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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抒情诗[1]

格·赫尔维格——斐·弗莱里格拉特——亨·海涅

（一九一四年）



　　现在还没有写出一部社会主义抒情诗史，而且也不能指望它很快就会写出来，连能不能写出来还很难说呢。如果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已经有了些伸缩性，那么在美学领域里伸缩性就更大了。如果仅仅把那些打有某个社会主义党派印记的诗歌理解为社会主义抒情诗，那是没有道理的，那么，把凡是对诗人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状况发出怨恨情绪的诗歌统统归之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也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谈社会主义抒情诗，如要避免陷入无底洞，那首先就必须把概念缩小一些。这里只谈三位德国诗人，就是这三位诗人也只从某一个方面来谈。因为如果笼统地说，即便是赫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或是海涅，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但是他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特别是与马克思和拉萨尔，有着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这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不无影响。对这种关系进行探讨，想必对德国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可以作些微薄的贡献。
　　最近新出版的几本著作，则成了我作这种研究的外部动力。这些新著是：一部赫尔维格传，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的通信集，以及从海涅遗稿中整理出版的海涅写给别人的书信和别人致海涅的书信。

一


　　维克多·弗洛里的赫尔维格传[2]是一本认真细致的著作。这本传记的出版很值得我们高兴，因为一位法国作家偿还了一位德国诗人的荣誉债，这笔债本来早就应该由德国作家来偿付的。
　　博恩德意志出版社印行的古典作家黄金文库中，虽然出版了一种很好的、很便宜的赫尔维格作品的版本，可是它前面作为导言的一篇作者传略却与诗人很不相称；这篇赫尔维格的传略完全陷入了新德意志帝国爱国主义的狭小的框框，看起来象是一幅漫画。而马塞尔·赫尔维格[3]从他父亲的遗著中整理发表的东西，非但没使诗人避免可能会受到的侮辱或者真正受到的侮辱，反而更加有损于诗人的形象，为了要阐述这位诗人的辛酸命运而对那些遭遇比他幸运的革命战士就嫉妒仇视，这种想法是最不幸的。
　　凡此种种，现在都由弗洛里的传记所纠正了。这本传记慎重地使用了一切能够得到的材料，并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处理，这种批判眼光如同对其主人公的同情一样，是任何一本严肃的传记所不可缺少的。总的说来，诗人的生活给人的印象是凄惨的。赫尔维格属于那种才气横溢的、可是不幸的才子，他们一举成名，但随即“江郎才尽”。他的生活中缺乏炎热的夏天，或硕果累累的秋天，甚至连冬日暖和的炉火也没有。他的生活只是短暂的、辉耀的春天，紧接着便是漫长的黑夜，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欢乐。
　　一八四一年在苏黎世出版的《生者的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占据了德国人的心灵。这些诗里唱出和说出了德意志这个伟大的民族乍从睡梦中醒来，进入他们历史性的生活时的思想和感情。诗里震颤着奔腾澎湃的骚动不宁，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正在开始思考自己问题的民族的情绪。加之这些诗的形式非常优美，在“青年德意志”派在美学上造成的荒芜之后又重新和古典传统联接起来了，这些诗的形式借鉴了普拉腾的严格的韵律，可是又常常十分成功地获得了民歌的声调，它善于表达各种不同的感情，从激越的战歌，如“从地里拔出所有的十字架，把它们统统变成利剑”，到委婉的哀歌，如“我去了，似晚霞——白昼带着它最后一抹余辉”。集中那些精巧的、形式完美的十四行诗里，有不少德国诗歌的真正珠玉，如致荷尔德林[4]和致雪莱的十四行诗以及某些对当代哲学的赞美诗，因为赫尔维格是许瓦本人，在杜平根神学院的几个学期[5]毕竟没有白费。
　　赫尔维格本人看来当然是贬低他的诗歌的民族意义的，诗集出版不久，他就公开承认他忠于党的旗帜。这一点和弗莱里格拉特下面这句话不无关系：“诗人站在了望台上，比党的雉堞更高。”弗莱里格拉特的这句话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想提出什么原则或纲领，只不过想为自己曾经美化过一个西班牙保皇分子之死一事进行辩解而已。但是，他容忍了别人利用他的话来反对赫尔维格的政治抒情诗，于是赫尔维格就以他歌颂党的战歌来进行回答，说只希望党来为他编织桂冠。对于这两位诗人的争论不能拿今天的概念来衡量。当时德国根本还没有严格的党派，而赫尔维格所进行的党的斗争，只不过是反对象沉重的铅块一样压在德国人民头上的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而已。
　　可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斗争中，如果还可以区分出不同的趋向来的话，那么赫尔维格最接近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6]。弗里特里希·菲舍尔[7]虽然对《生者的歌》作了尖锐的批评，但只是片面地从美学的角度来谈的。相反，卢格[8]在《德国年鉴》[9]上则对这本诗集作了高度的赞誉，《莱茵报》[10]也同样热烈地赞扬了这位年青的诗人，他对党的颂歌就是首先发表在这家报纸上的。赫尔维格自己在巴黎短期逗留之后——海涅在巴黎把他誉为“铁云雀”——打算在苏黎世出版《德意志信使报》，这是一份月刊，其倾向性与《德国年鉴》相似。为了替杂志物色撰稿人，他于一八四二年秋到德国来了一趟，这次旅行对他来说成了一次持续不断的凯旋行军[11]。
　　赫尔维格到科隆的时候，《莱茵报》的最出色的同人马克思正准备担任该报的主编。赫尔维格那时二十五岁，马克思二十四岁。他们很快就建立了友谊，不久两人的命运就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互相联结在一起了。在德累斯顿，赫尔维格很快和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卢格也建立了友谊，两人一起来到柏林，在那里他们和布鲁诺·鲍威尔[12]及其追随者，所谓自由人[13]，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自由人”以吉普赛人的行径扮演着粗野的庸人，因而使得普鲁士首都那帮驯良的庸人为之大惊失色。
　　这帮“自由人”和《莱茵报》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都很密切。但是这时马克思已经在进行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他“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忙于同部里的书信往来，应付省长的牢骚、省议会的指责、股东的怨言等等”，他很快就对这些“柏林式的牛皮”感到厌倦了。接着赫尔维格的一封信捅出了大乱子。他从柏林寄往科隆的一封未注日期的信里写道：“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想当天才的欲望以及自我吹嘘，正在危及我们的事业和党；这一点卢格和我都曾坦率地对他们说过。他们对此却往往耿耿于怀！随他们的便好了，我不想出面反对他们，因此请您在《莱茵报》上登个启事，说明事情的真相。我没有去参加‘自由人’——作为个别的人，他们大多都非常优秀——的聚会，并不是因为我在献身于另一种事业，而仅仅是因为我恨这种轻浮，恨他们这种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柏林派头，并觉得它很可笑，因为我尽管对法国革命满怀敬意和热忱，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也要摆脱这次革命的权威，我恨那种对法国俱乐部的一味模仿，而且觉得它很可笑。”马克思满足了赫尔维格的愿望：十一月十九日《莱茵报》上刊登了十一月二五日从柏林寄来的启事，启事差不多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赫尔维格的话。这就导致了马克思同柏林的“自由人”、特别是同布鲁诺·鲍威尔的决裂，在这之前鲍威尔一直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恩格斯在去曼彻斯特的途中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在那里首次会晤了马克思。那时恩格斯刚刚从柏林“自由人”的圈子里出来，所以两人这次会晤气氛颇为冷淡。
　　早在登有赫尔维格的启事的《莱茵报》发到柏林之前，“自由人”就已经在对诗人进行报复了。他们嘲笑赫尔维格，他曾高唱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他的诗歌；语音未落就和一个富商的女儿快速订了婚。由于赫尔维格谒见了国王弗里特里希·威廉四世，这些“自由人”就把自己装扮成强硬的共和派，他们后来却统统拜倒在半官方的或者反动报刊的脚下[14]。
　　关于这次谒见前的幕后活动，现在还不清楚，恐怕将来也搞不清楚了。最大可能是由于国王想见一见这位当时名噪一时的英雄。这位国王有时喜欢让宫廷感到惊愕，此外，他还具有足够的文学修养，能够欣赏赫尔维格的诗歌，就象他对海涅的《歌集》也怀有一种始终不衰的偏爱一样。国王的御医舍恩莱因[15]是个瑞典人，他在苏黎世的亲友托赫尔维格代他们向这位大夫问候，随后大夫就殷勤地为实现国王的愿望铺平了道路，他说，赫尔维格非常想见国王，就象国王想见这位诗人一样。他在赫尔维格面前则耍了个相反的花招，说国王非常急于想见诗人，从而打动诗人进行这个冒险行动。很可能赫尔维格也并没有要人家执意来请就去谒见了，因为他的诗曾被国王的官厅所查禁，现在当众受到国王的嘉奖，这事可能也很吸引他。再说他当时还很年轻，还想扮演一下珀萨侯爵[16]的角色。
　　就这点来说，弗里特里希·菲舍尔已经把赫尔维格的态度解释清楚了。“这位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对这一点没有很好地想一想：他只能回答问他的话，而对方则可以作好充分准备来演出这场戏，事后在报上一披露，结果势必完全有利于对方。”这就触及了那次谒见的实质，这一点导致了这次本身无关紧要的谒见所产生的灾难性的后果。召见时国王说了些漂亮的言词，说什么他“喜欢”的那些“颇有见解的反对派”，在毕希曼[17]的书里得以流传，而诗人只始终限于扮演一个手足无措、颇为尴尬的角色。对此，柏林的“自由人”进行了无休无止的嘲笑。
　　在其他场合，赫尔维格所听到的是一片恭维之声，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更为难过。他旅行到柯尼斯堡的时候甚至听说，他正在筹备之中的刊物，一期还没有出版，就被普鲁士的大臣们禁止了，于是他起了个倒霉的念头，给国王写了封半是抱怨半是抗议的信，写上了他谒见时该说或者想说、反正那时没有说的话。这些“两人之间的话”[18]写得并不巧妙，再加上这封信违背赫尔维格的意愿在莱比锡的一家报纸上披露了出来。赫尔维格曾将此信抄了一份绐他在柯尼斯堡的一位朋友，此信就是他那位朋友不慎泄露出去的。
　　国王的答复毫无王者度量，结果乃是赫尔维格被逐出普鲁士，并且给由于这几年的审查法较宽而略有起色的新闻界又加上了新的桎梏。《德国年鉴〉和《莱茵报》不仅被钳住，而且被一棍子打死了。当时只有马克思和卢格两位作家没有把赫尔维格当作整个灾难的罪魁祸首而怒加斥责。“花环没有得到，捞到的只是一群奴才的狂吠和烂苹果一堆。”海涅曾经这样加以嘲讽。就连弗莱里格拉特也加入了这场喧嚣。这些道义上表示愤怒的人谁都没有想到，这几年书报检查所以较宽，那只是由于国王的浪漫主义脾气，可是这种脾气随时又会让位与另一种浪漫主义脾气的。所谓“新闻自由”这块布景被赫尔维格的信这么轻轻一撞就倒了，这就证明其基础是多么的松散；对赫尔维格这封不成熟的信加以怒斥的人，不去向国王发泄他们的憎恨，反而把它一股脑儿全都泼到了诗人的头上，这就说明他们自己更加不成熟。
　　对赫尔维格来说，这次不幸的围攻从此成了他厄运的开始。他从突兀的高峰上一跤摔了下来，从此一蹶不振。赫尔维格毕竟太没有经验了，他不知道，他的平步青云与突然垮台，根本原因是一样的，都是由于整个民族政治上模糊不清，缺乏锻炼。他早期诗歌中对自由的胜利怀着明快自豪的信心，这种信心从此永远消失了。为青年时期的造次轻率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还是少有的。不幸的倨傲与重重的怨恨可怜地交织在一起，从此一直影响着他的所作所为，自然也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
　　一八四三年一月他回到瑞士，这里他也受到了粗暴的对待。保守党分子统治着苏黎世，出于对《德意志信使报》的恐惧，他们把赫尔维格逐出了苏黎世，《德意志信使报》从而被判处了死刑；费了好大周折他好容易在巴塞尔州取得瑞士公民权。一八四三年三月，他与爱玛·西格蒙特结婚，这才使他解脱了俗事的烦恼；他作了几次较长的旅行之后，于同年秋天迁至巴黎永久定居。
　　在巴黎他又和马克思和卢格碰到一起了，他们两人正在合作出版《德法年鉴》。在某种程度上赫尔维格是出版这份刊物的第三个人，因为他的一份哲学政治刊物也在襁褓中就被扼杀了。但是他在这份刊物上只写了一首不甚重要的诗。他首先忙于编自己的一本新的诗集，它于一八四三年底作为《活人的诗》的第二卷出版，远没有第一卷那么成功。稍加注意，就很容易在这本诗集中区分出哪些是这次普鲁士灾难之前，哪些是在这之后写的；《黎明的呼唤》，《香槟酒之歌》，《舰队之歌》都属于第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有《贫穷的雅各布》和《病人莉塞》这两首感人至深的诗，尽管它们不见得比贝朗瑞[19]或者夏米索[20]的某些诗歌更有理由称作社会主义抒情诗，但是人们常常也把它们归在社会主义抒情诗之列。第二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格言诗，在这一卷中的位置大致上和第一卷中的十四行诗相似。这类诗多半是辛辣的讽刺诗，与赫尔维格通常的风格很不合拍；在这些诗里人们会发现，诗人的满腔怒火本来是要朝别人发泄的，末了却都发泄在自己身上了。不过卷末的一首诗是例外：诗人用生动活泼、效果很好的三行诗节押韵法[21]对弗里特里希·威廉四世进行了清算；这些格言诗音节铿锵，充满了力量和真理的预言。
　　赫尔维格并没有参加马克思和卢格的共同工作，但是却由于他的缘故导致了马克思和卢格合作的破裂。在赫尔维格还是个穷诗人的时候，朋友们对他的“天神般美妙的轻浮”就已经半是惋惜半是赞赏了；看样子，由于他妻子有钱，允许他沉湎于巴黎的生活，他也就姿意作乐，纵欲无度。卢格在他的信里所谈到的那些具体琐事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不过卢格身上总有点市侩气，所以他的说法很可能有些过甚其词。不过海涅的打油诗也证实了赫尔维格当时扮演着趋尚时髦的纨袴子弟和花花公子的角色，即使没有更厉害地伤他妻子的心——她可是怀着无限情深的爱依恋着他的。于是卢格在和马克思谈话时叱责了赫尔维格这个“无赖”，接着马克思回答说，赫尔维格是个天才，前程远大。为此马克思和卢格之间不断发生龃龉。
　　当然，关于赫尔维格的争论只不过是使满满一桶水溢出来的最后一滴水罢了；由于一些具体原因，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关系早就出现了裂痕，卢格对赫尔维格的激烈批评撕掉了掩盖在这个裂痕外面的那层薄纱，使裂痕公开化。这场争论的方式本身也反映了争论双方的风度。卢格对诗人的这种鄙薄的评价，只不过是出于一个冷静的市侩的狭隘观点，马克思则基于更加深刻的见解而对这位诗人作了宽厚得多的评价，虽然最终事实并没有证明他的这种评价是对的，他也用不着为此而感到惭愧。马克思对真正的诗人总是非常喜爱的，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写诗的天才，或许正因为他自己没有写诗的天赋，才是他始终都非常喜欢诗人的缘故吧。他少年时代曾经想搞诗歌创作，争取一顶诗人的桂冠，虽然没有得到，但他对诗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微小疵瑕颇为宽宏大量。他认为诗人都是些古怪的人，应该让他们自行其是，不能用平常人或者甚至用非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一当他们唱歌，那他们就想得到恭维；对他们不能作严厉的批评。
　　此后不久，一八四五年一月，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政府的外交部把十几位德国作家驱逐出法国，理由是他们具有激进思想，其中有马克思，卢格和赫尔维格。马克思前往布鲁塞尔，萨克森公使为卢格这位前德累斯顿市参议员[22]出具证明，说他是安分守己的，他因而得以幸免，赫尔维格则援用他的瑞士公民权，也得以幸免。赫尔维格一直和马克思保持友好的通信，公正地说，他虽然在法国首都恣情纵乐，但是作为诗人，他却努力争取获得新的见地。他投身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和卡尔·福格特[23]一起到地中海岸去研究海洋微生物。后来他又创作一首“同时是《奥德赛》，《堂吉诃德》，《神曲》和《堂璜》”的诗。当然，这首诗一行也没有公之于世，而他的自然科学研究也似乎只是引起他的比较熟悉的朋友的惊讶，而没有得到他们的赞赏。一八四七年海涅评论赫尔维格说：“他本来就只有一点本钱，已经很阔气地花光了，现在已经空空如也，一贫如洗，是个落魄的败家子。他将永远缄默了，只能吃他这点子荣誉的老本了。以后赫尔维格永远不会有笑声了，一个诗人挂着那么一副哭丧的脸就没有多少理智可言；这说明他的生活眼光的狭窄与片面。”这个严峻的判断不幸证明是一个预言式的判断。
　　二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又回到了巴黎，这时他和赫尔维格决裂了。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他反对赫尔维格受国际密探封·伯恩施太德的怂恿而制定的那个冒险计划：率领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武装攻入德国，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这个可悲的计划的可悲的结局是尽人皆知的[24]；所谓赫尔维格是坐一辆有顶棚的马车逃走的，赶车的据说是他的夫人之类说法纯属反动派的无稽之谈，但大家都信以为真，而诗人自己也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挽救他“在舆论上的彻底崩溃”，就象他的朋友福格特所警告的那样。他保持缄默，在逃亡到日内瓦的那些卑贱的流亡的浪荡子中间扮演着贵族的角色。流亡期间，由于和亚历山大·赫尔岑[25]的夫人发生不光彩的风流韵事也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后来他又重新和他的妻子和好，两人住在苏黎世，生活在知识和艺术界的圈子里，可是赫尔维格的诗歌创作力并没有重新激发起来。他后来还发表了数量不多的诗作，除了少数几首之外，都是些还过得去的平平之作，这类诗在比较好的一些幽默报刊上也是可以找到的。赫尔维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诗作，实际上许多是在《喧声》[26]上发表的。为瑞士联邦的射击竞赛会和苏黎世席勒纪念会写的两首优美的诗是一八五九年的作品；以后这几年赫尔维格又重新振作起来讴歌加里波底[27]的业绩；他晚年诗作中最著名的一首诗是一八六三年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写的联合会会歌[28]。归根结底就是这一首诗确立了他在社会主义抒情诗中的永久性地位。
　　几年前，拉萨尔在瑞士的一次旅途中认识了赫尔维格，对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很讲朋友义气的拉萨尔用其全副充沛的精力，来帮助诗人从无所事事、萎靡不振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但并没有成功；甚至他想叫赫尔维格把零散的诗收集起来出一本新的集子，也未能如愿。后来拉萨尔开始做鼓动工作时，任命赫尔维格为全德工人联合会驻瑞士的全权总代表，对此赫尔维格虽然感到满意，但并没有因此而参与其事。他甚至把请他参加在他的住地苏黎世举行的瑞士工人大会的邀请也拒绝了，把这个阵地让给了拉萨尔的敌人；当他因此受到嘲笑的时候，他便支支吾吾地答复说：他对现在的工人运动并不抱什么期望，撇开关于国民经济的讨论[29]不谈，作为诗人他要始终站在百分之八十、九十、九十五、九十七的被剥夺继承权的和因破产而为生活所摈弃的人们一边，而不论他们喊拉萨尔万岁，还是喊舒尔采—德里奇[30]万岁。这样，他不去参加会好象与关于“国民经济讨论”无关，而是因为他不愿在拉萨尔或舒尔采一德里奇之间作出选择[31]。
　　但是赫尔维格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写了一首会歌，算是为拉萨尔的鼓动工作出了一分实际的力。这首诗费了几个月的劲才写出来，但是这首诗从形式到内容都过于模仿雪莱于一八一九年写的一首著名的诗了，赫尔维格自己也老老实实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以雪莱的一行诗——尽管是这位英国诗人的另一首诗里的一行诗——冠以全诗之首作为题词。雪莱在他的诗里只是让英国工人去掘他们自己的坟墓，但是赫尔维格的诗在结尾的几节里却号召人们进行斗争：

　　劳动者，醒来吧！
　　认清你自己的力量！
　　你强壮的胳膊只要一停，
　　所有的车轮就不会滚动。


　　《联合会会歌》的这一节诗[32]一直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流传。其他诗节则不久就被雅科布·奥多尔夫[33]的《工人马赛曲》所排挤。这首工人马赛曲尽管诗意较少，但是它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当前需要配合得更加密切，而且配的扣人心弦的马赛曲的曲调比起汉斯·封·毕洛夫[34]为赫尔维格的联合会会歌谱的曲更加受人欢迎。
　　赫尔维格参加过一点德国工人运动，随着拉萨尔的去世，他与德国工人运动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一八六六年大赦，他又回到德国，直到一八七五年为止，他一直住在巴登一巴登，生活异常孤寂；他于一八七〇和一八七一这两年写的诗，没有遭到饱食终日的廉价爱国主义的非难，但也燃不起群众的热情，虽然这些诗并没有过于执拗的仇视普鲁士的色彩。而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则更加深入群众的心，他为法国战场上的佚名死者唱了悼诗和安魂曲，如同从前为柏林街垒战中的佚名死者所唱过一样。

二


　　不管怎么说，在纪念弗莱里格拉特的时候也有一片淡淡的阴影。有的人不喜欢这位社会革命的歌手，另一些人则不喜欢这位爱国诗人——他最后似乎还是奏着他的竖琴去讴歌王朝的铁血政策。随着真正的弗莱里格拉特究竟是站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争论，事情变得愈加复杂了，党派的爱憎掺杂得越多，诗人的形象也就摆动得越厉害。
　　为了澄清弗莱里格拉特的形象，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出版弗莱里格拉特与卡尔·马克思的通信集[35]更合适的了。通信集里只收集了一部分书信，但是要了解他们两人的关系，却也够用了，许多信是弗莱里格拉特在关系亲密的时候匆匆写了直接带给马克思的一些便条，今天已经无人再对它们感到兴趣，就这点来说，通信集甚至收得太全了。我还没把这些便条的出版算在内。正好是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批判地讨论社会主义抒情诗的那些书信，几乎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些信给两人都增加了光彩，尤其是把笼罩在或者可能会笼罩在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人生活上的各种阴影全给驱散了[36]。
　　弗莱里格拉特的发展和赫尔维格完全不同。由于他父亲生活贫困，在他快要进入中学毕业班的时候，不得不中途辍学去经商。他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索斯特镇上的望族开设的店里卖了五年咖啡和糖。接着又在阿姆斯特丹当了五年店员。艰苦的劳动伴随着他的一生，他只能有时在短期间里放弃经商；十六岁的时候，由于一家银行解散而使他流落街头。问题不在于经商是否也给他带来过光明，尤其象阿姆斯特丹时期，经商甚至还促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但是他到三十岁的时候——比他小七岁的赫尔维格在这个年龄就已经基本上定型了——还没有受到当代哲学和政治的影响，即便在他开始接触各种哲学和政治的时候，他也是很笨拙的；他和门策尔一起反对“青年德意志”，和许瓦本的一些蹩脚诗人一起反对海涅。换句话说，作为革命诗人，作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完全是靠自己起来的。
　　弗莱里格拉特具有那种真正的、天生精力旺盛的气质，在他身上，最深沉、最轻柔的感情同那种被僵硬的軏辕磨破了倔强的颈项的人们所有的骄傲和尊严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他在给马克思的最后一封信里还说自己仅仅是一个“灵感式的经济学家”，出之于深切的同情，在他身上产生了革命的抗争；格维多·魏斯[37]在悼念弗莱里格拉特的演说中说得很贴切：“时代的觉悟和要求在他身上是按这个次序产生的：犯罪，苦难，人道，人类。”这位和自己的故乡紧紧相连的诗人，年轻时就开始将他陶醉的目光投向遥远而陌生的地方[38]，老年时则希望自己能安葬在他的出生地伊托堡森林的高山上，这也同样是表面矛盾的统一。
　　在德国建成第一条铁路的那一年，出现了弗莱里格拉特的第一批诗歌，他以热情、生花的文笔展现了世界贸易的领域。稍后他自己在谈及这些诗歌的革命性时说，他的狮子诗和沙漠诗[39]就是极其坚决地反对顺从的诗歌和顺从的社会的。这一点从当时一位浪漫派的老前辈对弗莱里格拉特第一批诗歌的欢呼，就可以得到更为有力的佐证：克莱门斯·勃伦塔诺[40]——他那天生的艺术家的心灵一直都在浪漫主义的云雾中奋斗着——在论述弗莱里格拉特时写道，这里出现了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虚荣和做伪，从来不用自己的痛苦去捞取好处，就象农民通过办自己妻子的丧事赚一笔钱那样。
　　弗莱里格拉特发表的第一批诗歌，正是因为它的革命性，所以一出现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象打开了一扇昏暗的、空气污浊的病房的窗户，在病人面前展现了一个明媚而广阔的世界。当然，对于这种革命性，诗人自己以及他的许多仰慕者还并不知道；普鲁士国王给了诗人一笔小额年金，以便让他无忧无虑地从事创作，弗莱里格拉特在莱茵河两岸过着愉快的诗人生活。
　　当时他甚至迷惑到竟然加入了伴随被驱逐的赫尔维格超过普鲁士边境界桩的那场恶劣的大协奏。他对赫尔维格的凯旋旅行感到反感，这是符合他的天性的；他始终用他反对赫尔维格的话恪守这一点：傲慢损害名誉。但是他确实不应该嘲笑一个受普鲁士宪兵迫害的诗人，为此引起了卡尔·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的极大愤慨[41]。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并没有因为这些刻薄的讽刺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这就再次证明了他正直的性格；也许错误反而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看清了三月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恶。总而言之，他在不断发展，他青年时期的诗歌里就已萌发着的革命幼芽在成长、成熟，直到他从异国飞翔归来，奔向祖国的心脏，变成另一个人，但又是同一个人。
　　一八四四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信仰的告白》的时事诗集。这些诗基本上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思想框框，只是在个别几首诗里，如写哈尔茨山和西里西亚群山的诗里，表现了饥肠辘辘的群众的苦难，感人至深。但是这些诗还没有号召无产阶级起来进行斗争。弗莱里格拉特在德国不能继续呆下去了；他来到布鲁塞尔，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以后也到了那里。一八四五年二月他们两人在这里第一次会面，开始了友好的交往；弗莱里格拉特发表了《信仰的告白》之后，马克思就消除了先前对他的不满。但是这时在他们两人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密切的精神合作，那是因为几个星期以后弗莱里格拉特迁居到瑞士去了。
　　在瑞士，弗莱里格拉特的发展异常迅速。一八四六年他就已经发表了《就这样办》(ça ira)。这是一部包括六首诗的集子。在这些诗里，弗莱里格拉特公开宣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一旦走了这条路，就毫不犹豫地一走到底，这就是弗莱里格拉特的性格。特别是在《自下而上》这首诗里，弗莱里格拉特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社会主义抒情诗的顶点[42]；它生动地把莱茵河上的轮船比作国家，轮船的甲板上，国王在灿烂的阳光下散着步，而司炉则在昏暗的机舱生火，他认识了自己的力量：

　　你不是宙斯[43]，呵，国王，而我却是泰坦[44]！
　　你脚下踩着的烈焰熊熊的火山，不是由我掌管？
　　一切都在于我——这时，我只要挥手一击，
　　瞧，楼房就会倒塌，你就要从楼房尖顶上摔下！
　　大地迸裂，烈焰上升，就要把你炸成斎粉！
　　但是烈火烧不坏我们，我们要从地狱升向光明！
　　我们就是力量！由于上帝的愤怒，我们现在还是无产者，
　　我们要用锤子把这老朽的国家锤得青春焕发！——

　　然后我要欢呼着走遍世界！我是新的克里斯多夫，
　　在我宽阔有劲的肩膀上，背负着新时代的基督[45]！
　　我是巨人，亳不动摇！背负着救世主的精神，
　　越过汹涌澎湃的河流去参加胜利的狂欢。


　　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这些诗作过某些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发表那篇包含这些批评的文章，但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出版商[46]。实际上这些出版商不愿意出版这部著作，是因为那时他们刚刚形成的世界观正好是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乌七八糟的货色中来的，因而对于一切他们认为已经被击败的观点非常藐视，不屑一顾。同时他们又忽略了诗人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话的权利，当然在逻辑的严密方面来说，是不应该、也不能够把诗人的语言拿来与科学语言相比的[47]。
　　弗莱里格拉特从瑞士迁到伦敦，正当他准备迁居美国的时候，三月革命把他从伦敦唤冋到故乡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他住在杜塞尔多夫，主要是以他的诗歌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政治鼓动和生活琐事往往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弗莱里格拉特不喜欢、也不理解这些琐碎的小事。只要看一看他写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斥责活人的这首伟大的革命歌曲是怎么产生的或者可能是怎么产生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讨论关于杜塞尔多夫民主协会的严重财经困难时，弗莱里格拉特满不在乎地望着明媚的莱茵景色，因而遭到了主席的非难；诗人一怒之下就写了那一首歌。这支歌的销路非常好，很快就解决了协会的财政困难[48]。
　　此外，这首诗还引起了一场官司，说作者犯了谋叛罪。一八四八年十月三日陪审员宣判作者无罪，群众发出了一片欢呼。
　　此后不久弗莱里格拉特便进入了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编辑部。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的亲密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如果说弗莱里格拉特的社会主义抒情诗在接近马克思之前就已达到了它的顶峰，那么马克思对弗莱里格拉特的革命歌曲则有着明显的影响；有的革命歌曲就是直接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相呼应的[49]。弗莱里格拉特还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那些资产阶级的诗人传记作者说，他不知不觉地跟那些搞邪门歪道的名人同流合污了。这种异想天开的说法是十分愚蠢的。弗莱里格拉特积极地参加了同盟的宣传鼓动工作，诚然又只是作为诗人参加的！他对《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关系理解得不那么透彻，因而不能把《共产党宣言》消化成他自己的东西，这倒是可能的，甚至是极有可能的。
　　在伦敦流亡时期，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象在革命斗争的日子里一样，保持了亲密和忠实的关系。两人都极为关怀对方。马克思经常处于拮据的窘境，帮助马克思渡过流亡时期那些艰难日子的，除恩格斯外，就要数弗莱里格拉特了。比起用艰苦的劳动写作科学巨著的伟大思想家来，弗莱里格拉特用他的商业知识——即使只是在繁重的劳力方面——更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经济困难。但在别的方面，流亡生活对他来说可又比马克思更痛苦。这个“好人的祖国”却不能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这位德国诗人太眷恋德国的生活，他看到他的爱妻是如何地怀念故乡；他自己不得不在异国的土地上为孩子们点燃圣诞树上的蜡烛，这时他诗的灵感的源泉就日益枯竭了。他为此深感痛苦，因而当祖国渐渐开始重新记起它的著名诗人的时候，他感到很欣慰。
　　尽管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友谊没有蒙上阴影，但是思想家和诗人之间悄悄地开始疏远了。一八五九年，当欧洲大陆开始泛起新生活的涟漪的时候，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了分野。旧的矛盾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了；巴黎的十二月人[50]支持意大利民族运动，目的是为了对抗德意志联邦的霸主地位；在欧洲民主派中间，对于在这场不合法的反革命同合法的反革命之间的争端中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此外还有行将到来的普鲁士的王位更迭，一部分德国流亡者对此寄予了狂热的希望。弗莱里格拉特是坚决反对这种“大赦狂”的；他说：“此時，只有流亡之地才是革命者的最庄重的葬身之地。”他在政治上和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却不去辨别方向，他只是作为诗人参与了这场新的运动。
　　一八五九年席勒诞辰一百周年，是作为民族节日来加以纪念的，一切党派和民族的各阶层都参加了纪念活动。弗莱里格拉特为在伦敦的德国人的庆祝活动写了一首纪念诗，马克思、恩格斯为此对他很不满意。这些具有“大赦狂”的流亡者，利用这个纪念会来图谋私利，此外参加这个纪念会的有各式各样的分子，他们各自的小算盘远远胜过了对席勒的热情，这些都使马克思、恩格斯很恼火。弗莱里格拉特自己也承认这件事有它的两面性，他自己不愿过分参与进去。但是也认为，作为德国诗人，他不能完全置身度外。他认为这一点是无须证明的。他说，要是他不愿参加，别人显然就不能理解。在他看来，即使某一派有自己的小算盘，纪念会这件事本身归终要比他们的小算盘要大得多。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伦敦的德国人举办的席勒纪念会这件事的批判过于严厉了。在这以前不几年，马克思自己写给在美国的一个同志的信里说，“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在他的真诚的善良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最善讽刺的才智；〕[51]他的热情是‘真实的’，但并不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语。但是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我说这些只是要你注意，在同弗莱里格拉特通信时不要忘记‘诗人’同‘批评家’之间的区别。”[52]马克思在谴责弗莱里格拉特在席勒纪念会上朗诵的那首诗的时候[53]自己也忽视了这个区别；如果弗莱里格拉特在这样的场合不甘寂寞，那毋需认为他是出于哗众取宠的虚荣心之故。
　　不幸的是这个时候有几件偶然事件加剧了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分歧，《凉亭》上发表了一篇文章[54]，说马克思是这位一直受到颂扬的诗人的恶魔，以及卡尔·福格特[55]对马克思进行的恶毒的、捏造事实的攻击，这还涉及到关于民主派对一八五九年法奥战争[56]的态度的争论。弗莱里格拉特在这两件事情上都不介入，正是由于他采取了这种审慎态度，使马克思感到这是对他们之间多年友谊的侮辱。但是他们之间情绪的激化，主要还是第三者的责任。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推心置腹的信，信的末了写道：“如果我们两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die classe la plus laborieuse et la plus miserable)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下的罪过。”[57]这封信结束时，马克思对弗莱里格拉特保证了他的“最诚挚的友谊”。
　　在二月二十八日的回信中，弗莱里格拉特对马克思的这个表示作出了同样诚挚的响应；但他把马克思本人同马克思的党区分开来了。他说，他过去一直是忠于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的旗帜的，将来也将永远忠于它，但是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来，他就不再屈于党了。“在这七年中间(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来)，我远离了党。我没有参加过它的会议，也一直没有过问过他的决议和活动。因此我同党的关系实际上早已断了。我们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互相欺骗过。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我所能说的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我的本性以及对任何诗人的本性来说，必不可缺的是自由！党也是一只笼子，而且即使为党歌唱，自由地歌唱也比在笼子里歌唱更好。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前很久，我就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诗人了。而今后，我只愿站在自己的腿上，只属于自己并自己支配自己。”弗莱里格拉特的这个脱党表白并不是他对自己过去历史的背离[58]，而是他历来对政治鼓动的琐碎工作反感的生动表现。他的这些话简直是信口开河，他说在这七年里从来不愿过问党的会议、讲话和决议，决议，而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根本未曾举行过什么会议、也未曾有过什么讲话和决议。
　　马克思在回信中婉转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再次尽力消除其他一些误会之后，用了一句弗莱里格拉特的口头禅引出这封信的最后部分：“‘不管这一切’[59]，对我们来说，‘受庸人攻击’这一口号始终要比‘让庸人踩在脚下’这句口号更好一些。我已公开向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你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60]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61]这样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就和解了。
　　虽然他们重新恢复了通信关系和以前的情谊，但是在诗人和政治家之间的分野却悄悄地在增长。这不只是由于弗莱里格拉特的革命观点摇摆不定！他不屑接受一八六一年的大赦，也不愿在一八六六年靠魔鬼来进入天堂。在对拉萨尔的鼓动工作所进行的不友好的批判[62]问题上，他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弗莱里格拉特在革命年代也曾与拉萨尔有过亲密的关系。拉萨尔想让他为德国工人运动写一首歌词而对他“不断进行试探”，弗莱里格拉特觉得这“太笨拙了”；拉萨尔死后，他给在日内瓦举行的拉萨尔追悼会打的唁电中，才对这位已故的鼓动家表示敬意。
　　弗莱里格拉特为全德工人协会的鼓动工作所做的事很少，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鼓动工作却做得比较多，从一八六四年起，马克思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主心骨。重新觉醒的工人运动采取了新的形式，对此，批判的马克思是适应的，而幻想的弗莱里格拉特则不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尤其是马克思说的“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63]，缺乏资产阶级革命的那种戏剧效果；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也不象1848—1849年的人民斗争那样色彩缤纷，气象万千，那时弗莱里格拉特曾把革命看作是穿着铁鞋的、头发披散的绝顶美貌的胜利女郎。
　　此外，这位渐渐年迈的诗人在他经营多年的银行分行倒闭之后，生活毫无着落。他的仰慕者为他筹集了一笔国民赠款，足以使他安度晚年，这件事再一次表明，诗人和政治家之间的分野是多么大。弗莱里格拉特受之以为荣的，正是马克思即使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都对此嗤之以鼻的东西，并把这种行径斥之为“公开的乞讨”。当然这件事并没有使他们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弗菜里格拉特一八六八年四月三日回德国之前写给马克思前最后一封信，完全是往日亲切的语调，写信人并无意要在信里提及那段把他和马克思分开得越来越大的距离。信里诗人对马克思赠给他的《资本论》第一卷表示感谢，并赞扬说，莱茵河畔有很多年轻商人和厂主都很欣赏这本书，此外，它还将成为学者必备的参考书。如果说弗莱里格拉特过去真是理解了《共产党宣言》，而对马克思的这部科学巨著竟会产生如此荒唐的误解，真是无法解释。
　　回德国以后，弗莱里格拉特还活了八年，再没有同马克思有过联系。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莱里格拉特，两人心里都保留着对往日友情的不愉快的记忆。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弗莱里格拉特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战争期间所发表的诗里，完全是忠诚的；这些诗与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诗歌并没有内在的矛盾，虽然，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诗歌与弗莱里格拉特没有歌颂新的工人运动这件事[64]是有着内在关系的。德法战争期间他在枪林弹雨中又向革命走近了一步；尽管俾斯麦有种种外交阴谋和反动意向，但德意志民族的广大群众为了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而纷纷参加了战争，从这一点来说，这次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弗莱里格拉特用他的诗歌颂了这些群众，这与马克思在国际的多次宣言中所阐明的对战争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当然，马克思是用批判的散文来表达的，而不是用诗。
　　如果想把诗人说成是现代帝国爱国派或者是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那么就会引起争论。他既非现代帝国爱国派亦非现代社会民主党人。假如他的瞭望台高于党的雉堞，那么他就象马克思所说，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是一位党的诗人。[65]

三


　　对纪念海涅的争论要远比纪念弗莱里格拉特的争论大得多。这场斗争，在海涅死后比他活着的时候激烈得多。
　　有一本新出版的书[66]，虽然想勾划出诗人新的形象，但是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这本书主要收集了诗人在他的“床褥墓穴”中经济拮据的时候写给他堂兄弟古斯塔夫的信，古斯塔夫的儿子促成了这本《海涅遗稿》的出版。他想以此来使公众改变对他父亲的不好的看法；实际上这些信只不过是给诗人抹黑，而诗人那个对后世来说无足轻重的兄弟却一无所得。企图利用海涅的尸体来捞点资本，对海涅的家族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但希望它这是最后一次。诗人在世的时候，他的家族曾给他造成了那么大的痛苦。
　　尤其是在这些信里，海涅对拉萨尔大发雷霆，这本来是不该公之于世的。海涅对拉萨尔向哈茨费尔特伯爵[67]所使用的“卑鄙的阴谋诡计”[68]很不满意，他称拉萨尔是“一个极可怕的恶棍”，说他杀人、作假、偷窃什么都干得出来，并且有一种近似神经错乱的意志力等。但这一切仅只是由于拉萨尔的某个姓弗里特朗[69]的妹夫给海涅造成一笔金钱上的损失而引起的。
　　拉萨尔比海涅自己还更加看不起他这个妹夫，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责任。因此海涅的谩骂丝毫无损于他，相反倒造成了一个对诗人自己不利的印象，不过必须公正地考虑到，海涅当时正处在重病的痛苦之中，外加拉萨尔的妹夫给造成的经济拮据，因而说出了那些话来。
　　拉萨尔自己说，他和海涅决裂的原因是由于诗人拿了法国的津贴，并和基佐有着密切的关系，说基佐由于受了某些人的影响又让哈茨费尔特伯爵得到了好处。这件事从海涅骂拉萨尔对哈茨费尔特伯爵搞的所谓的“卑鄙的阴谋诡计”这一点也得到了间接证实。至于法国津贴的事，海涅公开说马克思于一八四八年春在巴黎看望过他，对他当时因法国津贴问题而遭到的攻击进行了安慰，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不过马克思对此事却是听之任之，未作公开的纠正，以免使重病在床的诗人伤心。
　　比这些个人龃龉更为重要的，是诗人海涅和这两位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精神上的关系。确切地说，是海涅和马克思之间的精神上的关系，因为拉萨尔一八四五年认识海涅的时候才二十岁，当时只是在没有什么希望的遗产继承权的争论上勇敢地帮助过诗人。在给凡尔哈根的著名的信里，海涅以雄辩的语言预示了这位青年的远大前程；但是他既没有看到拉萨尔的科学著作，也没有看到拉萨尔在工人里进行的鼓动工作。
　　一八四三年秋天《德法年鉴》期间，海涅和马克思之间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进行了亲切的交往。但是海涅关于别尔内的备忘录在德国激进分子中所引起的道德上的愤怒浪潮，这时还没有平息，卢格立即对海涅采取敌对态度。与他截然相反，马克思认为基督教日耳曼的蠢驴们对待海涅论别尔内的回忆录的那种粗暴态度，恐怕在德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罕见的，虽然这样的蠢驴在德国文学史上各个时期都屡见不鲜。马克思打算亲自写一篇评论海涅这本书的文章，但后来并未写成。[70]
　　今天看来，在别尔内和海涅的争论中，他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别尔内本人和对别尔内的一个女友所进行的某些人身攻击上去，那么海涅的论别尔内的这本书所达到的世界观的高度，远远超出了以别尔内为代表的浅薄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由于别尔内以最令人厌恶的方式饶舌婆娘似地把这场论战进行了好几年，而且多半在暗中散布中伤海涅的谣言，因此即使是海涅对他最最厉害的诋毁也不那么显得突出了。正当马克思在巴黎的时候，别尔内的文学继承人竟恶毒地谋划出版别尔内诽谤海涅的材料，这些东西别尔内早在和海涅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散布了。这和别尔内无可争辩的诚实的性格也并不矛盾。在社会生活中再也没有比那些心胸偏狭的、咬文嚼字的激进派更恶劣的假道学了。这帮家伙，披着正人君子的破袍，对于那些眼光敏锐而富有自由思想的人不惜进行肆无忌惮的诋毁，只是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历史生活的更深刻的联系。
　　在理解历史生活的更深刻的联系方面，海涅有着杰出的本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老年人把海涅称作先知，他是未来事情的预言者。七月革命以后不几年，在一八三三和一八三四年，他就证明德国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是我们伟大哲学家的继承人，他还说，事情不在于“革命的外表”，而在于它的“更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不涉及形式或人物，也不涉及建立共和国或者限制君主政体，而是关系到人民的物质福利。只要人类的绝大多数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还不得不用天国的宗教来自我安慰，那么迄今为止的唯灵主义的宗教便始终是灵验的，必要的。但是自从工业和经济的进步使人类有可能摆脱其物质的贫困，有可能在地球上过着幸福的生活，从此以后——您理解我的意思了。如果我们告诉人们，他们将来每天可以吃牛肉而不吃土豆，将少干活，多跳舞，他们是会理解我们的。您放心好了，人并非驴子。”比起别尔内骂歌德是押韵的乡愿，黑格尔是不押韵的乡愿来，这确实是另一种贡献。海涅孜孜不倦地向法国人介绍德国的哲学，向德国人介绍法国的社会主义，这份工作远远超越了别尔内的视野。
　　当然海涅始终只是作为诗人来观察事物的本质的。他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党员。他对任何民众专政都有一种美感上的厌恶，对他来说，民众专政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卑贱的统治。他不屑与人数不多的德国流亡者作任何交往，他们在七月革命以后都聚集在巴黎，并把别尔内奉为他们的圣哲。在这一点上这位天才诗人同市侩卢格是完全吻合的，马克思倒是同别尔内完全一致的，也和别尔内一样，在流亡的工人和手工业匠人中间争取支持者。
　　自一八四〇年二月起，海涅又重新为奥格斯堡的《总汇报》撰写关于政治、艺术和人民生活的巴黎通信，十年前他就为这份报纸撰过稿，因梅特涅的抗议而中止。后来他自己曾说，关于对共产主义胜利的预言，象一根红线贯穿在他的报导里，而敌人方面却责骂他的巴黎通信是在为资产阶级王权进行辩护，甚至说，他出于个人年金的考虑而向资产阶级王权大献其媚。这种诽谤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说，海涅既没有为共产主义、也没有为路易·菲力浦进行辩护。
　　因为海涅从内心深处痛恨旧君主政体和它的容克、僧侣统治，而共和国则由于可怕的群众专政也使他感到恐惧，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当时存在于资产阶级王权中的国家形式就成了他的理想。可是海涅的思想非常深邃，因为他认识到君主立宪也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十分令人厌恶的形式。在资产阶级王朝的初期，圣西门主义就强烈地吸引了他；他从圣西门主义那里继承了唯灵主义和感觉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异教的享乐主义、瘦弱的拿撒勒人和肥胖的希腊人等互相对立的观点，其代表是安凡丹，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的法文版就是献给他的。但是圣西门主义者毕竟不过是一个哲学派别，它同严酷的外部世界首次轻轻一撞，就碰得四分五裂，其他社会主义宗派的情况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王朝是一个偏狭的、自私自利的资本家的朋党统治，它的这个本质暴露得越彻底，海涅也就越清楚地看出了这个王朝正在为别的更强大的势力所威胁。
　　“共产主义者是法国唯一值得重视的党派。我也同样关心圣西门的残余，它的信徒仍旧在奇怪的招牌下存在着；还有傅立叶主义者，他们仍旧表现出蓬勃的朝气和充沛的精力。但是这些可尊敬的人只是在口头上慷慨激昂，而社会问题对他们说来仅仅是一个问题，一个传统概念罢了。他们还没有被魔鬼般的必然性所推动。他们不是最高的世界意志用来实现它的巨大决定的命中注定的奴仆。或早或迟，圣西门派的残部和傅立叶派的整个总部都将并入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大军，为极端迫切的需要找到创造性的语言，并且担负起教父的使命。”这段话是海涅在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五日写的，同年海涅成了一个人的朋友，此人将把海涅期望于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的事业付诸实践。
　　当时马克思正在脱换羽毛，他已不再处在从哲学转政治，而是处在从政治转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他的新世界观的纲要还没有明确提出来，这一年，他还不是大师时期，而只是学徒时期，虽然和海涅密切交往的这一年，是他学徒时期中硕果累累的一年。对海涅来说，这是他诗歌创作最丰富的一年，这一年他写出了《一个冬天的童话》和《织工之歌》，在这些诗篇中海涅是以最敏锐的社会主义抒情诗人出现的。倘若卢格的说法靠得住，那末马克思在促使海涅写政治的和社会的时事诗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起他的爱情诗来，这些时事诗使海涅的名字在世界文学史上保留的时间将更为久长。但卢格的说法总有点不那么可靠，因为对于诗人的这种发展，卢格也给他自己记上了一笔完全不能令人置信的功劳。但是马克思非常关心海涅的诗歌创作，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封海涅给马克思的信里，海涅叮嘱他的朋友[71]来关注《一个冬天的童话》。信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的：“我们本来用不着多少话，就可以彼此了解！”[72]
　　海涅的这封信是在汉堡写的，一八四四年他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因此他和马克思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还不满一年。一八四五年马克思被逐出巴黎，来到布鲁塞尔。马克思给诗人的信里说：“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还劝他在当时正在筹备的一家季刊上把他们的共同斗争继续下去。[73]但是此时海涅已经陷入一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战争”，这就是由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他叔父所罗门的去世而引起的那场讨厌的关于遗产继承权的争端，久已罹病的诗人经过这场争执身体全垮了。
　　我们知道，在这被病魔折磨得十分痛苦的十多年里，海涅始终保持了多么奇特清新的创作力！但是他作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的发展却中断了。这时马克思恩格斯正在共同完成诗人所预言的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他们在今日的苦难中看到了明天的希望，他们正在证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非人化的斗争正包含着无产阶级再生的因素。所有这些海涅一无所知，或者说毫不理解。他还停留在原来的立足点上，更有甚者，他还继续在对共产主义不可抗拒的胜利具有一种直感的预言者和对于群众专政抱着一种美感上的厌恶的诗人之间摇摆不定，因此象静止的事物所常有的那样，矛盾越来越明显。
　　在《游逛的老鼠之歌》里，海涅嘲笑了那些对共产主义的胜利感到恐惧的庸人：

　　百姓拿起了武器，
　　僧侣敲得钟声齐鸣，
　　君主国的守护神——
　　财产，肉跳心惊。


　　但是海涅对他所勾划的胜利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也谈不上是什么恭维：

　　这是一些个怪人，
　　留着吓人的八字胡；
　　他们的头都剃得一样，
　　干净彻底，彻底干净。

　　这群贪图官能享受的老鼠，
　　想的只是吃饭喝酒，
　　他们并不去思考，
　　我们的灵魂不朽。


　　这个对他来说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诗人到死的时候还在思索着。他在死前两年，一八五四年，说出了对“令人毛骨悚然的、最赤裸裸的、连块遮羞叶也没有的公共共产主义”的厌恶。他不愿将他的畏惧同幸运者为了自己的资本而发抖的那种惧怕，或者同富商会担心他们的剥削受到阻碍的那种苦恼混为一谈：“不，使我感到压抑的是艺术家和学者看到我们整个现代文明，几百年来辛辛苦苦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祖辈诚实劳动的果实，受到共产主义胜利的威胁而产生的那种暗暗的恐惧。”
　　一年以后，他用法文为他一部著作的法文译本[74]所写的前言中还说过类似的话：“想到这些愚味无知的偶像破坏者即将掌权的时代，我心里就只有憎恶和恐惧；他们将用长满老茧的手毫不怜惜地砸碎我心爱的大理石雕像；他们将摧毁诗人所钟爱的一切光怪陆离的装饰品和供人玩乐的艺术品：他们将要砍掉我的桂树丛林，在那里栽种土豆；那些不会纺织不会劳动、穿戴得象所罗门国王那样华美的百合花，她们也将被人从社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她们愿意拿起梭子来纺线；玫瑰花，这夜莺的无所事事的新娘，将遭到同样的命运；而夜莺，这些无用的歌手，将被赶走，唉，我的歌集将被杂货商摺成纸袋给未来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草。”但是接着他又说，这个对他的一切兴趣和爱好都很敌视的共产主义，却对他的心灵施展了一种使他不能抗御的魔力，他的心里有两种声音在为共产主义说话，一个是逻辑的声音，因为如果人人都有吃饭的权利，那末共产主义就是不可抗拒的；另一个是仇恨的声音，因为共产主义将为他向那些把他的生活搞得郁郁寡欢的爱国的庸人们报仇。这一点共产主义已经做到了，但是它并没有毁掉，相反的倒是保护了诗人的桂树丛林。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海涅同弗莱里格拉特乃至赫尔维格一样，一窍不通。唯独他们作为思想家的短处，却正好是他们作为诗人的长处。只要共产主义还只是一种远景、一种希望、一种憧憬，给幻想以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这时社会主义抒情诗就蓬勃兴旺；当它一旦明确地认识到，必须要在世界历史的搏斗中来实现的时候，就证实了这个古老的真理：在武器面前诗人保持缄默。



[1] 原载卡尔·格林贝克主编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第四年度合刊本，一九一四年莱比锡版，第191—221页。

[2] 见维克多·弗洛里的《诗人格奥尔格·赫尔维格》一书，巴黎爱德华·高内里1912年版，大八开本第397页。——作者原注。

[3] 马塞尔·赫尔维格，诗人格奥尔格·赫尔维格的儿子。

[4] 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特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青年时代受席勒的影响，一八〇六年起患精神病。他的作品表现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

[5] 这里喻指荷尔德林和默里克等诗人以及黑格尔和谢林等哲学家，都曾在杜平根的神学院读过书。——原编者注。

[6] 黑格尔逝世以后，黑格尔学派分为左右两派，右派又称老年黑格尔派，左派又称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企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做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来论证有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必要。主要人物有施特劳斯、卢格、鲍威尔兄弟等。

[7] 弗里特里希·特奥多尔·菲舍尔(1807-1887)，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一八四八至四九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

[8] 阿诺德·卢格（1802-1880），“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与马克思共同编辑出版《德法年鉴》，不久同马克思破裂。一八四八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五十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一八六六年以后成为国家自由主义者。

[9] 《德国年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简称。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一八四一年六月由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负责编辑，从一八四一年七月起由卢格在德累斯顿负责编辑。一八四三年一月，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

[10] 《莱茵报》于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由对普鲁士专制政府怀有反对情绪的莱茵资产阶级代表在科隆创办，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同年十月起由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在马克思的主持下，报纸具有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战斗报纸，引起政府对它进行三重检查，一八四三年被查封。

[11] 赫尔维格的政治诗集《生者的歌》，以强烈的政治热情和优美的文笔而名噪一时。他这次为物色撰稿人而周游全德，象位凯旋的将军在各地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在柏林受到弗里特里希·威廉四世的召见。

[12]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一八四八年革命后，成为一个反动新闻记者，一八六六年之后，成了民族自由党人，写过许多基督教历史方面的著作。

[13] “自由人”是聚集在布鲁诺·鲍威尔周围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组成的松散的柏林协会，一直存在到一八四八年革命，协会的骨干分子有埃德加·鲍威尔、布尔、梅因、麦克斯、施蒂纳、孚日、马隆等人。——原编者注。

[14] “自由人”后来在政治上都落到不同程度的悲惨下场：鲍威尔给《十字报》和《邮报》撰稿，梅因一直在《但泽报》当编辑，其他“自由人”则到半官方的甚至官方的报刊里去混事，如鲁滕堡后来担任了《普鲁士国家通报》的编辑。

[15] 约翰·卢卡斯·舍恩莱因(1793-1864)，弗里特里希·威廉四世的御医，柏林大学教授，拥护君主政体。

[16] 珀萨侯爵，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中的主人公，他反对以暴力和恐怖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制度，追求人类的自由理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凶残暴戾的国王腓力普二世身上，继而又寄托在腓力普的儿子、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唐·卡洛斯身上。因而珀萨侯爵在德国文学中就成了一个渴望自由的空谈家的形象。

[17] 格奥尔格·毕希曼(1812—1884)，德国语言学家。此处指格奥尔格·毕希曼编的《引语宝库》（1864）一书。

[18] 指赫尔维格给国王的信。

[19] 比埃尔—让·贝朗瑞(1780-1857)，法国卓越的民主主义诗人，以政治讽刺诗著称，具有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曾被马克思誉为“不朽的贝朗瑞”。

[20] 阿达尔贝特·封·夏米索(1781-1838），德国作家，著名作品是童话体小说《彼得·施莱密尔的奇异故事》。他是一位民主诗人，写过不少政治抒情诗，欧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他的诗里得到了反映。

[21] 这是意大利诗歌中常用的一种押韵方法，其韵律为aba，bcb，cdc等；但丁的《神曲》就是用这种韵律写的。

[22] 卢格本人曾任斯累斯顿市参议员，并以这个身份被列入萨克森驻巴黎公使馆的人员名单。这时他奔走于萨克森公使和法国议员门前，向他们表白他是一个忠诚的公民，后来萨克森公使出来为他作证，说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23] 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1848-1849)；后流亡国外，顽固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为拿破仑第三收买的走狗。马克思馆对他进行过毁灭性的抨击。

[24] 赫尔维格于一八四八年三月在法国组织德国流亡者武装军团，准备攻入德国以建立德意志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打算把革命和共和制“输入”德国的这个冒险计划。四月，赫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之后，就在巴登的尼德多森巴赫被纽伦堡的军队所击溃。

[25]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政论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参看本书《亚历山大·赫尔岑》一文。

[26] 德国自由派和后来的民族自由派以讽刺作品为主的刊物，一八四八年起在柏林出版。

[27] 朱泽培·加里波底(1807—1882)，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通过革命途径争取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和统一。

[28]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莱比锡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请赫尔维格为联合会写一首会歌，半年以后赫尔维格给了他这首诗，题为《祈祷吧，工作吧》，由汉斯·封·毕洛夫谱曲。

[29] 指舒尔采一德里奇和拉萨尔之间的辩论。舒尔采一德里奇鼓吹用工人自己的钱办储蓄贷款银行，组织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以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使小手工业者免于破产。拉萨尔则主张在国家帮助下组织生产合作社，以便使工人去和资本家进行自由的、旗鼓相当的竞争。

[30] 弗兰茨一海尔曼·舒尔采一德里奇(1808—1883)，德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德国合作事业的创始人，鼓吹由工人节约资金建立生产合作社。

[31] 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瑞士的三十六个德国工人协会在苏黎世举行中央大会，以拉萨尔为主席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它的对立面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都接到了邀请。赫尔维格是全德工人联合会驻瑞士的全权总代表，因此本当由他代表联合会出席这次大会，而且他又住在苏黎世。但是赫尔维格并没有去出席大会，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一向过惯了懒散的生活，不想去开会。这里他拐弯抹角地为自已的行为辩解，想表白自己是站在大多数群众一边，不愿参与派别斗争。

[32]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歌》共十二节，这里引的是第十节，也是全诗中最有名的一节。

[33] 雅科布·奥多尔夫（1835-189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八七五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一八八七年以后是《汉堡回声》的编辑。

[34] 汉斯·古伊多·封·毕洛夫（1830-1894），德国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他为赫尔维格的《联合会会歌》所谱的曲子很难唱，因此不易普及。

[35] 弗朗茨·梅林编，《弗莱里格拉特与马克思的通信》，《新时代》增刊第十二期，斯图加特，J.H.W.迪茨出版社，一九一二年版。——作者原注。

[36] 梅林的这个错误论点是由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缺乏完整的了解，以及对马克思的书信所作的一系列明显错误的解释所致。——原编者注。

[37] 格维多·魏斯(1822-1899)，德国记者，民主主义者，《未来》杂志的编辑。

[38] 弗莱里格拉特青年时代(主要是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初)所写的诗，大多充满了异国情调。

[39] “狮子诗”和“沙漠诗”指诗人青年时期所写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浪漫主义诗作。

[40] 克莱门斯·勃伦塔诺(1778—1842)，德国后期浪漫主义诗人，晚年皈依天主教，陷入神秘主义。除了写作浪漫主义的诗歌和小说之外，他还和阿宁一起搜集出版了一本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对德国文学是一个重大贡献。

[41] 《莱茵报》刊登卡尔·海因岑反对弗莱里格拉特的一首诗，是对弗莱里格拉特的回答之一。诗开头的一节是：
　　诗人站在了望台上，
　　比党的雉堞更离。
　　可是他却恬不知耻，
　　抓着警察的旗帜。 ——原编者注。

[42] 梅林的这个结论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十分矛盾的。马克思和思格斯认为，弗莱里格拉特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诗是他最好的诗，而思格斯则对《就这样办》里的“六条呼吁革命的号召”作了毁灭性的批判。（参见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7至679页——原编者注。

[43] 希腊神话中奥林帕斯山上最高的天神。

[44]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45] 克里斯多夫，天主教中的圣人，传说为一巨人，曾背负基督渡河。西方有不少以这个传说故事为题材的雕塑。

[46] 这里说的是恩格斯的文章《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篇文章是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续篇而写的，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马恩全集中首次用德文发表。——原编者注。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合写的一部著作，由于警方的阻挠以及那些出版商——他们代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派别的利益——拒绝刊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这部著作，只发表了其中第二卷的第四章，即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卡·格律恩的着作的文章。

[47] 梅林这个观点完全违背恩格斯的文章《诗歌和散文中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恩格斯肩这篇文章于一八四七年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原编者注。

[48] 指弗莱里格拉特一八四八年七月写的诗《死人吿活人书》。为了补充杜塞尔多夫民主协会的收入，协会的一位成员建议他写一首诗。弗莱里格拉特很快就把《死人告活人书》一诗交给民主协会印了九千份活页出售。这样民主协会不仅很快偿清了债务，而且大大充实了收入。弗莱里格拉特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正是“资产阶级打算从消极地把人民出卖给国王的时期，过渡到积极地使人民屈服于通过同国王协商而实现资产阶级政权的时期。”这首诗的内容是，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人责备活下来的人懦弱，不坚决，责备他们听任反动派夺取自己在革命初期已经争得的权利。

[49] 这里主要是指弗莱里格拉特描写维也纳人民英勇的十月起义的《维也纳》一诗。弗莱里格拉特引用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这首诗的题词：“不管《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吿人民书》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人民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并给予维也纳以他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唯一帮助，这种帮助就是战胜本国的反革命。”

[50] 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他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发动政变的，所以又称他为“十二月人”。

[51] 梅林漏引了这一句。

[52] 即《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六日，载《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二八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74页。

[53] 马克思思格斯对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伦敦席勒纪念会一事的批评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其背景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下列几封信：1.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2.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日。3.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四日。4.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的信，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五日。5.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6.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7.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顶编者注。

[54] 《凉亭》，小资产阶级文学杂志，一八五三年一月一日在莱比锡创刊。一八五九年第四十三期上发表了受金克尔雇用的文丐贝塔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大捧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才，而在文章结尾处，则对马克思进行了卑鄙的辱骂，并攻击马克思“剥夺了诗人的自由和个性”。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对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出抗议。

[55] 弗莱里格拉特在马克思和福格特的争论中，是非不清，立场动摇，宣称保持中立，这就暴露了他在政治上没有原则性。福格特事件在马克思同弗莱里格拉特的关系上占着十分显著的地位。

[56] 指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八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夺土地，并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战争在法国巩固波拿巴政体。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对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主解放运动，力图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和皮蒙特军队获得几次胜利后，在七月十一日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管辖。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2页。

[58] 梅林的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无论从弗莱里格拉特的政治态度，还是从福格特的丑闻——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行动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以及从他以后的全部诗歌来看——在这些诗歌中他没有一处地方再是以“无产阶级和革命的诗人”出现的——都证明梅林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原编者注。

[59] 弗莱里格拉特曾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过一首题为《不管这一切》的诗。

[60] 指《新莱茵报》。

[61] 梅林引证的这段话割裂了这封信的前后联系。马克思在信里说：“可见，从一八五二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对我来说，一八四九至五二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因此，关于“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这里的意思和梅林的说法完全不同。——原编者注。（引文见《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8页。）

[62] 梅林在马克思对拉萨尔谬误论点所进行的原则性批判问题上一直是持错误的保留态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等著作中梅林一再为拉萨尔辩解。

[63]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

[64] 指前面提到的、拉萨尔曾要求弗莱里格拉特写诗歌颂全德工人协会一事，诗人没有理睬这件事。

[65] 见注[60]。梅林这样一转正好把马克思所作的批判弄颠倒了，因为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考虑了无产阶级的以及共产主义政党运动的各自的最高历史形式，而这恰恰是弗莱里格拉特所着重摈弃的。——原编者注。

[66] 《海涅遗稿·亨利希·海涅未发表过的文章和书信》，柏林，卡尔·柯尔蒂斯出版社1911年出版，大八开本，共357页。——作者原注。

[67] 埃特蒙·封·哈茨费尔特伯爵（1789—？）和他的夫人进行离婚诉讼时，拉萨尔支持了他的夫人；为了打赢这场诉讼案，拉萨尔曾经指使人去偷伯爵的文件。

[68]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海涅给他的兄弟古斯塔夫的信里对拉萨尔提出了这个指责。在这之前，一八四六年初，拉萨尔曾热心为受丈夫虐待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亚·哈茨费尔特打抱不平，负责办理她的离婚诉讼案，发生了曾经轰动一时的“一八六四年匣子事件”；一八四六年夏天，拉萨尔派人到哈茨费尔特伯爵的情妇梅因道尔夫男爵夫人处去窃取作为伯爵罪证的一份文件。被派去的人顺乎牵羊地拿走了估计会藏有这一文件的匣子，结果为警察所查获，于是哈茨费尔特伯爵向拉萨尔提出控吿，说他是盗窃的主使者。拉萨尔在一八四八年八月持续七天的公审中为自己进行辩护，结果被宣告无罪“一八四六年拉萨尔为了伯爵夫人的诉讼案企图利用诗人，可是遭到了海涅的拒绝。拉萨尔最后打赢了这场官司。哈茨费尔特夫人离婚后得到一大堆金钱，她用以资助拉萨尔的政治活动。在生活上两人的关系也十分暧昧。

[69] 斐迪南·封·弗里特朗(1810-1876)，拉萨尔的妹夫，犹太资本家，从事股票投机生意，海涅就是在他的捉弄下参与了股票生意，并因而遭受了经济损失。

[70] 参阅《马克思致海涅》，布鲁塞尔，约写于一八四六年四月五日，载《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二七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71] 指马克思。

[72] 这封现存的海涅给马克思的唯一的信，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的附录一。

[7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七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6—457页。这里提到的季刊系指《莱茵年鉴》。

[74] 指海涅的通信集《卢苔齐亚》。这本文集精选了他在一八四〇至四三年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所写的巴黎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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