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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评传[1]

（一九一一年八月）



一 青年时代


　　关于亨利希·海涅出生年代的争论持续了多年，尚一直未见分晓；海涅自己，特别在他晚年曾郑重其事地再三宣称，他是在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的，但是人们有理由对这个日期表示怀疑；海涅出生很可能还要早两年。他是长子，父母都是犹太人，家境并不宽裕。
　　海涅的父亲曾在汉诺威军队中当过军需官，后来搬到杜塞尔多夫，娶了梵·格尔德恩医生[2]的女儿为妻。海涅的父亲心地善良，随遇而安，智力平庸，海涅的母亲很瞧不起他；据说海涅的母亲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尽管从保存下来的她的书信来看，这点似乎多少有些可疑。她对长子的期望很大，虽说只是希望他获得一些实际的成功。对她儿子所选择的诗人职业，她是颇为怀疑的。
　　关于他的童年时代，海涅自己在《游记》中和《回忆录》中都曾多次谈起过。但是他把诗与真掺杂在一起，因此，这些描述的基调大概是真实的，而其细节如不进行比较仔细的核实，是不能当作真实无误的。海涅于一八三三年在给凡尔哈根·封·恩塞的信中写道:“我从前曾经拿起过武器，那是由于别人的嘲笑和放肆的出身门第的倨傲迫使我这样做的——我一生的行军路线早在摇篮里就已经确定了。”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最清楚地了解海涅的青年时代。
　　海涅出生于犹太家庭，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幸运，同时也带来了灾祸，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正好相反。犹太人出身对于马克思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海涅的出身使他一生失去和平与安宁，但却使他成了为自由人类而战的先驱，在这些先驱者之中，海涅的名字放射着不朽的光辉。海涅的家庭不属于犹太人当中文化程度很高的名门望族，这样的名门望族在莱茵河畔是屡见不鲜的。他母亲的信表明，她习惯于说希伯来语，对德语却不甚精通；就是海涅自己，直到他发表第一批作品的时候，都还在苦战德语语法呢！海涅童年时期，莱茵地区由于法国人的统治而解除了套在德国犹太民族身上的耻辱的枷锁。这就是海涅对于拿破仑那样热情的原因，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感情，对于诗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光彩。要是听信新德意志帝国的爱国主义者的话，那么在拿破仑统治下受到人的待遇，远不如让霍亨索伦王朝[3]象对狗一样加以践踏来得幸福呢。话说回来，在海涅较为成熟的时期，他就把自己对拿破仑的仰慕约束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了。
　　但是正当海涅进入才智焕发的年代，拿破仑的形象在他眼里就显得更加光采夺目，因为当时在维也纳会议的国土交易中分得了莱茵地区的普鲁士政府，正着手在落后的易北河东岸消灭法国人统治时期所进行的那些仁慈的改革，并使犹太人重新套上昔日的枷锁。这样一来，当时已从杜塞尔多夫中学毕业的年轻的海涅登上宦途的一切希望就成了泡影。他母亲原来希望他仕宦，现在就决定让他去经商，但是海涅干这一行毫无才干。
　　海涅在学徒时期就已经遭到失败，起先连他跟一个银行家，随后又让他跟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杂货商见习。过了几个月他就回到杜塞尔多夫。他的父母亲很不高兴，于是他们又作了一次最后的尝试，把儿子送到海涅的叔父所罗门·海涅[4]的账房里去当伙计。所罗门·海涅原是一个穷听差，后来成了拥有几百万家产的大富翁。海涅在这里熬了两个年头，从一八一六年夏天一直到一八一八年夏天。这次学艺的尝试倒未以失败告终结局是他叔父给他开了一家商店。但是这家经销布匹的“哈利·海涅公司”大概在一八一九年夏初就倒闭了，于是海涅的这条经商的道路也就永远结束了，走这条路当然非常违反他的心意，害得他虚度了三年宝贵的青春。
　　海涅这时交了好运，他叔父所罗门表示愿意把这个“傻小子”送去上大学不过有个条件：必须选择将来能养活自己的学科。所罗门的计划，是要海涅学法律，将来在汉堡开业当律师。这个计划也失效了。原先对于海涅来说是很幸运的事，结果却成了他的灾祸，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灾祸：他必须长期依靠这个不学无术的爆发户，此人可能生来还算心地善良，但是高踞在他那用钱袋垒起来的宝座之上，就自以为可以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了。他总是全凭道听途说来评价海涅的智力才能，至于说他那一事无成的侄儿对他女儿阿玛丽亚所燃起的炽烈的爱情，这位感情冷淡的交易所大王大概最不把它当回事。
　　这期间海涅诗兴勃发。他在汉堡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所有的诗人，就连肩负着开拓新道路使命的天才也不例外，起先总是和诗歌传统紧紧相连的——即便是歌德也是以法国风格开始写作——，海涅则与浪漫主义息息相关。浪漫主义在以后才渐渐地黯然失色，而在一八一五年以后那些年还正时兴。海涅初露头角的作品《梦的幻影》，从素材到形式全都是浪漫主义的；这些诗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都和执刑官的女儿、美丽的赛芙卿有关，海涅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过她。但是即便是海涅最早期的作品，也都非常雄辩地表明，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死心踏地追随浪漫派的，尤其是《两个掷弹兵》这首诗，他自称写于一八一六年。就说他记错了的话，象有人估计的那样，反正也是在他上大学之前写的。无论就素材还是形式而言，都没有比这首出色的歌谣更不带浪漫主义色彩的了，德语里能和它相匹敌的作品寥寥无几。
　　一八一九年秋天至一八二〇年秋天，海涅在波恩大学念书，这时他和浪漫派的关系就更加明朗了。他在这里和浪漫派的一个领袖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5]关系密切。施莱格尔作为诗人的成就很小，但作为优秀的艺术鉴赏冢和杰出的翻译家成就很大。海涅后来对他挖苦嘲笑得很厉害，但是在波恩时期确确实实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在几首十四行诗里也向他表示谢意。那时他在某一家莱茵地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文章对施莱格尔还表示了崇高的敬意，甚至把他和歌德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篇文章里，他已经表示，他绝不准备毫无保留地继承浪漫主义的遗产。“许多人把西班牙的痛苦，苏格兰的迷雾和意大利的铃声组成的混合物，以及把一些纷乱迷离的图画说成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这些图画仿佛是从魔灯里倾注出来，然后又经过五彩缤纷的彩色变幻和灿烂夺目的灯光照耀很奇怪地激动着人们的心灵，并使之欢愉。但是这些东西决不是、永远也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首先要和基督教日耳曼的中世诀别。“没有一个僧侣再能禁锢德国人的思想；没有一个贵族统治者再能用鞭子驱使德国人的躯体去服劳役。因此，德国的文艺女神也应该再让一个自由自在、容光焕发、毫不矫揉造作、天性老实诚恳的德国姑娘来当，而不该是一个缠绵多情的小尼姑，以门第自矜的骑士小姐。”
　　海涅在一八二〇年夏天写下的这些话，表明他基本上已和浪漫主义决裂。浪漫派的兴起是封建势力的反扑在文学上的表现，东欧就是通过这次反扑抵御了法兰西的革命的挺进，因此浪漫派在其诞生之时就把中世纪的“月华映照的魔力”当作它那理想和梦幻的世界；这里谈的是浪漫派最内在的本质，而不是一种只要向它好好劝告，它就会放弃的偶然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么一来浪漫派干脆就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封建、反动的产物：它完全和导致拿破仑垮台的各国人民运动一样，也具有同样的两重性：它体现了一次民族的复兴——无论是在怎样狭隘的意义上，无论是在怎样改变了的情况下——，就这一点来说，它比古典文学大大地进了一步。尤其是在德语方面，浪漫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当时德语在学院派的法规的束缚下已经又开始慢慢地僵化了，而浪漫派从中古高地德语文学的宝藏里、从民间童话和民歌的永不枯竭的泉源中，给德国语言输送了新鲜血液；如果历史的发展不把它的生命线割断，那么浪漫派甚至于能够比古典文学更加紧密地和广大群众联系在一起。在莱比锡和滑铁卢取胜的不是各国人民，而是各国君主；浪漫主义为君主效劳，因此也就完全衰落了。[6]
　　为了拯救浪漫主义的永久价值，也许谁也没有海涅那样操心的了，而在一切反对浪漫主义的人当中，给浪漫派以最致命打击的，说不定也是海涅。他听别人称他为“逃跑的浪漫主义者”，心里并不见得不乐意；他并且公开承认，尽管他对浪漫主义进行种种斗争，但是对于蓝花[7]的憧憬仍然不时地潜入他的心头。甚至连浪漫主义的陋习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如过多地运用梦幻的主题，同大理石雕柱和死亡的女子调情卖俏；他在一八二〇年就对浪漫主义提出了两项主要要求，从基督教日耳曼的中世纪返回来[8]，并运用“形象化”的创作方法，不过他自己也只是在抒情诗方面达到了这个要求，当然他是极为广泛地达到了这些要求的，他的戏剧和小说习作还依然犯着浪漫派支离破碎的老毛病[9]。
　　海涅只有在吸取了浪漫派所具有的真正生命力和推进力之后，才获得超越浪漫派的力量，使自己成为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现代诗人。他丝毫没有想要遁回到古典文学过去在云雾中建立起来的美学幻影的王国里去。这个王国也和浪漫主义的幻想的产物一样，成了虚无飘渺的东西了。无论是古典主义文学，还是浪漫主义文学，海涅都理解为“艺术时期”。面对着这个艺术时期，他把现实生活的权利也在诗里加以体现，不是按照某个纲领规定的干巴巴的条文，而是凭借富有独创性的天赋。按照条文是作不出什么成绩来的，而富有独创性的天赋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时候，对于哪里是正确的道路，始终是清楚的。
　　正如他不顾施莱格尔的领导，很快就认清了浪漫主义的阴暗面一样，他也很快就了解了他当初加入的基督教日耳曼大学生协会的落后本质[10]。虽然这个协会里也有革命分子，但是他们人数有限，非常分散，因此在波恩根本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海涅透过这些“旧式德意志青年”崇尚德意志国粹的风气，正确地嗅出了极为可厌的市侩气。此外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斗殴；斗殴、酗酒他从不沾边，对于这件事，新德意志帝国的爱国者们直至今天还不能原谅他。海涅的体质十分纤弱，对外界最细微的压力都很敏感；尤其是神经性头疼从小就一直折磨着他。
　　一八二〇年秋，海涅离开波恩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曾经名噪一时，可是当时已经非常衰微。海涅在那里只呆了几个月，一八二一年一月就因为一场决斗而被勒令退学半年。几个星期之后他就转到柏林大学，一直呆到一八二三年五月，一共两年多一点，这段时间在他的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对海涅发生影响的，主要并不是他加入的那个青年诗人的团体。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如今早已被人遗忘，他们过于无足轻重，海涅根本不会受到他们什么特别的启发。这群青年诗人当中唯一具有无可置疑的天赋的，乃是克里斯梯安·狄特利希·格拉勃[11]，但他不愿和海涅多打交道，虽然海涅一直到死还始终对他忠心不变。这个据说对所有的人全都咬牙切齿恶意诋毁的海涅，对自己遭到的恶意攻击却采取以德报怨的态度，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话说回来，格拉勃的天赋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他公然宣称，在海涅的诗里发现的只是“欺骗、谎言和愚蠢”。
　　对海涅影响较深的是凡尔哈根，尤其是他的夫人拉赫尔·莱汶[12]。海涅终身都和他们两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尽管凡尔哈根这个胆小怕事、八面玲珑的伪君子恰恰不是他“同欢乐共患难的最亲密的战友”，象海涅后来有一次感情冲动的时刻称呼他的那样。海涅并不是从凡尔哈根那里，而是从凡尔哈根的夫人，那个身材娇小、机敏聪颖的水妖[13]拉赫尔那里得到了源源不绝的、有深远影响的启示。拉赫尔非常崇拜歌德，不过在这点上她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影响那位仰慕她的年轻人。海涅自己就是诗人和艺术家，他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歌德不能不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钦佩，可是他却坚决反对这位“超越时代的伟大天才”。他清楚地意识到，就象他和浪漫派相对立一样，他和古典文学也是对立的。
　　凡尔哈根家的沙龙成为当时柏林的文学中心。在这个沙龙的庇护下，海涅的第一批诗歌于一八二一年十二月由毛累尔书局出版了，书局送给诗人四十本样书作为稿酬。这些诗基本上就是后来《歌集》中《青春的烦恼》那一部分。这些诗绝大部分是关于不幸爱情的悲哀的怨诉和痛苦的呻吟，同时也夹杂了个别叙事诗和浪漫曲的明珠，在这两种诗歌体裁方面，海涅在他整个一生中都是不可超越的大师。他与堂妹阿玛丽亚的关系——她在一八二一年和柯尼希堡的一个地主结了婚——在这些诗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激情；阿玛丽亚·海涅从来也没爱过她的堂兄。海涅的第一本诗集虽然还沾染了某些浪漫主义的腔调，但是由于诗中所表达的感情的纯粹和真实，以及这部诗集用奇妙的力量奏出的朴素的民歌音调，对他那些出类拔萃的同时代人还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自己缺乏抒情感觉的伊默尔曼[14]写道：“海涅具有一个诗人最起码的，也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心和灵魂，以及从心和灵魂中迸涌出来的东西，即内心的历史。因此人们从他的诗歌就可以看出，其内容都是他自己曾经亲自体验过和经历过的。他是一个真诚的青年，这句话在人一生下来就是老头的时代可是个很大的赞许。”
　　海涅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后一年多，他又在杜姆勒出版社出版了《悲剧，附抒情插曲》。这是一部包括六十五首诗的组诗，再次讴歌了他青年时代的那次动人的恋爱，在创作上则采用了诗人的自由，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真实，艺术上非常锤炼，而且亳不矫揉造作。评论界再次赞扬这些诗“用今日最新的素材把德国古老的民歌音调表现得十分精炼、自由、诱人、有力”，浪漫主义经常稚气地追求的大自然的灵化，在这里以完美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当然，《抒情插曲》所放射出来的灿烂光辉也并非完全没有阴影，字里行间时而也流露出一些傲慢自负的萌芽状态的轻微痕迹，一个人熟练地驾驭了一切抒情的艺术手段，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傲慢自负的习气。后来海涅将这组诗收进《歌集》的时候，自己删掉了其中的个别几首。
　　那两个和《抒情插曲》同时问世的悲剧，在艺术上要比《抒情插曲》深刻得多，尽管海涅本人的意见正好相反。对我们来说《阿尔曼梭》和《拉特克力夫》不是作为艺术品，而仅仅是作为诗人的生活文献才有意义。《阿尔曼梭》要比《拉特克力夫》高出一筹，后者是以鬼怪为背景的、戏剧化了的叙事诗，叙说令人心碎的爱情的痛苦，是海涅在柏林时期写的。而《阿尔曼梭》则—直要回溯到波恩时期，该剧的戏剧轴心乃是“犹太人的巨大的痛苦”，因为剧本中的摩尔人[15]只不过是化了装的犹太人而已。
　　海涅是在现代的观点中长大的，他在少年时代就对犹太寺庙的宗教生活相当生疏；使他成为战士的，是犹太人所受的社会压迫，这种压迫也深深地侵入到他自己的生活之中。他在写给他青年时代最亲密的朋友摩西·摩塞尔的信中说：“我承认，我一定要为犹太人的权利以及他们的公民的平等地位而奔走呼号；在必然会出现的严重时刻，日耳曼的平民将会听到我的声音，以致于在德国的啤酒店里和宫殿里都发出回响。然而，一个生来就反对一切现存宗教的人决不会挺身而出，去充当为那种宗教卖命的选手。这种宗教最先对人类提出百般的指责，给我们今天造成了多么大的痛苦。”所以海涅不愿和任何改革后的犹太教打交道，同样，他也不向基督教暗送秋波。有人说，犹太人今天的处境是由于他们的血腥罪行[16]自己造成的。海涅认为，承认这种“卑劣的观念”是“最愚蠢，最有害，最应该挨棍子的”。
　　海涅完全是为了反对犹太人所遭受的社会压迫而起来斗争的，他积极参加犹太文化科学协会的活动，这就足以说明他对这类事是多么关心。这个协会正好是海涅在柏林的时候，一些有才华的年轻犹太人为使犹太教有能力为自身解放进行斗争而发起组织的。这些年轻的犹太人是埃杜阿特·冈斯，莱奥波特·充斯！摩西·摩塞尔，拉察鲁斯·本达维特，路特维希·马尔库斯等[17]。他们之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埃杜阿特·冈斯，他是黑格尔的著名弟子。他下面说的这段话是与黑格尔哲学的精神一脉相承的：“我们愿意协助大家一总来推倒这垛把犹太人同基督徒，把犹太世界同欧洲世界分隔开来的墙；我们要把每一种过分强调的特殊性往一般性的方向引导；我们要使千百年来各走各的路、互不交往的东西互相接触……一切都将过去，但并不消失，一切早就消失的东西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人们深切领悟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令人欣慰的教训：因此，犹太人不会毁灭，犹太教也不会消亡，可是据说它会消失在整体的伟大运动之中，然而又继续存在着，就象江河继续存在于海洋之中一样。”海涅由冈斯介绍加入协会，他对协会的工作非常热心。
　　可是事实不久就证明，这次具有伟大意义的解放犹太人的尝试，由于犹太群众对此毫不理解而遭到失败。犹太人受到那些宗教狂热的，和愚昧无知的犹太教士的控制，对任何自由思想都加以反对。甚至在有钱的信徒那里也弄不到最微薄的资助，以维持协会的各种机构——一个资料室，一分刊物，一所学校。犹太教的“极度衰落”是其争取解放道路上的最严重的障碍。海涅长期不肯认识这一点，直到后来还责备冈斯，说他本来是船长，照理应该最后一个离船，他却反而第一个离开了这条船；他说，这是“不可饶恕的背叛”。在海涅的遗著里，我们还发现了几首诗:《给一个背叛者》和《致埃杜阿特·冈》。诗里以最尖刻的语言谴责冈斯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你爬向十字架——
　　那个你所鄙视的十字架，
　　就在几星期以前，
　　你还想把它踩在脚下！
　　呵，施莱格尔、哈勒尔、布尔克[18]的书，
　　念得你堕入了歧途，
　　你昨日还是英雄，
　　今天竟成了恶奴！


　　事实上，海涅的这些责备是很不公平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能搅动犹太教这潭死水，冈斯就打算坚持到底。他改信基督教，以便在柏林大学讲学。在这之前，他还设法在英国或者法国谋求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职位。恰巧是海涅如此严厉地批判冈斯，这真是够奇怪的，因为与此同时或者甚至还在冈斯之前，海涅自己就采取了和冈斯同样的步骤。
　　这个奇怪的前后矛盾仅仅表明，这些事使他多么伤心。海涅并不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轻率地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的；经过剧烈的内心斗争，等到事实证明，除了基督教的洗礼证之外，不可能获得任何别的“欧洲文化的入场券”，他这才下定决心，买了这张基督教的洗礼证。
　　历史也抵制了海涅自己的责备，为他和冈斯进行了辩护。这两位叛徒在现代文化生活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那几位笃信犹太教始终不渝的本达维特，摩塞尔和充斯，虽然可敬，却一直默默无闻，无所建树。

二 游记


　　一八二三年五月，海涅从柏林回到了他父母亲那里。这期间他父母亲已经把家从杜塞尔多夫搬到了吕纳堡。海涅的眼界这时已经大大开阔，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接触了黑格尔的哲学，他听过黑格尔的课，并且也认识黑格尔本人。可是他对自己还远远没有了解；病魔缠身，意志消沉，他当时就想迁居法国，为此，他当然需要得到叔父所罗门的资助。
　　这位可尊敬的巴夏[19]起初倒是大发慈悲，给了诗人一笔钱，让他去库克斯哈芬浴场疗养。在那里，海涅第一次见到了大海。但是后来又发生了新的龃龉。这是家里有人搬弄是非引起的或助长的。因为海涅从来就不是一个能使暴发户称心如意的人。他从来不是吝啬鬼，连节俭也谈不上；他爱慕女性，对于这位擅长于写最温柔最甜蜜的情歌的诗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他在汉堡拜访亲友，唤醒了他对少年时代最痛苦的恋爱的回忆，这些回忆在《还乡集》里得到了感人肺腑的表现。可是这些诗歌有的以轻快的音调使人回忆起那些倏忽即逝的爱情关系，也有的则回荡着更加深沉的音响，这是诗人心里燃起的新的恋情。据恩斯特·埃尔斯特尔[20]——他出版了学术水平最高、最细致准确的海涅作品的版本——的可信的推测，海涅在一八二三年夏天对叔父所罗门的小女儿黛蕾丝·海涅产生了热烈的爱情。海涅觉得她比她姐姐更加娇媚温雅。但是黛蕾丝在经历了几年爱情痛苦之后，终于还是遵照她父亲的意愿舍弃了诗才横溢的堂兄，挑选了一个诚实正派的汉堡人。只要海涅还抱一天希望，他那出去漫游的计划也就一直没有实现，而且他的这个漫游计划，最终也没有能够争取到他那富有的叔父的支持。叔父只肯供给海涅再进大学学一年法律的费用。
　　于是，海涅于一八二四年一月又重新进了大学，这回上的是哥廷根大学。在那里他可以不至于受到柏林的那种精神上的激动，不至于分散他的精力。在这里，他为获得法律博士学位而孜孜不倦地发奋读书。可是他诗人气质太重，枯燥的法律未能使他完全背弃缪斯，不为缪斯效劳。他继续创作他的《还乡集》，一八二四年春，他访问柏林的时候，在柏林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其中的三十三首诗；同年秋天他去哈尔茨山[21]旅行，这次旅行又使他写了一些优美的诗歌，并且促使他写作他的第一部散文作品；但是他在哥廷根的这段时期，主要是在探讨犹太人问题，他企图在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巴哈拉赫的法学教师》中解决这个问题。他的书信，特别是写给摩西·摩塞尔的信，充满了这个题材，不过他用这个题材只开了个很有希望的头，直到相当晚的时候，在一八四〇年，他才把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予以发表。在他写的一些小说的残篇中，没有一篇象《巴哈拉赫的法学教师》那样，构思如此严肃而深刻。不过海涅在生活中没有能够和谐地解决他那乱麻似的生活之谜，这一点他在作品中也没有能够做到。
　　一八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海涅采取了一个会给他带来灾难的步骤：他在普鲁士的海利根施塔特加入了耶稣教。虽然家里逼着他受洗礼，但他一直顶了很长的时间；他认为仅仅为了生活得更好而采取这一步骤，是有损于他的尊严，是会玷污他的荣誉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悲的时代”，他给摩塞尔的信里说，“坏蛋成了好人，好人得成为坏蛋。我非常了解赞美诗作者的话：上帝啊，给我每天的面包吧，免得我亵渎了你的名字。”他在受洗礼之前是这样写的，而在受洗礼之后又写信给摩塞尔说：“如果你认为我受洗礼是件好事，我心里将很难过。我向你保证，假如法律允许窃取银匙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受洗礼了。”海涅改变宗教信仰，心里是极其激动不安的。这件事我们可以赞扬他，或是责备他，但是为了了解诗人及其生活，就必须把它弄清楚。
　　一个月后，他比较满意地通过了法律博士考试。他考试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已经可以满足那些大学里的老古董们的要求了。老系主任胡果是这些老古董当中最陈腐的一位，他宽慰这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只考出中等成绩的热心于法律的青年学者，竟说了这么一句奉承话:“歌德也是作为诗人，而不是作为法学家而声名卓著的。”叔父所罗门也同样表示满意，给了他一笔去诺德尼浴场疗养的费用。
　　这样一来，似乎给诗人铺平了市民阶级的生活道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阻碍他作为律师定居汉堡，他所热切期望的机会到来了，他可以挣脱叔父加在他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锁了。可是诗人并没有设法去给自己争取一个市民阶级的独立地位。为什么不争取呢？从他的书信和其他材料中很难确切地弄清其原委；当然有一个理由，一个最可信的理由显然是；他对事务性的枯燥的工作极为反感，要是从事这种工作，诗人绝不可能做出任何象样的成绩，甚至一事无成。而当时他正在创作的这些作品，十拿九稳地会给他带来不朽的声誉，并且也会给他带来一切人世间的财富，只要这些财富不被人施用法术从他鼻子底下抢去就是了，虽然后来这些财富当然还是被人抢了去。
　　海涅除了仍在继续积极写作的《巴哈拉赫的法学教师》之外，他在一八二五年秋天至少射出了三支箭，每次射出的都是阿波罗箭袋里的一支金箭[22]。《还乡集》的诗歌增加到了八十八首，接着是《哈尔茨山游记》，最后是《北海游记》中的第一部组诗。这部游记是他在诺德尼海滨从神秘莫测的大海深处汲取来的。
　　海涅起先想把三部作品汇成一个集子，冠以《漫游集》这个书名。后来他选择了《游记》做书名。他找了汉堡一个年轻的书商尤利乌斯·康培来出版他的著作。此人毫无疑问是个狡猾奸诈的商人，但对德国文学也有他的功劳，几十年内他给所有逃避书报检查的作家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可是他在海涅的生活中却扮演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角色[23]，其讨厌的程度不亚于海涅的叔父所罗门。虽然康培靠海涅的著作发了大财，但是他给诗人的稿酬却总是非常菲薄，老是让他忍饥挨饿，并且不止一次极为卑鄙地滥用了海涅对他的倍任。往同这个出版商三十年的关系中，海涅始终宽宏大量，温顺忍让，很少大发脾气。在他早已成为著名诗人，出版商争相出版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对康培的忠诚依然始终不渝，然而在康培那方面却往往很少有看见有这种忠诚的表示。
　　《游记》在一八二六年五月出版，立刻获得巨大的成功。《还乡集》里的诗歌并不完全具有《抒情插曲》的那种柔和的光泽，它们更加辛辣有力，也更加大胆，有时结尾用讽刺的笔触来嘲笑那种过于多愁善感的爱情的痛苦，正因如此而显示了诗人的又一进步。在这部集子里，不朽的抒情诗的珠玉也绝不比第一本诗集里少。吟咏罗累莱的那首歌[24]成了德国歌曲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歌。《北海游记》的第一部组诗却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海洋的世界，还从来没有一个德国诗人象海涅那样熟悉这个世界，并且象他那样用德语里从未听到过的节奏歌唱过这个海的世界。海涅在给摩塞尔的信里写道:“蒂克和罗伯特[25]虽然没有创造这些诗的形式，但至少介绍过它们，然而这些诗的内容却是我所写的作品中最具特色的东西。你瞧，每年夏天我都要破茧脱皮，一只新生的蝴蝶脱颖而出，翩跹起舞。我毕竟没有落入那种两节式抒情诗的可恶的陈套而不能自拔。”
　　海涅对《哈尔茨山游记》评价不太高。这是在《还乡集》和《北海游记》第一部组曲之间写的一部散文作品，他有一次称它“基本上是七拼八凑的东西”，并且叫他的朋友摩塞尔对这本书不要抱热切的期望，他说，他是为了挣钱和其他原因才写这本书的。另一次，他把这部游记称做“风景描写、诙谐、诗歌和华盛顿·伊尔文[26]式观察的大杂烩”。可是，实际上《哈尔茨山游记》远比《游记》中的诗歌更为成功；《哈尔茨山游记》以一种奇妙的自然浪漫主义的形式，第一次发挥了那种光灿夺目的诙谐，象一阵爽朗奔放的笑声在这死一般沉寂的时代中回荡，向一切垂死的市侩风尚不调和地提出挑战，因此才如此毁灭性地击中要害，因为这种诙谐是从对时代的重大问题的严肃而深切的关注中迸发出来的。
　　还在《哈尔茨山游记》印行之前，对这本书的印象还很新鲜，海涅自己曾经对他的诙谐的实质作过解释。他又是在给摩西·摩塞尔的信里写道，“孤立的诙谐分文不值，诙谐只有建立在严肃的基础上，我才觉得它是可以忍受的……普通的诙谐只。不过是理智的一个喷嚏，一条追逐自己影子的猎犬，一只身穿红袄，在两面镜子中间顺影傻看的猴子，只是颠狂拉着理性从大街上跑过时生下来的一个杂种。”假如海涅成了这样一个插科打诨的人物——就象他心目中那个蹩脚诙谐的典型萨斐尔[27]那样——，他早就被人忘却了；正因为海涅有资格把自己称作“人类解放斗争中的一名勇敢的战士”，他的诙谐才成了那把使人望而生畏的宝剑，把自由人类的一切压迫者刺得遍体鳞伤，八十年之后这些深深的伤口还在流血，好象是今天才戳的一样。
　　《游记》的巨大成功，鼓舞海涅继续写下去。一八二六年七月，海涅再次前往诺德尼，在那儿写《北海游记》的第二、第三部分；从一八二六年九月到一八二七年一月，他住在吕纳堡他父母家里，写作《勒·格朗集》，接着就到汉堡去监印。一八二七年四月中，《游记》第二卷出版，引起的轰动比第一卷更大。
　　第二卷包括三部作品：《北海游记》的第二部组诗，它完全可以和第一部组诗媲美；再就是描写诺德尼岛的散文部分，这篇散文广泛地涉及了当代的生活，特别是论及了歌德和拿破仑；最后是《勒·格朗集》，上面的题词是:“爱维丽娜，请接受这些篇页作为作者友谊和爱情的标志吧！”依照恩斯特·埃尔斯特尔的说法，这位爱维丽娜非常可能就是指的海涅心爱的黛蕾丝·海涅，而《勒·格朗集》则是对这位他一直在徒劳地追求的美人表示崇拜的著作。埃尔斯特尔认为，这部作品以文艺的笔调对诗人自己的成长过程作了隐诲的描述；此外，这本书里还汇集了惊人的知识和对冷僻事物的影射，以证明诗人博学多识，而汉堡的那些流言蜚语[28]则把他描绘成一个文思枯竭、不学无术、精神崩溃的人；最后海涅想以幽默的笔触来回答别人为他家境清寒所抱的不平，他说，他可以从每天遇到的傻子身上榨取油水。埃尔斯特尔接着说，这样，诗人想通过对自己不幸的爱情的描写来感动人，通过对自己生活的刻划十分聪明地来吸引人，通过显示自己的知识和论述自己谋生的能力来回答人们的偏见，通过贯穿全书的幽默和豪放的诙谐态度来完完全全抓住读者的心。
　　这种解释可能部分是对的，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只不过是蜻蜒点水，浮光掠影而已。《勒·格朗集》是一张才气充溢、妙趣横生的巧思织成的色彩缤纷的地毯，比《哈尔茨山游记》还更胜一筹；分散之中见统一，这构成了诗人天才的人格，“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思想的刽子手和最神圣的权利的压迫者进行反抗”。在这本书里对拿破仑的崇拜是以挑战式的勇敢姿态出现的，它表示诗人对伟大的法国革命思想的信仰，而征服者拿破仑曾经是法国革命的继承人；它表示诗人对那种迟钝的狗屁爱国主义的抗议，这种爱国主义是德国市侩们掩饰他们懦怯的卑躬屈膝的伪善行径的遮羞布，他们就是以这种伪善行径屈服于本国大大小小暴君的无耻的专制主义的。他们当时就用恶毒的诽谤来进行报复，说海涅一心只想炫燿自己，卖弄才情。对此海涅立即给以有力的还击，《游记》第二卷刚出版，他就在给凡尔哈根的信里写道：“我了解我的德国人。他们会吃惊，会思索，却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甚至怀疑这本书会被禁止。可是把这本书写出来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浅薄的奴性时代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才好。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我为那些硬心肠的朋友感到羞愧，他们从前想大干一场，现在却缄口不语。如果他们集合起来，排成整齐的队伍，那么最胆怯的新兵也就会勇气倍增，然而表现出真正的勇敢精神的却是那个孤军奋战的人。”海涅以为这本书不会遭到禁止，这点他当然估计错了。德意志各邦许多政府，首先是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由于禁止这本书而大为丢脸。
　　《游记》第二卷刚出版，海涅就启程到英国去旅行。他在那里竭力了解那种伟大的公众生活，这在德国是完全没有的。他说，每当他阅读英国报纸的时候，从每一行里都窥见到英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民族性格，看到他们的赛马、斗鸡、法院陪审、议会辩论等等，这时他就常常忧心忡忡地拿起一分德国报纸，努力寻找人民生活的点滴消息，可是找到的不外乎是些文艺方面的琐事和戏剧方面的胡诌。英国的政治生活当时以坎宁[29]对神圣同盟的鄙劣行径的反抗为其最显著的特点，使人十分振奋，而伦敦活跃的生活也使人激动不已。但是他对英国人的宗教生活却格格不入。“即使和最愚蠢的英国人谈政治，这人也总会谈出些道理来；但是话题一转到宗教，那么连最聪明的英国人说出来的也尽是些蠢话。”海涅同样也不满意英国的社会生活，他在晚年谈起来还表示非常厌恶。
　　一八二七年九月，海涅又回到汉堡，出版《歌集》。收进这个集子的是迄今为止发表过的全部诗歌，只删掉了一些不成熟的或者过于大胆的作品。他自己对他诗歌的这个“循规蹈矩的版本”并不抱很大希望；他称这个集子为一艘诚实无害的商船，将在《游记》第二卷的保护下徐徐驶入忘却的海洋。他也费了很多周折才使康培同意刊印《歌集》；和通常一样，康培只付了一点菲薄的稿酬，就把诗人打发走了；他用五十个金路易[30]买下了《歌集》的全部版权，而到诗人逝世为止，这个诗集一共印行了十三版，每次印数都高达五千册。
　　海涅对这本无与伦比的杰作评价越低，他对科达[31]这时邀请他去慕尼黑一事所抱的期望也就越大。科达是歌德、席勒著作的出版人，他请海涅到慕尼黑去参加《普通政治新年鉴》的编辑工作。海涅起先只承担了一八二八年上半年的工作，工作量不大，报酬却很优厚；编辑工作总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机关工作的强制性，因而他感到很难适应；吸引他到慕尼黑去的主要原因，恐怕是他希望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一个教授的位置。内务部长封·显克[31a]是海涅很熟悉的同乡，一个还算有些才华的剧作家，他对海涅颇有好感。国王路特维希一世[32]执政初期是以思想开通的文艺保护人的姿态出现的。
　　海涅一心想要获得一个职位，以便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这种渴望甚至使诗人在他革命的醇酒里掺进了一些水。他的敌人以此责备他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请科达把他的《歌集》和两卷《游记》呈献给国王。他给科达的信里写道:“如果您愿意向他暗示，这位作家的态度比他以前作品中所表现的要温和得多，善良得多，或许现在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也许对我会大有好处。我想，国王有足够的英明，定会视宝剑是否锋利，而不会根据它曾经用来行过善还是作过恶，来评定它的价值的。”海涅当时甚至于跟那位声名狼藉的政治冒险家维特·封·多林[33]也保持着令人不愉快的交往。他给凡尔哈根的信里就此说的话，也典型地勾划了他平时的为人，“维特是个坏蛋，如果我有权，我就要把他吊死。但在私人交往方面他和蔼可亲，这常常使我忘记了他的人格——他总使我感到很大的乐趣，也许正因为整个世界都反对他，所以有时我反而护着他。这使许多人为之不快。在德国，人们还不能理解，一个要用自己的言行促进高尚事业的人，常常可以犯一些小小的过错，无论是由于开玩笑还是出于私利，只要这些过错(就是说那些骨子里不高尚的行为)无损于他为之生活的伟大思想；是啊，他们不能理解，要是能使我们更好地为我们生活的伟大理想服务，这些小过错甚至还应该说是值得赞许的呢。在马基阿维利[34]时代，在现在的巴黎也是这样，人们对这个真理理解得最为深刻。这就是为那些微不足道的过错作的辩护，我现在还有兴趣在此生去犯这样的过错呢。”这肯定是一种颇为暧昧的道德观念，可又是在许多大人物身上可以发现的一种历史的真实，这些人把他们的毕生都献给了一种“伟大思想”；不过象海涅那样有勇气，如此坦率地承认这一点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一八二七年十一月，海涅到达慕尼黑。途中他先在卡塞尔拜访了格林兄弟[35]，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拜访了别尔内。慕尼黑这座城市在很多方面比柏林、甚至比汉堡更使海涅喜欢，只是慕尼黑的气候严重地损害了他那一直很虚弱的健康，同时，黛蕾丝·海涅和汉堡的一位法律学家订了婚，从而使海涅永远得不到她了，这个消息使他深受震动。虽然他和科达的关系一直非常之好，但是编辑工作他可不怎么喜欢。他把编辑工作或多或小都交给了他的同事林特纳[36]，而他自己除了一些评论之外
　　只为《政治年鉴》写了《英国片断》。《英国片断》是一组论文，其中一部分只不过是他在伦敦逗留时期搞的翻译。这份刊物办了半年就停刊了，这半年里刊物是由海涅主编的。
　　可是在一八二八年七月中旬海涅启程去意大利旅行时；他还对在慕尼黑获得教授职位一事抱有希望。他途经因斯布鲁克，博岑，特里恩，维罗纳，米兰，到热那亚，再从热那亚经里窝那，到达卢卡浴场，在那里愉快地度过了几个星期。十月一日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满心希望能在这里收到显克的信和聘书。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收到，为了等待那位巴伐利亚部长的消息，他在那里白白地耽搁了几个星期。由于期待而心情不宁，加之对于患病的父亲的莫明的忧虑，促使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德国。这一年海涅是在极度失望中度过的；巴伐利亚的那些教皇至上论派[37]巧妙地破坏了他在慕尼黑谋职一事，十二月二日他父亲在汉堡去世。
　　随后的几个月，海涅在柏林和波茨坦写《游记》的第三部，这时他情绪极端低落。八、九月份他在赫尔戈兰盘桓，十月初他又前往汉堡，一方面是为了再看看他那定居在汉堡的母亲，另一方面是来监印他的新作。《游记》第三卷于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出版，但是反映十分冷淡，尽管在这一卷里海涅的政治观点比前两卷更为坚定、更为明朗，而他的写作才能也比前两卷表现得更加灿烂辉煌，或者正因为这个缘故，反应才这样冷淡吧。这一卷的前半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展现了一幅幅迷人的风景画，现代思想的气息以诗人不可模拟的独特方式洋溢其间，节的后半部《卢卡浴场》，在拉察卢斯·龚培尔和希尔施·许亚岑特这两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杰出的喜剧才能。但是这本节的最后几章里海涅和普拉腾伯爵的论战给那帮德国市侩提供了一个契因，来发泄他们长期积聚的怨恨，甚至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用来显示他们“伦理道德上的愤怒”的借口。
　　两位诗人之间的争论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海涅在《游记》第二卷里引用了伊默尔曼关于统治文坛的鄙陋状况的几首警句诗，这些警句诗也谴责了模仿东方诗体的做法，在歌德发表《西东诗集》以后，特别要数普拉腾和吕克尔特[38]模仿东方诗体最为厉害。这些言之有理、内容无害的警句诗当中，比较起来最尖锐的一首乃是：

　　穷人从设拉子[39]的果园里偷来了果子，
　　吃多了，就呕出一些“波斯诗”[40]。


　　吕克尔特对这种应得的嘲讽处之泰然，而普拉腾却大发雷霆，立即写了一部阿里斯多芬式的喜剧《浪漫主义的俄狄浦斯》，把伊默尔曼和海涅作为过时的、乏味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攻击。虽然他对伊默尔曼的作品只知道一个剧本，而对海涅则根本一无所知。普拉腾对伊默尔曼的攻击非常放肆，对海涅的攻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只把海涅当作一个天生的犹太人，以咬牙切齿、平淡无奇的方式肆意嘲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场成了两位诗人生活中一个不愉快的插曲的煞风景的争吵当中，是普拉腾首先发起攻击，责任主要在他；海涅的疼处被人粗暴地狠狠碰了一下，于是他就用刻薄、尖锐的语言进行反击，因而被市侩们抓住了把柄。
　　他把普拉腾看作“贵族和教士的厚颜无耻的面首”，认为他在慕尼黑谋职的计划就是被这帮家伙破坏的。为了给海涅开脱责任，这里必须要提上一笔，这个——不公正的——怀疑是普拉自己整个举止引起的，再说普拉腾那时发表的东西还很少，还看不出他是除了海涅之外影响最大的现代诗歌的开路先锋。而海涅这人不搞半点儿虚假，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个人自卫是促使他同普拉腾进行论战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力。他的犹太身世越是使他的生活坎坷不平，他就越是不能容忍别人用无赖的方式把他当作犹太人加以嘲笑。不过他因为普拉腾搞同性恋而大肆攻击，这种做法本身也同样是无赖的方式，正因为这种方式风趣诙谐，而普拉腾的论战则是平淡无奇，因而这种方式就显得更加恶劣不堪。
　　毫无疑问，两位诗人之间是存在着真正矛盾的，海涅在给伊默尔曼的一封信里正确地触及了这个问题。他在信里写道，“对普拉腾伯爵在韵律方面的功绩我不想估计过高；我之所以承认他的功绩，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为了让人感到我为人公平。”普拉腾想竭力克服浪漫主义，便和古典文学挂起钩来，采用古代的韵律。海涅恰好相反，他向浪漫主义学习一切值得学习的东西，他从民歌中吸取营养，用表面看来未经琢磨、信笔写成的诗章创造了一种新诗的形式。这种新诗的形式比普拉腾艺术上精心雕琢的诗体结构，更加适合德国语言的精神。海涅是一位语言和诗歌艺术家，其地位不在普拉腾之下，但是这位犹太人却是一位更加出类拔萃的德国诗人，而那位贵族家庭的后裔虽然可以把自己的祖先一直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可是他对自遥远的中世纪以来的全部德语的奥秘，却远没有海涅谙熟。
　　人们对海涅同普拉腾的论战表示的公愤，其中含有很多庸俗虚伪的成分，不过在这种愤慨之中也有一种健康的感觉，认为这种文学争论必然会引到泥潭里去。甚至海涅青年时代最亲密的朋友摩西·摩塞尔也因这场争论而同诗人分道扬镳了。在给凡尔哈根的一封信里海涅承认，他深深体会到同普拉腾的这场论战对他有多大的损害，但是他接下去说的话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这是一场人同人进行的战争……接着又是抱怨：我做了德国文学中前所未闻的事——仿佛时代还依然如故似的！歌德——席勒的‘警句斗争’[41]只不过是一场土豆之战，那是艺术时期，注重的是生活的现象，即艺术，而不是生活本身——现在注重的是生活本身的最高利益，革命进入了文学，战争变得更严肃了。”海涅同普拉腾的论战同生活的最高利益可是亳不相干的。
　　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而不是在海涅所说的意义上——革命现在确实进入了文学，而且也使海涅的生活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

三 七月革命


　　海涅又在赫尔戈兰浴场治他的神经性头疼，正在这时，他得到了巴黎七月革命胜利的消息。
　　一八三〇年八月十日，海涅在日记里欢呼：“我对安静的渴望已经消逝。现在我又知道，我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母亲曾在这些武器上念过祝福的符咒……鲜花，鲜花！我要头戴花冠去作殊死的斗争。还有七弦琴，把七弦琴递给我，我要唱支战歌……话语，犹如燃烧的群星，从天空射到地上，焚毁宫殿，照亮茅舍……话语，犹如闪亮的投枪，嗖嗖地直飞九天云霄，击中那些潜入至圣至神之地的虔诚的伪善者。我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歌唱，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
　　毫无疑问，七月革命在海涅的生活里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它在德国并没有开始一个新时代；它只是在某些地方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运动，其性质也并非全部都没有问题；七月革命在汉堡引起的回响，乃是一场使人反感的犹太人的骚动。海涅越来想离开自己的国家，以便到爆发七月革命的国家去寻找他的天才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他在汉堡还印行了《新春集》。这是一部包括四十四首诗的组诗，其中一部分是受了作曲家梅特泽塞尔[42]的鼓励而写的，他以这部诗集告别了青年时代的爱情诗。他还出版了一卷《游记》补遗，除了关于《卢卡城》这一章而外，主要还收进了曾在慕尼黑杂志上发表过的《英国片断》。最后他还为罗伯特·韦塞尔赫夫特[43]以卡尔道尔夫的笔名写的一篇文章写了序言。韦塞尔赫夫特的这篇文章是为回答某一位毛奇伯爵[44]论贵族特权的一本挑战性的小册子而写的。在这篇序言中，特别是关于卢卡城的一章里，七月的太阳在诗人精神上所点燃的新的火焰，已经哗哗剥剥地燃烧起来了。
　　一八三一年春，海涅迁居巴黎，他是五月初到达的。巴黎当时完全可以因居资产阶级文明的最前列而自豪，海涅置身于这座大都会的汹涌澎湃的波涛之中，马上就感到得其所哉，如鱼得水。同时他仍然是一个十分地道的德国人，如同在德国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一样；正是从德意志民族的立场出发，当时没有一个德国人，除了消除德意志精神和法兰西精神的对立，以及摧毁欧洲大陆上两大文化民族之间存在的、给欧洲文明造成灾难的藩篱之外，还能去给自己提出任何更高的任务！海涅从此满腔热忱地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努力，由于这个原因，他在遗嘱里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感激，把这看作是他最珍贵的遗产。
　　海涅担任这个德法两国文化沟通者的职务，并不是他的耻辱，但是德国人，从专制君主一直到激进的市侩们，给海涅的这个职务设置了重重障碍，这可是德国人的耻辱。海涅呈献给法国人的东西，法国人都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不久之后他已经可以把自己看作法国名流的朋友了。他论浪漫派的文章[45]，还有他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的著作[46]，以出色的文笔，清晰透彻地向法国思想界揭开了德国思想界的秘密。这些文章属于海涅量重要的作品之列。毫无学究气，处处形象生动、清楚明了地揭示了事物的实质，海里善于以天才的笔触勾画出路德[47]和莱辛，康德[48]和费希特[49]的肖像，他以无人可及的敏锐眼光预言，德国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是德国哲学的继承人。
　　《法兰西状况》的轮廓也同样勾画得非常清楚和深刻。这部作品他是为了向德国人介绍法国情况而在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发表的。但是在这儿读者的反应不大有利。几个月之后，梅特涅[50]通过根茨[51]就海涅的这些书信向科达提出抗议，因而这些书信不得不停止发表。海涅把已经发表的书简收集起来，汇成一册加以出版，并且加了一篇——就象特莱契克从前文章的观点还比较好的时候所说的——“有力的前言”，尤其是对普鲁士国家进行了“可怕的攻击”。这本书使别尔内找到了一个契由，来罗织造谣诬陷之词，把海涅套在里面达数年之久。
　　别尔内和海涅在七月革命之前，曾被看作德国解放斗争——要是可以说有这样的斗争的话——的提俄斯库[52]。他们的关系虽然并不密切，但却很友好。但是随着七月革命的爆发，当代的现实问题显得更加具体，两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势必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别尔内是一个诚实的、但却是颇为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典型，面对专制主义的直接压力，只会用拳头擂桌子，而对历史生活的更深刻的联系却毫无所知。只消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别尔内指责歌德是押韵的奴仆，黑格尔是不押韵的奴仆。海涅则不同，他具有一种更为细致、更为丰富的气质，只要不把自己抛弃，他是绝不会抛弃歌德和黑格尔的，他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如饥似渴地扑向社会主义学说，把它当作精神生活的一股新源泉。
　　别尔内认为，有了德意志共和国就可以消除一切弊病，海涅却考虑在更深刻、更广泛的范围里使各民族得到解放；海涅出于神经质的浪漫派诗人对群众统治的恐惧，甚至常常把自己称做君主政体的拥护者。他认为关键不在于“革命的外表”，而在于革命的“更深刻的问题”。早在一八三三年他就在给密友的一封信里写道：“这些问题既不涉及形式或人物，也不涉及建立共和国或者限制君主政体，而是关系到人民的物质福利。只要人类的绝大多数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还不得不用天国的宗教来自我安慰，那么迄今为止的唯灵主义的宗教便始终是灵验的，必要的。但是自从工业和经济的进步使人类有可能摆脱其物质的贫困，有可能在地球上过着幸福的生活，从此以后——您理解我的意思了。如果我们告诉人们，他们将来每天可以吃牛肉而不吃土豆，将少干活，多跳舞，他们是会理解我们的。您放心好了，人并非驴子。”
　　假如这样一来可以容易地看到，政治和社会的矛盾越趋尖锐，海涅和别尔内就越发疏远，那么今天一切材料俱在，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别尔内是以最刻毒、最可恶的方式挑起这场争论的，而且多半是背着海涅搞的。这与一致公认的别尔内的诚实性格毫不矛盾。在公众生活中不容易见到恼怒的耶稣会修士，但经常可以见到浅薄的激进分子，他们对于自己的品德洋洋自得，却不惜对别人进行最恶毒的诽谤。我们可以原谅别尔内，因为，他根本不理解海涅。海涅是个诗人，他当然不是仅仅从狭隘的小集团的纲领的角度去观察事物；他缺乏在一小群德国流亡者中间进行宣传鼓动的天赋和爱好。这些德国流亡者是七月革命后聚集在巴黎的，他们的大贤大圣恰好就是别尔内。
　　替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写文章，海涅也觉得是一种“自我折磨”，但是他认为，在一份名符其实的综合性世界报纸上发表意见，让报纸到遍及各国的数十万读者手里去发生教育作用，尽管“话说得冷静克制，甚至还得乔装打扮”，总比在一张默默无闻的地方小报上发表意见要强得多，虽然“在那里可以把我们心里的怒火一股脑儿倾泻出来”，可是它只有少量的、无足轻重的读者。不过在《总汇报》上写文章还得受检查，甚至得受双重检查：一方面受奥格斯堡编辑部的检查，另一方面是受巴伐利亚官厅的检查。海涅后来曾经说过，“我常常被迫在我思想的舢舨上升起一些旗帜，其标志则并不真正反映我的政治和社会观点。但是新闻走私商并不十分注意他自己船桅上所悬挂的这些迎风飘扬的破布的颜色；我的心思全在船上所载的这批头等货物上，我要把它运进舆论的港口。我可以自豪的是，我干这些事常常是成功的，对于我有时用以达到目的手段，希望大家不要多加指责。”
　　实际上，如果把海涅在一八三二年写的《法兰西状况》和别尔内同一时期写的《巴黎通信》加以比较，那么谁的船上装的货物更好，对于这个问题也就不会有怀疑了。海涅对圣·麦利的共和派战士[53]壮烈牺牲所作的描写，就远非别尔内所能企及。再说，海涅在出书的时候把检查时删去的地方又重新补上，在他那篇慷慨激昂的前言里断绝了和德国所有当权的各种人物的一切联系。这样，这本书就足以抵挡别尔内在他《巴黎通信》中对它进行的无耻攻击了。当然，更加无耻的，是别尔内在一家法国报纸上对海涅的哲学论文所进行的批判，而他对海涅的这些论文确实是一窍不通的。
　　海涅在三十年代极其严肃地对待他的“使徒的职责”和“护民官的任务”[54]，因而他的诗歌创作就退居相当次要的地位了。在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四〇年出版的《沙龙》里，最好的作品就是从事沟通德法精神的文章，第一卷上的那篇勇敢的前言，论述法国绘画和法国戏剧的文章，以及占了整个第二卷篇幅的关于德国哲学的论文；此外，收集在《沙龙》里的，主要是一些小说的片断，如《封·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的回忆录》，《佛罗伦萨之夜》，《巴赫拉赫的法学教师》，这些都是《游记》时代的余音，海涅本来早就决定把《回忆录》和《法学教师》收集到《游记》中去。其中个别篇章表现了海涅的灿烂的才华，例如《回忆录》中关于漂泊的荷兰人的传说故事[55]，或者《佛罗伦萨之夜》中对帕格尼尼[56]演奏小提琴的描写，但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在海涅才气横溢的诗歌创作中取得进步。
　　他那优美动人的新作汤豪舍之歌[57]与关于飘泊的荷兰人的故事一样，对于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具有同样的意义[58]——除了《汤豪舍之歌》以外，海涅在四卷《沙龙》里发表的韵文作品也使他的仰慕者大失所望，甚至使德国市侩中的少壮派十分恼火。这就是他的《杂诗》，这都是一些大胆的。有时甚至是放肆的诗歌，但是它们的美学价值不小，它们的美学权利是毋庸置疑的。那帮道貌岸然的德国青年英雄，对于他们专制君主蓄姬美妾的风气总是闭上双眼，熟视无睹，但是由于海涅按照自古以来诗人享有的权利；在自己的诗里使一些放荡的妓女芳名永留，他们便向海涅倾泻他们道德的愤怒的瀑布，这是毫无道理的。谁也没有象罗马宫廷诗人贺拉斯[59]那样充分地使用这种古老的诗人的权利，而贺拉斯的颂歌却被爱国市侩们用来教育他们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甚至把贺拉斯赞美某个诗人喜欢的拉拉格[60]的颂诗（天真的生涯和纯洁的罪恶）拔高成一首在他们最最感动的时刻咏唱的庄严的挽歌，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海涅从来不是那种丑恶下流的追逐女性的人；他在晚年还用散文和诗句含混地说，他从来没有勾引过一个处女，也从来没有碰过一位他知道已经结了婚的女人。因此，即便是庸俗的市侩道德对海涅也无可指责。大概就在他发表《杂诗》的同一时期，海涅发现一位天真美丽的女子，这个女人将要作为他忠实的终生伴侣。她是一个法国女工，她以玛蒂黛的名字永远活在海涅的诗里。她在海涅的精神生活里所占的比重很小，甚至比克莉斯蒂婀娜在歌德的精神生活里所占的比重还小；她具有热情奔放的性格，但是不善持家，这一点和诗人自己不相上下；虽然海涅有时也为他“家里的维苏威火山”[61]和“耗费者”而唉声叹气，但是这门姻缘确实使他很幸福。就象歌德和克莉斯蒂婀娜一样，海涅起初也和玛蒂黛过着自由同居的生活，但他严格要求别人把玛蒂黛当作他的妻子来加以尊重。海涅对于玛蒂黛受到的任何侮辱，都比对他自己所受的侮辱还敏感得多。总的来说，海涅的婚姻要比歌德的婚姻愉快得多，这当然并不能够阻止那些道貌岸然的德国市侩们对于他的婚姻表示愤慨，就象对于他的所谓的放荡行为表示愤慨一样。
　　海涅刚把家庭建立起来，过激派市侩们就和德意志各邦政府勾结在一起，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了一个所谓的文学流派“青年德意志”的一切作品。被列入这个流派的作家，第一名就是亨利希·海涅，其次是卡尔·古兹科，亨利希·劳伯，鲁道尔夫·维因巴尔克和特奥多尔·蒙特；这些都是七月革命以后在海涅和别尔内[62]——话说回来，别尔内并未受到这个禁令的打击——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比较年轻的作家，但是这些作家相互之间并没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联邦议会的决议对许多德国作家判以莫须有的罪名，要把他们饿死，因为不仅他们已经写出的全部作品，就连他们将来要写的所有作品也统统遭到了刽子手大斧的砍杀。这-次联邦议会的禁令是由于沃尔夫冈·门策尔的卑鄙的告密而引起的；门策尔是自由主义派作家，不久之前，他刚在他办的《文学报》上赞扬过海涅，并且把古兹科聘来担任该杂志的编辑。使他干出吿密这一卑劣行径的，乃是一种肮脏的同行相妒的害怕心理，因为当时古兹科自己正在筹办一份文学刊物。
　　这时候，海涅正好又和他叔父所罗门发生激烈的争执，被这位喜怒无常的百万富翁置于绝境，因此联邦议会的禁令使海涅的境况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接受法国政府提供的救济金，每年四千八百法郎。当时法国政府为那些因为政治原因在自己国内受到迫害的逃亡者准备了一笔救济基金。这笔救济基金是七月革命的遗产，绝不能把它与德意志各邦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为争夺王位和神权用来招募侦缉密探的秘密经费混为一谈。说海涅因为接受了这笔救济金而把他的笔出卖给了法国政府，那是恶毒的诽谤；海涅自己曾确切地谈到过这件事，他说，“我从基佐内阁[63]接受的救济金并不是贡品，它是法国人民给予数千个外国人的慷慨周济，这些外国人由于热心于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而光荣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于是在法兰西殷勤好客的国土上寻找一个避难所。”一个德国诗人不得不靠法国政府的资助才免于饿死，所有对此感到沉痛的德国爱国者都应该把他们的满腔义愤倾泻在联邦议会所采取的卑鄙的暴力手段上面。对于这一卑鄙勾当，德意志各邦政府都是有责任的；而海涅并没有因为接受了这笔津贴而对法国政府承担丝毫义务。在这件事情上，他完全不应该受到责备。
　　然而几年之后，海涅可受到了严重的牵连，他打算在巴黎创办一份德文报纸，而这份报纸能够存在下去的先决条件，乃是要能在普鲁士顺利地发行。为了获得这一准许，海涅给封·韦尔特男爵[64]写了一封信。此人从前曾经作过普鲁士驻巴黎的公使，现在在柏林当外交部长。这封信的原文没有公开，但是海涅请凡尔哈根为这件事从中斡旋的那封信大家是知道的。在一八三八年二月十三日写的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切来自普鲁士的消息，我只愿意从普鲁士检查过的报纸上加以转抄；如果允许我刊载来自普鲁士的私人通讯，那么我在物色通讯员的时候决不会冒险去惹政府的不满。我对古老的普鲁士各省的利益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因此要我或者对此完全保持缄默，或者只是阐述别人的总见，这对我來说，并非难事。可是对莱茵各省的情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里是我这头小鸟的家，我对这片土地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对故乡发生的事情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既是我的需要，也是我的责任。这里得允许我不受限制地讲话。不过普鲁士政府尽可放心，在目前情况下，有关莱茵地区的事，我的同情全部在普鲁士方面，我永远不会错误评价普鲁士为这片私生子土地所立下的功劳，完全是靠了普鲁士，它才重新回到德意志的怀抱里来，并且把自己提高到德国式的高度。”海涅想同柏林政府合作的意图，在他的品格上投下了一片黝黑的阴影。我们不能因为海涅在接近普鲁士政府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普鲁士政府正在和莱茵地区的教皇至上派发生争吵，就以宽容的态度来为他辩护，因为在这场争执中，柏林所使用的武器彻头彻尾是反动的。对海涅的名声来说，幸运的是普鲁士政府信不过他，拒绝了他，因而使他那不幸的计划成了泡影。
　　倘若海涅向普鲁士政府靠拢这件事引起了德国的市侩们、特别是激进的市侩们的公愤的话，那倒还有得可说的。但是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即使他们知道了一丁半点，恐怕也难于对此表示激愤。那些许瓦本的诗人[65]大概最不会因而暴跳如雷。他们因为海涅在他论浪漫派的文章里虽然对乌兰[66]没有进行过分的责难，当然也没有把他捧到天上，而是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所以向海涅发动了一场幼稚的战争。这帮蹩脚诗人竟恬不知耻地和门策尔勾结起来；在门策尔编的一份杂志上古斯塔夫·普菲策尔[67]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诽谤文章，把海涅的作品攻击得体无完肤，直至今天，海涅的仇人还把普菲策尔的那些无耻诽谤当作丰富的宝库，而古斯塔夫·普菲策尔的哥哥保尔，则是第一个狂热地主张把南德意志普鲁士化的南德意志人。对付这些敌手，海涅当然不费吹灰之力；他在《汤豪舍之歌》里写了一节诗，在《许瓦本的镜子》这篇篇幅不长的风趣文章里，海涅哈哈一笑就把他们摔开了。
　　更加严重和更为重要的是海涅与古兹科之间的磨擦。联邦议会对“青年德意志”的放逐令一宣布，劳伯和蒙特就马上倒戈，古兹科和维因巴尔克却勇敢地坚持着。古兹科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搬到汉堡，在康培出版社刊行《电讯杂志》，名义上康培是编辑，因为古兹科不得发表任何著作。海涅十分器重古兹科，他对事情这样发展感到非常欣慰，古兹科对海涅的这份美意似乎也很领情；一八三六年他还极力主张给海涅以国家补助来解除他经济上的困难。但是接着古兹科就转到市侩那一边去了，宪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很难搞清楚。他给几位去巴黎旅行的作家写了介绍信，让他们去找海涅，海涅盛情接待了他们；这几位作家是古兹科很要好的朋友，今天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谁知这些人回来以后，却发表了一些恶毒诬蔑诗人海涅及其为人的文章，一部分就登在古兹科自己的《电讯杂志》上；海涅交给古兹科发表的《许瓦本镜子》一文，被古兹科篡改得面目全非才加以发表；甚至在一八三八年海涅要出版一本新的诗集，准备把《杂诗》收进去，这事本来与古兹科毫不相干，但他却给海涅下了一道气势汹汹的最后通牒，倘若海涅不放弃再版那些严重损害市侩威望的诗的计划，那他就以绝交相威胁。人们实在不知道该对哪一点更加惊异才是，是惊异年龄比海涅足足小十岁的古兹科居然敢以海涅的道德审查官自居的放肆态度，还是惊异海涅果真作了让步，把他第二本诗集的出版时间推迟了好几年的宽宏大量的襟怀。
　　在这场争执中，可尊敬的康培可扮演了一个非常暧昧的角色。所有在《电讯杂志》上对海涅进行的泼妇骂街式的攻击文章，都得算在他的账上，人们不能不怀疑，这股反对他的出版社最有才华的作家的低级的浪潮，是他为了从中获利而煽起的。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他的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可以直接得到证明。一八四〇年海涅在康培的出版社出版他的关于别尔内的《备忘录》时，康培未曾征得作者同意就擅自把标题《论路特维希·别尔内——亨利希·海涅的备忘录》，篡改成他自己想出来的书名，《亨利希·海涅论路特维希·别尔内》，从而引起了海涅极大的愤怒。事后古兹科在《电讯杂志》上对这个标题大发雷霆，说单从这个标题就已经暴露了海涅这本书的用意，是想牺牲别尔内来为自己大作广告。古兹科后来自己也遭到市侩们攻击的时候，不得不为他这些青年时代的罪过受到足够的惩罚，但是康培对海涅施加的卑劣手段，可惜一直未曾补偿。
　　海涅希望他论别尔内的书能为大家公认是他最好的著作；海涅本来是想用这本书来抚慰德国市侩们的，结果实际上却使他们的愤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海涅自己也并非完全没有责任：特别是书中专门谈论别尔内同沃尔夫人[68]及其丈夫的关系那一部分，远远超出了文艺论战所允许的范围，与海涅的身份很不相称。不过这一部分，海涅是在最后一刻才放进书里去的，因为沃尔夫人的小集团大肆散布关于玛蒂黛的流言蜚语激怒了海涅。这一事实并不能为海涅进行辩护，充其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他加以原谅而已。据说他们想把海涅说成是胆小鬼，因为他论别尔内的书是在别尔内死了几年之后才发表的。但是这种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不明白，海涅为什么看见别尔内就吓得直往后退，他不是把其他好多人都打得落花流水了吗？海涅尽量避开别尔内对他进行的没完没了的笔墨之战，这只能更加使人觉得海涅可敬。直到别尔内死后，他的那些精神继承者还在继续肆意谩骂，而且博得了市侩们越来越多的喝彩声，这时海涅才行使他的权利，也可以说是他的职责。在他的文章里他不是把他自己的人格置于别尔内的人格之上，而是把自己的世界观置于别尔内的世界观之上。海涅当年对乌兰的评价，曾激起许瓦本那帮蹩脚诗人的极端愤怒，而今天全世界都公认这个评价是正确的；现在海涅对别尔内的评价也是这样，他说：“他既非天才，亦非英雄；他不是奥林帕斯山上的神。他是一个人，一个地球上的公民，他是一个优秀作家，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起先，市侩们进行了狠毒的报复。为了听一听一位不偏不倚的证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不妨读一读恩斯特·埃尔斯特尔的一段话：“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对德语拥有那么丰富的骂人的词汇这一点感到十分惊奇。奸诈、骄横、怯懦、无耻、胆大妄为、阴险毒辣、轻佻、对德国状况的一窍不通、内心的虚伪。著作的浅薄、丧尽人格外加傲慢、无耻的歪曲、令人作呕的模棱两可、矛盾百出、下流无耻、卑鄙低下的犯罪行为、疯狂的虚荣心、思想贫乏而又下流、猥亵的人格、奇臭无比的诙谐的粪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都说出来了。这位诗人被人描写成唠唠叨叨的洗衣妇，毫无骨气的风信旗，尽人皆知的撒谎大王，他吵起架来不象个男子汉大丈夫，而象个弄堂瘪三，他给自己以致命打击，对于这位名叫亨利希·海涅的巴黎流浪汉的那本伤风败俗的书的最后判决只有一个‘呸’字而已。”
　　这条肮脏的河流奔流倾泻，无休无止，与此同时，海涅评论别尔内最后一篇文章说的那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正是恰到好处：“它是明净的湖，湖里倒映着缀满繁星的天穹，他的精神在这里浮沉，象一只美丽的天鹅，在安静地洗涮他那被凡夫俗子的诽谤玷污了的洁白的羽毛。”

四讽刺诗人


　　海涅的诗才在《阿塔·特罗尔》中象凤凰一样，从敌人点燃起来想把他烧死的柴火堆里以青春的活力腾空而起。海涅给康德的信里所说的话，在这部《仲夏夜之梦》[69]里，在这曲“浪漫主义最后的自由的森林之歌”里，得到了应验。海涅对康培说：敌人射来的箭都会纷纷从他的金盔金甲上反弹回去。诗人天才的权利从来也没有象在这场反对贫乏的中庸的斗争中捍卫得如此出色。这种中庸之道往往以道德的词藻装扮起来，以掩饰其思想的空虚。
　　据海涅自己说，他这篇关于熊的小叙事诗是在一八四一年深秋时节写成的，那时各式各样的敌人集结在一起掀起的反对海涅的大哗变尚未平息。此后不久，海涅在劳伯编辑的《文雅世界》上零零星星地发表了这部诗，几年以后，在一八四七年才出书。在该书的前言里，他把那种“所谓的政治诗”作为他嘲笑的真正目标。不过我们可以认为，海涅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事记错了。“德意志歌手丛林”里的那些“无用的热情的雾霭”，当然也是海涅的箭矢射击的靶子，但这并不是首当其冲的，更主要的攻击对象应该是公共生活各个方面基督教日耳曼的愚味。海涅为它建立起了《阿塔·特罗尔》这座嘲讽的纪念碑。
　　“才能在当时是一种很危险的天赋，因为它会使人怀疑你没有人格。无能的嫉妒心经过千年冥思苦索，终于找到了它的伟大武器，用来对付天才的傲慢；那就是他们发现了天才和人格之间的反证法。如果有人说，诚实的人通常都是蹩脚的音乐家，而优秀的音乐家绝不是诚实人，可是世界上最要紧的是诚实，而不是音乐，大伙听到这番奉承话，自然个个都感到美滋滋的。头脑空虚的人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夸耀他的心地善良，这种品质就是一张王牌。”这话不但适用于诗歌的阿塔·特罗尔，同样也适用于哲学和政治的阿塔·特罗尔；必须和所有这些阿塔·特罗尔作斗争，以捍卫不可推卸的精神权利。
　　海涅以“那种浪漫主义的稀奇古怪的梦幻方式”捍卫了精神权利，这在美学上是极为出色的一着。他自己说，曾在浪漫派中度过了他最愉快的青年时期，到头来反倒把老师揍了一顿[70]。一个仲夏夜之梦，一首无目的的幻想曲——象爱情、生活以及上帝连同他的造物一样的毫无目的——，这是同要使文艺之神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随军女贩的企图根本对立的。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形式包括了十足现代的内容，海涅有充分理由抗议人家说他的嘲笑针对了那些思想——人类宝贵的成就。为了这些思想，他自己就曾经进行过许多斗争，遭受过许多折磨。正因为这些思想极其鲜明极其宏伟地浮现在诗人的眼前，所以当他看到同时代人对这些思想的理解是多么粗鲁、迟钝、笨拙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更加抑制不住地想要笑出声来。他好象不过是在嘲笑同时代人的昙花一现的熊皮而已。[71]
　　从《阿塔·特罗尔》本身就已经表明，这个保证是诚实的，但是海涅不久还要更有力地证明他的诚实。他同那些在他创作《阿塔·特罗尔》时期公开显露头角的“政治诗人”当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把霍夫曼·封·法勒斯勒本[72]的诗称为——虽然有点过分，但并非毫无根据——拙劣的俏皮话，是供市侩们茶余酒后逗乐消遣的。赫尔维格初登文坛，海涅就把他誉为“铁云雀”，同时也警告他要防止那种游移不定的、不会开花结果的激情，这种激情会视死如归地跳进平庸的海洋里去；和赫尔维格的进一步结识，使海涅在一八四七年就对他作出了预言式的严峻的判断：“他本来就只有一点本钱，已经很阔气地花光了，现在已经空空如也，一贫如洗，是个落魄的败家子。他将永远缄默了，只能吃他这点子荣誉的老本了。以后赫尔维格永远不会有笑声了，一个诗人挂着那么一付哭丧的脸就没有多少理智可言；这说明他的生活眼光的狭窄与片面。”海涅与丁格尔斯台特[73]最合得来。丁格尔斯台特在他那些《守夜人之歌》里表现出来的创作能力，比赫尔维格和霍夫曼要大得多。海涅嘲笑丁格尔斯台特的诗，采用的基本上是友善的、毫无恶意的调子，而他对赫尔维格的诗歌的嘲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残酷无情了。
　　海涅在动荡的公众生活里呆的时间太久，所以那些空洞的激情——即使是适合他的诗人的方式的也罢——不会使他感到高兴。他倒是常被自己奇思怪想太多而搞得烦恼不堪。他在《阿塔·特罗尔》中向浪漫主义表示敬意的时候，共产主义也在热烈地吸引着他。一八四〇年二月，海涅又重新为奥格斯堡的《总汇报》撰写关于政治、艺术和人民生活的巴黎通讯，后来他自己说，对共产主义胜利的预言，象一根'红线贯穿在这些通讯里。海涅认为这些通讯比十年前为奥格斯堡的这家报纸撰写的《法兰西状况》要重要得多。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他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老实说，我们不能责备他，因为拿了法国的津贴，所以讨好了法国政府，虽然他也许最好是给人有那么个印象；事实本身已经清楚表明，他在四十年代的书信中想要描绘的“资产阶级王朝的议会时期”，不能象七月革命灿烂的反光那样使他和他的读者感到热烈的兴趣，而七月革命的这种反光曾把《法兰西状况》照射得温暖如春，光彩夺目。
　　如果说，海涅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完全合乎事物的正常发展的。因为他从内心深处痛恨旧君主政体和它的容克、僧侣统治，而共和国则由于可怕的群众专政也使他感到恐惧，所以，君主立宪的国家形式成了他的理想，这是合乎逻辑的，有时他也表示过这样的意思。可是海涅的思想非常深邃，因为他认识到君主立宪也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十分令人厌恶的形式。在资产阶级王朝的初期，圣西门主义[74]就强烈地吸引了他；他从圣西门主义那里继承了以安凡丹[75]为代表的唯灵主义和感觉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异教的享乐主义、瘦弱的拿撒勒人和肥胖的希腊人互相对立的观点，这些对立的观点在海涅的作品中也是经常出现的。但是圣西门主义者毕竟不过是一个哲学派别，它同严酷的外部世界首次轻轻一撞，就碰得四分五裂，其他社会主义宗派的情况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王朝是一个偏狭的、自私自利的资本家的朋党统治，它的这个本质暴露得越彻底，海涅也就越清楚地看出了这个王朝正在为别的更强大的势力所威胁。
　　“共产主义者是法国唯一值得重视的党派。我也同样关心圣西门的残余，它的信徒仍旧在奇怪的招牌下存在着；还有傅立叶主义者[76]，他们仍旧表现出蓬勃的朝气和充沛的精力。但是这些可尊敬的人只是在口头上慷慨激昂，而社会问题对他们说来仅仅是一个问题，一个传统概念罢了。他们还没有被魔鬼般的必然性所推动。他们不是最高的世界意志用来实现它的巨大决定的命中注定的奴仆。或早或迟，圣西门派的残部和傅立叶派的整个总部都将并入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大军，为极端迫切的需要找到创造性的语言，并且担负起教父的使命。”[77]—八四三年六月十五日海涅这样写道。同年海涅成了一个人的朋友，此人将把海涅期望于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的事业付诸实现。
　　这个人就是马克思。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马克思于一八四三年秋天迁居巴黎，和阿诺德·卢格[78]共同编辑出版《德法年鉴》。卢格是哲学界的一个十足的阿塔·特罗尔，他时而把海涅看成“无赖”，时而又把他说成是“歌德以后最自由的德国人”,海涅同他没有密切的交往。卢格声称，他和马克思启发了海涅的讽刺诗，说是他们曾经对海涅说过:“放弃你那没完没了的爱情的怨诉吧，做出个样子来给那帮写诗意的（政治的？）[79]抒情诗人看，这种诗该怎么写——该用鞭子！”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姑且不去理会即使没有卢格和马克思，海涅的讽刺诗也是会产生的。但是海涅确实同马克思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海涅的讽刺诗达到了一种使之在世界文学中永远具有突出地位的高度，这里肯定也有马克思的一份功劳。
　　马克思来到巴黎的时候，海涅刚好在汉堡，这是他离开德国十二年之后第一次回汉堡去看望他母亲，并同康培进行一些业务上的洽谈。这次旅途中，海涅获得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素材和情调，一回巴黎就立即着手把它写了出来，这正好是他认识了马克思的那段时间。这部作品是海涅最出色的讽刺诗，诗里所包含的无一不是早就在他心里蕴藏的东西，要在这里寻找马克思的影响，那可真是空忙一气，但是根据可靠的传说，海涅当时常常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夫人那里吸取美学方面的意见，我们可以体会海涅当时的心情，能够遇上两个完全了解他的人，他感到何等幸福。马克思始终没有能够克服海涅内心里对共产主义所怀的恐惧，因为那时他自己也正在脱换哲学和经济学的羽毛，所以很难说，他是否曾经尝试去解除诗人的那些愚蠢的恐惧。尽管马克思考虑政治问题一向非常严肃，但他对海涅的偶而失足总是很宽容的；他认为，诗人都是很奇特的人物，得让他们走自己的路；我们不应该拿寻常人的或者甚至用非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
　　如果说《冬天的童话》是海涅讽刺诗的高高耸立的顶峰，那么它只是一片雄伟的群山的山巅。海涅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歌颂巴伐利亚国王的《赞歌》，他自己认为是他所写的最出色的诗，而写普鲁士的这个暴君和暴君们的诗——《怪物》，《中国皇帝》，《新亚历山大》——就其讽刺的犀利或者切中要害而言，都不在《赞歌》之下，个别诗篇，如《皇宫传说》，就连新德意志帝国的出版自由对它们也不能容忍，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新德意志帝国的出版自由已经禁止了海涅的《织工之歌》。
　　有些罪人，人间的法律奈何他们不得，他们都带着一身荣华富贵进入坟墓。只要诗歌还拥有惩罚这些罪人的崇高职务，那么海涅的这些诗便活着，并且将永生不死。
　　除了《德法年鉴》之外，海涅还曾经在一八四四年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上发表过一些为德国空气所不容的讽刺诗。《冬天的童话》根据德国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有些地方稍微改得缓和了一些，于一八四四年秋天作为《新诗集》的附录，由汉堡的康培出版社出版。海涅在这部《新诗集》中除收了在德国可以印行的《时代的诗》，还收进了一些以前的诗，如《新春集》和《杂诗》。《杂诗》几年前由于古兹科的抗议而未能再版。
　　为了监印这部诗集，海涅于一八四四年夏再次来到汉堡——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九月二十一日他把《冬天的童话》的清样寄给马克思，以便在《前进报》上转载，信里他还对在即将到来的冬天他们将生活在一起，表示十分高兴，可是这种快乐没有持续多久。一八四五年一月，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催逼，《前进报》的同人被驱逐出巴黎，马克思前往布鲁塞尔。
　　海涅没有受到这种制裁，这并不是因为他加入了法国国籍不会被驱逐出境，连特莱契克也不顾事实，恬不知耻地这样说。海涅这次没有受到牵连，是因为基佐毕竟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听从基督教日耳曼蠢材们无休无止的逼迫实属勉强，他怕把一位具有欧洲声誉的诗人驱逐出境而使自己大丢其丑。

五 在“褥垫墓穴”里


　　普鲁士政府对《前进报》同人的打击虽然没有伤及海涅，但在同一时期另一种打击却击中了他的要害。
　　长期以来，海涅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坏。他寓居法国的初期，头疼这个老毛病虽然有所减轻，但他在三十年代就出现了瘫痪的迹象，尤其是得了眼疾，好几次都差点儿双目完全失明。正当他同眼疾作斗争的时候，他得到消息说，他叔父所罗门已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底去世，叔父在遗嘱中只给他一笔几千马克的菲薄的遗产，就此一次，以后永远没有了。
　　自从海涅迁居巴黎以后，这位年迈的巴夏每年给他四千法朗的年金，有时停止支付，有时发生争执，最后考虑到诗人结婚成家，这笔年金从四千法朗增加到四千八百法朗。不久之前，海涅在汉堡逗留期间，获得了叔父极为明确的保证，他可以终生领取这笔年金，他死了以后，他的遗孀还可以继续终生领取这笔年金的一半。他叔父在遗嘱中卑劣地失信食言，海涅对此无比气愤，这使诗人非常糟糕的健康状况受到致命的一击，立即引起疯瘫，先是影响了眼睛，接着渐渐蔓延到胸部。从这时起，他的左眼完全闭上了；右眼视力也模糊不清，半瘫痪的眼皮自己再也抬不起来了。
　　关于遗产的争执用不着，也不可能在这里将其细节——有的细节是很不愉快的——进一步叙述。海涅在争论中也耍了这样那样的招致非议的花招，但是从道义上来说，道理完全在他一边，他找到了热心的同盟者，其中要数年轻的拉萨尔[80]最为热心。为了写赫拉克利特[81]传记，拉萨尔于一八四五年来到巴黎，以便在巴黎图书馆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海涅以明亮的诗人眼光，看出拉萨尔和马克思是新时代的儿子，“这个时代不懂什么叫断念、谦和，而我们受这一套东西的影响，或多或少有点伪善，在我们的时代里忍饥挨饿，并且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
　　一年半以后，诗人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报上还错登过一条关于他去世的消息。这时所罗门的儿子和主要继承人卡尔·海涅终于宣布，准备继续给诗人支付年金。一八四七年二月，他亲自来到巴黎，双方签订了一份正式契约，海涅保证不发表关于他们家族的任何文章。这样一来，这位拥有三千万财产的富翁也让海涅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来取得他的布施。因为这份契约的一个结果，乃是毁掉了海涅的《回忆录》。海涅从事这部作品的写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对这部作品倾注着巨大的爱，他自己甚至认为，这本《回忆录》是他著作的王冠。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海涅在他生命终结之前重新开始写的《回忆录》中很少的篇页，就是这几页在海涅死后也被他的一个兄弟篡改过了。
　　海涅无事地受尽了生活的痛苦的折磨，其中有的是他家庭给他造成的。他只同母亲和妹妹保持着亲密温柔的关系；他的兄弟都是些奴性十足的可怜虫，一个是哈布斯堡专制王朝的墨客，另一个是沙皇专制政体的黑笔杆。两人都是地道的寄生虫，
　　竭力想靠诗人的荣誉为生。给诗人打击最严重的是卡尔·海涅。他在一八三二年巴黎霍乱流行的时候病得奄奄一息，得到了堂弟亨利希[82]的悉心护理。卡尔·海涅所以要用无耻的手段来对待诗人，其真正的原因完全是出于过于敏感的恐惧。这些交易所大王，赚取百万家私虽然表面看来“诚实不欺”，可总是因为心术不正，担惊受怕。卡尔·海涅和富尔家的小姐结了婚，她是巴黎一个交易所大王[83]的女儿，海涅在给《总汇报》写的《巴黎通信》里有时用刻薄的话语扫到过这位交易所大王。由于这个原因，诗人倍受折磨，这种折磨的后遗症他一直没有能克服。
　　海涅的身体间或也有比较好的日子，但总的来说，病情每况愈下。二月革命[84]的时候，诗人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一八四八年六月七日他写信给康培说，“八天来，我完全瘫痪了，只能坐在扶手椅里或躺在床上；我的腿简直象棉花，我象孩子一样要人抱着。身上发生可怕至极的痉挛。我的右手也开始不听使唤了，天知道，我是否还能给您写信。就是口授也很痛苦，因为颚骨麻痹了。眼睛失明对我来说还是最小的不幸哩。”一个月以后他又给康培写信说：“关于当前发生的事情我不发表意见；这是一种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天下大乱，显然是上帝发疯了。要是还这么闹下去，得把这老头儿[85]禁闭起来了。”一八四八年五月海涅最后一次出门。“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拖曳着脚步一直走到卢浮宫[86]。当我跨进庄严的大厅，看到那位备受赞美的美神，我们亲爱的米罗夫人[87]站立在台座之上，我差点儿晕倒在地。我在女神脚下躺了很久，失声痛哭，哭得那样伤心，连石头也会对我起怜悯之心的。甚至女神也同情地，可又是无可奈何地俯视着我，仿佛想说：‘你没有看见，我没有胳膊，所以对你爱莫能助吗？’”
　　此后，诗人在他的“褥垫墓穴”里还继续坚持了八年之久，他的这种英雄气概虽然不能击败那些极端卑鄙无耻的污蔑他的人；但是任何一个能够体会人生悲剧的人，都会被这种英雄气概所震撼，赞佩之词到了嘴里都难以启齿。一个诗人到了连大文豪的才思也开始枯竭的年龄，而且还身受极端可怕的病痛的折磨，竞能以十分开朗的心情继续创作，这时所完成的作品几乎比他最健康的年代里所写的还更加成熟、充实，更加优美、完善，这在世界文学中真是绝无先例的。《罗曼采罗》里的诗几乎全部是他得病初期写的，这部诗集分量之重与《歌集》和《新诗集》不相上下；它奏出了崭新的、独特的音调，无论是在《史诗》中，《悲歌》中，还是《希伯来曲调》中都是如此[88]。
　　卡尔·希勒勃兰特[89]从一八四九年晩秋开始担任海涅的秘书，他记述了《罗曼采罗》逐渐产生的过程。“海涅的听觉衰退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诗人想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得费很大的劲，才能用他瘦骨嶙峋的手指把搭拉着的眼皮推上去。他的两条腿瘫痪了，全身萎缩。因此，每天早晨整理床铺的时候，就由女人——他受不了男人的侍候——把他抬到软椅上。最轻微的声音他都受不了。他的病痛非常厉害，为了休息一会儿，最多也只不过是为了睡上四个小时觉，就得服用三种形状不同的吗啡。在失眠之夜，海涅就写作他那些最奇妙的歌。整部《罗曼采罗》都是他向我口授的。每次要到清晨才搞完一首诗，接着就推敲润色，一连几个小时，这时就象莫利哀利用他的女佣人露绮松的无知一样，海涅就利用我的年轻，问我有关音韵、声调和表达是否清晰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现在时态和过去时态都再三推敲，每个陈旧的、冷僻的字眼都先要仔细琢磨是否该用，每个可以省略的母音全都删去，每个可有可无的形容词一律砍掉，这儿那儿有一些疏忽的地方，全都加以改正。”
　　《罗曼采罗》的后记署的日期是一八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在这篇后记里，海涅表示，他一如既往信奉他少年时代所推崇、而且一直越来越热烈地拥护的民主原则。反之，在神学方面他却倒退了，倒退到古老的迷信，倒退到一个有个性的神那里去了，为此他表示引罪自责。可是有谣言说，他已经倒退到某一种教会的门槛上，或者甚至倒退到某个教会的怀抱中去了。对于这些谣言他不得不进行反驳。“不，我的宗教信念和见解依然不受任何教会的约束；教堂的钟声没有使我受到诱惑，神坛的蜡烛没有使我目迷神弦。我没有玩弄过什么象征法，我的理智也没有完全丧失。我没有发誓放弃过什么东西，甚至也没有发誓同我那些往日的异教神明一刀两断，虽然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了，但却是在爱情和友谊中分手的。”类似的思想，几年以后他在《自白》中阐发得更为详细，在谈到他重新皈依上帝的原因时，特别也提到了这个事实：那就是无神论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最赤裸裸的、连块遮羞布也没有的公共产主义多多少少结成了某种秘密的联盟。
　　关于海涅的信仰问题有过许多争论。有些嘲笑宗教的人，他们在临死前感到后悔和痛苦，因而回心转意。可是海涅的信仰和这种人的回头毫无关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看来，海涅的自然神论[90]比他的无神论也好不了多少。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海涅凡是谈到他的宗教信仰的地方都很狡猾。平素不太重视海涅的叔本华[91]对《罗曼采罗》的评论却是非常正确的，他说:“透过所有这些诙谐和调侃，我们发现一种深邃的严肃，它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显示自己。”象卡尔·希勒勃兰特那样的见证人是不会有嫌疑的，他曾强调指出，除了文学作品之外，他多半得给生病的诗人念神学著作或者至少是教会历史著作，念过全部施皮特勒[92]的著作，以及分量更重的托鲁克[93]的著作——他只是机械地一字一句地照念，因为他对这些作品毫无兴趣，他还把海涅自己几乎背得出来的圣经整章整章地念给他听，特别是旧约全书里的一些章节。尽管海涅一生中对教会的一切表示出一种无法克服的反感，但是——或者也正因为如此——对宗教一直很感兴趣，即使卧病在床，命在旦夕，这种兴趣还依然不衰。因为他的精神每天都在战胜物质上的痛苦，所以“伟大的上帝问题”对他来说，大概很容易变成童年时期对上帝的信仰。在给格奥尔格·维尔特的一封信里，他解释了他皈依宗教的意义:“我作为诗人死去，既不需要宗教，也不需要哲学，与这两者毫不相干。诗人很了解象征性的宗教习惯语和哲学的抽象的理智性的胡谄，但是宗教的先生也罢，哲学的先生也罢，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了解诗人，诗人的语言对他们来说犹如蛮语夷言，就象不学无术之辈听到拉丁语一样。”总而言之，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海涅也没有变成一个“虔诚祈祷的人”；不论他的“自然神论”究竟如何，他的精神一直十分清晰，从未受到它的影响。
　　海涅的诗泉并没有随着《罗曼采罗》而枯竭，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诗泉还在他心里迸涌流淌。有一个半似冒险家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病房，对这位姑娘怀着幽灵式的、使人毛骨悚然的爱情，这爱情为他生命最后的时日增添了生气。海涅最后一首诗，壮丽的死亡幻想曲《献给美人斑》，就是为这位少女而写的。不过海涅生病期间所写的诗歌中，最感人的还是写给玛蒂黛的，而最可怖的、令人颤慄的诗篇，则是诅咒那曾给他以致命打击的家族和胃病；此外，还有对生活的热情呼唤，对死亡痛苦的不祥的沈醉。海涅把他最后的诗给一位朋友看的时候，对这些诗说的那些话的确很有道理：“这是美的，美得惊人！这象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悲诉，那里有一个被活埋的人，或者说是一具死尸，或者说是坟墓本身在向黑夜呼喊。是的，德国的抒情诗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调，也不可能听到，因为还没有一个诗人经历过这样的处境。”
　　海涅在“褥垫墓穴”里创作的散文著作，除了《自白》以外——在这部作品中这位伟大的嘲笑家再次对自己作了审判——，主要发表了《卢苔齐亚》，这是他四十年代为《总汇报》所写的巴黎通讯的一个精选的集子。特别是《卢苔齐亚》的法文版，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法国人对诗人推崇备至，这就抵销了他自己的同胞对他的卑劣的、不公正的态度。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七日海涅逝世了，在他死前几个月所写的《卢苔齐亚》法文版的前言中，也说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最后看法。
　　前言中说[94]：想到这些愚味无知的偶像破坏者即将掌权的时代，我心里就只有憎恶和恐惧；他们将用长满老茧的手毫不怜惜地砸碎我心爱的大理石離像：他们将摧毁诗人所钟爱的一切光怪陆离的装饰品和供人玩乐的艺术品；他们将要砍掉我的桂树丛林，在那里栽种土豆；那些不会纺织不会劳动、穿戴得象所罗门国王那样华美的百合花，她们也将被人从社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她们愿意拿起梭子来纺线；玫瑰花，这夜莺的无所事事的新娘，将遭到同样的命运；而夜莺，这些无用的歌手，将被赶走，唉，我的歌集将被杂货商摺成纸袋给未来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草。唉！我预见到这一切，每当我想到毁灭，心里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胜利的无产阶级用毁灭来威胁我的诗歌，我的诗歌将与整个浪漫主义旧世界一起沉沦。尽管如此，我坦率地承认，这个对我的一切兴趣和爱好都抱敌对态度的共产主义，对我的心灵却具有一种使我不能抵御的魔力；我心里有两个一刻也不肯缄默的声音在替它说话，也许本来就是魔鬼指使的——但不论是什么，我是被它控制了，没有任何咒语能把它制服。因为第一个声音是逻辑的声音。但丁说过，魔鬼是一个逻辑家。一种可怕的三段论法把我捆住了。如果我不能反驳“人人都有吃饭的权利”这个命题，那就得遵从这个命题引出来的一切结论。想到这一点，我就有失去理智的危险，我相信，我看到了真理的一切妖魔在凯旋中围着我跳舞，结果就只有一种高尚的绝望占据着我的心田，我大声呼叫：这个旧社会早就被审判了，被判决了。但愿它得到应得的报应！这个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在这个旧世界里无辜者受害，私欲横行，人受人的剥削而忍饥挨饿！这些外边粉刷得洁白耀眼的坟墓，里面蛰居着谎言和不公正，但愿把它们砸个稀巴烂！但愿上天赐福给那个用我的诗歌摺成纸袋给贫苦、善良的老太太装咖啡和烟草的杂货商；在当今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这些老太太也许连这点快乐也不可得——fiat justitia，pereat mundus！[95]——第二个控制我的强制性声音比第一个更加强有力，更加不可抗拒，因为这是仇恨的声音，是我对一个政党的仇恨，这个政党的最可怕的敌人乃是共产主义，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政党就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我说的是那个所谓德意志民族的代表，那些假爱国者组成的政党，他们的爱国心只是一个劲儿厌恶外国和邻邦人民，特别是对法国，每天都要发泄他们的怒气。是的，这些一八一五年条顿人的残余或者后裔，他们只是把他们古老的、极端德意志的弄臣服装加以现代化，把头发略为剪短一点——我一生都对这些人深恶痛绝，与他们坚决斗争；现在当宝剑从生命垂危的人手中掉落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确信共产主义在它的征途上首先将与他们遭遇，并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个巨人不用棍棒猛击，他只要用脚一踩，就会把他们象蛤蟆似的踩个稀巴烂。这只不过是巨人初露锋芒。由于痛恨民族主义的党徒，我几乎爱上共产主义者了。至少他们不是只把基督教和宗教挂在嘴上的伪君子，共产主义者虽说没有宗教（人无完人），共产主义者自己是无神论者（这肯定是个大罪），但是他们信奉的根本信条是最绝对的世界主义，是对一切民族的博爱，是财富归众人、归地球上所有自由公民所公有。这个基本信条从前福音书上也宣扬过，比起那些所谓的德国爱国者来，比起一个排外民族的心胸狭隘的战士来，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是更好的基督徒！
　　从海涅最后的这些话里，反映了他诗人的眼光所能预见到的和预见不到的东西！海涅用他锋利的剑刺伤了他终身的死敌，这些人的伤口至今还在流血，而现在保护海涅的坟墓不受这帮凶神恶煞似的傻瓜所侵犯的，却是共产主义者。……[96]



[1] 此文是梅林为十卷本《海涅文集》写的一篇介绍海涅生平的和创作的前言，最初刊于一九一一年柏林出版的《海涅文集》第一季第5—59页。

[2] 梵·格尔德恩，医生，海涅的外祖父，海涅在《勒·格朗集》里谈到过他。

[3] 霍亨索伦王朝源于霍亨索伦堡（在许瓦本地区）的一支家族，一七〇一至一九一八年统治普鲁士，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统治德意志帝国。

[4] 所罗门·海涅（1767—1844），海涅的叔父，百万富翁。

[5] 奥古斯特·威廉·封·施莱格尔（1768—1845），德国浪漫派诗人，翻译家，以其所译莎士比亚作品著称。

[6] 一八一三年，普、奥、俄、瑞联军在莱比锡大败拿破仑；一八一五年普、英联军在滑铁卢彻底击败了拿破仑。但是战争的胜利果实全为各国君主所窃取，浪漫派不是站在人民一边，反而为各君主效劳，因而失去了群众，逐渐走向衰微。

[7] “蓝花”，出自德国浪漫派代表诗人诺伐里斯的长篇小说《海因利希·封·奥夫特丁根》。小说的主人公梦见一朵“蓝花”，于是就去寻找。这朵神秘、空幻的蓝花代表浪漫主义所追求的真理、爱情和诗，于是“蓝花”便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象征。

[8] 德国浪漫派对现状感到不满，但不采取积极的态度，而是消极地憧憬过去的中古时代，并加以美化，梦想使中世纪的基督教日耳曼封建主义的僵尸复活。与此相反，海涅则要求每国浪漫派从中世纪返回来，立足于现实。

[9] 德国浪漫派主张打破各种文学体裁，用写小说的方法来写戏剧，用写抒情诗的方法来写小说，用音乐来写诗，其结果作品往往不伦不类、支离破碎。除少数例外，一般来说这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通病。

[10] 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二日在耶拿成立了德国大学生协会。该协会宣传爱国思想，反对封建，主张德意志统一，引起了德国各邦政府的恐惧，于一八一九年被查禁。但是这个爱国学生运动性质甚为复杂，他们希望德意志统一，却带着浪漫主义色彩，渴望恢复中世纪基督教日耳曼君主制度，宣扬德意志一切优于别的民族的沙文主义思想。

[11] 克里斯梯安·狄特利希·格拉勃(1801-1836），是毕希纳以后这一时期德国最重要的作家。

[12] 拉赫尔·莱汶(1771-1833)，凡尔哈根·封·恩塞的妻子，当时文艺界的活跃人物之一。她家的文艺沙龙是当时柏林自由文学的中心。

[13] 水妖，据希腊神话，是人头鸟身的女妖，她们用歌声迷惑航海的人，使他们的船触礁沉没。这里借喻拉赫尔·莱汶善于社交，把当时一些文艺界的名流吸引到她的沙龙里。

[14] 卡尔·雷布莱希特·伊默尔曼(1796-1840)，德国作家，并从事戏剧活功，但获得成功的是长篇小说。

[15] 摩尔人是非洲北部的一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

[16] 犹太人曾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太教的反对者认为，犹太人犯下了血腥罪行，他们今天受苦，完全是罪有应得。

[17] 埃杜阿特·冈斯（1798-1839），柏林大学法学教授，黑格尔派。莱奥波特·充斯（1749-1886），犹太学者。摩西·摩塞尔，海涅青年时代的朋友。拉察鲁斯·本达维特（1762—1832），哲学家、数学家、康德的信徒。路特维希·马尔库斯，一八二〇年左右为柏林“犹太文化科学协会”的会员。

[18] 弗里特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作家、浪漫主义理论奠基人，与其兄奥古新特·威廉·施莱格尔一起在耶拿创办浪漫主义的杂志《雅典女神殿》，晚年思想更趋于反动。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尔(1708—1777)，瑞士医学家、植物学家、诗人和政论家，是极端反动的政治观点的代表人物。埃德蒙特·布尔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反对法国大革命，创立一种保守的政治哲学。

[19] 巴夏，从前土耳其最高官员的头衔。

[20] 恩斯特·埃尔斯特尔（1860—1940），德国文学史家，一九〇三至一九二九年在马尔堡当教授，出版了《海涅全集》的第一个版本。

[21] 哈尔茨山是德国北部的一座名山，著名的风景区之一，山上林木茂密，最高峰布罗肯峰，海拔一一四二米。

[22]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光明之神与文艺的保护神。传说他是宙斯和女神勒托所生，有多方面的才能，又是位神射手，刚生下四天，就用金箭射死迫害他母亲的巨蟒，因此又被称为“银弓之神”。

[23] 尤利乌斯·康培(1792-1867)，汉堡的出版商。从一八二六年起，一直到海涅逝世，海涅的著作都是由他出版的。海涅与康培之间关于稿费、书籍检查、删改、装订等问题，有过不少争论，但是他们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因为海涅认为，别的出版商会比康培坏得多。另外，从一八三五年起，海涅的著作在德国被禁，而康培却有办法发行禁书。这也是他与康培始终保持友善关系的一个原因。

[24] 《罗累莱之歌》是《还乡集》中的第二首诗，由德国音乐家西尔歇等谱成歌曲，广为传唱，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

[25] 路特维希·蒂克（1773—1853），德国浪漫派诗人，翻译家，以其所译莎士比亚作品著称。
　　路特维希·罗伯特（1778-1832），德国剧作家，是凡尔哈根的妻子莱汶的弟弟。

[26] 华盛顿·伊尔文(1783—1859)，美国作家，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狄德雷希·克尼克波克尔的纽约史》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的生动画面。

[27] 莫里茨·高特利普·萨斐尔(1795—1858)，奥地利新闻记者和幽默诗人，其作品过分卖弄诙谐和幽默而失之油滑。

[28] 指海涅叔父家里诽谤诗人的那些流言蜚语。

[29] 乔治·坎宁(1770-1827)，英国托利党领袖之一，一八〇七至〇九年以及一八二二至二七年任英国外交部长，一八二七年担任首相。

[30] 金路易，法国金币，相当于十至二十五枚银币。

[31] 约翰·弗里特里希·科达(1764—1832），德国出版商，在杜平根和斯图加特开办印刷所，出版歌德、席勒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他还创办了《普及报》。

[31a] 埃特哈德·封·显克（1788—1841），德国诗人，巴伐利亚反动政治活动家。

[32] 路特维希一世（1786-1868），一八二五至四〇年间巴伐利亚的国王。

[33] 斐迪南·约翰纳斯·维特·封·多林（1800-1863），政治冒险家，曾参加德国大学生协会，后被开除，并被警察追捕，流亡英、法、意、瑞士等国，多次被逮捕。

[34] 埃特哈德·封·显克（1788—1841），德国诗人，巴伐利亚反动政治活动家。

[35] 路特维希一世（1786—1868），一八二五至四〇年间巴伐利亚的国王。

[36] 斐迪南·约翰纳斯·维特·封·多林（1800—1863），政治冒险家，曾参加德国大学生协会，后被开除，并被警察追捕，流亡英、法、意、瑞士等国，多次被逮捕。

[37] 教皇至上论派（拉丁文uetramontes，意为“山那边”，即阿尔卑斯山的那边，借喻梵蒂冈），是天主教中一个极端的流派，否认民族教会的独立性，维护罗马教皇干涉各国世俗事务的权力，相信教皇“绝对无谬”。最初产生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在西欧各国慑于革命运动的高涨的反动阶级中得到广泛传播，但由于维护教皇的无限权力，故与王权有一定的矛盾。

[38] 弗里特里希·吕克尔特(1788—1866)，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翻译了许多东方诗歌，还从拉丁文译本翻译了中国的《诗经》。

[39] 设拉子，伊朗法尔茨省首府，伊朗著名的文化古城，风景优美，气侯宜人，是避暑胜地。波斯诗人哈菲斯和萨迪都在那里诞生和逝世。设拉子附近有著名的帕赛玻利斯和巴萨加代故都的古迹。

[40] “波斯诗”（gasel或gasele)，这种诗体为十行至三十行，诗中第一行和偶数诗行押韵，奇数诗行不押韵。海涅在《游记》里引用伊默尔曼的这首诗，是为了讽刺普拉腾和吕克尔特等人老是模仿东方诗体。

[41] 歌德、席勒两人结交以后，通力合作，互相启发，各自完成许多重要作品。两人还共同写作警句，批判当时的社会，回击反对他们的人。文学史上称之为“警句斗争”。

[42] 阿尔贝尔特·高特利普·梅特泽塞尔(1785-1878)，德国作曲家兼乐队指挥。

[43] 罗伯特·韦塞尔赫夫特，德国政论家，一八三一年曾以卡尔道尔夫的笔名发表一篇文章，反对毛奇伯爵，海涅为此文写了序言。

[44] 马格努斯·毛奇伯爵(1783—1864)，德国保守派政治家，因其一八三〇年出版的《论贵族及其与市民阶级的关系》而出名。

[45] 指一八三三年发表的《论浪漫派》。

[46] 即《论德国宗教哲学的历史》一书。

[47] 马丁·路德(1483—1546)，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

[48] 伊马努埃尔·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49] 约翰·高特利普·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

[50] 克雷门斯·梅特涅(1773—1859)，公爵，曾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一八四八年革命推翻了他的反动统治。

[51] 弗里特里希·封·根茨(1764—1832)，德国反动政论家、政客，梅特涅的亲信。

[52] 提俄斯库，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孪生子卡斯托和波鲁克斯的共称。

[53] 圣·麦利是法国七月革命时共和派战士牺牲的地方。

[54] “使徒的职责”，指耶稣的门徒向人类宣传福音的职责。
　　“护民官的任务”，指古罗马由国民议会选出来的护民官保护人民不受官吏的虐待的任务。

[55] “漂泊的荷兰人”是一个在许多航海民族中流传的民间故事:一只破鬼船在海上漂泊，遇到大风，但船长绕过了狂风大作的海角，因而亵渎了天条，上帝罚他的船永远顶风而驶。这个传说后来又添加了受难者出海，以及船长和魔鬼结盟的情节。疾驶的鬼船后来成了不祥的象征。瓦格纳的同名歌剧里船长为一个忠诚的女子所解救。

[56] 尼柯洛·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

[57] 《汤豪舍之歌》：是中世纪德国传说中的行吟歌手，被魔女维纳斯诱惑至维纳斯山上同居，后来深自悔悟，赴罗马教皇处乞罪。教皇称其手中法杖不能开花，因而不能拯救。汤豪舍大失所望，仍返回维纳斯山。谁知三日后，教皇的法杖果然开了花。教皇随即派人四处寻找汤豪舍，始终未见其踪迹。海涅的这首诗利用这个传说，隐喻他自己与其妻子的关系。海涅于一八三四年与玛蒂黛一见钟情，但同居不久，他就离开巴黎，企图避开这位不合适的女子，但后来诗人为一种魔力所吸引，仍然回到了她的身边。这虽然是一篇爱情诗，但在第三章里，诗人笔锋一转，用讽刺的笔触对德国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抨击，因此，《汤豪舍之歌》可以算作海涅后来所写的大量政治讽刺诗的开端。

[58] 理查·瓦格纳(1813-183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他的歌剧都取材于神话和传说故事，其歌剧《汤豪舍》和《漂泊的荷兰人》以海涅的同名作品为题材。

[59] 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公元前65—8年），通常称贺拉斯，杰出的古罗马诗人和文艺批评家，他的名著《颂歌集》以歌颂美酒、恋爱、诗歌、友谊为主题。

[60] 拉拉格，贺拉斯颂诗中的一位女子。

[61] 维苏威火山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附近的一个著名的火山。

[62] 别尔内虽不在这次查禁作家之列，他的一些作品也是被禁的。恩格斯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给威·格勒伯的信中说，“我现在是普鲁士禁书的特别供应者：别尔内的四册《仇法者》，他的六卷《巴黎来信》，……这些东西我都准备送到巴门去。”

[63] 弗朗索瓦·彼埃尔·纪尧姆·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政部长、国民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从一八四七年起兼任内阁总理，是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人物，一八四八年革命中被推翻。

[64] 封·威廉·韦尔特男爵(1772—1859)，曾任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和外交部长。

[65] 指当时聚集在德国南部许瓦本地区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德国文学史称之为“许瓦本浪漫派”。这派诗人思想保守，写些歌颂自然和民族主义的诗歌，海涅常常批评和讽刺他们。

[66] 路特维希·乌兰（1787—1862），德国后期浪漫主义著名诗人。许瓦本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一八四八至四九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成员，他的诗多取材于中世纪。

[67] 古斯塔夫·普菲策尔（1867-1890)，德国诗人，文艺批评家。

[68] 燕纳苔·斯特劳斯·沃尔(1783—1861)，路特维希·别尔内的亲密女友，两人长期维持通信关系。

[69] 《仲夏夜之梦》，莎士比亚的一部著名喜剧。海涅用这个书名作为《阿塔·特罗尔》的副标题。

[70] 指海涅后来对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莱格尔兄弟的批评。

[71] 借用《阿塔·特罗尔》的形象。阿塔·特罗尔是一只狂妄而又无知的熊。

[72] 霍夫曼·封·法勒斯勒本(1798-1874)，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诗人，语言学家。一八四〇至四一年先后出版两卷《非政治的诗歌》，诗中有肤浅的自由思想，被普鲁士政府撤销了他在布累斯劳大学的教授职位。为了争取德国统一，法勒斯勒本写了一首《德国人之歌》，以“德国，超越一切的德国……”开头，后来被沙文主义者用作德国国歌。

[73] 弗朗茨，封·丁格尔斯台特男爵（1814—1881)，德国诗人和作家，起先是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治诗的代表，四十年代中期起成为宫廷剧作家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74] 克劳德·亨利·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但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认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幻想通过宣传、教育，以及科学、道德和宗教的进步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

[75] 巴尔特莱米·普鲁斯彼尔·安凡丹(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亲信门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

[76] 沙尔·傅里叶（1772-1837）,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但他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幻想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实现社会主义。

[77] 鉴于共产主义力量的日益增长，海涅预见到圣西门分子和傅里叶分子迟早必将向共产主义投诚。但是海涅却按照自己的世界观错误地认为，这些投诚分子将用他们的思想观点来领导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起决定性的影响,就象教父在教堂里所起的作用一样。译文借自《马克思传》中译本。

[78] 阿诺德·卢格（1802—1880）,“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与马克思共同编辑出版《德法年鉴》，不久同马克思破裂。一八四八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五十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一八六六年以后成为国家自由主义者。

[79] 原文如此。德语“诗意的”(poetisch)和“政治的”(politisch）相近，梅林怀疑此处卢格的原话有误，故在括号内加问号，疑是政治的”。

[80]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律师，作家，参加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从五十年代末起，开始在工人运动中进行宣传，一八六三年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但是拉萨尔在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派别，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

[81]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至公元前480)，古希腊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82] 指诗人海涅。

[83] 指法国银行家阿西耶·富尔(1800—1867)，一八四九至六七年任路易·波拿巴的财政部长，这期间有一短时间去职。

[84] 指一八四八年法国人民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巴黎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反对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迫使国王退位，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的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国成立。

[85] 指上帝。

[86] 卢浮宫是巴黎法国故宫，原为中世纪城堡，十六世纪屡经改建扩建，到十九世纪形成现存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占地二十余公顷，一七九三年改为国立美术博物馆，藏有埃及、希腊、巴比伦和近代各国的雕刻、绘画、装饰美术及工艺品等。

[87] 指在米罗发现的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的雕像。米罗是希腊爱琴海中的一个小岛。一八二〇年一位农民在岛上发现了一座维纳斯女神像，卖给法国，置放在卢浮宫里，称为米罗维纳斯。据考证，此雕像为公元前一百年左右的作品，两只臂膀已失去；也有人认为是公元四世纪的作品。

[88] 海涅的诗集《罗曼釆罗》共分“史诗”、“悲歌”和“希伯来曲调”三个部分。

[89] 卡尔·希勒勃兰特(1829-1884)，德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曾担任过海涅的秘书。

[90] 自然神论是一种旧哲学学说，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和自然规律后就不再干涉尘世间的事了，而任自然规律来支配一切，提倡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反对以神的启示为基础的传统基督教。但它把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说成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巧意安排的结果，所以它毕竟还不是无神论。自然神论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封建、反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

[91] 阿尔图尔·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自然界只是现象，“意志”才是宇宙的本质。据说人们利己的“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满足，故人生充满了痛苦，只有否定“生活意志”，才能求得解脱，达到涅槃。

[92] 路特维希·蒂莫托伊斯·施皮特勒(1752—1810)，德国历史学象。

[93] 弗里特里希·奥古斯待·托鲁克(1799—1877)，德国耶稣教神学家，大学教授。

[94] 海涅谈及他和共产主义关系的原话，当时德国大家几乎都还不知道，梅林把它公之于世，是一大功劳。——原编者注。

[95] 拉丁文，意为“但愿正义得以伸张，把这个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96] 梅林没有写完本文，原稿到此就中断了。这篇作为海涅传记的前言，其最后一章是根据梅林的意愿，由亨利希·施特罗贝尔写成的，标题是《海涅和无产阶级》——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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