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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论群众路线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切的词句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他要我们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以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我们同志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领会和切实执行。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地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而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靠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联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有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锋队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呢?

  首先,就是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

  在我们党内,公开的自发论,公开主张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论”,公开主张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是没有的。但是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们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损失或失败。此外,还有些同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质的错误。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军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属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惫,老一套,安于现状,任期自流,丧失上进之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领群众力求前进;违反领导与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的错误的意见,而跟随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后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倾向,是要使我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不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许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革命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作。其中最恶劣的作法,就是他们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错误、缺点和怀典型,加以批评、斗争和惩罚,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统化,奖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传播好的经验,以鼓励党员和人民前进,同时既可以克服那里的错误、缺点。他们到处打击人,简单地用命令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取群众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而强迫别人依照他们的办法行动。这种倾向,是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并要引起群众对于他们、以至对于党发生怨恨。

  除开上述两种倾向外,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中发生了。这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终日饱食,无所用心,只知道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杀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权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是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上,用命令主义思想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统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觉与自动。其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署的群众纪律,不热爱人民,强迫、打骂人民群众,使军队脱离人民群众。再其次,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在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企图照军阀那样把军队摆在政府之上,企图以军治政。很明白,这种倾向,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之所以在我们党内产生,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份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份,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成为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致在我们党章的总纲上也提到了它们。将来革命愈扩张,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会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应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躯体。

  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消除上述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了,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可能发生某些部分的暂时的不调和现象,但不能设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路线却是不正确;反之,组织路线正确了,政治路线却是不正确;要把两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来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巩固地建设起来。

  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只要是忠于服务并多少著有成绩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们负担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员与伙夫马夫等职务,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们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损失。凡*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该是正确的,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损害人民的利益,即要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说,我们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们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轻率态度,都应有严肃的负责的态度。

  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即是说,我们党员受了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进了最后与最大的责任。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最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马虎敷衍。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党的统一是必须保持的,因为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与纪律,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与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纠正,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纠正任何缺点与错误。因为任何缺点与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上说: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由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并且举出自己的先锋队,在先锋队的指导下,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去斗争,自己去争取,然后群众才能自觉地去获得斗争的过世,并保持并巩固这种果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否则,人民的敌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的利益,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赐”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组织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但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因为只有做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迫切需要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因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代替他们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因为这种脱离群众的“英雄好汉”不能成就任何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要去启发群众的自觉,要去指导群众的行动,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有预见,对于各种问题必须有预先的计算。就是说,必须是先觉者,才能觉后觉。我们同志除开完全忠于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还必须是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启发群众自觉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为了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地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向敌人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识,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识,群众,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育群众。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中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经验中搬进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平常的人,常常比我们某些高级机关原来更接近于真理得多。”

  “为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光靠我们的经验,光靠领导者之经验,还是远不够的。为要实行正确的领导,除有领导者之经验而外,还须用党员群众之经验、工人阶级之经验、劳动者之经验、所谓‘无关重要的人’之经验以补不及。”

  为要做到这一步,“一定要领导者是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定要领导者者是与党员群众、与工人阶级、与农民、与劳动知识分子有极密切的联系。”

  “与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随时都决意倾听群众之意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之力量所在及其必胜不败之原因。”

  这是斯大林告诫苏联共产党的话。这是一条普遍真理。

  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而为要使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否则,任何一件领导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与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有些同志只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看成是群众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群众工作,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

  我们党内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军队本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军队又只是为人民服务的。

  自然,各种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会、农会的工作方式,和党的、军队的工作方式,应该有所区别。但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

  自然,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我们同志应从各种工作的岗位上,直接地去为部分的、具体的人民服务(如为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个机关的职员、一个部队的士兵服务,以至只为几个人服务等),而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因此,我们同志必须正确理解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间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同志必须同时具有部分观点与全局观点,只照顾部分不照顾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顾全体不照顾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部分的暂时的利益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使部分的暂时的利益服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这就是说,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否则,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暂时的利益上,反对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而从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上脱离人民群众。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决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仅仅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才能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我们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看不见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分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口号,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启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觉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领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经验,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经验来做一般号召的内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要照顾全面,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摘录《论党》第46~68页,一九五〇年解放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