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佩华《毛泽东与红卫兵》（1985）
序言
一九八八年底，德国的一位同行突然从北京来信说，他看到了我那本一九八五年出版的《Children of Mao：Personality Development ＆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1]的中译本，印数十二万册，不仅在新华书店，而且大街小巷的书摊到处有售，很畅销。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喜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我在写那本书时，只想给西方的同行和大学生作为学术性著作读的，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的著作会在大陆出版，印数居然还那么多。很快地，一九八九年大陆群众抗议运动被镇压后，听说我那本书也在书架上消失了，不过在某些城市偶尔有售。
终于，我在半年后拿至大陆的那个中译本。书名被译为《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是由天津市渤海湾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出版的。从序言中得知，南开大学的一位教师指导他的三个学生，把我那本书译成了中文，将它作为新成立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第一部西方译著。尽管该译本有许多地方错译，甚至曲解了原意，我还是感谢那几位译者。但我总希望有一天能再次出版新的中译本。今天，这一愿望在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得以实现。
读者或许会问，大陆人了解文革红卫兵的情况，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地找外国人写的著作看呢？正如当年为那本中译本写序言的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所释：『文革爆发到现在也不过二十二年，但这段历史都开始在人们心中淡化。经历过的人或因耻辱，或因负疚，或因厌恶而不愿旧事重提，年轻的一代则由于没有亲身经历而对这段历史又很陌生。两者结合起来极有可能导致一种历史健忘症。』无意间，我的书成了大陆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
在我看来，用比较客观的角度（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将文革红卫兵这段历史记载下来是十分重要的。不管在毛泽东去世前，还是在邓小平上台后，大陆一直对研究和评论文革这段历史加以种种限制。七〇年代末和八〇年代初，在言论相对比较开放的情况下，曾出版过一些有关文革的自传，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讲述他们如何受压迫，偶尔也有称得上学术著作的书籍出版，但那是在官方认定的那个框框里去写的，不顾史实地持『彻底否定文革』的基本观点，有的甚至摆出一副官方的姿态。
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会了解到，红卫兵不只是一大群被蒙蔽和失去了理性的无知青少年，而可以分为由历史聚成的持有不同阶级观点，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的两大派，通常被称为保守派和造反派。文革亦不仅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是社会上下层间的剧烈冲突，事实上它只持续了三年，即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群众对当权者公开反叛，而不是大陆官方故意延长的十年。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六年，为当权者反扑群众的历史，他们故意延长文革历史的时间，目的是淡化群众和社会对他们的愤怒反抗和羞辱，因此将它全部归咎于四人帮搞了十年的鬼把戏。
文革也绝不应该那样简单地『彻底底否定』了事。当然我们不希望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重演那幕可与希特勒纳粹主义和史达林独裁政权齐名的文革历史。有多少人丧身，有多少人被打致残，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又有多少人被泯灭了良知和人性。但究其本因，并非是由于造反派的野心和年轻的红卫兵的无知，或当权者相互间你争我斗的权力之争，或群众被政治野心家所蒙蔽，或是封建思想和社会遗存的作孽，当然这些因素也掺杂其中，但主要的还是在毛独裁统治下那扭曲了的人性。我称其为『权威主义性格』。我用四个前红卫兵的性格延续及其内心世界为个案，去探究那一代青年人的行为动机。
尽管大陆官方早在一九八一年就为文革下了定义，但居住在其他世界各地的两派前红卫兵，仍在言论开放的气氛下，不停地论争那段历史的起因及其意义，究竟谁是谁非、甚至某些过程的细节。今年正值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有兴趣的人士都在举行各种形式的研讨会，我亦希望这本中译本能为此项研究做点贡献。
最后，我非常感谢朱晓阳和陈淳（Catherine Chen-Chun）为我翻译本书，江柯林为译稿件的小心校正，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各有关人士对出版本书所做的一切。我还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常为出版本书做的联络工作。
Anita Chan（陈佩华）
一九九六年四月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 该书由Seattle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和London的Macmillan Press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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