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尔夫·密利本德 ->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一章导言

　　本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对为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进行初步讨论，或许是开始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
　　第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本身。马克思死于1883年，而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附带说一句，他本人从未用过这个名词）后来被大大扩展了，首先是由恩格斯扩展了。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十二年，这是极其活跃和富于创造力的年代。其次是由那些从那以后直到今天的另一些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人物扩展了。这些人物中最杰出的是列宁。列宁的继承者们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这不仅表明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而且宣告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即以马克思为一方的马克思主义和以列宁为另一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多么紧密。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在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政党的任务，这个问题是特别有争议的。
　　在某种程度上，在涉及所有在马克思之后用言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影响的主要人物时，也发生同样的问题。这决不是什么“学院式的”问题。相反，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它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的事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甚至爆炸性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后果的问题。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时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同从马克思本人起所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关于政治著作的性质有关。这些著作大多是特定历史事件和特定环境的产物。而在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对政治理论的探讨不仅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断的，而且往往是其他著作的一部分〔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在不同水平上，还有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葛兰西（Gramsci）和托洛茨基（Trotsky）等人的著作〕。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些最基本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列宁的《怎么办？》和《国家与革命》，情况就是这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政治著作很少有不是这种情况的。^[1]
　　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要贬低这些著作的重要性和兴趣，而只是要指出，在所有最伟大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除葛兰西有部分例外外，没有一个人曾经企图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有必要试图写一篇“政治学专题论文”。鉴于他们全力从事政治斗争和他们全都重视理论的事实，这一点是很独特的，决不能看作是一种偶然现象。实际上，这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含意和地位有关，需要在本章后一部分单独进行讨论。目前，必须指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最杰出的继承人没有系统地建立有关政治学的理论，这实际意味着需要从构成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片断材料中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显然这将导致下列的危险，即在选材和选择着重点方面采取武断的态度。这一危险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所形成的对问题作极端片面解释的强烈倾向而加重了。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不是很少的。承认这一危险比较容易，而要避免它却更困难。但是必须尽最大努力去避免它。
　　同时，必须承认，我刚才称之谓“马克思主义主体”的东西，对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另一个必须记住的困难。其中的一个局限性是：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和理论问题采取了完全缄默和极端敷衍的态度。从一个段落、一个短语、一个暗示或一个隐喻中所能挤出的东西是有限的。在论及过去五十年来的整个政治经验时，这一点特别明显。因为根据这些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加以理论化的任何尝试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直接涉及这些问题时从来就是缄默的。不管怎样，马克思在1883年就逝世了，恩格斯死于1895年，罗莎·卢森堡死于1919年，列宁死于1924年。葛兰西从1926年起直到1937年逝世前不久一直被关在监狱，尽管他的狱中笔记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以及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写的都只是些片断和札记。在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托洛茨基，他在1940年被暗杀之前对包括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其他许多东西在内的各方面问题持续不断地进行了评论，而这些也是在非同寻常的压力和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写的。
　　人们很可能要问，为什么在最近五十年内没有能够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基础上，在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一般地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方面做得比现在更多些？
　　至少有一部分答案要从斯大林主义的经验中，以及斯大林主义从二十年代末起约三十年的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统治中去寻找。重要的倒还不是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惊人的贫乏性，尽管这一点是事实；而是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方式，主要由于外在的政治原因，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世界各地都被绝大多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接受。
　　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点——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是它对必须遵循的“路线”下定义时的专断性和强制性。这就导致以教义问答的方式来决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不如说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也导致明确列出谁应该和——更为重要的是——谁不应该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贡献的人。那些不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过贡献的人构成一个很大的数目，实际上包括大多数在本世纪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人。这些人在苏联是被取缔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严重忽视或者根本置之不理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没有被禁止，但人们阅读它是经过认真选择的；而且被允许阅读的书可能比他们的有资格的解释者列宁、斯大林的书要少。这里重点是放在权威性的解释和毋庸争辩的命题上；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又是一个马克思从未用过或甚至不知道的名词）有能力解决一切理论问题，或至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切的指导上。这不是能够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繁荣昌盛的正确见解，对政治理论和政治分析这样高度敏感的问题更是如此；事实也正是这样。
　　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至少在那些马克思主义不是官方思想的国家里；甚至在马克思主义是官方思想的国家里，事情也发生了变化。这种符咒在五十年代终于被打破了。这二十年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探讨和提出质疑的时期，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填补空白，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面。
　　产生这种探讨和质疑是有多种多样原因的。首先的原因就是斯大林制度在苏联本土遭到了攻击这一事实。不管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这种攻击曾经是和仍然是多么肤浅和不充分，但这却引起了一大串从此再也无法忽视和压制的重大问题。此外还有中国的经验以及这一经验对俄国和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挑战。这些挑战依然存在，尽管人们反对那种建立一个中国神殿以代替信誉扫地的俄国神殿而加以顶礼膜拜的企图。
　　另外还有遍及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的反响。在这些国家中，在战后年代曾被宣布为已成过去了的阶级斗争，又把改良与革命这样一些最重大的课题重新列入议程；而这些斗争由于妇女运动、民族运动、学生运动及一些新的表达方式和活动方式而有了更大的规模。近二十年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始创的和多方面的“文化革命”也自然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并且迫使对它重新作出估价。
　　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这些波动，自然是要受其自身的限制的，特别是在那些马克思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里。近二十年来在共产党国家所发表的大量言论中，没有一篇在任何重要问题上抨击列宁的文章是能够顺利得到发表的。这是值得严肃认真思索的。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还其本来面目的工作，也使各种派别和时髦的思潮热闹起来。不同的派别和学派都自称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唯一可信的，或者唯一符合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等等。然而，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运动为了保持它的这种精神而必然付出的代价。不管中国的情况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毛主席很早发出的关于“百花齐放”的指示只具有表面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相当数量的杂草同样生长了出来，这也无关紧要。
　　在这个领域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是:现在没有“公认的”、得以普遍遵从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除非在那种地方这种遵从是可以强加的；而这同过去发生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那时这样一种正统观念是为国际所接受的，甚至并不被看成是一种正统观念。这一变化是一个重大收获。毕竟马克思自己就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怀疑一切”。但愿下面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这种人企图把这一箴言改为“怀疑一切，但X同志、Y主席和Z总统所说的除外”。有许多口号比“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马克思”还要坏。因为，归根到底，这儿没有“权威性”的解释，——只有个人的判断和评价。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需要对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原著给予最优先的注意。这是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只有在这样做了之后，再拿起列宁、卢森堡、葛兰西和其他人的著作才有用处；也只有这样，才能试图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前面我曾指出，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试图系统地陈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实质和特点。这些人毕竟都是近百年来最有才华和思想最敏锐的那部分人。他们是一些彻底献身于政治生涯、斗争和理想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总是高度重视理论，把理论当作是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政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很乐于接受的列宁的一句箴言。他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清楚地阐明一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前提和未来规模，这个运动的发展就将是盲目的。正因如此，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见解系统地理论化这一事实就更值得注意。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必须从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中去寻找。事实上，这些原因是深深地寓于有关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之中的。
　　最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把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部分分割开来是不符合实际和武断的。因此，例如把“经济学”看作是独立于“政治学”的想法，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歪曲和没有实际意义的。没有什么“经济学”这样的东西，只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政治”因素是一个永远存在的组成部分。
　　根据这一观点，政治是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的无所不在的表现形式，并且进入一切社会关系，不管人们怎样称呼它们。政治的这种普遍存在性使它失去了自己的特性，看起来使它不便于进行独特的论述，除非是对其过程和制度作纯形式上的描绘，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力求避免的。事实上，完全有可能把政治当作一种特定的现象来论述:也就是把它当作是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借以表现的方式和方法。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分歧不大（或分歧大）的社会集团之间达成和解和协议；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内战，用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的话来说，战争是用另一种手段推行的政治。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政治理论还有一个更特殊、更直接的原因，而这同“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有关，或者毋宁说，同这一概念所能引出的含意有关。
　　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有影响的定义之一是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段名言里作了表述。这段名言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

　　马克思的另一段话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也值得在此引用，因为这段话对政治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有一整套看法，而这个看法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偿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3]

　　显然，这些引文的确很容易被解释为把政治变成完全是“被决定的”和“有条件的”活动；其“被决定的”和“有条件的”程度，事实上已达到使政治主要地具有派生的、从属的和“副现象”的性质。把这一点推到极端，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经济决定主义”，从而使政治失掉任何实质上的自主性。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他们明确地摒弃对“决定论”的任何僵硬的和机械的看法。恩格斯特别反对下述看法，即马克思和他曾经试图说明“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认为这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4]至于马克思，紧接着刚才引用过的《资本论》的那一节说下去：“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而这些“变异”显然必须包括“上层建筑”的政治部分。
　　用葛兰西的话说，“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看成是构成“历史集团”的因素。根据时间、地点、环境和人类干预等情况，这个“集团”的不同因素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不要对此过多提出异议。马克思主义仍然坚持“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对这点决不能低估。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常把这种“第一位”看成“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或起“最终的”支配作用的东西。^[6]不过，把“经济基础”看作是出发点是起“最初的”作用的东西却更为合适和更有意义。马克思在另外一个有关连的地方曾经指出：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7]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这一公式很适用于政治对“经济基础”的关系。这就有可能由此出发，在任何特定情况下赋予政治形式和政治力量以任何恰如其分的自主权。在这种用法中，“第一位”的观念乃是分析问题时的一个重要的和明确的指南，而不是分析上的“拘身衣”。这个“第一位”是怎样决定着政治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尚待弄清，并且必须根据每一情况具体地、详尽地和有条件地对待；政治形式和过程是怎样反过来影响、决定和适应经济领域，也有待作出估价。政治反过来影响经济这当然是事实，从马克思起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这一事实。
　　马克思本人的气质是强烈的反宿命论者，这使他反对一切超历史的、绝对的命定，从黑格尔（Hegel）对历史进程的“命定”开始，包括反对他在1877年用十分挖苦的语言所写的那种企图，即“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8]马克思确实相信一些事物将成为过去，最著名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将被取代。但是，相信某些事物的这种不可避免性，同相信它们的特别“命定”并不是一回事。
　　因此，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经济决定论”。我认为不是。问题毋宁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下层建筑”和生产方式的重要性的完全合理的强调，在涉及社会分析方面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明显的“经济论”，尽管对“经济决定论”在形式上采取否定的态度。
　　“经济论”这个名词现在被使用得非常不严谨，并被用来概述一大堆错误——真正的和想象的错误。^[9]但是，在这里所指的情况是，“经济论”一方面意味着在决定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进程中，赋予经济领域以夸大了的——几乎是独特的重要性，正好导致“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包含着相对地低估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性。前面引用过的恩格斯给布洛赫（Bloch）的信中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0]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放弃这个“主要原则”；他感到遗憾的只是，这一原则的应用有时使“其他因素”模糊不清或被挤掉。
　　不过，并不是所有“上层建筑”的因素都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忽视。在知识领域方面，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非常关心经济分析；但是也同样关心历史、哲学和其他思想领域，例如科学领域。比较而言，政治理论是最受忽视的，这种情况一直继续着，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发展的近几十年也仍然是这样。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政治生涯最初时期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所作的基本区分。说政治解放，他的意思是指实现公民权利，扩大选举权和代议制机构、限制君主统治和一般地削弱专横的国家权力。政治解放是决不可以轻视的。相反，它是值得欢迎的。马克思在1843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认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11]这里的着重号是马克思自己加的，而这是有重要意义的。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即人类的解放决不能单独在政治领域中获得，而要求着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革命转变。马克思在同一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道:“在北美，财产等等，即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样，……所以，那里的共和制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的内容都处在国家制度的这些形式的界限以外。”^[12]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如果不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式下面进行探索，政治现实就无从得出定论。这一观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基础。
　　虽然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政治形式是无足轻重的；但确也造成一种恰恰是导致这一结论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内部这种倾向一直是非常强烈的，以致于低估和忽视“纯粹的”政治形式的重要性；并且导致不重视与政治形式有关的问题。
　　由于存在着一种非常自负的看法，认为政治问题（制服资产阶级的反抗除外）在革命后的社会中将能够很轻易地得到解决，而使这种倾向进一步得到加强。政治被看作是人的异化的表现。“人类解放”的另一个方面就意味着政治的终结。正如伊·梅斯扎罗斯（István Mészaros）所概括的那样：“政治必须被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它在积极超越的复杂过程中，作为一个必要的阶段完成自己确定的使命后，其最终目的是它自身的终结。”^[13]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6年）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4]L.科勒泰（Lucio Colletti）曾经正确地指出:^[15]这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最始终如一的思想之一，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和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方面，看一看马克思在回答巴枯宁（Bakunin）1874年写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提出的有关问题时所持的轻蔑（和不满）的态度是很有教益的。在那篇文章中，巴枯宁提出了一些他认为在企图实现按马克思原义解释的无产阶级统治时必然会出现的问题。^[16]恩格斯在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对政治终结的概念作了最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其有关章节再次出现于18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这是一本继《共产党宣言》之后拥有最广泛读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书中关于国家，恩格斯是这样写的：

　　“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7]

　　这种乐观的看法在列宁写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以最极端的形式再度得到肯定。但在这本著作中，行使社会主义权力而产生的一切问题——例如：革命的官僚主义化危险的问题、森严的等级制度再度产生的问题，更别说公民自由的问题，等等——不是被撇在一边，就是置之不顾。但是，当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立即就忧郁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多么真实和多么难以处理，它们又是多么现实地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制度。这种认识代替了原来的自满情绪。但重要的是，列宁和他周围的人都不认为至少在革命前的年代里需要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在1917年以前，他们确实考虑了许多理论问题和组织问题——从经济分析和哲学问题到党的组织问题。但是除了在1902年列宁的《怎么办？》出版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曾经就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以及“取代主义”（指党取代工人阶级——译者）的危险进行过辩论之外，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概念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比较起来是注意得很少的。下面这种情况是有代表性的：高贵阶层和官僚主义化理论向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挑战，但在过去很长的年代里却并未给以回答；只是在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中间头脑最敏锐的人之一的布哈林（Bukharin）才认识到这种挑战的重要性。^[18]造成这一情况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缺乏进行政治探讨的严肃传统中去寻找；另一个原因就是，在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广泛的民众运动，它本身将能够解决向它提出的主要政治问题。《国家与革命》就是这一信念的最终表现。
　　俄国革命之后，在俄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确实对所有这些问题发生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这样下去无疑总有一天会在政治思想方面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这一辩论从二十年代中期起被斯大林主义的“胜利主义”所取代。它要求人们同意下面这一点：即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政治问题在苏联都已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社会主义的敌人才会提出来。如若对这一点表示异议，那就是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性质有怀疑，因而也就自动变成苏联和社会主义的真正敌人。这种思想模式对以后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相对贫乏的原因，多年来提出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不管马克思主义在其他思想领域可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它在这一领域却很少有什么贡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和其他一些人所持的共同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政治见解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但仅此而已。
　　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位现代马克思主义作家L.科勒泰也回过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给以完全否定的评价。在我已经提到过的科勒泰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写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有了关于政治和国家的非常成熟的理论”。他接着说，“《批判》（指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下同。——译者）毕竟包含了国家依赖于社会这一明确的主张，批判地分析了议会主义，连带地分析了与之相对立的人民代表制理论，并且指出必然最终消灭国家本身的这种前景”。由此他得出结论:“就政治方面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上面没有多少可增添的了”。^[19]
　　科勒泰也谈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认为这本书“所提出的观点很少有突破《批判》中的观点的尽管他在论及《批判》时提到了马克思的“深刻性”，在论及《论犹太人问题》时提到它是《批判》所阐述的国家理论的“绝妙的继续”，但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独特的发展领域是在社会一经济方面”。^[20]在科勒泰看来，马克思政治理论最重要的先驱者是卢梭（Rousseau），“至于在严格的意义上谈‘政治’理论，那么除了对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所作的分析（这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之外，马克思和列宁对卢梭的理论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21]
　　诸如此类说法太笼统和有太多的限制，以至于不能提供辩论的坚实基础；而抽象地去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创见在这个领域而不在那个领域，看来意义也不大。反马克思主义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评价，同样存在上述情况。检验所有这些看法的最好的办法是，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究竟具体包括哪些东西，并指出它对说明历史的或现实的任何一个方面有多大的帮助。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显然具有重大的价值。而早些年就已江河日下的“胜利主义”受到了尖锐的挑战这点并不是个次要的原因。这种挑战使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认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里和其他领域一样充满着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且充满着有疑问的答案。这后一点也同样重要。迄今被忽视或估计不足的许多问题引起了更多的注意，许多老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按马克思主义方式使政治理论化的开端。
　　但这些仅仅是开始。有些领域甚至还是空白。其中之一就是关于1917年以来共产主义的经验以及共产党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与作用问题。除了40年前托洛茨基在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斯大林主义的经验理论化时写出了《被出卖了的革命》之外，这方面确实没有很多东西；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共产党政权）性质的辩论，由于生搬硬套“蜕化的工人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这类的公式和口号，早已销声匿迹。整个领域大都留给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去探索。对这个课题急需进行严肃的和持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和重新解释。这一点现在已经开始，但还需大大向前推进。
　　在被武断地归之为“第三世界”的许多不同的国家里，政治在许多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但是在这里，就政治分析而言，在非行家看来，障碍已扫清的道路似乎也不多。把已知的实践上升为理论这一主要工作仍待进行；而且也只有在进行这一工作当中，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哪些理论范畴同议论中的经验是相适应的，哪些需作修改，哪些需要抛弃。
　　最近20年来，在政治领域和其他需要探讨的领域中，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关注，这也许并不是令人感到惊奇的事。尽管如此，引人注目的倒不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些社会有丰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分析，实际上在这方面并没有前进多远。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传统的那种十分严肃的工作还一点也没有做。
　　我现在进行的工作是试图对发展这一传统做出贡献。我在这里提出一些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时所必须考虑和探讨的主要问题。而这是要在阅读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首先是在阅读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这些原著的解释是否准确有待于他人来判断。同样，在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方面，我不可避免地而且的确也想提出的那些政治论点是否正确，也有待于他人来判断。

^[1] 马克恩在1869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版写的简短前言中指出，这篇著作是以供周刊使用的文章形式和“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04页）。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著作都可以说是这样。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以下简称《马恩全集》——译者），第13卷第8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恩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4]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恩全集》第37卷第460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恩全集》第25卷第892页。

^[6]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恩全集》第37卷第484-492页。

^[7] 马克思:《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恩全集》第12卷第757页。

^[8]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马恩全集》第19卷第131页。

^[9] 现在的用法，“经济论”意味着，（1）信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能等于或至少必然会随之而产生“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转变；（2）信仰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是达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首要先决条件；（3）信仰随着资本家所有制的消灭，国家就全部改变了它的性质，并表现为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主张在多大程度上（或是否）会损坏马克思主义的形象，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10] 见《马恩全集》第37卷第462页。

^[11]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恩全集》第1卷第429页。

^[1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恩全集》第1卷第283页。

^[13] I.梅斯扎罗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伦敦，1970年），第160页。

^[14]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全集》第4卷第197页。

^[15] 见L.科勒泰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伦敦，1975年）一书所写的序言。

^[16] 参阅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恩全集》第18卷第655-708页。

^[1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全集》第20卷第305—306页。

^[18] 见S.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伦敦，1974年），第21页。

^[19] 见《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伦敦，1975年），第45页。

^[20] 见《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伦敦，1975年），第46页。

^[21] L.科勒泰：《卢梭——“市民社会”批评家》，见《从卢梭到列宁》（伦敦，1972年），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