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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
安德烈乌·宁
《共产主义》（马德里），第12期，1932年5月
民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产物。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里，人们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民族，只是了解了它的滥觞。民族的基础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的发展交流。民族发展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是因为它是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对应的形式。因此，民族是资本主义出现和发展的结果，其特征是存在着特定的经济关系，领土，语言和文化共同体。
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民族，其实不能算是民族。民族资产阶级处处倾向于把自己构成一个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正是表现了这种倾向。
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成立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既定的统一是一种专制跋扈的统一，在西班牙，统一是以类似的形式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提到它的时候，能够谈到亚洲式国家的原因。西班牙的统一是一种人为的、专制的统一，建立在半封建分子、地主和教会的统治之上。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正是国内最反动的人对加泰罗尼亚民族的愿望大加挞伐。
如果西班牙是一个大工业国家，资本主义无疑会实现它的统一，民族问题也就不会以现在的尖锐程度出现。
这个运动产生于加泰罗尼亚，正是在那里它最为深厚，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国家，它的利益与西班牙封建主义追忆是不相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进步的运动。
民族斗争是民主革命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在这场运动中，如同在一般的民主运动中一样，大资产阶级总是倾向于向中央政权屈服。小资产阶级则相反，倾向于激进的解决办法。加泰罗尼亚的例子很有说服力，我们必须坚持这样做。
无产阶级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在每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中，都有民主的内涵，无产阶级必须无条件地支持它。作为一切压迫的敌人，如果它不奋起反抗一种最突出的压迫形式——民族压迫，它就没有履行其历史使命所赋予的最基本的职责。列宁说：“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这个社会，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这种承认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因此应该极严格地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因此不能因为这种承认而让资产阶级思想模糊了无产阶级意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译者注）
那些打着维护国际主义的幌子，与民族解放运动作斗争的人，实际上是在玩统治民族的剥削阶级的把戏。西班牙的革命家们否认加泰罗尼亚民族的事实及自决的权利，实际上支持他所属的民族吸收其他民族。我们不应把《国际歌》与《加的斯的三月》[1]混为一谈。有反动的民族运动，并不是共产党人宣布自己是一般反动运动的反对者的理由。这就等于主张君主制形式优于共和制形式，因为有的共和制比某些君主制更反动。
在战前，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主要表现出三种倾向：机会主义者（德国社民主义者等）的倾向，左派（考茨基、布尔什维克）的倾向，极左派（罗莎·卢森堡、拉狄克和波兰社会主义者）的倾向。前者认为，先进国家需要保护落后国家。事实上，这也是佩斯塔尼亚[2]在我国对摩洛哥问题所持的观点。极左派采取了一种抽象的国际主义立场，并声称无产阶级不需要对民族问题感兴趣。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俄共和第三国际所继承的立场，这是促成1917年10月辉煌胜利的最有力因素之一。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采取的基本立场是什么？
作为一切压迫的敌人，共产党人必须接受民族运动中的一切民主的东西，无条件地承认人民的自决权。“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列宁说，“那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译者注）
从一般民主的角度来看，承认分离权可以减少国家解体的危险。一般来说，只有当民族压迫使自己的生存无法忍受，使经济关系变得困难时，人们才会决定分离。
无产阶级宣布人民的自决权，并不意味着它认同民族资产阶级，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要使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
任何一个真诚的民主人士（共产党人是最一贯的民主人士）都不能说出反对人民自决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在维护事物本身，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如工农集团[3]那样，是在宣布自己是分裂主义者。西班牙的巴尔干化对半岛的经济利益是致命的，最有力的解药正是充分承认分离权。
资产阶级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就像它不能解决民主革命中的任何一个固有问题一样。一个建立在压迫基础上的社会，是无法解决民族之类的自由问题的。战后的时期已经给了我们有力的证明。正如一位作家所言，欧洲曾经有一个奥匈帝国，现在则有数个。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都没能解决民族问题。在波兰，波兰人占人口的52%，乌克兰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德国人都被他们控制着。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霸权民族捷克人占人口的44%，他们迫害着德国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犹太人。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占人口的42%，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等少数民族没有权利。我们也不要再谈巴尔干国家了，这些人造国家，靠帝国主义大国的施舍生活，在苏俄周围形成了一条“腰带”。
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运用革命马克思主义真正策略的活生生的例子。与1905年的情况相反，被压迫民族非常积极地参加了1917年2月的革命，这是因为在这12年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运动获得了非凡的势头。很明显，起初是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在运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他们想用本土资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俄国资产阶级）。但主要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政策，运动得到了发展，在克伦斯基召开的民主会议上，大多数民族代表投票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临时政府承诺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做，总是把事情交给制宪会议处理。实际上，它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而且它所执行的政策与沙皇的政策根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例如，它公开反对乌克兰拉达的自治决定，它用武器解散了芬兰议会。它确实承认波兰的独立，但它是在这个国家被德国人占领时才这样做的。正是由于临时政府对芬兰的丑恶态度，列宁才令人钦佩地准确地制定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主党人说芬兰和俄国的关系问题除非芬兰和制宪会议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解决。列宁极力反对这种观点，主张芬兰有脱离俄国的自由。他说，协议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如果协议没有达成，怎么办？只有在宣布分离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成协议。必须有平等的权利：俄国有权不同意，但芬兰也有权不同意。1917年芬兰的情况和1932年加泰罗尼亚的情况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布尔什维克上台后，立即实行他们的纲领，宣布以前组成帝国的各民族有权处置自己的命运。今天的苏联是一个各民族自由的联邦，其中不存在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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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通过将这些考虑因素应用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加以总结。
加泰罗尼亚问题只是整个民主革命的一个方面。而这场革命是片面的，因此，解决加泰罗尼亚问题的唯一民主办法也被掩盖了，那就是加泰罗尼亚无可争辩的自决权，如果这是它的意愿的话甚至可以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议会不会更不能解决问题。民主革命还没有发生，斗争将继续进行。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将与各民族站在一起，与他们具有进步性质的解放运动站在一起，反对具有反动性质的一元论，加泰罗尼亚以外的工人将特别强调各民族有处置自己的权利;加泰罗尼亚工人将与“他们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及其把阶级斗争并入民族斗争的企图作斗争，并将申明整个半岛无产阶级的团结，共同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这一斗争的发展将表明，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被压迫民族的问题。
[1] 为了纪念安达卢西亚人民反抗拿破仑于1808年3月对西班牙的侵略写成的爱国歌曲。——整理者注
[2] 似指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 Pestaña Nuñ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 de los 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 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整理者注
[3] 华金·毛林领导的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在1931年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工农同盟（西班牙语：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加泰罗尼亚语：Bloc Obrer i Camperol，BOC）。——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