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国际社会的前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第一节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历史终结论的破灭
第二节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困境
第三节国际社会的霸权之争
第四节全球主义联盟霸权的瓦解

　　针对问题形成正确思路，这本身就意味着问题基本能得到解决了。

　　——卡尔·马克思

第一节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历史终结论的破灭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很有影响力的政策类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很出名。苏联集团的解体使福山按捺不住地欢呼这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并且代表了“历史的终结”。福山并不是指广义上人类历史的结束，而是指自由资本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进化的顶峰，从而也成为历史进化的终点线。^[1]为了得出他的论断，福山试图按照19世纪德国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论证逻辑来阐释20世纪晚期的历史发展，在黑格尔看来，技术发展无疑将使人类历史的进化达到一个高级终结阶段。“历史终结论"很快被用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全球精英的兴起以及他们所见证的资本主义征服其他任何政治制度而取得绝对胜利。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民，并由此进入一个永远稳定繁荣发展的黄金新时代，这一论断在一段时期内看起来似乎确实坚不可撼。政治上的发展变化，诸如第三世界革命尝试的失败、柏林墙1989年的倒塌和三年后紧随而来的苏联解体，以及世界各地左翼主流力量的日渐式微，这些都促使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极一时。1995年出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当时正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高速发展同时伴有轻度衰退、基于信息化的“新经济”带来大量赢利机会的特殊时期。所有这一切让跨国精英们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但是在20世纪末期，形势却开始发生变化。随着1997~1998年东亚金融业的崩溃，历史终结论也一步步走向破灭。东亚的经济动荡迅速通过国际金融体系波及土耳其、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跨国中产阶级的信心也随之瓦解。1999年，世界经济曾一度有所好转，但在2001年又重新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1999年11月，WTO部长级会议在西雅图召开期间，爆发了抗议企业全球化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活动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新一轮的群众抵制运动正在兴起，而且不同以往的是，其范围跨越国界，所关注的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一问题、政治认同和纯粹的地方利益。西雅图示威活动之后几年，在很多全球精英论坛举办地又相继爆发了一系列高规格的“反全球化”运动，示威地点包括华盛顿、墨尔本、布拉格和尼斯（2000年）哥德堡、魁北克、热那亚和布鲁塞尔（2001年），纽约、巴塞罗那、华盛顿和佛罗伦萨（2002年）。当时，在全球各地爆发且具有跨国联系的基层抵制运动在短期内风起云涌，而受媒体引导的“反全球化”运动恰恰代表了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反同质化的共同的批判意识和政治实践。
　　在世纪交替之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跨国精英们的论调变攻为守了。继2001~2002年间安然公司的破产之后，又出现了大量的公司丑闻，进一步动摇了正统的全球经济秩序。西雅图抗议活动之后很快召开了日美欧三边委员会，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先锋知识分子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在会上警告说“反全球化的力量目前正占上风"。^[2]不过，事实上伯格斯坦这一论断并不完全准确：占上风的不是反全球化力量，而是一股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力量。
　　在最后这个章节，我准备简要回顾全球资本体系产生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包括这一体系内在蕴涵的不稳定、不平衡、充满危机和矛盾的发展趋势。更学术一点说，本章试图阐述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时探寻与之不同的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并论述其前景。

第二节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困境

　　我所说的某种社会秩序（或某种现象）的内在矛盾，指的是其内在互不相容的两方面因素，导致秩序的不稳定及其内在某部分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采用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危机理论”，同时重点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周期性危机的发展规律^[3]。在我看来，全球资本主义在世纪之交遭遇的危机与以下四个方面相关：（1）过度生产或需求不足，或者换个说法叫做积累过剩；（2）全球社会的两极分化；（3）国家合法性和政治权威面临的危机；（4）可持续发展危机。最后这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资本主义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为人类带来了深刻的理论、历史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我在此无法进一步阐述。^[4]我们在此将相对简化地集中探讨前三个方面。
　　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孕育了技术上的动力机制，这带来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大大提髙、比以往人类熟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产生更大的社会剩余。但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随之产生了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这是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固有趋势。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并不是政策太差的结果，而是根植于这种制度的本性。我们在第一章曾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进行过剖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们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远远多于他们工资的购买力。如果得不到利润，或者雇佣的工人不能带来财富增长，资本家就不会投资。资本家只有通过市场卖出工人们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才能真正得到利润。
　　然后资本家用销售所得给工人们支付工资，并留下一部分作为利润。如果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钱恰恰等于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工人们得到的工资（包括之前投人的成本），就不会有多出来的利润部分，投资者也就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有些危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获利机会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其论据是，当投资者认为不存在获利机会时，他们选择持有资本而不是用来投资，这是危机的根源。当资本家不进行投资时，会出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停滞等，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但是我们对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重点是另一个维度，即生产过剩或者说消费不足。一个投资者只能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其商品和服务来赚取利润。如果生产了某样东西却并没有被人购买，也就不会产生利润。然而工人们没有能力购买他们所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因为他们的工资远远低于那些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当然，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比如政府或者其他消费者，也可能购买一定量的商品和服务。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始终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他们得不断地寻找新的市场来卖掉那些剩余商品和服务。只要不断地开拓新市场，资本主义积累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到某个节点，资本家们多少会陷入市场不足的困境，换言之，他们手中的商品和服务仍远远超出他们的市场销售能力。在危机理论中，这个节点就是“暴露问题”之处，也就是投资所生产的东西无法通过市场转化成利润。这是典型的经济衰退点。这也就是生产过剩或者消费不足造成的危机，因为在既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创造的财富无法全被消费掉。在此我将这种情况称为“积累过剩”的危机。我要阐述的是，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积累过剩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扩张，也就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所谓的“黄金时代”，在70年代遭遇了一场危机，随即进入调整和改革时期。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都说到过的，为应对这一形势，资本开始“走向全球化”。这使得在过去凯恩斯资本主义时代由工人阶级和主权国家政府对利润最大化构成的种种障碍得以被突破，资本获得了自由。自由贸易政策、一体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整个世界以全新的方式向全球资本开放。凯恩斯主义的积累型社会结构走向瓦解，全球化格局逐渐形成，导致工人阶层和贫困人群的收人也逐渐向中产阶级、官僚阶层和白领阶层这些新的高消费人群转移。这些新的高消费阶层构成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在新的领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资产阶级的投资进人新的地区、新的市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为投资和赢利带来了新的机会，伴随着这些新机会，剩余资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带来了全球生产力的大扩张。所有这些都暂时缓解了70年代经济停滞和投资机会减少的危机。但是即便资本积累形成了新的格局并且产生了非常多样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模式，资本运行的内在规则仍然存在，并且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会更加强化。
　　全球范围内的收人两极分化、流动性不断下降、购买力不断减弱，致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消费全球经济所生产出来的商品。这是消费不足（或者说生产过剩）的典型危机，现在这种危机在特定条件下转嫁给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全球化使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带来了全球性的劳动力资源，资本家们逐步将新的结构和权力制度化，以形成新的劳资关系、降低相对工资并创造新的赢利机会。资本家们达成上述目标时，他们的利润也大大增加了。然而，这样的发展使得潜在的问题更加严重、更易暴露。从更宽广的历史角度来看，与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发展进程随着全球化得到了加强。一是世俗化进程，即资本主义的扩张将农民们彻底转变成工人阶级的成员。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占领农村地区，迫使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但多数却成为失业或半失业工人。二是周期性进程，即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加利润而不断地用省力设备和技术来替代劳动力。新技术的全球化在20世纪末期极大地加快了这种周期性进程，使生产程序实现合理化和自动化。数以亿计的工人被机器人、电脑、银行自动柜员机和电话交换机等取而代之。
　　所有这一切带来的是世界范围内失业与半失业规模的惊人增长。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截至1998年底，占全球劳动力总量1/3的10亿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5]全球1/3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这场就业危机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也凸显出相当多的人在全球经济中不具备消费能力。一方面，这些“过剩的”或者“多余的”劳动力没有能力去消费；另一方面，这对现有制度的稳定性构成了潜在威胁。无论如何，这种情况只会使生产过剩或者消费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这种积累过剩使全球的投资者都前所未有地卷人了投机性投资的浪潮中，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博彩经济”或者“赌场资本主义”。^[6]（当时还发生了更多的长期性结构变化，为金融投机创造了条件。^[7]）例如，数万亿的美元投向了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都市和东亚地区新兴发达城市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业，使股市和房市的市值呈现虚假增值（比如，这些投资并没有创造出实际的新价值，而仅仅使现有资产的价值过度膨胀起来）。这类“金融泡沫”导致日本经济的不景气，继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经济衰退，股市和房市的泡沫都出现了周期性破裂，华尔街和不少网络公司都陷入困境，最终引发了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很多人视为世界经济恶化的前兆，使世界经济在21世纪初进入了低迷期，同时还表明，全球经济开始陷入更深的结构性危机。^[8]总之，突破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再分配体制，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经营利润；另一方面却使资本主义内在的积累过剩问题更加严重，收人两极分化和不平等问题都进一步加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停顿乃至衰退，深层次原因都在于生产能力过剩。^[9]
　　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已经有很多确凿的数据可以说明全球生产能力的极度过剩。工业和商业杂志都充斥着论调悲观的文章，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几乎遍及各个行业，从海运、航运到汽车制造、石化产品、航天工业、制药、半导体、铝业、钢铁、纺织业、家用电器、轮胎、电脑和通信设备等等，不一而足。^[10]美国计算机产业的产量每年增长近40%，远远高于需求增长。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航天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过剩和持久惨痛的严重危机”。^[11]世界汽车产业每年生产7010万辆汽车，卖出去的却只占74%。全球通信设施的投资极其巨大，而这些光学电缆铺设的通信网络，实际利用率据报道只占总容量的2.5%。^[12]零售商也深受其害，连凯马特（K-Mart）这样的超级大卖场也遭遇了店面过大的尴尬。就像经济学家盖里·西林（Gary Shilling）说的，“几乎每样东西都供过于求”。^[13]
　　早期的资本主义通过两种机制把积累过剩和两极分化的问题部分地抵消掉了。一种是正统的帝国主义，或者说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凭借武力和战争征服了新的领地，强行获得新的市场。拜帝国主义所赐，在世界殖民体系的权力中心，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与此同时，殖民地的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境况不断恶化。另一种则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发展出来的多样化再分配制度，在凯恩斯的创造需求理论影响下，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在二战后一度处于鼎盛时期。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不再有可被殖民的“新地界”，以国家为基础的再分配制度也行不通了。会不会有新的全球凯恩斯主义来化解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出现新的全球性社会力量来提出一个全球再分配方案？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但是可以说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与积累过剩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联。

1．全球两极分化和社会再生产危机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架构中，有一个概念是将贫困与不平等视为资源稀缺或经济增长不足导致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我经常向学生们指出的，我们这个世界生产的粮食足够满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人每天3600卡路里的基本热量需求。^[14]曾有人对第三世界地区20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几次饥荒做过研究，结果表明，那些“饥饿的国家”生产的大量粮食用于出口，即便在最严重的饥荒时期，它们仍将粮食出口给国际市场。^[15]饥饿问题，或者更广义一点说生存权被剥夺的问题，并不在于缺少资源，而是在于如何分配资源、什么样的社会集团和阶层控制了这些资源以及他们如何实施这种控制来利用资源。问题也不在于经济增长不足，实际上世界经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可持续增长，只不过在那期间，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
　　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两极分化的进程，也使社会再生产陷人更深的危机。在大多数国家，近年来参与到全球消费市场成为“国际化消费者”的人数都大幅增加。可是，另一个现实是，贫困人口和近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也一直在增长，全球范围内的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差距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不断扩大（表4-1和表4-2引用的数据很明显地说明了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对于如何度量全球不平等，向来有很多争论，但是关于不平等程度的发展问题及其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却没被正经讨论过。^[16]人类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越来越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0年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最近一二十年间，全球将近1/5的人口生活水平下降了。这完全可以说是20世纪市场失灵最严重的表现之一”。^[17]全球人均收入在1960~1994年间翻了两番，然而有100多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收入低于20世纪80年代，有的甚至低于70年代乃至60年代。^[18]

　　全球最富人群与最穷人群之间的收人差距呈指数式倍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供的全球不平等方面的数据已经广为人知，却仍然让人触目惊心。1998年，全球最富的200个人拥有的资产比全球41%的人口总收入还多，当年最富的3个人一一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一一拥有的总资产达1560亿美元，据UNDP报告，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的GDP总和还比不上这三个人的资产总和，而这43个国家的居民达6000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9年指出，全球化带来了财富增长，但这些财富却集中在“超级巨富”手里。富裕阶层的很多人享受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实惠，而世界上绝大部分人远远落在他们后面。1999年，最富的20%世界人口占有85%的世界财富，其余的80%。世界人口仅占有159^的财富，而最穷的20%世界人口仅获得1%的财富。^[19]全球化的后果是“那些受益于全球化体系的与那些仅仅被动接受全球化影响的人们和国家之间，出现了奇怪而又危险的两极分化"。^[20]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正以现代人类史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成巨大的鸿沟。这就是新的全球性社会分裂。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曼（Alan Freeman）从很多数据库中收集并分析了全球收人和贫困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库包括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数据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观察数据库》，以及美国人口普査局和荷兰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库。弗里曼分析了1980~2002年间全球不平等和收人两极分化逐渐扩大的稳定变化趋势，同时也说明了全球数十亿计人口的收入不断下降，贫困程度加深。1980年，有9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呈下降趋势，这9个国家共有11.8亿人口；1998年则增加为60个国家和13亿人口。^[21]自1970年以来，全球GDP每10年的平均增长率都较上一个10年有所下降，以至于到90年代，全球人均GDP成了负增长（见表4-3）。

　　在早些时期，“中心地”和“边缘地”通常用来指那些按照地理范围划定的疆域及住在其中的人们。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经济富足，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逐渐弱化，这些国家转而剥削掠夺那些地理上处于边缘的国家。随着“中心”和“边缘”渐渐用来指社会阶层地位而不是地理位置，国际社会的富裕程度也逐渐有赖于边缘社会阶层，所谓的边缘社会阶层并不一定是集中居住在某个地方。^[22]那些拥有5000美元个人收入的人，构成了“消费者”这个群体。20世纪9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消费舍的绝对数量超过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绝对数量，这是史无前例的。^[23]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消费者。在跨国公司和银行的全球生产和营销战略中，它们每天在全球每个地方寻找消费者，全球所有消费者仅占世界人口的15%。用花旗银行主席约翰·里德（John Reed）的话来说，这些消费者是“银行愿意担保的”对象，他判断全球市场中有8亿消费者。里德认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很多问题，不管是全球环境问题还是健康问题，都是42亿人口的问题，而不仅仅是8亿人口的问题"。^[24]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过去至少有两种机制有助于抵消社会两极分化和生产过剩的危机。首先，正统的帝国主义使中心国家得以将资本主义自身产生的最尖锐的社会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并且动用了强硬的武力。其次，凯恩斯主义的吸收机制，比如通过税收和社会支付形成的信用体系和再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积累过剩的危机。当前的大部分危机都是在一国之内得到缓解的。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已经没那么容易解决形形色色的多种危机。而新出现的跨国政府也难以解决那些危机，尤其是积累过剩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危机。即便混乱无序的全球金融体系能实行规范管理，其运行机制也并不是为了消解危机，更不能为某些事情的合法化提供物质基础。

2．国家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控制国家

　　不少国家的社会结构相继瓦解，被边缘化和被剥夺实权的地区时不时发生一些抗议暴乱，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为上述这些现象作出了注解。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很多政府都面临越来越多的合法性危机，政治权威受到挑战。全球系统的经济困境导致很多国家内部产生社会不稳、政治紧张和军事冲突。弗里曼指出，“市场几乎正在将世界分裂开来，很多地方都正在变成难以统治的区域。当经济运行机制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它自身产生的社会矛盾，国家和社会都逐渐陷入愈加公开的政治冲突之中。中东、中亚、巴尔干半岛、中非和北非、中美洲和南美洲、东南亚等地发生的本土危机、冲突和政府不稳定，都各有其具体特性。但是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最根本的动因都是一样的：最近二十多年间的经济停滞加剧和普遍的发展不平等成为不能承受之重"。^[25]
　　在世界资本主义早期，即单一民族国家时期，危机通常都表现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一战和二战通常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集团间竞争引发的。资本主义集团与敌对阵营展开激烈的竞争，以求在市场日渐缩小、赢利机会越来越少的形势下保住自己的市场并维持原有的利润水平。就像我已经论述过的，主要的资本主义集团都是在民族国家系统内组织起来并得到某些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激烈竞争通常都是表现为阵营首脑国家之间的对抗。但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会跟过去一样，这也是我与弗里曼和其他大多数全球危机学者持不同观点之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政治军事危机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跨国资本形成的寡头垄断联盟之间的激烈竞争。跨国资本家联盟可能转而求助于各个民族国家，从而比其他类似联盟占有更大优势。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很多国家以前经常表现得有点反复无常、自相矛盾以至于难以预测，这些国家以后也还会这样。此外，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分子尚被排斥在全球体系之外，或者处于劣势地位，这些国家地区与全球资本主义权力中心之间很可能会产生目前这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可能会经常表现为这些精英群体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讨论过原因。）在这些情况下，与全球体系有直接相关利益的新精英分子及其保护力量可能会在干预过后得以培养和扶植。
　　然而，全球化时代最突出的矛盾并不是国家之间的。全球体系的危机将会逐渐扩大升级为普通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的跨国社会冲突，前者自发地或者有组织地采取各种反抗形式，后者则包括全球资本主义精英和跨国政府的各种代表人物和机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因而最终演变成一个“社会控制"问题。如何吸收容纳那些受到排斥的人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掠夺过程中，爆发了自发的抗议行动，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如何才能掩盖住这些隐患？如何才能平息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如何才能阻止那些意在退出全球体系的主流势力或者反对势力占领本土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从社会福利国家向社会控制国家（警察国家）的转变，公共和私人的安全部队都迅速扩张，大量遭到体制排斥的人（比例很小的少部分人）被关监禁^[26]。通过复杂的社会控制技术、制定镇压反移民和反恐怖主义立法等举措，人类社会以新的形式继续维持着某种社会隔离。“政治排斥”占了上风。全球两极分化造成越来越多的富人住得远离别人，并且通过私人保镖和电子监控设备来加强保护，从拉美到美国、欧洲、亚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城市，莫不如此。这些“门禁社区”，或者也叫做“飞地”、“城堡”和“堡垒”，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它们是国际社会隔离新景象的一个具体标志，是对土地和运动实行社会控制的要素之一（这是就全球的门禁社区而言）。^[27]在“本土政治”和“社区赋权”这些欺骗性说辞的影响下，政治排斥也使得原本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责任逐渐转向由那些最边缘化的社区自身来承担。
　　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突破国家疆界的三层式社会结构，这一特征日益明显。第一层由30%~40%的人口组成，这些人居住在传统意义上拥有核心地位的国家，他们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终身制”的职位，能够保持甚至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第二层由核心国家的30%人口和边缘国家20%~30%的人口构成，他们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临时性”工人队伍，他们在现有的工作条件下，面临着长期的不安全和不稳定，他们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公共保险，而这些以前是由福利国家提供保障的。第三层由传统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30%人口和边缘国家的50%多的人口组成，这群人在生产活动中实际上已经遭到了结构性排斥，自福利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瓦解之后，他们彻底失去了保护，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多余的”人口。^[28]
　　我们一方面不能忽视全球等级政治在本质上具有的阶级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其种族性。资本主义通过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扩张，在全世界范围内使阶级关系变得种族化。种族主义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由什么衍生的，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出身于优势种族群体的工人，容易成为“自由”劳动力，而出身于受压迫种群的工人，则只能一直受制于人，包括做牛马式的奴隶（这些种族分类本身是历史上就已经形成的）。通常这种“福特一凯恩斯式”的历史集团建立的基础，一方面是主流群体的种族团结，另一方面是对受压迫种族的排斥。这一种族化的阶级关系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准确而言就是它是这一体系的本质特征。在全球化形势下，种族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正在以新的方式得以复制并跨越国界。种族主义结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那些受种族歧视的工人阶级遭到“剥削”，二是少数民族在社会参与中遭到“排斥”。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新的跨国劳动力资源有了更大的流动性，而结果却是劳动力市场按照种族形成了新的分割，更别说按性别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反倒成了临时雇工群体中占多数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在生产力结构上已经被边缘化了。有些种群，比如非裔美国黑人就跟拉丁移民那样，先是受到“剥削”，后又遭到“排斥”，遭到排挤的这些人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处于更低的地位，成了新的受剥削劳动阶层。不管是受剥削还是受排斥，受压迫的种族群体都不成比例地隶属于新的，甚至更具压迫性的社会控制。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立法机制来获得社会基础，否则无法建立他们的历史集团。这样一个历史集团通常都会通过对某部分人的物质奖励、建立共识而将这部人凝聚在一起，同时强制性地排斥这个集团不想或者不能容纳的另一部分人。在这样一种三层式的社会结构中，跨国精英们力图在第一层中保持稳定的社会基础，同时从第二层中取其所用且控制住第三层。经过他们这番努力，几乎在各个社会领域都能看到社会控制的影子一诸如电影、建筑、大众传媒等，拿新的电影流派来说，它们总是习惯把穷人塑造成坏人、把流浪的人塑造成罪犯，并且对军国主义和实行社会控制的国家高唱赞歌。全球资本主义旧貌换新颜，成了“温和的”警察国家，也就是贝尔特拉姆·格罗斯（Bertram Gross）很多年前就预料到的“友好的法西斯主义”，^[29]它们遵从的规则正是上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早就批判过的。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使得跨国精英们更有理由加强国家的社会控制，提升世界范围内的军事部署和动员能力，并将社会控制的那套体制延伸至各行各业，这一切都有了新的合法性基础。

3．新的战争秩序

　　追溯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人其实都是集体的代理人。面对所处的生存条件，我们从来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并不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维持其统治和不平等的世界结构。当主流的社会结构受到威胁时，不管这种威胁只是隐隐感觉到的还是现实发生的，统治阶层都会铤而走险、变化无常。世界资本主义几个主要的政治代理人——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势力一一兴起于21世纪初，他们以政治上的激进来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紧张局势，他们在全世界发动了骇人的战争动员，并且力求使新的强制威权朝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得以维持和延续，原因在于领袖人物的领导和上百万民众的支持，那些领袖人物控制着媒体和政治，从而也操控着民众的情绪和思维。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依靠更加复杂、更具渗透性的文化同质性维护了权力结构。然而主流社会秩序最终靠的还是残酷的武力。武力干涉意在为跨国公司打开新的市场，为跨国公司的扩张提供保护以及保障全球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战争的动机也是因为急于为剩余资本寻求新的机会。不过战争也可以被统治阶级用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缓解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当军费开支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的时候（即军事凯恩斯主义〉；或者通过军事动员来重新建立统治秩序，以及在国内强化社会控制。战争也是有利可图的，甚至成为部分行业资本必不可少的风险投资。战争使得军工产业能继续产生利润。的确如此，《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战争能带来什么变化》的文章中指出，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曾经持续下跌的军工企业的股票在短短几个月内狂涨了将近25%。但是假如军事开支是消化剩余产品(以化解积累过剩的压力）的一条主要渠道，那么长远来看，这种消费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不发生战争的话就没有新的采购需求，就没法用完现有那些供应充足的武器装备。除了直接的政治目的，部署大量的军事装备也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助燃剂。在“艾丽丝漫游奇境”般的演说中，跨国精英们将干预性的战争美其名曰为“民主的进步”、“反毒品之战”和“反恐怖主义之战"。所谓的“反恐怖主义之战”成了全球性的低烈度战争。世界秩序中的统治集团于21世纪初着手建立全球性政权并欲使之制度化。
　　然而，那些住在“门禁社区”的人又不得不冒着一定的风险接触世界的“黑暗面”，他们不得不请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帮着做饭、打扫等。一个全球化的门禁社区对于世界精英和特权阶层并不是绝对安全的。2001年9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到的袭击意味着国际社会强弱两方之间的冲突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以前那些最受压迫和剥削、最受排斥的人，那些殖民地的人，由于物质条件和地理范围的限制，他们只能在殖民地本土抵抗那些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打个比方来说，全球化使得抵抗行动就像置身于一个全新的棒球场。人们可以不受疆域限制地在世界各地发起反抗行动，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旧殖民体系中横亘在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地理障碍不复存在了。全球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空间上的封闭和隔离。正如进步力量对世界资本主义掠夺的反抗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地理空间限制，变得更具有跨国性，那些反动派的抵抗也是如此。肯尼亚的茅茅（Mau Mau）运动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当时都不能在英国和法国这样的殖民国家内部直接发动暴动，摧毁英法国家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标志性建筑。上述两个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我随便举了这两个例子，因为它们的抵抗战略中都采用了恐怖袭击手段。
　　全球化进程完全可以是截然不同于现在的另外一副样子。这一历史进程很有可能为人类开启很多扇新门，开拓新的视野，克服陈腐的偏见和无知并消除分界线，而那些偏见、无知和分界线正是几千年来的矛盾冲突和不公正的根源。真正的世界文明完全可以建立在新的普遍平等主义的基础之上，虽然人类的价值观尚未达到“自由、平等和友爱”这样的境界。此外，逆转全球化进程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目前的发展进程，把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变成自下而上、完全民主的全球化。不过，好像在21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朝向野蛮原始的退化。

第三节国际社会的霸权之争

　　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了“霸权”这一概念，指的是统治集团在控制被统治集团的基础上获得的一种稳定的统治形式。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包括两种不同形式，或者两种统治关系：强制性统治和共识性统治。我们也许可以将霸权看做是两个阶级或两个集团之间的一种关系，即其中一个阶级或集团获得另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积极认可，从而掌握了领导权。这种情况下霸权是靠共识来维持的，或者说某个特定阶级、社会阶层或集团在文化与知识上掌握着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是阶级统治这个大局的一部分。这其中涉及了一种内在转化，也就是使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或集团那套道德观、文化观、世界观和行为准则，简单概括就是将统治体系本身那套社会逻辑内在化。这并不等于在霸权秩序中不存在直接的武力征服。所有社会秩序都是由共识性统治和强制性统治共同维持的。用葛兰西的话来说，霸权就是受军事高压保护的一种共识。^[30]霸权统治不像独裁统治和军事政权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虽然有时候也会动用武力和威压，但是可能更主要的是实行意识形态控制和其他统治形式。
　　葛兰西和他的追随者们都认为霸权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合适的统治形式。我则将这一结论加以延伸，我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霸权越来越成为在国际社会中长期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唯一形式。^[31]可是霸权并不总是稳定的，经常会受到挑战。面对本阶级内部其他派别的竞争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统治集团必须不断努力使霸权有所改进和完善。动用武力来镇压抗议者从而维持社会控制，这并不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实力，而是意味着其霸权出现了问题。如果统治系统运行正常，就没有必要发动战争。动用威权是统治系统出现危机的表现。
　　葛兰西关于霸权的理论非常有用，能帮助我们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和矛盾，以及未来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在本研究中通篇借鉴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比如，我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成了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也就是说这部分资本开始支配其他资本（比如本土资本和国家资本）掌握着资本控制权，并且将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强加于国际社会（例如新自由主义）我也已经谈到过，20世纪末全球主义者共同形成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随着跨国政府的兴起而更加组织化了，并且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了霸权。在最后这章，我会简要论述霸权之争，以及针对全球主义者联盟的反霸权行动将如何发展。

第四节全球主义联盟霸权的瓦解

　　全球资本主义在21世纪初遭遇了一次波及面很广的危机，这场危机看起来既像是短期内的周期性危机，又像是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全球主义联盟为了保持其领导地位，延续其霸权，不得不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和挫败。其统治危机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我们前面讨论过，是客观原因：两极分化趋势无法得到缓解，这种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本质固有的，在新的全球化积累模式中进一步加剧了。霸权统治需要物质基础，但是要维持跨国霸权的话，其物质基础是否足够广泛和充足，尚不得而知。第二个方面是主观原因，与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受到的挑战和威胁有关，造成这些威胁的各种反对势力和被统治势力并不全是进步力量。
　　就第一个原因而言，一个阶级或阶级中某一派要获得霸权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用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或者意识形态代替狭隘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其他阶级和集团争取参与和分享社会利益的过程中，使他们的利益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得以调和。跨国资本家们至今都没能做到为了整个统治系统的稳定而撇开他们直接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利润）。由此看来，跨国金融资本（货币投机者、银行家、证券投资者等）狭隘的经济利益似乎对霸权构成了障碍。况且很难实现社会利益的高度统一，因为不同的精英分子对于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是互不相容的解决方案，这些不同源于他们的历史经验各不相同，所处区域都有各自特性。
　　跨国精英的各个阶层之间对不同的战略和战术都已经有相当多的争论。全球经济在世纪之交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使全球资本主义阵营日益恐慌，也暴露出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日益明显的分裂。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形成越来越根深蒂固的发展模式，这一体系每次受到的冲击都会给各阶层的跨国精英们造成更多紧张。这些跨国精英对于全球化观点，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开始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也被打破。国际社会最高权力阶层内部的争论更多地是与阶级统治的政治战略问题相关，而不是因为狭隘的经济利益。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寻求一条最佳途径来构架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全球秩序并保证其长期稳定性和延续性。这些争论并没有破坏全球市场自由化的前提或者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没有提出任何可能涉及重新分配或国家掌控资本的改革措施。不过，跨国精英们都一致强烈呼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管理组织，这样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利于缓解全球资本主义最突出的一些社会矛盾，从而有效维护全球系统的政治稳定。

1．新自由主义即将消亡：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阵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分歧，到世纪交替之际，这个阵营中持反面意见的人包括“最好且最聪明的”技术官僚、知识分子和跨国资产阶级中的政治积极分子。在那些转而批判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人当中，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经常语出惊人，严厉批判现有制度并倡导改革。萨克斯经常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提供咨询，他是SAP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建者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和拉美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也是他提出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贾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曾经担任过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的经济政策顾问，他提出了“华尔街一财政联合体”这一概念。巴格瓦蒂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都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推动者，他们也加人了争论当中，参与争论的还有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和几个欧洲国家的首脑。这种大声疾呼自上而下实行改革的主张反映出跨国精英阶层内部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有所动摇，他们愿意推动“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挽救这一体系。克林顿政府、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在世纪之交都用“符合人性的全球化”这一说法来倡导寻求一种新的“后华盛顿共识”的全球战略。^[32]
　　这些反对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人当属乔治·索罗斯，他是国际金融家、亿万富翁，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要人物。全球普遍的反全球化浪潮和反复出现的市场失灵都很可能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瓦解，他出于这种警醒，出版了许多畅销书籍，比如《金融炼金术》^[33]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34]以抨击他所称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他极力主张全球治理和金融管制。2002年，《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就描述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蓝图，他支持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经济的完全开放和国际市场一体化。虽然他并没有对财富再分配或者国家对资本积累的控制发表任何论述，但他确实主张全球治理机构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实现对跨国金融的监管，促进环境保护、劳动权利、消费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全球公共产品”的改善，提供国际援助以及促进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
　　但最有影响的人也许应该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叩（Joseph Stiglitz），不是因为他的批判有多激烈，而是因为他最深入地分析了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模式，在他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一书中有详细阐述。^[35]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担任比尔 · 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后来被世界银行免除所有职务，就因为他在1998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判它“不完整且具有误导性”，并且认为“政府在应对市场失灵、实行恰当的管制、实施工业政策、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斯蒂格利茨强烈建议用“后华盛顿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以便国家能在提供普及教育、促进公共领域的技术转让、实施医疗保障体系、促进收入平等化和改进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总而言之，斯蒂格利茨就像索罗斯和其他反对者一样，都主张加强跨国政府的作用，以提升跨国政府在全球经济的监管方面的权威。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虽然看上去很激进，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观点仅仅是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际市场并不具有自我修正能力，不受控制的管制缺失状态和经济增长只会削弱这个体系。然而这些论调反映出来的那些跨国精英们的意识形态和思考方式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那些跨国精英能够引导全球资本主义建立起后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使之合法化。全球统治阶层对改革的呼吁导向了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这一发展路径目前的界定尚很模糊，其主要目标是要缓解全球体系最突出的一些矛盾，同时赢得普通民众和反对派的支持，从而能够维护新兴的霸权。这种发展规划的轮廓还不甚清楚，但将很有可能建立由跨国政府掌握的新政权。
　　如果说跨国精英们原先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找到理论依据（见第二章），那么斯蒂格利茨描述的新模式则是受了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或者说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这一新的经济学说实际上并没有质疑自由市场原则，也没有反对控制跨国资本。新的制度经济学（或者说“后凯恩斯经济学”）强调了自由市场中的经济协调问题以及通过政府中“专家型”官员的管理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模式在理论上认为，有权发行货币、影响利率、通过教育政策和地区政策来鼓励研究和技术发展的政府，能够通过创造更透明更规范的经济环境，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来影响经济活动^[36]。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新出现的一种经济理论，它主张协调个体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为资本提供最佳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而不是削弱对资本的控制，这一理论与新出现的“后凯恩斯一福特”式的灵活积累模式非常相似，后者也被称为与全球化相关联的“新经济”。后一种模式强调的是要对分散和各自独立的生产工序加以管理和协调，同时也要提供更为广泛成熟的基础设施环境，比如架设通信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这些“商品”都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纯粹”自由放任型政府无法提供的。斯蒂格利茨、索罗斯、萨克斯和其他人所持观点背后的理论分析逻辑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均衡”将会导致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失衡，这一问题只有建立积极的管理型政府才能克服。按照全球资本主义阵营那些反对者的主张，将跨国政府发展成这样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管理型政府，能够弥补全球化经济体和局限于国家管理的民族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新权贵和旧的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
　　如何通过新的政治规划或者具体的改革将这种新的理论模式付诸实施，当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也许是可行方案之一。当代历史中不乏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纲领，试图找到一条不同于“左翼”和“右翼”两种范式的发展道路，比如20世纪早期和中期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粹主义。（这些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可以认为是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37]）90年代中期，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及其顾问安东尼-吉登斯倡导一套“第三条道路”的新路线。到20世纪末，这套也被称为“新中间路线”的理论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拥护，从巴西和新西兰到南非，从西班牙到阿根廷和日本。现在的“第三条道路”不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而是“右翼”资本主义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左翼”资本主义的旧凯恩斯主义福利社会模式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在实践当中，这条“第三条道路”代表了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少数派路线。它支持市场经济的无障碍充分发展，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主张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自由放任）和“个人的责任感"。^[38]在这些方面，它与新自由主义并无区别。它继承了新自由主义那套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张国家在“经济问题”上有所不为（如国家对资本的管制），支持向福利国家回归。这套“第三条道路”理论并没有质疑“更加开放和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这样一个前提。
　　不过上面这“第三条道路”同时还有些新主张，比如强调用一种更加自由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强调机会平等，奉行“市场个人主义”的新政治文化和地方政治分权，这些都是最符合中产阶级传统和利益的。其社会政策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为信息化高科技时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这些社会政策与“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一创造性主张都是非常明确的。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把失业、贫困和不平等重新作为经济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之前已经不再通过国家干预机制来解决。这一路线也推动“公有社会主义"（其本质上是倡导地方的自发行动、“个人的责任感”以及用公益怜悯之心取代国家对社区福利的保障），主张工人和普通民众也持有股票（工人和穷人从哪得到这些股票资源尚不明确），通过教育政策提高边缘化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防止社会隔离"。^[39]总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偏右”的中间理论，跟跨国精英阶层中主张中间改革路线的反对者的观点是一致的〖详细评论可参见佩特拉斯的文章^[40]：)。“第三条道路”理论参照了“新制度经济学”（这并不奇怪，斯蒂格利茨也是新制度派的领袖人物）。如果说在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1984年和1991年的著名评论中，^[41]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后期的“文化逻辑”，那么，“第三条道路”可能会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兴的“政治逻辑”，随之而起的是各种灵活的积累形式。
　　21世纪之初，“第三条道路”能否明确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尚无定论，而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恐慌备战使“第三条道路”似乎走上了下坡路，至少短期内一度如此。不过，如何建立起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或管制政权，有很多种方案。改革的具体形式及其途径是有可能作出预测的。不管什么样的路线取代正统的新自由主义路线，都不是预先能够计划和设计好的，而是全球各种社会力量和组织之间相互斗争的政治结果。跨国精英集团和跨国政府都在寻求为全球体系构建一种管理秩序，但“华盛顿共识”的破裂、全球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和“全球化管理”结构的局限性都将导致它们内部日益紧张。
　　无论如何，造成紧张的主要原因将决定如何来避免自下而上的威胁。我们不太清楚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新时期会表现出何种形式，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更确切点说就是积累过剩和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全球范围内各个权力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给国际社会不断带来变化，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会发现越来越难对付经济动荡、维持统治地位、保证社会再生产，还有一个令他们头疼的是，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在本土和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将从根本上改变跨国公民社会的格局。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在全球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产生的斗争将为世界范围内的劳动阶级和普通民众带来新的解放机会，但同时也会在霸权集团外部产生各种形式的争论，这些争论并不一定是进步的或者受到普遍欢迎的。

2．全球反霸权运动将从何处兴起

　　那么，针对全球主义阵营的反霸权抗议行动将会取得什么成果呢？在世纪交替之际，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已经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了。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的民众认为跨国公司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力太大了。^[42]自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爆出了大量的公司丑闻，这使得人们的确很难将跨国公司的行为与有组织的团体犯罪行为区分开来。2003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开幕式上，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论坛发展的这33年间，从没有过像今年的形势这样脆弱、复杂和危险。”^[43]施瓦布这是在向跨国精英们敲响警钟。他提到了面向47国14亿人做的一项盖洛普国际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国家立法部门和大型企业的信任感普遍大幅下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资本主义给无数人带来了生存危机。在跨国精英们额手称庆的这个全球资本主义聚宝盆的底部，是黑暗的另一面，是不断恶化的贫困、不平等、边缘化和权利被剥夺。大规模社会动乱、社会保障措施缺位、机会不断减少、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日渐恶化，这些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激发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经常是自发且无组织的反抗运动，有人将之概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粮食暴动”。^[44]
　　不过，世界各地也发生了不少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从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到泰国的贫民大会、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印度的人民民族运动联盟、韩国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厄瓜多尔的本土组织民族联合会以及国际性农民团体联盟“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遍及亚洲和拉丁美洲。世界范围内的斗争都扎根于本土，有各自的环境，但是它们似乎共同构成了一场广泛的斗争运动，反对的都是全球体系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权力失衡。在90年代，民众的反抗力量一度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联合起来要求社会公平，形成了“反全球化运动”。到20世纪末，针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反抗浪潮使跨国精英们处于防守地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危机曰益加重，人们也许能指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对立性霸权”。2001年2月，来自全球几千个社会民主组织、革命运动组织、政党、进步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知识界、社会批评界和政治激进派的12000名代表聚集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创设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这也许反映了全球民众的“对立性霸权”已经开始兴起。“世界社会论坛”这个名称意在强调这种新运动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完全对立，后者就如我们在第三章已经探讨过的，是一个只有跨国企业和政治精英参加的排他性俱乐部，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一年后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二届论坛，共有来自几千个运动组织的5万名代表参加，之后2003年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三届论坛，则有来自150个国家的10万人参加。
　　就挑战全球资本主义而言，世界社会论坛尚缺乏一套自成一体的理论策略。其成员规模巨大，而且可以划分出很多派别，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及所持的态度往往差异极大，比如既有要求改革现有体系的，也有试图彻底颠覆现有体系的；既有倡导与全球精英阶层进行谈判的，也有主张动员民众起来反抗的^[45]。尽管我们不应该把世界社会论坛看得太过理想化，在此还是有必要引用几段阿雷格里港论坛上发表的最后宣言。这些宣言很好地反映出有意识、有组织地计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抗议浪潮在90年代后期逐渐联合形成跨国协作的全球正义运动，并且对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2001年阿雷格里港第一届论坛上发表的《号召动员起来》：

　　全球各种社会力量在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上齐聚一堂。各种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各种运动组织、知识分子、艺术家们，共同构建起了一个伟大的联盟，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不同于当前主流发展模式的全新社会，在当前的主流发展模式中，只有自由市场和金钱能用来衡量财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困全球化和地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代名词。阿雷格里港论坛则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即我们完全能够拥有一个新的世界，在新世界里，人类和自然才是我们最最关注的。
　　我们属于兴起于西雅图的运动。我们向精英阶层及其不民主的做法发起挑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就是他们不民主的典型表现……
　　我们这些男人、女人、农民、工人、失业者、专业人员、学生、黑人和原住民，既有来自南半球的，也有来自北半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权利、自由、就业和教育而斗争。我们反对金融霸权、本土文化消亡、知识垄断、大众传媒、通信、自然环境恶化，以及跨国公司和反民主政策对生活质量的严重破坏。类似于阿雷格里港论坛这样的参与式民主使我们认识到，采取另一种具体形式完全是可能的。我们重申，跟金融和投资需求比起来，人类、生态和社会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46]

　　2001年阿雷格里港第二届论坛上发表的《号召社会运动》：

　　面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持续恶化，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社会运动组织的几万人走到了一起，参加此次阿雷格里港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尽管有人试图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仍然齐聚于此。我们再次走到一起，为的是将我们反对战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为的是强化我们在上届论坛上达成的共识并重申：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是多元化的，我们当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既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既有来自农村的也有来自城市的，既有在职工人也有失业人员，还有原住民、无家可归的人、老年人、学生、移民、专业人员，大家也都分别属于信仰、肤色和性别观念各不相同的民族。表现出这种多元性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联合的基础。我们是全球性的联合运动，我们一致反对財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困和不平等的扩大化以及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我们因为共同的决心和信
　　念而走到了一起。我们正试图构建另一种体系，并且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来加以改进和完善。通过共同的斗争和反抗，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联盟，共同来反对一个建立在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崇尚暴力基础上的体系，这一体系代表了凌驾于民众需求和期望之上的资本利益和统治阶层的利益。
　　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每天都在上演着女人、孩子和老人濒临死亡的惨剧，他们都死于饥饿、得不到医疗救治或本可预防的疾病。很多家庭都被迫背井离乡，这都是因为战争、“大发展”的冲击、失去土地、自然灾害、失业、对公共服务的打压、社会凝聚力的消失。不管是在南半球还是在北半球，各种为了维护尊严的斗争和抵抗都正在风起云涌。^[47]

　　2003年阿雷格里港第三届论坛上发表的《号召世界社会运动》：

　　在全球危机的阴影笼罩之下，我们聚集在阿雷格里港召开此次会议。美国的好战倾向导致它决定向伊拉克发动战争，这对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生动地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看到了黩武主义与经济统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身也处于危机当中：全球都在呈衰退趋势，这一威胁已然存在；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贪污丑闻，这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和
　　经济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对我们的社会结构、权利和生存都构成了威胁。
　　社会运动反对的是黩武主义、军事扩张和国家镇压，国家的武力镇压产生了无数难民，穷人及其参与的社会运动都被扣上了犯罪的帽子。战争已经成了全球霸权结构的一部分，全球霸权习惯于使用武力来控制民众和石油之类的战略资源。美国政府及其盟国越来越把战争当作解决冲突的常用方案……
　　上述所有这一切都威胁着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坚决反对！^[48]

　　早在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就将“可持续的全球化”确定为达沃斯年会的主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1999年的开幕式致辞中警告说：“我们如果不想方设法使全球化更具包容性，未来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一历史上那些激烈的社会冲突将再次出现，而且将升级为国际层次。”^[49]到西雅图之后的阿雷格里港时期，全球精英们的论调有了明显变化，从固执的胜利主义转变为一种寻求妥协、对话与同情的立场，以求挽回旧日的合法性，恢复当初的地位。他们的行动之一是努力推行一种“全球契约”，就像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预言的，在这种契约的约束下，那些跨国企业将有义务维护劳工权利和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它们还通过创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来将那些草根阶层的组织统管起来。沃尔登·贝洛指出：“即便乔治·索罗斯也承认，‘全球契约’不过是一种改善企业形象的机制。这一理念是希望在‘单一话语权’的背景下建立对话机制，并且想仅仅通过‘协商型公民社会’的提法来获得合法地位。”^[50]
　　当一种社会秩序出现组织危机时，很有可能发生根本性变革。所谓的组织危机指的是这种体系既面临结构上的危机（客观上的），又面临合法性或者说霸权方面的危机（主观上的）。仅仅有组织危机并不足以给社会秩序带来根本的、进步性的变化，实际上，以前的组织危机曾经导致社会瓦解，形成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组织危机的革命性成果要求有一个能获得支配统治权、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替代现有秩序的新秩序必须是可行的，而且要让大部分人都认为它可行而且更愿意接受。21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并没有遭遇组织危机。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们在世纪交替之际要比1968年之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察觉到，产生这样的危机已经为时不远了。
　　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遭到的恐怖袭击使得美国政府和跨国精英们对“合法性丧失”的态度都发生了逆转，“合法性丧失”是建立“反霸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以美国政府为首的跨国精英们易守为攻。正如我在2003年夏天撰文指出的，乔治布什政权（以任何客观标准来看都是一个流氓政府）看上去非常狂热，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地通过武力来维护全球体系的稳定，并且公然藐视全球舆论，不听任何理性劝告，背离协商原则，甚至对那些理应叫屈的盟友也毫不客气，实际上没有那些盟友的积极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只会更加糟糕，冲突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无法收拾。“9·11”事件之后，在重新构建全球政治格局的过程中，动用军事武力确实成了一个太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全球化的军事秩序只会进一步取代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先发制人的战争理论或许可以说是最无耻的，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强行实施一种凌驾于主权之上的规则。不过，就像我在通篇论述中指出过的，布什政府的那套学说与其说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还不如说是针对经济停顿、合法性受到质疑和反霸权力量兴起等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政治反应。
　　但是“新的战争秩序”并不能缓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和危机，事实上反而可能会使矛盾和危机进一步激化。^[51]全球资本主义阵营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是不是可能会团结得更紧，而不是被分裂，这一点尚无法确定。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深层次的结构变革，这样一场危机最终将会通过体系的结构调整得到解决。结构变革危机可能会带来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在国际经济中巩固金融资本的地位。也许世界社会论坛的改良派（相对于激进派而言）会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改革派（相对于保守派而言）共同来推动这样一种发展态势。或者我们也会看到全球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全球法西斯主义建立在扩大军费支出和战争的基础上，目的在于统治被压迫阶层。如果从上而下或者从下而上的力量都无法解决危机，化解矛盾，那么人类文明会不会出现倒退？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来都不是预先设定好的，往往是有很多种可能性，朝着无法预知的新方向被推动向前发展。危机不可能保证民众反对力量获得统治权。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结果进行预测将是很可笑的。

3．动荡不稳的霸权与朴朔迷离的未来

　　全球主义阵营的霸主地位遭到的挑战来自反全球主义者的极端右翼、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精英分子和民族主义集团，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众运动，比如全球正义运动的兴起（常被称为“反全球化运动”，虽然不够准确）。
　　反全球主义者的极端右翼在很多国家组织起那些安全感不够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并在环境急剧变化时能动员起一个反动集团。右翼力量所动员的人群以前都曾经是国家社会积累结构中的受益分子，包括白人工人、家庭农场经营者、技术过时和流动性下降的中产阶级和专业技术阶层，还有受到全球化威胁的国家内部资本。美国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奥地利的耶格尔·海德尔（Joerg Haider）、澳大利亚的“单一民族党”、法国让-玛丽·勒庞（Jean-Marrie Le Pen）领导的“国民阵线”和德国奉行种族主义的“光头党”等等，都是正在兴起的反抗阵营的代表。有一部分反抗力量也很有可能被吸收进了全球主义阵营，甚至在某些时候可能充当跨国精英们的“突击队”。
　　进步精英分子也会利用脆弱人群的不安全感，但他们往往会提出一套明显不同于极端右翼的进步纲领。这一派也是来自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精英分子，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者是还没有完全融人全球经济当中，或者是正在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路。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有中国和俄罗斯，或许还可以再加上印度。这类国家在政治上与全球主义阵营有可能兼容并包，也可能矛盾激化。
　　20世纪末期，大众抵抗运动和反抗力量开始打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联合起来，以追求社会公正，典型的就是1999年末发生的西雅图抗议和21世纪初期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几次抗议集会。
　　反霸权的动力可能来自上述任何一个派别，抑或几派联合起来。反霸权的方式也是很难估料的。显然，反对霸权、追求全球公正的运动在20世纪晚期是大势所趋。21世纪伊始，我们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如果说未来可能建立全球性的警察国家，那么诸如我这本书的理论论争有何重要？在产生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已有的社会理论往往会遭到质疑，并且很快会产生大量的新理论来解释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在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时，就如21世纪初我们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情况，假如我们想在现实中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并确保我们险中求生，那么合理的理论解释就很关键。要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则准确地解读其本质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既是一个学术使命，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使命。

4．公民社会的“长征”和跨国国家的竞争

　　任何关于历史变革的理论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新政权是如何崛起的？反抗的纲领和路线是怎样的？统治结构是如何被颠覆的？如果缺乏相应的反霸权理论，那么资本主义霸权理论是不完整的。我已经论述过，全球主义阵营在20世纪末期赢得了霸权，因为它掌握了全世界的物质生活，包括提供奖赏和实施制裁的能力，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占据了主流支配地位。任何一个对立性霸权都必须既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同时又能提出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可行方案，才能推翻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建立对立性霸权的这两种因素，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和权力中心的集体斗争中都陷入了困境。
　　葛兰西对两种政治斗争类型做了区分：一种是“运动战”(即前线攻击)，另一种是“阵地战”（即壕沟战或拉锯战）。当维持现有体系的权力部门仅限于确定的几个地方时（比如警察部门、军队等）与传统的革命概念相联系的运动战是很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按照葛兰西的理论总结，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权延伸进了新的“私人的”和社区范围；新兴的公民社会中，统治集团的权力寓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当中。政权的延伸和公民社会的兴起都表明，较之以前，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过程中，权力更加分散和多元化，并且不像以前那样仅限于确定的几个部门。独裁统治和军事政权都是明显存在压迫的，针对这类政治统治模式的斗争为20世纪的革命运动开启了“运动战”之路。然而全球化背景下新的政治统治模式使得国际社会的权力更加“分散”——正如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于2000年提出的新概念，即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存在权力中心的帝国。与国际经济重组相联系的社会冲突将会发生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心。人类面临的挑战就是，在一个权力不再通过民族国家来调解和组织的时期，如何才能重新构建全球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
　　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统治危机之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为现阶段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也使国际社会中的统治集团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重新建立并巩固了它们对“政治社会”的控制。但是发生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新一轮民众动员和有组织地反抗全球资本主义运动，暴露出了统治集团无法在公民社会中维持其霸权。当政治社会中有组织的左翼力量提不出反霸权的替代方案时，草根阶层的社会运动和各种抵抗文化就在国际公民社会中星火燎原起来。左翼组织提出的方案往往局限于政府在流通领域的干预战略，以求在现有的财富结构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形势下实现有限的内部重新分配。而社会运动和本土的反对力量，因其自身的局限，很难对霸权形成挑战，或者对跨国资本及其权力的系统逻辑构成威胁，这反映了全球权力和财富的集中与反抗运动的分散和分权之间的矛盾，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运动在20世纪晚期风起云涌。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片断式的“差异政治”，拒绝“大一统”，我们还是得知道，要完成一场反霸权的政治革命，有两个核心条件：一是与当前社会总体状况全然不同的变革观念，二是经过革新的左翼力量。
　　大众社会运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发展出一套能够将社会斗争与政治相融合的政治工具，这种政治工具能够广泛应用于政治社会（国家），在这种国家的公民社会中，反霸权行动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日益拓展其活动空间。大众阶级如果将其斗争仅仅限于本土或者几个受压迫的孤立点，放弃将斗争运动转向更大规模，那结果将是一无所得。在我看来，反抗运动和对立性霸权，其生命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社会运动和大众力量能否跨越国界联合斗争，这也涉及一种跨国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实际上，大众运动早就自下而上地培育出了一种跨国主义，这种跨国主义已经积聚了力量，其凝聚力也正不断加强，正如我们以前就知道的，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关于跨国大众网络和社会运动的文献。^[52]那些用来促进全球资本积累、协助统治阶层统筹安排全球活动的国际网络和基础设施也为自下而上的跨国网络提供了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基础设施。全球化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斗争区。本土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可能通过跨国联盟相互联系起来，那些跨国联盟有特定的明确目标，旨在建立保护性的缓冲机制来防范全球资本的冲击，比如在保税加工区实行的最低工资制、恢复当地的社会保障项目等。^[53]
　　然后斗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是限制全球精英阶层的权力还是彻底推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些目标是互不相容的，事实上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本是为了限制权力的斗争，却发展成了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与此相类似，推动本土变革与推动全球变革这两种战略之间显然是相互强化、彼此依存的。一个对立性霸权也应该具备两面性。彼得·伊万斯（Peter Evans）指出：^[54]“有些社会活动家把‘用全球化的思维去思考，按本土化的思路去行动’这句旧格言反过来用，当他们为如何解决问题而发愁的时候，是‘用本土化的思维去思考’，这表明他们是站在本土层面上的，但他们在建立跨国网络、推动跨国运动时，却是‘按全球化的思路去行动’，他们借助于本土以外的政治力量来推动本土的发展和进步……‘按全球化的思路去行动’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获取这些成果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这些才是他们应该系统思考的首要问题。”^[55]
　　在国际社会中，随着统治集团发现越来越难以维护统治、保证社会再生产，不少国家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可治理性”和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和最终失败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可能会创造有利条件使民族国家权力得以胜出，并发展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另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民族国家正被驱向一个相反的发展方向，跨国资本仍然能够动用其结构性权力将其发展计划强加给各个国家，所以，另一种国家统治形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变革社会结构，尚不得而知。全球化时代的反霸权社会变革的真正前景，应该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这场运动试图通过跨国家、跨区域地联合反霸权力量，在一个不断扩张的跨国公民社会中挑战全球精英的权力。随着民众团体积聚力量为反全球资本主义建立起组织规划的基础时，一场阵地战一一葛兰西所说的通过（跨国）公民社会的“长征”一一似乎在21世纪初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并不是说，民众的反对力量在针对国家的动员中已经或应该有所削弱，或者说放弃了战胜国家权力的斗争机会。相反，他们必须与国家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关系是可以转换的。跨国国家必须成为一个竞技场。
　　人类社会的希望存在于跨国社会对全球生产与再生产的统治方式中，这是为弱势大众群体实现财富和权力再分配的第一步。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挑战统治集团的权力。政治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同意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的观点，全球生产的首要目的，必须使可持续的资源重新流向弱势大众群体，并减少国际社会中高收人、高消费的少数人群的人均消费资源。这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发展道路一国际社会为跨国资本带来无穷利润的组织形式，最终必须被另一条发展道路取而代之，这是满足人类需求、符合劳苦大众利益的发展道路。
　　要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只能夺取跨国资本及其机构对人类社会物质和文化资源的控制权。在此我并不是要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全球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贫穷乃至生态灭绝。马克思曾经说过：“很多情况下，对问题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对其批判，而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否定这一问题。”^[56]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马克思的说法，最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取締资本主义（“否定问题”），我也同意麦克拉伦的观点，这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开展一场斗争，以获得正式的、实质性的民主^[57]。总而言之，我想有必要重复我在其他地方一直主张的：^[58]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础之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也许是人类社会“最终、最好”而且也许是唯一的希望。反对跨国资本的全球反霸权斗争必须演变成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全球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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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沃尔登·贝洛：《全球危机：特征与挑战》，载于《聚焦贸易》第60期，2001年3月，第1~10页。

^[43] 引自NACLA2003，7。

^[44] 约翰·沃尔顿、戴维·塞登：《自由市场与粮食暴动：关于全球调整的政治学》（John Walton and David Seddon ，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 Oxford： Blackwell），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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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沃尔登·贝洛：《全球危机：特征与挑战》，载于《聚焦贸易》第60期，2001年3月，第1~10页。

^[51] 我和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跨国研究所的许多同事在2001年初组成了隶属于研究所的“全球危机工作小组”，集体对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恶化的危机进行研究。小组成员之一阿兰·弗里曼创造了“新的战争秩序”这个新词来形容我们正面临的局势。

^[52] 罗宾·科恩、史林·M.雷：《全球社会运动》（Robin Cohen and Shirin M.Rai，Global Social Movement， London： Athlone），2000；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Margarent Keet and Kathryn Sikkink，Activ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53] 罗宾·布罗德编《全球冲击：寻求世界经济公平性的公民运动》（Robin Broad ed.，Global Backlash： Citizen Initiatives for a Just World Economy， Lanham，Md： Rowman&Littlefield），2002。彼得·伊万斯：《通过跨国网络反边缘化：反簕权的全球化》，载于《当代社会学》（Peter Evans，“Fighting Marginalization with Transnational Networks：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iti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1），2000，第230~241页；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2003。

^[54] 彼得·伊万斯：《通过跨国网络反边缘化：反霸权的全球化》，载于《当代社会学》29（1），2000，第231页。

^[55] 我在其他地方曾经提出过，反霸权运动要求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大众阶层及其斗争加以引导和培训。随着有知识的劳动力参与到21世纪的社会斗争中，我主张开展批判性的全球化研究 [ 参见威廉·罗宾逊：《依据全球化重绘发展》，载于《第三世界季刊》（William Robinson，“Remapping Development in Light of Globalizaiton： From a Territorial to a Social Cartography”， The World Quarterly），2002，第1047~1071页；威廉·罗宾逊：《关于全球化的争论：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国家》，载于《21世纪世界体系的新理论方向》（Williams Robinson，“The Debate on Globalization：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and Transnational State”， In New Theoretical Direc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System，ed. Wilma A. Dunaway，Westport， Conn.： Praeger），2003，第66~90页；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2003。这很类似于康奈尔（R.W.Connell）在其《规划社会学的未来》（“Charting Future for Sociology”， Contemporay Sociology），2000—文中所提出的‘‘批判的世界社会科学”、“以市场以外的东西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项目”（第294页）。康奈尔指出，这些研究项目所须采取的特定形式“取决于当代市场社会的世界性规模一正是这点使它们区别于早些时期的‘批判理论’或者‘批判社会学’。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一个市场社会进行分析，其形式涵盖了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其结构包括了遍及全球的权力、通信和开发系统”(第295页)。

^[56] 露西亚·科罗·阿吉雷·穆诺兹：《资本全球化、批判学及后“9·11”时代：与彼得·麦克拉伦访谈录》，载于《校场》（Lucia Coral Agruirre Mnor，“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Aftermath of Steptember 11：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McLaren”，School Field），2001，第147页。

^[57] 露西亚·科罗，阿吉雷·穆诺兹：《资本全球化、批判学及后“9·11”时代：与彼得·麦克拉伦访谈录》，载于《校场》12（5-6），2001，第147~148页。

^[58] 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

第一节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历史终结论的破灭

第二节 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