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全球阶级的形成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第一节全球阶级的形成：从国家阶级到跨国阶级
第二节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一些经验参考值
第三节通向跨国霸权

　　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1776年）一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公民，这句话真是不错”。“究竟在何处营业的问题，在他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他们对甲国感到一种厌恶，哪怕极微小，亦可使他把资本从甲国迁到乙国。跟着资本的迁移，资本所维持的产业，亦必移动。”^[1]两百多年之后，吉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尔·泽恩（Al Zeien）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在不同国家运作”，但“全球公司把世界视为一个单一国家。我们知道阿根廷和法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我们却同等对待它们。我们向它们出售同样的商品，采用同样的生产方法，并且使用同样的企业政策。当然，我们甚至还会用不同的语言来做相同的广告"。^[2]斯密和泽恩都指出，资本家是在积累利润的驱动下才将触角伸向全世界的。但把这两段话并列放到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关键性转变，即从斯密在讨论商人对国界漠不关心时所暗示的基于国家之间贸易和金融流动基础之上的世界经济向泽恩所暗示的以单一全球生产体系的出现为特征的全球经济的转变。斯密提到商人“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移动，从而抓住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国际化的进程。而泽恩作为一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董事长，则对跨国公司（multinnational company）与全球公司（glabal company）进行了区分。为此，他提到了跨国化进程，我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跨国阶级的形成是全球化的核心，它包含了跨国资本家阶级（TCC）的崛起。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正在崛起的全球生产体系对生产和领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鉴于各个国民经济都重组和融入新的全球生产体系，因而民族国家、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修正。本章我所要强调的是，跨国阶级的形成较少受制于民族国家的领土和政治管辖权，而更多受制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我在第一章讨论了生产的全球化。在本章和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会更加关注其社会和政治含义，尤其是关注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正是生产的全球化为阶级的跨国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提供了基础。
　　为什么研究跨国阶级的形成会如此重要呢？人们普遍认为，社会阶级是社会的基本范畴，阶级分析已经融入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之中。但阶级也是社会科学中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学者们很少能就其确切含义及解释功能达成一致。在20世纪晚期的一段时间内，正如斯科特·麦克诺尔（Scott McNall）、朗达·利文（Rhonda Levine）和里克·方塔西亚（Rick Fantasia）在他们于1991年出版的《阶级复兴》（Bringing Class Back In）一书中所详细分析的那样，阶级研究似乎被排除在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本位观”之外。在我看来，不运用阶级分析法而要理解社会是绝不可能的。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急速的社会变化使得阶级分析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强化。阶级分析错综复杂，它本身并不能独立解释社会结构的各个不同层面。阶级分析补充和丰富而非取代了其他类型的分析，例如种族分析和性别分析。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既不能在独立于阶级的情况下而加以理解，也不能简化为某一个种类。它们在内部是相互关联的，即它们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更大的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理解（参见第三章）。随着世界各地的人都被卷入跨国阶级关系，新的社会等级、分裂及各种不平等便出现了。关注这一新出现的全球统治阶级，对于我们理解这些关系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至关重要。例如，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家阶级一直以来——甚至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跨国化阶段——都在依赖不计报酬的妇女劳动和创造可以对其进行过度剥削的种族劳动力资源。正如阿都·拉曼·恩蒙（Abdul Rahman Embong）所指出的，研究这种跨国阶级关系充满了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其中包括“过度使用某人的概念的倾向"。^[3]
　　我的关于全球阶级形成的理论强调三个维度：跨国生产与资本一体化；国家和跨国资本家的阶级分层（class fractionation)；以及利用葛兰西有关霸权与历史集团的概念来解释阶级集团是如何构建和争夺社会秩序和政治目标的。这一理论招致一些批评，^[4]但我绝不是第一个坚持认为资本家阶级已经开始转变并且这一转变与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的资本国际扩张密切相关的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讨论了“国际资本家阶级”的崛起问题。例如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70年代早期便指出，“国际资本家阶级正在形成，这一阶级的利益存在于整体世界经济以及允许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国际私有财产体系之中……资本家阶级中那些最强大的部分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未来在于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缩减”。^[5]理查德·巴奈特（Richard Barnet）在他们1974年里程碑式的著作《全球通达：跨国公司的权势》（Global Reach: The Power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一书中强调指出，跨国公司的扩散已经孕育了一种新的国际企业精英。1977年，沃尔特·戈德弗兰克（Walter Goldfrank）在总结60年代和70年代的著作时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们本身正在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阶级”，“对世界层面的阶级结构或阶级分层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6]
　　随着全球经济在20世纪最后十年越来越备受关注，学者们开始接受如下观点，即有关阶级的研究必须将跨国阶级关系考虑进来，^[7]其中几位学者还转而研究跨国阶级的形成。在这一领域的先行学者中，包括了荷兰政治经济学家基斯·冯·佩吉·奥（Kee van der Pijil）。^[8]他以功能为基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分层进行了分析（我将在下文具体讨论分层这一概念）。基斯·冯·佩吉奥指出，不同资本家集团的国际化以及它们的政治目标是资本跨国扩张的结果。他在国际层面上提出了具有国际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控制的综合概念”的观点。就国际关系中的意大利学派而言——之所以将其命名为意大利学派，是因为它把20世纪早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来——它开始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逻辑范畴的全球社会形态加以理论化。^[9]根据意大利学派中一位重要人物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意见，“一种新的全球阶级结构”已经开始出现。^[10]另一位重要人物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继续这一命题的研究，确认存在一个“正在发展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分支（class fraction）”。^[11]但是在有关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存在这一争论中，走在最前面的恐怕是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最近几年，斯克莱尔写了很多有关“全球体系理论”的文章。^[12]在他的理论中涉及跨国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新阶级，它由几类社会群体，如跨国公司的执行总裁，“正在被全球化的官僚、政客和专业人员”，以及媒体和商业领域的“消费主义精英”组成。^[13]
　　尽管我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斯克莱尔，^[14]但他与我的观点最为接近，并且我认为在构想资本家阶级越来越不受领土束缚和不被国家间竞争所驱动方面，他走得最远。这一点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命题而言至关重要。阶级分析的关注重点通常局限于国家社会内部的阶级。这些分析常常以如下假设为前提，即阶级的形成取决于不同国家社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条件。这种关注重点在历史上可能被证明是正确有效的，但全球化已经使其变得不再合适与充分。实际上当学者们在考虑跨国阶级关系时，大多数人仍旧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阶级概念来进行研究。典型的关注重点集中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它通过资本和与之相伴随的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在国际体系层面与其他国家的阶级在外部进行了聚合。世界统治阶级的形成被认为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在国际上相互勾结和随之产生的国际联盟。如果在过去，不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彼此之间会存在激烈竞争，但现在他们可能会相互勾结。从这方面来看，资本家阶级仍被严格限制在国家层面；过去那种将国际化视为不同的资本国家集团相互竞争的观点，如今只是做了稍微的修改，以适应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相互勾结。但是全球化迫使我们必须对阶级分析中的某些根本前提进行修改，尤其是从定义来看，阶级依附于民族国家这一观点。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全球化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崛起创造物质条件，而这一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将会超越国家层面。

第一节全球阶级的形成：从国家阶级到跨国阶级

　　阶级形成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它指的是社会的阶级结构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变化，其中包括新的阶级集团的产生和旧的阶级集团的衰落。我所理解的阶级是指这样一类群体，他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拥有共同的生产关系，并在社会权力斗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而得以形成。这一阶级概念运用了两极对立的观点，也就是说，阶级之间彼此对抗，并以另一极为基础而得以形成，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农奴阶级和地主阶级都是如此。两极中的一极只有与另一极发生关系时才有可能存在。没有奴隶就不会有奴隶主，没有工人就没有资本家。但是阶级的概念也可以被用来对某一阶级内部的特定集团，即阶级分支（class fraction）进行分析。例如，对资本家阶级的分析就包括确认三大分支的利益：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家是指那些拥有或组建起工业企业的人；金融资本家是指那些操纵金融体系的人，如银行家、货币投机者等；商业资本家则指那些操纵贸易或销售流程的人。最近，研究者认为在互联网和网络公司时代，信息资本家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个新的分支。我所提出的跨国阶级的形成这一命题的核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国家阶级和跨国阶级分支之间，正在产生一种新的阶级分层或阶级轴线。
　　对跨国阶级的形成进行分析，必须先从在对抗性阶级的形成中具有基础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基于这些关系而出现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特定阶级或阶级分支，如跨国资本家等开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某一特定社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结构，最好从分析该社会当时盛行的经济和社会生产关系入手。我们可以在封建经济中找到地主和农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找到资本家和工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还可获得额外的收获，例如，在某个时期内资本的哪个分支居于主导地位，在农业领域从事工作的人属于农奴、自耕农还是赚取工资的工人。我认为，最近几十年生产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张，共同成为跨国阶级形成过程中的物质基础。
　　但经济研究仅仅是阶级分析的一个起点。阶级并不是在一个体制、政治和文化的真空中形成的。马克思在其阶级分析中清晰地把阶级界定为相对于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集体立场。但他也提出，阶级的存在取决于其塑造一个集体的政治或文化主体主义，亦即自我表现的能力，阶级的形成包含相互敌对阶级的构建。换句话说，阶级的形成包括集体动因（collective agency）。这一辩证概念在马克思有关“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观点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并在有关阶级的现代著作，尤其是在英国已故历史学家爱德华·P·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自在阶级是指其成员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处于相似的位置，而他们本身并未意识到他们的集体环境，也并没有在这一环境的基础上进行有意识的行动。自为阶级是指其成员意识到他们形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特殊群体，并且为了实现这些利益愿意集体行动。因而，对阶级形成的研究包含了结构与能动性（structure and agency），或客观与主观的分析层次。前者与形成和界定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相关；而后者由于具备了目标性和意识性，从而给形成社会进程和物质关系的发展方向带来了影响。
　　我很快就会回到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中的结构和能动性这一问题上来。但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尽管历史上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形成过程可能通过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而得以完成，但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直至最近，随着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开始反对跨国或超国家一体化的趋势，资本作为相互竞争的个体资本的总和这一现实，以及它们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作为一种阶级关系的具体存在，主要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换一种表述方式，在由国家经济体所组成的世界中，阶级是围绕国家的积累循环而形成的（见图1-1）。在此，我们可以重点强调一下资本循环在阶级分析中的重要性。资本循环这一概念在第一章已经有所介绍，马克思通过M-C-P-C’-M’ （M代表货币，C代表商品，P代表生产，C’代表新商品，M’代表循环开始时比现在更多的货币，它代表着积累）这一公式对其进行了表达。这一循环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同时也是由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所形成的。正是围绕这一循环，特别是M-C-P-C’-M’，阶级才得以形成，阶级斗争和政治过程才得以展开，国家才试图为这一循环的再生产创造普遍条件，文化进程才得以发展，等等。我曾经强调指出，在早期“肤浅的一体化”阶段，资本循环的第一部分以M-C-P-C’’发生在国民经济内部。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之后，利润返回国内，便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在全球化背景下，P越来越被分散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因而整个循环的第一部分对M-C-P也被分散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全球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其市场也是世界性的。利润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全球财务系统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一全球财务系统与先前阶段的国际资金流动存在着质的不同。要想进一步对此进行分析，目前我们需要重点强调的是：随着整个循环变得跨国化，阶级、政治过程、国家以及文化意识形态过程也随之变得跨国化。由于国家性的资本循环变得跨国一体化，这些新的跨国循环成为世界范围内阶级形成的基点。在新的时代，阶级和集团关系的轨迹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全球体系。

1．资本从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一下资本循环跨国化的政治意蕴。正如我在第一章所主张的，由于新技术的出现、生产的全球性改组，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解除民族国家对全球市场运作的束缚，资本已经极大地从民族国家的空间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民族国家是阶级和社会群体之间围绕财富分配、社会安排和政治目标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场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通过民族国家体制就社会剩余而彼此进行斗争，并力争利用民族国家（政府）来攫取这一剩余的份额。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资本积累中的分配过程重新进行了界定。这就意味着与早期相比，资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出的财富循环越来越与生产脱离联系，越来越直接地摆脱政治和体制的控制。这表明全球化也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民族国家再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再也不是阶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体制“容器”。
　　通过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194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所做的分析，我的观点会更加清晰。波兰尼总结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民族资本主义成熟期间，在国家和资本、社会和市场力量之间所产生的历史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受管制的市场开始肆虐，并开始赤裸裸地掠夺利润。猖獗的市场力量严重破坏了个人和集体所赖以生存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机构。例如，农场主和牧场主失去了获得农场和牧场的保证，因为土地变成了私人财产。当社区被注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则和韵律后，互惠和集体福利的古老风俗便遭到破坏。结果便是波兰尼所说的，19世纪欧洲出现了“脱嵌”于社会的经济，市场也随之摆脱了社会的束缚。但社会对肆虐的市场力量的回应是，聚集力量反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这一反对不受束缚的市场力量的社会剧变被波兰尼称之为“第二次运动”（第一次运动是指市场摆脱社会束缚），它带来了对资本主义力量进行“社会监管”的措施。在波兰尼看来，社会监管能够降低市场的有害影响，其范围涵盖从政府对资本的合法监管和限制到社会福利措施、最低工资保障，等等。
　　对波兰尼的分析进一步引申，我们现在便可看到另一个“大转型”，即跨国资本主义的成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似乎正在全球层面上复制波兰尼所谓的历史发展的顺序。生产过程及其伴生过程的全球分散化和碎片化正在全球化经济下展开（现在又回到了我此前的论断），从而对民族国家资本积累的分配过程进行了重新界定。这一过程也使得围绕在社会生产过程周围的国家凝聚力变得碎片化，并且将生产地点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跨国空间。市场自我监管的“乌托邦”曾在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所产生的“双重运动”的控制下出现过，如今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解除民族国家对（跨国）资本的控制，这一“乌托邦”又重新出现。这一解放有助于使新近出现的跨国资本摆脱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阶段社会力量所强加给它的妥协与义务。它显著地改变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并且在全球层面上产生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力量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干涉以及对经济政策的主导这两方面能力的不断减弱，反映出跨国资本已经获取了超越民众阶级的新的力量。
　　让我们对这些命题进行“解压缩”。这会帮助我重申我的观点：在19世纪晚期产生“双重运动”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当时资本在领土、体制和其他与民族国家体系相联系的限制面前，面临着一系列束缚，这就迫使它与工人阶级和民众阶级达成历史性的妥协。这些阶级可以要求民族国家对资本权力进行限制，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施加社会控制，并且在流通阶段重新分配财富，这是因为民族国家的自治程度较高，且内容不断变化，从而能够在分配阶段进行干预，以此获取和重新分配剩余价值。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把这一历史性的妥协称之为“福特主义的阶级妥协”。^[15]这一妥协所采用的形式是：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建立凯恩斯主义或实施新政，实行福特制生产；在边缘地区，则是它们在第三世界的变体，即建立各种“发展主义”国家和采取多种民粹主义计划（简单而言，在重新划定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也可以套用这一模式）。
　　我为什么要进行上述分析呢？我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围绕福特制得以组织起来。在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福特制模式的过程中，政府、大学、企业、工会和其他机构均采用了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他们尤其笃信凯恩斯的如下观点，即认为政府应该借助监管和刺激，以及通过税收、信用体系和其他机制来获取和重新分配剩余价值（财富），从而干预生产和分配过程。按照这一方式，政府可以克服危机，确保长期增长和就业，并且稳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什么会同意这一安排呢？首先，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其次，鉴于社会对无序市场力量的反抗以及面临进一步阶级斗争的威胁，资本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财富重新分配、监管和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达成由（民族）国家主导的阶级妥协基础之上的一种积累模式。在整个20世纪，各种资本主义积累的凯恩斯模式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传播到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地区。而这些前殖民地地区倾向于沿着极端的凯恩斯路线来寻求发展模式，这通常被称为“发展主义”或民粹主义计划。北方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和南方的发展型国家均能够通过干涉主义机制（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是可行的）来获取和重新分配剩余价值。
　　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民族国家不但在协调阶级关系方面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并且还是阶级形成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政治决定性因素。从属阶级通过民族国家来协调它与资本的关系。资本家阶级在民族国家的保护下得以成熟，并且在对抗敌对的民族资本的过程中攫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国家表现为阶级和集团的联合，它们被融入民族国家的历史集团之中。这一时期，世界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福特主义的妥协”：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其形式是凯恩斯主义或新政国家以及福特制生产；在边缘地区，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主义国家和民粹主义计划，一些人将其称之为“边陲福特主义”。
　　全球阶级形成的过程并非是超越历史或预先注定的，它就像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一样逐步展开。如今，它正在被全球化所取代。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受限制的转型期，其中我想着重指出的是，新的结构和关系正在形成，而不是已经完成。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资本的全球流动既改变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又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当前所发生的是跨国阶级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抑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民族国家所发挥的协调作用已经得到了变更。一言以蔽之，一个全球阶级结构正凌驾于国家阶级结构之上。随着国家的生产结构日益跨国融合，那些通过民族国家而得以发展组织结构的世界阶级正经历着与其他国家的“国内”阶级进行超国家融合的过程。全球阶级的形成包括世界日益分裂成为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即便全球劳动仍旧沿着跨越国家边界的新旧社会等级保持着高度分层。此外，全球阶级的形成还带来了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对世界政治造成一定的影响。
　　很显然，全球无产阶级以及更普遍的从属群体被卷入跨国阶级形成的过程之中。一个跨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现实，成为自在阶级，也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跨国生产链或积累循环成为统治集团和从属集团跨国阶级形成的基点。那些参与全球化生产过程的某些阶段的工人被分散到全球各地，然而他们可能都是相同积累循环中的一个部分。过去，工人们参与国家生产过程并属于国家工人阶级，现在则通过一种更具组织性的方式而彼此连接在一起。例如，在新的全球经济安排下，工人们成为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一个横跨整个世界、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单一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这些工人被分散到几个国家来联合生产一辆汽车——例如福特汽车的生产就分散在加拿大、韩国、西班牙、美国和墨西哥——他们就像民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内部的工人那样，作为同一阶级的成员在相互之间存在内部联系。
　　但是这一新出现的全球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自为阶级，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必然能够形成或组织成一个有意识的阶级，而其原因与民族国家的连续存在和不平衡发展有关，这一点将在第三章中进行涉及。全球化的排他性过程，尤其是后福特体制的重构和新的资本—劳动关系，正在将全球工人阶级分成几个大的组成部分。因此，我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讨论也只是局部的。整体陈述必须首先考虑阶级斗争和社会生产关系演进的因果决定论，并且还需要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另一面，即全球资本家在剥削阶级的基础之上的重构的影响包括进来。在此，我同意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奧·奈格里在他们的著作《帝国》中对全球无产阶级的定义：“从大的范畴而言，无产阶级包括那些其劳动直接或间接被剥削，并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则的那些人"。^[16]正如他们所言，从工人和穷人的角度来讲，一个新的全球无产阶级的出现是一种潜在而巨大的积极发展趋势，因为它打开了抵制和解放的可能性。这是另外一项研究（我建议读者去阅读这一著作）主题，我将在最后一章对此进行简单的论述。

2．跨国资本家的崛起

　　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预言性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提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特性，以及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改革范围的驱动力。他们认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7]这可能是在全世界都被经常引用的一段话。但是对马克思以及其后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尽管资产阶级是一种全球性的代理人，然而由于它是在特定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形成的，因而其组织结构仍然是国家性的，且注定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阶级。20世纪早期，列宁、尼古拉·布哈林、鲁道夫“希法亭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为竞争型国家资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被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激进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干涉研究等带入了20世纪晚期。
　　根据这一观点，资本家阶级是通过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边界而得以形成的。因此，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资本之间的竞争使不同民族国家的资本家集团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采取了竞争的方式（根据情况的变化，也会采取合作的方式），具体表现为国家间竞争、对抗甚至战争。这些早期的帝国主义理论并非空洞的理论，他们被用来解释世界上的历史性事件，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同时也用来指导实践，例如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被认为将矛头直指某些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脱离历史，相反，它们都是对历史现实的理论概括。实际上，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大多数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动力学都可以通过国家间对抗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动力学来加以解释。
　　早期帝国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们未能认识到它们所提到的现象具有历史特定性，它们倾向于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世界阶级形成的动力学中得出一种超越历史的结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体系和当今时代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唯一可能的政治形式；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特别是以手边的主题，即资产阶级为例——社会阶级必然是沿着国家边界而得以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直到最近，它们仍是某种必须被不确定地解释为关于如何实际展开历史进程，而非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和当前世界的某种抽象的法律和原则的理论。实际上我认为，全球化包含了废弃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
　　就本地生产体系通过跨国化过程融入全球化的生产循环而言，本地和全球积累的逻辑倾向于聚合，并且此前资本家之间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形式开始获得新的特征。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仍然很激烈，但考虑到积累过程越来越去地域化和资本家的跨国一体化，竞争越来越发生在一个跨国环境中的垄断集团之间。跨国资本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统治集团具有异质性，他们的利益不尽相同且经常会产生冲突。这一点就新的全球统治阶级而言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有关新阶级集团形成的时候指出，“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个体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垄断集团之间激烈的竞争、冲突压力以及为维持阶级统治和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所提出的不同的策略和战略，使得全球统治阶级实现真正的内部统一变得不大可能。
　　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些命题。因此在此只需指出，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最近对全球化的研究，大多已经从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框架内部及国家性阶级和集团的代理人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行了分析。我认为这一分析方式是不恰当的“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二元论模型，将全球化了的经济体系的逻辑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体系的逻辑分离开来。在这一二元论模型中，民族国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属性，因此跨国阶级的形成并不能真正被认为超越了“国家性”阶级的冲突和碰撞。伍德（Wood）对这一二元论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并提出了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这一概念。^[18]伍德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得以组织的，它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民族国家"。^[19]但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物质条件尤其是生产过程是政治发展的核心以及阶级植根于现实的经济生产关系中的话，这一二元论就无法立足。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生产关系是全球性的，那么提出跨国阶级形成这一问题便是我们的责任。
　　《共产党宣言》所概括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信条，也就是由于资本主义是不断国际化的，因此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而言也是国际化的这一信条，也需要根据全球化进行更新。国际化所固有的含义是指协调阶级和集团关系的民族国家体系，它包括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等概念。跨国化则表示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相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其中包括阶级形成。全球经济正在改变全世界的社会生产过程，并进而对世界阶级结构进行重构。19世纪晚期，股份公司和民族企业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了阶级结构。随着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的结合，本地和地区资本家构成了民族资本家阶级。他们成为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对社会进行了重构，并且带来了公司制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声名狼藉的封建主和工业大亨是其主要标志。这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
　　我们在全球层面正处于相同过程的早期阶段。国家资本的主要部分正在融入一种新的跨国资本架构。跨国资本在此前民族资本的基础上产生，且正在对那些民族资本家阶级造成相似的变革性影响。这些民族资本家阶级被全球化带入了重新定位阶级形成的决定因素的跨国化链条之中。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资本家阶层正在形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单一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所有的资本家都被包括在内。实际上，在全世界存在着多种相互重叠和相互竞争的资本形式。从定义上而言，阶级形成是一个未完成和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确定本地资本、国家资本和地区资本，并且可以研究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可能是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从众多资本家集团中确认跨国资本家分支的崛起以及这些分支的优越性。
　　这一新的跨国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构成了跨国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构成了拥有全世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主要为跨国公司和私有金融机构所拥有）的集团。这一阶级之所以是跨国的，既是因为它与不受某一特定国家的领土和认同所束缚的全球性生产、营销和金融循环联结在一起，又是因为其利益取决于凌驾于本地或国家之上的全球积累。因此，跨国资本家阶级可以根据其所拥有或控制的跨国资本而被定位在全球阶级结构之中。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国家或本地资本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处于全球化的生产之中，操纵着全球性的积累循环，这就从空间和政治层面上给予了它在全球体系中超越任何本地领土和政体的客观阶级存在和认同。跨国资本构成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成员是世界主要生产资源的所有者。从全球层面来引申马克思在国家层面关于资本家的论述的话，他们是全球“生产体系的所有者"。^[20]作为全球经济的代理人，跨国资本已经成为资本在世界层面的霸权分支。在此分支所表示的是阶级的某一部分，它是由其与社会生产和整个阶级的关系所决定的。资本的霸权分支是指将总体趋势和特征强加于世界范围的生产，并决定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的那一分支。
　　跨国资本家阶级是新的世界性统治阶级。阶级理论家已经指出不同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内部都存在一种内部循环，这一循环对统治阶级总体而言发挥着整合和引导的作用。^[21]把这一理论移到全球层面，我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内部循环已经日渐被组织起来——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见第三章）——并开始去寻求获取整个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根本性阶级利益。在代理人层面，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具备了阶级意识（用其内部循环来表示的话，主要为具有代表性和政治性的力量、它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跨国性。^[22]它一直在寻求一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级计划，表现为在这一分支支持之下的全球决策及跨国公司的崛起。跨国资本家阶级主要由构成跨国资本内部循环的具有阶级意识的跨国精英，以及服务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跨国经理、跨国官僚、跨国技术人员和主流思想家及知识分子构成。以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为基础的跨国管理精英处于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对全球机构行使职权，并且控制着全球政策制定的杠杆。
　　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日益成为一个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它是变迁的一个明显的动因。这一点不能被一笔带过：有关全球化的主流观点（例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凌志车和橄榄树》一书中，将全球化看成是一个以芯片为基础，由金融投资者的“电子族群”所推动的新的技术—经济体系）均将全球化与所有的代理人和权力结构分离开来。当全球精英视全球化为某种客观力量的时候，他们试图将全球资本主义物化为外在于他们的代理人和利益的一种现实存在。将研究重心放到跨国资本家阶级身上突出了代理人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底层和上层社会力量之间斗争的辩证法是全球化背后的最终代理人；然而到目前为止，跨国资本家阶级和全球精英仍然是其直接代理人，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求一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计划。至少这一点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历史交界的时刻是正确的，其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通过对资本家阶级的向心力作用和对工人阶级的离心力作用，已经提升了全球资本对全球劳动的相对权力。下面我将对国家/跨国阶级的分层这一观点进行详细的阐述。

3．国家义跨国阶级的分层

　　随着跨国公司和政治精英的崛起，阶级分层正沿着一条新的国家—跨国轴线进行。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本地统治集团的跨国化分支（或核子）已经出现。国家积累和全球积累相互矛盾的逻辑通过不同的政治目标得以表现出来。统治集团中国家分支的利益取决于国家积累，其中包括整套传统的国家监管和保护机制。而统治集团中的跨国分支则发现需要通过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市场自由化基础之上的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来实现他们的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两个分支一直相互竞争，以求控制本地的国家机器，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分别以国家和跨国家为导向的统治集团的竞争基地。在80年代和90年代，从瑞典、新西兰到印度、巴西、墨西哥、智利、南非等国家，本地精英和资本家阶级中的跨国分支纷纷掌权。他们在争夺支配权的过程中与以国家为基础的阶级分支产生了冲突。他们夺取了国家决策的“制高点”：决策机器中的关键部门和官僚机构，尤其是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外交部，是连接国家与全球经济的关键性政府机构。在80年代和90年代，跨国集团在绝大多数国家占据了霸主地位，并且开始彻底改变这些国家。他们运用民族国家机器来促进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进行重构使其融入全球经济，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在民族国家结构和跨国国家机器之间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络机制。他们开始拆除过去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和发展主义规划；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市场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欧盟；并且建立超国家的全球经济基础，如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这一新的精英集团的领导下，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国家、经济体和政治进程都变得跨国化和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可能会经常出现的冲突，实际上成为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家分支与跨国分支之间的冲突。全球经济的渗透和统治集团中跨国分支的崛起，经常会在不同层面导致跨国分支和集团与国家分支和集团之间产生两极分化与冲突。在由民众阶级或本地统治集团中国家分支掌握政权的国家，如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海地、尼加拉瓜、南非等国，跨国精英已经能够运用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力量来规范和压制反对全球化的政策。^[23]
　　一旦跨国集团执掌国家政权，民族国家就会将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authority structures）内部化；全球化也随之具体化到本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之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将实际决策权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全球资本主义集团，其中以与全球经济相连的本地集团为主要代表。因此，资本和经济权力加速集中到跨国资本家阶级手中对世界体系中所有国家现存的社会集团、阶级格局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安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都倾向于直接地或通过重新构建本地国家机器的方式向与跨国资本和全球经济相关的新集团靠拢。
　　统治集团中没落的国家分支和崛起的跨国分支之间的斗争通常是20世纪晚期政治动力学和意识形态进程的背景图。这些冲突在无数领域内上演，涉及从选举竞赛到国家商业团体之间争夺领导权等各个方面，有时甚至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流血冲突。9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该党在当时的执政历史已达60余年）内部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冲突。权力斗争中的“老古董”代表旧有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他们的利益体现在墨西哥民族资本主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方面。那些新的“技术专家”是墨西哥资产阶级的跨国化分支，随着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es de Gortari）在1988年当选为总统，他们攫取了政党和国家权力。德戈塔里政府上台之后，开始拆除旧有的民族资本家体系，并促使墨西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
　　跨国资本的崛起将民族资本家阶级卷入了全球经济的旋涡。全球化按照完全不同于旧的国家阶级结构和国际阶级冲突与联盟的方式，创造了跨越国界的新型的跨国阶级联盟，以及在全球和国家、地区、城市和本地社区内部创造了新型的阶级分裂。促进资本家群体跨国化的各种机制包括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跨界并购，战略联盟，资本的相互渗透，联合董事会，全世界的转包与外包，自由企业带的延伸，以及其他与全球经济相关的经济形式。这些全球化生产的新的组织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利于将本地资本家相互连接起来的全球网络的发展，并且在全球（相对于本地）积累过程中，使这些资本家产生了客观利益和主观看法的认同。
　　有关国家/跨国分层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全球化与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集团传统分层之间的关系。国家乂跨国的轴线可以被看成是第二条分界线，这条线位于传统的资本分层之上。金融资本理所当然居于领导地位。它是最具流动性和最为去领土化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金融市场上每天共有25万亿美元的现金流，在最大的股票市场上，每天的成交额超过1万亿美元，^[24]而每天的世界贸易额只有100亿美元（因此真实贸易只是虚拟贸易的1%）。在70年代和80年代，金融资本开始主宰全球积累循环；货币资本而非投资资本成为生产全球循环的调节器。也就是说，那些控制金融资本的人能够给全球生产和贸易结构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跨国银行和投资公司，以及中央银行掌握了大量外汇，并且利用各种外汇开展它们的全球交易。因此，那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即世界政治的动力学是由争夺美元、日圆或其他货币的主导权而形成的，就像1913年之前或二战刚刚结束后那样，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跨国资本家阶级和各种民族化国家在一个稳定的全球货币体系中获取了既得利益。金融资本在早期阶段的基础是民族国家，现在则是跨国化。用印度思想家帕特内克（Prabhat Patnaik）的话来说，“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是一个巨大的实体，而非几个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集团，在这一实体当中，某些特定国家的金融资本具有数量广泛的组成部分”。^[25]
　　对世界金融体系的这些显著发展，以及对金融资本明显从生产资本分离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的解释，已经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毫无疑问，这些现象与技术变革和由信息学所开启的各种可能性有关。当然，这些现象也很有可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循环，尤其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关，这一周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周期是50年，其中一段扩张期（A阶段）之后就会出现收缩期（B阶段）。长周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的结束，其特征为大量资本节余和累积的剩余价值通过货币资本和金融投机的霸主地位得以表现出来。^[26]但是就分析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目的而言，重要之处在于全球化进程影响了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因此并不能说全球化时代的阶级分层产生于流动的货币资本和“固定的”生产资本之间（商业资本存在于二者之间）。有关商业资本的不断全球化，《经济学家》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举例指出，甚至最大的零售商也“发起了全球化的高烧”，不仅通过个体零售商卷入了跨国扩张，并且还卷入了跨界并购。^[27]实际上，民族国家/跨国化的轴线穿越了货币资本、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以至于这三种资本都沿着这—轴线从内部出现了分裂。^[28]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生产性跨国单位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到金融、生产和商业资本的运作与投资之中。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似乎包含一种横跨这些金融、生产和商业分支的更大程度的资本一体化，这远远超越了民族资本家阶段。我们要想全面研究全球阶级形成这一现象，除了要对这些分支进行传统的阶级分析之外，还要从本地积累循环与全球积累循环相对比，以及民族的或受领土所限制的阶级的利益与跨国的或不受领土所限制的阶级的利益相对比的角度进行分析。佩吉奥认为，金融资本倾向于在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中展现自己，而生产资本在历史上则倾向于在本地和国家计划中展现自己；因此跨国化是由货币资本所主导的。^[29]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可能的确如此，但很明显全球化的核心已经成为碎片化、全球非中心化和生产分散化，这部分是由新一代的科学技术和解除生产资本的“固定性”所导致的。许多先前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产业，例如汽车、电子、纺织和计算机产业，甚至服务业，如今都彻底地跨国化了，关于这一点，已有大量的叙述。^[30]并且，货币资本必须“落户于”生产，而这在全球化下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临时性，并越来越被分散到全世界各个流动的、表现为周转时间加快的（相应降低了面定性的）生产场所之中。
　　最后，我们还不能忘记的是，如果有一组冲突发生在统治集团的各个分支之间，那么另一组冲突则发生在从属集团和阶级之间，这是因为全球化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动员、政治认同和生活的传统模式。由于全球化创造了新的分裂并侵蚀了早期的忠诚和认同，因而民众阶级的组织和基层社会的运动成为各个分支之间激烈斗争的据点，在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那些建立在从属阶级的社团模式之上，并伴有民族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更是如此。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矛盾仍旧发生在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全球精英在尖锐的社会斗争，以及来自从属集团和那些没有进入新兴的全球资本家集团的统治集团的多种形式的抵抗中，追求他们的跨国议程（transnational agenda）。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结构变革、大规模的社会混乱、急剧下降的生活条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性，以及日渐增加的相对和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与民众集团数以千计的组织和反抗结合了起来。

第二节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一些经验参考值

　　资本家跨国化仅仅是指他们的经济权力跨越全球，还是指他们通过公司合并、银行界等成为一个全球资产阶级？我认为，前一种情形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项指标，而后一种情形则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一项指标。国际化产生在国家资本向本国领土之外扩张之时。跨国化则产生在国家资本与其他国际化的国家资本在跨界相互渗透进程中的融合之时，这一相互渗透使国家资本与所属国家相分离，并将其安置在全球经济所开启的新的超国家空间之中。
　　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即便我们能从概念上辨别这一阶级，然而国家阶级是在哪一时刻转变成跨国阶级的这一问题仍有待讨论，而且这一问题还取决于我们如何构建用以界定跨国阶级的物质基础的方案。实际上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其中包括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跨界并购、战略联盟、资本渗透、跨国联合董事会、全世界的转包与外包、自由企业带的延伸，以及其他许多与全球经济相关的新的经济形式。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这些全球化生产的新的组织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利于将本地资本家相互连接起来的全球网络的发展，并且在全球（相对于本地）积累过程中，使这些资本家产生了客观利益和主观看法的认同。因此，在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它们发挥了整合机制的功能，并且将阶级形成的地点从国家空间转移到新兴的跨国空间。
　　在第一章里，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初步证据，并将重点放到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上。在此，我将提供另外一些跨国资本渗透过程中的经验证据，这些跨国资本的渗透构成了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首先我需要申明的一点是，下面所提供的经验数据并不能证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存在。相反，这些经验数据所指向的一系列标志均强烈表明跨国阶级形成的这一过程正在资本家之间进行。研究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要求在方法论上采取多种研究，这些研究是更大的研究议程——全球化和跨国进程的一部分。然而下面所提供的有关跨国公司联合董事会和跨界并购的数据可能构成了直接的指标，而其他数据则构成了间接或外围的指标，以此为基础，我将推断出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基本过程。

1．跨国公司的扩张

　　跨国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出现的一个关键性指标是跨国公司的扩张。近几十年来有关跨国公司的研究呈雨后春笋之势，其中包括出版了大量有关跨国公司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增长，以及跨国公司的范围、规模及其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的著作。跨国公司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融合性角色；与此同时它们的活动还包括生产和劳动过程以及组织结构的全球扩散。跨国公司既是资本跨国循环的具体表现，同时也组织了这些跨国循环。跨国公司在此被界定为总部至少设在三个国家的公司，以此与多国公司相区别。跨国公司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跨国活动的能力，使得它们成为全球化和跨国进程的核心机构。跨国公司是全球资本积累得以组织的制度形式，是跨国资本的化身。跨国公司的活动就是跨国资本家的活动；从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讲，跨国公司即便不是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一项指标，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跨国公司是生成跨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的一体化动因。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跨国公司的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的7000家上升到1993年的37000家，1998年的53000家，直至2000年的60000家。^[31]这些跨国公司约占到了世界贸易的2/3。同样地，由跨国公司所挺制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60年代中期的上升到1984年的24%，直至1995年的33%。^[32]2000年，大约80万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生产了价值约7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33]跨国公司的全球销售值从1982年的2.5万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5.4万亿美元，到2000年达到15.7万亿美元，另据估计，2000年国外子公司的资产价值达到21.1万亿美元。^[34]然而以跨国企业的规模来衡量跨国化是错误的。实际上，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跨国公司的100强（从规模而言）名声显赫，但跨国公司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它既包括日渐增多的小的和中等规模的公司，同时也包括中东欧国家的那些直至最近才开始参与国际化生产的跨国公司，以及一些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的大跨国公司"。^[35]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便一直在构建一种“跨国性”指数，这一指数根据三项比率对世界主要跨国公司进行排序：国外资产和资产总额之比、国外销售额和销售总额之比以及国外雇员人数和雇员总人数之比。某一公司变得越具有跨国化，即它越向全球扩展，它的指数也就会从0到100依次上升。例如，某公司的跨国性得分为50，则意味着该公司二分之一的资产、销售额和雇员来自国外。根据这一指数，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性的平均得分为59.9。瑞士人88电气公司的指数为94.1，宝马为60.9，福特公司为36.1，通用电气为36.7，18關为53.7，德国曼尼斯曼公司为48.7，雀巢为95.2，西门子为56.8。^[36]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报告指出，“跨国公司50强和跨国公司25强的跨国化程度都增加了：前者从1998年的37%增加到1999年的39%；后者则从26%增加到32%。跨国公司100强的跨国性大致稳定在很高的水平上（53%）。^[37]
　　顶级跨国公司直接雇用的全球工人虽然只有7000万人，但这些工人却生产出世界私立部门总产出的1/3。^[38]本地公司通过一系列介入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活动的机制，其中包括合并、签约、外包、本地化市场销售、收购等，日渐融入跨国公司结构。尽管在此不能详加阐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跨国公司网络的扩展促进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一样，它也促进了跨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卡斯特指出，“位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依赖于这些多国网络的不同功能和策略之间的劳动分工，因此大多数劳动力不在网络里流通，但却变得依赖于网络中其他区段（segment）的功能、演变和行为。这一现象造成劳动力层级化、区段化的互赖过程，受到公司在其全球网络循环里的无止境的运动的驱使”。^[39]
　　重要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着很高程度的相互投资，^[40]这表明在跨国公司扩张的过程中，“国家”资本存在高度的相互渗透性。发展中世界通过世界秩序中旧的殖民“势力范围"的结构，吸收了二战前约4/5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发生在核心地区。彼得·迪肯（Peter Dicken）指出，跨国公司的数量不仅迅速增长，而且“它们的发源地的地理多样性也有显著提高，这就打破了旧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方式……事实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进行了大量对外和对内直接投资……实际上，这些模式意味着在主要的发达市场经济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投资”。^[41]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国际化公司扩张的第一种模式反映了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处于一种竞争的态势，而后一种模式则表明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跨国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关键的机制。

2．跨界并购

　　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并购活动都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但在此之后跨界并购不但成为公司扩展它们的跨国活动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而且还成为跨国化进程中的一种基本机制。并购是资本集中的一种机制，它发生在某一公司取得对另一公司的全部或部分业务的控制之际。跨界合并（merger）意味着来自至少两个不同国家间的资本融合。收购（acquisition）则是指某一特定公司吞并一家外国公司，包括其职员、经理和“国内”利益。某些跨界收购包括跨国公司的合并，但许多需要跨国公司收购“国有”公司，这就将本地的社会力量带入了跨国化进程。
　　资本的集中化和集权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趋势。它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早期国家阶级形成和民族资产阶级崛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42]。20世纪早期的大合并浪潮席卷了每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在当时被认为代表了从本质上而言的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现实，导致了民族资本的集中化和集权化，甚至还导致了资本集权化的国家联合，以此应对外国对手的竞争。例如，据估计，仅1898~1902年，美国就有约1/4到1/3的资本财产进行了合并。那一时期最大的合并发生在1901年，当时美国钢铁公司在摩根投资银行的金融指导下，在合并了165家独立的公司之后得以建立。^[43]从早期合并浪潮开始，竞争性资本主义时代便开始让位于公司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国营企业的联合和强大的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崛起。通过全球并购而出现的资本跨国集中，对于跨国阶级的形成和跨国资产阶级的崛起具有同等重要性。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跨国并购的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还微不足道，仅仅只有60亿美元，但它在1991-1998年竟然令人吃惊地增长了6倍，从850亿美元激增到5580亿美元。1999年更是突破了1万亿美元（见图2-1）^[44]，跨界并购交易的数量从1980年的14个猛升到1985年的510个，1990年的516个，1995年的6571个，直至1999年的9655个。^[45]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这种并购“现在必须被包括进工业全球化的基本机制之内”，而且它还包括著名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巨型合并在数量与产值上的激增和在地域上的扩张"。^[46]

　　跨界并购不仅涉及世界经济中最为全球化的行业，如电信业、金融业和汽车制造业，而且还涉及大型零售商，从事初级商品贸易的公司，石油、农业和食品、化学制品、钢铁、制药，以及不计其数的服务行业，从娱乐、媒体、电视到律师事务所、保险、管理和公用事业等等。尽管跨界并购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但源自亚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也日渐加入其中。1991~1998年，发展中国家占据了全部并购活动的27%，在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公司占对外跨界并购的比例接近了11%。^[47]而且，这一时期全球并购的规模也有所上升，平均规模从2.1亿美元提高到10.4亿美元，上升了5倍。^[48]跨国合并浪潮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水平合并，是指将在同一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合并在一起（例如，两家汽车制造厂或零售连锁店）；垂直合并，是指将在同一生产链的不同阶段的公司或此前存在买卖关系的公司合并在一起（例如铁矿石企业和钢铁企业）；混合兼并，是指将在互不相关的行业运作的企业合并在一起（例如农业综合企业和制药企业）。^[49]
　　跨国并购在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性方面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跨界并购所占的份额从1991年的53.7%。上升到1997年的85.3%；^[50]也就是说，在1997年，有超过4/5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跨国并购，剩余部分则为新的或刚开始的投资。1991~1998年，总共有520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美国，其中85.7%是采用了并购的投资形式。^[51] “国外”资本与“美国”资本远没有并肩立足于美国领土，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正在使美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彻底全球化，并且在此过程中使美国的阶级结构出现了跨国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一系列大型跨界并购有：英国电信集团和新世界通信公司（通信行业）、戴姆勒—奔驰和克莱斯勒（汽车行业）；杜邦和贺柏兹公司（化学和涂料行业”阿尔卡特和摩托罗拉〖电话和电信设备行业），阿尔卡特随后收购DSC通信；西格拉姆公司收购环球电影公司（MCA），并在2000年购买了维旺迪（娱乐行业）；赫斯特购买了玛瑞恩公司(制药行业）；英国捷利康公司购买瑞典阿斯特拉公司（后改名为阿斯特拉捷利康公司，制药行业）^[52]
　　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化，跨国资本日渐控制全球经济的各个部门，跨国阶级也加快了形成的步伐。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在有关跨国并购的报告中总结道，“通过国际合并，公司的民族性正变得更加模糊”。“多国公司越来越不受约束，母国和东道国这样的字眼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公司本身在不同的国家都拥有厂房和雇员，服务于许多国家的市场，并从世界各地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它们对特定国家的忠诚度越来越少，对国家层面阻碍它们活动的管制和约束表现得越来越不满。”^[53]
　　露西·亚历山大（Lucy Alexander）和西格丽德·艾索（Sigrid Esser）在一篇研究跨界并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报告中指出，“并购在80年代和90年代呈急剧上升之势"。^[54]他们指出，20世纪晚期的并购浪潮与早期并购浪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全球性竞争的压力所驱动的”，是“由世界范围内放松管制和市场愈加自由化所推动的"。^[55]跨界并购需要在两个或更多的法律和监管范围内建立治理结构，增加了为全球经济建立超国家的法律和监管结构的压力（参见第三章）。然而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几个不同国家的管辖权——例如在最优惠的税收环境和最方便地获得资本之间作出选择——作出在何地组建总部，在何地建立分公司等诸如此类的决定。安万特公司（Aventis，该公司是一家由德国赫斯特和法国罗纳普朗克合并的跨国制药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拉尔夫·阿诺德（Ralph Arnold）解释说，“跨界合并为公司提供了一个重访形成已久的治理结构，并选取两种治理结构优点的绝佳机会”，“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56]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这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公司组成的，聚集主要跨国公司高级主管的全球顶级商业协会）在对进行跨界合并的公司的高级主管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合并公司的董事会由双方原有董事会的董事联合组成。尤其是在‘平等合并’的情况下，通常更需要努力使原来的两个董事会在新的董事会中尽可能地保持平衡”。^[57]以安万特公司为例，新的管理委员会分别由来自赫斯特和罗纳普朗克公司的两位经理，外加一名德国CEO组成。很显然，跨界并购推动了公司董事会的跨国化。表2-1列出了1998~2000年主要的跨界合并。

　　我所提出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并不认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会在全球化时代消失。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家考茨基在其“超帝国主义论”中提出了全世界的资本相互之间可以和平合作的观点。我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都与考茨基有很大的差别，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不过必须指明的一点是，竞争已经并将继续推动资本主义动力学。实际上很显然的是，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推动了跨界并购的浪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一如既往地激烈无比，但是全球经济的竞争压力（资本家需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正在推动资本家与世界各地的资本家集团进行合并、收购和签署合作协议。甚至在小的公司和行业内，以国内为导向的合并都可能已经过时。受全球化结构性压力的推动，为了获取资源和确保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化所开启的新市场中拥有立足之地，那些渴望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的资本家必须为之进行战斗。现在，所有的公司都需要充足的资本来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和维持在本地市场的存在。
　　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资本的跨国集中化和集权化，也就是说，跨国资本正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这一安排表现在政治上，便是民族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在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对抗，因为这些民族资本家集团通常求助于他们的国家来获取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日趋减少。如今，跨国联合企业之间开始互相竞争。跨国资本家集团能够并且的确求助于国家来赢得竞争优势，但国家实际上是被跨国资本所施加的压力控制了。目前，国家正经受着来自相互竞争的跨国资本、国家和地区资本，以及本地选民和其他地区选民的多重压力，这一新的形势可能会导致政治动力学出现混乱，国家的合法性出现危机。

3．跨国公司联合董亊会

　　跨国资本家阶级的领导阶层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全球企业结构中占据着大量的互兼职位。这一情形与早期阶段有相似之处，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包含了国家层面的联合董事会的形成，这一联合董事会将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联系和主观认同凝聚在了一起，这一点在大量有关国家权力精英、统治集团和内部循环等的政治社会学著作中都有所论述。^[58]当前，研究跨国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架构，其中包括跨国企业跨界联营的时机已经成熟。例如，律商联讯（Lexis Nexis Group）出版了一本八卷册两万多页的收录国际公私立企业董事会的“母子公司名录”（who owns whom）。^[59]翻开这一厚厚的名录，你肯定会对那些似乎数不尽的公司跨界联营网感到敬畏。探究和分析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结构是一项刚刚起步的大型研究工程。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在199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确定其会员公司跨国联合理事会的发展程度。这项研究还将来自16个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在内，这16个国家分别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研究结果表明，仅在1995~1998年，拥有非本国董事的公司就从39%上升到60%，拥有3位甚至更多位非本国董事的公司（假定中型董事会的规模是10人）也从11%上升到23%。^[6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58%的公司都有非本国董事，而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拥有非本国董事的公司所占比例为67%，其中北美公司为60%，亚洲乂太平洋地区的公司为44%，拉美地区的公司为43%，欧洲公司为71%，非洲公司为100%（在这项研究中，非洲地区只有南非被纳入进来）。
　　“调查发现，非本国董事绝大多数是在最近三年内被吸纳进来的”，“由于董事会成员的数量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表明非本国董事正逐步在全世界的董事会上赢得具有影响力的角色"。^[61]这项调查还认为，“成立全球董事会很有必要，它有助于应对全球化的风险与回报"。^[62]这一调查还得出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研究跨界并购时得出的相同结论，即新的全球经济和监管基础设施“为国际商务提供了额外的法律保障，将公司转变为没有明确国家认同的跨国实体。员工和管理者也如同他们公司的业务基础一样，日渐变得全球化^他们是世界各地在本地扎根的全球公民”。^[63]
　　应该指出，已经将其董事会也跨国化了的典型的跨国公司，还与本国或第二国的跨国公司相互联合，并可能还与第三方公司结成各种战略联盟，签署各种非正式的合作和转包协议（参见下文），这些对于跨国并购活动而言也是如此。此外，跨国公司每个董事会成员通常也会在其他公司的董事会任职。因此，越来越多的非本国董事会成员的参与仅仅是公司董事会跨国联合的一部分。以德国为基地的德国电信公司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德国电信最初是一家上市公司，1996年私有化后，德国政府仍拥有其50%的资产。该公司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股票市场上市，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投资者（它的董事会拥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和法国的各一名成员）。1998年，该公司与法国电信结成联盟，借此双方各自获得了美国移动运营巨头Sprint 10%的股份。^[64]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家德国公司实际上拥有一种必然会将其拖入全球公司网络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架构。
　　尽管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报告指出在拥有非本国董事的公司里，制造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髙的产业，约有82%的公司拥有非本国董事，紧随其后的是非金融类服务业，比例为61%，然而越来越多的有关跨国联合董事会的研究发现，这一现象正在所有产业领域扩散。例如梅因德尔特·菲尼玛（Meindert Fennema）认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主要的跨国银行和工业企业中间便形成了联合董事会的国际网络。最近，阿伦·博格（Allen Berger）和他的同事发现，90年代晚期，金融服务业公司之间的并购行为呈急剧上升之势，这正好跟上了生产设备、商业和其他服务业全球化的步伐，也部分响应了这一全球化所产生的全球金融服务需求。

4．战略联盟

　　然而，另一个导致资本跨国渗透的机制是跨国公司的跨国战略联盟，这些战略联盟也已经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发展。战略联盟涵盖了那些没有进行彻底并购的公司之间的一系列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合资公司、少数股权投资、股权置换、共同研究开发和生产营销、技术共享、长期采购协议，以及共享分配和服务，等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另一份报告表明，这种在来自两个或更多国家的公司之间的跨国战略联盟在1989~1999年间增长了5倍以上，而且“这些战略联盟在规模和产值方面要远远大于早期的合作形式”。^[65]尽管这些战略联盟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公司之间，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等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之间的结盟活动达到了高潮。战略联盟所涉及的行业非常广泛，从化学和制药，到电脑和电子设备，再到金融和商业服务，等等。大约1/2的战略联盟采用了合资公司的形式，也就是说，两个或更多的公司将它们的资本投入到某一共同组建的公司中去，因而形成一种超越普通商业合作的有机的合作形式。
　　就像并购一样，战略联盟同样受与日俱增的全球竞争的推动，这就增加了企业达到全球经济规模、获得战略弹性和市场优势等方面的需要。而且像并购一样，最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战略联盟模式并没有为“国家的”资本集面在相互之间结成联盟以此对抗其他国家的资本集团提供基础。相反，那些垄断联合体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家集团集中在一起，并在全球经济下相互之间进行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战略联盟被认为是目前将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在全球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强有力的机制之一”。“跨界联盟是紧随着由更加统一的全球市场所产生的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而形成的。”^[66]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虽然在1989~1999年，包括国内和跨国两个方面的战略联盟增长了6倍之多，但超过2/3的新联盟发生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国家内部。该项报告还指出，“在90年代的每一年里，将不同国家经济体的公司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合作一直是这些联盟的主要形式”。“在1990~1999年间，国际战略联盟占到全部联盟（62000个）的66%。平均而言，每一个国内的合作者都有大约两个国际战略联盟，这也表明全球化是联盟的根本动力。”^[67]
　　主要跨国公司之间跨国战略联盟的典型例子包括：杜邦与索尼合作开发光存储产品；摩托罗拉与东芝联合开发微型处理器的制造工艺；通用与日立合作开发汽车上的电子元器件；富士通与西门子合资制造和销售计算机产品；美国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伊比利亚航空公司、捷达航空公司、澳洲航空公司和联众国航空公司联合组建“环宇一家”（One World Alliance），共同服务全球航线。汽车制造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各个工业领域跨国联盟发展趋势的实例。近年来，汽车制造业每年大约都会组建100个新的联盟。1999年所存续的大约80%的联盟都是跨界联盟，且绝大多数采取联合制造的形式，这表明汽车制造业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全球化程度。^[68]福特从1979年开始持有马自达的少数股权（25%）并在1996年将这一股权提髙至33.4%。通用和五十铃在1971年结成联盟，然后又在1981年开始和铃木结盟。雷诺和尼桑结成联盟，其中包括雷诺利用尼桑在墨西哥的工厂来生产自己的汽车。2000年，马自达开始在自己的工厂内组装福特汽车。戴姆勒—克莱斯勒和三菱也结成了类似的联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1999年，俄罗斯公司同西方合作者组建了8个联盟，其中包括通用、福特、雷诺和沃尔沃。在同一年，中国公司至少加入了13个国际联盟。戴姆勒—克莱斯勒、福特、本田和大众于1999年结成联盟，共同开发燃料电池。^[69]姜男训（Nam-Hoon Kang）和莎拉·约翰森（Sara Johansson）在分析汽车制造业不断增长的全球一体化时指出，“合并浪潮正在影响汽车制造业的各个环节：整车制造公司、零部件供应商和零售部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跨界进行的"。^[70]
　　2002年，加西亚·莱拖-吉里斯（Grazia Ietto-Gillies）在她的有关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研究中指出了近年来随着同一公司跨国运作的不同部分之间内部联系的加深，跨界的公司间合作是如何沿着弹性积累的路线提升为世界范围内生产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一个更加稠密的跨国公司网络成为正在崛起的全球经济的核心整合机制。莱拖-吉里斯指出，“公司间合作正在发挥一种强大的跨越国界的整合功能”，“更为强大的是跨国公司所形成的跨国内部网络所发挥的整合作用"。^[71]让我们看一个例子。2002年9月，通用公司和俄罗斯奧托瓦兹汽车集团（Avovaz）共同出资3.4亿美元，在俄罗斯的陶里亚蒂市（Togliatti）设立工厂，共同生产一种新型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AUV）——雪佛莱—尼瓦汽车（Chevrolet Nia）。^[72]这一事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通用和奥托瓦兹汽车集团各持有41.5%的股份，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其投资者来自好几个欧洲国家）则持有剩余179^的股份。这款汽车不仅在俄罗斯市场，而且在欧洲、中东、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市场上销售。这样一来，这个工厂从所有权到市场销售都彻底跨国化了，这其中还包括某些不太明显的方式，如通用公司本身包含部分来自日本和欧洲的投资，这些投资者因此也是俄罗斯工厂的间接投资者。而且，在欧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进行营销也会吸收当地的商业资本家、零部件生产商等等。
　　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沿着弹性线进行的生产重组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核心。很多研究已经对这一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结构——其特征为雇佣临时工制劳动，以及公司间的较少等级、水平化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分析。但就这一研究的目的而言，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各种合作方案和公司间合作的扩展，因为这些方案是跨界阶级融合的一种主要机制。莱拖-吉里斯指出，资本主义公司间的分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从中所传达的观点是公司间的分界线不仅是不确定和模糊的，而且已经变得更具有灵活性，且在向不同纬度扩展。“分界线的模糊性事实上可能拥有位置、组织或财产/资产所有权等三个维度。”
　　莱拖-吉里斯所谓的跨国公司结构具有位置模糊的特征，是指生产活动、劳动力和顾客具有不断变化的、不确定的和多国的位置。组织模糊是指公司和劳动力之间的界限不清，这是由外包、转包、契约劳动、家庭副业等的扩散所造成的。财产/资产所有权模糊是指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部分和全部所有权，以及通过复杂的新合作方案，从而操纵生产设施和参与分散到各地的生产活动。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如果是在20世纪中期，一家公司位于何地、雇员是谁、负责人是谁、老板是谁、谁控制着生产过程，这些问题都相当清楚；然而到21世纪初，这一切都不再如此。对于这一“模糊”现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此前界定阶级集团的国家、地区、组织和所有权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跨国生产链为阶级集团的跨国融合提供了更为宽广和更具流动性的物质基础。而且，那些看似本地或国家的公司经常会通过各种方式与跨国网络结合在一起。

5．新的全球经济安排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出现的各种新的经济安排，如外包、转包、跨国的公司间联盟、许可协议、区域代理（local representation）等的广泛传播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增、并购、跨国联合董事会和战略联盟等同时进行的，强调了资本跨国联系的另一主要方面。这些安排导致了巨大的跨国生产链和复杂的、跨越全球的垂直和水平一体化网络。迪肯指出，

　　跨国公司也被纳入由许多其他企业组成的外部关系网中，这些企业包括跨国的和国内的、大型的和小型的、国有的和私有的等等。通过这种相互连接，某国的一个非常小的企业可能会被直接连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尽管大多数小公司的业务仅仅局限于一个非常有限的地理区域。这种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迅速地跨越国界，从本地和全球层面建立一整套地理网络关系^实际上，还出现了多种令人困惑的组织间的协作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多边的而非双边的，“一夫多妻制的”而非“一夫一妻制的"。^[73]

　　上文所强调的是世界各地的资本在各个层面上日渐增加的相互渗透，这种相互渗透主要围绕跨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巨头展开。我要再次重申我所强调的观点：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这容易给人以误导）广本地资本仍然保持着独立性，但将生产和分配的本地循环与支配世界范围内的积累期限和模式的全球化循环区分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本地资本和国家资本越来越受制于“去本地化”，而且如要它们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与支配性的跨国资本相链接。随着资本的全球循环通过各种机制和安排将这些本地循环包括在内，那些管理这些循环的本地资本家也被卷入到跨国阶级形成的过程之中。
　　全球经济中的多种新的经济安排与第一章所提到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向新的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的转型相关。正如很多人所注意到的那样，正在形成的弹性机制的结构特性是全球性的，其中积累被纳入到全球市场，并且需要全球企业组织和一系列的全球资本—劳动关系，尤其是世界范围内不受管制的临时劳动力储备。^[74]竞争决定了各个公司必须建立与国家或地区市场相对的全球市场。正如安凯·胡格威特（Ankie Hoogvelt）所表明的，全球经济领域的竞争越来越迫使各个公司在由北美、欧洲和东亚所构成的全球三角地区运行其全部生产体系。主要的跨国公司正在变成“跨地区”的公司，在整个全球三角地区经营多重的和一体化的生产业务，以及金融和商业业务。^[75]这些跨地区的公司正在通过战略联盟、合并以及跨国公司间其他一体化合作的方式得以出现，并日渐成为资本跨国融合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转变形式。
　　莱拖-吉里斯指出了弹性积累的网络结构是如何为公司在更大程度上控制生产和劳动，实现风险最小化和风险承担，获得知识和技术，扩展市场，以及灵活应对需求波动等方面提供优势的。^[76]随着成千上万的公司进行重组和跨国化，以便获得这些优势并与对手进行竞争，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总体后果就是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而这一新形成的体系接下来又对跨国阶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全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成千上万的公司所采取的战略决定（即由公司里的那些决策者所作出的决定）的意料之外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构却为资本家和其他社会主体提供了一个有助于进一步开展跨国化行动的现实。

6．第三世界的跨国资本家阶级

　　在第三世界，跨国阶级的形成可能是最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可能仍然控制政府并组织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事业。然而即便如此，在这些国家跨国阶级的形成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迪肯指出，“在这个世界上，跨国公司的数量不仅在迅速增长，而且其发源地的地理多样性也在显著提高，这就打破了旧有的国际劳动分工”。“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性结构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这进一步表明全球经济中相互关联度的增强。”^[77]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急剧上升。就世界范围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早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年流量增加了3倍之多，而发展中国家则增加了5倍。^[78]通过自己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融入全球积累循环，南方国家的国家资本已经日渐跨国化。1960年，仅有1%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自发展中国家。截至1985年，这一比例提升至左右，到1995年则达到8%。^[79]1995年，南方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额是510亿美元，^[80]到1997年则达到610亿美元。^[81]
　　1993~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前50位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增长了280%，而同一时期核心国家前100位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仅增长了30%^[82]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其2001年的报告中指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三大公司——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Hutchison Whampoa）、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etroleos de Venezula）墨西哥水泥公司（Cemex）首次进入世界跨国公司100强”。“公司的跨国化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前50位跨国公司——其中最大的公司与世界100强中最小的公司在规模上相当——主要位于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南非的13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83]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所确定的跨国性指数，发展中国家最大的10家跨国公司的指数为30.7。^[84]表2-2按照国外资产的数额，列出了1998年第三世界的25家最大的非金融性跨国公司。

　　尽管国有石油公司在第三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十分抢眼，如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阿根廷YPF公司、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然而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lie Sklair）和彼得·罗宾斯（Peter Robins）在分析由《财富》杂志于1957-2001年间所出版的年度世界最大的公司（以总收入为准）的排行榜时，发现“《财富》排行榜上的第三世界的代表长期存在，且分布广泛"。值得注意的是，自1995年以来，第三世界有56家跨国公司一直名列《财富》全球500强名单。斯克莱尔和罗宾斯认为，这种参与“并不仅限于少数几个公司和地区”，“具体来讲，1957~2001年，第三世界国家共有134家公司出现在《财富》排行榜上，这些公司总部位于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28个行业”。他们还发现，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大企业在第三世界所涉足的范围要远比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所显示的范围大得多（此处误解在于，以跨国化为导向的第三世界资本家仅仅存在于那些接受对外直接投资份额最大的国家广第三世界的大公司不仅主要参与原材料提炼业，而且实际上还更广泛地参与制造业和服务业。斯克莱尔和罗宾斯总结道：首先，第三世界的大公司并不仅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地区和行业；其次，这些公司的国有权在下降；再次，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活动“开始接近第一世界的大公司的活动……看起来许多第三世界的公司正在全球化"。
　　在新加坡、韩国、巴西、智利、南非和墨西哥等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正在变成跨国资本家阶级的重要“国家”代表团。韩国的公司不仅向东南亚和中美洲地区的低工资带转移，而且开始重置“南北关系”。20世纪90年代的前六年，14家韩国公司仅向英国就投资了26亿美元。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24位亿万富翁成为世界级的投资者和大型跨国公司（例如德尔蒙特食品公司、苹果公司、微软公司）的股东，他们还在传媒、水泥和玻璃生产等行业进行了海外投资。南方国家的那些本地统治集团的跨国化分支主要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技术”精英，有时候他们被冠以“现代化资产阶级”的称谓，他们在本国社会和经济重构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整个过程发挥着监督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损害全球经济的一系列危机中，从墨西哥到亚洲，从俄罗斯到巴西，每一次冲击都势必导致受到影响的国家的本地资本家加速跨国融合，以便迈入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行列。这些危机使得本地精英的分层过程更加鲜明。例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了许多地区性大公司和经济体的重组，它们促进和提升了跨国资本的合并。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指出，遭受20世纪90年代末期金融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五个亚洲国家的跨国并购价值得到了提升，1997~1999年，这五个国家跨国并购的价值是1993~1996年的2倍多。换句话说，危机导致本地资本迅速融入跨国资本网络。举例来说，作为韩国最具实力的金融工业集团，韩国财阀（Chaebol）也被迫向跨国公司出售国有资产；与此同时，它又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司结成伙伴关系。^[85]正如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1998年所说的那样，“从某些方面来说，在过去这几个月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使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向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要比美国过去在该地区的多轮谈判大得多"。^[86]
　　不同地区的资本家集团彼此之间、与本地政府以及全球化进程之间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在融入全球积累循环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的程度和类型，他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也不尽相同，而这些本地政府本身也正处在跨国化的过程之中(参见第三章）。非常清楚的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且其发展也不均衡。然而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家团体在第三世界的崛起证明，那种将跨国资本家阶级严格限定为再次殖民边缘地区的北方资产阶级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南北不对称性关系不重要。我在本书中并不打算详细阐述这一问题，只是建议读者参考我在此前的著作中曾作出的详细分析^[87]，并认清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等级和不平等形式正日渐围绕跨国化得以组织和展开。在北方国家，穷人和失业者的绝对数量正在不断攀升，而在南方国家，资本家和高消费中间阶层的绝对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很明显的是，正如考克斯(Cox)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88]中心和边缘越来越属于社会分类而非地理分类，它表明了某一国家在跨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此同时，从现存的少量有关全球统治阶级的研究中来看甚至更加明显的是，^[89]全球统治阶级中男性成员的比例过多，且过多地来自于每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跨国阶级的形成通过现存的和新的社会等级、不平等形式和统治关系得以展现。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构成（例如性别和民族构成），以及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形式和统治关系对其形成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第三节通向跨国霸权

1．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

　　近年来，20世纪早期的意大利社会理论家和社会主义革命者葛兰西的思想的复兴，已经将葛兰西思想中的某些核心观点带入社会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流。葛兰西的霸权和历史集团的概念已经为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历史和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它对于理解新出现的跨国现象也有极大的帮助。例如，葛兰西的历史公式“（作为国际体系特征的）国际关系源自于社会关系”，^[90]已经被国际关系中的新葛兰西学派或意大利学派发展成为一个宣言，即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修正和跨国社会关系的修正，这被认为不同于国家交换这一特定的历史形态。全球化压力对所有的国家社会结构和机构都进行了修正，迫使它们变得跨国化。在此至关重要的是葛兰西关于共识支配（consensual domination）的霸权概念，以及他对作为霸权所在地的市民社会，以及由作为社会机构核心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所组成的“延伸国家”的关注。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将再次回顾葛兰西所提出的这些概念以及它们在更深层次上与我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相关性。
　　社会积累结构是一套相互促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规范，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与成功的资本积累模式相融合并促进其发展。在世界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阶段所形成的特定的本地社会积累结构，多采用社团主义、福利和发展主义规划等形式，正如我在前面所讨论过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再分配逻辑，以及工人和其他大众阶级都融入国家历史集团为基础的。随着与国家资本主义相对应的积累模式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受到侵蚀，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以及具体表现这种结构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联盟和阶级安排开始瓦解。戴维·戈登（David Gordon）理查德·爱德华（Richard Edward）和迈克尔·莱希（Michael Reich）指出，“尽管并不能保证一个新的成功的社会结构将会出现，但如果确实会出现的话，它将反映出产生这一社会结构的阶级力量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联盟"。 “因此，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出现取决于此前结构的衰落，更具体一点就是取决于衰落时期所留给主导阶级的具体历史条件。”^[91]
　　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的一般条件——增加实际工资，扩大雇主义务，增加政府支持的社会工资，等等——保证了二战后积累的蓬勃发展，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它们开始对赢利和积累造成束缚。随着资本在全球化开始之际从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并获得了相对于劳动的巨大的新权力，民族国家从凯恩斯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再生产转变为服务于新的全球积累模式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总体需求，其中包括缩减再分配计划。在美国和其他核心国家，这标志着福特时代的结束。在第二世界，这标志着胸怀大智的精英阶层的跨国分支的崛起，他们开始与全球资产阶级保持联系，并且开始着手实施一项完全融入（再次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计划。在第三世界，随着各种发展主义计划的逐步实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革命政体正在被本地精英阶层的跨国化分支所取代。自70年代以来，资本开始抛弃此前与劳动之间的相互义务，因为全球化过程已经使其挣脱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在这一新的资本—劳动关系中，劳动正在逐渐变成一种赤裸裸的商品，它不再扎根于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互惠关系，而这在历史上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得以制度化的。每个劳动者都希望将自己作为商品出卖，都希望变成从政治和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销售者，变成他们自己这个商品所有者的“企业家”。这一新发现的跨国资本力量有助于塑造一个高度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全球社会积累结构。随着社会结构在世界所有地区都发生改变并跨国化，一个新的全球社会积累结构不仅叠加在现存的国家社会结构之上，而且改变了这一国际社会结构。这一新的全球社会积累结构共同加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规范（如下）。
　　跨国资本家阶级处于构建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的过程之中。这一新的全球统治集团包含了各种由跨国资本家阶级——这一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是由新的全球积累和生产结构所决定的——所领导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正是全球积累而非国家积累的逻辑，引导了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因而该集团被称为全球主义集团。在这一全球主义集团的中心是跨国资本家阶级，它由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人，以及世界各地管理跨国资本的其他资本家所构成。这一集团还包括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超国家机构的精英和官僚人员。这一历史集团还集合了南北方国家主要政党、传媒巨头、技术精英和国家经理人中的主要力量，以及那些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技术解决方案的经过选择的有机知识分子^[92]和魅力型人物。这一新的全球统治阶级的世界政治，相对于国家统治阶级的政治而言，更少受到国家间体系不断变换的竞争和联盟的驱动。在这一跨国精英阶层之下，是一个小的、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他们只有一点点真正的权力，但是受大众消费的安抚，他们在跨国精英和世界绝大多数穷人之间形成一个脆弱的缓冲层。因此我们可以借用葛兰西的观点来论及历史集团，亦即一个统治联盟和一个社会基础，其中某一群体（跨国资本家阶级）充当领导者，并通过那些被拉入这个集团的其他群体的同意而实施其计划。那些未被拉入这一霸权计划的穷人大多数或者通过物质机制，或者通过意识形态而被遏制或压制。
　　全球主义集团被松散地组建起来，跨国资本家阶级在尽力确保其领导权以及再次创造霸权时，经常会面临新的挑战和困难。某一阶级或阶级分支获得霸权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利用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视野或意识形态来取代狭溢的经济利益，以及在确保他们参与这一社会视野的过程中，将其他集团的利益与领导阶级或阶级分支的利益具体结合起来。跨国金融资本（货币投机商、银行家、证券投资人）的狭溢利益似乎为这一霸权计划带来了一个不妙的前景。另外，很难确保一个统一的社会视野，因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部分经常基于他们各自地区体系的历史经验，寻求解决全球资本主义问题的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方法。在跨国资本家阶级中，存在着相当多的战略争论和策略分歧，尤其是存在越来越多的派系争执。在此，派别（faction）有别于分支（fraction，前文已经对其进行了定义），它是指在各种不同的特定环境里，为了追求共同的政治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群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设想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呢？对现实主义者、世界体系分析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霸权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而国家权力则被认为是从属于民族国家的。作为分析世界动力学的基础，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体系的逻辑导致分析者在新的全球秩序下，在某种类型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寻求霸权。世界体系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相继出现的国家霸权。回首过去，人们可以看到接力棒从意大利城邦国家传到荷兰、英国，然后传到美国。现在，主流观点似乎是东亚国家的霸权正在形成。^[93]就意大利学派而言，它所关注的是相继出现的霸权计划（hegemonic projects），从大不列颠领导之下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1789~1873年），到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时代（1873~1945年），再到二战后美国领导之下的泛美和平时代。^[94]与此相对比，我坚持认为这一接力棒正在传给一个即将形成的跨国霸权格局。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兴的跨国霸权，这一霸权还处于角逐和远未结束的进程；我们正在见证新的历史集团的崛起，这一集团以跨国资本的霸权为基础，具有全球性。这一观点遭到了那些表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角色，以此证明当前所存在的是美国霸权下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人的挑战。对此，我觉得将美国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解释为代表跨国霸权而非为了促进“美国”的利益似乎更令人满意。我将会在第三章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2．跨国精英议程：“自上而下”的跨国资本家全球政治

　　跨国统治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之时，带来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其中包括通过跨国国家机器（参见第三章）的代理人对全球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自上而下的修正。^[95]这一“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目标是，在世界各地为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受束缚地运行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全球重构、“华盛顿共识”^[96]或已经众所周知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被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的设想，比较优势论，以及自由贸易、增长、效率和繁荣的全球主义言论合法化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教条。^[97]全球新自由主义包含双重维度，是在跨国公司强大的和组织完善的游说组织的支持下，全球精英阶层所极力追求的目标。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重维度是指世界范围内的市场自由化，以及为全球经济构建一个新的法律和监管的上层建筑。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第二重维度是指内部重构及各个国家经济体的全球融合。这两重维度相结合，旨在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和一个全球政策体制，以此打破阻碍跨国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以及资本在国家内部自由运作的所有国家障碍。因而，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新的全球化循环，为资本积累有利的（高效的）复兴创造了全部条件，它还促使各个国家经济体隶属于和融入全球经济。这一进程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建设阶段相类似，当时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和一套单一的法律、税收、货币政策，以及政治统一在共同的状态下得以建立起来。全球化不过是在世界层面上重复这一进程而已。
　　世界范围内的市场自由化随着20世纪80年代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而迅速加速，因为乌拉圭回合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世界贸易规则来协调监管新的全球经济。1948~1994年间，全世界共达成了109个地区赀易协议。随着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成立于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可能是自由化了的全球经济的最有力的标志。世界贸易组织的独立司法权以及在落实关贸总协定条款时前所未有的权力，使它成为第一个超国家机构，它的强制力不仅渗透到任何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内部，而且还直接渗透到跨国职员和跨国公司的精英阶层。表2-3显示各个国家都朝着向跨国资本开放的方向运动，这是为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单一的和统一的领域的指示器。

　　随着世界市场的自由化，经济重构计划席卷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这些计划由国际金融机构和新兴的跨国精英阶层的智囊团在70年代和80年代设计，并附有一个新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论述。这些计划试图在所有国家都实现资本跨国流动所需要的宏观经济平衡和自由化，并且将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全球化积累循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试图对多个国家之间形形色色的财政、货币、工业、劳动和商业政策进行调和，如此一来充分流动的跨国资本便可以同时，且经常是瞬间地跨越多国国界发挥作用。这些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 SAPs）要求消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单个民族国家对其领土内资本活动的管制。1978~1992年间，有超过70个国家实施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计划和稳定计划^[98]。这些计划成为调整本地经济与全球经济关系的主要机制。这些计划产生如下结果：这些国家的生产实现了大规模的改组；在新兴的跨国国家的保护下，前第三和第二世界的广大地区重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参见第三章）。
　　稳定化或财政、货币、外汇以及相关措施的一揽子计划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第一阶段，它的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稳定化之后的第二阶段是“结构性调整阶段”，其中包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即向世界市场开放经济；去管制化，即使国家远离经济决策；对原来的公共领域进行私有化，如果公共利益高于私人赢利的标准仍在执行，那么公共领域将会阻碍资本积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为基础，新自由主义模式需要由以下两种需求得以保证，一是产生贸易盈余以调节债务支付和降低贸易逆差，也就是克服所谓公共部门“无效率”的需求；二是控制通货膨胀，杜绝预算赤字，恢复财政实力和宏观经济平衡的需求。贸易自由化和向对外部门重新分配资源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出口，而且根据定义，这将导致一种重新链接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这种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伴随着对“无效率”的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和内部自由化，如金融体系和劳动法规的去管制化，其目的在于吸引投资和“有效”分配资源。各国一般常采取降低开支和增加收入等财政紧缩方案来获得财政实力，通常这需要削减社会计划、征收消费累退税、降低补贴、裁减公共部门人员，以及提高利率等。^[99]
　　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有其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但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跨国化和更新政策体制以促进新的全球模式的需求面前，是受早期凯恩斯主义再分配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积累战略的土崩瓦解所推动的。实际上从更大的背景来看，不平衡本身便是早期国家积累结构崩溃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合理性是相较于全球资本积累的逻辑而言的。这一模式为资本积累有利的（高效的）复兴创造了全部条件。有利的内部条件取决于本地环境和全球环境之间的兼容性。调整创造了政策环境，而市场则发出了资源向外向型部门转移的信号。在每一个作出调整的国家，经济的恢复是通过引入或扩展与全球经济相关的活动，以及将“国家”积累循环与全球积累循环融合在一起而实现的。然而从更为广泛的社会逻辑的视角来看，这一模式是非理性的。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新自由主义调整均导致了大众消费和社会条件的下降，贫困、贫穷化和不安全感的上升，“粮食暴动”，不平等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最终的政治冲突等。^[100]
　　通过使各个国家的经济环境与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环境相协调，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政策“润滑剂”。它使各个体系之间的“齿轮”保持和谐的状态。在新自由主义的润滑下，全球资本主义摧毁了一切非市场结构，这些结构在过去曾限制了资本积累，或在资本积累面前横亘了一个保护层。人类活动的非市场领域——由国家所管理的公共领域以及与社会和家庭相关的私人领域——被打破，变得商品化和转向资本。通过将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剥离和融入跨国资本，新自由主义将全球经济从全球社会中抽离出来，国家将其承担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唯一组织力量的角色让位于市场。尽管如此，经济和政治在此融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霸权计划。重构赋予了涉外部门的代理人内在的阶级倾斜。这些代理人倾向于同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治经理人进行结合，并在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逐步融入精英阶层的跨国分支之中。这一本地精英阶层期望获得主导地位，并期望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历史集团”，从而将本地社会秩序与跨国秩序联结在一起。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全球精英在新自由主义计划方面，已经实现了看来是真正的葛兰西共识。实际上，这一共识代表了全球体系中统治集团间的利益一致性；这些利益是通过掌控权力的机构（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和跨国国家机器）得以实现的；而且它还通过为世界范围内的从属阶级在选择替代方案问题上设置参数和进行限制，获得了意识形态主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华盛顿共识”反映了在跨国精英的领导下，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的诞生。然而到世纪之末，当面对上述模式所产生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时，这一共识中的裂痕已变得十分明显。尽管实现了全世界的初始调整，但新自由主义可能会被证明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短暂特性，我将会在最后一章来谈论这个问题。
　　但跨国议程也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因素。如果经济因素使得世界接近资本，那么政治因素则“使世界安全获得资本”。正如我在此前的研究中曾充分分析的那样，应该主要围绕促进“民主”，或更确切地是围绕所谓的多头政治来发展那些最适合实现一个稳定的世界环境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机制。多头政治是指这样一种体系，其中一个小的集团实际掌握统治权，而大多数人参与决策仅限于在受到高度控制的选举进程中、在相互竞争的精英阶层中作出选择。这一“低烈度”的民主并不包含人民（demos）的权力（cratos），更不要说结束阶级统治或结束实际上的不平等了，因为它们在全球经济下正在得到成倍的增长。向多头政治的过渡应当根据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社会控制的本质的变化来进行考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整个第三世界所出现的精英统治危机，通过向多头政治的转变而得以解除。在这些相互角逐的转型中，很明显的一点是跨国统治集团通过改变政治统治的模式，即从极权和独裁政府所实施的社会控制的压制体系向以更多认同为基础的新的多头政治转变，从而努力重建霸权。紧随独裁主义而出现的社会秩序类型——新兴的全球资本家秩序或某些民众替代方案——正处于紧要的关头。大众推动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大众民主化（popular democratization），而那些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力量和由此带来的过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为后盾，以及那些经常依赖于美国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干涉的新兴的跨国化精英，则能够赢得民主化运动的主导权，并且将独裁主义的崩溃引向多头政治。
　　多头政治已经被跨国精英提升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高度。世界层面的互动和经济一体化受到了极权的或独裁的政治安排的阻碍，因为这些政治安排难以管理与全球经济相关的、膨胀了的社会交往。当全球化的压力开始打破强制型政治权威的固有形式，打乱传统的社团和社会模式，并煽动人民大众去要求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时，独裁体系便开始瓦解了。民众阶级的要求、不满和渴望越来越少地通过直接镇压而更多地通过意识形态机制、政治拉拢和解体以及由全球经济所强加的限制来进行调和。在协调阶级间关系的同时，多头政治也是解决统治集团之间冲突的最合适的机制安排。由于具备和解与调节精英内部关系及支配性地团结民众大多数的机制，多头政治在新的全球环境中被更好地武装起来，使得统治集团的政治权威合法化，并在新兴的全球社会充满冲突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创造了一个足够稳定的政治环境。
　　将普遍强加的经济或“市场”规则作为世界范围内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已经趋向于取代将国家作为直接社会控制的基点所实施的超经济或政治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向多头政治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引起的经济变化而在政治结构方面进行的调整。全球积累网络的出现需要稳定的经济竞争规则，这一规则也是新的资本家和专业部门所渴望建立的，尽管它拒绝其他人真正地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民主共识”是指日渐凝聚在一起的全球精英阶层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在最有利于实现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政治体制的类型方面达成的共识。事实上，正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力量通过市场施加规则，从而（通常）使得独裁政权所实施的各种压制性政治权威的形式变得不再必要。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政治权威的主导形式从极权主义向多头政治的转变表明社会控制方式在跨国层面上从强制向共识的转变，即按照葛兰西主义的观点，向全球霸权的转变。
　　跨国资本家阶级在雄心勃勃地追求其目标的同时，也引导了持久的意识形态运动，该运动的目的在于将取消福利和发展型国家的这一做法合法化，并且传播一种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全球资本家意识形态。有时候，跨国资本家阶级同右翼和极右翼力量以及从属阶级结成合适的联盟，组成右翼民粹主义。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中的保守力量便是如此，隐藏其后的右翼民粹派的言论是跨国资本的强有力的代表。在其他情况下，跨国资本家阶级同中间偏左、左派甚至是极左力量结成联盟，从而为财政紧缩和经济调整提供了合法性，或者说它能够操纵一种跨国资本家和其本地代理所不能实现的社会控制。例如，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美洲原先的革命运动便是这种情况。
　　在简要分析跨国霸权时，必须谈及文化才算完整，因为文化是任何一项霸权规划的中心。文化领域是争夺跨国霸权的重要战场。跨国规划中的文化组成因素推动了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竞争主义的文化，并借助大众传媒和广告进行扩散。^[101]当然，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由被压迫者创造和使用的。正如文化能够进行统治一样，它也能够并且确实推翻一种统治。正如我在第四章所要讨论的那样，目前在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抵抗文化对于反霸权计划至关重要。
　　社会生活是由不断变化和相互矛盾的文化影响之间的持续竞争所形成的。虽然文化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激烈变动的战场，但它并不否定如下同样合理的观点，即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霸权。商品化的巨大力量和对经济强制的高度依赖造成了对日常生活的破坏和原子化作用，使得新时代下的文化统治更具有弹性。在全球层面，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深刻影响了大众意识，并侵蚀了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具有一种潜伏的社会控制功能。消费主义引导大众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的渴望，尽管这些希望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竞争性的个人主义使得不论个人生存的要求有多么高它都永远高于集体福利的观点合法化。因而，。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引导人们将其活动固定在追求个人消费和生存以及虽然很遥远但却不断向上的理想上，推动了社会活动的去政治化，并对旨在进行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同质消费文化和它所带来的“个人主义精神”的扩散证明了社会分化的正当性，并且通过引导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充当了一种社会控制机制。

^[1] 转引自罗伯特·J.S.罗斯、肯特·C .崔切伯格：《全球资本主义：新利维坦》，1990。第XV页。

^[2] 转引自莱斯利·斯克莱尔：《跨国资本家阶级》（Leslie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2001，第286页。

^[3] 阿都·拉曼·恩蒙：《全球化和跨国阶级关系：一些概念化的问题》，载于詹姆斯-米特尔曼、诺拉尼·奥曼编《把握全球化》（Abdul Rahman Embong，“Globalization Class Relation： Some Problems of Conceptualization”， In Capturing Globalization， ed.， James H. Mittelman and Norani Othman， London： Routledge），2001，第105页。

^[4] 《关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专题研讨会》，载于《科学和技术》（“Symposium on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65）4，2002；《关于社会理论和全球化的专题研讨会》，载于《理论和社会》（“Symposium 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Society）30（2），2001，第157~236页。

^[5] 斯蒂芬·海默：《跨国公司：一种极端的研究方法》（Stephen Hym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 Rad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262页。

^[6] 沃尔特·戈德弗兰克：《谁统治着世界？国际层面上的阶级形成》，载于《意识形态季刊》（Walter Goldfrank，“Who Rules the World？ Class Form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Quarterly Journal of Ideology1:2），1977，第35、32页。

^[7]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Anthony Giddens， 3d ed，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亨克·欧沃比克：《跨国历史机制：跨国阶级形成和世界秩序论》，载于巴兰编《全球政治经济学：当代的理论》（Henk Overbeek，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echanism： Theories of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World Order”，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ed.Ronen Palan， London： Routledge），第168~183页。

^[8] 基斯·冯·佩吉奥：（Kees van der Pijl， 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 London： Verso），1984；基斯·冯·佩吉奥：《国际层面》，载于汤姆·博托摩尔、罗伯特·J.博瑞姆编《资本家阶级：一项国际性的研究》（Kees van der Pijl，“The International Level”，In The Capitalist Class：An International Study， ed.Tom Bottomore and Robert J.Brym，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9，第237~266页；基斯·冯。佩吉奥：《跨国阶级和国际关系》（Kees van der Pijl，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1998。

^[9] 参见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斯蒂芬·吉尔：《美国霸权和三边委员会》（Stephen Gill，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0] 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1987，第271页。

^[11] 斯蒂芬·吉尔：《美国霸权和三边委员会》，1990；斯蒂芬·吉尔编《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Stephen Gill，ed.，Gramsci，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2] 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体系的社会学诠释》（Leslie Sklair，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2d ed.， 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13] 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体系的社会学诠释》，1995；莱斯利·斯克莱尔：《跨国资本家阶级》，2001。

^[14]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和斯克莱尔在私人交谈、书信以及共同参加的研讨会上，就我们之间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多次争论。我与他的“全球体系理论”的不同之处集中在资本家阶级的定义上，他把职业人士、中间阶层（例如记者）、国家官僚、政客、技师以及其他并不必然拥有财产的阶层包括了进来。我认为资本家阶级是有产阶级一资本的所有者，跨国资本家阶级则是拥有或控制跨国资本的资本家团体。任务是对资本家对无产者阶层和国家的影响的机制加以探讨，分析联盟是如何构建的以及资本家的霸权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关于这一点，可参考阿都·拉曼·恩蒙在《全球化和跨国阶级关系：一些概念化的问题》（2001）的文章中对斯克莱尔进行的系统批判。另外，斯克莱尔的理论并没有提到跨国国家的机器和实践的概念。我所认为的应该属于跨国国家的职员或技师，例如世界银行的职员，在斯克莱尔那里被归到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中。

^[15] 阿兰·利比兹：《幻想和奇迹：全球福特主义的危机》，1987。

^[16]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2000，第52页。

^[17]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罗伯特·C.塔克《马克思恩格斯读本》（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 RobertC.Tucker， 2d ed.， New York： W.W.Norton），1978，第469~500页。

^[18]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不幸的家庭：民族国家世界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载《每月评论》51，1999，第1~12页；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全球资本，民族国家》，载于马克·鲁珀特、黑兹尔·斯密斯：《历史唯物主义和全球化》，（Ellen Meiksins Wood，“Global Capital， Nation-State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d.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 London： Routlege），2002·第17~39页。

^[19]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不幸的家庭：民族国家世界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载《每月评论》51, 1999，第11页。

^[2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59，第349页。

^[21] 例如，可参见威廉·G·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1998；迈克尔-尤西姆：《内部循环：大公司与美英商务政治活动的兴起》，1984；莫里斯·蔡特林、扎瑞克里夫：《地主和资本家：智利的统治阶级》（Maurice Zeitlin and R.Ratcliff，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The Dominant Class in Chil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22] 这个概念早在1974年就由理查德·巴奈特（Richard Barnet）和罗纳德·穆勒（Ronald Mueller）提出。关于对跨国资产阶级的反思，可参考乔治·索罗斯：《金融秘法》，1998；沃尔特·瑞斯顿：《主权暮年：信息革命是如何改变世界的》，1992。沃尔特·瑞斯顿是花旗银行前CE0，乔治·索罗斯是全球货币投机商。也可参见莱斯利·斯克莱尔：《跨国资本家阶级》，2001。

^[23] 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

^[24] 杰里·哈里斯：《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技术变革》，载于《种族和阶级》（Jerry Harris，“Global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Race and Class），1998~1999，第23页。

^[25] 帕特内克：《千禧之末的亚洲资本主义》，载于《每月评论》（Prabht Patnaik，“Capitalism in Asia at the End of Millennuim”， Monthly Review），1999，第56页。

^[26] 乔万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Gia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1994。

^[27] 《合并和联盟：握着我的手》，载于《经济学家》，1999年5月15日（“Mergers and Alliances： Hold My Hand”，Economist， 15 May 1999），第59页。

^[28] 基斯·冯·佩吉奥：《跨国阶级和国际关系：），1998，第53页。

^[29] 基斯·冯·佩吉奥：《大西洋统治阶级的形成》，1984；基斯·冯·佩吉奥：《国际层面》，载于汤姆·博托摩尔、罗伯特·博瑞姆编《资本家阶级：一项国际性的研究》，1989。

^[30] 例如，可参见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杰里米·豪威尔斯、米歇尔·伍德：《生产和技术的全球化广1993；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0-2001。

^[31] 参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9 ，第3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1页；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000，第252~253页。

^[32]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6，第3页。

^[33]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1页。

^[34]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2页。

^[35]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0，第101页。

^[36]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6页。

^[37]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5页。

^[38]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000，第251页。

^[39]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000，第251~252页。

^[40] 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45~46页；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

^[41] 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45~46页。

^[42] 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222页；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

^[43]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垄断资本和新全球化》，载《每月评论》（John Bellamy Foster，“Monopoly Capital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53(8)，2002，第5页。

^[44] 迈克尔·雷纳：《跨国合并激增》，载于《重要信号》（Micheal Renner，“Corporate Mergers Skyrocket”， in Vital Signs，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e）；汤姆森金融证券数据公司：《1980~1999年跨界合并份额》（Thompson Financial Securities Data，“Share of Cross-Border Mergers：1980-1999”）。

^[45] 汤姆森金融证券数据公司：《1980~1999年跨界合并份额》。

^[46] 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

^[47] 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11-12页。

^[48] 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7页。

^[49] 理查德·杜波夫、埃德华·S·赫尔曼：《并购，垄断，民主精神的消亡》，载《每月评论》（Richard Du Boff and Edward S.Herman,“Mergers， Concerntration，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Monthly Review）（5），2001，第16页。

^[50] 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14页。

^[51] 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 ，第17页。

^[52] 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8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0。

^[53] 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37~28页。

^[54] 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公司治理和跨界合并》（Lucy Alexander， Sigrid Esse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ross-Border Mergers， New York： Conference Board）·2000·第4页。

^[55] 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公司治理和跨界合并》，2000，第4页。

^[56] 转引自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公司治理和跨界合并》，2000，第11页。

^[57] 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公司治理和跨界合并》，2000，第14页。

^[58] 例如，威廉·G·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1998；托马斯·T·戴伊：《谁掌管美国？》（Thomas T. Dye，How’s Running America？4 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1986；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C.Wright Milla，Prentice Elit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迈克尔·尤西姆：《内部循环：大公司与美英商务政治活动的兴起》，1984。

^[59] 律商联讯：《企业和附属公司名录》（Lexis Nexis Group， Corporate Affiliations， Vols.1-8， New Providence， R.I.）2002。

^[60] 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趋势和战略》（Lucy Alexander， Sigrid Esser， Globalizting the Board of Direction： Trends and Strategies， New York： Conference Board），1999，第5页。

^[61] 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 趋势和战略》，1999，第6页。

^[62] 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 趋势和战略》，1999，第9页。

^[63] 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 趋势和战略》，1999，第10，页。

^[64] 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 趋势和战略》，1999，第17页。

^[65] 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Nam-Hoon Kang and Kentaro Sakai，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Their Role in Industial Globalization，STIW or king Paper 2000/5，Paris；OECD），2000。

^[66] 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6页

^[67] 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7页。

^[68] 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24页。

^[69] 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24~27页。

^[70] 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22页。

^[71] 加西亚·莱拖-吉里斯：《跨国公司：一体化当中的碎片化》，2002，第35页。

^[72] 约翰·丹尼斯瓦斯基：《通用与俄罗斯进行合资》，载于《洛杉矶时报》2002年9月24日（John Daniszewski，“GM Rollsout Joint Venture with Russia”，LosAngeles Times，24 September 1001），第A3版。

^[73] 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223页。

^[74] 例如，可参考安凯·胡格威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社会》，1997，第109~113页。

^[75] 安凯·胡格威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社会》，1997，第109~113页。

^[76] 加西亚·莱拖-吉里斯在其2002年的著作《跨国公司：一体化当中的碎片化》就为什么资本会跨国化以及为什么这一跨国化采取“外部化”（垂直分离与水平延伸）、碎片化和全球扩散的方式这一问题，进行了完整的文献回顾，并从组织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分析。

^[77] 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45页。

^[78] 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报告1996~1997年》，1997，第2页。

^[79] 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44页。

^[80] 罗杰·伯尔巴赫和威廉·I.罗宾逊：《世纪争论的终结：作为时代转折的全球化》，载于《科学和社会》（63）1999，第10~39页。

^[81] 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19页。

^[82] 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报告1996-1997年》，1997，第xvii页。

^[83]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5页。

^[84]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7页。

^[85] 载于《商业周刊》（BusinessWeek）1998年5月18日，第50~51页。

^[86] 转引自沃尔登·贝洛：《亚洲经济的爆发：原因、动力和前景》，载《种族和阶级》（Walden Bello，“The Asian Economic Implosion：Causes，Dynamics，and Prospect”，Raceand Class）40（2-3），1998~1999；第138页。

^[87] 例如，可参考威廉·罗宾逊：《超越民族国家模式：全球化，社会学和跨国研究的挑战》，载于《社会学论坛》13（4），1998；威廉·罗宾逊：《世界体系中的跨国进程，发展研究和变革中的社会等级：以中美洲为个案研究》，载于《第三世界季刊》22（4），2001；威廉·罗宾逊：《根据全球化重新对发展进行测定：从领土到社会制图》，载于《第三世界季刊》（Williams I.Robinson，“Remapping Development in Light of Globalization：Form a Territotial to a Social Cartography”；Third World Quarterly），2002，第1047~1071页；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2003。

^[88] 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1987。

^[89] 莱斯利·斯克莱尔：《跨国资本家阶级》，2001。

^[90]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Antonio Gramsci，Selection from the Prospm Notebooks，New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ier），1971。

^[91] 戴维·戈登、理查德·爱德华、迈克尔·莱希：《资本主义的长波和阶段》，载大卫·科兹、特伦斯·麦克唐纳夫、迈克尔·莱希：《社会积累结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危机》，1994，第20页。

^[92] 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指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就阶级群体进行思考和理论化，并对问题设计出技术解决方案，形成行动的项目和计划，等等。这里，我所关注的是前者，尤其是在形成一个相对连贯的有关统治功能的世界观时知识分子阶层所扮演的角色。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1971。

^[93] 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G.ArrighiandB.Silver，Chaosand Governanc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Minneapolis：Uinersity of Minneesota Press）1999；安德鲁·G.弗兰克：《白银资本》（Andre Gunder Frank，Re 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94] 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社会秩序》，1987，第109页。

^[95] 可参见威廉·罗宾逊：《全球化：我们时代的九个命题》，载于《种族和阶级》38（2），1996，第13~31页；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威廉·罗宾逊：《第三世界全球化进程案例研究：尼加拉瓜的跨国议程》，载于《全球社会》（William I.Robinson，“A Cas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Third World：A Transnation Agendain Nicaragua”，Global Society）11（1），1997；第61~91页；威廉·罗宾逊：《拉丁美洲和全球资本主义》，载于《种族和阶级》40（2-3），1998~1999；第111~131页；威廉·罗宾逊：《不平等时代的拉丁美洲：遭遇新乌托邦》，载于《国际研究评论》1（3），1999，第41-67页。

^[96] 约翰·威廉姆森：《民主和“华盛顿共识”》，载于《世界发展》（John Williamson，“Democracy and the‘Washington Consensus’”，World Development）21（8），1993，第1329~1336页。

^[97] 罗伯特·温特：《全球化之谜》，2002，第3章。

^[98] 苏珊·乔治：《债务自食其果：为什么说第三世界债务危害所有人》（Susan George，The Debt Boomerang：How Third World Debt Harms Us All，Boulder，Colo.：Westview）1992。

^[99] 雅克·B·格里纳斯：《免除债务：通过金融自主重获发展》，1998。

^[100] 有关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的调整措施及其影响，请参考杜肯·格林：《静悄悄的革命：拉丁美洲市场经济的崛起》（Duncan Green，Silent Revolution：The Riseof Market Economiesin Latin America，London：Cassell/ Latin America Bureau），1995；有关非洲的情况，请参考范图·切鲁：《非洲静悄悄的革命：债务、发展和民主》（Fantu Cheru，The Silent Revilutionin Africa：Debt，Development，and Democracy，London：Zed Books）1989。有关重构的社会影响，请参考米歇尔·邱苏多夫斯基：《贫穷的全球化：IMF和世界银行改革的影响》（Michel Chossudovsky，The globalisation of Proverty：Impacts of IMF and World Bank Reform，London：Zed Books），1997。

^[101] 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体系的社会学诠释》，1995。

第一节 全球阶级的形成：从国家阶级到跨国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