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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革命和反革命
（一）二月和三月的日子
1848年2月24
日，革命推翻了法国的资产阶级王权[159]。随后布鲁塞尔也被卷进了革命的浪潮，但是比利时的国王列奥波特这个老于世故的狡猾的科布尔克家族的人[160]，比他那在巴黎的岳父[161]更加巧妙地摆脱了困境。他向他那些自由主义的大臣、议员和市长表示，只要人民愿意，他是可以退位的。这种做法大大地感动了那些软心肠的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结果他们竟然把一切犯上作乱的想法全都放弃了。
跟着国王就命令军队驱散广场上的人民集会，要警察搜捕外国流亡者。马克思这时受到了特别粗暴无理的待遇。警察不仅拘捕他本人，而且拘捕他的妻子，把她同妓女一起监禁了一夜。对这一无耻行径负责的警官后来被撤了职，拘捕令也立即撤消，但是驱逐出境的命令却依旧有效，尽管这种做法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侮辱。
因为，马克思本来已经准备动身到巴黎去。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立刻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布鲁塞尔的区部委员会，后者由于布鲁塞尔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而在3月3日授权马克思在巴黎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是被临时政府3月1日山弗洛孔签署的一封满怀敬意的信约请到那里去的。
3月6日马克思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发言反对那种想以武力攻入德国以便在那里引起一场革命的冒险计划，表现了他的惊人的见识。这个计划是伯恩施太德想出来的，而遗憾的是，这个可疑的人物却把海尔维格拉到他那一边去了。巴枯宁也曾同意这个计划，不过后来又后悔了。临时政府支持伯恩施太德的计划，但不是出于革命的热情，而是另有打算：想在失业现象严重的情况下摆脱外国工人。临时政府给他们提供行军营地，并且给他们每人每天五十生丁作为开往国境的行军费。海尔维格本人并没有为临时政府的这种做法所迷惑，他知道这种做法乃是出于“政府的一种利己的动机，那就是乘机把同法国人竞争的几千名外国手工工人清除出去”。但是由于缺乏政治的眼光，结果他使这一冒险行动在尼德多森巴赫遭到了悲惨的结局〔这里是指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于1848年3月在法国领土上组织的以攻入德国并在那里成立共和国为目的的德国流亡者武装军团的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海尔维格打算把革命和共和制‘输入”德国的冒险计刘。1848年4月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之后，就在巴登的尼德多森巴赫被纽伦堡的军队击溃了。〕。
马克思一方面坚决反对这种玩弄革命的行为，——革命于3月13日在维也纳[162]
，3月18日在柏林[163]取得胜利之后，这种行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能真正推动共产主义者所最重视的德国革命的方法。根据他被授予的权力，他组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参加它的都是同盟先前的成员，其中一部分是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一部分是伦敦的（鲍威尔、莫尔、沙佩尔）。新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宣言[164]，这篇宣言“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提出了十七点要求，其中有：宣布全德国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武装全体人民，把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领地、矿山、矿井、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建立国家工厂，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等等。当然，这些要求所提出的只是共产主义宣传的一些主导性的方针。因为马克思自己最清楚，要真正实现这个纲领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革命发展过程的。
一直是一个少数人的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没有力量推进革命运动。事实表明，大陆上同盟的改组只是刚刚开始。不过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由于革命使工人阶级有了进行公开宣传的手段和可能，保存同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巴黎建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在那里劝告工人不要参加海尔维格组织的进攻德国的队伍，而要个别回到祖国去从事革命运动。他们就这样把几百名工人送回了德国，而通过弗洛孔的斡旋，他们为工人取得了临时政府给予海尔维格的义勇军的那种相同的优待。
同盟的大部分盟员就用这个办法进入了德国，而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同盟成了培养革命人才的优秀学校。凡是革命运动发展得特别顺利的地方，都有同盟盟员在那里领导着：沙佩尔在拿骚，沃尔弗在布勒斯劳，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其他各地也分别有人负责。波尔恩给马克思的信里有句话说得很对：“同盟解散了——它无处不在而又到处都不存在。”作为一个组织来说，同盟确实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了，但是，作为宣传来说，它却存在于具备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现实条件的一切地方，虽然这只是德国较小的一部分地区。
马克思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都到德国最先进的地区莱茵省去。拿破仑法典在那里给了他比普鲁士法在柏林所能给予的更大的活动自由。他们利用了部分民主派和部分共产主义者为了出版一张大型报纸而做的那些准备工作。当然也还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比如说，恩格斯就失望地认为，乌培河谷的共产主义远不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更谈不上是一支力量，而在当前的革命到来之后，它就变成了过去的幻影。4月25日恩格斯从巴门写信给科伦的马克思说：“关于股份（创办中的革命报纸的股份）〔括号里的话是梅林加的〕，遗憾的是在这里很难有什么指望……这些人像逃避瘟疫似地回避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称为煽动……
从我的老头子那里根本弄不到任何东西。在他看来，《科伦日报》是一切叛乱的中心。他情愿对准我们发射一千发散弹，也不愿带助我们一千塔勒。”〔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15页〕恩格斯总算又募到了十四股，结果《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莱茵报》）就在1848年6月l日创刊了。
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恩格斯、德朗克、维尔特和两个沃尔弗都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
（二）六月的日子
《新莱茵报》自称是“民主派机关报”，但它并不代表议会中的左派。它也并不希望取得这种荣誉，它认为当务之急是对民主派加以监督。它表示，它的理想决不是黑红金共和国[165]，虽然只有在共和国的基础上它才能开始反对派的活动。
报纸完全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尽力想按照革命运动当时的情况来推进革命运动。由于在3月里争得的革命地盘到6月里已越来越多地失掉，这项任务就更加成为迫不及待的了。维也纳的阶级矛盾还不十分尖锐，因此在那里到处呈现出一种散漫的无政府状态。在柏林，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不久就把政权重新交给在三月革命中被打倒的统治者。在中小各邦，自由主义的大臣们都神气起来，但他们和他们的封建前辈不同之处，完全不是在于他们在王座面前表现了丈夫气概，相反地，倒是在于更会曲意奉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作为一个具有主权的政权机关，本来负有统一德国的使命，但是从5月18日刚一开会起就暴露出它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清谈俱乐部罢[166]。
在《新莱茵报》的创刊号上，就把这些幽灵清算得如此彻底，以致它那本来为数不多的股东又有一半打了退堂鼓。这时报纸对议会的英雄们的见识和勇气并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它在批判法兰克福议会左派的联邦共和制的主张时指出，由君主立宪国、小公国和小共和国组成的、以共和政府为首的联邦，不能是德国国家组织的最终形式。但是它补充说：“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a
priori〔预先〕宣布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的战争。国家制度的最终确立不能依靠颁布命令的办法，而要在我们即将进行的运动中实现。因此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见、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问题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国民议会只应该采取一些在最近期间切实可行的步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58年版，第5卷，第47页。〕然而国民议会却做了按照任何逻辑规律来说都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它推选奥地利的大公约翰为帝国摄政，这样就有力地帮助了王公们把持这一运动。
柏林事件比法兰克福事件更加重要。在德国境内，普鲁士邦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尽管3月18日的革命把它推翻了，但是由于历史情况，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所攫取，接着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把革命出卖了。为了保持“法制的连续性”,
说得更确切些，为了放弃自己最初的革命意图，资产阶级的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召开了联合省议会[167]，以便借助于这一封建等级组织确立新的资产阶级宪法的基础。这一点反映在4月6日和8日发布的法律上面：前者把一系列的公民权规定为新宪法的基础，后者为议会选举规定了普遍、平等、不记名和间接的选举权，而议会则应同国王协商制定新宪法。由于有了臭名昭著的“协商”原则，柏林无产阶级在3月18日对普鲁士近卫军团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就被取消了。新议会的决议必须经过国王批准才能实施，这样一来，国王就重新取得了自己过去的统治权。结果事态就发展成这样：或者是国王独断专行，或者是发动第二次革命来制裁他，而这第二次革命正是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不惜全力加以扼杀的。它制造了许多小纠纷来使5月22日召开的议会陷于瘫痪，而自己则甘当“王朝之盾”[168]，同时它又召回了因慑于群众的愤怒而于3月18日逃亡英国的反动透顶的王位继承人——普鲁士亲王，使当时还没有首领的反革命有了首领。
当然，柏林议会也没有坚持革命的原则，然而它究竞不像法兰克福议会那样游荡在幻想的世界里。它不惜承认那抽掉它的精髓的“协商”原则，但是当柏林市民在6月14日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并进攻军械库[169]的时候，它总算采取了比较大胆的行动。这样一来，把康普豪森推倒了，然而汉泽曼却仍旧赖在那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康普豪森还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某些残余而感到苦恼，汉泽曼则毫无羞耻地卖身于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为了替这种利益服务，他更加在国王和容克地主面前阿谀逢迎，更加腐化议会并且对群众进行空前残暴的迫害。反革命方面有充分的理由暂时让他留在原位上。
《新莱茵报》极其坚决地反抗了事情的这种非常不幸的发展。它指出说，康普豪森根据大资产阶级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它督促柏林议会，特别是它的左派，要他们坚决地行动起来。议会曾由于在攻打军械库时毁坏了一些旗帜和武器而表示愤慨。相反地，《新莱茵报》在谈到这一点时却赞扬了人民群众的正确判断，因为他们以革命的精神不仅反对自己的压迫者，而且反对自己过去的那些美妙幻想。它警告左派不要为在议会中取得的胜利的表面光彩所蒙蔽，旧势力只要是能够把一切要职把持在自己手里，他们是乐得把这些胜利奉送给左派的。
《新莱茵报》预言了汉泽曼内阁的悲惨结局[170]。这个内阁指望借助于同旧的封建警察国家实行妥协来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解决这种双重矛盾的任务的过程中，办事内阁随时都看到，反动派怎样用封建专制的精神来颠覆刚刚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并颠覆内阁本身,
——而内阁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事先没有争取全体人民来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没有为了争取人民而多少表现出一些民主精神，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统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281页。〕《新莱茵报》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力图把农民的解放——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合法的任务——变为可笑骗局的企图；“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331页。〕因此，按照《新莱茵报》的意见，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的法国革命的讽刺而已。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它也是一个讽刺。德国革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它的胜利只是使无产阶级得以参加政权的法国革命的一个余波。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资产阶级对德国革命的背叛是正当的，而只能说明这种背叛的原因。然而，几乎就在6月的日子里，当汉泽曼内阁着手葬送革命的时候，资产阶级才从这场恶梦中挣脱出来。在持续了四天的极其激烈的巷战[171]中，巴黎的无产阶级被击溃了。资产者的一切阶级和党派全都为资本效劳，为资本充当刽子手。
在德国，《新莱茵报》从战尘中举起了“胜利的战败者”的旗帜。关于民主派在阶级斗争中应当站到资产阶级方面还是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作了如下的辉煌的论述：“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172]，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五卷，第157页。〕
这篇到今天还燃烧着革命热情的火焰的辉煌论文[173]使《新莱茵报》失掉了另一半的股东。
（三）对俄战争
在对外政策方面，对俄战争是《新莱茵报》的中心论题。该报认为俄国是革命的真正可怕的敌人，如果运动扩大到全欧范围，那末俄国肯定是会参加斗争的。
该报在这个问题上执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就在它要求对俄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俄国沙皇曾向普鲁士亲王表示愿意提供俄国军队来帮助普鲁士用暴力重建专制政体。这一情况是该报当时所不能知道的，但是现在已由文件千真万确地证实了。一年以后，俄国熊就用它那笨重的前掌压死了匈牙利革命，从而挽救了奥地利的专制政体。德国革命不摧毁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警察国家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这个目的在沙皇的实力被击溃以前是不能实现的。
该报希望对俄战争能促使革命力量的爆发，就像对封建德国的战争曾引起1789年法国革命中革命力量的爆发一样。用维尔特的活来说，即使该报把德国人民en
canaille〔当作一群败类〕来看待，它这种痛恨情绪也还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它在七十年中间，在美国和法国，在意大利和波兰，在荷兰、希腊和其他国家，犯下了反对其他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罪行[174]。“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的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58年版，第5卷，第178页。〕该报揭露了马基雅弗里式的政策[175]，这种政策尽管在德国国内的基础已经动摇，却引起了同德国人的世界主义的性格格格不入的种族仇恨。这样看来，这一政策力图麻痹民主力量，转移人们的视线，把革命的狂涛巨浪引入歧途，从而为国内压迫铸造武器。
“尽管几乎所有的德国报刊都发出了爱国主义的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58年版，第5卷，第235页。〕
，《新莱茵报》从一开始就为波兹南的波兰人，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和匈牙利的匈牙利人进行辩护。它嘲笑了“阴险狡猾的勾当”和“荒诞的历史奇闻”：正当德国人对本国的各邦政府进行斗争的时候，却策划要他们在这些政府的统率下对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的自由发动一次十字军征讨。“只有反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罪过，才能巩固起来并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像那些要摆脱长期的奴隶枷锁的人民所应该做的那样，用自己子弟的鲜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国外各民族的同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58年版，第5卷，第235-236页。〕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该报在保卫波兰人方而是特别热情的。1848年的波兰运动只限于普鲁士所属的波兹南省[176]，因为俄属波兰被1830年的革命[177]削弱了，而奥属波兰又被1846年的起义[178]削弱了。波兰的态度是相当温和的，它所要求的至多不过是1815年的条约所许诺而未给的东西，那就是用当地军队代替占领军，起用当地人担任一切官职。在3月18日以后惊惶情绪刚刚开始的时候，柏林当局曾答应对波兰进行“民族的改组”[179]拍，当然，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是不会把这一点付诸实施的。波兰人是十分老实的，他们相信柏林当局的善良意图，可是柏林当局却唆使波兹南的德国居民和犹太居民去反对波兰居民，并且有计划地挑起了一场内战。这样看来，挑拨内战的行动和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惨祸几乎完全要由普鲁士负责。在残暴的压迫之下被迫起来进行武装抵坑的波兰人英勇地进行了战斗，他们好几次——例如，4月30日在米洛斯拉夫——打败了在人数上和装备上都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当然，用波兰人的镰刀来反抗普鲁士人的榴霰弹的战争到底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在波兰问题上，德国资产阶级的行为照例是既愚蠢而又背信弃义的。在三月革命以前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德国问题同波兰问题之间有何等密切的联系。而且就是在3月18日以后，他们的那些明智之士也还在所谓法兰克福预备议会中郑重宣称，重建波兰乃是德国人民的神圣义务。然而这种表示丝毫不曾妨碍康普豪森在这个问题上也扮演了普鲁士容克地主分配给他的那个狱卒的角色。他可耻地背弃了进行“民族的改组”的诺言，而把波兹南省的土地一块又一块地剥夺了去，这些土地总共占它的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外，他又迫使联邦议会把从波兹南那里剥夺来的这些土地并入德意志联邦。而这个联邦议会那时正在普遍蔑视的重压下处于垂死状态，只剩下咽最后一口气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得不讨论这祥一个问题：它应当不应当承认从波兹南省被合并过来的地区选出的议员为合法的成员。在三天的辩论之后，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果然不出人们所料：革命的这个逆子在为反革命的恶行祝福了。
《新莱茵报》何等重视这一间题可以从下述情况看出来：它用八九篇很长的文章详细讨论了法兰克福议会的辩论[180]，这同它平时报道议会辩论时的那种轻蔑的简短完全不同。一般说来，这是《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最长的文章。从内容和风格来看，这些文章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笔。至少可以肯定，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因为这些文章带有恩格斯的笔法的明显痕迹。
文章最引人注目并且取得了极大荣誉的一点是它们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对波兰人玩弄的卑鄙的把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种远非善心的庸夫俗子所能设想的深刻义债，完全不同于罗伯特·勃鲁姆在法兰克福为受压迫的波兰人发表的那些悲天悯人的同情论调。“最庸俗的废话——纵然是（但愿如此）范围很广、说得很高明的废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58年版，第5卷，第400页。〕——这番话正是对着这位著名的左派演说家讲的，而且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懂得，背叛波兰人就是出卖德国革命，因为，这样一来，德国革命就失掉了对抗自己的死敌沙皇的必不可缺的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各族人民的普遍友爱”也列为“最庸俗的政治废话”之一，因为这种说法不考虑各个民族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只想笼统地使所有的人和睦相处。“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多多少少是说教的空话，这些空话尽管十分动听，但是在历史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问题上照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这种“现代的神话”一向就引起他们的厌恶。而在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只有一个口令对他们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赞成还是反对？”。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有关波兰的论文都充满了真正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使得这些论文大大超过了一般民主派所写的那些同情波兰人的悲天悯人的空谈。这些论文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它们的意义，因为它们雄辩地证明了作者最深刻的政治远见。但是它们在涉及波兰历史的时候仍未免有一些错误。如果说指出波兰争取独立的斗争只有当它同时是农民民主制对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的胜利的时候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一点是重要的，那末，从另一方面来说，认为波兰从1791年宪法[181]实施时起就懂得了这种联系，就是不正确的了。下面的一种说法也同样是同实际情况不符的：在1848年，贵族民主制的旧波兰早已死去并被埋葬了，但是它却留下了一个强壮的儿子，即农民民主制的波兰。波兰的容克地主们为了把本民族从东方列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曾在西欧的街垒上进行过英勇的战斗。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人看成是波兰贵族的代表者。但是实际上，在斗争的烈火中受到锻炼、受到净化的列列韦尔和梅洛斯拉夫斯基都已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就如同早先胡登和济金根超越了德意志的骑士阶级，而不久之前克劳塞维茨和格奈泽瑙超越了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放弃了这一错误的见解，但是恩格斯却把《新莱茵报》对南方斯拉夫大小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的那种蔑视态度永远地保持下来。就和在1849年同巴枯宁论战时一样，恩格斯在1882年仍然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在1848年7月人们曾怀疑这位俄国革命者是俄国政府的奸细。这种怀疑是《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该报驻巴黎记者艾韦贝克的通讯提出的，并且得到哈瓦斯通讯社同一时期的类似报道的证实。然而很快就判明这一消息是不真实的，于是编辑部在百般道歉之后把它收了回来。后来当马克思在8月底和9月初到柏林和维也纳去的时候，他就同巴枯宁恢复了过去的友谊，并且坚决反对普鲁士在10月间驱逐巴枯宁的行动。恩格斯也在反驳巴枯宁给斯拉夫人的呼吁书时首先声明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然后才对巴枯宁的小册子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展开尖锐而中肯的批判[182]。
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首先是革命的利益起着决定作用。在维也纳政府反对德国和匈牙利革命者的斗争中，奥地利的斯拉夫人，除波兰人以外，都是站在革命敌人一边的。他们围攻起义的维也纳，把它出卖给皇室和王家的酷吏，任凭他们对它进行无情的报复。就在恩格斯攻击巴枯宁的时候，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发动了镇压起义的匈牙利的战争。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精辟地论述了匈牙利的革命战争。他对这一战争抱着热烈的同情，他过高估计了马扎尔人[183]的历史发展水平，就和他过去过高估计了波兰人一样。巴枯宁要求保障奥地利斯拉夫人的独立，对于这一要求，恩格斯回答说：“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对于那些以最反革命的民族的名义向找们所说的关于博爱的悲天悯人的漂亮话，我们的回答是：恨俄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又加上了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只有对这些斯拉夫民族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我们才能够同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我们现在知道，革命的敌人集中在什么地方：他们集中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斯拉夫地区，无论什么花言巧语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渺茫的民主未来的指示，都不能阻止我们把我们的敌人当作敌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61年版，第6卷，第342页。〕这样恩格斯就宣布了一场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的无情的殊死的斗争。
恩格斯并不是由于看到奥地利斯拉夫人卑躬屈节地为欧洲反动派效劳而在激怒的情绪下写了这段话的。恩格斯认为一切斯拉夫民族——除去波兰人、俄国人，可能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在历史上都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61年版，第6卷，第328页。〕。根据他的意见，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沙皇政府的盲从的工具，而泛斯拉夫主义民主主义者的好心的自我欺骗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文明的大民族的革命发展的历史权利比起这些支离破碎而又无能为力的小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来是更重要的。如果这时有几朵娇嫩的民族花朵枯死，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民族才能参加共同的历史发展，而如果任凭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这种发展就会同他们完全无缘了。恩格斯还在1882年时说，当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要求解放的愿望同西欧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根本不会为沙皇政府的这些走卒落泪的。政治中是不能有诗人的同情的。
恩格斯认为各个斯拉夫小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前途，这是不对的。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当这个基本思想同庸夫俗子的“诗人的同情”发生冲突的时候，《新莱茵报》也总是十分坚决地捍卫这个基本思想。
（四）九月的日子
这里谈的是普鲁士政府在3月18日以后根据德意志联邦[184]的指示而开始的对丹麦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霍尔施坦是德国的地区，并且参加了德意志联邦。什列斯维希没有参加这个联邦，至少它的北部地区主要是由丹麦人住着的。这两个公国几百年来一直同丹麦王国在同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结合在一起[185]，而丹麦王国本身只是比这两个地方面积略微大些和人口略微多些。丹麦王朝同时也实行女系继承的，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则只是实行男系继承的。两个公国通过同君联合这种密切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并在这种密不可分的状态中具有国家的独立性。
根据国际条约，丹麦同两个公国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在19世纪初以前，德意志精神在哥本哈根居于主导地位，德语是丹麦王国的官方语言，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贵族在丹麦的官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化了。丹麦由于始终不渝地忠于法国革命的遗产，而不得不根据维也纳条约放弃挪威。争取国家生存的斗争促便丹麦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合并过来，这特别是由于丹麦王室的男性继承人行将断绝，而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得两公国转入旁支之手的日子越来越近，从而有使它们从丹麦完全分离出去的可能。因此丹麦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摆脱德国的影响，并人为地推行斯堪的那维亚化，力图把自己同娜威、瑞典结合成一个特殊的文化圈。因为，要创造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它本身是太小了。
丹麦政府想完全占有易北河两公国的企图遭到了两公国的最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很快地就变成了德国全国性的问题。经济繁荣的德意志，特别是在关税同盟成立之后，懂得突出于两海之间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半岛对于它的商业和海上往来是何等重要。它日益欢欣鼓舞地欢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对丹麦的宣传的反抗。从1844年开始，《大海环抱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是德国风尚的可靠保卫者！》这支歌曲几乎成了国歌。当然，这一运动并没有超越三月革命前的运动的那种缓慢的、懒散的步调，然而德国各邦政府依然不能不受它的影响。当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八世在1847年决定采取强力措施，在一封公开信中把什列斯维希公国、甚至霍尔施坦公国的一部分称为完整的丹麦国家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以至联邦议会[186]都鼓起勇气来提出了软弱无力的抗议。至少它这一次没有像往常那样，在需要抵制诸侯的暴行来保卫德意志民族的时候宣称自己没有这样的权限。
《新莱茵报》对于“大海环抱的”霍尔施坦人的那种资产阶级的、酒后的热情是毫不同情的。它认为这只是同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相对的另一极。它抨击这种斯堪的那维亚主义，说它“歌颂残酷的、粗暴的、海盗式的古诺曼人的民族性格，即极端的闭关自守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用以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经常酗酒，时而疯狂好战〔Berserkorwut］［Berserker是斯堪的那维亚传说自凶猛武士的形象。〕，时而又泪眼汪汪多愁善感。”〔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464页。〕在那里，全部情况颠倒错乱到如此奇怪的程度，以致在丹麦的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反动旗帜下作战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即所谓“埃德尔丹麦人”党[187]，他们揭望把什列斯维希公国变为丹麦的领土，渴望扩大丹麦的经济领域，以便通过现代宪法加强一般国家体制，而另一方面，两个公国本身为它们的古老的、有文献记载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则或多或少是争取封建特权和王朝的表面光彩的斗争。
1848年1月，弗里德里希七世登上了丹麦的王位。他是王朝男系的最后一个后裔，他遵照父亲临终时的嘱咐，着手为丹麦和两公国准备一部自由主义的共同宪法。一个月之后，二月革命在哥本哈根引起了暴风雨般的人民运动。这一运动使得“埃德尔丹麦人”党取得了政权，而这个党立刻就开始不屈不挠地努力实施自己的纲领——把什列斯维希直到埃德尔河的地方并入王国的版图。两公国对这一行动的回答是，与丹麦国王断绝关系，组成了一支七千人的军队并且在基尔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贵族，但是贵族并没有发动足以与丹麦当局相抗衡的全国力量去进行斗争，却向联邦议会和普鲁士政府去求救，因为他们认为这二者对他们的封建特权不会有任何危险。
联邦议会和普鲁士政府表示非常愿意给两公国的贵族以支持。在它们看来，“保卫德国的利益”乃是从革命的沉重打击下恢复元气的一个十分方便的手段。普鲁士国王特别感到迫切需要恢复他那在3月18日的街垒战中为柏林革命战士所击溃的近卫军的声誉，因此打算要近卫军到弱小的丹麦去作一次军事旅行。他憎恨“埃德尔丹麦人”党，把它看成是革命的余孽，但是他认为就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也是反对神所建立的政权的乱党，因此命令自己的将领尽可能马虎地执行“为革命奔走的任务”。他通过自己的密使冯·维登布鲁赫少校照会哥本哈根方面说，他力图首先为国王公爵保存易北河两公国，而且他之出面只不过是为了防止过激分子和共和分子进行有害的干涉罢了。
但是丹麦并没有上他的当。丹麦方面也向列强请求保护，而英国和俄国则乐得给它这种保护。它们的援助使得小小的丹麦把老大的德国像揍顽皮的小学生那样狠狠地揍了一顿。丹麦的战舰使德国的贸易受到沉重的损失。另一方面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统率下突入易北河两公国的德意志联邦的军队，尽管弗兰格尔的战略并不高明，却仍然赶跑了弱得多的丹麦军队。但是列强的外交干涉却使这支军队完全不能有所作为。5月末，弗兰格尔从柏林接到了撤出日德兰的命令。对此，国民议会在6月9日决定，有关两公国的问题，作为同整个德国有关的问题，是属于它的职权范围之内的，它将要维护德国的荣誉。
战争确实是以德意志联邦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应当由国民议会和6月28日被国民议会任命为帝国摄政的哈布斯堡大公来领导这一战争。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普鲁士政府感到为难，它完全没有考虑帝国摄政所提出的条件，完全没有考虑是谁传达了这些条件，便在8月28日在英国和俄国的压力下同丹麦在玛尔摩缔结了一项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条件对德国来说是极为可耻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临时政府宣布解散，在停战协定有效期间，最高行政权交给一个亲丹麦的人士，前临时政府的法令均予废除，什列斯维希的军队同霍尔施坦的军队分离。同样，德国在军事方面也不得不开始退却，尽管停战协定的有效时期是在丹麦舰队不能封锁德国的港口的冬季，而严寒却可以使德国的军队从冰上越过小贝尔特海峡，占领芬宁岛，并把丹麦压制在一个西兰岛上。
缔结停战协定的消息在9月初的日子里对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来说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它“像洗衣婆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那样絮絮叨叨地”讨论未来帝国宪法的纸上的“基本权利”，竟至讨论到发昏的程度。在最初的惊惶失措之下，它于9月5日决定停止实施停战协定，并且因此而引起了帝国内阁辞职。
《新莱茵报》对这一决定是极为满意的，尽管它并未抱任何幻想。《新莱茵报》不管条约所批准的权利而要求对丹麦作战，认为这是以历史发展为依据的权利。“丹麦人民无论在贸易、工业、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赖德国的地位。大家知道，丹麦的京城实际上不是哥本哈根，而是汉堡……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正如获得物质资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的拙劣的翻版……
…………
根据法国人据以夺取了弗朗德里亚、洛林和亚尔萨斯以及迟早会侵占比利时的那种权利，德国正在夺取什列斯维希，这种权利就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
我们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行的战争是真正的革命战争。
…………
谁一开始就站在丹麦一边呢？欧洲三个最反动的强国：俄国、英国和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自始至终进行的只是虚假的战争，只要回想一下维登布鲁赫的照会、普鲁士政府根据英国和俄国的声明下令从日德兰撤退的决心以及两次停战协定就清楚了！普鲁士、英国和俄国这三个强国最害怕德国的革命和革命的最直接的结果——德国的统一。普鲁士怕德国统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剥削德国的市场，俄国怕因此民主制度不仅会推广到维斯拉河，甚至会推广到德维纳和德涅泊河。所以普鲁士、英国和俄国共同密谋反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反对德国和反对革命。
目前由于法兰克福的决定而可能引起的战争也许会成为德国反对普鲁士、英国和俄国的战争。这将是反对三个反动强国的战争，无精打采的德国运动正需要这种战争，这场战争将真正使普鲁士和德国溶为一体，将使德国绝对需要和波兰结成联盟，将立刻使意大利获得解放，这场战争将要反对的恰恰是德国在1792——1815年的旧的反革命同盟者，它将使‘祖国遭到危险’并从而拯救祖国，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将以民主制的胜利为转移。”〔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464、466、467、468页。〕
《新莱茵报》的这些话所清楚而又尖锐地表明的东西是符合于群众的革命本能的：成千上万的人从周边五十哩的地方涌到法兰克福来，准备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但是正如该报所正确指出的，这一革命斗争会把国民议会本身扫除掉，而且国民议会是宁肯因胆怯而自杀，却不愿因英勇而自杀的。9月16日国民议会批准了玛尔摩的停战协定，而且甚至它的左派（除去其中的少数）都拒绝以革命的国民议会的身分出现。事情只发展到法兰克福城内的小规模的街垒战斗，而勇敢的帝国摄政甚至故意让这一战斗稍稍扩大，以便随后把一支人数远远超过法兰克福革命实力的军队从联邦要塞美因兹调来，并且把有主权的国民议会置于刺刀的统治之下。
同时，汉泽曼内阁在柏林落了个悲惨的结局，这一点正是《新莱茵报》早就向它预示过的。这个内阁仿佛是加强了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政权”，而实际上却帮助在3月18日垮掉的旧普鲁士宫僚、军事和警察国家重新站了起来。同时汉泽曼甚至未能迫使国王保障资产阶级的纯收益，虽然他正是为了这种利益才出卖革命的。首先，正像柏林议会的一位议员所抱怨的那样，“在三月革命期间彼抛弃的旧的军事制度，全部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而从巴黎六月革命以来，这一制度的佩刀又在刀鞘中鸣响起来。普鲁士政府要把弗兰格尔和他的近卫军调回柏林郊区并准备进行决定性的反革命打击的意图，决不是同丹麦签订停战协定的一个次要的原因，这一点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的。因此柏林议会就在9月7日鼓起勇气，要求陆军大臣发布命令，警告军官们，要他们放弃一切反动的意图，而在他们的政治信念同宪法的规定不一致的时候，则责成他们把退役当作一种光荣的义务。
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这一类的命令过去对于文官也往往是不发生作用的。但就是这样一点点事情军人也不愿意按照文官内阁的要求做。汉泽曼的内阁垮台了，普富尔将军组成了一个纯官僚的新内阁。这个内阁泰然地发布了议会向它要求的给军官的命令，这样就向全世界证明，军阀不似不害怕文官的政权，甚至对这一政权采取嘲弄的态度。
《新莱茵报》关于“玩弄小聪明、晓晓不休和缺乏果断的”柏林议会的预言就这样地实现了。左派终有一天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议会内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是一种失败。反革命报刊叫嚣说，左派之所以取得胜利，只是因为柏林的人民群众向议会施加了压力，而为了回答这种叫嚣，该报完全没有采取自由主义报刊所采取的那种拙劣的做法，否认施加压力的事实，而是直截了当地宣布说：“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议会，从而在精神上影响制宪议会的立场——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风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议会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于这个权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480页。〕对于1848年9月的日子里的“议会迷”的这种暗示，既适用于法兰克福议会也同样适用于柏林议会。
（五）科伦的民主派
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九月危机对科伦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莱茵诸省是最使反革命势力感到不安的。那里驻有大批从东部诸省召募来的军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普鲁士军队驻扎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因此发动小规模的起义是无济于事的，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组织，以便准备有朝一日从局部的革命发展为真正的革命。
建立民主组织的决定是在有八十八个民主团体的代表参加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六月代表大会上作出的。这个民主组织只在科伦有坚实的骨架，而在德国其余的地方都是十分不巩固的。科伦的民主派是由三大团体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团体都有几千名会员：以马克思和律师施奈德尔为首的“民主协会”[188]、莫尔和沙佩尔领导的工人联合会[189]以及候补法官海尔曼·贝克尔在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工人业主联合会”。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宣布科伦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中心之后，这些团体就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8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在科伦召开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民主团体的代表大会[190]。参加大会的有代表四十人，他们代表着十七个团体，这十七个团体都承认科伦三个团体的中央委员会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业的区域委员会。
马克思成了这一组织的灵魂，就像他是《新莱茵报》的灵魂一样。他有一种使别人服从的天才，而这种天才当然是庸俗的民主主义者所最不能容忍的。卡尔·叔尔茨在科伦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当时叔尔茨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大学生，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了马克思：“那时他才三十岁，但他已经是社会主义派的公认的领袖了。他个于不高，体格结实，前额宽大，黑头发，大胡子，眼睛又黑又亮。他立刻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谈到他的专长时，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马克思的言谈切实而有内容，清晰而合乎逻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人在发言时像他那样咄咄逼人，像他那样高傲得使人难以忍受。”〔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5页。〕而且这位资产阶级英雄清楚地记得马克思说到“资产者”这个词儿时的那种尖刻挖苦的声调，就仿佛是把唾沫吐到他的脸上一样。
泰霍夫中尉在同马克思晤谈后两年，用同样的口气写道：“马克思给我的印象是，他不仅有稀有的超人的才智，而且还是一位品格卓越的人物。如果他的感情像他的才智一样丰富，他的爱像他的恨一样强烈，那末我就甘愿为他赴汤蹈火，尽管他不仅旁敲侧击地，而且最后竟完全公开地表示了他对我的极大蔑视。我认为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有领导才能，并且能够在重大事件当中不纠缠于细节的人。”〔Carl
Vogt, Mein Proc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控告》）,
日内瓦，1859年，第151页。〕 但是接着他就发出了这样的哀叹，说什么马克思的最危险的个人虚荣腐蚀了他的整个灵魂。
一位美国的傅立叶信徒、《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记者阿伯特·布里兹倍恩在1848年的夏天曾和这家报纸的出版人查理·德纳一道住在科伦。布里兹倍恩对马克思的评价却是不同的，他说：“我在那里见到了人民运动的领袖卡尔·马克思。当时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这个人大概有三十岁，身体茁壮，面容英俊，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从他的相貌可以看出他的精力十分充沛，在他的含蓄后面可以感到一个勇敢的灵魂的热情火焰。”马克思当时确实在慎重而又十分勇敢地领导着科伦的民主派。
尽管九月的危机引起了群情的激奋，法兰克福议会却未敢发动革命，普富尔内阁也未敢发动反革命。因此，一切地方性的起义都没有希望了。可是正因为这个缘故科伦当局却更加想激起暴动，以便轻而易举地加以血腥的镇压。在他们所捏造的并很快就被他们自己放弃了的借口之下，当局对民主派的区域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人员进行了司法的和警察的迫害。马克思曾警告大家提防敌人的阴谋诡计；在没有任何重大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注定要失败的时候，试图举行起义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在最近的将来必然会发生重大的事件，而在决定性关头到来的前夕，是不应当使自己丧失战斗力的。如果国王敢于发动反革命的话，对人民说来，新的革命的钟声就敲响了。
但是9月25日，也就是贝克尔、莫尔、沙佩尔和威廉·沃尔弗被逮捕的那一天，事情仍旧发展到了小规模骚动的地步，当人们得到消息说，军队正在开来驱散旧市广场上的民众集会的时候，甚至有一些街垒修筑起来。但是军队并没有出现，直到事件完全平静下去以后，警备司令才敢于在科伦宣布戒严。这种情况决定了《新莱茵报》的命运，该报在9月27日停刊了。原来，这次毫无意义的暴行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搞掉《新莱茵报》，几天之后普富尔便宣布取消戒严令。这次打击确实是沉重的，因为直到10月12日报纸才重新在战场上出现。
报纸的编辑部拆散了，因为大多数编辑人员为了避免被捕而不得不逃到国外去，——比如，德朗克和恩格斯逃往比利时，而威廉·沃尔弗则逃往普法尔茨，——直到后来才陆续回来。1849年1月初，恩格斯还在伯尔尼；他是在徒步走了一大段路之后才穿过法国到达那里的。然而首先报纸的财政基础彻底动摇了。在股东们退出之后，报纸只是靠增加发行份数勉强维持着。在这次新的打击之后，报纸所以还能维持，只是因为马克思把报纸当作“个人的财产”接了过来，换句话说，就是他把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或是用未来的遗产作抵押而取得的少量资金全都花在报纸上面了。关于这件事，他本人从来不曾提过一个字，但是他妻子的信以及朋友们的公开的证明都可以确定这一点。他们估计，马克思在革命的一年里用于鼓动工作和报纸的那笔款项大约有七千塔勒。当然，重要的不是款项的数目，而是马克思为了保卫要塞不惜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这样一个事实。
但是在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处境也是十分艰难的。革命爆发之后，联邦议会在3月30日决定，德国的流亡者如果返回德国并宣布自己愿意重新取得公民权，他们也可以享有国民会议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鲁士政府也确认了这一决定。马克思履行了保证给他以公民权的条件，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权利要求登记为普鲁士公民了。科伦市政委员会在1848年4月马克思提出申请之后，就确实立刻把公民权给了他。马克思向科伦警察局长弥勒声明，在事情尚未最后确定下来的情况下，他不能把全家从特利尔迁到科伦来。于是弥勒向他保证说，就是行政区政府也会承认马克思的重新归化的：根据旧的普鲁士法律，应当由行政区政府来批准市政委员会的决定。那时《新莱茵报》已开始出版，然而8月3日马克思从警察厅长盖格尔那里接到正式通知说，国王政府“目前”认为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把普鲁士的公民权给予一个外国人，因此马克思在今后仍将被视为一个外国人。8月22日马克思向内务大臣写了一份申诉书，对这一措施表示强烈不满，然而他的申诉被驳回了[191]。
但是他这位最温存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还是把自己的一家人在“事情尚未最后确定下来的情况下”接到科伦来了。在这期间，家里又添了人口：1844年5月生了第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起了和母亲相同的名字——燕妮，在这之后，1845年9
月生了第二个女儿劳拉。继而，大概相隔不久，又生了儿子埃德加尔；在这些孩子以及在后来生的孩子当中，他是唯一无法确定诞生年月的孩子。海伦·德穆特从在巴黎的时候起就跟着他们一家，成为他们全家的忠实的守护者。
马克思不是那种见面就跟人称兄道弟地表示亲热的人。不过他却能格守忠诚和友谊。就在那次科伦代表大会上，虽然据说他曾以他那种令人难堪的傲慢把那些愿意同他接近的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然而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他结识了两位终生友情不渝的朋友，这就是特利尔的律师席利和克雷费尔特的教员伊曼特。如果说，他那孤高的性格在叔尔茨和泰霍夫之流的半革命者的眼里看来是无法容忍的，那末，正是在科伦居住期间，他那精神上的魅力却不可抗拒地把弗莱里格拉特和拉萨尔这样一些真正的革命者吸引过来。
（六）弗莱里格拉特和拉萨尔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比马克思大八岁。在青年时代，他受过很深的虔诚的宗教徒的教育，而当他在海尔维格被逐出普鲁士后写诗嘲笑这位诗人的不成功的凯旋旅行的时候，他曾受到旧《莱茵报》的痛击。但是三月革命前的反动很快地就把他从保罗变成了扫罗[192]。在布鲁塞尔亡命期间，他只是仓促地然而友好地会见了马克思，而正像他所说，会见了这个“有趣的、亲切而作风朴实的人物”。在这件事上弗莱里格拉特的判断是十分高明的。要知道，弗莱里格拉特本人是个丝毫不追求虚荣的人，因此别人身上有一点点自命不凡的影子，他也会锐敏地感觉到的。
他和马克思之间的真正友谊是到1848年的夏天和秋天才结成的。他们两人在莱茵的运动中都为捍卫共同的革命原则表现出了坚强果敢的性格，而对于这种性格的相互尊重就把他们结合到一起了。“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十分正直的人——这是我只能赠给少数人的赞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20页。〕这就是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怀着真正尊敬的心情所写的话，而且马克思还劝魏德迈要“奉承一下”弗莱里格拉特，因为诗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喜欢别人赞扬，如果人们想要他们歌唱的话。还有一次，一向不轻易吐露心情的马克思在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说：“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朋友当中的一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97页。〕
在极端贫困的时候，马克思除了恩格斯之外，就没有比弗莱里格拉特更加忠实可靠的朋友了。
这种友谊的纯朴和真诚一直引起庸夫俗子的气愤，他们认为这是愚蠢的。他们时而说什么诗人的热情的想像力在拿他恶作剧，把他拖入居心不良的人们的一伙中去，时而又说什么一个恶魔一样的煽动家从精神上毒害了天真无邪的诗人，使他变得沉默了。对于这种胡言乱语，如果不是人们用了不对症的药物作为解毒剂（比如，有人想把弗莱里格拉特描写成一个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消说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本来是用不着再多费唇舌的。弗莱里格拉特之为一个革命者，乃是出于诗人的直观，而不是出于科学的信念。他把马克思看成是一位先进的革命战上，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则把马克思看成是当时无与伦比的革命先锋。但是《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思维过程对他来说却多少是有些陌生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奔放的想像力也不能满足于那种“往往是简陋、稳重而烦琐的鼓动方式”。
斐迪南·拉萨尔却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在这一个时期里同马克思的来往是很密切的。他比马克思小七岁。在那时以前，他只是因为热心地为受丈夫虐待并为本阶级所摒弃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打抱不平而出名。1848年2月拉萨尔曾因所谓教唆盗窃文件匣的罪名而被逮捕[193]，但是他在出色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之后，在8月11日被科伦的陪审员宣告无罪。此后，他才参加了革命斗争。由于拉萨尔“对任何伟大的力量都怀有无限的同情”，所以他对这一斗争的领导者马克思十分折服。
拉萨尔受过黑格尔学派的训练并且充分掌握了老师的方法。他对这种方法的无谬性并不怀疑，然而却没有后继者所特有的那种浅陋。在拉萨尔访问巴黎的时候，他研究了法国的社会主义，而海涅的锐敏的眼光预见到了他的伟大前途；但是对这个青年人的殷切期待后来却由于这个青年人的本性的某种二重性而受到了抑制。而他在对一个被压迫种族的消极的遗产进行斗争时并未能彻底消除这种二重性：在他父亲的家里，波兰犹太人的那种鄙俗习气还是占着绝对的上风。在拉萨尔维护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斗争中，即使是思想比较自由的人也并不总是承认他所说的以及从他的观点看来有权利说的话，这就是：在这一个别的事例中，他是在对垂死的时代的社会罪恶进行斗争。根本就不大喜欢他的弗莱里格拉特，带着蔑视的口吻谈论这件“家庭丑事”，而在拉萨尔看来，全部世界历史都是在环绕着这件“家庭丑事”旋转的。
七年之后，马克恩表示了差不多是同样的意见：拉萨尔是自命不凡的，因为他曾经在一件私事中，表现得无所顾忌，就仿佛一个杰出的人物真地能够为了这样一件小事牺牲自己一生中的十年似的。又过了几十年，恩格斯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对拉萨尔抱着强烈的反感，还说马克思故意尽可能不去注意拉萨尔为哈茨费尔特夫人所进行的诉讼，因为他不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表示和拉萨尔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这一次恩格斯却记错了：《新莱茵报》在9月27日停刊之前，曾非常详细地报道了有关盗窃文件匣的案件，而从它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件案子是有它的不光彩的一面的。正像马克思本人在他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里所提到的，马克思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困难的时候，也曾帮过她的忙，从自己的为数无多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来借给她。而当马克思刚到科伦生活非常穷困的时候，他在这个有许多老朋友的城市，除了依靠弗莱里格拉特之外，还曾依靠过拉萨尔。
当然，恩格斯在下述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这就是：马克思也同恩格斯与弗莱里格拉特一样，用通俗的说法来说，干脆对拉萨尔抱有反感——不过这种反感是没有任何理性的根据的。但是却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并没有为这种反感所左右，乃至不承认对哈茨费尔特的庇护的比较深刻的意义，更不用说拉萨尔的强烈的革命热情，他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杰出天才，以及最后，这位比马克思年轻的战友对马克思所表示的那种忠实的友情了。
必须正确地阐明拉萨尔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是怎样形成的，但这并不是为了拉萨尔，因为拉萨尔的历史权利是早已受到了维护的。这无宁说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使他不致受到任何误解，因为他对拉萨尔的态度乃是他一生中一个最复杂的心理问题[194]。
（七）十月和十一月的日子
当《新莱茵报》从10月12日起重新开始出版并声明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辑部的时候，它有幸迎接一次新的革命[195]。10月6日维也纳的无产阶级狠狠打击了哈布斯堡反革命势力的狡猾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内容就是，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之后，先是在斯拉夫诸民族的协助下击溃叛乱的匈牙利，然后再收拾德国的叛乱者。
从8月28日到9月7日，马克思留在维也纳发动那里的群众[196]。从现存的很少一点报纸上的报道来判断，他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维也纳工人的觉悟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正因为如此，对于维也纳工人抗击奉命进攻匈牙利的团队的进军的那种真正革命的本能，也就应当给以更高的评价。他们用这种办法把反革命的第一次打击引到自己身上来——这是匈牙利贵族所作不出的一次慷慨的牺牲。匈牙利贵族想依靠自己的那些载入宪法的权利进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而匈牙利的军队则只敢进行胆怯的进击，这种进击不仅没有给匈牙利起义者的生死斗争带来方便，相反地，却给这一斗争增加了困难。
德国民主派的态度也不见得更好一些。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就是对他们自己来说，维也纳起义的成败也是关系重大的。如果反革命势力在奥地利的首都取得胜利的话，那末反革命势力也会在普鲁士的首都施加决定性的打击，因为它早已在那里伺机待动了。但是德国的民主派却只是沉浸在感伤的悲叹、无益的同情里，一味地向无能为力的帝国摄政哀呼求援。10月末第二次在柏林召开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是1848年10月28—30日在柏林召开的。大会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动员群众对反革命进行斗争，却一味在那里空谈和作出一些无用的、相互矛盾的决议。〕发表了由卢格起草的、保卫被包围的维也纳的呼吁书，而正如《新莱茵报》所中肯地指出的，这份呼吁书用说教者的慷慨激昂的呼号来代替革命毅力的不足，掩饰思想和热情的完全缺乏。马克思用有力的散文而弗莱里格拉特用精彩的诗歌在报上发出了热情的号召，要求给予维也纳人以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援助——在本国战胜反革命[197]。但是这些号召成了旷野中的呼声。
维也纳革命的命运就这样地决定了。被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出卖、而只是在大学生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中间找到支持的维也纳工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10月31日晚上，围攻的军队猛袭成功，而在11月1日巨大的黑黄旗[198]就飘扬在圣斯蒂芬塔上面了。
在维也纳的这场激动人心的悲剧之后，紧接着就有一幕奇妙的悲喜剧在柏林开场了。普富尔的内阁倒了台而代之以勃兰登堡的内阁，这个内阁命令议会迁居到外省的城市勃兰登堡去，而弗兰格尔则率领着近卫军团开入柏林，用武力来执行这一命令。霍亨索伦家族庶出的勃兰登堡过分得意地把自己比做一头踏死革命的大象。《新莱茵报》却更加确切地把勃兰登堡和他的同谋者弗兰格尔称为“两个没有头脑、没有心肝、没有主见而只有胡子的人物”。但是，作为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可尊敬的协商派议会来说，倒不愧为旗鼓相当的对手。
确实，“单是胡子”就足够把议会吓倒了。诚然，议会曾拒绝离开宪法给它规定的柏林会址，而当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而来的时候，当市民自卫军被解散并宣布了戒严的时候，议会曾宣布内阁各部大臣为国事犯，并且把他们告到检察官那里去。但是议会却拒绝了柏林无产阶级所提出的用武力来恢复受到践踏的国家法律的建议，并宣布了自己的“消极抵抗”,
换句话说，就是宣布了用脊背承受敌人打击的高尚决心。当弗兰格尔的军队把议会从一间大厅赶到另一间大厅去的时候，议会并没有抵抗，直到最后看到了刺刀逼到会场上的时候，它才愤怒地立布：只要议会还不能自由地在柏林开会，勃兰登堡的内阁就没有权利处理国家财政和征收捐税。然而，议会刚刚被驱散，议会议长冯·翁鲁就为议会的宝贵的尸体焦心了，他召集议会秘书处的人员，要他们在议事录中载明，议会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有关不承认征税权利的决议，由于某些形式上的缺陷而不能生效．
《新莱茵报》责无旁贷地要对政府的暴行给以应有的反抗。它认为，第二次革命必然会战胜反革命的那个决定性的时刻业已到来。该报逐日地说服群众用各种暴力行动来回答暴力。消极的反抗必须有积极的反抗做基础，否则这种反抗就只能像小牛在屠夫手里的挣扎罢了。用来掩盖资产阶级的[234]卑怯行为的妥协理论的一切法律上的诡辩，都受到了坚决的驳斥。该报写道：“普鲁士国王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理直气壮地以专制国王的身分与议会相对抗。但是议会却没有理直气壮地进行活动，没有以专制议会的身分来与国王相对抗……但是旧官僚不甘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封建党派不愿为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最后，国王把旧的封建社会（他作为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异己的、人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只能雕萎〔凋萎——校对者〕。
资产阶级把‘受命于天’的非凡的权利变成以文件作根据的平凡的权利，把贵族血统的统治变成一纸公文的统治，把王国的太阳变成资产阶级的星灯。
因此，王权没有接受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的劝说。国王用彻底的反革命回答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革命。他把资产阶级推回革命的怀抱，推回人民的怀抱，因为他宣布说：
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16—17页。〕《新莱茵报》把反革命的这个口号十分精采地翻译成这样的话：“警备部在议会，议会在警备部”。它指望人民能利用这个口号取得胜利，它认为这个口号就是勃兰登堡家族的墓志铭。
当柏林议会通过了拒绝纳税的决议的时候，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在11月18日由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签署的呼吁书[199]里要求莱茵省各民主团体采取如下措施以实现这一决议：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税，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武器和弹药以供应贫民，如果当局拒绝承认并履行议会的决定，则应当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镇委员会取得协议，市镇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会议，则应由该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由此可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本来正是柏林议会所应采取的措施，如果柏林议会认真对待它那拒绝纳税的决定的话。但是柏林议会的英雄好汉们现在却害怕自己的英勇行为了：他们赶忙跑到自己的选区去偷偷地取消自己的决定，然后又跑到勃兰登堡去继续议事。议会的这种行动使得自己的声望贬低到这种程度，以至12月5日政府竟能一举而把它驱散，悍然颁布了新宪法和新选举法。
这样一来，就是莱茵区域委员会也在为军队所充斥的本省无能为力了。11月22
口，热情地响应了呼吁书的号召的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被捕。科伦检察官向在呼吁书上签名的人们提起了公诉，但是不敢逮捕他们。2月8日，他们由于被控号召武装反抗军事与民政当局而受到科伦陪审法庭的审判。
马克思在一次辉煌的发言中粉碎了检察官的这样一个企图，这就是，他想根据4月6日和8
口的法律，亦即政府通过武装政变所破坏的那些法律，来论证议会的错误，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论证被告的有罪。顺利地进行革命的人可以绞死自己的敌人，但是不能判他们的罪，可以把他们作为战败的敌人清除掉，但是不能把他们作为罪犯来审判。用已经成功的革命或反革命所推翻的法律来反对这些法律本身的捍卫者，这只能是一种怯懦的伪善。至于国王或议会究竟谁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间题，而历史间题是只能由历史而不能由陪审法庭来解决的。
但是马克思更进了一步，根本拒绝承认4月6日和8日的法律。他说，这些法律是联合议会任意制造出来的东西，它想借这些法律使国王可以不承认他在3月斗争中的失败。不能根据一个封建团体的法律来审判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议会。硬说社会以法律为基础，这只是法学家的幻想。恰恰相反，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18世纪并在19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292页。〕柏林议会不理解它在三月革命后所处的历史地位。检察官指责议会拒绝接受任何和解，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议会的不幸和错误正是在于它把自己从一个革命的国民议会贬低为模棱两可的协商派团体：“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301页。〕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而只能有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检察官的可笑的说法相反，拒绝纳税并不会动摇社会的基础，而只是社会为反抗威胁着社会基础本身的政府而采取的一项自卫措施。
议会不承认征税的权利，这并没有违反法律，但如果它宣布进行消极的反抗，这却是违法的行动了。“可是，如果征税被宣布为非法的，难道我不应当用暴力来反扰用暴力实行的非法行为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305页。〕
由于拒绝纳税的先生们害怕拿脑袋去冒险而不敢走革命的道路，所以人民才不得不在拒绝纳税时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利——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且根据自己的自主的权力来行动。……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305页。〕马克思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指出，现在戏剧的第一幕已经结束了。此后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许只有在反革命成功之后，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
在马克思讲完这些充满革命自豪感的话之后，陪审员们就宣布被告无罪，而且首席陪审员还为了这一富有教益的演说对发言人表示感谢。
（八）伏击
由于反革命势力在维也纳和柏林取得了胜利，德国的命运就决定了。在革命的成果当中，剩下的只有法兰克福议会了，但这个议会也早就失去任何政治上的信用了，它把自己的精力全部耗费在无休无止地讨论纸上的宪法上面。而实际上，关于这一宪法的命运只有一件事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是用奥地利的佩刀还是用普鲁士的佩刀把它刺穿？
《新莱茵报》在12月间通过一系列的卓越的论文[200]重新论述了普鲁士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而在1849年年初，它又把期待的目光转向法国工人阶级的起义，指望这一起义会导致世界战争。“英国这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负欧洲复辟费用的国家，这个在自己内部阶级矛盾发展得最尖锐最无耻的国家，好像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社会。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子里的风浪而已。每个国家内的工业和贸易关系都依赖该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都受该国和世界市场的关系的制约。但是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而资产阶级又统治着英国。”〔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174—175页。〕因此，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局部性的社会改革，只要想把它进行到底，都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善良愿望罢了。而老旧的英国只有世界战争才能把它推翻。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为宪章派这个英国的有组织的工人政党提供条件，使它能为反对强大的压迫者进行胜利的斗争。只有当宪章派领导英国政府的时候，社会革命才能从空想的领域转入现实的领域。
对未来的这些期望的前提并没有实现。从六月革命以来．受到严重创伤的法国工人阶级已无力进行新的发动。从巴黎的六月革命开始，欧洲的反革命进行了一次巡回，它经过法兰克福、维也纳和柏林，而在12月10日由于假波拿巴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而暂时结束了自己的行程。革命只在匈牙利还坚持着，而这时已返回科伦的恩格斯则是革命的最能言善辩的和最有才能的捍卫者。在其余的方面，《新莱茵报》不得不仅限于对进攻的反革命进行小规模的战争，而它在这种战争中同在前一年的大会战中一样，是战斗得勇敢顽强的。内阁对这家被它看成是“一切坏报纸中最坏的报纸”接二连三地提出了诉讼，但报纸却对这些诉讼报之以冷嘲热讽，说帝国政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权当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权。对于易北河东岸容克地主在柏林政变后常以“普鲁士的风格”相夸耀的做法，《新莱茵报》给予了应有的嘲笑：“我们莱茵省居民很幸运，在维也纳买卖人口的大市场上得到了一位莱茵河下游的‘大公’，不过他后来并没有履行他在被宣布为‘大公’时所许下的那些条件[201]。对于我们来说，‘普鲁士国王’只是由于柏林国民议会的决议才存在，可是对我们这位莱茵河下游的‘大公’来说，柏林国民议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任何‘普鲁士国王’都不存在。我们所以落到了莱茵河下游的大公的手里，是因为贩卖人民的结果！当我们成长到能够不承认贩卖人口的生意的时候，我们将要求‘莱茵河下游的大公，拿出他的‘领地所有证’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87—88页。〕而这些话正是在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写的！
有一件事情看来应该以显著地位出现在《新莱茵报》上，但是它却并没有出现。这就是关于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详细的报道。这个运动甚至已经深入到易北河东岸各地区，而且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它有自己的代表大会，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报纸。它的最有才能的领袖斯蒂凡·波尔恩一早从布鲁塞尔和巴黎时期起就同恩格斯和马克思友好。就是这时，他仍然从柏林和莱比锡为《新莱茵报》写稿。波尔恩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很深刻，尽管他未能很好地使《宣言》适应于德国大部分地区无产阶级的很低的觉悟水平。只是在后来，恩格斯才对波尔恩当时的活动提出了不公平的尖锐指责。波尔恩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革命的年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曾对他当时的活动讲过一句不满的话。这是完全可信的。但他们两人在某件事情上对他不满，这也是可能的。不管怎样，他们两人在1849年春天就接近了这个并非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的工人运动。
《新莱茵报》起初对这一运动注意得不够，部分是因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当时在科伦出版了一种每周两期的自己的机关报（该报主编是莫尔和沙佩尔），但主要则是因为《新莱茵报》认为自己首先是“民主派机关报”，这就是说，它保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这确实是最为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展开搏斗奠立基础。但是民主派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却日益动摇起来，他们每当受到比较严重的考验时，就都垮了下来。像梅因和从美国回来的克利盖这样一些人也参加了1848年6月在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五人中央委员会。在这样一些人的领导下，这个组织很快地就衰落了，而当它在普鲁士政变前夕在柏林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的时候，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如果说当时也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并且还有在私交上和政治上都同马克思接近的德斯特尔参加的话，这也不过是开一张远期的支票而已。柏林议会的左派在十一月危机时期不能有所行动，而法兰克福议会的左派则越来越深地陷进了卑鄙的妥协泥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马克思、威廉·沃尔弗、沙佩尔和海尔曼·贝克尔在4月15日宣布退出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声明的日期是1849年4月14日。《新莱茵报》（第273号）则是在同年4月15日发表了这一声明的。〕。他们是这样说明自己退山的理由的：“我们认为，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于庞杂，这势必妨碍有利于事业的有效活动的开展。我们认为最好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509页。〕与此同时，科伦工人联合会退出了莱茵省民主联合会，随后便召集所有拥护社会民主派原则的工人团体和其他团体参加5月6日的省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是组织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以及是否应参加由莱比锡工人联谊会所召集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问题。领导莱比锡工人联谊会的是波尔恩，而代表大会预定6月在莱比锡召开。
还在这些声明之前，《新莱茵报》就在3月20日发表了威廉·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202]这篇号召农村无产阶级发动起义的情绪激昂的论文。4月5日马克思本人也发表了文章。他发表了他在布鲁塞尔工人协会所作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报告[203]。以前，该报曾以1848年的大规模群众斗争为例来证明：任何一次革命运动，甚至当它的目的看来离开阶级斗争很远的时候，只要是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取得胜利，就必然会遭到失败。现在，该报想转而探讨作为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工人的被奴役的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了。
但是这个很有希望的计划却被维护纸上的帝国宪法[204]的斗争打断了，这个宪法就是法兰克福议会最后制造出来的。关于这个宪法本身，人们是值不得为它流哪怕是一滴血的。宪法想加到普鲁士国王头上去的世袭皇冠，无宁说更像一顶丑角的尖帽。国王并没有接受这顶皇冠，但也没有拒绝它。他想同德国各邦王公们就帝国宪法达成协议，暗中期望他在他用普鲁士之剑摧毁德意志中小各邦革命力量的最后残余时，这些王公们会承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这是对革命尸体的劫掠，它又燎起了新的革命火焰。发生了一连串的起义，帝国宪法虽然赋予了这些起义以名称，却没有赋予它们以内容。但宪法毕竟体现了人民的主权，因此暗中消灭这一主权以便恢复王公的主权的准备工作就在进行。在萨克森王国、在巴登大公国、在巴伐里亚的普法尔茨，都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斗争，而普鲁士国王到处都充当了刽予手的角色。但正是他所挽救的那些统治者却欺骗了他：他们拒绝为他作为刽子手的服务支付报酬。在莱茵省也发生了个别的起义，但是这些起义都在刚一萌芽的时候就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镇压下去了，因为政府在它所不放心的这个省里驻扎了大批的军队。
当局终于鼓起了足够的勇气对《新莱茵报》施加决定性的打击。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征兆的加强，在报纸的篇幅上也日益炽烈地然烧起革命热情的火焰。它在4月和5月出版的一些号外就是致人民的呼吁书，这些呼吁书号召人民准备起义。当时《新莱茵报》曾受到«Kreuzzeitung»〔《十字报》〕的光荣的赞扬。这家报纸说，《新莱茵报》“胆量之大超过了钦波拉索火山[205]”，而1793年的«Moniteur»〔《通报》〕在《新莱茵报》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了。政府很久以来就想扼杀该报，但是它哪里有这样的勇气！在莱茵陪审员当时的情绪下，对马克思的两次审讯结果都使他取得了新的胜利。当柏林方面要科伦重新宣布戒严的时候，胆小的要塞司令部竟不敢这样做。它宁愿向警察厅长建议把马克思作为“危险人物”驱逐出境。
处于困境的警察厅长去找科伦行政区政府，行政区政府又到曼托伊费尔那里去诉苦，因为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是行政区政府的上司。3月10日，警察厅长报告说，马克思虽然在科伦没有居留权，却还呆在科伦，而他主编的报纸也和先前一样地宣传极其有害的思想，教唆推翻现存的国家制度和建立社会共和国，毫不犹豫地嘲弄人们所尊敬并奉为神圣的一切事物。报告认为该报所以能发生更加有害的影响，正是因为它的无耻行为和文章的语调使得它的读者圈日益扩大。但是警察厅长怀疑要塞司令部提出的有关驱逐马克思的建议是否适当，他认为政府会承认他的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只是由于报纸的危险倾向”,
“而没有特别的外部原因’便加以驱逐，这只会引起民主派方面的抗议。
曼托伊费尔接到了这个报告之后，就去征求莱茵省省长艾希曼的意见。
3月29日，艾希曼回答说，驱逐马克思的做法尽管是正当的，但是在马克思还没有犯什么罪过的时候，这却不是一个稳妥的办法。在这之后，曼托伊费尔在4月7日表示他并不反对驱逐，但是他要科伦政府决定什么时候才是适宜的，他认为最好是在马克思有什么罪名的时候再动手。驱逐的行动实际上发生在5月11日〔驱逐马克思的命令是在5月12日发出的。〕，但并不是由于马克思有什么特别的越轨行动，而是因为《新莱茵报》的危险倾向。换句话说，政府在5月11日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进行伏击，而在3月29日和4月7日它还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不久之前从档案库里找出了下面这一文件的普鲁士教授显然是想称赞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人的远见；弗莱里格拉特在对驱逐马克思的行动记忆犹新的时候写道：
不是正正堂堂的战斗中光明正大的打击
而是卑鄙的西方卡尔梅克人[206]
使用了阴谋诡计，
突然间把我打倒在地。 |
（九）又一次伏击
当驱逐令送到的时候，马克思正好不在科伦。尽管《新莱茵报》一直在发展扩大以至有了六千左右的订户，然而它的财政困难依旧没有消除。订户增加了，开支也增加了，然而进款却又不能立刻到手。马克思到哈姆去同雷姆佩尔进行谈判。雷姆佩尔就是曾在1846年同意成立共产主义出版社的两个资本家中的一个。但是这位大胆的雷姆佩尔现在也把钱袋抓得很紧。他要马克思去找前中尉亨泽，亨泽过去确实曾借给该报三百塔勒，而由马克思个人负责归还。后来被证实是奸细的亨泽，当时也受到警察的迫害。他和马克思一道来到科伦，而马克思就在那里看到了“警察局的逐客令”。
《新莱茵报》的命运就这样地决定了。还有几个编辑人员也作为“外国人”被驱逐了，其余的人则受到了法律上的追究。5月19日出版了红色的最后一号〔这一号的报纸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在这一号上刊载了弗莱里格拉特的著名的告别诗和马克思的词锋锐利的告别词[207]。马克思在这里对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那末你们为什么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饰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603页。〕报纸警告科伦工人不要进行任何发动：从科伦军事戒备情况来看，他们是毫无希望的。编辑们对工人们的同情表示感谢，并且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619页。〕
此外，马克思还履行了他作为沉船的船长所担负的义务。亨泽借给马克思的三百塔勒、马克思从邮局那里收到的一千五百塔勒的订费、马克思私人所有的印刷机和其他财物，全部被马克思用来偿付报纸拖欠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纸商、会计、通讯员和编辑部人员等等的债务。他个人留下来的只是属于他的妻子的一套银器，但这套银器也被他送到法兰克福的当铺里去了。这套银器所当的二三百盾，是他全家仅有的生活费用，这时正像我们的祖先所说的那样，他们又不得不在“贫困的国土”上漫游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道从法兰克福到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场去。他们先到卡尔斯卢厄，后来又去凯则尔斯劳顿，在那里会见了临时政府的中心人物德斯特尔。马克思从德斯特尔那里接受了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书，委派他作为德国革命党的代表到巴黎国民议会的山岳党那里去。山岳党是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并且准备对秩序党[208]及其代表人物假波拿巴施加沉重的打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凯则尔斯劳顿返回的途中因为参加起义的嫌疑被黑森军队逮捕。他们被押解到达姆斯塔德，而后又被送到法兰克福，并且在那里获释。于是马克思就直接到巴黎去，恩格斯则返回凯则尔斯劳顿，成了普鲁士前中尉维利希所组织的志愿军的副官。
6月7日马克思从巴黎写信来说，比在基佐当政时期更加可怕的保皇党反动派在那里十分猖獗，但是革命火山的巨大爆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在眼前[209]。不过，他的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山岳党所策划的打击遭到了全面的而且是相当悲惨的失败。一个月之后马克思本人遭到了胜利者的报复:7月19日内务大臣通过警察局长下令马克思移往莫尔比昂省[210]。正像弗莱里格拉特在知道这一命令时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这是一次卑怯的打击，是一个“极其卑劣的行为”。“丹·尼尔斯认为莫尔比昂是法国最不利于健康的地区之一，这是一片热病流行的沼地。这里可以说是布列塔尼地方的彭提亚沼地[211]。”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伪装的杀人企图屈服”，他上书内务大臣，结果竟使命令暂缓执行。
由于马克思的为数不多的钱已完全花光，因而生活极端窘迫。他请求弗莱里格拉特和拉萨尔给他帮助。两个人都尽力帮助了他，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却不满意拉萨尔的不慎重的做法，因为拉萨尔使得马克思的处境成了所有坐酒馆的人们的话题。马克思对这种做法感到十分痛心。他在7月31日写给弗莱里格拉特的回信里说：“我宁肯忍受极大的贫困也不愿到外面去向人乞讨。关于这一点我已写信告诉了他〔指拉萨尔〕。这件事使我愤怒到难以形容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57页。〕但拉萨尔的一封信却驱散了马克思的不快。拉萨尔在信中说他是“极其慎重地”处理这件事的，尽管这种说法多少使人感到怀疑，但这封信还是充满了善意的。
8月23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离开法国，而在9月5日他又写信告诉弗莱里格拉特说，9月15日他的妻子要随他同行，可是他还不知道怎样筹得她的旅费和迁居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所必需的款项。在马克思的第三次亡命中，伴随着他的是重重的忧虑，而且看来，这种忧虑一直是他的一个形影不离的伴侣。
感谢 陶尘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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