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刊印于伊·伊·列别杰夫（1859—1949）的《艺人。为工农剧院编写的剧本集》一九二七年版，原名《祝词》，以庆祝列别杰夫文学活动五十周年；后经作者略加修改，作为《伊·列别杰夫选集》一九三〇年版代序。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二卷所收的本文修订版。

　　“是的，我坦白承认：莫斯科的生活使我难受。我巴不得忽然之间冲出这个‘漩涡'，飞到那里去——飞向那广阔的天地、那田野和森林、歪歪斜斜的小木房和香喷喷的畜粪堆、头发蓬乱晒得黑黑的孩子，——在那里，我一向身心健旺，生活轻快，工作也轻快。
　　“我不理解的就是，”列别杰夫同志继续说，“现在叫我内心苦恼的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今天的‘民粹派分子'、新的农民作家或者以此自命的人，要迫不及待地逃出农村，竭力把自己安輟在莫斯科或其他的大中心？
　　“况且这是发生在我们的时代，这时整个农民生活正在重新改组，在旧生活方式的残骸废墟上兴建起一座座标志人民富裕和幸福的和平住宅，滚热的温泉和包治百病的‘神水'的丰盛源泉已经哗哗地沸腾起来，^[1]焕然一新的农村在向我们招手和呼唤，苏维埃知识分子（首先当然是作家）受到邀请，并且应该面向农村。当这样的时代，离开农村或者不回到农村，——对于一个农民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来说，是不可原谅的，甚至是犯罪的。
　　“因为这样的时代，这样热气腾腾和吸引人心的活动，这样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不仅我们，也许连我倡身后的整整几代人都盼不到哩。
　　“我们以了解和热爱农村为夸耀，可是我们自己却离开了它，背弃了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知道，通向农村的道路是自由而宽阔的，农村本身正在象亲妈一样向我们呼唤和等待我们啊。”

　　“伊·列别杰夫的剧本《饿汉与饱汉》真是一篇出色的东西。列别杰夫同志在其中立论，有几分象是托尔斯泰（《教育的果实》）的学生，又有几分象高尔基（《太阳的孩子们》）的学生。剧本在思想上并不新。它只是把落后饥饿的农村当一方，出身寄生阶级的见识浅薄的文化传播者当另一方，两相对照；列别杰夫自然无意借他们来谴责真正的文化，——在阅读他的剧本时，谁都不会产生这个误解；要说列别杰夫同志妖言惑众，想消灭知识分子，那也是无稽之谈。不，——我们面前只有表现得最典型的两个世界的鲜明对照。列别杰夫也没有将农民写成革命家或一种特殊性格，他如实地描写了农村，并用那脱离群众、不劳而获的人们的文化的总格调来同它对比，这个格调全然是革命以前时期俄国知识分子所固有，其实质至今还存留在他们身上，非向它作斗争不可的。
　　“从艺术形式方面看，列别杰夫同志的剧本很出色。农民典型写得再好不过；他们说着活龙活现的乡间俚语，从中迸射着真纯的自发的才气。这些落后可是诚挚的人立刻以其全部表现赢得了你的好感：红光满面的农妇，凡事审慎的农夫，乡下说俏皮话的好手，嗜酒的歌唱家，装疯卖傻的基督教徒。知识分子的形象也许不那么成功，但是清谈、空虚、猥琐、特别是远远脱离群众及其实际需要，却刻划得很准确。
　　“这里实际上没有什么戏，有的只是一系列表明这两个世界互相接触的场面，可是场面十分生动，读来固然吸引人，上演时将更加吸引人。
　　“这个剧本不能称为精确意义上的革命剧本，但就它为人民疾苦而波然落泪和就它的愤怒的讽刺来说，却完全是属于人民的、崇高的。请注意，这种悲郁和这种讽刺的鞭挞已被幽默所冲淡，虽然幽默赋予了全剧以主要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