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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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相逢

（一九一七年十月六日《统一报》第一五七号）

　　我回到祖国以后不久，维拉·查苏利奇告诉我一位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在同我国革命民主派极端分子的某个代表的谈话中说过的一个俏皮的意见。一看到现在泛滥整个俄罗斯土地的无政府状态，我就想起了这个意见。但是因为我只是从第二手那里知道它的，所以我就用自己的话转述出来，我只保证意思不错。
　　如果地球是无限的平面，那么，从某一点向左运动的一个物体经常始终会处在这一点的左边。可是既然我们的行星是有一定大小的球体（其实是旋转的椭圆体，不过在这种场合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一个物体从某一点向左运动，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必然会处在这一点的右边。
　　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球面运动的辩证法。政党运动的辩证法也是这样。看一看我国革命民主派分子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活动，是容易相信这个道理的。
　　这些分子经常企图“加深革命”，他们越来越“左倾了”。同时他们因为自己的“左倾”而骄傲得了不得，刻薄地谴责所有对这种倾向釆取不信任态度的人犯了亲立宪民主党人、小资产阶级作风等等死罪。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在我国革命运动仿佛最先进的代表的“左倾”中开始表现出“右倾”的迹象。在克舍辛斯卡娅私邸和（如果我没有记错）杜尔诺沃别墅发现大量多少涂有鲜明的反犹太人色彩的黑帮书刊一事，已经可以使俄国社会生活的公正的观察者产生这样的思想：经常“左倾”的过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看来实际上会转化为自身的对立面，即转化为“右倾”的过程。
　　但是，克舍辛斯卡娅私邸里藏有大量黑帮书刊一事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可以假定，这是未经发现和同意就擅自钻进“极左派”队伍中的一个或几个黑帮挑拨分子干的勾当。我本人准备接受这个假定。但是还有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我们不容怀疑：随着速度不断地增长，“左倾”就会变为“右倾”。几乎每一家报纸的几乎每一号上都登载着一些消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农村中，农民们破坏地主的房屋，烧毁其中收藏的书籍，消灭地主仓库中堆集的粮食，拆毁他们的医院和学校。总之，农民们使自己同地主的阶级斗争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由于这种性质就使得阶级斗争变成反对彼得大帝的改革的一种野蛮的反动。在城市里，随便左右局势的人就是喝醉了酒的士兵，象不久以前尔热夫的情况那样，他们正在演出有时以屠杀犹太人为终场的暴行。（唐波夫、哈尔科夫等等等等）。两极会相逢，而且看来两极最终相逢的时刻不远了。果然不出所料，公开要求恢复旧政治制度的反动派的走狗，都最积极地参加了屠杀犹太人的罪行。难道这不是向右转的运动吗？
　　有人对我说，发生这种事同任何革命民主派分子的活动亳无联系，革命民主派本身就谴责人民群众的自发发动。但是，虽然革命民主派也谴责这类发动，然而不能否认这些发动同革命民主派的某些分子的活动却是有联系的。
　　例如梁赞省拉年堡县就发生过而且看来至今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那里，有些宣传员开始怂恿农民们：

　　“必须立即夺取土地。资产阶级已经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了，并且赶跑了切尔诺夫。夺取土地吧，现在还不晚！”^[1]

　　不知道在愚昧的农民群众中散布这些口号的宣传员是谁。我可以相信，他们甚至不属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最革革革命的最高纲领派。我准备承认，他们同列宁分子的党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读者，您们怎样想呢：为什么他们认为拿切尔诺夫先生辞职这件事来煽动群众的情绪是适当的和有益的呢？难道不是因为在我们这位不久前的“农民部长”的指示中，他们可以听到农民必须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的明显暗示吗？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可不可以断定，我国革命民主派中间没有应对农村中发生的那些使我们回忆起斯捷潘·拉辛和叶米里扬·布加乔夫^[2]时代的风潮负责（哪怕是负一部分责任）的人呢？
　　其次，关于在城市中胡作非为而且有时向居民征收真正的战税的士兵的心理有什么可以说的呢？谁要以为这种心理的最可悲的特点的产生同某些革命民主派分子对士兵的影响无关，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试回忆一下同德国人的联欢。列宁分子鼓吹过联欢，而半列宁分子（按照自己的习惯，不十分坚决地）附和了列宁分子。我们的士兵们很愿意听联欢的宣传，而且象大家所知道的，还热情地实行了联欢。但是联欢的宣传同时也是最激烈地破坏军事纪律的宣传。没有纪律的军队是什么呢？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和写过：这是野蛮的腐化的匪帮。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极左的党的某些分子远不只是用联欢的宣传破坏了士兵心中的纪律感。既然如此，那么喝醉的士兵们由于自己胡作非为而使我国城市的和平居民产生恐惧，并且只有在政府用武力对抗他们的暴力时才得安静下来，这就毫不奇怪了。（不过这种情况远不是经常发生的）
　　说来觉得惭愧，不说又是罪过（很大的罪过！）：我国某些极左派分子无疑应当对现在（这真是我们的耻辱和不幸）从俄国的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的那个无政府主义反动运动负相当大的责任。
　　这些分子对革命事业胜利的不能替代的条件理解得太糟了，因而给这个事业造成了难以补救的损失。
　　当我国革命实现的时候，他们曾经开始谈论加深革命的必要性。为了加深革命，就象加深任何其他社会运动一样，需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俄国并没有必要的客观条件可以加深由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意义的革命。甚至列宁分子有时候也不得不同意这一点。而半列宁分子则很少否认这一点。可是另一方面，我国很多革命者都坚持这样一种信念，相信即便只是在某些场合放弃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也会背叛阶级斗争的原则。资产阶级是十分关心在我国建立法制的，因此它不可能同情反革命。但是为了替自己那种拒绝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的态度辩护，我国极左派几乎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开始鄙视资产阶级，把它看成是反革命势力。于是出现了对当前战争的责任问题的错误看法，按照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教条，这个责任同样地由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承担，经济上落后的俄国也不例外。因此甚至半列宁分子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也接受了这样的策略，好象他们认为可能存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似的。这是不合逻辑的。然而他们所采取的不合逻辑的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最强烈的印象。既然经济上极端落后的俄国使这些广大的群众暂时还完全不能自觉地和有组织地进行社会主义运动，所以我们的“极端的”宣传家们，不得不依靠群众性格中那些代表着可悲的黑暗时代和奴隶制时代可悲的遗产的各个方面。然而他们越是向群众性格的这些方面求援，他们就越向往那些自发的发动，这些发动正象我上面所说过的，乃是对彼得大帝的改革的野蛮的反动。十分自然，随着这种发动就开始传出了直接号召恢复旧制度的声音。这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里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这里一切都是合乎逻辑地从一种现象中产生出另一种现象。革命民主派的敌人们看到了它的一些严重错误，现在他们决心高呼：“打倒它，钉死它！”
　　我们这些属于革命民主派的人当然不会重复这个反动的口号。我们批评民主派的错误，不是为了谴责它该钉死。相反，我们高呼：
　　革命民主派万岁，但愿它放弃那使它自己的事业和整个国家有遭到彻底毁灭的危险的一些错误。
　　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它会放弃注定要使革命的“左倾”变成反动的“右倾”的那个策略。

^[1] 《人民政权》，第一三二期。——著者注

^[2] 二人为俄国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