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自然主义

略论自然主义^[1]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

　　近几年来，自然主义这个流行字眼在文艺界喧闹一时。是否如一些人所说的，自然主义这个词义确是宣告了一个文学艺术的新时代？还是象另一些人所说的，它只是一个动听的名字，用来表示文学艺术的不可遏止的衰落？这个问题不能随便以“是”或“否”来回答；或者也可以说，根据不同情况，既可以回答“是”，又可以回答“否”。自然主义这个字眼，在文学艺术史上曾无数次被用作杀伐征战的口号，服务于迥然不同的各个流派。它说明一切，因之什么也说明不了。要想知道这个词对我们的时代是什么含义，就必须设法确定，我们的时代赋予它以怎样的意义。
　　各个民族的文艺创造，如同宗教观念、法律和政治设施一样，归根结蒂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发展斗争。作家艺术家既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老在云端遨游，而是生活在他们民族和时代的阶级斗争之中。每个人都受到这些斗争的激发和影响，其方式尽可千差万别，但谁也不能越出这些斗争的魔法圈一步。嗅觉灵敏的艺术评论家，从埃斯库勒斯的《奥莱斯特》这个古希腊流传下来的最有力最古老的悲剧中所寻找和所发现的都是些什么啊！忽而是对自由的自豪，忽而是民族意识的极度高涨，忽而又是崇高的概念，如是等等，不一而足。但自从巴霍芬进行了独辟蹊径的研究之后，我们才排除一切怀疑，确信这部强有力的悲剧所反映的内容无非是世界史上的一场经济革命，是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
　　将这一最遥远的例子同我们最贴近的例子联系起来看，我们的古典文学也无非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克洛卜斯托克和莱辛、歌德和席勒、康德和费希特等人，都是资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人们常常怀着一种民族的傲慢，把这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宝藏赞颂为德意志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长处。然而事情总有两面，人们同样可以挥戈反击，从德国人如此易于成为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这一事实中看到一种厄运。因为这种发展之所以可能，完全是由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所有的佼佼者都被排挤到文学领域中来，德国的鄙陋状态堵塞了他们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进行斗争的道路。有人认为上一世纪下半叶一大批富有文学才能的人恰恰在德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仿佛是出于某种幸运的偶然，或者是出于某种莫测高深的天意，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件事情，反正这类看法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实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引起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蓬勃发展；而德国资产阶级既然还不够强大，不能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去夺取政权，那么，它便在文学上创造出一幅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画。
　　在文学史上，凡属于上升阶级和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是在自然和真实，在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这样的战斗口号下向后者展开攻势，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一个没落的阶级越是丧失其内在的生命力，就越是惊恐万状地紧紧抱住僵死的公式；而一个上升的阶级越是洋溢着生命的冲劲和活力，就越是猛烈地冲击一切的束缚。对上升的阶级来说，它能够和希望的生活就是自然和真实。在文艺领域内，衡量这些概念的其它标准是没有的，从前没有过，将来也决不会有。因此，事实了如指掌，在自然主义这个一般名称下，包罗着形形色色的现象，各自以其阶级历史特点为依据，自然主义往往就是这一特定阶级的文学代言人。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自然主义较之于充作进步运动的旗帜更适于充作反动潮流的遮羞布。
　　在德国文学史上，恰恰不乏此例。德国资产阶级最清醒最勇敢的先锋战士莱辛曾以自己的榜样和学说，致力于在最密切联系德国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发展资产阶级文学，他早在上一世纪就已惊讶和反感地看到，七十年代那些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如何在一片向往自然、追求真实的狂热喊叫声中却迷失于中世纪的骑士制度、舍罗斯克行吟诗人的幽静林苑或是莪相式的迷雾之中^[2]。不错，这种方式的自然主义的确也就是这样的东西，因为资产阶级当时处于暴政的重轭之下，厌恶任何政治活动，它所能够有、同时也是它所希望有的唯一生活，就是那种飘浮在远处、隐现于往昔的梦幻生活。但是从大的联系来看，这种自然主义丝毫跟不上欧洲文化发展的步调，为了使生活对德国人重新具有生活价值，最后只好由外国占领者的刀剑给德国生活带来足够的自然和真实。
　　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出现在本世纪，特别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循着海涅和普拉顿、赫尔维格和弗赖利格拉特等人的所谓萤光，古斯塔夫·弗赖塔克和奥托·鲁特维希等人想在德意志人民的“劳动”中去寻找德意志人民。于是，在革命的风暴中只想抢救自己的咖啡包和砂糖袋的商界巨头就成了自然；而由于不了解必然会被“雇佣主”根据合同解雇、因而结局悲惨的诚实“雇佣工人”就成了真实。德国资产阶级在经历了革命年代的失望之后，缩回头去只顾自己的物质利益，为的是不再用思想、歌曲或者刀剑而只用货币这种带翼的天使来促进本阶级的繁荣，仅此而论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能够有的和希望有的这种生活，就是他们的自然和真实。尤利安·施米特^[3]先生在厚厚的三本巨著中向德国人民阐述“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这一杰出理论，同时把从莱布尼兹到古兹柯夫为止所有这些人描绘的天国仙境使劲诅咒一通。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不朽，就象“自然主义”的其它品种一样，它在今天已成了个陈腐过时的索然寡味的笑话。
　　关于自然主义这个文学上的概念基本上就谈这些。它根本无法纳入某个一般公式。它可以成为世界史上一场风暴的信号，如卢梭发出的返回自然的呐喊；也可以充作一个肥头大耳的守护神在T·O·施罗特商号的咖啡袋上游荡。因此，碰到每一个具体情况，我们都要探讨一下这个文学潮流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处于什么地位。这并不是说要使文学屈服于政治倾向的约束，而是说要追溯到政治、宗教、艺术、文学以及一切精神观念的共同根源中去。要确定文学上自然主义在某一个时期的意义，舍此别无其它途径。
　　我们大概还有许多机会，遵循这个途径去考察它在今天的意义，特别是它对德国现实的意义。

^[1] 原载《人民舞台》一八九二至九三年度第二期。

^[2] 舍罗斯克，西日耳曼的一支，公元九年在其领袖赫尔曼的领导之下，大败罗马人于推陀堡森林。莪相，传说中的一个苏格兰古代诗人，其作品对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影响很大。

^[3] 尤利安·施米特（1818—1886），德国新闻记者和文学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