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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国会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七日《统一报》第一四二号)



  俄文复合词предпарламент不过是同一个意思的德文复合词Vorparlament的翻译。这就是说,预备国会这个概念(用更加合乎俄语精神的译法,译作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парламент)是从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史上借用过来的。当然,我根本没有任何意思反对从德国借用这些或那些概念,正象我不会反对从其他任何文明国家借用概念一样,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早已指出,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个别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会变成共同的财富,而且从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中会形成一个全世界的文学[1]
  只有一点使我有一些不安:德国的预备国会及其以后的国民会议本身并没有留下很光彩的名誉。真正的革命者(卡尔·马克思就是首屈一指的革命者)确有实据地谴责了这些会议的毫无作为和滔滔不绝的空谈作风。因此在我的头脑里,不知不觉地把预备国会这个观念同极端爱好空谈和毫无作为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不知不觉的观念结合使我感到忧郁。
  不过这没有关系!我并不迷信,我自己很好地懂得,“话伤不了人”,我指出的观念结合具有完全偶然的性质,而且它绝对不可能成为我国预备国会命运的不祥之兆,如果这种会议真正召开的话。
  其所以不可能如此,是因为决不应该谴责我们这些俄国进步活动家爱好空谈。我们会在开会时,在交谈中,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得象真正的斯巴达人一样。我们的发言即使内容非常丰富,也总是惊人的简短。甚至对于他们那种纯粹斯巴达式的简短发言,我们也不免要产生某种不耐烦的心情,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要从言论转向行动。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能对此抱其他的看法。
  总之,我国的预备国会不会受到毫无作为和爱好空谈的任何威胁。然而召开预备国会一事毕竟不会象肤浅的看法那样筒单。
  任何议会都是根据一定的法律召开的。试问:谁来颁布我国预备国会将据以召开的那个法律呢?
  其次,议会是立法权。它同行政权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产生一个新问题:谁来颁布规定预备国会同那看来将只起纯粹行政作用的临时政府之间关系的法律呢?而如果政府甚至在预备国会存在的时期还一定要保存某一部分立法权,那我就不知道,谁来规定这个部分的大小。
  这些障碍属于通常称为形式的东西,而且正是由于它们具有形式的性质往往受到轻视。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决不能轻视形式,因为在这问题上,法律形式是同政治的社会的内容密切地联系着的。
  我很清楚,既然具备必要的理智和善良的愿望,就不会有不能克服的形式上的障碍。不过问题在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得多的理智和善良的愿望。为了同上述障碍作斗争,必须从全国居民的利益的观点看问题,而不是从个别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的观点看问题。否则预备国会就不会产生任何好结果。这一点,完全不需要有预见的本领就可以正确地预言。
  如果我们愿意从全体居民需要的观点看问题,而不从这个或那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观点看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得十分清楚:预备国会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对国会代议制思想的恶毒的和愚蠢的嘲笑,如果只允许那些准备根据革命民主派的一篇声明同它达成协议的政党代表参与这种制度的话。预备国会决不可能成为即便是在极端民主的意义下的合格的国会。预备国会应当毫无例外地向所有那些被合法的选民认为必须选派进国会的“受爱戴的人物”完全敞开大门。否则根本不召开预备国会就更为合理一些。
  其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被派到国会去的那些受爱戴的人物将根据什么法律选举出来呢?
  对于这个十分自然的问题,我们只想到一个回答。
  根据普遍、平等、不记名和直接的选举法。
  不过在这里我看到新的困难。
  如果受爱戴的人物是根据我们全体民主派都珍视的四项著名公式选举出来的,那么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没可能向预备国会派遣自己的代表,因为这些代表不是根据直接选举法选举出来的
  我上面所说的话同样也适用于农民代表苏维埃。
  最后,这个论点在更大的程度上适用于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它在预备国会中的代表权也许是以三级选举为根据的
  您得同意,这是不小的困难。
  我不知道怎样消除它。亲爱的读者,您知不知道呢?要是知道,请说出来,我将十分感谢您。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70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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