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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自然主义[1]

(一八九三年一月)



  我们对文学艺术上的自然主义概念的观察使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这个概念根本不可能置于一个普遍通用的公式之内,在每一种情况下,人们都必须探讨自然主义在它所处时代的阶级斗争中究竟占什么地位。
  如果我们用这个尺度来考察今天的自然主义,那它是越来越猛烈强大的工人运动在艺术上的反照,这点是不会被误解的。问题并不在于自然主义把洗澡水和孩子都一齐泼掉了,这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主义在攻击畸形现状的非自然的同时,在它摒弃学院式的、呆板的、与自然疏远的、过时的写作方法和绘画方法的同时,它提出这样的要求:依据艺术作品的自然真实来判断它的意义,以所谓一丝不差的再现自然来理解艺术的价值,排斥艺术家幻想中任何一种特有的功能、任何一种艺术虚构和结构。这样它也就违背了每一种艺术的本质。在这样一条路上,人们得出必然的结论,照相成了造型艺术顶峰。艺术隐藏在自然之中,这正如阿尔伯特·丢勒[2]以极其深邃的思想所说的那样,谁能够把它从中发掘出来,谁就能得到它。但是“显然它是通过劳动和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人在他的心灵中所创作的一个事物的形象”。[3]
  尽管由于这些反作用,而如果人们还是要使自然主义得到公正的对待的话,那人们必须看到,自然主义是要寻求解脱,要从一个趋于死亡的社会的令人窒息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印象主义,即绘画艺术中的外光派绘画法,文艺创作中的自然主义都是一种艺术上的反叛;这是一种开始去触摸资本主义胴体的艺术;“四处驰回往外飞,四向污潴饮浆水”。[4]事实上以这种方法就容易解释,造型艺术中的印象主义者和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主义者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龌龊堕落怀有一种否则难以解释的乐趣;他们就在这样的污秽中厮混,对此也根本没有什么痛苦的抗议,从他们处于朦胧状态的冲动中看来,他们本是能够把这种抗议掷向作恶者的脸上的。但是从一种朦胧状态的冲动到对一种新的艺术观和世界观的清晰认识,这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努力使自己成为一种真正艺术的各种艺术流派在这条路上所迈的步子还多半是蹒跚的、不稳的。
  自然主义只是在它自己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的地方,并且知道从内在的本质上去理解一个崭新世界的开始时,它所起的作用才是革命的,它才成为一种艺术表现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就其独特的广度和力度上不次于先前任何一种形式,并且在美与真上终将超过它们。我们提醒一年半以前参观过国际艺术展览会的读者回忆一下列翁·弗莱德利克的《衣商》和马涅的《返乡的山民》[5]。在这里自然光达到了极其强烈的效果。但是把这种方法做为一种时髦而到处运用,特别是象德国画家也运用这种方法,以尽可能的广度去描绘极为可怜的琐事,那它的艺术效果通常是极可怀疑的。因为印象主义是一种纯技术性的,由于其过份奴隶般的忠于自然,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上的进步,不如说是一种艺术上的退步。
  这同样也适用于诗歌艺术。问题不仅与创作方法有关,而且也与思想方法有关。有人想把这种观点当作笑柄,说什么,哈哈哈,戏剧化的党纲!可这是一种愚蠢的歪曲。政治和诗是各自分开的领域;它们的分界线不可以混淆;押韵的社论总是比不押韵的更加令人反感。但是人们因此而要求诗人应当站在一个比党的雉堞更高的塔楼[6],那他也必须左右都能看到,那他眼睛里不仅看到的,而且也要看到的世界,那他不仅在占统治地位的灾难中发现今天的悲惨,而且也能发现明天的希望。在一百年以前,莱辛在《爱米丽娅·迦洛蒂》中,席勒在《阴谋与爱情》中以浓烈的色彩描绘了封建小国专制统治的腐败,这个小国的专制统治是当时德国社会的主导阶层,但是莱辛和席勒也知道去用健康力量的代表者去对抗腐朽力量的代表者。如果莱辛把他的奥多阿托·迦洛蒂塑造得如同他的宫廷侍从马里内利那样的坏蛋一样,或者席勒把他的音乐师米勒塑造得如同他的宫廷大臣那样的流氓一样,那他们所创作的就不是不朽的杰作,而是令人厌恶的早被遗忘了的漫画了。
  今天的自然主义有勇气和出于对真实的热爱,去描述正在衰亡之物的本来面目,这是它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也不会因其病态和夸张而减色,这种病态和夸张是每一种反叛在它开始时期都必然会有的。但是它到这一步只不过才走了一半的路程,如果它就此停止不前,那它当然要导致艺术和文学的不可遏止的堕落,那它的信奉者成为——如一位接近自然主义的作家新近所表述的——“颓废的小伙子、腐化了的海盗、酷爱罪恶的怪物”,他们“夸耀自己的梅毒,以显示自己的男性”。当整个社会崩溃了的时候,这种只是知道嘲笑崩溃的艺术才是正当的。
  但是整个社会现在没有崩溃,自然主义的命运看它是否能走完它的后一段路程来定,看它是否有更大的勇气和对真实怀有更强烈的爱,而去描写正在诞生的事物,描写它必然会变成什么样子,它每天已经变成什么样子。诚恳地希望自然主义能达到这个目的,随之,它配享有开辟艺术和文学的一个崭新时代的荣誉。




[1] 原载《人民舞台》一八九二至九三年度第三期。

[2] 阿·丢勒(1471-1528),德国著名画家。

[3] 见丢勒所著《论对称》。

[4]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的《欧北和酒寮》一场。译文引自郭沫若译《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卷第101页。

[5] 列·弗莱德利克(1856-1940),比利时画家。康·马涅(1831-1905),比利时画家和雕塑家。

[6] 借用弗莱里格拉待的诗句。参见本书《社会主义抒情诗》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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