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惊人的逻辑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统一报》第四十七号)



  《新生活报》第三十号上登载了尼·苏汉诺夫公民的《战略还是政策?》一文。文章中评价了亚·费·克伦斯基五月二十二日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上发表的演说。这个评价很能说明马克西姆·高尔基公民的机关报的特色,所以值得谈一谈。
  苏汉诺夫公民赞成亚·费·克伦斯基这样的思想:“进攻问题是战略问题,他(克伦斯基)唯一的任务是使军队有战斗力和作好消极军事行动和积极军事行动的准备。”
  但同时他指出,亚·费·克伦斯基的活动有两个方面:即纯粹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作为陆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是以我国陆海军的组织者的身分出现的。作为政治领袖,他发表演说时甚至必须使他的技术性活动具有政治色彩。苏汉诺夫公民不喜欢这种色彩。他说当亚·费·克伦斯基号召我国军队清除俄国土地上的军时,他就在竭力促使我国军队进行联合政府的纲领根本没有规定的纯政治活动。读者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是‘没有规定的’呢?当一个国家遭到敌人的侵略时,它的政府有责任‘规定’它避免这种不幸。当然,往往有一些政府不履行自己的这个职责,可是,这样的政府的成员如果不是因此而飞黄腾达,就是流落到冷落凄凉的地方去。彼特罗巴夫洛夫要塞的囚室里现在就关着一些由于这种‘没有规定’而遗臭万年的绅士。我们希望,我国现政府的成员同这类绅士毫无共同之点。我们相信,他们很好地‘规定’了清除俄国土地上的德国皇帝的大军。”
  普通的读者就是这样议论的。可是苏汉诺夫这位不普通的公民却发表一套完全不同的议论(法律不是为他写的)。他说:“因为通过进攻清除国境内的敌军无异于把‘完全胜利’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整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都认为进攻具有政治意义,因此资产阶级热烈欢迎陆军部长的活动,认为他是在为工作。”
  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欢迎亚·费·克伦斯基,“认为”他力图清除俄国土地上的敌军是“为工作”。可是苏汉诺夫公民本人是怎样“认为”的呢:是不是应该把这种清除看成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工作呢?他的结论是:应该通过进攻清除国境内的敌军(请看)意味着完全战胜敌人。 然而他不希望得到作为和平先决条件的完全胜利。显然,他宁愿要不完全的胜利。根据以上所说也许可以假定,以不完全的胜利为目标的进攻是无产阶级应该做的工作。可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不正确的。苏汉诺夫公民不反对清除俄国领土上的敌军,不过正象所看到的那样,他不愿意通过进攻,而要用某种别的办法做到这一点。究竟用什么办法呢?这仍然是不得而知的。无论如何要作一些假设。我觉得下面这个假设可能性最大。
  我国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他们完全不正确地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会说出一大堆关于国际友谊和永久和平的好处的动人词句,这套词句不仅会使谢德曼和他的德皇陛下御用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感动得流泪,也会使所有追随他们的那些有组织的德国工人感动得流泪。那时所有这些被感动得流泪的人都会拒绝支持德国帝国义分子的侵略计划。那时无须我们作任何进攻,威廉也就不得不撤离我国领土。那时就会缔结大家早就盼望的和约。
  这就是我们根据苏汉诺夫公民一些短得莫名其妙的话不得不作出的所有那些假设中最可能的假设。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假设相当确切地表达了《新生活报》这位评论家的思想。
  我继续坦率地说出我的看法。苏汉诺夫公民的思想(假如这真的是他的思想)并非没有某种诱惑力。正是这种思想的混乱性讨人喜欢。苏汉诺夫公民说明他的思想的时候很象某一个货郎,这个货郎在向顾客推荐他发明的消灭跳蚤的药粉时说道:
  “捉住跳蚤,在它没有发笑以前,搔它的胳肢窝。等它笑起来了,把我的药粉撒一点在它的嘴里。跳蚤吞了药粉就会支撑不住,倒下去, 最后死掉。”
  顾客并没有买药粉,因为他发现可以用无比简单的办法消灭跳蚤。不管这个货郎多么机灵,他再也想不出反对的意见,说用简单的办法消灭寄生虫犯了资产阶级性的罪。如果他读过上面这篇苏汉诺夫公民的文章,他一定会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而且那时,他多半可以把他的药粉硬塞在顾客的怀里。
  《新生活报》的这位评论家确信,如果通过进攻把敌人的侵略赶出俄国领土,那么我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意图以及其他协约国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意图就会高奏凯歌。他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我们不完全地战胜敌人,岂不等于不完全地解放我国领土,岂不意味着德国帝国主义的胜利吗?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可是就连他的这种信念也亳无任何重要的根据。
  从敌人手里解放自己的领土是一回事,夺取别人的土地则是另一回事。可以力求解放自己的土地,但是决不能力求夺取别人的土地。从敌人手里解放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同时还可以解放被敌人霸占的我们的盟国的土地),我们可以向他提议,根据临时政府很好地“规定的”民族自决原则缔结和约。如果它接受我们的条件(只有革命民主派才会提出这样的条件),战争就可以结東。如果不接受,我们就仍旧要“通过”苏汉诺夫公民所不喜欢的那种进攻使他变得温顺一些。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如果我国这位陆海军部长有什么可以责备的话,那就只能责备他现在谈到进攻时远不象当他巡视前线时谈得那么坚决。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不过我暂时不打算多谈这一点。
  末尾,我要问一问高尔基公民:他何苦要扮演不正常的果戈理那种角色呢?《死魂灵》的天才作者在他的《与友人通讯选录》中却是一个蹩脚透顶的政论家。高尔基公民的艺术才能当然远不象果戈理的才能那样大。但他毕竟有无可怀疑的才能。可是当你读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政论时,你会为这种无可怀疑的才能感到非常难过。当然,这些政论在一定意义上同果戈理的政论是直接对立的。果戈理是一个反动分子,而马克西姆·高尔基则是一个真正的革—革—革命者。可是(请《玛尔华》的作者原谅我),他的政论作品中的智慧并不比果戈理的政论作品多。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果戈理的全部智慧都变成了才能。在马克西姆·高尔基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的《新生活报》就是《与友人通讯选录》,不过不正常。如果高尔基公民的智慧不是全部变成了才能,那么他在政论作品中还多少会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可是现在,很遗憾,他越来越变成马克西姆·涅拉苏吉捷利里[1]了。的确,只有用他这个政论家极不理智才能说明为什么他的机关报上会出现这样一些文章:象纳哈姆凯斯论齐美尔瓦尔得的文章或苏汉诺夫这篇论克伦斯基的演说的文章。




[1] “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个词在俄文中有“最大的痛苦”的意思,“马克西姆·涅拉苏吉捷利里”一词则作“最大的不理智”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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