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

卢那察尔斯基

1926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米哈依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生于1826年，卒于1889年。我们现在来纪念这位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讽刺作家诞生一百周年。

　　不错，谢德林完全是属于他的民族和他那个时代的作家，不但外国人很难理解他，即使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加注说明。当然，一个过于具体地配合自己的时代和环境写作的人，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可能再也引不起人家多大的兴趣，可是另一方面，席勒说得也对：“一个忠于自己的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

　　谢德林当然是不朽的。他的作品里叫人一看就明白的东西（这样的篇页很多），它的价值也一看就能认清，至于那些包含在寓言的外壳中或者与我们遗忘了的事实有关的东西，也可以用严谨细心的注解来补救，流传给后代。

　　我们可敬的老同志米·奥尔明斯基，^[2]很久以来一心想编写一部谢德林字典。他在这方面恐怕已经完成很大一部分工作了。这样的字典一定很快就为人们所需要，因为我相信，谢德林很快就会变成我国青年所喜爱的作家之一。

　　谢德林的一般意义，在于他真正是一位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他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保证了他能占有这一席地位。

　　讽刺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个提法：嘲笑邪恶是否可能呢？邪恶本来应该首先激起人们去铲除它的愿望。如果不能铲除，它必定引起恐惧。如果这邪恶的势力很大，充满了整个生活，那么对邪恶的畏惧必定会达到绝望的地步。

　　谢德林被沙皇制度和相应的能会这可怕的邪恶团团围住，他不但无力除邪去恶，甚至也无力稍稍削弱它。而且他也看不出周围有什么力量能有把握向它斗争。他当然要恐惧，当然近乎绝望了。

　　可是问题在于：在精神和道德方面，谢德林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俄国人民先进力量，大大超过了官场与国家的统治力量。他们超过它那样远，简直可以鄙视它。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肉体力量，谢德林虽然屈居于邪恶这座狰狞的偶像之下，孤立无援，但是作为一种道德和精神力量，他却把这座偶像看作毫无真正的存在价值的东西，看作那么笨拙、那么愚蠢、那么迟钝、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只能引起他的轻蔑。

　　谢德林当然认为，对政府、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的理论与实践，根本不值得采取严肃的态度：对这种可怜的蠢才既不能爱，也不能怒。对他们只能嘲笑，如果他们不怎么可怕的话。如果他们没有窒息人民及其思想、良心、生活，大可以用幽默态度去对待他们，正如一个比自己所描写的现象站得更高的作家，在他想给这个现象以适当的评价时所常用的态度一样。而当时的情况却是：虽然这个“猪嘴”假面跳舞会是滑稽可笑的，换句话说，从思想上看是不值一顾的，这些嘴脸同时却又是一种极大的感慨力量。结果便使人发出了充满轻蔑的、往往几乎变成了幽默的笑，胜利的笑，鄙薄的笑，在思想感情方面已经战胜与摧毁被嘲笑的梦魔的笑，同时却是歇斯底里的含泪的笑，表示愤怒、夹杂着无力的喘息的笑，以内心的胜利为荣耀、从头至尾贯穿着仇恨的笑，由于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的无力，他的仇恨是更深了。

　　只有当讽刺作家自己被某个理想照耀着的时候，伟大的讽刺文学才会产生，这个理想也许并不十分明确，然而是确实活在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心中的。谢德林有这种理想。

　　如果这个理想不能实现，伟大的讽刺文学才会成长起来。谢德林的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妨碍人侧向理想前进的力量在文化方面比讽刺作家低得多，伟大的讽刺文学才会产生。谢德林的情形也是这样。

　　如果被指责、被嘲笑的力量实际上成了胜利者，因此在人们心里进一步激起了愤怒和仇恨的浪潮，那么伟大的讽刺文学才会产生。谢德林的情形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附带的情况，表面上颇为意外地促进了我们的伟大讽刺作家的成长。那是审查制度。因为不能公开嘲笑，不能直言不讳，必须给自己的思想戴上假面具。而戴上假面具的思想便是最高的艺术形式之一。正由于谢德林能够给他对俄国社会的极其细致锐利的分析巧妙地戴上一付滑稽的假面具，他才能逃脱审查制度的迫害，成为讽刺艺术形式的高手。

　　以出身而论，米哈依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是一个中等地主。可是令人痛苦的地主家庭制度，常常使专制的父亲（例如涅克拉索夫的父亲）或暴虐的母亲（例如屠格涅夫的母亲）所不喜欢的儿子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因此与其说他们接近主人，倒不如说接近奴隶。谢德林的母亲是个恶劣的女人，他甘愿在波谢洪尼耶往昔中无情地描写过她。有一次小米沙-萨尔蒂科夫得到一本福音书，^[3]这个天禀优异的孩子完全疯狂了。因为他听说这是圣书，代表着上帝的儿子的意旨，因为人人都装出一付姿态，仿佛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说是法律。米沙却首先在那里读到了关于博爱、平等和友好的词句，他的天真的眼睛，不胜惊惶地发现这个“法律”恰恰同现实相反。他立刻懂得了什么是伪善，当时他已开始感觉到他所渴望的真理和现存事物中间横着一道鸿沟，这种感觉足足支配了他一生。当然，他所渴望的真理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的纲领、还不十分明确的纲领。那个时代人们的理想主义跟法国革命先驱的理想主义之间有许多共同点。现实则是暂时还算稳固的农奴制度。

　　萨尔蒂科夫在亚历山大高等法政学校念过书。^[4]这所学校有一种年年选举本届毕业生中的“普希金”的惯例。该校第十三届毕业生选出的“普希金”是米沙·萨尔蒂科夫。虽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作品没有流传到我们今天，可是当时他在一般同学中间显然已大放异彩了。

　　青年萨尔蒂科夫一开始便站在社会的最左翼。他在彼得拉谢夫斯基派案件中受到株连；他的初期作品大大触怒了官府，他被流放了。那时候，萨尔蒂科夫喜欢的作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西蒙、傅利叶，特别是乔治·桑。萨尔蒂科夫向往的正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甚至也不是政治革命。他写道：“政治革新触动不了根基，却从表面滑了过去，它只能对人民群众发生微弱的影响，说不会改变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任何一个特点，也不会为他们增进福利。”

　　相反地，谢德林认为社会改革、财产关系的改变才是主要的事。不过他当时被囚在沙皇的监狱中，正在紧张地保护本身的自由，因此认为个人自由非常珍贵，在有些地方表达了他的忧虑，唯恐社会主义使国家的权力太大，唯恐它滑到阿拉克切耶夫主义的道路上去。^[5]但是毫无疑义，谢德林终其一生，一直是接近社会主义而远离自由主义的。

　　他自己这样确定了他的斗争目标：“反对专横、伪善、谎言、掠夺、变节和空想。”

　　有一段时期，他以贵族身份在几个省份里获得过较高的职位（担任过副省长），认为在官场也可以多少做些好事，可是后来他就完全同官僚们断绝关系，变成纯的文学家了。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第一部名著《外省散记》使社会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如果说皮沙烈夫没有能够认清它的价值，只是称之为“温厚而隽永的幽默”的话，那么眼光更远大锐利得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这样评论谢德林道：“《外省散记》完全无意暴露昏乱的官吏，而是用艺术手法真实地描绘出了一个环境，讽刺作家所抨击的种种关系在那里不但是可能的，甚至还是必不可免的。谁也……没有用更沉痛的词句谴责过我们的社会弊端，谁也没有向我们更无情地揭露过我们的社会祸害。”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深刻的评语，证明谢德林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微妙的血缘关系。确实，谢德林凭着他的天才看出了一个真理：丑恶的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的必然。

　　谢德林面临过革命运动，^[6]甚至比它存在得更长久，因为他到1889年才逝世。最初他当然猛烈反对巴扎洛夫主义，而且一般地说，他对虚无主义没有好感，说那是轻举妄动。后来他重新作了估价，写道：“如果没有这轻举妄动，如果不是它使得社会对新的企求和需要感到真正的不安，社会便要停滞下来，好像一块荒芜的田地，只能产生牛蒡和麦郎。”^[7]

　　最近发表的谢德林书信提供出许多证据，证明了他对革命家的无比尊敬。我想举几个例子。先说他怎样叙述计划中的短篇小说《长发癣的人》的内容吧：“我想用插曲形式写一个短篇小说《长发癣的人》。影射车尔尼雪夫斯基或彼得拉谢夫斯基，反正一样。他呆在一所茅屋里，周围是冰天雪地，一群屈服了的十二月党人和彼得拉谢夫斯基分子乘车回家乡去，经过他的屋旁，他们打着口哨吹《天佑沙皇》，好像巴布林所唱的一样。^[8]大家对他说：太不像话啦，先生！我们的皇上这么仁慈，您还要怎么样？”如果问：这个人是在怨天尤人呢还是始终对一切侮辱漠然乱之，仍旧念念不忘在流放以前很久就已开始的老工作？我是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的。糟只糟在这件工作完全被一只魔笼锁闭起来了。于是这个本来不怕任何悲剧的人（虽然他很了解所有的悲剧），变得无力对付这个悲剧了。可是这无力表现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是表现在自杀上，只是表现在他的迂执态度上。除了从前的工作，他再也没有别的念头。想着它，他才能生活下去，他天天思念这件工作，天天写到它，而县警察局长却天天照上级的命令来制止他的活动。但是他对这一点也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利抱怨。他知道这是必不可免的。”^[9]

　　有一个早已湮没无闻的贵族作家索洛古勃，^[10]曾在巴登朗诵他的“反虚无主义者的喜剧”，他在那里碰到谢德林，于是发生了谢德林给安年科夫的信上所写的事：

　　“可是索洛古勃竟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卑鄙，什么不是卑鄙。喜剧的主角是个像东西的虚无主义者。您可以想象到，索洛古勃的大笔会写出什么来！我好像发作歇斯底里了。我不记得我对索洛古勃讲了些什么，但是据屠格涅夫说，我把他叫做无耻的家伙。首先，这个拙劣的圣像画家侮辱了我，他竟想用粗野的谩骂说明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次，我觉得他会把这篇喜剧念给像他自己一样的白痴们听，而且这些白痴（季玛谢夫、^[11]舒瓦洛夫之流）还会说：“Charmant！”^[12]因为他在巴登的巴拉廷斯卡雅—柯洛欣的圈子里念过，^[13]大概听见过“Charmant！”。可惜您没有看到他朗诵：他一面念，一面自己发笑，还不时望望大家。但是屠格涅夫这个讲究礼貌的人竟也微笑着说：唔，这个人物很有艺术天才！”^[14]

　　潘捷列耶夫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谢德林猛烈抨击剧作者以后，竟昏倒过去了。^[15]

　　革命运动越往前发展，谢德林对它也越关心和同情。例如他在一封信上简略地论及“五十人审判案”时，^[16]就流露着这种同情：

　　“而同时，我们这里的政治审判却在照样进行。前几天结了一案（您大概从报上知道了），结果是苦役和放逐，只有三个人无罪开释，可是连他们也立刻被遣回原籍去了。我没有去观审，据说被告们的发言很精辟，特别是一个农民阿列克塞耶夫和助产士巴尔季娜的发言。^[17]看来那完全不是什么化装玩笑剧的问题，像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所认为的那样。”^[18]

　　1868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终于和涅克拉索夫一同担任了《祖国纪事》的编辑。从此以后，他经常用讽刺笔法来写俄国生活的编年史。他极其鲜明地描绘了贵族阶级的分崩离析，塑造了顽固的省长们的难忘的讽刺形象：在《塔什干的老爷们》里面，他揭破了俄国统治阶级对殖民地的掠夺。

　　但是同时，谢德林又经常猛烈地反对自由主义者。地方自治会及其舍本逐末的做法，受到他极严厉的斥责。他说地方自治会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力量”。地方自治派的典型——《正言》中的普罗姆普托夫跳过：“我们不胡思乱想，不鼓吹主义，就是这样。”“我们的事儿是给人带来好处。因为我们是地方自治会。这是个伟大的字眼啊，先生，别看它表面上不怎么显眼。去年我们在彼列瓦大道的彼列瓦河上修了一座小桥，来年还要靠上帝帮助，在沃普里亚河上造一座大桥。”

　　1870年，俄国资产阶级显然壮大起来了。最初它是以“原始积累的英雄”姿态出现的。谢德林在拉祖瓦耶夫、柯路巴耶夫、杰鲁诺夫等人物身上，写出了绝妙的大富农形象。《蒙列波避难所》恐怕是在陆伯兴之前表现“樱桃园”的毁灭的一个最鲜明的形象。^[19]

　　对于农奴制度崩溃后出现的整个制度，谢德林作了这样的说明。“必须好好利用波谢洪尼耶人的汗，使它还像在农奴制时代一样流得多，同时却享有‘自由的波谢洪尼耶人的汗’这个美名。”

　　谢德林否定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的贵族，否定了官僚和知识分子，却也决没有把农民理想化，他看不到任何出路，预言必须先向资本主义学习，希望能有所获。“我以为必须再经历一个描写粗野的农民的时代，才能使人了解群众是处在多么不幸的境况中。”

　　谢德林本来有极严重的悲观主义情绪，到了1880年，这种情绪更加增长了，他在他的名著《现代牧歌》中用下面几句话说明那个时代道：“环顾左右，到处是纠纷，到处是争吵，谁也没法其正知道他在往何处去和为什么去……因此人人都以他个人的真理做借口。可是总有一天会宣布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大家都必须信奉的真理，到了那一天，全世界就要大放光明了。”

　　谢德林的天才的《寓言》完全是令人难忘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寓言》具有坚实的思想内容，写得很有趣，同时又在辛辣的讽刺中表现着悲剧，语言的完美更为它们增加了吸引力。难怪现代作家如杰米扬·别德内依，还有我们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都经常要从谢德林的作品中，主要是从他的寓言中，来撷取题词、形容语、引文、形象、术语和人名了。有时候在寓言里面，特别是在犹独式加·戈罗夫略夫和格路莫夫身上，^[20]谢德林所达到的高度概括的典型，恐怕比屠格涅夫笔下的著名典型更有意义。犹独式加和格路莫夫之类的人，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中都可能碰到。他们那些与整个阶级的、杜会的生活方式有关，只能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基本特点，值得我们加以深刻研究。

　　谢德林曾经起过重大的影响，对我们今天也应该起重大的影响。文学难得成为政治斗争中的这样一座有效的炮垒，虽然在谢德林时代，政治斗争是无望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谢德林才对文学充满了强烈的爱和强烈的信心。他在给儿子的信上说：“文学不会泯灭，永远不会泯灭。我们在周围看到的一切，到时侯就会一部分变成废墟，一部分化为粪土，只有文学能超乎腐朽法则之外，因为它不承认死亡。不管怎么样，它永远会留存在过去的文献、现在的文献和未来的文献中。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一个时刻，使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就在这个时刻，文学被取消了。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的时刻，将来也不会有。因为任何东西都不能像文学的概念那样符合永恒观念，任何东西都不能像它那样说明这个观念。

　　另一个共产主义的先驱，另一个于我们珍贵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他为列宁和列宁的党准备了道路的杜勃罗留波夫，在论及谢德林时写道：“当谢德林先生的名字为人民群众所熟知的时候，他们将永远怀着敬意和感激来呼唤它。”

　　我们现在应该运用一切力量，使这个伟大的名字尽可能更广泛深刻地为人们所知道。但愿百年诞辰纪念对这一点有所帮助。

　　现在我希望看过这篇短文的读者在自己面前摆一幅谢德林画像，画上有一个穿格子花呢农的长发老人向您凝视。请您把这付不平常的面貌玩味一下吧。当然，那时候谢德林正在病中，像他用可爱的打趣口吻说的，“百病俱全，花样繁多，”可是生理上的疾病不会使一付面孔流露出这种精神的痛苦来。

　　他的神情多么严峻，他的眼睛多么像一个法官！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可以感觉到他有一颗多么特别、多么坚强的真正的善心！有多少苦难在这付面孔上、在这付真正的英雄的面孔上刻下了皱纹！

　　我们要把这个名字列入全人类的真正英雄的名册，把这幅画像挂在我们工农俱乐部的墙壁上，并且至少要使谢德林的选集成为一切图书馆的藏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谢德林的作品在某些方面比较费解，可是他让我们感到很亲切。您不要以为这个穿格子花呢衣的病弱的老者，这个射出讽刺眼光的人，这个嘴上显露着哀愁的法官会向您作沉闷的、虽然也是带讽刺的说教，不，他是一个有着无穷的妙趣和辉煌的机智的人物，一个最大的“诙谐家”，一个笑的巨匠，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发笑，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

^[1] 本文基本上是1924至1925年间作者在斯维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讲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记录，后来经过删改，发表在1926年1月28日的《真理报》上。

^[2] 奥尔明斯基（М.С.Ольминский，1863-1933），老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作家。

^[3] 米沙是米哈依尔的爱称。

^[4] 即是普希金年轻时住过的皇村学校。

^[5] 阿拉克切耶夫（А.А.Аракчеев，1769-1834）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一个专制暴虐的军人。

^[6] 指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活动和七十年代革命民粹主义运动。

^[7] 后来由于“虚无主义者”皮沙列夫转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谢德林同他的关系也改变了。

^[8] 《天佑沙皇》是帝俄国歌。巴布林是屠格涅夫的《蒲宁与巴布林》的主角之一

^[9] 见1875年12月2日谢德林给安年科夫的信。

^[10] 索洛古勃（В.А.Соллогуб，1813-1882），中篇小说《旅行马车》等的作者。

^[11] 季玛谢夫（А.Е.Тимашев，1818-1893），特务头子，曾任第三厅厅长、内政部长。

^[12] 法语：好极啦。

^[13] 巴拉廷斯卡雅（А.Д.Баратынская，1889年卒），翻译家。
　　柯洛欣（И.П.Колошин），宫廷侍从，从俄国驻巴登公国代办。

^[14] 指索洛古勃喜剧中被丑化了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屠格涅夫因为礼貌关系称赞了这个人物，谢德林对此颇为不满。潘捷列耶夫（Л.Ф.Пантелеев，1840-1919），民粹派作家，大出版家。

^[15] 潘捷列耶夫（Л.Ф.Пантелеев，1840-1919），民粹派作家，大出版家

^[16] 指1877年3月15日谢德林从彼得堡写给住在国外的安年科夫的信。
　　指1877年沙皇政府对五十个民粹派革命家的审判。

^[17] 阿列克塞耶夫（П.А.Алексеев，1849-1891），俄国最早的工人革命家之一。他在这次受审时的一段发言，列宁称之为“俄国工人革命家的伟大预言”。
　　指屠格涅夫在处女地中对民粹派化装下乡宣传一事的嘲笑态度。

^[18] 巴尔季那（С.И.Бардина，1853-1883），民粹派宣传家。

^[19] 陆伯兴，契诃夫名剧《樱桃园》中的商人。

^[20] 格路莫夫，《现代牧歌》主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