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1929-1935）
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年）
只要人们依然相信生活，相信生活依然很不稳定，真正的生活会和睦相处，最终这个信念就会变得迷茫。作为永久的梦想者，人对自己的命运越来越感到不满，于是便艰难地全面检查自己所运用的对象，检查这种漫不经心的心态或努力提供的对象，他一直十分努力，因为他愿意工作，至少对拿自己的运气去冒险并不感到反感（他竟然称此为运气！）。谦虚现已成为他的禀性，因为他知道自己曾有过什么样的女人，知道自己曾卷入何等可笑的风流韵事之中，财富或贫穷对他来说微不足道，从这方面看，他倒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至于说他的道德意识，我承认他根本用不着别人去赞赏。假如他还有点清醒的意识，那么也就只能指望自己的童年了，虽然调教他的老师把他的童年糟蹋得不成样子，但在他看来，那童年似乎依然充满了魅力。那时他并未经受过严格的管教，由此而看出自己的前景，还能同时享受几种不同的生活。他在这种幻觉中难以自拔，只想去体验所有事物那既短暂而又特别的安逸状态。每天早晨，孩子们毫不担心地离开家门。所有的一切都在附近，最差的物质条件也很不错。树林是白色的或黑色的，人们总也睡不着。
然而，人们确实不会走得太远，这不仅仅是距离的问题。不吉利的前兆越聚越多，人们只好做出让步，放弃一部分本想去征服的地盘。对于无边无际的想象，人们只想让它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去发挥作用，而想象却无法长久地承担这个低下的职责，到了第二十个年头，想象通常会弃人于暗淡的命运之中。
由于难以适应某种特殊的处境，比如像恋爱那样的处境，他已逐渐感觉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于是便到这边试试身手，到那边重整旗鼓，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从那以后，他要全身心地听从某种无法抗拒的实用必要性的召唤，这种必要性容不得人们随随便便就将其丢在脑后。他的所有举止都不够大气，他的所有想法都缺乏度量。至于说发生他身上的事，或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只是想象着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东西，而且将此事件与许多类似的事件联系起来，其实他和这些事件根本就不沾边，那是失败的事件。依我看，他是根据这些事件当中的某一件去想象的，与其他事件相比，从结果方面来看，这些事件更让人安心。不管找什么样的借口，他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可爱的想象，我之所以特别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不留情面的。
唯独自由这个词还能让我感到兴奋不已。我以为这个词最适合用来长久地维持人类的狂热。这个词也许能满足我那唯一正当的热望。我们承继了那么多的不幸，在这些不幸当中，应当承认我们拥有思想上最大的自由。我们可千万不能过度地滥用这个自由。将想象贬为受支配的地位，虽然这可能与那所谓的幸福有关，其实这意味着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回避所有至高无上的正义。唯有想象能使我意识到有可能发生的事，这对略微解除可怕的禁令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这足以让我全身心地沉醉于想象之中，而不必担心自己搞错了（好像真的会出许多差错似的）。想象是在哪儿开始变坏的呢？思想的保障又在哪里呢？对于思想来说，潜在的飘忽不定性不正意味着有可能改邪归正吗？
再有就是疯狂，正如人们所说，是“囚禁的疯狂”。就是这样的疯狂，或是其他类型的疯狂……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疯子之所以被关起来，那是因为他们会做出违法的举动，要是没有这类违法举动的话，他们的自由（那毕竟是人们所能看到的自由）也不会受牵连。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自己想象的牺牲品，我同意这种说法，从这方面来看，是想象在促使他们做出违法的举动，要是没有法规保护的话，人会感觉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这是人在付出代价之后，才体会到的事情。但对于我们所提出的批评，对于他们所蒙受的种种惩戒，他们的态度极为冷漠，这难免使人猜测他们从想象中汲取很大的安慰，享受着自己的谵妄，以便能够承受这种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享受的谵妄。实际上，所有的幻觉，所有的幻想都是不可忽略的快乐源泉。最清晰的感官享受就源于幻觉或幻想，我知道在许多夜晚，我能控制住这只美丽的手，在《智慧》（L’Intelli-gence）杂志的最后几页上，这只手会写出骇人听闻的东西。我将用尽毕生的精力让疯子们去吐露自己的心声。他们为人正直，处事多有顾虑，他们的淳朴精神和我不相上下。哥伦布真得和疯子们一起出发，才能发现美洲大陆。你们瞧，这个疯狂已经成形了，而且还在持续。
对疯狂的恐惧将迫使我们向想象致哀，可事实并非如此。
在对唯物主义的态度提出指责之后，对现实主义态度的指责也在所难免。其实唯物主义的态度比现实主义的更有诗意，却要求人表现出某种可怕的自尊，但绝不要求人露出更加没落的样子。最好首先能从中看到反击唯神论那可笑派别的巧妙反应。不过这种反应与思想的升华可谓相得益彰。
然而，现实主义态度则从实证主义中获得灵感，在我看来，从托马斯·阿奎那到阿纳托尔·法朗士，现实主义态度似乎对所有精神与道德的飞跃都抱有敌意。我十分厌恶现实主义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就是集平庸、仇恨以及自负于一身的混合物。正是这种态度在当今造就出这些滑稽可笑的书，造就出这些侮辱性的剧作。这种态度在报纸上逐渐变得强硬起来，以极庸俗的情趣，竭力去迎合公众舆论，进而阻挠科学及艺术的发展，它给人的启示近乎愚蠢，使生活变得十分悲惨。那些有才气的人也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最省力法则最终还是落在他们头上，就像强加给其他人一样。在文学方面，这种状态导致的后果就是大量小说涌现出来。每个人都想通过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出于纯洁语言之需，保尔·瓦莱里先生最近打算把尽可能多的小说开头汇编成文选，并对这种缺乏理智的东西抱着很大期望。最著名作家所写的小说开篇大概都会被编进文选里。这种想法给保尔·瓦莱里赢得很大的荣誉，而过去在谈到小说时，他向我保证，他本人绝不会去写“侯爵夫人五点钟出门”这样的句子。但他是否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呢？
提供纯粹信息类的写作风格之所以在小说中司空见惯，比如上面所列举的“侯爵夫人五点钟出门”这句话，那是因为作者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作者将每一段文字都描写得很详细，却毫无特色，我难免觉得他们在拿我寻开心。读了他们的描述，我对书中人物的疑问反而更多了：他是长着金黄头发吗？他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夏天去接他吗？不管有多少问题，答案都可以胡乱地给出去，也算是一劳永逸吧，但除了合上书本之外，我没有其他的自由决定权，也肯定不会在读第一页时就把书本合上。但书里又是怎样的描述噢！什么也无法与这类空洞的描述相比，那不过是画册重叠的画面，作者写这类文字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他抓住这个机会把那些明信片悄悄地塞给我，试图要我也能接受他的陈词滥调：
年轻人走了进去，那间房子并不大，墙上贴着黄色的壁纸，房里摆着天竺葵，窗上挂着细纱窗帘，这时落日的余晖将房间里的一切照得亮堂堂的……房间里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东西。黄木制的家具都已十分陈旧，有一张带着高大靠背的长沙发，沙发前面摆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紧贴着窗间墙摆放着一个梳妆台，墙上挂着一面镜子，沿墙摆放着几把椅子，还有两三幅不太值钱的版画，版画上画着几个德国姑娘，她们手里拿着小鸟——这就是全部的家具和摆设。
[1]
有人竟打算描写这类素材，即使写得很简短，说实在的，我可没有心思去接受这种东西。将来有人确信这幅范本型的图画会得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书中的这个地方，作者让我感到难堪，这其中必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可他还是浪费了许多时间，因为我是不会走进他那间房子的。其他人的懒惰或疲惫是不会引起我注意的。我对生活的连续性有一种极不稳定的概念，因此很难将自己那抑郁、虚弱的瞬间等同于最美好的时刻。当人们没有感觉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能闭上嘴巴。你们知道，我不会指责那些缺少独创性的东西，责备它们缺乏新意。我只是说，我绝不会拿自己一生中无聊的时刻去做文章，对任何人来说，具体地讲述自己以为无聊的时刻也是不合适的。这段描写房间的文字，请允许我把它拿掉，许多其他这类的描述也都应该拿掉。
好了，我就要谈到心理学了，说起这个话题，我尽量不去开玩笑。
作者会责怪某位极有个性的人，而恰好正是这么一位性格刚毅的人让他笔下的主人公走遍全世界。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人公都不应去挫败针对他的计谋，可表面上还要装出挫败这类计谋的样子，其实他的行动及反应都是事先考虑好的。生活的波涛似乎把他推到浪尖上，把他卷走，把他抛到波谷里，经过这番磨炼的人将会显得更突出。这就是简单的棋局，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在我看来，人是一个很平庸的对手，无论他是做什么的。为走这步棋还是走那步棋而毫无意义地争来争去，这真让我难以容忍，其实这不过是个输赢的问题嘛。要是得不偿失，或者客观原因带来极大的损害，那么寻求别人帮助的人，难道不应该超脱这些范畴去思考吗？“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人讲话的声调、他们的步态、咳嗽声、擤鼻涕声、打喷嚏声〔都不一样〕……”[2]如果在一串葡萄上没有两颗长得一样的葡萄，那你为什么非要我用另一颗葡萄去描述这颗葡萄，而且让它变得更好吃呢？非要把不知转变为可知，转变为能归类的东西，这真是难以对付的怪癖，尽管这种怪癖令人陶醉。要做分析的欲望已压倒了情感[3]，因此，有些长篇论述就是依靠古怪的东西去说服别人，搬来许多抽象的名词去吓唬读者，况且那些名词的定义极不准确。假如哲学所争论的一般概念最终闯入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那么我将第一个站出来，为此而表达我的兴奋之情。但这还只是浮浅的风趣话，直到目前为止，人们争先恐后地将真实思想掩盖起来，只露出机敏的举动以及其他文雅的举止，那些真实的思想并不醉心于是否能成功，而是在探索。在我看来，任何行为都有自己的道理，至少对于能做出这种举动的人来说是这样；这行为被赋予一种光彩夺目的力量，任何微小的注解都有可能削弱其能力。正因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行为甚至不再发生了。如此出人头地反而没有任何好处。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们纷纷倒在这位作者的评价之下，那些评价或多或少还是中肯的，他并没有去吹捧主人公。就在司汤达将其遗漏的地方，我们发现了这些评价。
我们依然生活在逻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当然，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但从目前来看，逻辑的方法只用于去解决次要的问题。绝对的理性主义依然没有过时，但只让人去考虑与我们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事情。相反，我们却忽略了逻辑的目的。经验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做这种补充说明根本没有必要。经验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困兽，要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则越来越难了。经验也要依赖即时效用，而且还要靠理性去维持。人们以进步为借口，以文明为幌子，最终从那些被轻率地当作迷信及幻觉的东西里将思想清除掉，摒弃所有追寻真理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不符合习惯做法。表面上看来，最近知识界在偶然间被曝了光，但我觉得被曝光的这部分正是知识界里最重要的部分，尽管有人故意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还要感谢弗洛伊德的发现。根据这一发现，持某种观点的流派最终显露出来，借助于这一流派，人类的探索者可以从事更深入的研究，在做研究时，他不必只考虑表象。想象可能正在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我们的思想深度蕴藏着神奇的力量，这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增强表面的力量，或者说能够战胜表面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应当把这种力量先截留下来，若有必要，再让我们的理智去控制它。心理分析家们只要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就行了。但要注意到，对于这类研究来说，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手段，除非有新的创新问世，这类研究活动可以为诗人及学者提供动力，但它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那条或多或少脱离现实的道路。
弗洛伊德将其评论的重点放在梦境上，他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作为心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从出生直至去世，思想并未提供任何连续性的解决方法，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如果只考虑纯粹的梦境，即睡眠里的梦境，那么做梦时间的总和要大大少于现实时间的总和，所谓现实时间是指醒着的时间），梦境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的确让人难以接受。在普通观察者的眼里，醒着的状态与睡眠状态不但差别很大，而且重要性也不相同，这让我一直感到很惊奇。这是因为，在睡醒后的状态下，人首先只是自己记忆的对象，在正常状态下，记忆倒乐于给人略微地描述梦中的情节，不让梦带有任何现时的后果，甩开那唯一的限定成分，就在几个小时以前，他以为将限定成分留在了那个地方，其实那正是坚实的希望，是忧虑。他梦想着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而且这事很值得去做。因此，梦又被带入另一例外的事件之中，就像黑夜那样。但通常来讲，梦并不像黑夜那样给人带来更多的好主意。这种状况值得我去思索：
1．在梦发生作用的范围内，从表象来看，梦一直在持续并带有编排的痕迹。只有记忆有权剪接梦境，而不必考虑剪接之后的过渡问题，并且会让我们看到一系列梦境，而不仅仅是梦幻。同样，在现实当中的每时每刻，我们只有一种清晰的形象，对形象做出调整则是个人意愿的问题。[4]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都无法让我们消除构成梦境的要素。依照原则上将梦境排除在外的方式去谈论这个话题，我对此感到遗憾。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什么时候睡觉呢？我想睡觉，而且要让自己尽情地睡下去，听凭那些睁大眼睛想猜透我内心意图的人去摆布，在这方面，我不再首先考虑自己思想意识的节奏。昨天夜里的梦或许已接上前天夜里的梦，到了明天夜里，这梦还将继续做下去，而梦的严谨性确实值得称颂。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鉴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就在这么做的同时，吸引我的“现实”依然处于梦的状态，而不会沦落到早已被人遗忘的境地，我为什么不能把在过去现实中有时被拒绝的东西赋予梦境呢？那种东西其实就是自信的价值，可我过去并未责备过这一价值。我期望每天都能得到更高程度的意识，但为什么不能超越这一期望，去期待梦的迹象呢？难道梦境亦无法用来解决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吗？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问题都是同样的，那么在梦境里，问题是否早已被人忘记了呢？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梦境的后果是否不那么严重呢？我老了，以为在强迫自己接受这个现实，或许正是梦境以及对梦境的漠然态度使我变老了。
2．我再次说起醒着的状态。我不得不将此看作一种相互影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不但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困惑倾向（这是笔误以及各种错误的问题，我们现已知道其中的奥秘），而且在正常机能的范围内，人似乎只服从于来自深夜的暗示，而不服从于其他的东西。不论他处于多么好的状态，他那稳健的心态也是相对的。他刚好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去观察这种想法或这个女人是否能给他留下一些印象。到底是什么印象呢，他自己也说不清，只是表达出自己主观倾向的尺度，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东西。这种想法或这个女人使他心绪不宁，让他变得不那么严厉了。这个想法或女人的作用就是让他在瞬间分解出来，形成美丽的沉淀物，将他带到天上去。作为最后的对策，他便去祈求命运，这是非常神秘的崇拜对象，他将自己神志不清的状态都归咎于命运。那个使他感动的想法在某个角度之下体现出来，在那个女人眼里，他所喜欢的东西并未将他与梦境联系在一起，将他束缚在某些构思上。由于自己的失误，他早把那构思丢在一旁了，可有谁对我讲起这些事呢？倘若事与愿违的话，那么他或许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想把打开这条通道的钥匙交给他。
3．做梦者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感到很满意。有关可能性的烦人问题不再恰当。杀人越货，飞得越来越快，凭自己的意愿去爱。假如你正在死亡，你是否确信自己醒来时会躺在死人堆里呢？你还是跟着走吧，形势不允许你一拖再拖。你没有名分。熟练掌握一切能力是极其重要的。
我自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理性？它比另一理性更宽广，让梦境更自然，并且让我毫无保留地去接纳一连串奇异的插曲，尽管就在我写作之时，那些插曲让我感到困惑不已。然而，我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美好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个怪物说话了。
人之所以很难醒来，之所以要彻底打破幻想，是因为有人促使他对赎罪做出拙劣的评价。
4．梦将来要接受系统的检验，人们将来通过某种手段，为我们完整地分析梦境（这必须以几代人的记忆规范为前提，还是让我们先从最显著的事实开始做起吧），而梦的曲线图将会在既规则又广阔的范围内展开，从这一时刻起，人们希望让无法破解的谜去替代那些并不神秘的东西。假如真能这样说，我相信人们将来一定能把梦和现实这两种状态分解成某种绝对的现实，或某种超现实，尽管这两种状态表面看起来是如此矛盾。我要朝着这目标努力，虽然确信自己难以成功，但我根本不在乎死亡的威胁，因此还是可以估量出一旦实现这一目标的那种喜悦心情。
有人说，圣－波尔·鲁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在卡马雷乡间别墅的门上挂一个告示，上面写着：“诗人正在工作。”
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探讨，不过我想顺便简要谈一个话题，虽然这个话题本身恐怕需要更详尽的讨论。我以后还会再次谈到这个话题，这一次，我的意图是要揭示憎恨神奇元素的危害性，揭示这种可笑心态的危害性，有些人总想将神奇元素掩埋在愤怒之下。我们不要再咬文嚼字了：神奇元素总是很美，任何带有神奇元素的事物都是美的，而且只有神奇的事物才是最美的。
在文学方面，唯有神奇元素能使次等文学作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小说就属于这个范畴，总的来说，任何专注于叙事的文体都是。英国作家马修·刘易斯的《僧侣》（Le Moine）就是个极佳的证明，整部作品充满了神奇元素。在作者尚未让主要人物摆脱世俗的羁绊之前，读者就感觉到，这些人物早已带着前所未有的骄傲准备采取行动了。追求永恒的激情不断搅扰着他们，也正是这种激情让他们的痛苦更为强烈，令人难忘，对我的痛苦也有同样的效果。我的意思是说，刘易斯的那本书从头至尾，以我们能想象的最纯洁的方式，使那些憧憬着离开尘世的人显得更加完美；小说的情节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显得毫无意义，如果将其拿掉，此书倒是准确、纯真而崇高的典范。[5]我觉得没有人会写得更好，尤其是玛蒂尔德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感人，是文学形象化模式的典范。她不仅仅是一个小说人物，更是持续存在的诱惑。假如一个人物不是一个诱惑的话，那么他又是什么呢？玛蒂尔德就是极致的诱惑。“对于勇于尝试的人来说，一切皆有可能”，在《僧侣》一书里，这句话展现出令人信服的全部才能。幽灵在书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幸运的是那些十分挑剔的人并未抓住这一点来否认幽灵的作用。同样，对安布罗西奥的惩罚也是以合乎情理的手法来处理的，因为就连眼光挑剔的人也认为这种结局理所当然。
当我们谈到神奇元素时，我推荐这个作品典型似乎显得太随意了，然而无论是北欧文学，还是东方文学，它们一直在从中借鉴，更不要说各国的宗教文学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文学能提供给我的大部分范例都显得十分幼稚，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为儿童写的。很早的时候，孩子们就被迫与神奇元素断绝开来，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足够纯真，也就没法尽情享受读《驴皮记》（Peau d’Âne）的乐趣了。不论童话故事多么可爱，一个成年人若是用童话来充实自己，必定会认为自己是想借此回到童年，我承认并不是所有童话故事都适合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爱得不像真实的情节还需要精雕细琢，有人至今还期待着看到那些蜘蛛呢……但人的能力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恐惧、来自独特事物的诱惑、各种运气、奢华的情趣都会成为原动力，我们总能调动这些原动力，而不用担心受到欺骗。写给成人的童话故事也有，不过几乎都是瞎编的。
在不同的时代，神奇元素也不尽相同，它们隐隐约约地传达某种笼统的启示，但我们只能看到其中很少的部分：富有浪漫情调的废墟、现代的人体模型，或者能使人在某一时段内动情的其他象征。在我们颇感满意的这个背景里，人那不可救药的焦虑之情却总是显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重视那背景的原因，我认为这一背景与非凡的创作密不可分，这些创作比那些深受痛苦打击的作品还要凄惨。这是维庸笔下的绞刑架，是拉辛的古典悲剧，是波德莱尔的病榻，而就在那同时，审美观也在衰落，但我能够忍受这种衰落的现实，因为我喜欢那种要弄出点缺陷的想法。在这个情趣不高的时代，我竭尽全力要比别人做得更好。也许我就生活在1820年，而我就是那“血腥的修女”，我绝不会借用既虚伪又平庸的“让咱们遮掩着吧”这句话，这是荒唐可笑的屈森说的，我要在宏大的隐喻中迅速考虑一下“银盘”的所有句子。然而，今天我却在想一座城堡，这座城堡属于我，其中一半的建筑物并非显得过于破败，它就坐落在离巴黎不远的田野里。城堡有许多附属建筑物，而城堡内部修葺得很不错，若从舒适程度来看，那真是无可挑剔。大门外停着许多汽车，树荫把大门都遮掩起来。我的几个朋友长期待在那里。你看，路易·阿拉贡正准备动身离开，他刚好来得及和你打招呼；菲利普·苏波则披星戴月，早起晚睡；而保尔·艾吕雅，我们那大个子艾吕雅直到现在还没回来。这是罗贝尔·德斯诺斯和罗歇·维特拉克，他们在花园里辨识一份老版本的读物；这是乔治·奥里克和让·波扬。马克斯·莫里斯喜欢划船，而且划得特别好。邦雅曼·佩雷在做他的鸟方程式。还有约瑟夫·德尔泰伊、让·卡里夫、乔治·兰布尔和马塞尔·诺尔。这是T.弗伦克尔，他正在他的系留气球上向我们打招呼呢。此外还有乔治·马尔金、安托南·阿尔托、弗朗西斯·热拉尔、皮埃尔·纳维尔、J.-A.布瓦法尔、雅克·巴龙和他兄弟，他们兄弟俩长得很帅，待人也很热情。当然还有好多其他人以及几位迷人的女士，她们确实很迷人。你怎么能拒绝这些年轻人呢，他们的愿望就是为财富建立秩序。弗朗西斯·皮卡比亚也来看我们，上星期在镜像画廊，我们接待了一位名叫马塞尔·杜尚的画家，可大家依然并不十分了解他。毕加索就在城堡附近打猎。败坏道德的精神就在城堡里栖息下来，每次谈到与伙伴们的关系时，我们都会同这精神打交道，但城堡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你们知道，我们不会先去“感谢”大家。尽管如此，孤独感还是很强烈，其实我们也很少碰面。但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是女人的主人，同时也是爱情的主人，这一点不是最重要的吗？
有人迫使我承认在编造诗意般的谎言，因为每个人都在不断重复，说我住在泉水街，说我将来也不会喝那儿的泉水。我当然不会喝那儿的水！我给那城堡带来那么大的荣誉，可那城堡真是一幅图像吗？不过这个宫殿要是真的存在该多好呀！我的客人就在那儿，他们可以为此担保，但他们都很任性，这种任性的脾气就像一条光明大道，把他们引到城堡里去。来到城堡时，我们确实生活在幻想之中。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既躲过情感纠缠又不错失良机的地方，一个人做的事怎么会妨碍其他人呢？
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要想无拘无束地生活则完全取决于人自己，也就是说要看这个满怀欲望的人能否保持无秩序的状态。诗歌会把这一切都教给他。诗歌本身就是对我们所受苦难的最佳补偿。只要在失望的打击下，人们或多或少无所顾忌地将诗歌视为悲剧，那么诗歌也就可以是一个组织者。诗歌断然宣布金钱的末日，为大地掰开天空面包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将来还会有人在广场上组织集会，还会有各种运动，你们过去可没想过要参加这些运动。荒谬的筛选、深渊的梦幻、激烈的竞争、漫长的忍耐、四季的流逝、思想的假法则、安全防护栏以及整个时代，永别了！大家还是要尽其所能去阅读诗歌。我们已经在靠诗歌生活了，难道不该由我们设法首先考虑自己熟悉的东西吗？
假如在辩解与随后做出的说明之间确实存在差异的话，那也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追溯到诗意想象的源头，甚至可以在那儿一直待下去。我可不是借口要这么做的。要想在那边远的地区扎下根来，一定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在那个地区，所有的东西乍一看都不怎么样，尤其是带着别人一起去时，那儿的一切就显得更糟糕了。可人们并不确信自己是否完全明白了那一切。既然待在那里感到不快，人们也就打算到别的地方去落脚。尽管如此，一个箭头标志还是指明那些地方的方向，只要旅行者能忍受各种磨难，就一定能到达真正的目的地。
人们几乎完全了解这段走过的路。在研究罗贝尔·德斯诺斯的实例时，我写过一篇题为《通灵者来了》的文章[6]，在这篇文章中，我特意讲道，我“将注意力集中到或多或少不完整的句子上，在孤独的状态下，随着睡意越来越浓，那些句子也就变得可理解了，而此前思想根本无法发现那些句子有什么限定意义”。那时，我刚刚尝试着去进行富有诗意的冒险，但几乎不抱什么成功的希望，也就是说，我那时的愿望和今天的一样，但对缓慢的推敲过程颇有信心，以便能躲避那些没用的联系人，我真的很讨厌这些联系人。这正是内心腼腆的迹象，我身上还真有点这方面的遗风。等我到了暮年的时候，将很难依照人们现在讲话的样子去说话，很难原谅自己这副嗓子，原谅自己讲话时的手势。在我看来，话语的功效（文字的功效尤甚）就在于能否以惊人的方式去概述某一报告，有人就某些事实提出这样的报告，不论这些事实是否具有诗意，而我却从中汲取了营养。我在想，兰波恐怕也不会采用其他方法吧。我一直在写《虔诚之峰》（Mont de piété）里的最后几首诗，而且尽量变换写作手法，这样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就是说，我甚至能充分利用此书字里行间的空白。这行行空白就是对思想活动闭上眼睛后得出的结果，我以为应该把这思想活动遮挡住，不让读者看到它。我并不是在弄虚作假，只是喜欢做出一点意外的举动罢了。我从某种可能的默契之中得到幻觉，但已逐渐放弃了那种默契。我开始过度地爱惜所有的词语，因为它们能接纳自己周围的空间，因为它们与我尚未讲出的无数个词语融合在一起。《黑森林》（Forêt-noire）那首诗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思想状态。我用了六个月才写完这首诗，人们可以想象，在那半年当中，我甚至连一天也没休息过。这涉及我当时对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一看法并不完善，但将来大家会理解我的。我喜欢这类愚蠢的独白。在那个时候，立体派的伪诗试图扎下根来，但这种伪诗从毕加索的脑子流露出来后就变得毫无生气了，至于说到我本人，有人认为我很讨厌，就像那阴雨连绵的天气（现在还有人这么看待我）。况且，我早就料到，以诗歌的观点来看，我走错了路，但却尽最大可能减少自己的烦恼，借助定义和秘诀向抒情诗发起挑战（于是很快便产生出达达现象），故意装出将诗歌用于广告的姿态（我甚至断言，世界不是以一部美妙的书而告终的，而是以为地狱或天堂所做的精美广告而结束的）。
就在那同时，皮埃尔·勒韦迪（他至少和我一样令人讨厌）这样写道：
形象比喻纯粹是人的思想创作。
形象比喻不是产生于某种对比，而是脱胎于将两个现实作比较的结果，这两个现实或多或少相差很大。
两个用来做比较的现实之共同点相差越大、越真实，那么形象比喻就越强烈，它的感染力就越强，现实的诗意也就越浓……
[7]
尽管这段文字对外行人来说晦涩难懂，但它富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我反复琢磨了很长时间。但我还是弄不明白形象比喻的含义。勒韦迪的美学，这种来自经验的美学却让我把结果当成原因。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一天晚上，在入睡之前，我感觉一个相当奇怪的句子在脑中闪现出来，这个句子每个音都很清楚，要想换掉其中的一个词根本不可能，可它却像是从所有人的嗓音里发出来的，而且不带任何事件的痕迹，我本人则与那些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意识可以做证，这个句子很执拗，我可以冒昧地说，这个句子好像紧贴在玻璃窗上似的。我很快把这个句子记下来，而且准备继续去遐想，可那句话所固有的特性却把我拦住了。实际上，那句话让我感到很吃惊，可惜我并未将它牢记于心，到今天仅记住这么一句：“有一个人被窗户截成了两半。”这句话却容不得任何歧义，它只是一个模糊的视觉描述[8]，说一个人正在行走，身体却被一扇窗户拦腰截断。其实那只不过是将一个人在空间里矫正过来，此人正探身俯在窗前。但由于这扇窗户一直在随人走动，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幅极为罕见图像，于是便很快生出一念，要将其融入我的诗歌创作之中。我本来一开始并不相信这样的话，但后来断断续续地又冒出许多话来，可这些话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反而让我置身于一种非理性的印象之中，这种印象倒让我觉得自己的自控力好像是幻觉似的，我只想赶紧了结自己内心里这没完没了的争吵。[9]
那时我依然十分关注弗洛伊德，而且熟悉他的诊治方法，在战争期间或多或少也有机会用这种方法诊治过一些病人，我决意拿自己做实验，就像人们尝试着从病人身上得到某种成果一样，我自言自语，尽可能说得很快，而研究对象的批评精神并未让人做出任何判断，这一判断不会对任何迟疑不决的态度感到不安，同时尽可能准确地演变为口头表达的思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以为思想的速度并不比话语的速度更快，被拦腰截断的人这句话在我头脑里所反映的方式就印证了这一点，而且与话语和毛笔相比，思想并不一定能占优。我将自己的初步结论告诉给菲利普·苏波，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我和苏波打算大量地写一些东西，根本不管这些从笔下流出的东西能有什么文学意义。我们俩一直流畅地写下去。第一天过去了，我们用这种方式竟然写了五十多页，接着便对我们的成果进行比较。从总体上看，苏波的成果和我的成果十分形似：在结构上出现同样的瑕疵，缺陷的性质也一样，而且我们俩都带着激情的幻觉，下笔时十分动情，脑子里有丰富的画面可选择，画面的品质之高，出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过去花费那么长时间也没得到一幅如此品质的画面，这是一幅风格独特的画面，在我们俩所写的文字当中，这儿那儿的还都冒出一些敏锐的滑稽话语。在我看来，我们那两篇文字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我们各自的心绪不同，苏波显得更冲动，或许是出于故弄玄虚的考虑，他在某几页纸的上端信手写上几个词来做标题，这也算是一个疏忽吧，但愿他能接受我这肤浅的批评。相反，我应当对他做出公正的评价，在从事这类写作过程当中，他始终竭力反对微小的改动，反对任何形式的更改，有时我觉得这类写作形式似乎有些不妥。在这方面，显然他的做法是有道理的。[10]准确地评价摆在自己面前的所有素材确实很难，甚至可以说，在读过一遍之后就对这些素材做出评价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要是让你去写的话，恐怕所有这些素材在你看来都十分陌生，就像其他初次接触这些素材的人一样，你自然会对此表示怀疑。从诗歌的角度来说，这些素材尤其是以高度的直观荒谬性而著称，经过深入的检验，人们发现这种荒谬的特性就在于它已被世界上所有可接受而又合情合理的东西取代了，因为一部分特性和事实早已被公开了，与其他事实相比，这些事实还是很客观的。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刚刚去世，在我们看来，他曾多次接受这类写作训练，尽管如此，他并未去迎合这种平庸的文学方式，为了纪念他，我和苏波用超现实主义这个名字来确指新的纯正的表达形式，这是由我们自己所支配的表达形式，我们急于让朋友们去分享它。我认为今天我们不再重新考虑这个词，但从总体上讲，我们所认可的这个词已超越阿波利奈尔所赋予这个词的含义。此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们本来可以采用超自然主义这个词，钱拉·德·奈瓦尔在《火的女儿》（Les Filles du feu）的题词中曾用过这个词[11]。实际上，奈瓦尔似乎完美地支配着精神，而这正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精神，相反，阿波利奈尔只是支配着超现实主义这个词，虽然这个词还很不完美，况且他未能拿出引起我们注意的理论概述。下面我引用奈瓦尔的两句话，在我看来，就这个话题而言，这两句话倒是颇为意味深长：
亲爱的大仲马，我将向您解释在前文里您所提到过的现象。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要是不去认同自己想象中的人物，有些叙事者就讲不出故事来。您知道，咱们的老朋友诺狄耶曾信誓旦旦地说，在大革命时期，他不幸被砍掉了脑袋，人们对此事信以为真，不禁琢磨他是怎么把自己的脑袋重新安上去的。
……既然您冒失地引用了一首在这种超自然梦境中吟咏的十四行诗，超自然这个词大概是德国人的说法吧，那么您就应该把所有的诗都听一遍。在诗集的结尾处，您会看到那些诗。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论或斯维登堡的神秘学说相比，这些诗并不那么晦涩难懂，也许这些诗并没有什么韵味值得人们做出更多的解释，假如有可能的话，请您至少允许我这样表达……
[12]
有人居心叵测，拒绝承认我们有使用超现实主义这个词的权利，而且我们要按自己所理解的意思去使用这个词，因为在我们之前，这个词并未博得大家的好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再次为这个词做出定义：
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们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或以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正作用。在排除所有美学或道德偏见之后，人们在不受理智控制时，则受思想的支配。
百科词典【哲学】。超现实主义建立在相信现实，相信梦幻全能，相信思想客观活动的基础之上，虽然它忽略了现实中的某些联想形式。超现实主义的目标就是最终摧毁其他一切超心理的机制，并取而代之，去解决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阿拉贡、巴龙、布瓦法尔、布勒东、卡里夫、克勒韦尔、德尔泰伊、德斯诺斯、艾吕雅、热拉尔、兰布尔、马尔金、莫里斯、纳维尔、诺尔、佩雷、皮康、苏波以及维特拉克等人对完美的超现实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这些人是超现实主义者，要不是伊西多尔·迪卡斯这个极有趣的奇特人物，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能搞错的，可我却找不到有关迪卡斯的资料。诚然，倘若只是浮浅地考虑结果的话，那么许多诗人都会被人看作是超现实主义者，首先，但丁就是超现实主义者，在幸福的日子里，莎士比亚也是超现实主义者。我曾多次尝试着去还原那个被人称为天赋的东西，尽管这种称呼有背信弃义之嫌，在此过程当中，我并未发现有什么东西最终能划归于另一种过程。
爱德华·扬的《夜思》（Les Nuits）从头到尾都是超现实主义的，不幸的是，那是一个神甫在讲话，那大概是个拙劣的神甫，可他毕竟是个神甫。
斯威夫特在作恶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萨德侯爵在施虐淫癖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夏多布里昂在抒发异国情调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贡斯当在政治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雨果在脑子清醒时是超现实主义者。
德博尔德-瓦尔莫在爱情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贝特朗在过去的时代是超现实主义者。
拉博在死亡之中是超现实主义者。
坡在冒险中是超现实主义者。
波德莱尔在道德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兰波在生活实践中及其他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马拉美在吐露隐情时是超现实主义者。
雅里在喝苦艾酒时是超现实主义者。
努沃在行亲吻礼时是超现实主义者。
圣-波尔·鲁在象征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法尔格在环境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瓦谢在我心里是超现实主义者。
勒韦迪在他家里是超现实主义者。
圣琼·佩斯从远距离看是超现实主义者。
鲁塞尔在逸闻趣事方面是超现实主义者。
等等。
我要强调指出，他们并非始终是超现实主义者，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我要把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思想梳理清楚，可他们却天真地依恋于自己那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他们之所以依恋于这种想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超现实主义的声音，在死亡降临之前，在暴风雨之外，这个声音依然在不断地宣讲，因为他们不想为那动听的乐谱配乐。他们就像过于高傲的乐器，因此永远也奏不出和谐的声音来[13]。
但我们呢，我们没参与过任何审查工作，我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只是沉闷的汇集地，去收集各种不同的回音，是简陋的录音装置，这个装置不会被这些人所描绘的图画所吸引，我们或许还在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服务。因此，我们诚实地将别人借给我们的“才能”还给他们。要是你们愿意的话，不妨跟我说说这把铂制尺子的才能，说说这面镜子、这个大门、这个天空的才能。
我们没有才能，你们不妨问问菲利普·苏波：
解剖场和廉价住宅将把最高雅的城市毁于一旦。
不妨问问罗歇·维特拉克：
我刚刚祈求过大理石海军上将，海军上将扭头便走，就像面对北极星而昂首直立起来的一匹大马，在他那两角帽的地图里，上将给我指明一个区域，我要在那儿度过自己的余生。
不妨问问保尔·艾吕雅：
我所讲的故事是一个世人皆知的故事，我再次阅读的诗是一首著名的诗篇，我靠在一堵墙上，耳朵披上绿装，嘴唇则被烧焦了。
不妨问问马克斯·莫里斯：
隐居在洞穴里的熊和它的伙伴麻鹭，“随风飘”及其仆人“风”，大法官和他夫人，吓唬麻雀的稻草人和受骗的小麻雀，试管及其女儿注射针，食肉动物和它兄弟狂欢节，扫描器和它的单片眼镜，密西西比河和它的小狗，珊瑚和它的奶罐，奇迹和它的上帝，所有这一切也就只有从海面上消失掉了。
不妨问问约瑟夫·德尔泰伊：
咳！我还是相信鸟的美德。只要一根羽毛就能让我笑死。
不妨问问路易·阿拉贡：
在比赛暂时中断期间，所有的赛手都围着一碗用火烧过的潘趣酒，我却问大树，它是否一直系着那根红绸带。
你们不妨问问我，我忍不住要在这篇序言里写一些稀奇古怪、让人神魂颠倒的文字。
你们还可以问问罗贝尔·德斯诺斯，他也许是我们当中最接近超现实主义本质的人，在其尚未出版的作品当中[14]，在其参与整个实验的过程当中，为我对超现实主义所寄托的希望做出完美的解释，甚至敦促我要对超现实主义抱着更大的期望。今天，德斯诺斯随心所欲地谈论超现实主义。他将自己的思想快速地用口语表达出来，这种敏捷的做法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我们看来，那就像华丽的演讲，但却未被充分地利用起来，因为德斯诺斯更善于口头表达，而不善于将其书写下来。他在自己的内心里读着一本打开的书，所有书页都被他的生活之风刮走了，但他不会设法去留住那些书页。
※ ※ ※
超现实主义神奇艺术的秘密
超现实主义写作，初稿及定稿
来到一个非常适合于集中精神的地方，你们就让人拿来写字的纸和笔。你们要尽可能地让自己处于被动状态，处于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状态。你们要撇开自己的天赋，不要考虑自己的才能，还要撇开其他所有人的才能。你们要认识到，文学是通向万物的最凄惨的道路，你们要快速地写，抛开带有偏见的主题，要写得相当快，不要有任何约束，也不要想着再把写过的文字反复读几遍。第一句话肯定会独自冒出来，因为真实的情况是，每一秒钟都会有一个与我们清醒的思想不相干的句子流露出来。但就写出的一句话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则显得相当困难，这句话大概同时源于我们有意识的活动以及其他活动，即使人们承认写出第一句话必然会引起微小的感知。然而，这微小的感知对你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从很大程度上看，这正是超现实主义游戏最有意思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断句大概会阻碍流畅的绝对连续性，而我们极为关注这种连续性，虽然表面看起来，这种连续性十分必要，就像有必要在振动弦上分配节点一样。只要你们喜欢，就可以一直写下去。你们可以指望心潮起伏那无穷无尽的特性。你们只要稍微犯一个错误，哪怕是疏忽引起的错误，沉默就会降临，假如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你们要毫不犹豫地中断那行写得过于明确的文字。要是你们觉得一个字的起点显得很古怪，就在那个字的后面随便写一个字母，比如字母“l”，而且一直用字母“l”，并将这个字母作为后面文字的起点，重新建立起文字的随意性。
为了与别人在一起时不再感到厌烦
要做到这一步非常难。你们不要赞同任何人，可是在没有人违反命令的情况下，有人却打断了你们的超现实主义活动，并要你们放弃这个行动，你们不妨说：“这无所谓，也许还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生活的意义是不会保持不变的。坦率地说，我内心所经历的东西依然让我感到厌烦！”再不然就说一些令人反感的俗话。
为了准备演讲搞
有人认为征求意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在从事这类活动的首个地区，在选举之前，先去登记。每个人内心里都有演说家的素质，因为演说家总是披挂着五颜六色的缠腰布，戴着由文字组成的玻璃珠子。演说家要以超现实主义为手段，在其贫乏的思想里，对失望采取突袭行动。一天晚上，在演说台上，他独自一个人就把永恒的天空这张熊皮撕成碎片。他做出那么多许诺，可却很少履行自己的诺言，这让他感到十分沮丧。对于人民提出的要求，他只是耍了点花招，摆出揶揄人的样子。他要让最顽固的对手与某种秘密的欲望融为一体，这种欲望会使人不得安宁。只要信口胡言说些大话，就能让自己飘飘然起来，他肯定能做到这一点，而大话则融化为怜悯，转变成仇恨。他绝不会出现失误，因此不冒风险他也可以达到目的。他肯定能够当选，而最温柔的女人也会狂热地去爱他。
为了撰写假小说
不论你们是谁，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会让人烧一些月桂树叶，在不想维持这微弱火势的情况下，你们便开始写一部小说。超现实主义会让你们这么做，你们只要将指针从“静止不动”拨到“行动”上就行了，这个计谋就实现了。这是小说中的人物，他们的样子显得很不协调，他们轻松自如地对待及物动词，就像无人称代词在有些短语中的作用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在支配着那些动词，当观察、思索以及归纳能力对你们没有任何帮助时，你们要确信那些人物能把成百上千个念头借给你们，因为你们没有这些念头。就这样，只要在相貌和道德风范上有些特点，这些人物就会放弃某些行为准则，你们根本不必去管他们的行为准则，事实上，他们也不欠你们什么东西。由此便生出一个或多或少巧妙的情节，一点一点地印证这个动人或令人安心的结局，可你们对此却毫不在意。你们的假小说完美地模仿一部真小说，你们也就成为富人了，别人也愿意承认你们“肚子里还真有点东西”，因为那点东西确实就在肚子里。
当然，你们并不了解自己所意识到的东西，而在这种条件下，通过类比式手法，你们可以舒服地沉醉于假批评之中。
为了引起街上过路女子的注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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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亡抗争
超现实主义将你们带进死亡之中，而死亡就像是一个隐蔽的社会。超现实主义给你们戴上手套，将M隐藏在里面，这个M可以指记忆。[②]你们别忘了安排好自己的遗嘱，对于我来说，我要让人用搬家的车把我送到墓地去。但愿我的朋友们能把《缺乏现实的评论》（Discours sur le peu de réalité）的最后一册也毁掉。
※ ※ ※
语言就是给人拿来做超现实主义用的。人讲话必须要让别人能听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时差不多也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并通过所表达的意思来确信自己履行了某些职能，尽管这些职能显得有些粗俗。无论是说话，还是写信，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只要在这么做的同时，他不提出一个超越平均值的目标就行了，也就是说，只要他满足于能和别人交谈（当然要乐于和别人交谈）就行了。他对后来冒出来的词，对说完一句话后紧跟着的另一句话并不感到忧虑。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完全可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去回答这个问题。在与别人接触时，他并未染上怪癖，因此可以无意识地就一些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去讲话，也不必在讲话之前做任何准备。当他打算建立更微妙的关系时，这种一气呵成的能力会给他带来不利的影响，可有谁会让他相信这一点呢？他没有必要为这点小事而拒绝说话，拒绝去写东西。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声，琢磨自己内心的想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破坏了神秘感，破坏了绝妙的神佑。我并不急于理解自己（算了！我将来总会理解自己）。假如我说的这句话或那句话让自己感到有些失望，我会把希望寄托在后面一句话上，以弥补自己的缺憾，我不会再去重复那句话，或把那句话讲得十分完美。对我来说，丧失激情才是致命的。所有的词语，所有相随而至的词组密切相连，我绝不会厚此薄彼。要让一个神奇的平衡法出面干预，它会这么做的。
我一直设法让大家认同这个毫无保留的语言，在我看来，它似乎适应于生活中的所有处境，这个语言并未剥夺我的任何手段，不仅如此，它还赋予我奇妙的洞察力，我正是在对它不抱任何期望的领域里获得这种洞察力的。我甚至断言，是它在教导我，事实上，我有时会以超越真实的手法采用一些词语，而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早就被我忘在脑后了。事后经核实才发现，我对那些词的用法完全符合它们的定义。这难免使人相信，人们不是在“学东西”，而只是在“重新温习”。就这样，有些特定的表达方法我已经用得很熟练了。我并不是在说客体的诗歌意识，只是在精神上与客体有过成百上千次的接触之后，我才能获得这种意识。
超现实主义语言的种种形式最适合于对话。在对话当中，两种思想相互对峙，当一人畅所欲言时，另一人则关注对方的说法，但究竟应该怎样去关注呢？假设一个人将对方的思想吸收过来，这也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此人完全可以沉湎于对方的思想之中，这恐怕不太可能。事实上，他的关注只体现在表面上，他完全能从容地认可或否定对方的想法，一般情况下，他会以尊重之情否认对方的想法。语言的这种方式并不能触及某一主题的本质。我的注意力已被吸引住了，可从情理上讲又很难避开那种吸引，因此总是把对手的思想当作敌对的思想来处理，平常与别人对话时，总是通过看别人用过的词和比喻来“指责”别人的思想，因此我有能力在对话的过程中，一边利用这些词和比喻，一边对其进行歪曲。在有些精神病人身上，这种情况的确出现过，病人的感觉器官发生紊乱，紊乱支配着病人的注意力，病人虽然在回答问题，但却只满足于抓住别人在他面前所说的最后一个词，或抓住超现实主义那句话的最后一部分，因为这些东西已印在他脑子里：
“多大年纪了您？”“您。”〔引自《模仿言语》（Écholalie）〕
“您叫什么名字？”“四十五幢房子。”〔引自《冈塞的症状或所问非所答》（Symptôme de Ganser ou des réponses à côté）〕
从未讲过这类胡言乱语的对话几乎是不存在的。想与人交往的努力在支配着他这么说话，这种努力以及我们所保持的习惯使我们暂时看不出这种胡言乱语的局面。这同样也是书籍的最大缺陷，因为书籍一直在与最优秀的读者发生冲突，我这里是指最挑剔的读者。我前面引用了医生与精神病人之间的简短对话，在此对话当中，是精神病人占了上风，因为他的答复引起医生的极大注意，虽然并不是他本人在提问。难道这意味着此时他的思想更优秀吗？也许是吧。他完全可以不必考虑自己的年龄和名字。
到目前为止，诗歌的超现实主义一直致力于在其绝对的本质当中重建对话，并将两个对话者从客套的责任中解脱出来。每个人只管自言自语就行了，不必去追求特殊的辩证乐趣，也不必将此强加给对方。两个人的对话并非像以往一样，以就某一论点展开辩论为目的，他们不必将此看得太重，尽可能把话说得乏味一些。至于说对方的答复，从原则上讲，这个答复根本不在乎讲话者的自尊心。不论是词语还是比喻，它们只是作为跳板出现在聆听者的脑海里。在第一部纯粹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磁场》（Les Champs magnétiques）当中，以“屏障”为题的开篇那几页大概就是以这种方式写出来的，在那几页里，苏波和我将这些公正的对话者展现出来。
超现实主义并不允许那些投身其中的人随随便便地抛弃它。所有的一切都使人相信，它就像麻醉剂那样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甚至会像麻醉剂那样使人产生某种依赖性，并促使人起来反抗。它同时还是一个人造的天堂，人们从中体验到波德莱尔批评的情趣，就像体验其他人的批评一样。超现实主义可能会引发神秘的效果以及独特的快乐，从许多方面来看，超现实主义倒更像是一个新的恶习，然而对那种效果及快乐的分析大概不应成为几个人的特权，超现实主义就像印度大麻一样能满足所有挑剔者的口味，本文难免要谈到这一分析。
1．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比喻与鸦片给人造成的幻象很相似，人不会去回想鸦片所造成的幻象，但这种幻象“自发地、专横地闪现在人的眼前。他无法将其排除掉，因为他的意志已没有足够大的力量，而且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理智”[15]。人们过去是否曾“回想”过那些幻象呢，这还有待于我们去了解。假如人们坚信勒韦迪对比喻所下的定义，正如我所做的那样，那么刻意将“两个相差很大的现实”来比较似乎是不可能的。能不能比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明确地否定勒韦迪所做的比喻，比如：
有一首歌在小溪里流淌
再比如：
白日像一块白色台布那样展开
又比如：
世界重新回到一个口袋里
在这几个例句里看不出任何深思熟虑的痕迹。在我看来，断言“思想已感受到两个现实的相似之处”是不正确的。他最初并未有意识地感受到任何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不过是两个偶然相似的词，从那相似之处猛然冒出某种特殊的光辉，那是比喻的光辉，我们对此非常敏感。比喻的价值取决于那光辉的美感，因此，比喻的价值则与承载光辉的两个导体之潜在差别有关。当差别几乎不存在时，就像在明喻里所表现的那样，光辉也就产生不出来了。[16]然而，依我看，人没有能力去协调两个差别很大的现实之相似之处。观念联想的原理，起码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则与此截然不同。再不然就应该重新考虑一种简练的艺术，勒韦迪和我都不赞成这种艺术。因此我们只得承认比喻的两个措辞并不是相互演绎出来的，思想将其演绎出来就是为了制造光辉，它们只是所谓超现实主义活动的即时产物，理智只满足于观察并欣赏光彩夺目的现象。
光辉总想以稀少的煤气让自己长久地维持下去，同样，无意识写作法所制造的超现实主义气氛尤其适合于产生更美的图像。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狂乱的过程中，所有闪现出的图像看起来就像思想的唯一准则。人逐渐相信这些图像那至高无上的现实，他起先只满足于去接受这些图像，但很快就发现，这些图像使他的理智更加清醒，而且还增长了他的知识。他意识到那永无止境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他的欲望展现出来，利与弊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他那些晦涩的东西并不会使人对他产生误解。这些图像使他心醉神迷，几乎无暇将手头的火吹得更旺，于是这些图像便裹挟着他向前走。这是最美的黑夜，是闪电照亮的黑夜，因为与这黑夜相比，白天都显得黑暗了。
各种不同类型的超现实主义图像大概需要有一个归类，今天，我不想做这样的尝试。如果依照图像那奇妙的相似之处将它们分门别类，那么这也许会让我偏离主题，我主要是想考虑图像那共同的功效。对于我来说，能达到最高随意程度的图像是最有分量的，我对此毫不隐瞒，有些图像大家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将其翻译成通俗的语言，那是因为它表面看起来极为矛盾，或许被某一个词义奇怪地掩盖起来，或许虽轰动一时，却平平淡淡地消失了（它突然间就把视野的角度封死了），或许它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确切证据，或许它只是幻觉的产物，或许它自然而然地归结于抽象，而抽象又是具体的伪装，或者反之，或许它迫使人们去否定某些物理的基本特性，或许它还会引起别人的嘲笑。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香槟酒的红宝石。
——洛特雷阿蒙
就像成年人的胸部停止发育的规律那样美，胸部发育的倾向与其机体所吸收的细胞数量并不一致。
——洛特雷阿蒙
一座教堂就像一口钟那样赫然耸立着。
——菲利普·苏波
在罗斯·塞拉维
[③]的睡梦之中，一个侏儒从一口井里爬出来，趁着黑夜来吃面包。
——罗贝尔·德斯诺斯
露水像母猫头似的在桥上摇晃。
——安德烈·布勒东
在左侧，在想象的苍穹之中，我隐约感觉到那纷扰着自由且无光泽的华丽外表，大概那只是腥风血雨的雾气而已。
——路易·阿拉贡
在燃烧的森林之中，
所有的狮子都很清爽。
——罗歇·维特拉克
女人丝袜的颜色并不一定与她眼睛的颜色相似，这曾让一位哲学家大发感慨，认为没有必要宣称：“与四足动物相比，软体动物有更多的理由去憎恨进步。”
——马克斯·莫里斯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这些例句足以满足人的不同要求。所有这些形象比喻似乎表明，对于其他事情而言，人已经很成熟了，但对于微乎其微的乐趣，人还不成熟，通常他会让自己去享受那一乐趣。这是将多个事件转化为优势的唯一方式，而他对这些事件担负着一定的责任。[17]这些形象比喻让他体会到消除这些事件是有限度的，甚至还会给他带来麻烦。这些形象比喻最终让他感到很困惑，这倒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让一个人感到困惑，就是要诱使人去犯错。我所列举的那些话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大显身手。但一直在品味这些话的人确信自己品行端正，对此人来说，他不会因为这些妙语而受到谴责，况且他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他自以为会把一切都确定好。
2．投身于超现实主义的人兴奋地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美好时光。对他来说，这与正在水里垂死挣扎者的真实感受类似，此人仿佛在瞬间看见自己一生中所有不可逾越的东西。有人会对我说，这听起来不太可能。但对于那些向我讲出这些话的人来说，我不会鼓励他们这么做。从孩提时代的回忆或从其他东西里面会产生出一种非独占的感觉，以及一种误入歧途的感觉，我认为这种感觉是最丰富的。也许是因为童年与“真实的生活”最相似，童年过去之后，除了自己的通行证之外，人只掌握着几张优待券，在那童年时代，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人能有效地控制自我，而不是偶然为之。正是凭借着超现实主义，这些可能性似乎又重现在人们面前。他就像是在拯救自己，或逐渐走向失败似的。在黑暗之中，人们再次看到矫揉造作的恐惧。谢天谢地，这依然是炼狱呀。人们战战兢兢地穿越那危险的风景，这是玩弄神秘术者所用的称呼。我身后的魔鬼一直在窥视着，我要激怒它们，而它们对我倒并未抱有恶意，我并未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我不怕这些魔鬼。正是“这些长着女人头的大象以及飞舞的狮子”曾让我和苏波感到害怕，我们过去就怕遇见它们，正是“可溶化的鱼”依然让我心有余悸。可溶化的鱼，我不正是可溶化的鱼嘛，我的星座就是双鱼座，而人将溶化在自己的思想当中！超现实主义的动物志和植物志是秘而不宣的。
3．我并不认为超现实主义很快就会变为老生常谈。这类文字的共性并不会妨碍超现实主义散文诗的发展，在那些文字当中，除了我所指出的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文字，它们为我们做出逻辑的分析以及严密的语法分析。五年来，我写了许多这一类的随笔，其中的大部分文字写得极为零乱，后来我还写了一些短小的故事，这些故事被编入到本文集之中，它们为我提供不容置辩的证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会将其看作最值得关注，或最不值得关注的文字，在读者的眼里，它们可以被认作是种种收获，是超现实主义者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收获。
此外，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只要能从某些联想当中得到梦寐以求的突然性，那么所有的手法都是好的。与把陈词滥调引入最精练的文笔之中相比，毕加索和布拉克的拼贴画具有同等的价值。我们甚至可以非理性的方式（但要遵从句法规则），将报纸上的标题或标题中的零星几个字拼贴在一起，并给它冠上“诗”的标题，这么做也是可能的：
诗
一阵朗朗的笑声
来自锡兰岛上的蓝宝石
在牢房里面
最美的稻草
已黯然失色
在一座孤独的农庄里
愉快的事
日复一日
变得严峻起来
一条可通车的路
将您带到未知的边缘
咖啡
为自己的利益大肆吹嘘
每天为您打扮的艺人
夫人
一双
真丝的袜子
并不是
跳跃到真空里
一只雄鹿
爱情第一
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巴黎是一座大村庄
注意看好
火掩盖着
美好的时光
祈祷
要知道
紫外线
完成了任务
短暂而有趣
风险的
第一份白色报纸
红色将是
流浪的歌手
他在哪里？
在记忆里
在他的屋子里
在篝火舞会上
我一边跳舞
一边做
有人已做过及将要做的事
我们也许还能举出许多例子来。戏剧、哲学、科学、文学批评或许也能从中得到好处。我急于补充说明一点，我对超现实主义未来的技巧不感兴趣。
我已重复过许多次了，将超现实主义应用于实际行动中，则比我所看到表象还要严重[18]。诚然，我并不相信超现实主义话语具有预言功效。“我说的话，就是神谕”[19]。是的，只要我愿意，但神谕本身又是什么呢[20]？人的虔诚欺骗不了我。震撼着库姆、多多纳以及德尔菲[④]的超现实主义声音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支配着我写出最缺乏怒气的演讲稿之声。我的时代不应该是别人的时代，这个声音为什么要帮助我去解决自己命运那幼稚的问题呢？不幸的是，我装出要在一个世界里采取行动的样子，在那个世界里，为了能考虑别人的建议，我不得不借用两类代言人，一类代言人为我翻译别人的讲话，另一类代言人根本就找不到，他们将我所理解的东西强加给和我相像的人。在那个世界里，我一直忍受着自己所承受的东西（你们别去看），可这就是现代世界，真是活见鬼！你们希望我在这个世界里做些什么呢？超现实主义的声音将来也许会安静下来，我不再致力于去算计自己失去了多少东西。我也不再去详细计算自己的年景和日子，虽然那也没有什么好算的。我将来会和尼金斯基一样，去年有人带他去看俄国芭蕾舞，但他并不知道要看什么节目。我将来孑然一身，内心里非常孤独，对世界上所有的芭蕾舞都不感兴趣。不论是我所做过的事，还是尚未做过的事，我统统都会告诉你们。于是，从那时起，我非常想宽容地去审视科学幻想，虽然从各方面看这种幻想是危险的。无线电？那是肯定的。梅毒？要是你们愿意，也未尝不可。摄影？我当然不会反对。电影？黑暗的放映厅真是妙极了。战争？我们早就嘲笑过了。电话？喂，是啊。青春时代？可爱的白头发呀。你们试图让我表达谢意：“谢谢。”谢谢……民众之所以极为尊重那些实验室的研究，那是因为这类研究最终促使人们推出一台新机器，发现一种新血清，民众以为自己与这些研究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相信科学家是想改善他们的命运。我并不知道心怀人道主义意愿的科学家的理想是什么，但在我看来，那个理想似乎并不是汇集所有好意之大全。当然，我是在说那些真正的科学家，而非其他类型的科学普及者，这些人只知道给自己弄个证书。不论在这个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我相信人会得到纯粹的超现实主义快乐，虽然他已知道其他人经历过重重失败，但他并不服输，随便从什么地方出发，选择有别于合理路线的另一条路，最终到达他想去的地方。不论是这幅图像，还是另一幅图像，它们本身根本提不起我的兴趣来，而他则认为给自己的前进方向设置标志是恰当的，这样也许还能赢得公众的认可。他所担心的那些器材自然是蒙骗不了我的，因为那无非是他的玻璃管，或是我的金属笔……至于说他的方法，我认为它和我的方法各有千秋。我看见那位发现足底皮肤反应的人在认真地工作，他不停地摆弄自己所诊疗的对象，这和他所做的“检查”还不一样，显然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不时说出一个看法，但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他并未把针放在应放的地方，而他手中的锤子却还在摆来摆去。至于说给病人治疗嘛，他把这无聊的事交给别人去做。而他自己却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疯狂的研究之中。
我所设想的超现实主义已明确表明，我们并不会墨守成规，因此不会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将超现实主义看作是为被告作辩护的证人。相反，超现实主义将会为我们心不在焉的状态做出辩解，那正是在人世间里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境界。康德对女人心不在焉，巴斯德对“葡萄”心不在焉，居里对导体心不在焉，从这方面看，这都是严重的症状。这个世界只是相对适应于人的思想，而这类偶然出现的小事故不过是小小的插曲罢了，那是在追求独立的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我为能参加这样的战争而感到荣耀。超现实主义是“看不见的光线”，它总有一天会让我们战胜自己的对手。“身躯呀，你不再颤抖了。”今年夏天，所有的玫瑰都变成蓝色，树木也变成玻璃的了。裹在绿色植物里的土地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倒更像是一个幽灵。无论是生活，还是放弃生活，这都是想象中的解决方法。生活在别处。
注释
[①] 作者在原手稿上只写下了标题，但未写具体内容。——本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 根据作者的意思，第一个字母M代指死亡（mort），第二字母M代指记忆（mémoire）。
[③] 此为马塞尔·杜尚的笔名。
[④] 库姆为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德尔菲和多多纳为古希腊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和位于伊庇鲁斯的宙斯神殿。
[1] 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2] 帕斯卡尔语。
[3] 巴莱斯和普鲁斯特曾表达过这种意思。
[4] 要考虑梦的深度。一般来说，我只记得住来自浮浅层面的梦境。在那梦境当中，我最想审视的，恰好是沉迷于醒着状态的东西，是和前一天的活动没有任何关联的东西，是阴暗的树叶，是愚蠢的树枝。同样，我倒更愿意坠落到“现实”之中。
[5] 幻想作品里最绝妙的东西，就是那里面并没有任何幻想，因为那里只有现实。
[6] 参阅《迷失的脚步》（Les Pas perdus），伽利玛出版社。
[7] 载于《南北》（Nord-Sud）杂志1918年3月期。
[8] 作为描绘者，这个视觉描述在我看来大概要优于其他描述。这肯定是我先前的情绪在起作用。从那天起，我有时会刻意将注意力集中到类似的图像上，我知道这些图像在清晰度方面堪与听觉现象相媲美。只要有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我就很容易能把所想象的轮廓画下来。这并不是在画画，而是在模仿。我或许在想象着一棵树、一个波浪、一件乐器以及其他别的东西，但此时却无法简要地概述出那个东西。于是，我便深陷于一个线形迷宫之中，可依然确信自己能走出这个迷宫，可在我看来，那一条条线并不会将人引到任何地方去。我睁开双眼，感觉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强烈印象。我所提出的这些论点已被罗贝尔·德斯诺斯多次印证过，若想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不妨去翻阅《自由期刊》（Feuilles libres）第36期，那一期杂志刊载着他的多幅图画[《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et Juliette）、《今晨一人去世》（Un homme est mort ce matin）等]，杂志以为这些图画是疯子画的，而且幼稚地把这些画当作疯子的作品发表出来。
[9] 克努特·汉姆生认为这种感悟与《饥饿》（la faim）密切相关，而我却在经受这种感悟的折磨，他的看法也许是对的（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填不饱肚子）。这肯定是同样的启示，他这样描述道：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过来。天还没亮呢。我的双眼早已睁开好久了，我听见楼下的挂钟在敲五点钟。我本想再睡一会儿，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已完全醒过来，脑子里想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事。
突然，我脑子里闪现出几个美妙的场景，它们非常适合用来绘制一幅画稿，或用来写连载小说，偶然间，我突然找到一些奇妙的句子，我过去从未写过这样的句子。我将那些句子慢慢地、一字字地重复了一遍，这些句子的确很美。可这句子还在不断地闪现。于是，我爬起来，拿起纸和放在床后桌子上的一支铅笔。我身上的一条静脉好像被割破了似的，词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去适应那一场景，所有的情节都汇集在一起，行动在展开，所有人物的对话都在我的脑子里冒出来，我尽情地享受着这些场景。所有的构思来得极快，而且一直不断地涌现出来，以至于许多微小的细节都没有记下来，因为我手握的铅笔写不了那么快，可我还是急急忙忙地写着，手里的笔一直在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各种各样的句子从我内心里衍生出来，我格外关心自己的主题。
阿波利奈尔断言，基里科最初创作的几幅画就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当时常常偏头痛，而且肠胃也不舒服）。
[10] 同我本人相比，我的思想更可靠，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如此，在这个思想的文字里，人们受来自外部干扰的摆布，因此会产生出“兴奋状态”。人也许会名正言顺地将那兴奋状态掩盖起来。从本质上讲，思想是有分量的，是不会犯错误的。正是来自外部的建议会使人犯错误，因此要把这些明显的弱点归咎于那些建议。
[11] 托马斯·卡莱尔在其《拼凑的裁缝》（Sartor Resartus）里也用过这个词（见该书第8章：《自然的超自然主义》），1833-1834年出版。
[12] 参阅圣－波尔·鲁的《意识现实主义》L’Idéoréalisme）。
[13] 我也许还能举出几位哲学家和画家来，其中有旧时代的乌切罗，有新时代的瑟拉、古斯塔夫·莫罗、马蒂斯[比如在《音乐》（La Musique）杂志上]、德兰、毕加索（是最纯粹的）、布拉克、杜尚、皮卡比亚、基里科（在很长时间里令人钦佩）、克利、曼·雷、马克斯·恩斯特以及与我们很熟悉的安德烈·马松。
[14] 包括《新赫布里底》（Nouvelles Hébrides）、《形式上的混乱》（Désordre for-mel）、《以悲哀还悲哀》（Deuil pour Deuil）。
[15] 波德莱尔语。
[16] 参阅儒勒·勒纳尔所写的比喻。
[17] 依照诺瓦利斯的格言，我们不要忘记，“有些事件与现实同时发生。一般来说，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各种不同的条件会改变事件的理想进程，因此这个进程看起来似乎是不完美的，这些事件的结果也是不完美的。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这样的结果，新教改头换面变成了路德教”。
[18] 我对一般性责任以及判断某人责任程度的法医报告持保留态度，人们根据法医的论述认定某人负全责，或不负责，或负有限的（原文如此）责任，不论我对此多么慎重，即使我很难接受任何一种确定罪责的原则，我也想知道初次犯法的行为是如何审判的，那种行为的超现实主义特性是毋庸置疑的。犯人是被判无罪呢，还是只得到减罪的判决呢？遗憾的是，违反新闻法令罪几乎未得到惩罚，否则我们将会看到这类审判，因为被告出版了一本书，此书会危害公共道德，在几位“最受人敬重的”同胞的指控下，他同样被指控犯有诽谤罪，人们还受理了所有针对他的控诉，如：辱骂军队，教唆杀人，唆使强奸等。况且被告很快便承认所有的指控，以便去“痛斥”那些早已表达过的观念。他只满足于保证自己并不是那本书的作者，来为自己辩护，因为那本书只能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样一部作品与此书作者的功过问题不相容，他只不过是在抄写一份文件，并未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至少和审判长一样，与控诉文本毫不相关。
倘若发表一本书是重要之举，那么等到超现实主义方式开始受公众喜爱的那一天，许多其他行为也都会变成重要的了。那时，就要让一个新的道德去取代现有的道德，因为现有的道德是所有弊病的根源。
[19] 见兰波的《地狱一季》。
[20]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把问题弄清楚。今天是1924年6月8日，快到一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低声说着：“贝蒂纳，贝蒂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并不认识贝蒂纳，只是对它在法国地图上的位置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贝蒂纳不会让我联想起任何东西，甚至想不起《三个火枪手》里的某个场景。我本来应该去贝蒂纳，那里也许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这真是太简单了。有人告诉我，切斯特顿在一本书里描写了一个侦探，为了在城里找到他要找的人，不管是哪幢房子，只要从外面看那房子有可疑之处，他就会把那房子里里外外都搜一遍。这个方法也有可取之处。
同样，在1919年，苏波走进许多怪异的楼房里，向门房打听，问菲利普·苏波是否住在这幢房子里。我认为他对门房肯定的答复并不感到吃惊。于是，他便去敲自己家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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