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论联合的问题[1]
（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统一报》第一四四号）
同志们和公民们！目前的民主会议是为了解决关于革命民主派同包括人民自由党在内的工商业阶级联合的问题而召开的。在我看来，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立即在肯定的意义上解决它。因此我觉得本来不值得为这个问题而召开会议。
看来你们有另外的想法。你们认为必须开一次会，以便重新审议联合问题。我情愿承认你们是对的。但是既然你们已经开始交换意见，就必须严肃认真、有根据地进行。然而在这里讲话的某些发言人对待联合问题就不够严肃认真。说出这一点对我是不愉快的，但是可惜，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任何特定的问题，首先就要求对问题有正确的提法。这个道理无需证明，然而我所指的那些发言人对联合问题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并不想欺骗你们，他们自己就陷于错误。然而不正确的问题提法这个事实毕竟是事实，所以你们一定要警惕。
有人对你们说：不能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因为他们同情过科尔尼洛夫暴动。证据就是刊物上没有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这个证据在这种场合（即在民主会议上）本身就具有完全不适当的、猜测心思的性质。即便我们假定对这个证据根本不可能提出反驳，我们也得问问自己：
如果你们在《言论报》所发表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没有发表过的文章所产生的不愉快的印象下，决定拒绝同人民自由党联合，因此也就是拒绝同工商业阶级联合的话，你们这样做将有什么意义呢？
它可能具有的意义，要么是你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惩罚立宪民主党人，要么是你们虽然不想惩罚他们，但是对上述论文的内容十分愤慨，以致在你们看来，要同人民自由党交往在道义上是不可能的。
要整个党对两三篇文章负责，而且其中一篇还始终没有登载过，这种做法是不是公正呢？我看不公正。如果大多数人民自由党人用否定的态度对待了科尔尼洛夫暴动，并且在他们的其他一些机关报上发表了尖锐地谴责这次暴动的文章，那么这种做法就尤其不公正。
但是，我不过是顺带表示这个看法罢了；无论它多么公正，我也不认为它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就在于，在解决政治问题的时候，决不能以希望惩罚某某人为指导，也正如根本不能跟着这种或那种感情跑一样。
据说著名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讲过一句话：“尽管您的心里燃烧着革命热情的火焰，您的头脑还是应该由冷静如冰的政治考虑来支配。”这是一句极妙的话，不论它究竟是谁说的。人们常说，热情、愤怒、爱情产生诗人，冷静的考虑则产生政治家。这种考虑不应该建立在任何别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对国内当前力量对比关系的尽可能正确的理解上。所以，如果我们从上述力量对比关系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所感到兴趣的问题，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如果不同包括人民自由党在内的工商业阶级达成协议的话，革命民主派将无力保卫自己固有的事业，也不可能捍卫革命的成果。
有人对我们说，要同被人揭发参加科尔尼洛夫阴谋的那些人联合起来，是不可能的。我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知道，只有对那些将被认为是科尔尼洛夫阴谋的参加者说来才是如此。对于所有那些因为企图用暴力破坏革命所建立的秩序而将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的人说来，也是如此。从这方面说，那些因为参加科尔尼洛夫发动而使自己在法律面前名誉扫地的人，和那些因为七月三日至五日的风潮这个案件而受审讯的人[2]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我知道，我这些话会引起轰动，会使人咬牙切齿，但是我不能不对你们这样说，因为这些话反映着真理，而真理对于所有真正拥护革命民主派的人来说是有用的。革命民主派为了同整个国家的利益，以及同革命的利益完全一致的自己本身的利益，应当同样坚决地既和反革命企图进行斗争，也和无政府主义发动进行斗争。这是政治上的公理，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深入地认识这个公理，即使具有斯坦托[3]的声音，也不能用吼叫压倒这个公理。
所以，当然谈不上同那些也许是在科尔尼洛夫案件上弄得名誉扫地的人民自由党代表人物联合起来。但是问题究竟不在于同个别的、即使是名誉根本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士达成协议，而在于同整个政党、或者甚至是同整个阶级达成协议。至于立宪民主党，那么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说，人们揭发不出它有帮助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罪恶。我下这个断语的时候再次预见到，人们可能轰动起来和咬牙切齿，不过我且引证一下梁赞诺夫同志的活。他在发言中对人民自由党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可是他在扮演严厉的控诉人角色的时候究竟揭发了它什么呢？揭发的是：它的一个成员写了一篇编辑部没有刊登的文章，而其他某些成员则打算发表某种讽刺布尔什维克的漫画，这种漫画（如果我没有记错）也没有问世，只是原因或许和上面提到的文章不同罢了。
同志们和公民们，你们会同意，这一点既不足以使我们对一个党进行刑事追究，也不足以使我们拒绝同它进行关于协议的谈判。
问题在于革命民主派需不需要同人民自由党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在目前形势下，需不需要同工商业阶级达成协议？我已经说过，需要。而且凡是不认为俄国已经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时代的人，都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革命民主派强大得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独自挑起同国家所面临的许许多多极其严重的经济因难和其他各种困难作斗争的重担，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革命民主派否定同工商业阶级联合的思想，就会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这对它，因此也对革命，本来就是极端危险的。但是危险更由于莫斯科市长鲁德涅夫同志在他的演说中指出过的下面一个情况而增加了。
用他的话说，“过去始终是整个俄国革命的行动路线的革命民主派各机关的行动路线，从某个时候起在一定的程度上就不再是这样的了。”鲁德涅夫同志指出：“我之所以要作这个负责的声明，因为我认为在我国民主会议上对这种情况闭口不谈，就会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官方的谎言。这个转变的时刻发生在彼得格勒七月三日至五日的事件和击溃加里西亚的波兰人以后。从这个时刻起，广大的居民阶层、广大的觉悟不高的分子无疑正在离开各苏维埃指出的行动路线。这种形势由于各苏维埃最近采取的那个方针而变得特别严重。革命民主派有责任考虑这一点，因为全国已经考虑过这一点。如果这个路线成了中央政权组织的基础，那么上面指出的民主派先进部队和广大群众之间的裂缝就会加深。这种裂缝对革命说来会是极有害的。”
这就是说，我国民主派如果开始使自己孤立于工商业阶级之外，就注定会继续实行自己的行动路线，使自己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然而它只有从人民群众那里才能获得自己的力量，象古代的安泰[4]只有接触到大地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力量一样。这种双重的孤立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除了垮台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革命民主派正在遭到悲惨的覆灭，这种覆灭同时也是革命的覆灭和——这一点在当前军事时期也不应该忘记——德帝国主义、所有这些一想到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企图就总是疯狂愤怒的兴登堡们、米哈埃里斯们、威廉们以及其他容克贵族之流的胜利。你们希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呢？哪怕是一分钟假定希望也是奇怪的。然而如果不希望，那么你们就必须仔细地想一想鲁德涅夫同志根据实际经验而得出的下列见解：“无论我们的经验多么少，我应该说，我们的全部工作、复杂的市政组织的全部日常生活，都是建立在联合原则的基础上的。政府的实际工作也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调整各个地区的整个生活的中央，建立在别的原则的基础上，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的确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如果不同工商业阶级联合，那就只能设想革命民主派的双重孤立，这种孤立必然地会使它垮台。
为了国家和革命事业的利益，必须联合。这一点应该承认是完全无可争辩的真理。不过承认这一点以后，我们又会遇到一个实质上同样重要的新问题。根据什么条件革命民主派才可以同工商业阶级实行联合呢？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新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阶级最关心革命的胜利，如或用另一句话来表达同一个问题则是：什么阶级在革命遭到覆灭的场合受害最大。我肯定地认为，在这种场合劳动群众的利益受害最大。而且我相信，即使参加现在这次会议的那些不同意我的发言的其余部分的人，也不会反对我这个看法。但这不过是逻辑上一定这样罢了。如果劳动群众的利益因为革命的覆灭而受害最大，而且如果革命的覆灭是革命民主派受到孤立的必然后果，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
劳动群众有觉悟的政治代表不应该向工商业阶级的代表提出显然是这个阶级的经济本性所不能接受的那些条件。不能要求工商业阶级不再是工商业阶级转而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如果向它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意味着预先有意识地排斥同它达成协议的思想，因为任何协议都要求互相让步。
俄国劳动居民的代表们之所以应该作出让步，不是因为他们不珍视这些居民的利益，相反，而是因为他们珍视它。让出部分比丧失整体要好些。而且如果革命民主派的孤立有使我们的革命遭到覆灭的危险，那么十分明显，只有年纪虽然不小可是政治上仍然幼稚的人，才会把革命民主派为了不被孤立而作出的那些让步看成是这一派的罪过。
除了联合就没有办法可以从内部敌人，即从反革命分子手中得救，也没有办法可以从外部敌人，即从威廉皇帝和他的附庸手中得救。
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报》早已坚决地提出这个主张。我荣幸地在这篇由于疾病而不允许我亲自向你们发表的演说中，向你们重申这个主张。
[1] 格·瓦·普列汉诺夫因病未能亲自参加彼得格勒民主会议，这篇演说在九月十八日的会议上宣读。——原编者注
[2] 指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注
[3] 斯坦托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个英雄，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他的声音就力量来说等于五十个人的声音。一一译者注
[4] 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的母亲是大地。他战斗时，只要碰一下母亲，就会获得新的力量，成为无敌的勇士。有一次敌人把他高高举起，使他无法接触地球，于是他就被掐死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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