多人真诚地相信，当前的困难和危险是能用panem et circenses（“面包和游艺”）来克服的。面包，那是当然的！至于游艺，——好吧！我不反对。但不可忘记，游艺决不是一种真正伟大的艺术，不如说是一种比较有趣的娱乐罢了。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同罗马的流氓无产者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他们不是受国家供养的，却以自己的劳动支持着国家。他们“制造”了革命，保卫了革命事业，血流成河，作出了无数的牺牲。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游艺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因此，我们首先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它为文化创造土壤——当然是在面包问题解决的条件下。在这块土壤上，将成长起真正新兴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它必将创造出适合它内容的形式。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条道路上面临着解决非常重大而崇高的任务。他们既理解了和解决了那些任务，就会偿还自己欠无产阶级革命的债，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使他们摆脱《共产党宣言》中如此出色地说明的那种低下的生活条件而通向自由。’”[19]

　　这就是列宁给艺术学家和艺术家、文艺学家和作家的自豪而光辉的遗训。

八 列宁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文艺学家应当最仔细地研究列宁的所有遗产，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哲学体系、他的历史观、他的政治观点起，到直接的文艺主张为止。往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随便抛弃的意见，实际上对文艺学家来说包含着完整的行动纲领，标出了他的方法论道路上的里程碑，具有指示性的意义。

　　“……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做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主观主义的社会学者的议论似乎从‘个人’开始，其实是从下面这点开始的，就是把他认为合理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从而他就没有可能研究他们的实际的思想和感情）‘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些人身上，换句话说，‘是从空想开始的’……”[20]列宁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原理，应用于文学上，就是指出：眼前有“真实的个人”的文艺学家，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不应当从似乎作为起因的这种个人来开始自己的研究。他应当从社会关系开始，因为只有这种研究才为真正理解个人提供了钥匙。

　　列宁要求任何研究都是具体的，就是真正研究确实是客观的材料，然后应当借助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阐明和说明这种材料，同时认为任何研究，从而也包括文艺学的研究，必须放在广泛的科学的基础上。在我们文艺学家中间，特别是在皮里维尔泽夫的观点可悲地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可能碰到一些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文艺学应当光是依据社会科学本身的人。[21]他们对吸收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科学到这里来，持极其怀疑的态度，其实我们有列宁关于必须吸收所有这些知识部门作为辅助知识部门的直接指示。诚然，列宁是把这些知识部门作为“整个认识的历史”的来源来列举的。可是任何人都明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整个属于这种整个认识的历史。下面就是列宁的这些杰出的指示：[22]


　　列宁（继恩格斯和马克思之后）对直接把生物学的规律搬到社会关系研究领域的尝试，批评相当尖锐，这丝毫没有与这张意义重大的附加知识的单子相抵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扬弃”生物学，可是可悲的是有人不理解列宁本人仔细地解释过的这一黑格尔的用语：“扬弃就是结束，可是结束是在高度综合上保持。”[23]这就是说，生物学的因素在人的社会生活中不再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可是这并不是说可以完全无视人的机体（包括大脑和疾病等在内）的结构和机能。所有这一切获得新的性质，所有这一切为新的社会力量所深刻改变，可是并没有消失。认为可以完全忽视动物的美感萌芽或者小孩的感受力和创作的发展，或者语言的集体创作领域内还没有研究的丰富的宝藏的文艺学家，是狭隘的研究者，对这种研究者当然可以宽容对待，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我们工作的开端，可是在他这方面如果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虚构的纯洁性的范例之中是可笑的。

　　列宁给现代文艺学的遗教决不是学院式的。对他来说，艺术决不是目的本身，如我们从上面看到的，他向艺术提出了“统一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提高群众”（据克拉拉·蔡特金的回忆）的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最大的精力为这种战斗的、党的艺术而斗争。他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是这种斗争的最好的证明。这篇文章是属于第一次革命时期的（1905年）。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希望整顿党的政治书籍、党的政治文章、党的学术出版物等等。可是不言而喻，这篇文章的客观意义超出了这些范围，并且列宁的意见被很好地应用于那时的所有文艺书籍。列宁写道：“现在文学应当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方都是有缺陷的。”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方大叫大嚷，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降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者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24]

　　列宁一方面划清同“半亚洲式的”过去俄国文学的界限，同时立即划了一条不容许我们走同样污秽的西欧资产阶级文学道路的明显的界线。他用下面这几行光辉的文字来谈这个问题：“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琦污了的文学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我们远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商业性的资产阶级文学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这个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是指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是指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者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情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想使文学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呀！你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呀！你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呀！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25]

　　关于这一点，列宁对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文学作了愤怒、鲜明、按其形式来说是完善的、可以说是经典的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读者和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顿拳养的一种假面具（或者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26]

　　尽管这篇文章写就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多，它到现在丝毫没有丧失极其深刻的意义。而且为社会主义改造世界事业服务的文学的党性的基本原则，在现时也像在文章中展开的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极其猛烈的批判以及对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未来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热烈的说明一样，同样是现实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关于党的文学政策问题包含着指导性的指示，它再次证明：列宁对在他逝世以后特别广泛地展开的那些紧要的文学争论，他的参与会多么重大。

　　党追随于列宁之后，并且以无可怀疑的忠诚发展着他的原理，并且把它们应用于生活。在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决议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的许多权威性的主张中，我们拥有建设文艺学的最丰富的补充资料，深刻的列宁性质的资料，虽然这种资料在形式上是超出本文的任务之外的。在文学问题上表现出深刻的列宁式的敏感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保证我们的文艺学及文学本身最大限度的健康发展。这里面临着极其重大而复杂的工作，因为如果必须严格地谴责任何一个认为我们的武辑库中没有我们文艺学工作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准则的人的话，那么因循守旧、力图固步自封，在创作工作中缺少勇气，极度害怕不经意的错误，以致丧失前进机会。也应当认为是极大的谬误，甚至是耻辱。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学现在正处在迅猛地发展的阶段。它在反对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体系的斗争中，以及在其实证的研究工作中，列宁的遗产是最重要的罗盘。用不着说，我们这里指的是它所包括的所有一切列宁遗产，从哲学笔记和历史研究著作开始，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或文学问题的主张为止；这些主张往往含有对应当作为专门研究基础的那些现象的卓越的评价。列宁的全部遗产所特有的战斗的党性的精神，这个遗产所固有的政治上的锐利，同哲学上的深刻性、历史的具体性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然要产生、而且已经产生、将来还要产生丰富的成果。社会主义建设在伟大领袖过早悲痛地逝世以后，党也继续以他的精神、以越来越令人神往的速度展开，正是在这种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气氛中，列宁的理论遗产成为现代文学实践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向导。



[1]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unacharsky/mia-chinese-lunacharsky-1932.htm

[2] 参见《弗·伊·列宁论文学和艺术》，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20页。——俄文版编者注

[3]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0-71页。——译者注

[4] 是德国自然主义戏剧家格·霍普特曼（Hauptmann Gerhart，1862-1946）的作品。——译者注

[5] 格尔哈特——其人及生卒等均不可考，疑系指霍普特曼。——译者注

[6] 波列涅茨（Wilhelm von Polenz，1861-1903）——德国作家，受自然主义影响，乡土艺术先驱者。——译者注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1页。——译者注

[7] 维尔哈伦（Verhaeren, Émile，1855-1916）——比利时诗人，创办象征派机关刊《青年比利时》（La Jeune Belgique），但他的有些诗集是写实的。——译者注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3页。——译者注

[8]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3页。——译者注

[9]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译者注

[10] 波密洛夫斯基（Помяло́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1835-1863）——俄国作家。——译者注

[1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4页。——译者注

[12] 《列宁选集》第1卷第341页。——译者注

[13] 《列宁选集》第1卷第340-341页。——译者注

[14] 《列宁全集》第8卷第423页。——译者注

[15]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0页。——译者注

[16] 参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译者注

[17] 参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译者注

[18] 参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译者注

[19] 参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译者注

[20] 《列宁全集》第1卷第384页。——译者注

[21] 瓦·费·皮里维尔泽夫当时认为，作家的阶级属性及由此而来的他的“阶级心理”构成了和彻底解决了他的创作的内容，因此作家只有在描写自己阶级的人的地方，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所有其他一切都是“改装过的形象”，或者“多相的”形象，就是说被作者的“阶级心理”歪曲了的形象。照皮里维尔泽夫看来，艺术创作的这个“实质”完全决定了艺术形式，一直到最微小的细节为止。
　　皮里维尔泽夫的观点完全忽视了反映论，是应用于文学和艺术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变种。——俄文版编者注

[22]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页。排列系按照本书，与《全集》比较略有变动。——译者注

[23]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8-109页。那里列宁的原文是：“扬弃=结束=保持（同时保存）”。——译者注

[24] 《列宁选集》第1卷第647-648页。——译者注

[25] 《列宁选集》第1卷第648-649页。——译者注

[26] 《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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