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1981)

第十章 地下活动时期遇到的各种困难



会员的剧减
离开导师


会员的剧减


  俱乐部“解散”后,我们继续开展俱乐部的各方面活动,又坚持了一年半左右。所谓“坚持”,是因为跟合法时期不一样,我们现在要受到许多制约,所以组织的人数急剧减少了。而且,从小宫开始,我们的中坚活动家也接二连三地入伍了。此外,因为印刷产业属于“非急需非必要”产业,工人会被军需产业征用,所以,一个又一个活动家被调到军需工厂去了。活动家没有了,组织自然要受到打击。
  俱乐部的实践,也变得像是被巨大的激流冲走的小船一样了。
  由于会员的剧减,俱乐部要想维持积极的活动,就必须建立一支稳定的队伍,而这样做又需要稳定的资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不能再让俱乐部的核心会员继续分散下去。我们打算把由于“企业整备”[1]而准备放弃经营的印刷所给承包下来,以柴田为中心经营企业,以此来筹措资金。
  在麻布[2]有一家经营困难的小型印刷所,叫做明文舍。经过俱乐部会员浅井幸夫[3]的父亲的介绍,柴田跟明文舍的经营者交涉,承包了工厂的经营。双方达成了分配利润的协议:排版的利润,经营者分四成,工人分六成;印刷的利润,经营者分七成,工人分三成。我们把一批俱乐部老干部集中到了明文舍:

  排字:柴田、高木、河崎
  拣字:杉浦、田口、佐藤、竹入弘治[4]、山本广次[5]
  拆版:水野、石井、柴田(妹)
  铸造:阿泷(タキちゃん)(姓氏不明)


  大部分干部都集中在这里,相互联络就变得非常方便了。但这一回,由于工作变得非常忙碌,浑身腰酸背痛。大家起早贪黑,拼命干活。我们竟然获得了工厂的管理权,这在当时看来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我们干活越卖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活动家能够腾出手来,专门从事运动。
  这家印刷所不得不承接与俱乐部会员的思想相悖的业务。然而,在战时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接下的业务,主要是印刷儿玉誉志士[6]等人主办的右翼杂志,在五·一五事件[7]中上蹿下跳的井上日召[8]等人的著作,也是由我们拣字和排字的。我们真的很不喜欢这些活儿。但另一方面,这又是最能躲避特高耳目的工厂。活动家们只好不去计较接什么活儿。正经的印刷品只有三笠书房的出版物而已,尤其是中河与一[9]的《天上的葫芦花》,还成了畅销书。此外,我们还承接了京桥的石川、土井、共立三家印刷公司的外包业务。为了成功地经营工厂,大家都非常努力。柴田每天都在认真地研究,怎样提高工作效率,怎样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时间去从事运动。因此,每当接到印刷品的原稿时,他都要对工作内容进行彻底的调查,让工作更加好做一些。每天晚上他都要阅读原稿,找出相同的字,就先拿去浇铸铅字,在拣字的时候,把相同的字排在活字箱前,还要考虑铅条、嵌块的种类等问题。就这样,工作方法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佐藤次雄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我记得刚开始不久,我就被叫去明文舍了,在芝区办公室里,不记得是杉浦还是小宫对会员们说:‘麻布有家工厂快倒闭了,大家想包下来试试,你也一起来吧?’明文舍就在都电四之桥(光林寺前)的车站出来,往天现寺方向走一会后的左手边,从明文舍前面一点的小巷进去,从不太干净的长屋[10]前面走过,走到尽头的厨房,才是工厂的入口。虽然叫工厂,但装拣字工的大字等的活字柜就放在一个面积三畳的房间的榻榻米上,那个房间是由那栋长屋的两间侧屋打通形成的,还留有隔扇和障子。机械车间正对着都电线路,有一个看上去很文静的青年住在里面,操纵机器。
  “负责排字的是柴田、河崎正一、高木锦之助三人,拆版由水野静江负责,后来柴田伊纪(柴田イキ)也来当见习工,给他们打下手。
  “拣字由杉浦正男、田口俊郎、山本广次、竹入弘治、佐藤次雄五人负责,石井敏子(石井とし子)负责拣选假名。忙的时候,南云富吉也来帮忙。
  “业务采取承包制,利润四六分成,(业务用的)原稿本来应该是由并木先生拿过来的,但是他总是不能按时拿来,柴田焦急之下,把杉浦从拣字那边调过来,让他到处去找业务。
  “经营者并木先生一头白发,年近五十,对人很和善,可是在印刷这方面简直像个外行人。没有活字的时候,跟他说一声,他就会到固定在紧挨着厨房旁边的地板上的铸造机旁边,灵巧地操纵机器,铸造出活字。
  “虽然我跟柴田是到了明文舍以后才在日常接触中亲近起来的,但我觉得,他对我产生的强烈影响,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柴田是个对工作要求很严格的人,时而见到他对负责拆版的水野还有自己妹妹严格要求的样子,而他对自己的工作更是一丝不苟,效率极高。有时他还会过来看我们拣字,但不知为何,对我们的工作却没有插过话。”

  尽管我们继续像这样努力工作,但运动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的形势也在日渐恶化。
  “有时候,人必须闭上眼睛,从清水的舞台上纵身跳下[11]”,说过这番强硬言论的东条英机,被天皇授权组阁。正像国民担心的那样,东条一头扎进了对美战争。
  收音机里传出了重大新闻:
  “八日黎明,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队进入战斗状态”,日本海军的三百五十架飞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八艘主力舰有六艘被击沉,一百六十四架飞机被摧毁。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国民从收音机中收听了《君之代》[12]和宣战诏书。
  在对美宣战的同时,日军还进行了南方作战,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战果”,把战线扩大到了马来、新加坡和苏门答腊。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国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
  政府在开战时,还采取了紧急措施,宣战后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九日清晨,政府下令逮捕此前一直被监视的“危险人物”:
  作为涉案嫌疑人而被逮捕者:二百一十六人(有证执行者一百五十四人);
  预防性拘留者:一百五十人;
  被预定预防性监禁者:三十人(有证执行者十三人)[13]
  此外,在开战之后召开的第七十八回国会还制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把国民所剩无几的政治自由给彻底剥夺了。

离开导师


  以明文舍为中心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是,在我身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不能不讲清楚。我无比尊敬柴田,但在明文舍工作期间,我第一次违逆了他,并离开了明文舍。原因并不是思想上的对立,而是工作上的问题。
  原因是这样的:自从我们开始在明文舍进行自主生产,仅靠以前的客户——出版社和母公司——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订单了。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发展新的客户。我被调到了营业部。这可以说是提拔,然而,我以前都是作为拣字工、在技工的专业气质下熏陶出来的,脑子又不够机灵,所以总是适应不了新工作,业绩老是上不去。在为了把生产搞上去而竭尽全力的柴田看来,我一定让他觉得很烦躁,却又无可奈何。我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产生了自卑感。终于有一天,柴田当着许多同事的面,不由分说地大骂了我一顿,我一气之下,二话不说就跑回了家,然后连续旷工了两三天。柴田大概是为了给我一点教训,并没有过来接我回去。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拉不下脸来低头道歉。过了一阵子,他叫当过妇女部长的西田富子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的样子。而且还让她装作不经意路过的样子。我变得更加顽固了,我说我不想在明文舍干了,不肯听她的意见。
  在此期间,我却跑到本乡区的一家公司上班了,那家公司叫正文社,印刷的是医疗书籍。结果,我和柴田之间的隔阂,被我自己弄得越来越深。这是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二月的事。可是,我以前一直都在跟同志们一起开展活动,离开他们后,我就产生了逃离运动的空虚感,每天都受着阶级良心的折磨。以前我天天都没日没夜地投身于激烈的活动中,到了某一天,就像紧绷的琴弦突然绷断一样,不再搞活动了,从此以后,就只是上班、下班、回家读书,寂寞了就去看看电影,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西田还是继续来找我,不知不觉地,我们两个年轻人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西田建议把我们俩结婚的事告诉柴田,借这个机会请他原谅我。我也同意她的意见。我心想,柴田如果认可了我们俩的婚事,那就等于原谅了我吧。
  柴田非常高兴,两三天后,西田转告我说,柴田听说我们俩要结婚,就答复说:“其实我也想撮合你们俩结婚的。”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和西田结婚了。我本来应该趁这个机会,到明文舍去向同志们道歉,然而,就在我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出版工俱乐部在八月遭到了第一次逮捕,柴田和白石就是在这时候被捕的。我也被关进横滨监狱之后(下文会详述),在澡堂里偶然碰见了他,我们躲过看守的监视,热烈地握手,他说了好些亲切的话,直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他的原谅。
  我和柴田的这段往事,其他会员又是怎么看的呢?关于当时的情况,佐藤次雄是这么说的:

  “柴田对于自己身边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不会隐瞒自己的态度,又时常对他们十分严厉。有些时候恐怕过于严厉了。对于那些不是很信任的、可管可不管的人们,柴田则显得十分亲切而耐心,喜怒不形于色。像我这样的人,或许是因为两者都不沾,或许是因为还是新人,所以他对待我们并不会这么严格。
  “我来到明文舍不久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柴田狠狠地批评了杉浦几句,就连正在拣字的我都听见了,最后只看见杉浦气鼓鼓的样子,从第二天开始,在工厂里就见不到杉浦了。
  “这件事似乎对柴田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打击,有一段时间,他连笑话都不讲了,总是在沉思苦想,看上去怪可怜的。
  “代替杉浦跑业务的田口,年纪轻,胆子大,比较适合这个工作。
  “到了午休时间,大家就聚在位于工厂一角的三畳大小的房间里吃饭。有时候,吃完饭后,大家谁也不想站起来,于是休息时间就随随便便地延长了。在这种时候,大家一般就会以柴田为中心,七嘴八舌地谈天说地,不过,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对我们进行政治启蒙的谈话。而且,平时在工厂里随便聊天,也会聊着聊着就聊起政治话题来。
  “工作完成后,我们就像事先决定好似的,到芝区办公室去,但是,那段时间里,柴田有时也会跟我们一起去办公室,跟年轻人一起,给油印刊物之类的工作帮忙。”

  当时,在战时的监狱劳动下,工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工会被强行解散、工人被强行编入由上头拼凑出来的产业报国会后,工人就失去了通过团结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活和权利的手段;而在“非常时期”的借口下,工人不得不在特高的监视下,怀着战争必胜的信念干活。不仅如此,工人还必须携带劳务手册;不能跳槽;由于限薪令,不能加薪;大米要靠配给;衣物凭票供应[14]。黑市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不满情绪不断地在心中郁积起来。要想诉说生活的困苦,只有向公司递交请愿书一种办法。
  工人的斗争,自发地转向了怠工。
  根据内务省警保局的资料,全国都发生了下列情况:

  一、迟到早退的人数增加;
  二、缺勤人数激增。兵库县的播磨造船的七千二百一十人当中有一千五百一十七人缺勤;岐阜县的川崎航空的一万〇四百〇五人当中有一千七百三十二人缺勤;全国的平均缺勤率为百分之十二·三至百分之三十;冈山白炼瓦工厂的九百七十七名工人在七月有百分之四十九缺勤;
  三、被征用的工人不断逃跑;
  四、工人调换工作单位的案例没有减少,甚至还有不少工人用非法手段调换单位;
  五、俗称“打黑工”(あんこう稼ぎ)的双重打工现象开始增多。在公司里,到了四点就下班,草草吃完晚饭后,从五点半开始就到附近的中小工厂打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早上七点再去公司上班。由于在中小工厂里通宵干活,在公司上班时就会怠工,甚至还会在仓库里午睡。
  六、全国的怠工情况不断加剧。监工在的时候就干活,监工不在就不干。利用上班时间制作私人物品的现象普遍存在。
  七、在工厂内外,工人单独或集体从事抢劫、盗窃、暴行、诈骗、胁迫;在工作单位里公然赌博;养成工、征用工行为不轨;这些不良倾向显著增加;
  八、工人集体对监工和管理层施暴[15]




[1] 随着战局恶化,日帝当局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以“企业整备”为名,对非军需企业进行整合,于1941年12月发布“企业许可令”,全面实施许可制度,1942年5月又发布“企业整备令”,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企业整备。此举导致大量非军需企业由于资金紧张、原料和劳动力缺乏而被迫停业。——中译者注

[2] 麻布(麻布/あざぶ)原是东京市的一个区,1947年与芝区、赤坂区合并为港区。——中译者注

[3] 战后当过日放印刷工会副委员长。——原注

[4] 战后当过板桥文化印刷工会书记长。——原注

[5] 战后当过文祥堂印刷工会书记长。——原注

[6] 原文如此,应为“儿玉誉士夫”。儿玉誉士夫(児玉 誉士夫/こだま よしお,1911年2月18日——1984年1月17日),生于福岛县安达郡本宫町,自幼家境贫寒,7岁丧母,8岁时移居朝鲜,从京城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回到日本,从此投身右翼运动。在三十年代积极参加了多次右翼阴谋。1937年受外务省情报部委托,到中国刺探情报。1941年接受海军委托,在上海设立“儿玉机关”。1946年初被作为甲级战犯逮捕,1948年底获释后,继续活跃于右翼运动,利用战争时期搜刮的大笔钱财,在政界兴风作浪,被称为“政界与经济界的黑幕”。——中译者注

[7] 井上日召的“血盟团”在1932年2月至3月制造了一系列政治暗杀,企图发动“昭和维新”,但警方在3月11日逮捕了血盟团的主要人物,血盟团残党和其它右翼团伙、部分海军少壮派军官一起在1932年5月15日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等地,刺杀了时任首相犬养毅,政变计划当天就被警方粉碎,史称“五·一五事件”。——中译者注

[8] 井上日召(井上 日召/いのうえ にっしょう,1886年4月12日——1967年3月4日),本名井上昭,生于群马县利根郡一个医生家庭,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09年进入南满铁道工作,从事间谍活动。1928年加入日莲宗。1932年参与成立“血盟团”,策划了多起政治暗杀事件,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1940年特赦出狱。战后继续活跃于右翼运动。——中译者注

[9] 中河与一(中河 与一/なかがわ よいち,1897年2月28日——1994年12月12日),生于香川县阿野郡坂出町一个医生家庭,1919年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文学部,从192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24年与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等人共同创办《文艺时代》,成为新感觉派的旗手。《天上的葫芦花》(天の夕顔)是他的代表作,发表于1938年。——中译者注

[10] 长屋(長屋/ながや)是一种集体住宅,一般只有一层,里面的各户住家呈水平方向排列,邻居共用墙壁。——中译者注

[11] “清水的舞台”是指京都清水寺的正殿,位于锦云溪的山崖上,高度约为12米,在江户时代,开始出现从清水舞台上跳入溪间的祈愿方法,久而久之就有了一句俗语:“从清水舞台跳下”(清水の舞台から飛び降りるつもりで),表示抱有背水一战的觉悟。由于这种祈愿法比较危险,被京都府于1872年下令禁止。——中译者注

[12] 《君之代》(君が代)是日本的国歌,意为“君王的世代”。——中译者注

[13] 《社会运动的状况》,一九四一年,第235—236页。——原注

[14] 由于物资匮乏,日帝当局从1942年起开始对布料和衣物实行管制,所有衣物都必须凭布票(衣料切符/いりょうきっぷ)购买,这种制度一直执行到1950年。——中译者注

[15] 《社会运动的状况》,一九四二年,第十四卷,第40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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