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流寓伦敦
在马克思从巴黎寄给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信里，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有可能在伦敦创办一个德文杂志，而且一部分钱已经有了着落[212]。恩格斯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就作为一个流亡者住在瑞士。马克思在信里请他立刻到伦敦去，于是恩格斯应邀从热那亚乘帆船前往伦敦。
现在已经无从查明，他们打算创办的这个杂志的经费从何而来。无论如何，这笔钱的数目不会是很大的，而且，他们显然也并未指望这个杂志能长久存在下去。马克思希望三、四个月后会爆发世界战争。1850年1月1日，《卡尔·马克思主编的＜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召股启事》在伦敦登了出来，由康拉德·施拉姆作为企业的出版负责人署名。启事中说，《新莱茵报》的同人们去年夏天在南德和巴黎参加了革命运动，以后他们又聚集在伦敦，决定在这里继续出版报纸。这报纸暂时将只是以月刊的形式出版，每期篇幅近五印张。但是只要经济条件一旦允许，报纸便将改为双周刊，甚至在可能的时候改为像英、美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然后，当情况允许回到德国时，再立刻把周报改为日报。接着，启事征求认股，每股五十法郎。
但是大概并没有征得多少股份。杂志是在汉堡印刷的。那里有一家书店承办代销业务，从每份每季订阅价格二十五银格罗申中抽取百分之五十作为佣金。这家书店没有为这事卖很大的力气，特别是因为普鲁士的军队占领汉堡这一情况使它不能这样做。不过，即使它更热心一些，情况也不会更好。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还征集不到五十个订户，而预订了一百份在法兰克福推销的魏德迈，半年中也只收回五十一盾的款子。他说：“虽然我已经够惹人厌烦的，但是，人们还是不顾我的一再催促而不肯急于付款。”马克思夫人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完全有理由痛心地说，这项出版事业是被粗心和混乱的经营给毁了，不知道哪方面应该负更大的责任：是书店、科伦的熟人和管理人员的疏忽大意，还是民主派的态度。
刊物的编辑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这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而这工作实际上全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担负的。1月号的原稿直到2月6日才寄到汉堡。但是，这计划总地说来还是付诸实行了，这是后世应该感谢的，因为如果再延迟几个月，革命情绪的迅速低落就会使得它根本不可能实现。六期《评论》是一个珍贵的见证，证明马克思——像马克思夫人所说的——“由于自己的毅力，由于平静、明确而沉着地意识到自己的本质”，能够超然于生活的繁琐忧虑之上，而这些生活琐事是每日每时都在“最恼人地”干扰着他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者更甚于前者——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常把未来的事情看得过分迫近。他们时常在花几乎还没有开的时候就希望立刻摘取果实。为了这一点，他们有多少次被斥责为假预言家啊！而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被称做假预言家并不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但是应该分清，这些错误的预言究竞是出于明确而敏锐的思维的大胆信念，还是出于对自己的善良愿望的虚荣的自我陶醉。在后一种情况下，失望会使人意气消沉，而幻想也随之烟消云散，但在前一种情况下，信念反而会加强，因为思想家将追寻自己的错误的根源并从而获得新的认识。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无情而真挚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政治家，大概是从来没有过的。有一种毫无根据地固执己见的态度，尽管面对着最惨痛的幻灭，却还要一味继续自我欺骗，说什么假如某件事情按照另一种方式发生，而不是像实际发生的那样，那就会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完全没有这种态度。他们也不做任何廉价的自作聪明的否定，没有任何无益的悲观主义，他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以便以更大的力量重新为取得胜利作准备。
随着6 月13日巴黎起义的失败，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失败，以及沙皇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整整一个革命阶段已经结束了。新的革命高潮只有在法国才可能出现，因为那里的革命还未定局。马克思十分坚定地相信这个高潮会到来。但是这一点非但没有妨碍、反而促使他对法国革命的过去一个时期进行了嘲笑一切幻想的无情批判。他从内部的根源出发，即从经济矛盾出发阐明了这个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空谈理论的政治家们通常认为不可能解释清楚的。
因此，他在发表于《评论》头三期上的几篇文章中，用两三句简短而中肯的话就解决了当时的一些最错综复杂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乃至于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在巴黎国民议会中曾经费了多少唇舌来议论劳动权的问题，而马克思则用几句话就详尽无遗地说明了这个口号在历史上的意义和毫无意义。他说：“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 ——劳动权，还提到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droit à l'assistance ——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是试问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47页。〕马克思首先以法国历史为例，透彻地说明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飞轮。确实，阶级斗争特别明显地以古典的形式出现在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上，而这一点也正足以说明马克思为什么对法国历史特别偏爱。发表在《评论》上的这篇文章[213]，以及关于波拿巴政变和后来关于巴黎公社的另几篇文章，都是马克思的小部头历史著作宝库中最晶莹灿烂的宝石。
在《评论》的头三期上，恩格斯为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所描绘的一幅小资产阶级革命图[214]和马克思的文章相反，是喜剧性的，虽然也不免有一个悲剧性的收场。每月评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执笔，在这些评论中，他们主要注意经济生活的发展。他们在2月号中就已谈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说这个事实“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 ，而它所引起的后果甚至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引起的大得多：“在纬度30 度上的漫长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以前它几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而现在它在我们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亚人，从克里奥洛到美斯提左[215]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地流入美洲，以及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是不想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63-264页。〕但不幸的只是，不久以后这些辉煌的预言的两位作者自己就不得不承认，现代革命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而“被沙淹没”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合写了一些文章来批判三月革命前的文坛巨擘们——德国的哲学家道梅尔、法国的史学家基佐和英国的奇才卡莱尔——企图剖析革命的一些著作[216]。道梅尔出身于黑格尔学派，基佐对马克思有过重大影响，而卡莱尔则对恩格斯有过重大影响。但是现在拿到革命的天平上来称一称，这三个人都显得分量太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道梅尔宣扬“新时代的宗教”的那一套难以置信的老生常谈归结为下面这样一幅“动人的图画”：德国哲学扭绞着双手恸哭在它的养父——德国小市民阶级——的灵床前。他们在书评中以基佐为例证明：即使旧制度下最聪明的人物，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人，也被致命的二月事变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如果说基佐的书证明资产阶级的才能已趋于衰落，那末卡莱尔的两本小册子则表明他的文学天才在尖锐化的历史斗争中没落了，因为他企图违抗历史斗争，坚持自己那不为人所承认的、直观的和预言家式的灵感。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卓越的书评中证明了革命对于三月革命前的文坛巨擘们的毁灭性影响，但他们绝不像他们有时被人指责的那样，相信革命有什么神秘的力量。革命并不曾造成把道梅尔、基佐和卡莱尔吓得要死的那种景象，它只不过是把掩盖着这种景象的帷幕撕去罢了。在革命中，历史的发展并不改变自己的方向，而只是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下，马克思把革命称做“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99页〕。愚昧的庸人相信“和平而合法的改革”，认为它胜过一切革命爆发，这种想法当然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格格不入的。在他们看来，暴力也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是每一个新社会的产婆。
1850年4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出版以后，这个刊物就不再按期出版了，其原因之一无疑是4月号上的一篇短文。它的作者们事先就说过，这篇文章将引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愤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351页。〕。这篇文章是对哥特弗利德·金克尔1849年8月7日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的一个简短而致命的批判。金克尔是因为参加革命志愿军而在这个法庭上受到审判的。1850年4月初，他把他的这篇辩护词发表在柏林的一家报纸上，
这个批判本身是完全有道理的。金克尔在军事法庭上背弃了革命和自己的战友。这个军事法庭判决了他的二十六位同志死刑，而他们都英勇地就义了。然而就在这同一个军事法庭上，金克尔却颂扬“霰弹亲王”并且欢呼“霍亨索伦帝国”万岁。不过，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金克尔的时候，他正在监狱里。一般人认为，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国王报复的牺牲品：他本来被军事法庭判决监禁在要塞中，但根据国王的救令，改判屈辱性的一般苦役刑。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金克尔钉在政治耻辱柱[217]上的做法，是会引起许多人的强烈抗议的，而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的清谈家”。后来金克尔案件的档案材料公开了，从这些材料来看，整个事情都是一场错综的悲喜剧式的误会。金克尔本是一个神学家，而且还是正统派神学家。但是他离开了“真正的”信仰，并且由于娶了一个离过婚的天主教徒而招致了正统派的深恶痛绝。这一点使他获得了远远超过他的真正功绩和品德的“自由英雄”的名声。金克尔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里来，只是出于“误会”，他在政治上从没有超过流行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同时，他那从神学家的活动继承下来的“该死的口才”（像弗莱里格拉特所形容的），有时把他远远地推向左面，有时又把他远远地推向右面，就像他在拉施塔特的辩护词中所表现的那样。平庸的诗才又使他比他那一流的其他民主主义者博得了更大的名气。
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金克尔加入了维利希的志愿军团，同恩格斯和莫尔并肩战斗过。他在战斗中表现将很勇敢。在牟尔克城的最后一役中，莫尔牺牲了，他则头部受轻伤并且被俘。军事法庭判处他终生监禁在要塞中，但“霰弹亲王”——或者像金克尔在他的辩护词中更恭敬地称呼的“我们的王位继承者，普鲁士亲王殿下”——却不满足于这一点。柏林的总检察官呈请国王取消军事法庭的判决，他证明金克尔应被判处死利，并请求由军事法庭重新审理该案。
内阁全体反对这种做法。内阁虽然也承认对于叛国犯来说原判过于宽大，但是仍然建议国王批准原判，“以示皇恩”而顺舆情。同时，政府认为让金克尔在“民事监禁场所”服刑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把他当做一名要塞囚徒来对待，那就会引起“民愤”。国王采纳了内阁的建议，却不料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他们希望避免的“民愤”。 “舆论”认为，把连军事法庭也只判处要塞监禁的叛国犯送到普通监狱里去服苦役“以示皇恩”，这简直是一个毒辣的玩笑。
然而舆论弄错了，因为它不了解普鲁士刑罚制度的内情。金克尔并不是被判处要塞监禁，而是被判处要塞军事监禁，这种刑罚比在普通监狱里服苦役更要严厉而难堪。被判处这种徒刑的犯人一二十人挤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睡在硬铺板上，得到的食物既少且坏，他们被派去做最下贱的工作，例如清理污水坑、打扫街道等，稍有过失，就要挨皮鞭。内阁畏俱“舆论”，因此想让被监禁的金克尔免于这种难堪的生活。但是当“舆论”对这件事作了相反的理解的时候，内阁又因畏惧“霰弹亲王”和他的报复心切的党而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人道”意图。它宁可让国王蒙受嫌疑，即使这种嫌疑会大大损害他的声誉，而且确实甚至在他那些善意的臣民眼中已经损害了他的声誉。
由于这次不成功的庇护行为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内阁不愿再因金克尔在监狱中的遭遇而引起新的“民愤”，但是它只敢下一道指令，无论如何不许以体罚加于金克尔。内阁还想使金克尔免于强制性的体力劳动，建议最初囚禁金克尔的瑙加尔德监狱典狱长就这一点自行负责酌情处理。但是这个顽固的官僚竟坚持执行他所接到的放令，叫金克尔去摇纺车．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的大哗。有人创作了一首《纺车歌》，到处传诵；画着“纺车旁的诗人”的画片泛滥于全国。金克尔本人也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命运的作弄和党派的狂暴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致曾为德国人民写过《射手奥托》[218]的这只手，现在摇起纺车来了。”但是，有句老话说，庸众的“义愤”结果往往以贻笑大方收场，这句老话这一次也应验了。
石德丁的行政区当局被抗议的喧哗吓坏了，由于它比内阁更有胆量，——然而为了这一点却有人立刻指控它具有“民主观点”，——它下令金克尔改做文书工作。但是金克尔本人却宣称，他宁可留在自己的纺车旁，因为轻体力劳动不妨碍他随心所欲地去思考，而整天伏案抄写却会伤害胸部并有损健康。
因此，盛传的所谓金克尔在狱中由于国王的赦令而受到特别严酷的待遇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虽然，他当然不得不忍受许多痛苦。瑙加尔德监狱的典狱长施努赫尔是一个死硬的官僚，但并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人。他用“你”来称呼金克尔，但是允许他多到户外放风。他对金克尔的妻子营救丈夫的不断努力也表同情。相反地，当金克尔于1850年5月转移到施潘道监狱的时候，那里的狱吏用“您”来称呼他，但是却强迫他剃掉头发胡须。那里的典狱长，一个名叫耶泽利希的虔信宗教的反动分子，为了想指引金克尔走上真理之道而不断纠缠他，而且立刻就同“金克尔老婆”发生了讨厌的争吵。然而，当内阁就金克尔的妻子的请求征询耶泽利希的意见时，连这个人贩子也未十分作难。金克尔的妻子请求释放她的丈夫到美洲去，条件是他以名誉担保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并永不返回欧洲。耶泽利希甚至表示这样的意见：以他对金克尔的了解来说，住在美洲会使金克尔最快地改邪归正。不过他仍旧建议，金克尔至少应监禁一年，以张法纪。一年以后，才能允许他移居国外。当然，如果金克尔的健康由于长期监禁而受到损伤，那就另当别论，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这种征兆。耶泽利希的报告呈交了国王，但是国王却比内阁和典狱长报复心更重。按照“圣旨”，决定在金克尔监禁一年以后不放他到美洲去，相反地，要使他受到远比以前更大的屈辱。
围绕着金克尔所掀起的喧嚣，不能不激怒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他们从来都憎恶庸人们的这种起哄的做法。恩格斯在论述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的文章中就曾经气愤地指出过，人们只是百般关怀五月起义中的“有教养的牺牲者”，而关于那些战死沙场、活活烂死在拉施塔特囚牢中或在流亡中忍受穷困更甚于所有其他流亡者的成百成千的工人，却没有人说过一句话。而且，就是在“有教养的牺牲者”当中，也还有许多人比金克尔受到严酷得多的考验，而且比他英勇得多地忍受了自己的命运。但是，谁也没有替他们说过一句话。只要提一提奥古斯特·勒克尔就够了。这位艺术家的才能至少是和金克尔不相上下的。他在瓦尔德海姆苦役监狱中受到极残酷的虐待乃至体罚，但是在受了十二年难忍的折磨以后，他都不肯为求得赦免而低头。由于反动派感到无法挂折他的傲气，最后只好可以说用武力把他赶出监狱。而勒克尔并不是这种人当中唯一无二的一个。毋宁说，金克尔才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在并非不能忍受的几个月监禁之后就公开表示悔过，发表了他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并以此唤起了庸众的同情。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辩护词的严厉批评完全是适时的，同时他们也完全有理由说，这种批评非但没有恶化、而且还改善了金克尔的处境。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表明他们在另一方面也是正确的。一般人对金克尔的狂热崇拜使得资产阶级解囊输捐，贿赂了施潘道监狱的一个狱吏，于是在1850 的年11月，由卡尔·叔尔茨安排金克尔越狱成功。这就是国王居心报复所落得的结果。如果他允许金克尔在以名誉担保的情况下移居美洲并永不从事政治活动，那末金克尔会很快就被人遗忘了，这一点，连典狱长耶泽利希都明白。金克尔在越狱成功之后，成了一个声誉倍增的鼓动家，而国王却还要忍受嘲笑。
但是国王自有国王的办法。关于金克尔逃亡的报告使他产生了一个连他自己也老实承认是不干净的念头。他命令他的曼托伊费尔在“有用的”施梯伯的协助下破获这件阴谋并惩罚罪犯。施梯伯当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甚至柏林的警察厅长兴克尔代（这个人在迫害政治反对派的问题上是非常心安理得的）也激烈反对重新起用施梯伯来担任警察职务。但是任何抗议都无济于事，而作为一种试验，施梯伯利用盗窃和伪造证件等方法制造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就卑鄙龌龊的程度来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要比金克尔案件超过十倍。但是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好心肠的资产阶级人士为此发出义愤的呼声。也许，这个可尊敬的阶级是要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把它看透了吧。
总地说来，金克尔案件的意义无宁说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际的。从这个案件上最容易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伦敦流亡者之间争论的实质。但是这个案件本身并不是这场争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更不是它的直接原因。
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外，还以全副力量从事了两件创举，这两件事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同其余的流亡者的关系以及与他们分离的原因。其一是成立了流亡者委员会[219]。当瑞士当局对流亡者采取日益敌对的态度以后，流亡者大批地涌入伦敦。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鲍威尔、普芬德、维利希一起成立了流亡者委员会来援助这批人。另一件创举是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恢复同盟的活动已经成为迫切必要的事情，因为胜利的反动派已肆无忌惮地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以及进行公开宣传的一切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流亡者的团结一致总地来说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他们与流亡者同甘苦共患难，但是不和他们一道幻想；他们甘愿为流亡者贡献出最后一文钱，但是丝毫不牺牲自己的政治信念。
德国的流亡者，特别是其他各国的流亡者，是一个成分极为驳杂而混乱的混合体。所有这些人都希望革命再起，使他们能够返回祖国。所有的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工作，这一点看来似乎可以把他们联合在一致的行动中了。但实际上，试图联合起来的一切尝试都不免遭到失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发表一纸宣言，其内容的空洞和词句的堂皇恰成正比。只要一开始行动，立刻就发生最讨厌的争吵。争吵的原因根本不在于这些人的性格，流亡者的穷困的处境顶多也只是促使冲突尖锐化罢了。真正的原因是在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决定了革命的进程，并且在流亡生活中继续存在下去，尽管有些人千方百计试图幻想它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看出这种企图是毫无用处的，因此从不参与其事。但是这一点却使流亡者的各种派别至少有了一个一致的意见，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切分歧的真正的不可救药的罪魁恶首。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了他们在革命以前就已开始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从1849年秋天起，除了在牟尔克城一役中阵亡的莫尔以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差不多全都聚集在伦敦。沙佩尔于1850年夏天来到伦敦，威廉·沃尔弗则在一年以后才从瑞士迁来。此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力量，如前普鲁士军官奥古斯特·维利希。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期间，维利希表明是志愿军团的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当时给维利希当副官的恩格斯，现在把他争取过来。维利希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是在理论方面头脑相当混乱。随后又来了一些年轻人：商人康拉德·施拉姆，教师威廉·皮佩尔，以及肄业于德国的一些大学但在巴登起义和瑞士流亡中才通过毕业考试的李卜克内西。在这些年间，他们都团结在马克思周围，但是他们当中只有李卜克内西成了马克思的最忠实的朋友。对于另外两个人，马克思有时是不大赞扬的，因为他们不时给他招惹了不少麻烦。但是我们不应该从字面上来理解他在个别场合谈到他们时所说的话。当康拉德·施拉姆还很年轻就死于肺结核时，马克思赞扬了他，称他为党的“莽汉泼息”，而关于皮佩尔，马克思也说，他“无论如何是一条好汉”。通过皮佩尔的介绍，哥丁根的律师约翰·米凯尔同马克思开始了通信联系，后来也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显然把他看做一个有头脑的人，而米凯尔在许多年当中都是忠于共产主义旗帜的。但是后来，他和他的朋友皮佩尔一样，退回到自由主义的阵营去了。
为了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3月发表了一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告同盟书》。亨利希·鲍威尔以特使的身分把这份《告同盟书》带到德国。作者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信念，即新的革命即将爆发，这个革命“将……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所引起，或由神圣同盟[220]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所引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90页〕。正如三月革命使资产阶级获得胜利一样，新的革命将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胜利；而小资产阶级则又将出卖工人阶级。《告同盟书》对革命的工人政党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作了如下的规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91页。〕 小资产阶级要利用胜利了的革命来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使它变得对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更合适，更容易忍受。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它的温和的要求一得到实现之后，自然就会力争尽快地结束革命；相反，工人的任务则是要使革命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92页〕。
因此，《告同盟书》警告工人不要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团结和协调的宣传所欺骗，不要使自己降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相反地，他们必须形成尽可能巩固而强大的组织。当革命胜利以后，——像以前一样，工人将仅仅凭靠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来取得革命的胜利，——工人应迫使小资产阶级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覆灭的根苗。这样就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以后很容易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局面的企图，并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负责加以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94页。〕在国民议会选举的时候，工人应该到处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甚至在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也应如此，而不要为民主派的任何诺言所迷惑。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应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能够对民主派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尽可能多地从各方面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阻碍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集中到国家手中。首先，工人不应容许在消灭了封建制度之后，把封建地产变成农民自由支配的财产，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这将使农村无产阶级继续存在下去，同时会产生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一定会像法国农民那样在一贫如洗和债台高筑中兜圈子。相反地，工人应当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
用这份《告同盟书》武装起来的鲍威尔很成功地完成了他在德国的使命。由于他对那些在反革命猖獗中幸存下来的工人、农民、日工的协会和体操协会的残余组织有巨大的影响，因此他得以重新接上一些断了的线，并且建立了一些新的联系。由斯蒂凡·波尔恩所建立的一个最有影响的工人联谊会[221]的会员，也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正如当时被某个瑞士流亡者组织委派周游德国的卡尔·叔尔茨在给苏黎世写的报告中所说的，同盟“把一切有用的力量都拉过去了”。中央委员会在1850年6月发表的第二篇《告同盟书》中报道说，同盟已在德国的许多城市中站稳脚跟并且成立了领导中心：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领导中心在汉堡，梅克伦堡的领导中心在息韦林，西里西亚的领导中心在布勒斯劳，萨克森和柏林的领导中心在莱比锡，巴伐利亚的领导中心在纽伦堡，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领导中心在科伦。
这篇《告同盟书》把伦敦区部称做同盟最有力的支柱，因为它差不多独力承担了同盟的全部经费，领导着伦敦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以及那里的大部分流亡者。此外，伦敦的中央委员会还同英国人、法国人和匈牙利人的革命政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伦敦区部也是同盟最薄弱的地方，因为它使同盟纠缠在流亡者之间的越来越激烈和无休无止的斗争中。
1850年夏天，革命很快会再起的希望显然已经消失了。法国废止了普选权[222]，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工人阶级的起义。斗争只是在法国王位僭求者路易·波拿巴和反动的帝制派国民议会之间进行。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了政治舞台，而自由资产阶级则参加了普鲁士所干的掠夺革命尸体的勾当。同时，普鲁士受到追随着奥地利步伐的德意志中小各邦的欺骗，而沙皇则气势汹汹地用鞭子抽打着所有这些德意志国家。但是，真正的革命越是退潮，流亡者就越是狂热地想要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流亡者对所有这些不利的征兆作出自欺的解释，并且寄希望于他们准备用顽强的意志来创造的奇迹。流亡者对来自他们自己队伍的一切自我批评也抱着同样不信任的态度。以明彻而冷静的眼光估计真情实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自己和流亡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逻辑和理性的呼声怎么能抑制住这群越来越绝望的人的暴风雨般的狂热呢！这呼声是这样地微弱无力，以致这种普遍的如醉如狂的情绪也渗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区部，并从内部震撼了它的中央委员会。
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同盟的六个委员反对四个委员：老近卫军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和后辈康拉德·施拉姆反对维利希、沙佩尔、弗廉克尔和列曼。后者当中只有一个老委员沙佩尔。恩格斯曾经恰当地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原始革命家”。他沉缅于革命的自发势力，因为他在整整一年当中身临其境地看到反革命逞凶肆虐，而且前不久才来到英国。在这个决定性的会议上，马克思用下面一段话来说明业已发生的分歧的实质：“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否则我们只好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65页。〕事情发展到激烈争吵的地步，以至于施拉姆竞向维利希提出决斗，尽管马克思坚决谴责这种做法。决斗在安特卫普附近举行了，结果是施拉姆身受轻伤。但是要达到某种一致已是不可能的了。
多数派试图把领导机构迁到科伦来挽救同盟。他们建议科伦区部选举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而原来的伦敦区部则将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各自仅仅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的区部。科伦区部同意了这个建议，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少数派拒绝承认它。他们在伦敦区部里、尤其是在德国工人教育协会里拥有较多的支持者，于是马克思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便退出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维利希和沙佩尔另外成立了一个同盟，但这个同盟不久就消失在冒险主义的革命游戏中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第五——六期上比在9月15 口的会议上更为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两期在1850年11月作为合刊号出版，而在这之后杂志就停刊了。在最后一号上，除了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1525年农民战争的一篇长文[223]外，还刊登了埃卡留斯关于伦敦缝纫业状况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兴高采烈地欢迎了这篇文章，他写道：“无产阶级还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的精神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486页。〕埃卡留斯自己在伦敦的一家缝纫作坊中做过工，因此他了解，小手工业企业的衰落和被大工业所排挤是一种历史上的进步现象。但同时他也懂得，由于大工业的成就和后果，历史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并且还在日复一日地从新创造着现实的条件。马克思认为，比起魏特林以及攻击现存制度的其他工人作家的那种悲天悯人的、劝善说教的、心理的批判来，埃卡留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的纯唯物主义的、毫无温情气息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埃卡留斯关于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不倦教育的结果，而且是他切望看到的结果。
然而，这杂志最后一号的重心却是关于5月至10月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述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周密的研究以后，弄清楚了政治革命与反革命的经济原因，并且证明政治革命产生于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政治反革命则根源于生产的新高涨。他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虽然使彼此丢脸出丑，却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感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513-514页〕
在述评的结尾处，这种明确而有说服力的阐述同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签署的一份欧洲中央委员会[224]的宣言恰成对照。流亡者的一切幻想都在这篇宣言中扼要地陈述出来了。它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个别领袖的野心勃勃的勾心斗角和各种各样的人民导师的观点冲突。它宣布自己的信仰是自由、平等、博爱、家庭、社会、国家、祖国——总而言之，是以上帝及其规律为顶峰而以人民为底层的一种社会制度
这篇述评发表于1850年11月1日。此后，两位作者在同一个城市里合作写文章的活动就中断了整整二十年，因为恩格斯又回到曼彻斯特去当“欧门—恩格斯”纺纱厂的职员，而马克思则留在伦敦，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
1850年11月的这些日子差不多正好是马克思前半生的结尾，而且不仅仅从表面说来是马克思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自己深切地感到这一点，而看来恩格斯也许比他感觉得更深切。
恩格斯在1851年2月写信给马克思说：“你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流亡生活是一所学校，其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一个傻瓜，一只蠢驴或者干脆变成一个骗子，除非他完全和这种生活脱离关系，并且满足于一个坚决不过间所谓‘革命党’的独立作家的地位。”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70页〕马克思回信说：“我很喜欢我们两人现在所处的这种真正的离群索居的状况。这完全适合我们的地位和原则。为了面子的关系而互相忍让和不置可否的一套做法，以及在公众面前为这个党和所有这些蠢材的可笑行径负责的义务，现在总算告一结束了。”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同上，第169-170页〕接着，恩格斯又以同样的精神给马克思写信说：“我们现在终于又有一次——长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机会表示：我们既不需要名望，也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党派的支持，我们的立场是和这些无聊的东西完全无关的。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了。……实际上，我们甚至不能过份抱怨这些petits grand hommes（渺小的大人物）也回避我们，许多年来我们不是装做有这样一个天晓得的党吗？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党，而我们至少在形式上认为是属于我们党的人……甚至都不理解我们的基本理论，” 〔同上书，第173页〕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傻瓜”、“骗子”这祥的字眼，也不能拘泥于文字地来解释其他诸如此类的激愤之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有朝一日人们能够理解他们的事业以前断然脱离流亡者的无结果的争吵，并且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某种孤独状态下”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他们的一条自救之道。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这种脱离并不像后人在回顾时所看到的那样彻底，那样迅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几年的通信中，还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同流亡者之间的斗争的余波。这是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而成的两派之间的不断磨擦所引起的。而且，这两个朋友虽然决定不再参预流亡者的争吵，却绝不打算放弃任何政治斗争。他们没有停止给宪章派的刊物撰稿，对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停刊更是不肯罢休。
巴塞尔的出版家沙贝利茨打算负起继续出版《评论》的任务，但这件事毫无结果。住在科伦的海尔曼·贝克尔起初主编《West deutsche Zeitung》（《西德意志报》），而在该报被禁以后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大的出版社。马克思曾同他谈判出版自己的著作集以及出版一种季刊（预定在列日出版）的事情。这些计划由于贝克尔在1851年5月被捕而落空了，但是《海尔曼·贝克尔版著作集》仍旧出了一册。按照计划，《著作集》应分两卷出版，每卷约二十五印张。在5月15日以前订购这两卷的人将得到分成十册的两卷，每册定价八银格罗申，超过这个期限，每卷价格就提高到一塔勒十五银格罗申了。第一册很快就卖完了，但是魏德迈说卖掉一万五千册，这个说法大概是错误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卖掉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就是极大的成功了。
在拟定这些计划的时候，“谋生的迫切需要”对马克思来说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他当时生活十分困难。1849年11月他的第四个孩子，一个名叫格维多的儿子诞生了。母亲亲自给这孩子哺乳，她在谈到这个孩子时写道：“我可怜的孩子在吃奶时从我身上吸去这样多的忧虑和隐痛，以致他总是生病，日日夜夜受着极大的痛苦。从他出生以来，他没有一夜睡到两三小时以上的。” 〔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0页。〕这不幸的孩子生下来一年就死了。
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从他们最初在切尔西的住宅里被粗暴地赶了出来，因为虽然他们向二房东付了房租，二房东却没有把钱付给房主。后来，他们经过许多困难和麻烦才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的莱斯特街的一家德国旅馆找到了一个落脚处，不久又从那里搬到索荷广场区第恩街二十八号，在那里的两小间房里住定下来，一直住了六年。
但是这并未能使他们摆脱贫困。相反，贫困日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1850年10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法兰克福的魏德迈，请他赎出并且卖掉典当在那里的当铺里的银器，只有属于小燕妮的一套儿童餐具一定要保留下来。他写道：“现在我的处境是，无论如何要弄到钱，以便能够继续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86页。〕正好在这一时期，恩格斯迁回曼彻斯特去从事那“倒楣的商务”，他决定这样做，显然首先是为了帮助他的朋友。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马克思的其他朋友越来越少了。马克思夫人在1850年写信给魏德迈说：“真正使我深感痛苦、于心不安的是，我的丈夫必须为这些小小的不幸操心，而能够帮助他的人又很少，他曾经那么乐于帮助别人，但他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援助。然而亲爱的魏德迈，请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我丈夫向那些在思想上请教过他、求他帮过忙的人们只会要求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他的杂志付出更大的力量，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我能够自豪而大胆地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该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做这点事谁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我就是为这件事感到痛苦。但我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即使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而总是保持着极好的兴致，当他看到我很愉快而亲爱的孩子们向母亲撒娇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了。” 〔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1页。〕正如当朋友们沉默冷落的时候她关心丈夫一样，当敌人张牙舞爪的时候他也关心她。
1851年8月马克思也写信给魏德迈说：“你当然了解，我目前的境况很凄惨。如果这种状况长久继续下头，我的妻子会送命的。接连不断的忧虑和极琐碎的日常生活上的烦扰正在消磨她的体力。此外还要加上我的敌人们的卑鄙无耻，他们甚至压根儿不想就实质问题攻击我，而是散布关于我的难以名状的诽谤，败坏我的名誉，来报复他们自己的无能……
对于这些卑鄙龌龊的勾当，我当然只是一笑置之，从来也没有让它们妨碍过我的工作。可是你知道，我的妻子害着病，从早到晚都陷在最不愉快的日常穷困里，以致她的神经系统已经受到损害，而当那些愚蠢的拨弄是非的人日复一日地给她带来传播民主主义瘟疫的阴沟里的恶臭时，这对她是不会起什么好作用的。某些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近人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86页。〕几个月以前（在3月间），马克思的女儿弗兰契斯卡诞生了。马克思夫人虽然在分娩时并不困难，但“由于一些物质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很久卧病不起。家里一文钱都没有，“还说我剥削了工人！并且一味要求专政！”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70页〕——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极其郁愤地说。
马克思本人则在科学研究中找到了无穷的安慰。他从早晨九点钟到晚上七点钟坐在大英博物馆场里面。在谈到金克尔和维利希的虚夸时，他曾写道：“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灵感是‘从天而降’的，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功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研究经济的和历史的资料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地简单。都是这样地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无一物的脑袋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86页。〕当时马克思希望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且已经开始寻找出版人，但是这种努力也接二连三地给他带来了失望。
1851年5月，马克思的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忠实朋友来到了伦敦。在以后的几年当中马克思也一直同他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这就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5月10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使，裁缝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被捕。他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到莱比锡去的。警察从他随身带着的文件发现了同盟的存在。接着，科伦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被捕，而弗莱里格拉特只是由于来到了伦敦才得以幸免，虽然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危险。当他一出现在伦敦，德国流亡者中所有的小派别都争相拉拢这位著名的诗人。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宣布，他将只支持马克思和他的亲密的朋友。因此，他拒绝了约他参加订于1851年7月14日召开的集会的邀请。这次集会的目的是要再一次试图把德国流亡者联合为一个整体。这个尝试也像过去的历次尝试一样失败了，只引起了新的争吵。7月20日，成立了卢格领导下的“鼓动联盟”，而在7月27日，成立了以金克尔为首的“流亡者俱乐部”。这两个团体不久就不仅在伦敦、而且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马克思当然是以辛辣的嘲笑来对待这场“鼠蛙之战” [226]的。交战双方的两个魁首的思想方式在他看来都是同样可厌的。《新莱茵报》曾特别巧妙而引人入胜地评论过卢格在1848年思要“编纂事变的意义”的企图，同时也不时以重炮轰击“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 [227] “阿尔诺德·文克尔里德·卢格” [228]，说他的著作是“泛流着德国民主派的一切肮脏争辩和一切矛盾”的“阴沟”。但是尽管卢格在政治方面一团混乱，他还是完全不同于金克尔的另一种人。金克尔自逃出施潘道监狱来到伦敦以后，正如弗莱里格拉特用讽刺的口吻所说的，就“时而在酒馆里，时而在沙龙里”拼命扮演社交界之狮的角色。马克思这时对金克尔特别注意，因为维利希也加入了金克尔一伙，组织一个高级的骗局―——次合股经营的新革命。1851年9月14日，金克尔到了纽约，他的使命是预先取得有名望的侨民的合作，把他们抬出来给“为推进当前的共和革命而征集的两百万美元”德国国债做担保人，同时还要募集两万塔勒的临时基金。固然，头一个想出携带钱囊漂洋过海去为革命筹集资金这条妙计的是科苏特。但是金克尔却以较小的规模同样热心而毫不客气地干了起来。先生和学生双双在北部各州宣传反对蓄奴制，而在南部各州宣传拥护蓄奴制。
和这种闹剧相反，马克思同新大陆建立了真正的联系。由于生活越来越困难，—— “不可能再这样活下去”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260页〕 （马克思在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马克思便考虑同威廉·沃尔弗一起为美国报纸出一种石印的《通讯》；但是几天以后他接到北美销路最广的报纸《New-York Daily Tribune》即（《纽约每日论坛报》）聘请他做经常撰稿人的通知。这个聘请是该报的出版人德纳提出的。马克思和德纳早在科伦时就相识了。马克思的英语当时还没有熟练到可以用来写作的程度，所以起初恩格斯帮助他，为他写了几篇论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229]。此后不久，马克思终于在美国出版了他的一部用德文写的著作[230]。
在革命年代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结识的老友约瑟夫·魏德迈就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家民主报纸的编辑岗位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日益猖狂的反革命后来查封了这家报纸。而自从警察发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存在以后，作为同盟最积极的成员之一的魏德迈就不得不设法避开跟踪他的暗探。
起初他躲藏在“萨克森豪森的一家清静的客店”里。他想在那里避避风险，同时为人民写一本通俗的政治经济学。但是气氛越来越令人窒息，而且，“鬼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东躲西藏！”由于他有妻子和两个很小的孩子，他感到没有携带家眷在瑞士或伦敦勉强维持生活的希望，因此他决定移居到美国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不愿意失去这个忠实的同志。马克思费尽心机、想方设法要给魏德迈找到一个工程师、铁路职员或者诸如此类的职位，但是枉然。“一旦你到了大洋彼岸，谁又能担保你不会在辽远的西部的某个地方就此湮没下去呢？而我们的力量是这样地薄弱，我们必须格外珍惜我们现有的人才才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11页。〕但是既然他非走不可，那末有一个共产主义利益的精明代表驻在新大陆的首府，也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恩格斯说：“我们在纽约正是缺少一个像他这样可靠的人，而且，毕竟纽约也不在世界之外，至于魏德迈，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必要的时候，他是会一呼即至的。”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261页。〕因此，他们祝福了魏德迈的计划。魏德迈在9月29日从哈佛尔动身，经过大约四十天的充满风险的航行，到了纽约。
马克思在10月31日就写信给魏德迈，建议他从事书籍出版事业，从《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选出最精彩的文章作为单行本出版。魏德迈在给马克思的信中痛骂小商人心理，说这种心理在哪里也不像在新大陆表现得这样令人作呕地露骨，同时告诉马克思，他准备从一月初起出版一种周刊，名为《Revolution》，并请马克思尽快地寄文章去。马克思立刻催促所有的共产主义作家们动起手来——首先是恩格斯，然后是弗莱里格拉特（魏德迈特别希望得到他的诗），还有埃卡留斯、维尔特以及两个沃尔弗。他责备魏德迈在预告他的周刊出版的消息时没有提到威廉·沃尔弗的名字。他写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写得像他那样通俗。他非常谦虚。尤其应当避免使他觉得，我们把他的合作看成是多余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21页。〕马克思自己则答应除了一篇详论蒲鲁东新著的文章以外，还要寄去一篇专论12月2日波拿巴的政变的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当时欧洲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不久就成了大批著作的主题。
这些著作中有两部著作特别有名，它们给著者带来了丰厚的报酬。后来马克思谈到他自己的著作和这两部著作的不同之处时说：“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231]……只是对政变的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诙谐的嘲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竟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把这个事变只是看做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察觉到，当他把这个人说成具有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轻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人。蒲鲁东呢，他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于这个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232]。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那班所谓的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反之，我则指出法国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能够扮演英雄的角色。”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219-220页。〕
马克思的著作问世时，和那两个更幸运的姊妹相比就好像灰姑娘一样。但是那两部著作早已被遗忘的尘埃掩盖了，而马克思的著作却至今仍然放射着不朽的光辉。
在这部闪烁着智慧和机智的著作中，马克思以前无古人的技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彻地分析了当代的事件，这部著作的形式和它的内容一样辉煌。这里我们只引该书开头处所作的一个光辉的对比就够了：“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在这种革命中，戏剧性的效果一个比一个更加眩目，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照耀得灿烂辉煌，每天都充满着乐极狂欢。然而这种革命总是为时暂短，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冷静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反之，无产阶级革命，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往往在进行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把这些事情从头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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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233]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125页。〕 |
在结论中，我们看到了充满信心的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东圆柱[234 ]顶上被推下来。” 〔参阅同上书，第227页。〕
而这部惊人的著作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啊l 在种种不幸当中，下面这个不幸还是最小的：魏德迈由于缺乏资金，在周刊出了第一期以后就不得不“打住”了。关于这一点他写道：“从秋天以来，失业现象在这里空前严重，以致每一个新企业都遭到巨大的困难。而且，近来工人们还受到各式各样的盘剥。最初是金克尔，接着是科苏特，而大多数人都愚蠢到宁可送一块钱给敌视他们的宣传，而不愿出一分钱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国的土壤对人们起着一种极大的腐蚀作用，而同时人们却开始以为，他们比旧大陆的同志们高瞻远瞩得多哩。”但是魏德迈并没有绝望，他希望能够使他的周刊以月刊的形式复活，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有两百美元这样一笔小小的数目就够了。
远为不幸的是，在1月1 日以后，马克思就害了病，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工作：“很久以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像这该死的痔疮这样弄得我精疲力尽的了，甚至最近在法国发生的丑事[235]都不能相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21页。〕但是最使他苦恼的是他经常缺少“臭钱”。2月27日他写道：“一星期以来，我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美妙的境地：由于上衣送进了当铺，我不再出门，由于肉铺不肯赊账，我已不能再吃肉。”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368页。〕3月25日，他终于把最后一部分原稿寄给了魏德迈，同时就魏德迈通知他又生了一个小革命家的事表示祝贺：“要出生在世界上，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了。到了从伦敦到加尔各答只要走七天的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脑袋早就该被砍掉或是由于衰老而摇晃了。而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呢！新的世界公民将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曾经小到什么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21页。〕想到人类发展的广阔前景，马克思尽管置身于身于个人的种种困苦中，却仍然保持着开朗而平静的心绪。
但是极其悲惨的日子还在不久的将来等待着他，魏德迈显然曾在3月30日的信中告诉他，他寄去的稿子没有出版的希望了。这封信本身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从威廉·沃尔弗4月16日的措词激烈的信中可以听到这封信的余音。沃尔弗的信是在马克思的一个孩子安葬的那天写的，是在“几乎所有的熟人都遭到各方面的失败和不幸并且处于可怕的穷困之中”的时候写的。信中充满了沉痛地责备魏德迈的话，虽然后者自己的生活也并不是玫瑰花坛，而且他已经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复活节前后的这些天对于马克思和他的一家是可怕的。死去的孩子是他们在一年前生的女儿，这件事在母亲的日记里有过这样一段动人心弦的描写：“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怜的孩子和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停放在后面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来，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亲爱的小女儿正是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的……我慌乱地跑到一位住在附近、不久前曾拜访过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去……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付清了小棺材的钱，现在可怜的孩子终于安然躺在里面。小女孩出世时没有摇篮睡，而死后也好久得不到小棺材。当我们把我们的小女儿送进坟墓时，我们是多么伤心啊！” 〔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8页。〕就在这个黑暗的日子里，魏德迈的那封带着坏消息的信来到了。马克思为他的妻子深感不安，因为她在两年之中亲眼看到他所创始的一切事业都失败了。然而，在这不幸的时刻，魏德迈的另一封信已经在横渡大洋的路上走了整整一个星期了。这封信是在4月9日写的，信中一开头就说：”意外的援助终于扫除了出版那本小册子的种种障碍。在我发了前一封信以后，我遇到我们的一个从法兰克福来的工人，一个裁缝，也是去年夏天才到这里的。他立刻把他的全部积蓄——四十美元——通通交给了我。”我们应该感谢这位工人，否则《雾月十八日》是无法出版的。魏德迈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不过他叫什么名字是无关紧要的。引导他这样做的是那甘愿为自己的解放不倦地作出牺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雾月十八日》构成了魏德迈所打算出版的那个月刊《革命》的第一期。第二期，也就是最后一期里载有弗莱里格拉特致魏德迈的两篇诗体信，其中弗莱里格拉特以辉煌的幽默笔调揭露并且嘲笑了金克尔在美国的求乞旅行[236]。这个刊物就此结束了；恩格斯寄去的几篇文章都在中途遗失了。
魏德迈印了一千部《雾月十八日》，其中将近三分之一都寄往欧洲；但是这一部分也没有进书店，——党内的朋友们在英国、特别是在莱茵把它们推销出去了。甚至“激进的”书商也不肯经售这样“不合时宜”的一部著作。由皮佩尔翻译并经恩格斯润饰过的《雾月十八日》的英译本也同样销路不畅。
由于在波拿巴政变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要找到一个出版人就更加困难了。
自1851年5月的逮捕以来，马克思就密切注视着官方的侦查过程。但是“由于缺乏起诉的客观根据”（连科伦上诉法院的检察院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侦查工作一步一停顿，因此一时很少进展。对于十一位被告，除了参加秘密宣传团体这一条以外，没有任何罪名可加，而参加秘密宣传团体按刑法典是不能加以任何惩罚的。
但是按照国王的旨意，“有用的”施梯伯必须“一显身手”，在普鲁士公众眼前排演一出期待已久的破获阴谋和惩治叛逆的好戏，而施梯伯又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不会不去执行他的主子和国王的旨意。他以合乎他的身分的方式从撬锁窃盗着手，指示他的一个爪牙撬开了维利希派的向盟的秘书、名叫奥斯渥特·迪茨的人的写字台。施梯伯用他那灵敏的警察鼻子嗅出了这个同盟的鲁莽行动为他的崇高使命大开方便之门，而这一点是从“马克思派”那里期望不到的。
利用这些盗来的文件，在形形色色的奸细的协助下并使用警察所惯用的种种伎俩（政变前夕的波拿巴政府的警察也给了他大力的帮助），施梯伯果真制造成功了所谓“巴黎的德法密谋” [237]。结果，巴黎的陪审法庭就在1852年2月判处几个不幸的德国工人以各种不同刑期的徒刑。但尽管施梯伯用尽手腕，却没有能把这个案件同科伦的被告们联系起来：根本找不到他们参加“德法密谋”的任何证据。
相反地，由于巴黎案件的发生，“马克思派”和”维利希—沙佩尔派”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了。1852年的春天和夏天，这两派之间的磨擦加剧了，这特别是由于维利希仍旧和金克尔一致行动，而金克尔之从美国回来，重新在流亡者当中挑起了旧日的争吵。金克尔没有募集到准备用作革命公债基金的两万塔勒。他只募到了这个数目的将近半数，而民主派流亡者们为了讨论如何利用这笔钱的问题，不仅绞尽脑汁，而且彼此打得头破血流。最后，决定把一千英镑存入威斯敏斯特银行作为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基金，其余的款项则都作为旅费和其他开支报销了。金克尔的这笔钱从来没有用于这个原定目的，但是十五年后，这笔钱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克服了创办时的某些闲难，因而这出闹剧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的收场。
当环绕着尼伯龙根宝藏[238]掀起的这场纠纷还在闹得火热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几篇人物素描[239]中描述了这些勾心斗角的英雄们，但是可惜这些文章都没有给后人保存下来。他们的这些文章是应一个名叫班迪亚的匈牙利上校的请求写的，这人自称是匈牙利流亡团体的警务总监，并且向他们出示一份科苏特的亲笔证件来证明这个身分。其实班迪亚是一个国际间谍，他的假面具正是在这一次被撕破了：马克思托付给他的手稿本来是应当交给柏林的一个出版家的，但却被他交给了普鲁士政府！马克思立刻写了一个署名的启事寄到《纽约刑法报》上揭露了这个骗子[240]；但是手稿已经遗失，至今下落不明。如果说普鲁士政府曾极力要弄到这些手稿，以便从中找到可供科伦案件利用的材料，那末这只是“痴心妄想”。
由于不可能搜集到不利于被告们的罪证，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一再延期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以致可敬的公众的不耐烦情绪达到了极其紧张的程度。1852年10月，政府终于不得不决定开幕公演。然而，甚至警察们硬捏造出来的伪证也不能证明被告们同“德法密谋”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个密谋是在科伦的被告们已经被捕在押以后才由警探们制造出来的。而且，它所涉及的组织是和被告们处于公开敌对关系之中的。于是施梯伯想出了另一个花招，向法庭提出了一份“马克思派的原本记录”，其中有马克思和他的同谋者讨论他们罪恶的世界革命计划的历次会议的记录。这个文件是一个卑鄙的伪造品．它是在一个名叫格莱夫的警监指示下由密探查理·弗略里和威廉·希尔施在伦敦粗制滥造地编出来的，不用说它的内容如何荒唐，单是从它的外形就可以一眼看出伪造的痕迹。但是施梯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仔细挑选出来的陪审员的资产阶级昏庸和对邮件的严格检查上面，指望用这种办法来防止从伦敦方面寄来任何解释。
但是，这卑劣的计划却由于马克思的周密有力的对策而全盘失败了，虽然马克思对于这场连续许多星期的疲劳斗争是准备得很不够的。9月8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妻子在生病，小燕妮在生病，琳蘅害着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钱买药。八至十天以来，我们全家只靠面包和土豆过日子，而今天我是否能弄到这些东西还成问题。……
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买报纸的一个便士都没有……
最好的并且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就是房东太太会把我撵出去。那样我就至少可以摆脱一笔二十二镑的账了。不过这样大的恩赐，她大概是不会给的。此外，还有面包铺、牛奶铺、茶叶铺、蔬菜铺的账，以及肉铺的老账。我怎么能还清这一切鬼账呢？在最近八到十天中，我终于跟某些住户借了几个先令和便士，我最讨厌这种事，但是为了不致倒毙，非如此不可。”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446-447页。〕马克思不得不在这种极端窘迫的情况下同敌人的优势力量进行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他和他那坚强的妻子都忘记了家计的艰难。
当胜利谁属还有待揭晓的时候，马克思夫人写信给一个在美国的朋友说：“由于必须从这里提出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捏造，我的丈夫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然后还必须把所有的文件转抄六份甚至八份，经法兰克福、巴黎等等各种不同的路线寄往德国，因为所有寄给我丈夫的信件以及所有从这里寄往科伦的信件都被拆开和没收了。在目前，所有这一切都构成警察和我丈夫之间的斗争，他们把一切东西，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案件的领导统统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请原谅我这封毫无条理的信，因为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曾经抄写又抄写，直到手指酸痛。因此这封信写得这样乱。刚才收到了维尔特和恩格斯为了安全地转寄文件、信件等等而寄来的几整包商人姓名地址和伪装的商业信件。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完整的办公室。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其余的人弄钱来给写东西的人维持生活，并向旧的官方世界提出证据，证明前所未闻的丑闻。再加上我的三个淘气的孩子老是唱歌，吹口哨，因而常常受到她们的父亲的严厉斥责。这是一种多么忙乱的生活啊！”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66页。〕
马克思终于在这场斗争中赢得了胜利。还在开庭审理以前，伪造就已被揭发，于是检察官不得不亲自从证据当中剔除了那个“倒楣的纪录本”。然而这个胜利对于大部分被告却成了祸事。五个星期的审判暴露出警察的这样一大堆可耻行为，而这些行为又都是在普鲁士国家最高当局的协助和参与下干出来的，以致宣告全体被告无罪将使这个国家在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为了挽救这种局势，陪审员们只好毁损自己的荣誉和良心，判了十一名被告中的七人图谋叛国罪：雪茄厂工人勒泽尔、作家毕尔格尔斯、裁缝帮工诺特荣克被判处要塞监禁六年，工人赖夫、化学技工奥托、前候补法官贝克尔——五年。裁缝帮工列斯纳——三年。店员埃尔哈特、医生丹尼尔斯、雅科比和克莱因被宣告无罪。但是被宣告无罪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受害最深：丹尼尔斯由于在一年半候审期间的单独监禁中染上了肺结核而在几年以后死去了。丹尼尔斯夫人在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中向马克思转达了她丈夫的最后致意。对于丹尼尔斯的死，马克思深感痛惜[241]。
这个可耻的案件的其余牺牲者都比他活得远为长久，其中有一部分人又回到资产阶级社会里去，如毕尔格尔斯成了进步党“[242]的国会议员，贝克尔做了科伦市长和普鲁士上议院议员。他“由于他那崇高的爱国情操”而深得宫廷和政府的荣宠。在始终忠于自己的旗帜的被判罪者当中，诺特荣克和勒泽尔还参加了复兴的工人运动的初期阶段，而列斯纳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活了许多年，是他们在流亡中的最忠实的同志之一。
科伦案件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瓦解了，而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同盟不久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维利希移居美国，在解放黑奴的战争中作为北部各州的一个将军获得了应有的荣誉，而沙佩尔则终于悔悟并回到老同志身边[243]。
马克思接着就着手从道义方面痛击那个在料伦陪审法庭前如此可耻地占了上风的当局。他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244]，想在瑞士发表出来，如有可能，也在美国发表。12月7日，他写信给美国的朋友们说：“如果你们想到，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由于没有裤子和鞋子、无异处于被软禁的状态，而他的家庭每时每刻都曾经而且正在面临着陷于赤贫的绝境的危险，那末你们然会更加欣赏这本小册子的幽默。这个案件使我在贫困中越陷越深，因为五个星期当中我必须为党工作，同政府的阴谋诡计作斗争，而不能挣钱谋生。不但如此，这个案件使得德国的那些出版家完全离开了我，而我本是希望同他们签订关于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的合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69页。〕但是在12月11日，承印关于科伦案件的小册子的小沙贝利茨从巴塞尔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已经读了该书的初校样。他写道：“我深信这本小册子将引起极大重视，因为它是一部杰作。”沙贝利茨打算印二千册，每册订价十银格罗申，因为他估计到这书至少会有一部分要被没收。
可惜，当这一版小册子在巴登的一个靠近边界的小村里存放了六星期后正要运进德国内地时，不是部分、而是全部被没收了。3月10日，马克思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恩格斯，并且沉痛地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难道不会失去写作的欲望吗？老是在‘pour le roi de Prusse’ 〔为普鲁士国王〕而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18页。〕这件不幸的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完全没有人知道。起初马克思怀疑出版人，不过事实很快就证明，这种怀疑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沙贝利茨曾打算把他那里剩下的五百册在瑞士推销，但是看来也没有多少效果。对于马克思，这件事不久以后还在物质方面引起了一个不愉快的周折：三个月以后，虽然不是沙贝利茨本人，却是他的合伙人安伯格要求小册子的作者赔偿四百二十四法郎的印刷费。
在瑞士遭到失败的事情，至少在美国获得了成功，不过，当然，马克思的《揭露》在美国问世并不能使普鲁士政府特别感到不安。它刊登在波士顿的《New-England Zeitung》（《新英格兰报》）上，同时，恩格斯自费向该报订印了四百四十册单行本，打算由拉萨尔帮助在莱茵省推销。马克思夫人曾就这件事同拉萨尔通信，拉萨尔表示十分热心。但是从他们的通信中无法断定预定的目的是否已经达到。
马克思的这本小册子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得到了颇为热烈的反应，而维利希就在这些报刊上进行了反对这个小册子的活动[245]。这促使马克思写了一本小册子来反驳维利希，这本小册子以《高尚意识的骑士》为题于1853年底出版[246]。现在似乎不值得重提这篇久已被遗忘的著作了。在这种斗争中，往往双方都有错误，而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很乐于放弃对战败者炫耀胜利。1860年他在谈到流亡初期的事情时就肯定地说，要为流亡时代作辩护，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的历史同当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作一比较。除去少数人例外，流亡者也只是耽于幻想和做过某些蠢事，此外别无其他可以指责的地方，而前一种错误多少是可以用当时的条件来加以谅解的，后一种错误则是由于亡命者突然处于非常的环境中而必然发生的现象[247]。
当马克思在1876年准备再版《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他曾犹豫了一下，是否要从书中删去关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那一章。结果他仍旧保留了这一章。但仅仅是因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对于原本的任何改动都是对历史文件的伪造。他只是表示：“革命遭到的暴力镇压，在参加革命的人们的头脑里，特别是在那些远离故土亡命他乡的人的头脑[249]里留下了那样的震荡，甚至使坚强的人都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失去自制力。他们看不清历史的进程，他们不愿意理解，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于是他们拿密谋和革命当儿戏，而这是对他们自己和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都有害的。沙佩尔和维利希的过失就是由此而来的。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了他并非单纯是一个幻想家，而沙佩尔终生都是工人运动的先进战士，他在科伦案件结束后不久就认识到并且承认了自己一时的迷误。许多年以后，沙佩尔躺在临终的病榻上，用辛辣的讥讽口吻对我说起这个‘流亡者的胡闹’的时期。——从另一方面来说，写《揭露》时的环境，说明了这篇文章在攻击共同敌人的不自觉的帮凶时为什么采取了那样苛刻的态度。在危机时刻失去冷静的头脑是对党的罪行，应当公开赎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201-202页。〕特别是当人们把“娓婉的语气”看得高于坚持明确的原则的时候，这番话真是金石良言！
当战斗已经结束而胜利已经取得的时候，马克思是最不念旧恶的。他甚至过份地去迁就流亡者当中的敌人，当弗莱里格拉特在1860年严厉地提到那些钻到同盟里来的“来历不明的坏透了的分子”时，他回答说：“在风暴中会有尘土飞扬，在革命的时候嗅不到玫瑰油的芳香，总有人有时候要溅一身污泥，一一这都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他完全正确地补充说。“然而，如果我们想一想整个官方世界怎样全力以赴地对付我们，他们为了要毁灭我们，不是随便翻阅一下刑法典，而是深入地钻研了刑法典，如果我们想一想‘愚蠢的民主派’怎样恶毒地诽谤我们，他们不能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的党具有更高的智慧和品格，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扪心自问，能够提出什么事实……来反对整个党，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个19世纪，我们的党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6页。〕
随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联系着马克思和德国社会生活的最后几根线就断了。从此以后，流亡的国土，“好人的故乡”，就成了他的第二祖国。
感谢 陶尘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