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1929-1935)

超现实主义的政治立场(节选)

(1935年)


序言



  我并不想随意解释这句可悲的话:“在帝政统治下共和国真是太美了!”我觉得人们对已经遥远的年代能感受到一种怀旧的情感,那是从第一国际创建之日起直至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的那一时段。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一种憧憬,可它已在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在社会主义处于上升最快的阶段里,它就像一棵大树,总有一天会用自己所有的花朵去照亮全世界,就像那种硕大的金凤花,去年五月,我在加那利群岛看到带血的金凤花,它透过玻璃窗隐约闪现出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这些鲜血洒在这棵大树脚下,鲜血闪耀着信仰的光芒,人们相信一定能达到自己最崇高的目的,他们最终发现一项事业,为了这项事业,他们甘愿做出牺牲,但他们不会枉然地倒下,改善人类命运的斗争已经开始了,一股解脱的芳香从这鲜血里散发出来。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尚未经历过事实的检验,但却享有很高的声望,因为它以社会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为出发点,对后来所发生的事件采取极为灵活的应对策略,尽管那一方案并不是最完美的,这一理论本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无产阶级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终将战胜资产阶级,这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因此,无产阶级会在斗争中把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召集在自己身边,经过自由论战,这些知识分子已对人类的未来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宣布将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而他们大部分人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这些知识分子应该帮助无产阶级,把那些已经做过的事以及还应当做的事随时告诉给无产阶级,以便最终获得彻底的解放。他们还应该经常把各种问题的资料整理清楚,以防止出现新的问题,有必要的话,还应该让体制发挥作用,以便让它始终保持适宜的状态。我不知该怎样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像拉法格这样有见识的唯物主义者来说,经济决定论并不是“绝对完美的工具”,这一工具“可以成为解决所有历史问题的钥匙”。在这一点上,拉法格同意让科学家去承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只要理论与假设能给我们带来与事实相吻合的结果,那么理论和假设就都是正确的,这一点已不是最重要的了”,他接着补充道:“总之,真理不过是完成得最好的假设,错误往往是导致某种发现的捷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这种态度都是善于思索的人可以仰仗的唯一态度。只有当某种制度不再貌似可靠,不再貌似决定性的时候,它才会有活力,可它却对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极为重视,这些事件似乎反衬出制度的矛盾,要么是为了克服这种矛盾,要么是为了改头换面,并以此矛盾为基础,试图去重振旗鼓,使自己变得更稳定,如果矛盾难以克服的话。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以暴力推翻社会秩序的号召只是到1917年才刚刚开始付诸实施,许多人继承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做了许多调整、对比以及协调的工作。
  从马克思到列宁,这个酝酿过程持续了半个世纪,而且一直让思想保持着一种激昂的状态,这个过程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从而引起诸多的辩论,各种观点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最终有优势的一方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我忍不住通过观察所有的人和事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看作是一个典范的学派;看作是一个深入了解人的需要的学派,它要在各个领域,甚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达到自我满足为目标;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在这个学派里,每个人始终都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看问题的方式,而且能够不断地证明自己的思想没有僵化。
  然而,最近几年来,有人提醒我们说,时代已经变了,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革命者不应该再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如何制造论据,以便让这些论据为社会变革服务,而且革命者不应该再去想方设法加快这一变革的进程。有人要他把这事交给其他人去办,交给那些在苏联“干过革命”的人去办,而且要信赖他们,说不定哪一天,这些人会被派到其他地方去发挥救世主的作用。这些人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让人感到兴奋,而这种狂热般的兴奋使人无法对他们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亲眼目睹了一种忌讳是如何形成的,亲眼目睹了在人类要求当中那最变幻不定、最实质的东西是如何体现出来的。难道人们要求我们去蔑视这种抗拒的无限能力,以便让我们去领略在世界另一端所发生的奇迹吗?其实那种抗拒的能力正是人类向前迈进的秘诀,而我们根本就没有参与在世界另一端所发生的奇迹。不,这种观望、心醉神迷的态度与革命的情感绝对不相容。
  然而,那些竭力宣扬这种态度的人不会拿自己的把戏去蒙骗自己,而那些不打算反对宣扬这种态度的人也不会上这个当,这才是最大的弊病。遗憾的是,有些人很会适应生活,他们在物质上自由地去享受生活,而且过着一种表里不一的双重生活,他们狂热地赞美苏维埃制度,并不时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将自己等待时机的意愿深深地掩盖起来。而其他许多人要是没有被“向反动派提供武器”的说法所吓倒,那么至少不愿意看到自己被人推到难成气候的对立面去,他们宁愿将自己的疑虑掩盖起来,甚至不惜在私下里认同那些根本未注意他们持保留态度的人。一群在政治上没有主见的人趁机以最令人担心的手段,向众人公开宣布他们那“注重现实的特性”,这些人甚至与法西斯主义过从甚密,而且随时准备尊奉斯大林为“国家元首”,每当他们公开而郑重地放弃革命原则时,都会出面宣布自己的特性,他们知道该如何在工人阶级政党内将民主主义化为泡影,从而为革命争得荣誉。苏联人为赢得我们的赞赏做出一些片面的,甚至是值得怀疑的举动,但这些人却在狂热地为苏联人的举动辩解,只是自从斯大林于今年五月与拉瓦尔签订条约之后,他们才认为苏联人在工业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可以说,这项条约在革命阵营内掀起一股瓦解之风。

  本文准备从几个方面去澄清极特殊的理性问题,因此本文肯定会表露出危机状况的痕迹,这是目前的局势所引起的危机。尽管如此,即使我考虑到时间的局限性(大概几个月),在这几个月之内,构成此文的片段也就写好了,倘若有人发现文中有不连贯的现象,我也不会对此感到恼火。实际上,我相信这些不连贯的现象与最近的局势密切相关,这是历史上极少见的混乱局面。此外,我认为那些有活力的思想应当既包含常数,也包含变数,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这一思想才能发挥出它的机能价值。
  况且,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不求进取的问题。除了以后的种种考虑之外,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将超现实主义运动与解放人类运动融合在一起,超现实主义运动是集体幻想的创作形式,而人类解放则是更广泛的运动,这一运动首先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行动的问题,即采取直接行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有人准备推翻革命的原则,他们曾担负起捍卫革命原则的责任,这些革命原则至此一直被视为是神圣不可触犯的,他们尚未以唯物主义方法对世界局势做出严肃的分析,就想放弃革命原则了,这种做法不禁令人感到吃惊;有人不再相信左翼党派的思想体系将得到增强,就在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发生冲突,而且冲突将会进一步扩大的时刻,这些党派的口号是那么软弱无力,从而让他们显得很无能,面对所有这一切,我认为,要采取行动的问题将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答复既来自我本人,也来自那些打算与卑鄙的自由放任彻底了结的人。1935年10月,我加入“反击”组织,即革命知识分子斗争联盟,而参加这一组织的举动就是我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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