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和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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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和反革命分子

（一九一七年九月七日《统一报》第一三五号）

　　反革命分子是什么？
　　反革命分子是以某种方式参加反革命运动、或者至少同情这个运动的人。
　　反革命运动是什么？
　　反革命运动是一种目的在于恢复被革命推翻了的制度的运动。
　　看来这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再进一步地来谈一谈。
　　俄国不久以前完成了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无疑有一些社会分子，他们的利益同我国二——三月革命所建立的制度是相抵触的。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参加我国反革命运动的人就是从这些分子中间来的。他们暂时还很少公开活动。他们暂时还不得不扮演我国革命者在旧制度下长期扮演过的那种不大痛快的“地下”活动者的角色。但是如果否认我国有反革命分子存在，那就极端天真了。他们不仅存在，而且由于我们的每一个错误和我国那些所谓革命“左派”弟兄们的每一次发动，他们还在发展和增多。列宁的拥护者每一次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的“淘气行为”，以及每一个关于这种“淘气行为”正在酝酿中的传闻，除了引起大部分居民对明天的疑惧心理以外，还使得他们对革命的成果感到失望，从而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对反革命分子的同情。
　　不过这还不是一切。可怕的经济破坏已经使俄国遭到了这样多的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预示着它的居民将遇到一连串新的、越来越严重的贫困，从而使得这些居民对于是不是会有一个坚强的政权来结束那可怕的经济紊乱状态更加忧心忡忡了。同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问自己，他们所希望的坚强政权应该涂上什么颜色：他们内心深处也许愿意要革命政权，但是他们也准备同反革命政权妥协，只要它有更多的机会产生和巩固起来。
　　如果革命民主派对反革命的危险熟视无睹，它就会背叛它本身的事业，它就会同自己的本性发生矛盾。它对信任它的劳动群众的义务就在于同反革命分子进行孜孜不倦、连续不断和不可调和的斗争。
　　怎么办？答案早已找到了：办法就是吸引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来保卫革命所取得的珍贵的成果。
　　这个答案是十分清楚的。不过只有在继续保持它的代数形式以前它才是清楚的。一旦我们试图从代数转到算术，用确定的算术数量来代替抽象的代数符号，换句话说，一且我们试图弄清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国内生气勃勃的力量”一词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不清楚的和几乎没有内容的了。
　　列宁的拥护者把不赞成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策略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算作居民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认为这些分子不可能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真正革命的纲领。认为有上述思想方式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反革命力量，即绝对不是生气勃勃的力量，这种看法就是从这种评价得出的逻辑结论。
　　反过来，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拒绝把我国工商业阶级算作国内生气勃勃的力量，因此他们把这个阶级的代表同革命民主派代表的政治联合的思想当作反革命思想加以否定。
　　他们中间另一些人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准备让革命民主派同工商业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他们不愿意听到关于人民自由党参加联合政府。他们认为这个政党是一个反革命的政党。
　　然而如果这个政党在联合政府中没有地位，工商业阶级的代表就会拒绝追随联合政府。因此关于我国“立宪民主党人”是否属于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就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我国革命民主派今后活动的整个方向取决于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九月十二日召集的会议一定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许多研究。我们不妨预先对它作些考虑。
　　按照我上面所下的定义，反革命分子是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地力求恢复被革命推翻了的制度的人。
　　让读者完全真诚地告诉我：能不能断定说，人民自由党会愿意恢复我国的旧制度呢？
　　只要仍然有健全的头脑，都会肯定说，这决不可能。
　　在我国旧制度下，人民自由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它对这个制度采取了反对立场。当目前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言论报》及其在国家杜马的代表在使居民不信任沙皇政府方面曾经做过不少的工作，今年春天，它又热情地参加了推翻这个政府的活动。我们没有材料可以允许自己认真地说，现在立宪民主党人根本改变了自己对旧制度的态度，并从它的反对者变成了它的拥护者。
　　有人提到科尔尼洛夫暴动时期《言论报》政论家们所提出的某些不正确的论调。
　　但是第一，远不是整个人民自由党都赞成自己的彼得格勒的机关报这个时期的论文。大多数人民自由党人对这些论文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第二，而且这些不成功的论文并没有反革命的内容。它们的作者们所提出的那些不正确的论调，完全没有证明人民自由党的彼得格勒机关报同情于恢复旧制度。
　　我们仔细地看了这些论调以后，只有权利这样说；如果人民自由党开始用《言论报》某些政论家对待科尔尼洛夫这类叛乱运动所采取的那种不能容许的软弱态度来对待这类运动的话，那么它很容易就会（不过它自己并没有发觉这一点）成为早就无疑地在力求恢复旧制度的那些社会力量的合作者。
　　历史上有不少这类不自觉的合作者的例子。吉伦特党人绝对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他们在同山岳党人斗争时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步骤，在各省进行了反对巴黎的鼓动活动，所以他们看到自己同保皇党人并肩行进时就感到惊讶和痛心。
　　不过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根据立宪民主党人既然赞成《言论报》某些政论家的错误，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会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合作者这一点，还完全得不出结论说，他们本身已经真正变成了这样的人。况且，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大多数人民自由党人已经发觉了上述错误，并且对它采取了坚决否定的态度。
　　虽然一个人并没有犯某种过失，但是如果他接受了连他自己也已经发现并且宣布是不正确的意见的那个错误意见，他就可能会犯这种过失，——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一点就对他进行谴责呢？当然不可以。
　　对个别人是正确的道理，在特定的场合下应用于整个政党也是正确的。
　　我知道有人会对我说，我本人已经成了“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反革命分子，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对这类蛊惑性的（而且是毫不雅致的）字眼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一刻也不会因此感到不安。
　　我要履行我的革命者的责任，警告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要犯极端危险的政治错误：因为如果它们犯了这种错误，就会严重地损害革命最迫切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