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佩华《毛泽东与红卫兵》（1985）

导言

　　『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睡觉时我常让别人先选好地方睡。我还经常为大家打水喝，以示我专门利人的思想觉悟。这一切都很自然。我曾经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辅导员，并且一直在向雷锋、王杰、白求恩、张思德这些革命典型人物学习。我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以他们为榜样，用毛泽东思想影响我的行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大众传播媒介中看到这样的语句，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这种热情显得很做作和夸张，令人难以置信，很容易被贬为是拙劣和虚假的宣传。但是，这段引语并非出自官方，而是来自我一九七五在香港同一位年轻女士的谈话录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所叙述的是她在中国监狱的表现。我的探访对象全部都是红卫兵那一代的大陆移民，和这位女士一样，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大多数人都对毛的教导表现过同样的忠诚。
　　这种献身行为表现被称为『政治积极』。本书将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某些中国城市青年会成为充满热情的积极分子，以及他们是如何成为积极分子的？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会有那么多人变成狂热的红卫兵？为什么这些红卫兵会在捍卫毛主席的同一面旗帜下分帮结派，互相攻击？
　　此项研究还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这些在社会主义制度成长的第一代人进行探讨。我的结论会引起一些争议。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得到这样的结论：这些性情各不相同的年轻探访对象，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l School）社会科学家所说的『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身上共有的对权威的信仰和在情感上的需求，与其是受到他们父母的影响，不如说是在学校里政治社会化^[1]的结果。我们还将看到，在这些年轻人中，谁对毛泽东的信条最努力奉行，谁就会被官方视为积极分子：与那些献身较少，政治上不大成功的同学相比，他们往往会发展更高程度的权威人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校当局或是共产党有意识地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狂热之中所出现的极端权威人格灌输到孩子们心中。党的教育工作者无非是尽力鼓励与毛的教导相一致的，高度的讲道德和守纪律的行为。正是这套教育体系，驱使着人们以相互竞争来证明自己的虔诚，灌输着对教条政治顺服的极端需求，韭鼓励极端歧视被社会排斥的对象。我将指出，在六十年代的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已经成为这些毛的孩子们的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这种社会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我们还将看到，这些成型的性格并非永久不变。文革后的情感破灭使同样的一批年轻人变得『政治非社会化（politically desocialised）』。随着同辈之间相互约束的解体和他们对自己信仰的怀疑，他们对权威社会人格的服从也就慢慢消失。
　　在铺开有关政治社会化对红卫兵这一代人的影响的实证材料之前，我不想在权威人格以及后来这种人格的被削弱这一题目上做过多的论述。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从理论角度分析这些材料，那时读者可以判断我的结论是否可信。

方法和样本

　　一九七一年，我与一批刚从大陆来香港的年轻人，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这引起了我对研究中国青年的兴趣。我自己是广东人，在中国海岸边的英国殖民地长大，来自广东的红卫兵和香港年轻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使我十分惊讶。他们的广东话语调与我们几乎完全相同，然而这更突出了他们言谈举止的别扭。他们使用的词汇与我们不同，词义和内涵不同，所表达的经历和世界观也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将我们和他们区分开来，也正是这些不同引起了我的兴趣。
　　一九七四年，我回到香港做博士论文的实地调查。透过三年前认识的前红卫兵，我与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朋友的朋友建立了联系。由于是私人介绍，初次见面彼此就有一种信任感。他们对我和我的研究领域有所了解，也明白我为什么要访问他们。而我也对他们已有了个大概了解。我知道他们是雅，他们的背景和文革期间的经历以及他们现在的情况。我们频繁接触，有时单独见面，有时几个人在一起聊。慢慢地，他们中大部分入开始非正式地跟我学英语。在我做深入访问十四个人中，有十一人跟我学过英语^[2]。我喜欢这种安排，因为这使我可以方便地提出与他们进行正式的和长时间探访的要求，而且也避免使他们陷入『拿报酬的提供情报者』的窘境。对他们来讲，也高兴多一个朋友吐露心曲，有些人甚至渴望向一个局外人倾诉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最了解的东西。到一九七六年采访结束时，他们之中的好几位成为我的好朋友。
　　所有的探访，我都用同一问卷，是那种很长的开放式问卷。但在访问时我鼓励被访者岔开话题，随意讨论。每次采访大构持续两到三小时，每人平均被访八到十次。所有探访都录了音，再由我逐字逐句地从广东话译成英语记录下来。
　　更多的时间是在饭馆、我的家或是他们的家中。大家一起聊天或讨论问题，虽然有时他们因暴露内心隐情而感到犹豫和窘迫，但我们之间的亲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心理上的障碍。我对他们的了解使我很容易看穿他们偶尔的掩饰。事实上，知道他们叙述某些事件时的尴尬和辩解，反而为我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
　　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碰巧具有两个共同的特性。首先，他们中大多数人具有由官方划定的同一阶级成分。所谓阶级成分指的是家庭户主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的身分，它记录在政府档案内，并由后代继承。中国官方认为，出身好的人（解放时是工人、农民或共产党员的人）一般持有更革命的态度，而那些阶级背景不好的（出生于前资本家、地主、富农或国民党家庭的人）一般都带有可疑的政治态度。他们确信这些态度是可以代代相传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父母传到孩子身上。
　　对我的探访对象们来说，阶级成分左右了他们的生活。这体现在他们被指定的政治地位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在学校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中提升的机会，甚至反映在这些青年人对自身的看法中。
　　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被划成小资产阶级，即所谓一般成分，包括从解放前的文人学士家庭到小商小贩家庭。在这个大范围之内，我的大部分探访对象又被划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意味着他们的父母在解放前属于相当于西方的『白领工人』那样的社会阶层，包括从专业人士到教师、办公室职员等等。
　　但是，这些家庭的政治地位并不明确。毛泽东写于一九二六年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曾经把小资产阶级描写成由右派、中间派和左派构成的潜在的革命力量。

　　『在平时小资产阶级内三大组成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各有不同：但在战时，即在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间派亦会参加革命，甚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3]。』

　　因此，小资产阶级在解放后受到严密观察，以辨清谁是真正支持革命的，谁是暂时隐藏在无产阶级阵营的右派，从五十年代起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困境。他们被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但同时又不断被怀疑。他们的孩子也不得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学会走钢丝绳。
　　事实上，我的大多数的探访者的父母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或者左派，四十年代时他们大都支持共产党，反对极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他们也是爱国的，尽管在刚解放时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广州定居香港，但他们却选择了留在大陆。看到数十年战乱后满目疮痍的祖国，他们准备献身于国家建设，更确切地说，是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相信中国急需他们的专业技术和献身。我们将在以后几章中，看到这些思想对他们的子女的态度产生了特定的影响。
　　前面讲到我的探访对象的第一个共同性是他们的中产阶级家庭背景，那么第二个共同性就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充当的角色。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巨变之中，其中两位甚至成为广州最高的中学红卫兵领袖，其他几个亦成为他们学校或工作单位的头头。正是他们作为红卫兵的行为和态度，最先导致我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积极性和权威人格的关系上。
　　十几个答卷人可不可以作为对中国青年的政治积极性研究的依据？我们可以概括到什么程度？这些被访者已经不在中国定居当然意味着一个可能的偏差。另外一个顾虑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倾向于用右倾、反共的眼光看问题。我的被访者对中国的政治评论很少是反共的。然而，即使如此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所要了解的不是他们现在对中国的态度，而是他们在中国成长的过程。这些青年在少年时代曾经是坚定的信仰者，读者很快就会自己发现他们对党的信条曾经是多么地忠诚。是的，正是他们这种信仰之强烈，以及他们对任何异端信仰的正义般排斥，构成了此项研究的主题。
　　无论如何，由于我的样本集中于同一阶级成分出身的青年，是会带有很大偏差的。但是，只要我们在分析中将此考虑在内，此项研究或其结论并不会因为这一偏差而被否定。透过这些被访者的集体回忆，我们有可能对城市中等阶层年轻人的状况有所了解。而且，透过叙述这群人的处境，我相信我们可以对中国社会整体做出一些概括。肯尼斯·肯尼斯顿的『年轻的激进分子——对积极献身的青年的看法（Kenneth Keniston's Young Radicals-Notes on Committed Youths）』在阐述其主题的同时，也对六十年代美国的没有理想的青年有所揭示。又如奥斯卡·路意斯的『桑切斯的孩子们（Oscar Lewis' Children of Sanchez）』一书，虽然是集中叙述墨西哥贫民窟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也告诉了读者一些关于贫困，关于墨西哥的更概括性的东西。我的研究虽然无法与这两本书相提并论，但同样可为读者提供对其他类型的中国青年的更深入的了解。

政治积极性

　　这是一对对年轻『政治积极分子』即那些积极献身的人的研究。但是，要理解『积极分子』这个词，首先要理解中国的政治体系。
　　真正的积极分子首先应该是党的教导的笃信者。这些富于道德的、乌托邦式的教导，应该能为他们提供一种依托、一个终极目标。其信念的中心是，透过大众的共同献身，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政治上纯洁的社会。积极分子们应该透过他们的热情发动群众，他们被看作是连接真理和在大众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桥梁。他们不仅要在运动中起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入高潮的作用，就是在平时，也应该『培养』群众的热情。
　　与列宁主义信仰相一致，他们认为只有有纪律的组织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只有透过积极的组织生活，个人的贡献才会变得真正有效。积极分子应当努力争取加入属于精英的共产党，如果年纪还小，就应当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了获得成为『革命先锋』的机会，他们应该心甘情愿地服从组织的需要。组织的约束加强了他们政治上的忠诚感，他们则因此得到感情上的满足和安全感。
　　当问到这些以前的积极分子关于积极性以及积极分子组织时，他们经常用『光荣』这个词。这个词不仅意味着精神上获得的满足，亦意味着个人的声望。这也就是主要矛盾的关键。积极性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和在当地的名声，而且有时还能带来增加个人权力的机会，甚至物质上的利益。毫无疑问，后者恰恰不应该是一个真正投身的积极分子所刻意追求的。他们应该坚持不懈，反反复复地锻炼自己，以与一己私欲进行斗争。这样做不仅可以维护自己的正义人格和献身精神，同时也使自己成为普通群众的良好榜样。
　　但问题在于，成功的积极性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对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他们会怀着不纯的动机，以一副引入注目献身有成的姿态去标榜自己的积极。这些表面积极但并不具有积极分子信念的人被称为『假积极』。有些中国人认为他们所认识的大多数国积极分子其实都是虚假的投机分子。由此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由于这些潜在的报酬，那些真正的积极分子（真积极）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表明他们对积极分子行为方式的公开顺从，是出自于自身真诚的坚持原则。
　　在我的十四个被访者中，有十一人声称在他们过去中的某一阶段曾经真正地投身于积极进取的事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即十一人中的八人，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好处或权力。在这本书中，这些人将被称为『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unrecognized activists）』。与此相区别，那些被认为适合在同辈人中当领导，并且被授予领导权力的积极分子则可称之为『官方认可的积极分子（official activists）』。在小学这些积极分子是学生干部，在中学是共青团员，成人后则成为共产党员。有三位探访对象在少年时代曾经授予官方认可的积极分子的位置。
　　当然，许多选择走积极分子道路的人并非都是属于同一种类型，他们各自被不同的需要所驱使，其作为积极分子的倾向性也各不相同。据此，我从我的十一位有积极分子倾向的被访者，选出四位做详细描述。我之所以选择这四位，正是因为他们极大的个性差异，以及他们各自具有独特的积极性模式。尤其重要的是，这四个积极分子对于权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取向。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从根本来说，积极性是关于对权威的要求做出的积极反应。既然以后我们将要探讨积极性和权威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尤其要考察一下这些对权威持不同态度取向的年轻人，其所扮演的积极分子的角色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态度的。
　　我所选择的四个人是：欧、白、张和邓。他们是如此明显地倾向于某一类型积极性以至于可以把他们分别纳入不同的固定类型。为了易于解释，我将他们定下四个描述性的标签。欧可称为『顺从的积极分子（conforming activist）』。她忠诚于官方的价值观，主要关心的是兢兢业业地恪守正确的行为标准。她毫无例外地站在权威一边，是一个毫无异见的、忠诚的追随者。白可定为『纯粹的积极分子（purist activist）』。他也按照对积极分子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去做，但对官方的价值观的宗教式信仰和不可抗拒的激情，使他不能容忍普通积极分子具有的弱点。他追求绝对真理，毫不妥协地坚持理想。在一种更高的信念的支配下，如果他确信有人误解了官方价值观时，即使是权威人物，他也会无所顾忌地进行批评。张可定为『反叛型的积极分子（rebellious activist）』。他亦将官方的价值观内化，但却反抗权威，并拒绝接受权威所强加的行为标准。他不认为服从官方的行为准则是衡量积极性的公正尺度。最后，邓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积极分子（pragmatic actlvist）』。他服从积极分子的行为标准，并接受了官方的价值观，但在感情上却远不如欧、白和张那样投入。在遵守行为标准时，邓是四个人中最慎重的一个，既确保积极行为又不会有损害自身利益。
　　我对这四个人的描述，当然不可能囊括所有可能存在的积极性的类型。而且，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其行为在某一阶段都曾脱离过这些简略的类型模式。但是我们讨论的是，他们对于价值观的忠实行为及其方式的总和，因此我们只能将这些总和划分成不同的积极分子的行为模式。
　　以上我们所提出的这四位积极分子的不同特性图示如下：

白：纯正积极分子
张：反叛积极分子	与行为标准	与价值观相依附的强度	相吻合的程度	欧：顺从积极分子
邓：务实积极分子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在真正的积极性的这两个维度，外界观察者所能评价的只是积极分子对积极行为准则的顺从程度。一个人的内心信念不是可以轻易衡量的。所以，热心的、顺从的积极分子欧很小就能够被选为官方的积极分子并不足为奇。同样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反叛型的积极分子张一直停留在『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队伍中。我们的样本中的另外的一位，邓由于一起偶然事件，在他高中最后一个月被吸收加入共青团。在此之前，他和张一样是一个『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而白，像欧一样在中学就当上了共青团干部。透过选择欧、白、张和邓作为个案研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官方认可』的和『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他们不同的处境。分析这些相异之处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将看到，所处地位的不同导致了他们行为的极大差异。
　　我感兴趣的并非是已经成熟的积极分子的特征或行为，而是这四个性情不同的孩子是如何成为不同类型的积极分子的。这四个个案研究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以透过某些细节，用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中国政治社会化体系的结构的机会。他们的故事将向我们揭示，这一体系是如何给它所控制的年轻人带来强力和矛盾，以及这些压力和困惑是如何影响着年轻人自身性格的。
　　本书每章的第一部分，将对城市青年在成长期间的每个阶段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化的机制进行分析。每章的第二部分，将通过这四个青年的具体例子，来叙述他们在五十年代的小学、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中学、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革及其令人迷茫的余波中，各自不同的奋斗历史。

^[1] 政治社会化即个人将其所处政权的政治价值内化的过程。

^[2] 我也利用了Stanley Rosen和Jonathan Unger访问另外四十多个前红卫兵的纪录。我对能分享Rosen和Unger教授的材料不胜感激。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