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1981)

第七章 工人运动在协助战争中走向失败



径直奔向侵略战争
努力培养活动家
困难时期的干部


径直奔向侵略战争


  然而,军部粗暴地践踏了劳动人民的意志,它在七月七日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变本加厉地扩大了侵华战争。而工人运动也随之走上了更加右倾的道路。
  社会大众党给自己的定位是无产政党,它本应反对侵略战争,但它却践踏了给它投票的几百万人的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意志。

  “支那事变是日本民族的圣战,我们要通过这场圣战,构筑以日满支三国为轴心的远东和平机制,阻止支那的殖民地化和共产主义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1]。”

  它就这样提出了积极支持侵略战争的方针。
  在社大党的影响下,劳动总同盟也在十月举行的大会上提出了“产业协力”、“国难突破”、“劳动奉公”、“举国一致”等口号,还通过了《皇军士兵感谢决议》,并建议全力配合战争,总同盟书记长西尾末广[2]甚至提议发表“根绝罢工宣言”,并得到了大会的批准。
  拥护资本主义体制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后必然会走到这一步。
  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拥护战争的表态,鼓舞了以军部为首的统治阶级,它不仅扩大了侵略战争,更在当年十二月十五日以“人民阵线团体”的罪名,一口气逮捕了以日本无产党、全评为中心的四百多人,又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取缔了这两个团体。
  取缔它们的理由是:“日本无产党企图变革国体,并按照共产国际的方针,把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作为运动的目标”[3]
  于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一切从阶级立场出发、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势力都被消灭了。人民别无选择,只好被迫参加侵略战争。
  这种趋势,让我们这些参加出版工俱乐部活动的人倍感压抑和黑暗。
  战争气氛急剧加强,越来越多的青年被拉去参军。
  在那个时候,街上到处都能看见人们高唱“一定要胜利归来”[4]送别士兵的景象。士兵的家人迫切地希望他们能平安归来,怀着抓住救命稻草的心情,请求过路人在千人针上缝上一针[5]
  一些军歌,比如《露营之歌》和《讨匪行》[6],它们的曲调仿佛在诉说前线士兵的痛苦,于是它们也流行了起来。
  随着战争的激化,军费开支也在节节上升。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二、十三年),军费高达七十三亿八千万元[7]。换算成现在的货币的话,那将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政府为了压榨国民,采用了种种办法:增加税收、发行国债、奖励储蓄、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如果不这么做,政府就无法提供巨大的军费开支。他们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工人阶级首当其冲。

努力培养活动家


  在战争中,为了战争目的,必须动员每一个人、每一点物资。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三月,《国家总动员法》发布了,这部法律不仅要让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完全服从于战争动员的需要,而且还要禁止一切劳动争议、言论、集会,等等[8]
  电力完全被国家管理,棉制品的制造受到了限制,一切商品都要在政府管制下生产。
  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就连我们印刷业都很难弄到材料,在印刷所需的油墨材料当中,以炭黑为首,钢、铅、锌、硝酸银、冰醋酸、氢氧化钠、氰化钾、酒精等等都成了军需品,必须优先用于军事用途,这对印刷业打击很大。
  问题不只是缺乏原材料。压抑的气氛逐步抑制了我们的活动,我们几乎被窒息了。
  为了进行战争,特高警察四处搜捕和镇压反战分子。
  下面列举一些刊登在当时的主流报纸上的、具有代表性的镇压事件:
  一九三八年二月 工农派团体三十八人被捕。
  一九三八年九月 日本共产主义者团的春日庄次郎[9]等五十九人被捕。
  一九三八年九月 京滨团体[10]被破坏。
  一九三八年十月 东京大学教授河合荣治郎[11]的著作被查禁。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与唯物论研究会[12]有关的二十九名共产主义者被捕。
  一九三八月十二月 东洋人造丝公司滋贺工厂宿舍内的一个左翼小组的三十七名成员被捕。
  一九三八年的被起诉者当中,有一百〇四人与日本共产党有关,一百〇三人与日本无产党有关,二十八人与新兴宗教青年联盟[13]有关[14]
  而工会运动继续全面右倾。东京印刷工会被迫解散。然后,在日本工会会议[15]的右翼干部的操纵下,东京交通工会、海员工会率先组建了“产业报国会”。
  在这种动荡的形势下,出版工俱乐部仍在不声不响地全力扩大会员、培养活动家。
  柴田坚信:

  “无论时局如何,工厂里都一定会存在着具备领导能力的活动家。工人的生活越差,这些活动家就越是要站出来采取正确的行动。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出这些活动家,让他们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并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

  我们到处寻找活动家,小宫吉一[16]和大桥广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我们以这两人为中心重建了神田支部。神田支部的办公室暂时设在神田站附近的大桥的公寓。田口俊郎[17]也是这样参加俱乐部的。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我是昭和十二年参加出版工俱乐部的,当时我在芝区的近藤印刷所工作,我从杉浦正男那里听说了出版工俱乐部的事,而且,不管工人怎么努力工作,生活还是一天一天变糟,所以我觉得很不满,很气愤。是杉浦教给我,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他建议我读一下《第二贫穷故事》[18]和《雇佣劳动与资本》[19]。不久后我参加了俱乐部,杉浦带我去锦丝町,到柴田家去,把我介绍给了柴田。那时,他充满激情地说,工人如果不能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永远不能解放。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我跟杉浦、小宫等人一起参加俱乐部活动的事,我在京桥那边活动,为了发展未组织工人参加俱乐部,我跑了好多工厂,叫卖采购部的草鞋。那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在下雪的晚上,但我坚信这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我能有这样坚定的信仰,都是因为柴田的教诲。柴田把当时的活动家都请到他家里,热情地向我们解释:是谁、用什么方法在剥削工人,工人要想从这种剥削中获得解放,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然后他就对我们说,你们要自己承担起这项工作。多亏了柴田的思想启蒙,我们才能夜以继日地开展活动,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在当时那种社会形势下,正是有了他的指导,我们这些青年才能怀着如此伟大的希望生活下去。
  “每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开展活动,或是读不懂推荐给我们的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到柴田家去请教他。我们总是到夜里十一二点以后才去找他,因为时间很晚了,门上了锁,但是,只要听到楼下有声音,他就会马上下楼,面带微笑邀请我们进屋,倾听我们的问题,然后提出恰当的建议。现在想起来,最让我佩服的,是他无论多晚都在读书。我一开始还怀疑他到底什么时候才睡觉。
  “无论我们上门拜访的时间有多晚,他都会跟我们讨论,我们无话不谈。
  “在这种时候,柴田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就会闪闪发光,使他看起来就像是热忱的化身。在那段时间里,造访柴田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勇气,回去时就会觉得更有信心了。从那时起,只要见到他,就会让我勇气百倍,见不到他的话,就忍不住想去见他,所以,就算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也会去找他。
  “他还经常叫我给出版工俱乐部的报纸写稿子。不管写的是什么,是运动会还是将棋比赛的报道,他总是让我强调工人团结的必要性。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报道都是很简单的,但在那时候,却费了我好大的力气。写完后他就会表扬我,指出我的报道中哪里体现了阶级觉悟,着重强调这些观点的重要性,鼓励我继续发扬,增进我的理解。
  “然后他就会说:‘这本书应该不错’,把书推荐给我看。他也会推荐理论著作,不过他的特点,就是他会推荐很多小说。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他不仅向我们推荐严肃的书籍,还有意识地通过小说里的人物来教育我们,这才是他作为一个导师的伟大之处。当时我读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从中学到了很多,获得了大量的勇气。”

困难时期的干部


  从俱乐部的核心活动家对柴田的印象中可以看出,柴田是个卓越的人。每当我想起柴田,就会想起他以正坐的姿势坐在简陋的书桌旁边,在电灯那昏暗的灯光下专心读书的样子。我找过许多当时的活动家,询问他们对柴田有什么印象,他们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一幕。
  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黑暗时代,他坐在书桌旁边,指导着在巅峰时期成员多达一千五百人的出版工俱乐部。每当俱乐部里出现重大问题时,柴田自然就要离开书桌去进行指导。
  在和工会时期,柴田每天晚上都要在芝区的樱井、山县的家、深川区的我家、小石川区的向家之间来回辗转,为了建立组织而奔波在第一线,偶尔才在其中一个会员的家中休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和工会改为出版工俱乐部之后,他就不再参加一线工作,而是退到书斋里了。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这么说的:

  “出版工俱乐部必须成为一个能吸引许多人参加的群众组织。俱乐部要想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需要理论。必须有人去研究理论。从现在起,我要承担这项工作。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地参加本部和支部的会议了。白石君和你们大家要代替我,成为运动的中坚。”

  这话乍一听好像是自私任性的歪理,但我们没有资格指责他,因为他亲自背负了沉重的责任。他作为排字工,一生都没有离开排字车间,每天早上他都会带着便当盒上班,在车间里加班工作,回家后吃饭,然后上到二楼的房间里,坐在书桌前读书,几乎没有时间享受天伦之乐。
  他不再参加一线活动,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
  在战时,在《治安维持法》的严厉监管下,出版工俱乐部只能采取彻底的合法主义,逐步发展组织,而柴田曾因参加全协而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太活跃,就可能引起特高的注意。我猜测,他可能认为,他不上一线,而是通过白石来培养活动家,管理俱乐部,才比较安全、比较稳妥。
  但是,坐在书斋里能领导群众运动吗?不管是谁,都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虑吧。哪怕是现在,如果有人叫我这么做的话,我也是做不到的。然而柴田还是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彻底地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就算青年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去请教他,他也能从阶级立场出发,给他们提供正确的指导。第二,他的干部政策和培养人才的方法都很出色。第三,他具有出众的人格。对青年们来说,他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导师,所以大部分青年都对他心悦诚服。而且,他家里总有一两位核心活动家陪在他身边。有一段时间,陪在他身边的是白石,但白石与渡边圣结婚后,搬到了离柴田家很近的地方。不久后,田口和小宫就搬进了柴田家。柴田通过白石了解俱乐部的整体情况,通过田口了解深川支部和京桥支部的动向,通过小宫了解神田支部的动向,所以,对整个俱乐部的情形,没有谁比他了解得更清楚。此外,出版工俱乐部的图书部的书库也设在他家里,采购部的物资也堆在他家里。所以,各地区的主要活动家总是到他家去,交换书籍,或是挑选物资。这些青年在取书和取货的同时,还会向他请教。每当我们从后门走上二楼时,不管时间有多晚,都能看见他坐在书桌前专心读书,他一看见我们,就露出和蔼的笑容慰问我们: “你们辛苦了”。然后我们再向他汇报,介绍我们遇到的问题,请他指教,他马上就能给出恰当的指示。通过这种方法,他每一次都能让我们弄清楚以后应该怎么做,让我们都觉得恍然大悟、勇气一下子涌现出来。就像田口说的那样,每次拜访结束时,他都会向我们推荐一些书,这些书唤醒了我们心中的正义感,使我们鼓起了勇气。对于那些觉悟较高的人,他就会推荐那些可以使他们更加了解阶级问题的书籍。柴田是如何指导我们这些会员的,我都看在眼里,从中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所谓指导,不光是站在一线斗争;把握核心问题,激励大家,唤起大家的勇气,系统地开展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社大党战时运动方针》(社大党戦時下運動方針),1937年。——原注

[2] 西尾末广(西尾 末広/にしお すえひろ,1891年3月28日——1981年10月3日),生于香川县香川郡,小学退学后便开始四处打工,1915年参加友爱会,1924年12月担任总同盟主事,1926年参与创立社会民众党,并任党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当选众议员,1936内1月担任总同盟副会长,1940年3月被社会大众党开除。战后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1945年11月担任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9月—1948年1月担任社会党书记长,1947年6月1日——1948年3月10日担任内阁官房长官,1948年3月10日——1948年7月6日担任国务大臣,1952年日本社会党分裂后,参加右派社会党,1955年社会党重新统一未担任党内职务,1959年12月退出社会党,1960年1月24日参与创立民主社会党,出任民主社会党委员长。1967年辞去社会党委员长的职务,1972年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3] 《近代日本工人运动史》(近代日本労働者運動史),第170页。——原注

[4] “一定要胜利归来”(勝ってくるぞ)是《露营之歌》的第一句歌词。——中译者注

[5] 千人针(千人針/せんにんばり)是二战期间流行的一种风俗,据说请一千个女人在一块布上用红线各缝一个结,再把这块布寄给前线士兵,就能保佑士兵平安归来。——中译者注

[6] 《露营之歌》(露営の歌)创作于1937年,词作者为薮内喜一郎,曲作者为古関裕而;《讨匪行》(討匪行)创作于1932年,词作者为八木沼丈夫,曲作者为藤原義江。——中译者注

[7]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600亿澳元。——英译者注
  英译者数错了数位,把原文看成了“七百三十八亿元”,所以计算出了错。换算成现在的澳元的话,大概相当于460亿澳元。——中译者注

[8] 《国家总动员法》(国家総動員法/こっかそうどういんほう)于1938年3月24日被国会通过,4月1日公布,5月5日起施行。——中译者注

[9] 春日庄次郎(春日 庄次郎/かすが しょうじろう,1903年3月25日——1976年4月9日),生于大阪,中学辍学后,进入博文馆(现为共同印刷)当印刷工,1923年参与创立关东印刷工会。1924年前往莫斯科留学,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7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28年在三·一五大搜捕中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服刑期间始终拒绝转向,1937年1月23日刑满出狱,同年12月5日,为了重建被破坏的日本共产党,而在兵库县尼崎市与残存的一部分日共党员成立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团”,1938年8月至9月,日本共产主义者团被特高破坏,春日庄次郎也于9月13日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日本战败后获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在1957年7月举行的日本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结构改革·社会主义革命论”,并当选为中央统制委员会议长,1961年7月,在日共八大召开前,因路线分歧而退党,1962年5月,参与创立统一社会主义同盟。——中译者注

[10]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5年被彻底破坏后,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试图重建共产党,由于他们主要在东京—横滨工业地带的工人当中开展组织和学习,因此被称为京滨团体(京浜グループ/けいひんグループ)。该团体于1938年10月遭到第一次镇压,残余人员试图重新开展活动,于1940年5月遭到第二次镇压,组织被彻底破坏。——中译者注

[11] 河合荣治郎(河合 栄治郎/かわい えいじろう,1891年2月13日——1944年2月15日),生于东京府南足立郡,191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学期间开始研究劳动问题。1920年担任东京大学助教,1922—1925年留学英国,1926年担任教授。因发表反法西斯言论,而遭到反动势力的敌视。1938年,内务省下令查禁他的著作,1939年1月31日被剥夺教职。1944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12] 1932年10月23日,户坂润(1900—1945)、三枝博音(1892—1963)、冈邦雄(1890—1971)等人成立了学术研究团体“唯物论研究会”,发行机关刊《唯物论研究》,对日本的唯物论研究影响很大。1938年2月自行解散。但在1938年11月29日,唯物论学会的主要会员仍然遭到了逮捕。——中译者注

[13] 即新兴佛教青年同盟(新興仏教青年同盟),其前身为大日本日莲主义青年团,1931年4月5日改为新兴佛教青年同盟,由妹尾义郎(1889—1961)出任委员长,主张用佛教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反战运动,1936年12月遭到当局镇压。——中译者注

[14] 《世界民主革命年表》,田宫滋,1948年,第163页。——原注

[15] 1931年6月25日,全国工会同盟与日本海员工会(日本海員組合)合并为日本劳动俱乐部(日本労働倶楽部),共拥有8个团体、225000名会员。1932年9月25日,日本劳动俱乐部改组为日本工会会议(日本労働組合会議)。1940年7月在军部的压力下解散。——中译者注

[16] 战后当过京都产别副议长,现为公司董事。——原注

[17] 曾当选为东京中央区议员,现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顾问。——原注

[18] 《第二贫穷故事》(第二貧乏物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著作,于1929年春至1930年夏连载于《改造》杂志。——中译者注

[19]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六卷,第473—506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4904.htm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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