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赫诺 -> 马赫诺运动史（1921）
第六章 马赫诺运动（续）；格里高利耶夫的叛乱；布尔什维克对古利艾波列的首次进攻
1919年5月12日，在古利艾波列的马赫诺总部收到下列电报：
“古利艾波列，呈交马赫诺老爹”
“叛徒格里高利耶夫把前线交给了敌人。他拒绝执行作战命令，调转了枪口。关键时刻到来了：你要么跟全俄罗斯的工农一起走，要么在实践中把前线开放给敌人。不能再犹豫了。立即发送有关你的部队部署的信息，发布一份针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公告，在哈尔科夫向我发送一份副本。没有回应将被视为宣战。我相信革命者的荣誉——你的，阿尔西诺夫的，瓦连金·尼科夫的，还有其他人的。”
“（签名）
加米涅夫。
第277号
革命军事督察，
洛比耶（Lob’ye）。” |
全体参谋立即召开会议，邀请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在认真考虑电报和它宣布的事件后，得出如下结论。在盖特曼倒台的前夕，前沙皇军官格里高利耶夫加入了彼得留拉分子的行列，并在其统治下指挥了许多起义军。当彼得留拉的军队由于阶级矛盾的影响而解体时，格里高利耶夫和他的军队加入了刚从俄罗斯中部赶来的布尔什维克。他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对抗彼得留拉分子，同时为他的军队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权和行动自由。他主要负责将赫尔松省从彼得留拉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他占领了敖德萨。随后，他和他的支队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前线。
格里高利耶夫的起义支队同马赫诺的起义者相比，在组织上，特别是在思想上，是落后的。在此期间，他们仍然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在总起义开始时，他们被灌输了革命精神，但他们不同于马赫诺主义者，无论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他们所处的农民环境中，都找不到劳动者的历史任务或生动的社会愿望。尽管他们最初有革命的动力，但他们的社会理想是犹豫不决和不确定的，因此他们接二连三地受到了彼得留拉、格里高利耶夫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
格里高利耶夫本人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彼得留拉分子的行列，后来又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这其中有很多冒险主义的成分。他首先是一个战士，人民起义运动的自发性为他提供了一个角色。他的性情异常多变；包括对受压迫农民的某种同情，威权主义，哥萨克头领的奢侈，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犹太主义。是什么诱使他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马赫诺主义的参谋们不知道。有许多迹象表明，布尔什维克自己激怒了他，目的是要解散他的独立起义支队，这些支队不像马赫诺主义者那样追求独立的革命目标，但其形式和内容仍然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无论如何，在马赫诺主义者看来，格里高利耶夫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似乎无关于革命精神或劳动人民，而是纯粹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因此不值得他们认真注意。在格里高利耶夫发表了他那充满了劳动人民民族仇恨观念的“通则”（呼吁）之后，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在马赫诺主义者看来，这场运动中唯一值得关注和同情的因素，是那些被格里高利耶夫误导而参与政治冒险的起义群众。
这是马赫诺主义者对格里高利耶夫运动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一观点，军队参谋首先开始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向前线发出以下命令：
“马里乌波尔。马赫诺军队的外勤人员。抄送各作战单位负责人，各团、营、连和排的所有指挥官。向全军所有被称为马赫诺老爹的部队宣读命令。抄送国防委员会特使加米涅夫。”
“必须采取最有力的措施保卫前线。革命前线的削弱是绝对不允许的。革命的荣誉和尊严要求我们忠于革命，忠于人民，格里高利耶夫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不能使我们前线的被削弱，否则白军会渗透前线以便重新奴役人民。只要我们没有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顿河白军，只要我们没有用自己的双手和武器保证赢得的自由，我们就仍然站在前线，继续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为权力和江湖骗子政客的阴谋而斗争。”
“旅指挥官，马赫诺老爹。”
“参谋成员（签名）。”
同时，参谋人员给加米涅夫回复了以下电报：
“哈尔科夫。国防委员会特使，加米涅夫。抄送马里乌波尔。外勤人员。”
“接到你和罗斯钦通知我们关于格里高利耶夫的情况的电报（除了L.加米涅夫的电报外，还收到了格罗斯曼·罗申
[1]（苏联无政府主义者）写给马赫诺的电报，提到了同一事件），立即下令坚决维持前线，不给向邓尼金和任何其他反革命团伙退后一步，履行我们对俄国和全世界工农的革命义务。但你们要知道，我和我的军队，仍然坚决地拥护工农革命，但不拥护你们的人民委员部和你们的特别委员会（契卡）所代表的压迫劳动人民的暴力制度。如果格里高利耶夫真的为了夺取政权而放弃了前线，调动了军队，那么这是一次罪恶的冒险，是对人民革命的背叛，我会广泛地宣传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关于格里高利耶夫或与他有关的运动的确切信息；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目的；因此，在我得到关于他的更清楚的信息之前，我暂时不发表反对他的声明。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我让大家知道，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支持格里高利耶夫或其他任何人夺取政权；和以前一样，我和我的起义者同志们将继续追查邓尼金团伙，同时尽最大努力，使解放区建立起农民和工人的自由联合网络，农民和工人本身就是一切权力的拥有者。就这些关系而言，契卡和人民委员部，都只是服务于建立一个政党专政的约束和暴力工具——把他们的暴力延伸到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媒体——它们会在我们身上找到充满活力的对手。”
“旅指挥官，马赫诺老爹。
参谋成员（签名）。
文化部主任，
阿尔西诺夫。” |
一个由参谋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并派往格里高利耶夫运动地区，以便在起义者面前揭穿他，并邀请他们在马赫诺运动的革命旗帜下应征入伍。与此同时，已经占领了亚历山德里亚、兹纳缅卡、伊丽莎白格勒的格里高利耶夫接近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这使驻地在哈尔科夫的共产党当局深感震惊。共产党人忧心忡忡地向古利艾波列地区望去。来自古利艾波列的每一个声音，来自马赫诺的每一封电报，都被苏维埃媒体热切地接收和印刷。当然，这些忧虑的基础除了苏维埃政府官员的无知外再无其他了，他们想象着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会突然转而反对他们，并与格里高利耶夫联手。马赫诺运动始终坚持原则立场，始终以社会革命的理想、无国籍劳动社会的理想为指导。因此，马赫诺运动不会仅仅因为它也反对布尔什维克，就与任何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联合起来。相反，像格里高利耶夫这种对劳动者的自由构成了威胁的运动，对马赫诺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而言都是敌人。事实上，在它的一生中，马赫诺运动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仅仅反布尔什维克的运动合作，但是以同样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反抗布尔什维克，就像反抗彼得留拉，格里高利耶夫，邓尼金，弗兰格尔一样，认为所有这些运动都是试图奴役和剥削劳动群众的独裁团体。马赫诺运动甚至拒绝了某些左翼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为共同对抗布尔什维克而取得的进步；这些进步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左翼革命党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实质上代表着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同的东西，即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民的国家主义统治。
格里高利耶夫本人在他叛乱时期，曾多次试图与马赫诺建立联系。但在他发给古利艾波列的所有电报中，只有一份到达，内容如下：“老爹！你为什么靠向共产党？打他们！——哥萨克头领，格里高利耶夫。” 这封电报显然没有得到答复，两三天后，参谋部和前线起义部队的代表明确谴责了格里高利耶夫，并发表了以下公告：
谁是格里高利耶夫？
劳动者同胞们！一年前，我们开始了一场不懈的斗争，反对奥地利-德国的入侵和盖特曼的统治，然后又开始反对彼得留拉和邓尼金，我们非常清楚这场斗争的方向，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在“劳动者的解放是劳动者自己的任务”的旗号下前进。这场斗争使我们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我们赶走了德国人，推翻了盖特曼，阻止了彼得留拉的小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并在我们的解放地区开始了创造性的工作。同时，我们不断地敦促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告诫他们，有无数的猛兽在跟踪他们，等待时机夺取政权，骑在人民头上。这种新的掠夺者哥萨克头领格里高利耶夫刚刚出现，他一边大喊人民的痛苦、负担和压迫，实际上却重建了掠夺人民劳动、增加人民痛苦、加强暴政和废除自由的蛮横暴虐的旧政权。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哥萨克头领格里高利耶夫。
格里高利耶夫是前沙皇军官。在乌克兰革命初期，他与彼得留拉一起对抗苏维埃政权，后来又站在苏维埃当局一边；现在，他转而反对苏维埃和整个革命。格里高利耶夫要说什么？在他通则的第一句话中，他说乌克兰是由那些钉死基督的人统治的，是那些来自“莫斯科底层”的人统治的。兄弟们，难道你们没有听到一个阴沉的呼吁，要求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吗？你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哥萨克头领格里高利耶夫想要把革命的乌克兰和革命的俄罗斯联合起来的兄弟般的联系给打破吗？格里高利耶夫谈到了长满老茧的双手，谈到了神圣的劳动者等等。但是今天谁不谈到神圣的劳动，谈到人民的福祉呢？即使是白军，在攻击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时，也宣称他们是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战。但我们知道，当他们掌握权力时会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幸福。
格里高利耶夫说，他反对政委，他正在为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而战。但在同一个“通则”里，他写道：“我，哥萨克头领格里高利耶夫……以下是我的命令——选好了你们的政委。”更进一步，宣布他反对流血，他在同一个“通则”中宣布，他呼吁普遍征兵，并发送信息给哈尔科夫和基辅，他在其中写道：“我要求执行我的命令，剩下的我会处理。”这是什么？人民的直接力量？沙皇尼古拉斯也认为他的权威是人民的力量。或者哥萨克头领格里高利耶夫相信他的命令不代表统治人民的权力，他的政委也不会是敌人，而是天使？兄弟！难道你没看到一帮冒险家左右横跳，扰乱了你的革命队伍，企图躲在你背后在你自己的帮助下奴役你吗？小心点！叛徒格里高利耶夫从内部重创了革命，同时又使资产阶级复活了。利用格里高利耶夫的大屠杀运动，彼得留拉和邓尼金已经试图从加利西亚和顿河突破我们的前线。如果乌克兰人民不立即停止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冒险，情况就会更糟。
农民、工人和起义者们！你们中的许多人会想，怎样看待那些为革命事业而忠诚战斗，但由于格里高利耶夫的背叛，如今加入他可耻的队伍的起义者。他们应该算反革命吗？不，这些同志是欺骗的受害者。我们相信，他们健康的革命意识会告诉他们，格里高利耶夫误导了他们，他们会抛弃他，重新加入革命的行列。
我们还应该指出，导致格里高利耶夫运动的原因有其根源，不仅在于格里高利耶夫本人，而主要在于最近一段时间困扰乌克兰的动乱。自从布尔什维克来到这里以后，他们党的专政就建立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的政党，各地都建立了国家机关，以统治革命人民。一切都必须服从他们的权威，在他们警惕的目光下进行。所有的反对，抗议，甚至是独立的行动都被他们的特别委员会扼杀了。此外，所有这些机构都是由远离劳动和革命的人组成的。换句话说，造成了劳动和革命人民处于在工人阶级以外的人的监视和统治下的情况，他们是倾向于对工人采取专横和暴力的人。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这种专政在群众中激起了对现存秩序的愤怒、抗议和仇恨。格里高利耶夫利用这种情况进行他的冒险。格里高利耶夫是革命的叛徒，是人民的敌人，但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同样是劳动者的敌人。这个党不负责任的专政在群众中激起了一种仇恨，格里高利耶夫今天从中受益，明天又有一个冒险家将从中受益。因此，在揭露格里高利耶夫背叛革命事业的同时，我们必须号召共产党为格里高利耶夫运动负责。
我们再次提醒劳动人民，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才能从压迫、苦难和暴力中解放出来。权力的改变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自由工农组织，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顶峰——彻底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人民的叛徒和敌人必须死亡和毁灭！打倒民族仇恨！打倒挑衅者！工农团结万岁！全民自由劳动公社万岁！
签署：
马赫诺老爹军分区参谋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马赫诺老爹、A.丘边科[2]、米哈廖夫·帕夫连科（Mikhalev-Pavlenko）、A.奥利霍维克（A. Ol’khovik）、I.M.丘奇科[3]、E.卡尔片科（E. Karpenko）、M. 普扎诺夫（M. Puzanov）、V. 沙罗夫斯基[4]、P. 阿尔西诺夫、B. 维雷杰利尼科夫（B. Veretel’nikov）。
加入者：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市工人、农民、赤卫队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安德留申科（Andryushchenko），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施波塔（Shpota），行政部长；加夫里洛夫[5]，委员；A.邦达里（A. Bondar’），市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委员。 |
这一宣言的大量副本被分发给农民和前线；它也被印在马赫诺主义起义者的主要出版物《自由之路》和无政府主义杂志《警钟》（Nabat）上。
格里高利耶夫的冒险一开始就走向末路了。它造成了几起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中发生在伊丽莎白格勒的一起非常广泛。结果，大批起义者很快抛弃了格里高利耶夫。农民们无法长期支持他，因为他们意识到他是多么肤浅。格里高利耶夫只保留了几千人；他们停滞在赫尔松省的亚历山大德里亚地区。然而，这次冒险在布尔什维克人中引起了极大的焦虑。但当他们了解到古利艾波列地区的态度后，他们就松了一口气，恢复了自信。苏维埃当局高声宣布，马赫诺已经谴责了格里高利耶夫的叛乱。苏维埃试图利用马赫诺主义者的态度，发动反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大规模宣传运动。马赫诺的名字经常被苏维埃媒体引用。他的电报不断被转载。他被誉为工农革命的真正卫士。他们甚至试图编造一个故事来吓唬格里高利耶夫，说他四面八方都被马赫诺的军队包围，他要么被囚禁，要么被彻底歼灭。
然而，所有这些对马赫诺的赞赏都是两面性的，而且并没有持续多久。格里高利耶夫的威胁一消失，布尔什维克先前反对马赫诺主义者的宣传就又开始了。这时托洛茨基来到了乌克兰，他定下了这种宣传的基调：——起义不过是富庶的富农们试图在乌克兰建立自己政权的运动；所有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谈论的无国籍劳动者公社只不是一种战争策略；实际上，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政权，这就是富农的政权（来自报纸《在路上》（V Puti），第51期，托洛茨基的文章，“马赫诺运动”）。加上这场蓄意的虚假鼓动运动，对这一地区的封锁达到了极限。来自俄罗斯最遥远地方的革命工作者——来自伊万诺沃-沃兹内森斯克、莫斯科、彼得格勒、伏尔加、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革命工作者，被这一地区的独立和骄傲所吸引，得以突破封锁而来是极为困难的。炮弹、弹药筒和其他每天在前线用完的必不可少的设备的供应完全停止了。两周前，格里高利耶夫叛乱时，格罗斯曼·罗申是从哈尔科夫来到古利艾波列的，听说前线由于缺少炮弹和弹药筒而陷入困境。罗申收到了这一信息，并承诺在哈尔科夫尽最大努力，以便将必不可少的装备立刻送到前线。但两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弹药抵达，前线的局势变得十万火急。在这个时候，由于来自库班的哥萨克和在高加索地区组建的分遣队抵达这里，邓尼金的军队正在这条战线上得到增援。
布尔什维克是否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的行动路线对复杂的乌克兰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他们显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采取了封锁战术，目的是摧毁、歼灭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对付缴械的敌人比对付持械的敌人容易。没有弹药且面对邓尼金铜墙铁壁的战线的起义者们比同样全副武装的起义者更容易被制服。但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根本不知道整个顿涅茨克地区的局势。他们对邓尼金的前线和军队一无所知，也完全不知道邓尼金的近期计划。然而，在高加索、顿河地区和库班已经组建了规模庞大、训练有素的分遣队，目的是开展一场全面的反革命战役。古利艾波列起义者长达四个月的抵抗阻止了邓尼金的军队的北部攻势，因为古利艾波列起义者们对他们的左翼构成了永久的威胁。四个月来，施库洛将军的所有铤而走险的攻击都未能减少这一威胁。因此，白军用更多的精力准备了他们的第二次战役；这场战役开始于1919年5月，其范围之广甚至令马赫诺主义者感到惊讶。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想知道这一切，他们全神贯注于反对马赫诺的斗争。
因此，自由地区和革命的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同时受到来自双方的威胁。就在那时，古利艾波列革命军事委员会考虑到局势的严重性，决定召集来自几个地区的农民、工人、起义者和红军战士的特别代表大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塔夫利、赫尔松和顿涅茨克。这次大会考虑到邓尼金反革命所代表的致命威胁，考虑到苏维埃当局根本没有能力采取任何行动来避免这种威胁，以此调查总体形势。代表大会将决定眼前的任务和工人们为纠正这种状况而采取的实际措施。
以下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乌克兰劳动者们发出的对本次大会的号召：
第四次工人、农民、与起义者代表大会召开。
第416号电报。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塔夫利和邻近各省的所有区、镇、村的执行委员会；马赫诺老爹的第一起义师的所有单位；位于同一地区的所有红军部队。所有人！！！所有人！！！
在5月30日的会议上，革命军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调查了白匪进攻所造成的前线局势，以及苏维埃政权政治和经济的总体局势，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劳动群众自己才能找到解决办法，而不是个人或政党。这就是为什么古利艾波列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19年6月15日在古利艾波列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选举办法：1）农民和工人每三千居民派代表一人。2）起义者和红军战士将从每个单位（团、师等）委派一名代表。3） 参谋：马赫诺老爹师，两名代表；旅，每个旅一名代表。4） 各区执行委员会将从每个派系派一名代表。5） 坚持苏维埃政权纲领的地区党组织，每个组织派一名代表。
备注：a）农民和工人代表的选举将在乡、镇、厂、车间的大会上进行；b）苏维埃和厂委会的成员不单独开会；c）由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必要的手段，代表们应当提供粮食和资金。
议程：a）革命军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代表们的报告；b）现状；c）古利艾波列地区农民、工人、起义者和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的作用、任务和目标；d） 改组该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e）组织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f）粮食供应问题；g）土地问题；h）财政问题；i）工农联盟；j）公共安全；k）在该地区行使司法；i）当前事项。
革命军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古利艾波列，1919年5月31日。
这一号召一发出，布尔什维克就开始了对古利艾波列地区的军事行动。
当起义者们誓死抵抗邓尼金哥萨克的猛烈进攻时，布尔什维克从北部入侵起义地区，袭击了后方的马赫诺主义者们。布尔什维克入侵村庄，抓住激进分子，当场处决他们；他们摧毁了自由公社和类似的组织。此时抵达乌克兰的托洛茨基在这次袭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当他看到一个完全独立的地区时，当他听到自由生活且对新的权力毫不在意的人们的语言时，当他读到这些人的报纸毫无畏惧或尊敬地说他不过是一个国家公务员时，很容易想象出他的感觉。托洛茨基本来打算用“铁扫帚”把无政府主义从俄罗斯中除掉，但他只能感受到与他这种类型的国家主义者相适应的强烈且盲目的仇恨。这种仇恨弥漫在托洛茨基下达的一系列反对马赫诺运动的命令中。
托洛茨基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缺乏约束的态度开始清算马赫诺运动。
首先，他响应古利艾波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发布以下命令：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824号命令。
哈尔科夫，1919年6月4日。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巴赫穆特、巴甫洛格勒和赫尔松各地区的所有军事委员会和所有执行委员会。
古利艾波列执行委员会在马赫诺旅参谋的协作下，正试图在本月15日召集一个由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巴赫穆特和巴甫洛格勒等地区的苏维埃和起义者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直接针对在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和南方前线的组织，在那里驻扎着马赫诺的旅。这次代表大会除了激起一些新的可耻的叛乱，如格里高利耶夫的叛乱，并向白军开放前线之外，没有别的结果了，在白军面前，由于指挥官的无能、犯罪阴谋和叛国行为，马赫诺的旅只能不断撤退。
1．根据目前的命令，这次代表大会是被禁止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举行。
2．对全体农民和工人阶级，都要口头和书面警告，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是对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前线的叛国行为。
3．所有出席上述大会的代表应立即被逮捕，并提交乌克兰第十四军（前第二军）革命军事法庭。
4．传播马赫诺和古利艾波列执行委员会号召的人也应被逮捕。
5．本命令一经电告即具有法律效力。应广为散发，在各公共场所展示，并送交各乡镇执行委员会代表、苏维埃当局全体代表和各军事单位指挥员、委员。
托洛茨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瓦采季斯[6]，总司令；
阿拉洛夫[7]，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
科什卡列夫（Koshkarev），哈尔科夫地区军事政委。 |
这个文件真是经典。任何研究俄国革命的人都应该铭记于心。两个月前，古利艾波列革命农民在他们对迪本科的著名回信（前面引用）中，实际上预见到了这一命令，他们是多么有远见和洞察力啊！他们不客气地问布尔什维克下列问题：（第103页）
“能不能有一些自称革命者的人制定的法律，允许他们取缔比自己更革命的人民？”
托洛茨基命令第2条明确答复说，这种法律可以存在，第1824号命令就是证明。
“有没有一条法律，”古利艾波列的起义者问道，“根据这条法律，一个革命者有权对一个自称为捍卫者的革命群众施加最严厉的惩罚，仅仅因为这个群众未经他的许可就接受了革命承诺给他们的美好事物——自由和平等？”
同样，第2条命令的答复是肯定的。如果农民和劳动人民敢于参加他们自己的自由代表大会，他们就被宣布犯有叛国罪。
“革命的法律能因为一个代表认为他应该执行选举他的革命群众给他的任务，而下令枪杀他吗”
托洛茨基命令的第3条和第4条宣布，不仅是执行了任务的代表，甚至那些尚未开始执行任务的代表，都应被逮捕并提交军队革命军事法庭；这意味着他们将被枪杀（事实上，科斯京、波雷宁、杜勃留罗波夫和其他人也曾被带到军事法庭，并因被指控讨论了古利艾波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呼吁而被枪杀）。
这整份文件代表着对劳动者权利的严重侵犯，对此再作评论是毫无意义的。
在根深蒂固的陈词滥调的指引下，托洛茨基认为马赫诺是对古利艾波列发生的一切以及在该地区采取的所有措施负责的罪魁祸首。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代表大会并不是由马赫诺旅的参谋，也不是由古利艾波列执行委员会召集的，而是由一个完全独立于这些机构的机构——该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的。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在这个命令中已经严厉抨击了马赫诺主义者指挥官们的背叛行为，他指责他们“在白军面前不断撤退”，几天后，托洛茨基和整个共产主义媒体大声宣布，马赫诺主义者们已经向邓尼金开放了前线。
我们已经知道，这条战线是经过起义农民自己的努力和牺牲建立的。它诞生于他们历史上的一个英雄时刻——该地区从各种形式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时刻。前线建立在东南部，是他们赢得的自由的英勇的哨兵和捍卫者。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革命起义者们对君主主义反革命最猛烈的攻击保持着牢不可破的屏障，他们牺牲了几千个最好的儿子。他们调动了本地区的一切资源，准备通过抵抗发动总攻的反革命，誓死保卫自己的自由。L.加米涅夫先前引用的关于格里高利耶夫叛乱的电报显示了在此期间，前线主要由起义者控制的程度。在这封电报中，这位来自莫斯科的特使要求马赫诺告诉他起义军在前线对付邓尼金的部署。显然，他向马赫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只是因为在当时的哈尔科夫，他无法从军事委员部或前线指挥官那里获得这一必要的情报。显然，托洛茨基抵达乌克兰时，正遭到反革命从多个方面的攻击，他甚至更不知道南部前线对抗邓尼金的情况。但是托洛茨基需要一个正式的理由来为他对革命人民的犯罪活动辩护，他正是怀着骇人听闻的愤世嫉俗和难以想象的傲慢，宣布计划于6月15日召开的农民、工人和起义者代表大会有害于南方前线的组织。这样看来，尽一切力量维持这条战线，邀请了所有有能力携带武器的人自愿和立即加入到反对邓尼金的前线的农民和起义者们（1919年2月12日第二次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自愿和平等的为期十年的动员的决议）——是在组织一场针对他们自己的战线的阴谋。可以认为，这样的断言是由精神错乱的个人做出的。不，这是那些理智的人的断言，但是他们习惯于用无尽的愤世嫉俗来对待人民。
托洛茨基的这一命令不是通过苏维埃当局通知马赫诺主义者军队的参谋，马赫诺主义者们只是在两三天后偶然听说了这一命令。马赫诺立即发了一封电报，宣布鉴于这一尴尬和不可能的局面，他想辞去指挥官的职务。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封电报的正文。
托洛茨基的命令通过电报获得了法律效力。布尔什维克开始以军国主义的方式执行托洛茨基命令中的每一条。来自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工厂的工人们开会讨论古利艾波列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的呼吁，结果他们被武力驱散，并被宣布为不法分子。农民们被枪杀和绞刑所威胁。在不同的地方，科斯京（Kostin）、波雷宁（Polynin）、杜勃留罗波夫（Dobrolyubov）和其他人被逮捕，他们被指控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并在革命军事法庭的一次简易的审判后被处决。在这一命令之后，托洛茨基又指挥红军各单位不择手段从根源上摧毁马赫诺运动。此外，他还下达秘密命令，不惜任何代价，不仅要抓捕马赫诺及其参谋，甚至要抓捕文化部门的和平激进分子。指示是把他们都带到革命军事法庭，也就是要处决他们。
据一位曾指挥过红军几个师的人和几位担任要职的布尔什维克军事领导人说，托洛茨基曾这样阐述他和马赫诺运动的关系：把整个乌克兰让给邓尼金总比允许马赫诺运动进一步发展要好。邓尼金的运动，坦率地说是反革命的，以后可以通过阶级宣传来破坏，而马赫诺运动则是深入群众的，发动群众自己反对我们……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前几天，马赫诺向参谋部和委员会报告说，布尔什维克撤出了他们在格里希诺地区的一些部队，从而使邓尼金的部队可以从东北部自由进入古利艾波列地区。事实上，大批哥萨克不是通过前线，而是从红军驻扎的左翼占领了这个地区。结果，在马里乌波尔-库泰尼科沃-塔甘罗格前线的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被邓尼金的军队绕过，他们以强大的力量入侵了这个地区的心脏。
我们刚才说，全地区的农民都预料到邓尼金会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他们为此准备了为期十年的自愿动员。今年4月，许多村庄的农民已经向古利艾波列派遣了大批新战士。但该地区缺乏武器。即使是在前线的老部队也没有弹药，他们经常攻击邓尼金的部队，仅仅是为了获得弹药。根据条约有义务向起义者们提供物资的布尔什维克，在4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封锁和破坏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来了志愿者也不可能及时组织新的单位，现在该地区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一天之内，古利艾波列的农民组成了一个团，试图拯救他们的村庄。他们用家庭工具武装自己：斧子、镐、旧步枪、猎枪等。他们出发去迎接哥萨克，目的是粉碎他们的进攻。在离古利艾波列大约10英里的地方，靠近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区斯维亚托杜霍夫卡村，他们遇到了相当数量的顿河哥萨克和库班哥萨克。古利亚波利的起义者们与他们进行了一场英勇且凶残的战斗，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包括他们的指挥官B.维雷杰利尼科夫，他是彼得格勒普季洛夫工厂的一名工人，出生在古利艾波列。接着，一队哥萨克雪片般地突袭了古利艾波列，并于1919年6月6日占领了它。马赫诺带着参谋和一支只有一个炮兵排的支队，撤退到离村子大约5英里的火车站，但到了晚上，马赫诺也被迫放弃了车站。马赫诺重新集结了他所能集结的所有兵力，并在第二天奋力反击，成功地把敌人赶出古利艾波列。然而，新一波的哥萨克迫使他再次放弃了这个村庄。
应该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虽然下达了针对马赫诺主义者的几项命令，但在最初的几天里，他们假装与他们友好相处，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是一个抓住马赫诺运动领导人的策略。6月7日，他们派了一列装甲列车，要求马赫诺抵抗到底，并承诺会有其他增援部队。事实上，两天后，几支红军小队到达了距离古利艾波列13英里的恰普利诺附近的加伊丘尔车站。随着他们的到来，军事人民委员梅日劳克[8]、伏罗希洛夫[9]等人与红军指挥和起义者建立了联系；建立了一种联合参谋部。梅日劳克和伏罗希洛夫与马赫诺同乘一列装甲列车，他们与马赫诺一起指挥军事行动。但与此同时，伏罗希洛夫手里还拿着托洛茨基签署的命令，命令他抓捕马赫诺和马赫诺运动其他所有领导人，解除起义部队的武装，射杀任何反抗的人。伏罗希洛夫只是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马赫诺及时得到警告，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他考虑到形势，看到随时可能爆发流血斗争，就想方设法找到一条满意的出路。他认为他最好放弃起义军指挥官的职务。他把这个决定通知了起义军的参谋部，并补充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战士在起义军队伍中工作会更有用。而他就是这么做的。他给苏维埃最高司令部发了一份书面解释性声明，内容如下：
致第十四军参谋伏罗希洛夫。致在哈尔科夫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致在莫斯科的列宁，加米涅夫。
由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TB24号命令，我给第二军和托洛茨基的参谋发了一封电报，要求解除我现在的职务。我重复我的要求。以下是我的理由。尽管我和起义者对抗过邓尼金的白军，除了对自由和自我行为的热爱，什么也不向人民宣扬别的什么，整个苏维埃官方媒体和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都在散布谣言，认为我的行为不配革命。他们希望“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强盗，格里高利耶夫的同谋，一个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阴谋家，其目的是重建资本主义。” 因此，托洛茨基在报纸《警钟》上一篇题为《马赫诺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马赫诺主义起义者是针对谁的？” 在他的文章中，他致力于证明马赫诺运动只不过是一个对抗苏维埃政权的阵地。在过去六个月里，起义者们在70多英里长的真正的反白军的前线遭受了巨大损失，对此他一个字也没讲。第1824号命令称我是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共谋者，是格里高利耶夫叛乱的组织者。
我认为工人和农民的一项不可侵犯的权利，一项革命赢得的权利，是他们自己召集代表大会，讨论他们的事务的权利。中央政府禁止召集代表大会，并宣布这些代表大会是非法的（1824号命令），这是对工人权利的直接和无礼的侵犯。
我完全理解中央当局对我的态度。我完全相信当局认为这些起义运动与他们的国家主义活动是不相容的。同时，他们认为这场运动与我个人息息相关，他们以对整个起义运动的怨恨和憎恨来尊敬我。没有什么比托洛茨基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更能证明这一点了，在这篇文章中，他故意堆砌谎言和诽谤，证明了他对我的个人仇恨。
中央当局对起义运动的这种敌对态度，现在变得咄咄逼人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特殊的内部斗争，两边都是对革命有信心的劳动群众。我认为这种情况对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认为我有责任尽我所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我看来，防止中央当局犯下这种罪行的最有效办法是显而易见的。我必须离开我的职位。我想，这样做以后，我和革命起义者们就不再被中央当局怀疑参与反苏维埃阴谋了，然后中央当局也会认为乌克兰的起义是一个重要的现象，是群众社会革命的生动、积极的表现，而不是像他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敌对运动，或那种他们只能拥有的不信任与欺骗的关系，为了每一件弹药的问题而讨价还价，甚至破坏必要的供给，这给起义者造成了无数的损失，包括革命所赢得的人员和领土，如果中央当局采取另一种态度，损失本来是容易避免的。我请求免去我的职务和职责。
加伊丘尔车站，
1919年6月9日。
马赫诺老爹。 |
※ ※ ※
这时，驻扎在马里乌波尔附近的起义支队撤退到波洛吉和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马赫诺出人意料地加入了他们，从布尔什维克为他在加伊丘尔设下的陷阱中逃了出来。布尔什维克立即抓住并处决了马赫诺主义军队的参谋长奥泽罗夫（Ozerov）、参谋成员米哈廖夫·帕夫连科（Mikhalev-Pavlenko）和布尔贝加（Burbyga），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名成员。这是处决当时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的许多其他马赫诺主义者的信号。
马赫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他要么必须彻底抛弃与他一起度过乌克兰革命最艰难时刻的支队，要么就号召他们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但第二个选择因为邓尼金凶猛的进攻变得不可能。凭借一贯的远见卓识和革命敏感性，马赫诺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他转向起义军，发表了一份解释性的公告，描述了新的形势，解释说他必须暂时离开指挥官的职位，并呼吁起义者们继续以同样的力量打击邓尼金的军队，不要因为布尔什维克参谋临时指挥而困扰。
作为对这一呼吁的回应，大多数马赫诺主义者的部队仍然留在原地，接受红军指挥并并入布尔什维克的军队。
但与此同时，起义支队的指挥官同意，只要这一行动不危及前线，就等待重新统一在马赫诺指挥下的时机。（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这一时刻是由起义者们以惊人的远见和准确性所选择的。）
此后，马赫诺带着一支骑兵小分队消失了。
起义部队各团整编成红军部队，并继续在指挥官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库里连科、克莱因（Klein）、捷尔缅基等人的指挥下，继续阻拦邓尼金的部队，阻止他们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 ※ ※
直到最后一刻布尔什维克的高级官员才意识到邓尼金入侵的真实程度。就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哈尔科夫沦陷前几天，托洛茨基宣布，邓尼金并不构成严重威胁，乌克兰完全没有危险。但第二天，根据新的情报，他被迫收回先前的说法，承认哈尔科夫受到严重威胁。但他承认这一点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清楚认识到整个乌克兰受到了威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6月底沦陷，哈尔科夫在两周后沦陷。
布尔什维克没有尝试进攻，甚至没有组织防御；他们匆忙撤离了乌克兰。所有红军部队都参与了这次行动。整个乌克兰没放一枪就丢给了反动派。
当时，大家都清楚布尔什维克要放弃乌克兰，只关心带走尽可能多的人和车辆，于是，马赫诺认为在斗争中对反革命采取主动的时机到了，并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对抗邓尼金和布尔什维克。这句话传给了那些暂时受红军指挥的起义支队的，要他们摆脱红军指挥官，在马赫诺的总指挥下重新集结。
[1] 犹大·所罗门诺维奇·格罗斯曼（Иуда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1883年2月7日—1934年6月6日），化名“罗申”（Рощин）。189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是“南俄工人同盟”成员。1903年起是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鼓吹统一无政府主义运动。1919年起是马赫诺运动主要领导人。1921—1922年前后脱离无政府主义运动，在拉普从事文学评论工作。1926年与无政府主义正式决裂。
[2] 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丘边科（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убенко，1889—？），1905年起加入无政府主义运动。1917年起是古利艾波列无政府主义小组成员。1918年被德军俘虏，在被枪杀前越狱逃走。1918—1919年任马赫诺军队参谋长。1919年代表马赫诺与布尔什维克谈判。1919年9—12月任马赫诺政权外交委员会主席。1920年被捕。1921年获释后与马赫诺运动决裂。其后的生平不详。
[3] 伊万·丘奇科（Иван Чучко，1889年？月？日—1919年8月2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一战时入伍。1918年加入马赫诺运动。1919年6—8月任乌克兰革命起义军司令，8月20日被白军杀害。
[4]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沙罗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аровский，1891年12月24日—1938年4月25日），一战时入伍，在军中加入了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后相继转向乌克兰社会革命党（鲍罗齐巴派）和无政府共产主义。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1919年9—12月任马赫诺军队副司令。1920—1921年任马赫诺军队炮兵部门负责人。1921年脱离马赫诺运动。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5]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加夫里洛夫（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Гаврилов，1885年？月？日—1937年9月1日），出身于建筑工人家庭。1903年起开始参与工人运动。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被征入伍。十月革命后担任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赤卫队领导人。1918—1919年任俄共（布）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委员会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亚红军司令。1920—1921年任古利艾波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苏维埃主席。1927—1928年任马里乌波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33年任乌克兰公共服务人民委员。1933—1937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6] 约阿希姆·约阿西莫维奇·瓦采季斯（Иоаким Иоакимович Вацетис，1873年11月11日—1938年7月28日），1891年入伍。一战期间在东普鲁士和波兰地区作战。1917年支持二月革命，主张拉脱维亚自治，但未能如愿。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8年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8年7—9月任东部阵线司令。1918—1919年任苏俄红军总司令。1919年5月被解职，7月因卷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被以“叛国罪”逮捕，1925—1927年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苏维埃主席。1927—1928年任马里乌波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33年任乌克兰公共服务人民委员。1933—1937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7] 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Семён Иванович Аралов，1880年12月18日—1969年5月2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1902年入伍，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期间退伍，在莫斯科开展革命活动。1914年被征入伍，在西线作战。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19—1920年在西南阵线作战。1921—1922年任苏俄驻立陶宛全权代表。1922—1923年任苏联驻土耳其全权代表。1923—1925年任苏联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1925—1927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1927—1932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2—1936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36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在贝利亚的干预下获释并平反。1938—1941年任国家文学博物馆副馆长。卫国战争期间自愿参加民兵，在西线作战。1957年退休。
[8]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梅日拉乌克（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Межлаук，1893年2月19日—1938年7月29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入伍。1919年任乌克兰副军事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9]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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