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性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佩华《毛泽东与红卫兵》（1985）

第五章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性格

↘权威性格
↘中国的积极性与权威人格
↘政治社会化的不同结果
↘政治制度与角色扮演
↘阶级分类
↘权威主义与非社会化

　　本书在一个层面上所做的研究，
　　是关于四位不同的青年人怎样成为政治积极分子的期间，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为什么和怎样在成年后又变得对政治不满和非社会化起来，
　　以致最后都来到香港。
　　但就更高更盖括的层次说，
　　本书也是对中国国家政权如何将青年人社会化的过程的研究。
　　本书考察了人为的学校环境，
　　继之而来的群众冲突。最后在这一章里。
　　我们还将考察以上这些因素对中国一代城市青年的人格结构影响。

权威性格

　　本书试图揭示青年人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发展之间存在着的联系。什么是权威人格结构呢？按照佛洛姆（Erich Fromm）的描绘，权威人格结构表现为「渴慕权威并趋向于服从权威，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并想使别人服从于自己。」^[1]
　　在社会科学关于人格与政治关系的文献中，「权威人格占有重要位置。在区分人格结构，和确立某种结构与人们的政治取向相关联的许多研究中，权威人格概念被检验得最广泛，引起的争议和再争议也最多^[2]。在研究现代中国时，因其政治制度要求人们服从权威的程度特别强烈，所以对权威人格的概念尤其值得做特别考察。
　　佛洛姆和雷奇（W. Reich）早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就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使用权威人格的概念^[3]。他们把马克斯主义理论和弗罗伊德（Freud）精神分析学说结合在一起。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当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权力不断集中时，人与自身以及社会的异化状况。由于当时受到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俄国等独裁国家兴起的困扰，学者们特别想探讨是在哪种独裁政权下，人们为什么对它这样地忠心的答案。
　　四十年代末期，以阿道尔诺（T. Adorno）^[4]为首在伯克利（Berkeley）的一些学者们，对权威人格这一概念做过严格的经验考察（阿道尔诺和佛洛姆一样，是人道马克斯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Frankfurt School〕）。我们现在通常所称的阿道尔诺「伯克利项目」，其基本假设认为：权威性格不仅仅表现在集权主义泛滥的国家里，相反，作为一种潜在的性格结构，它存在于任何民族之中^[5]，就美国来说，反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可以在一些具有特定权威心理臆想的公民中找到市场，当然，对这一假设仍存在着争论伯克利计划的重点方法，是设计一份可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问卷，来分辨出个体（无论其公开信仰和意识形态如何）具有潜在的「权威人格」。（表2是伯克利计划发现的权威人格的重要潜在态度）阿道尔诺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特征测试中在其一项得高分的人，也倾向于在其他被测试特征上高分。换句话说，「权威性格」由一系列相关的心理特征所构成的^[6]。
　　各种对权威人格的研究，都接受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认为在适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权威人格，最后变成了占据社会主流的人格结构，这种状况即佛洛姆所称的，权威人格成为人们的「社会性格（scoial charactor）」。社会性格与「个体性格（individual charactor）」相比照，后者指在同一社会中人与人的区别。佛洛姆对社会制度及其社会性格之间的相通性做了详尽的阐述。
　　社会成员以及各种阶级和阶层群体，必须按符合社会制度要求的方式行事。社会性格的功能是支配社会成员，使他们将精力放在适应社会制度上。但它并非要使人们有意识地抉择是否该遵循社会规范，而是要使人们自然地渴望遵守规范，使他们按文化的需求去行事而获得满足。
　　这并不是说社会群体的全体成员，都同样地具有主流社会性格的各种属性。事实上，少数成员会越轨，而另外一些人则会与社会性格吻合得异乎寻常地紧密。特别应指出的是佛洛姆断定：「在任何既定的社会群体中，领袖人物的个人性格经常会强烈地、完全地体现出社会性格^[7]。虽然不一定是整个社会的社会性格，但至少是社会中的一个强大的阶级的性格。^[8]」
　　阿道尔诺的伯克利研究项目发现，从社会体制中的个体层次来看，权威人格结构可以成为一种社会体制下权威主义的「社会性格」，例如在战后的美国。在此情况下，权威主义社会性格受到了社会体制的鼓励。在本世纪，社会体制纵容权威人格的情况，曾发生在战前的德国、俄国和日本。在许多方面，这三种政治制度的差别很大。但这三个国家的政府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要求年轻人对克里斯玛式领袖，政党或政权的强烈地全身心地服从。政治当局施以铁的纪律，以确保人们服从高于一切的事业，鼓励人们把单独的自我与社会群体融为一体。所有这些民族运动的一个共同点是，去特定一些社会上的弱者或所谓「国家敌人」，而将他们作为不齿于人类的妖魔鬼怪，当局还告诫人民要经常警惕潜在的叛徒。在这些社会中，摩尼教式的世界观盛行，单一性思维受到鼓励，不把人作为个体去衡量，而总是用官方意识形态对个人做死板的分类。为了与更高的政治权威目标保持一致，追随者必须养成很强的自我克制能力，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可以争取去分享上级权威的荣誉和权力，并藉此将自己变成在政治层次上比自己低一层的人们的拯救者和统治者^[9]。
　　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无条件投降，苏联的斯大林也在一九五三年去世，曾经支配这三个国家的权威主义社会性格也很快消散。总而言之，这三个国家的权威社会性格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条件的兴起和消失前后加起来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
　　我们在此简要地描述了权威性格以及权威主义「社会性格」，这一描述为我们研究中国红卫兵一代的性格结构提供了如下的几个假设。

　　（1）由于社会和个人处境的约束，权威性格不一定经常以外在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
　　（2）透过对能显示人们潜在态度的心理症候群的分析，我们可以确认出权威性格结构的存在。
　　（3）在适当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下，比较多的人会形成权威性格，并导致权威主义社会性格的形成。
　　（4）并非所有成员都具有同一程度的权威主义社会性格^[10]。那些最成功地适应社会主流环境的人，将比其他成员的权威性格化程度更高。
　　（5）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刺激下，权威主义社会性格将以极端形式的权威主义行为表现出来，并且为社会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所支持。
　　（6）权威主义社会性格不只是存在于特定种族或国家中，也不是一经形成便永久存在。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社会性格亦会改变^[11]。

中国的积极性与权威人格

　　毛统治下的中国，既不属法西斯式，亦非斯大林式。硬给中国贴上其中的某一种标签，都将是对一个复杂多样的民族国家状况的简单化和歪曲。但同样明显的是：中国政体「培养」的有道德、认真和虔诚的一代政治积极分子，实际上是在促进权威主义的癖性，对此我们无须再做评论。表2列举了构成权威人格症候群的最明显的变量。第一样是伯克利计划列出的变量。与之相并列的第二样目，是中国政府所认为理想积极分子的各种质量，第三种是我们观察到的官方积极分子的思想倾向。从下表可看出，「权威人格」与中国的积极分子的态度特征是非常相似的。
　　相信下表对探讨中国的积极分子权威主义根源有帮助，但权威人格是由学校经历造成的呢？或是更根本地是中国人性格与生俱来的？是否这种因素早在政治社会化的新体制产生之前就存在了，只不过是在学校的教育体系社会化反映了这些因素而已？换句话说，在培养一个民族的权威主义人格时，是否存在那种文化决定论的因素呢？或者再反过来说，极端权威主义形式的爆发，是否应归咎于如文革前的十来年里，那种相对过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呢？

**表2 权威人格*和中国政治积极分子的特征比较**
伯克利项目确认的权威人格的特征。	理想的中国政治积极分子的质量。	观察所得的积极分子行为。
a.思想保守：墨守成规。	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教条式地阐释党灌输的意识形态。
b.权威服从：服从地，不加批评地对自己群体的理想道德权威。	服从毛和共产党。	毫不犹豫地顺从于毛、党、团和学校当局。
c.权威侵犯：倾向于寻找、否认、谴责和惩罚不合于成规的人。	不断与「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行为」开展斗争。	谴责所有未经官方认可的价值观及其行为，惩罚其奉行者。坚持僵硬地服从。
d.反对自省。	与「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做斗争。	抑制自发的创造性的活动。
e.成见：将人硬性的分门别类。	相信「阶级本性」否认「人类本性」。	一成不变地用「阶级背景」来评价人，而不做个体评价。
f.「权力」和「强硬」：持有强——弱、统治服从、领袖——追随者等两极化的先入之见。认同强权人物，认同于强势，严厉的夸张表显。	体格锻炼、自我修养、仿效社会主义英雄，相信毛的思想战无不胜。	极端化的体格锻炼和自我修养，对毛的个人崇拜，透过鄙视、污辱、打击对毛怀疑或反毛的人来表现自己的献身精神。
g.投射性：相信野蛮、危险之物存在于世界。	经常警惕反对内外「阶级敌人」。	战争心理时刻防犯隐藏着的「阶级敌人」。
h.迷信：相信神秘力量支配个体的命运。	不适用	不适用
*权威人格特征列表来自阿道尔诺等著：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288.某些定义在此已被局部性改动。其原因是阿道尔诺的量变是为检测美国右翼权威主义而设计的，因而其中某些特征如迷信、毁灭、玩世不恭和对性行为过分关注等，不太适用于中国的案例。

　　白鲁恂（Lucian Pye）和索罗门（Richard Soloman）这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试图完全以中国文化传统和传统的权威型家庭结构，来解释中国政治和当代中国人的性格特征^[12]。在此我将把他们二位的观点归属于「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学派内。这一学派认为：其一，同一个民族的分子都具有不为历史进程所能改变的基本一致的人格特征。其二，养育儿童方法是把这种心理政治性格代代相传的最重要因素。例如索罗门在其长篇著作《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中指出：中国的父子关系总是一种权威性的关系。他由此假设出这种关系的政治性影响，断定育儿方式在最初几年是纵容式和滋养式的。但儿童一长到五至六岁时，便受到父权的严格管教，所有侵犯性行为都被强迫抑制着。在索罗门看来，正是这些相互矛盾的社会化实践，铸成了中国人的「口欲」性格（oral personality）。这种人格在对待权威时表现出双重矛盾情感：对父权既依赖又怀有敌意。索罗门认为，这种心理癖性的潜在倾向导致对政治权威人物的矛盾心态。他还进一步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这种为文化所制约的人格类型继续存在，而毛泽东本人便可视为一个具有「肛门欲」人格（anal personality）的人。生活在一个「口欲」社会中的毛决心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鼓励造权威人物的反。青年一代响应了毛的号召（至于何种理由，他未做解释），在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中，造反达到登峰造极。
　　索罗门的理论既得到广泛赞赏，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13]。
　　在此我们不必检讨他的最过分的论点，例如：他的「大众化」（pop）弗罗伊德主义等假设，如中国的「口欲」人格和毛的「肛门欲」性格等。我们将集中讨论索罗门（包括白鲁恂）的最有道理的假设：透过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儿童养育方式可以严谨地解释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群众政治行为。
　　我认为这种「新瓶装旧酒」的解释并不恰当，因为它漠视中国过去三十年里的复杂发展经历。其一，它疏忽了本书所陈述的许多实据。事实上我们已看到的许多细节，尤其是在欧和白的故事里清楚地看到，学校的政治社会化新体制与年经政治积极分子的权威人格特征紧密相关。
　　青年人是在学校里，而不是在家中学会用摩尼教式的观点来感知世界的，这种教诲与儒学的「中庸之道」截然相反。同时，亦正是在学校而不是在家中，青年人学会把党和党的主席树为尽善尽美的形象，与暗藏敌人和反动残渣余孽的邪恶相对立，变得渴望加入那种非家庭的团结一致的群体——共青团而一旦加入这个组织，就要以宗教方式努力严守纪律和忠于僵死的信条。学校教育才使学生大大加强了对非成规之事的不容忍，灌输着一种要求证明忠诚和政治献身的情感需求。
　　与家庭影响相对的，这种突出的学校教育社会化并非中国所独有。佛洛姆、雷奇和马尔库塞（Marcuse）考察德国法西斯起源时，专门研究了家庭作为社会化的中介体的衰落和国家权威对家长权威的取而代之^[14]。在迥然不同的苏联政治社会制度下，亦出现相似的情况，巴勃（Z. Barbu）观察到，由于国家接替了家庭的很多社会化职能，苏联儿童的情感已转移集中到国家身上。党的领袖和党本身，成为人们爱戴的伟大形象^[15]。在后工业社会民主制下，也出现了一种与之并行的趋势。随着家庭内父亲权威的低落，青年人便从同辈群体和大众文化中寻找权威的代理人。瑞斯曼（D. Riesman）将这种新社会性格称为「他人导向者（other-directed man）」^[16]。
　　在毛的时代，中国与现代工业社会相比仍然差距甚远，不具备工业社会的那种高技术的大众传播体系。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高度集中和普及教育体制的影响，以及组织严密的大众传播网络，很有效地创建了至少渗透于城市中的一种大众文化。学习雷锋这个曾遍及中国城市教育系统的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证。国家对价值观形成和行为的影响非常深远。例如，在考察来访对象尤其是那些前政治和积极分子与其家庭之间的关系时，很清楚地显示出家庭在价值观形成方面的作用已经减退，已为儿童们对党、国家、毛泽东和英雄模范的情感取向部分地取而代之^[17]。采访对象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他们的家长「落伍」或「政治落后」。欧与她家庭之间的关系虽然仅是一个极端性例子，但它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政治社会化的不同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家庭作为社会化中介体，其作用的重要程度之减弱，并不意味着国家为主的社会化体系有能力而且很容易地大量制造出态度或性格相同的青年；也不意味着特定的权威主义社会性格，可以准确无误地套用到所有成功地社会化了的儿童身上。事实上，由上述四个个案亦可看出，人类的性格非常丰富而多样，以致任何单一概念都不可能将之囊括，并非所有成功地社会化并成为积极分子的人，都属于同一类积极分子，也不是所有积极分子都具有同等程度的权威人格特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个人性格并非出自同一个模印。例如欧和张在学龄前阶段就已有差异甚远的情感需求。同样明显的是，这种情感需求不可追溯于同一的中国「国民性」。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除了访谈对象的早期人格品性范围对他们的情感和政治发展产生作用之外，还有其他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根据本书提供的论据，这两种因素对每个人的政治社会化成功与否，和他们的权威主义，有极大的影响趋向，其一为青年人在学校机构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其二是他/她的阶级成分。

政治制度与角色扮演

　　我们从第一章对儿童期社会化的讨论中已经清楚地看到，无论儿童带着什么样的性格倾向进入学校，他们对权威的取向将与学校生活发生交互影响，并进一步在学校生活中塑造。儿童性格中的某些特征在学校中得以增强，另外一些特征则受到抑制。那些易于适应积极分子角色的儿童，比如欧和白，因而得到奖励，继之而更热烈地支持官方的价值观。如佛洛姆所说的，类似欧和白的积极分子从依从官方要求行事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
　　他们习惯于扮演某些社会角色，正是他向准备扮演日后相应的成年人角色。透过政治社会化途径给予儿童不同的奖励，不仅是为增强他们与所期盼的特征一致，而且也有助于将儿童按等级差别分派角色。政治社会化过程起了一种甄别作用，将资源和权力在等级分层的社会中分配^[18]。有些孩子学得了中下层领导的本领，并渴望做这种人；其他人则学会做积极跟随者，习惯于处在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下层。怎么样当干部，怎么样做群众。
　　受到奖励和所要求的质量，是有助于保持稳定的列宁主义国家体制不变的。如果在解放前，张和邓之类的那种有个性的，勇敢坚强和反叛特征可能会得到奖励，因为当时个人的机智多谋，对于革命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因素。然而一旦革命战争胜利，政治成功之路和加入党的要求便迅速改变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变为规范化的政治官僚体系，像欧那样的人便成为合适的吸收对象，小学和中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便以此为基础。
　　申请入团的组织审查过程，旨在保证吸收合适人选。资格条件的着眼点首先是服从组织纪律（向团组织靠拢），其次能在同辈群体中发挥「先锋」作用。一旦被接受入团，积极分子的上述双重任务便更加强化了他或她原来就符合组织要求的性格。此外，这种双重任务还会激发新的情感需求和行为模式。例如，欧和白在团里都获得已被授权去领导和支配同辈群体中其他人的自我形象。那些非团员的访谈对象在评论班里一些人入团前后判若两人的嘴脸时，亦观察到这些人在入团前显得很谦虚、老实，但一入团马上换了副嘴脸，自以为是地管起别人来。
　　在中国，扮演这一样一种「角色」，并不仅仅是社会学中的抽象概念。角色扮演需真正的演戏般的技巧，需着意地使自己的言谈举止配合其积极分子的地位和角色。在这种角色扮演和原来的人格倾向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相互推动下，小学学生干部便自然地成为中学里的团员。例如，欧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扮演官方积极分子的角色，在以后生活中的各个阶段也一直继续扮演着同一角色。这种角色扮演好像是将表演者安置在一个将成功地社会化的轨道上。作为先锋队组织成员的青年，其规定角色是作为「模范」，模范的压力又使他们争先恐后地服从权威，遵守组织纪律，保持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并在自我修养和自我锻炼中做出极端表现。
　　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青年在迟一些阶段才开始扮演官方积极分子角色的可能性。例如，白直到十几岁入团以后，才得到正式的领导者位置。非常有意义的是，从那以后，白扮演的角色迅速影响到他对组织忠诚和权威主义的倾向。
　　但对张和邓来说，由于他们在生活的最初阶段没有扮演过官方积极分子的角色，这就阻碍了他们成为官方积极分子的机会，继而影响了他们日后的态度和行为，与官方的积极分子相比，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被整合的程度较低。因而他们的行为方式与性格特征亦随之而不同。
　　官方的积极分子在扮演其角色过程中，渐渐形成一种群体利益，他们从这个政权获得极大的权力，因而认同于政权。当文革爆发之际，他们最初的反应便是，从其集团利益出发，坚决保卫党的机构。那些被排除在红五类的红卫兵组织外的团员，则倾向于加入「红外团」。到后来，出于同样原因，几乎没有团员成了造反派的重要领导人。官方积极分子一直习惯于顺从当局，将自己视为当局的附属品，他们没多大潜在因素去当造反派。相反，那些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不具备政权代理人的自我形象，被限制扮演不好过的边缘角色，他们具有较大的潜力去反叛既存秩序。
　　从我访问过的十四个人来看，官方积极分子与其同辈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团员的权威主义特征比非团员更加地强烈。不仅如此，他们的监督者的角色，他们所坚持的等级式的团内组织纪律，以及他们想向别人表现自己作为权威主义信仰体系的模范的需求，都促使他们去采取权威人格的特征。
　　当然，将他们进学校时已具有的权威主义癖性，和校内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权威主义倾向，分辨开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这些十来岁的青少年不同程度地，用不同的方式吸收了这个结构严谨的环境所授与的东西。在此我们可以举白为例证，这个人可说是一个自恃正直的权威主义者。即使他经常违抗上级领导，也仍虔诚地信奉共产党。他在中学里强制同学们的行动，显示出一种偏执的公正感。其后，在农村他又将自我形象发展成救世主式的人物，想把一个落后的村庄改变为中国农村的样板。再以后，同样出于自恃正直，他又成了「反共义士」。他不是按人们的实际状况去评价人们，而是用学来的书本上方式把人僵硬地分类。尽管在访谈时他努力隐盖自己的这种品性，实际他并没有变。他的是非观主要来自一套摩尼教世界观式的外在规则，他的政治世界只有两种力量构成：共产党和国民党。他可以跟两端对立的任何一党，只要该党符合他所想代表「正气」。与此同时，他必反对在他认为代表「邪气」的另一党。白对被教授的价值观和需求的适应程度是如此之高，这些东西好像都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在他移居香港后，尽管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强加于他的同样要求，然而白的大多数性格特征保持不变。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施加的压力减轻，他的不可抑制的权威主义式正气毕竟也减少了。于是他停止了写日记。不仅是他，所有采访对象的这一习惯都终止了。他甚至不时想占点儿小便宜，好像是为了补偿昔日之不得食，他在朋友们的婚宴上成了一个饕餮。
　　欧同样强烈地表现出权威主义特征。如同我访问的其他人一样，她能像教徒一样地自我训诫，像苦行僧那样地生活。但是她们十分担心自己，不能完全将性格中那些当局不允许的成分克制下去。她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多少集体倾向的很个体化的人物。欧有意识地努力克服这一弱点，其动力源于她想使自己的性格与外在权威的指令一致。她对会受到羞辱的惧怕，对权威的赞许和赢得同辈尊敬的渴望等都是在学校制度中培育和强化的。所有这些又导致她对权威忠实地顺从。例如，她成功地「培养」起毫不妥协的摩尼教世界观。她对「阶段敌人」的恐惧和排斥比白更极端，对那些带有「阶级敌人」烙印的少数人实行镇压更激烈、更无情。
　　然而，一旦进入中国以外的新的社会环境，她可以很容易地改变道路，寻求适应新环境下的规范。在醒悟到遵从以往的社会规范不再会有任何回报后，她公开承认以前所遵循的原则是错的。她不再声称自己毫无私心。相反，她使用个人主义的观点和言词，以毫不气馁的冲动去追寻新社会的认可。尽管她的最基本性格特征大部分没有改变，但她只显突地保留着其中一部分特征，而将其他部分压制和弱化。
　　在中国，欧和白的行为在一些方面相类似。他们都教条式地坚持由党的领导决定谁好谁坏的非白即黑式世界观，他们都谴责和惩罚那些持有未被认可的价值观和不合常规行为的人，他们都对那些带有「阶级敌人」烙印的人显出死硬的无情的偏见，把这些人看作正常社会外的贱人，他们都向往透过将各自的个性融入一个团结的集体中而获得安全保障。欧和白都追求分享最高权威的权力和荣耀，从而使自己能作为权威凌架于同辈之上。总而言之，他们二人都具有权威人格的典型特征。
　　我想，如果张和邓在一九六六年接受「权威人格测试」的话，他们的得分可能比欧和白要来得低些。张和邓虽保有学校授予的许多观念，但由于他们既不是官方积极分子，也不是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他们总是不合主流的「外人（Coutsiders）」。他们与欧和白不同的政治态度，部分地反映出他们的不同政治地位。他们没有献身于党的热情，内心世界里筑起一道围墙来抗拒四周的社会洪流组织纪律束缚。他时儿更反对既定规范，不愿随波逐流，为坚持自己的个体性而斗争。身为文革中造反派的头头，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尝到拥有权力的滋味和享受统治他人的机会，这种情景可以从邓的独裁式领导作风中窥见一斑。但是，那种摆脱社会和组织框框的愿望，似乎比控制他人思想和行为的欲望更强烈驱使着他们。
　　他们俩都没歧视那些被打上罪恶烙印的人的倾向，也没有摩尼教式的观点，较易于接受非正统思想。他们判断人和事全靠自己的感觉。与白用意识形态的框框去硬套事物和欧尽量希望权威认可的迎合心理截然不同。
　　张和邓之最接近党所要求的性格特征的地方是他们的艰苦不苟的体力锻炼和自我修养。但这不等同于他的锻炼的目的是有意改变自己的性格，去屈从积极分子的性格要求。事实上正相反，他们的奋斗带有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所以一到香港之后，他们这些自我修养的努力也随之瓦解。在提倡自我训诫的社会环境中，张能够成为一个热忱的苦行者。然而，一旦外界压力消除，他成了一个极端的放浪形骸。
　　在访谈对象中，张和邓那样的人开初并没有权威主义癖性，但在青少年时期也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权威主义行为倾向。正如我们以上见到的，校园内巨大的社会和政治的压力，使得那些独立性和反叛性比张和邓弱的学生逃避做不了顺民真诚的顺民——的命运，在某些时刻亦表现出权威主义的态度和行为。
　　六十年代的早期至中期，当毛泽东思想被奉为教条之际，学生们受到的压力愈来愈大，以致他们只能绝对地、无可置疑地服从正统。在同辈群体竞争时，团支部作为正统行为的侍卫者，严密地监督着学生，表彰积极行为，由于急于入团，并透过入团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使学雷锋运动变得再无聊滑稽，几乎所有年轻人不敢吭声或提出异议，学生们发现自己有意无意地扮演的角色，是由同辈群体的竞争压力所决定的；所有自发行为的念头因会有损于教条和纪律的维持而受到抑制；而不合常规的行为都会遭到同辈群体上网上线的批判。
　　权威主义到此时尚未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学生们的体验已经为此铺垫了基础。接踵而来的文革便为极端主义走向前台提供了条件。毛号召青年人保卫他的革命路线，使他们对偶像化道德权威的服从达到疯狂的极点。毛的号召更助长了他们摩尼教式的刻板思维，助长着他们的备战心理，助长他们挺出强硬的（toughness）姿态，助长他们对亵渎任何所学信条者绝不宽容，助长他们竞争被同辈群体接受他们为圈内人的需求。总而言之，他们的行为，反映的正是伯克利研究项目测验过的所有「权威人格」主要变量的极端表现。
　　很显然，只有在制度化结构崩溃之际，在社会制度规范对极端权威主义约束消失之时，年轻人的信仰和需求才得以充分表现出来。在某些时刻，他们对权威的攻击可说是有理由的。例如，发泄报复过分严厉或为事偏袒的老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暴行只是歧视、权威主义式不宽容、恐惧或同辈群体压力的产物。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更强烈的服从行为。正如白所说的，人就像被卷入一股强大的激流之中^[19]。文革最初的几个月是权威主义「社会性格」表露得最可怕的时期。

阶级分类

　　我们以上指出过，一些关于社会性格的著述推断，即使同一社会群体大多数成员具有相同的某一种社会性格，他们之间仍是有差异的。根据我们刚刚的观察，这一判断可以成立。例如，六十年代中国城市的学生中，那些处在领导地位的积极分子，较之那些一般政治上不大成功的同辈所显示出的权威主义性格特征更为强烈。与此相似，那些国家政治教育对其阶级有利的孩子们会更坚定地追随这种信仰。与成功的积极性一样，阶级成分标签亦能提供学生不同的权威主义倾向的一个很好的索引。
　　「阶级」这个词在中国明显地与马克斯原来的阶级定义不同。按照马克斯的解译，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由于生产数据和人所有权的差别造成的。中国在解放后，生产数据所有制已改造为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改造导致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的产生。苏联也曾经验类似的结构变化。但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仅十来年，阶级斗争便被宣布已经结束，而且在实际上共产党已开始强调在苏联社会已不存在阶级^[20]。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相反地日愈严厉地坚持保留旧日阶级的分类，并人为地将之附在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之上。共产党（包括毛本人），透过恢复「阶级仇恨」来使人民对共产党感恩，听从党的教诲，使之警钟长鸣^[21]。六十年代重新强调阶级成分后，因之得利的「红色阶级」为之欢欣鼓舞，中间阶层出身的访谈对象却极为忧虑。他们认为自己被人为的标签先验地划定了政治可靠性，被迫生活在旧社会的经济关系阴影下。
　　用过时的阶级分类来界定现今的社会关系，可以蒙蔽人民，意识不到一个新的社会现实的出现。与革命前的社会不同的是，新的社会的社会分层是由权力关系的差别造成，而旧社会则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差别的结果。列宁主义一党制度的结果是，在政治体系的每个层次中都形成了一些新的特权精英阶层，相等于吉拉斯（Djilas）所指的「新阶级」一样。毛本人是反对这些特权阶层崛起的，但他不可能放弃列宁主义党天下的思想，去消除这些特权阶层的权力关系。毛对这一吊诡的反应是，一方面发动群众运动和整风运动对腐化堕落的干部个人进行整肃，另一方面坚持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保持党官僚集团的权力和地位。
　　整个六十年代，党的官员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一直努力保护和扩大他们的特权地位，并试图使之永恒地遗存下去。其方式便是将具有保护作用的党为领导的列宁主义与阶级路线相结合。在文革前的学校里，干部子弟所寻求的便是如何继承婆罗门式「红色阶级」优越的特权，只有那些具有适合的种姓特征的年轻人，即他们自己，才能担任领导职务。
　　直到文革开始的最初数月，这种极端的阶级种姓观念尚未完全统占学校。但在此之前，阶级成分标签就已经把同一个教室内的孩子们分成了不同的等级，使他们有了不同的自我形象和不同的处事方法。
　　来自中间阶层家庭的年轻人，相信自己在新社会中是有一定机会的，因而基本接受了学校教的有关「阶级」的观念·欧和白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实例。但这并非仅仅因为感情和智识已经被不符合现实的所谓阶级斗争观念所掳获，实际上还有其实用的一面，作为「可以团结」的「阶级」成员，中间阶层出身的学生享有优于「反动阶级」子女的条件。出于自身利益，他们了解到与反动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对自己极为有利。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十分可靠，大多数出身中间阶层家庭的学生，又不像那些出身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一样，怀着强烈的偏执仇恨去攻击出身差的同学。可不是吗？他们本身也有可能成为强调阶级仇恨的牺牲品。我的一个访谈对象对他们的处境曾有过一个十分贴切的说法：「我们同样背着『阶级』包袱」。
　　相比之下，被烙上反动阶级出身烙印的年轻人带着自卑感长大。有些更是满怀痛恨，拒绝接受社会化，去扮演一个忠诚积极分子的政治角色。因此，他们并没有被「争取到革命队伍一边」，而是被他们的反动父母所「同化」而去了。
　　红色阶级出身的青年人在官方颂扬之词的激励之下，十分卖力地配合着学校实施的政治社会化措施。但革命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和特权地位也引发起一些问题。虽然他们是最可能维护既存现状的一群，但他们同时也是最不服从校内成人权威的。此外，他们也有自己的怨言。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相比，他们因自己学习成绩不如前者而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和天生优越感导致他们践踏弱者的倾向最为激烈，这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劳动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透过学校和家庭而培养起对党的感恩之情。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像高干子弟那样认为新社会里应为他们提供当领导的地位和作威作福的机会。
　　透过观察不同阶级背景的学生的不同境况，我们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哪个阶级的学生的行为模式最相近于「权威人格」，哪个阶级的学生最远离「权威人格」？回答是，出身于反动阶级的。他们因此没有机会显示对现政权忠诚，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很少表现出权威主义行为。但是他们身上究竟是否存在强烈的权威欲则很难说清。干部子弟在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达到顶峰时期，表现出了最偏激、最野蛮的权威主义行为。劳动人民和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女即使有机会，其权威主义行为也较温和。一般来说，阶级出身越好，权威人格就表现得越强烈越极端。
　　即使注意到这些差别，我们仍不得不说：各阶层学生（也许黑五类除外）与他们的同代人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权威主义的「社会性格」。在那些年月里，权威人格对中间阶层的二等公民来说，照样取规范作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和出身好的积极分子一样，都是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虔诚崇拜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同样不能容忍非主流思想和行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样热中于褒拥「反动」教师的活动。除张之外，在我的访谈对象中，仅有一人对他周围的种种活动感到可怕。
　　在此应该再次指出的是，我不认为极端的暴力的权威主义行为在学生中爆发，是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有意导致的结果。执政党想塑造的是遵守道德的公民，虽然多少不免有点儿权威主义成分在内，这种公民模式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描述过的一样。毛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可能由少数社会工程师按由上至下的方式塑造出来。历史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新的社会关系和张力也在产生，人们根据自我利益扭曲意识形态。学生群体中在「阶级」问题上的矛盾，也随着学生考入大学和获得有保障工作的日渐不易而趋于恶化。总而言之，在那些年月中，学生们越来越狂热地争当空谈理论的积极分子，这代人中的权威主义「社会性格也变得越加突出，远远地超过政治社会化的角色扮演和教育所鼓励的程度。在文革中，当这些极端的权威性格特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时，使得党的领袖也目瞪口呆^[22]。

权威主义与非社会化

　　从以上论述我们已看到，制度化的角色扮演和阶级矛盾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影响年轻人对待权威与服从的态度。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权威主义的社会性格为什么会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中学生中形成。但在论述有关文革后果的章节中，我们同样看到，到了七十年代，所有十四个访谈对象都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和信仰。
　　佛洛姆在论述人格和社会性格的发展与变化时说：
　　「那些通常能适应儿童四周环境的性格倾向掩盖其他的倾向，但这不是说其他的性格倾向就此消失了，或由于受到压抑而消除了……当环境变动较大时，儿童，甚至包括以后的成年人都有可能使一些潜在的倾向浮现，并呈一种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性格倾向。这种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的性格结构不会全部消失，而是部分地被新的性格取代，部分地与之融为体。一个新的性格结构可能与旧的结构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新的结构却足以产生一套不大相同的性格动力……那些以前已形成的性格结构之所以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占主导地位，其原因不是由于这种性格结构刻板而不易改变，而主要是由于性格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断相互影响而加强的缘故。」
　　以上这一论述正好符合我访问过的十四个人性格类型变化的状况。我们已经看到，年轻人的权威性格特征是在特定环境下存在的。一旦外界条件放松，各种不同的个人癖性就会取代那些曾在学校受到鼓励而建立的性格倾向。那些与「权威性格」联系在一起的某种行为性倾向，即使不十分活跃，也仍会蛰伏存在着。若时过境迁，不再为社会环境和政治信仰所加强，这些倾向也日益淡化。在研究毛统治下的中国时，我们看到社会化，也看到了「非社会化」。
　　本书研究的仅仅是红卫兵这一代人的经历。这一代人不同于前几代人，也与跟着的那一代人的不同。我们讨论的那个时代已成为历史，当时那种鼓吹权威主义社会性格的气候在中国已非主流。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不一样，「邓小平的孩子们」与「毛主席的孩子们」不一样。我所企盼的是，历史将不会再重演。

^[1] Erich Fromm,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Kegan Paul, 1942) p.141.

^[2] See, e.g. Fred I. Greenste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 Theories of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Charact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60 (Sept 1965) 81-95.政治学家之所以特别注意「权威性格」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治和「权威性格」都以权力关系，特别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为核心。

^[3] Erich Fromm, The Fear of Freedom, Wilhelm Reich,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3rd edu (New York: Orgone Institate Press, 1946）雷克的理论认为，权威性是由家庭和国家对性压抑所造成。这样一来便使这一本可以更具激发性的研究降低到泛原始心理学的水平。

^[4] T. W.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 Daniel J. Levinson, R. Nevitt Sanford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W. Norton: 1969 edu).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1950年，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和阿道尔诺的思想请参见Russell Jacoby, 「Toward a Critique of Automatic Marxism : The Politics of Philosophy from Lukacs to the Frankfurt School」, Telos, no.10 (1971) 119-46; Paul Piccone,「From Tragedy to Farce: The Return to Critical Theory」, New German Critique, no.7 (Winter 1976) 91-104; T. W. Adorno,「Society」, in Robert Boyers (ed),The Legacy of Germa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2) pp.144-53: and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5] 虽然伯克利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对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和心理特性更深的理解，但是根据这里指出的假设，该研究是在美国而不是在战后德国执行。

^[6] 与佛洛姆的假定一样，阿道尔诺的法西斯性格特征「F量表」推论那些对比自己低一层次的人抱有侵犯性，而对比自己高一层的人持顺从态度。但是对F量表作为一个权威主义的绝对的统计计量，并没有一致看法。事实上阿道尔诺本人秉承非经验论德国社会学传统，他对其书的统计学意义看得最轻，他认为其书的贡献在于「它是以真正社会关注为目的提出问题」。（T. Adorno,「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 the Intellectul Mign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nbridge, Mass: A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361.)

^[7]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1955) pp.78-9.虽然伯克利项目的兴趣在于，从一个当时并不助长权威主义「社会性格」的社会中，确认潜在的权威主义的孤立的案例，但这一研究与佛洛姆有关论文的结论是相一致的。佛洛姆结论是：「人民是为来自上方的影响成形的。这是因为如果整体经济模式想要被保存的话，人民就必须被施以这种来自上方的影响。」

^[8] Erich Fromm and Michael Maccoby, Social Charactor in a Mexican Villag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0) p.16.

^[9] 欲了解有关德国人的权威性格，可参见: Zevedi Barbu,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ondon: Routledge, 1956); Wilhelm Reich, Mass Psychology of Facism: Erich Fromm, Fear of Freedom. For an analysis of the prewar Japanese personality see Kazuko Tsurumi, Social Change and the Individual-Japan Before and After Defeat in World War II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Douglas C. Haring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Cultural Anthropology,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in Douglas G. Haring (ed), Pers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al Milieu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424-37; and Weston La Barre ,「Some Observations on Character Structrue in the Orient : The Japanese」, in Bernard S. Silberman (ed) , Japanese Character and Cultur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2) pp.325-69; Agnes M. Niyekawa,「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uthoritarianism in Japan」,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 1960).关于苏联人的人格，参见 : Margaret Mead, Soviet Attitudes Towards Author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51); Zevedi Barbu,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and Nikolai K. Novak-Deker (ed), Soviet Youth: Twelve Komosomol Histories (Munich: Instir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Series l, no.51, July 1959).
　　以上这些有关苏联的政治社会化措施，和苏联人对权威的态度倾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表明中国和苏联体制在这一方面是如何相似的例证。然而，根据属于十革命后第一代的十二名共青城（Komsomols）人的自传，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青年人想成为「社会主义新人」（new socialist men）的需求，并不如中国在解放为二十多内表现出的那么强烈。

^[10] 此外，另外一些研究亦试图测试不同社会和不同政治集团成员权威主义特征均不同存在。这些研究是如: John Kirscht和Ronald Dillehay, Dimensions of Authoritarianism: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1967) pp.95-126.做这方面研究的一例是Leonand Weller, Samuel Levinbok和Rina Maimon和Shaham Asher,「Religios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no.75 (1975) 11-18.

^[11] 准确地说，正是对权威性格的普遍性的假设，使伯克利项目加强诊断潜在权威性格，从而将「防止或减少其再次爆发时的毒害」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T.W. Adorn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V.)，但是雷克对人性持有更悲观的看法。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仅是平均的人类性格结构的政治的有组织表达。性格结构是与种族、国家（nation）或党毫无关联的，它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Reich，Mass Psychology of Facism）

^[12] Lucian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Richard Solomon, Mao's Efforts to Reintegrate the Chinese Social Process」, in A. Doak Barm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271-364; and Richard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13] 对索罗门的批评来自以下三方面：其一、他被指为错误阐释传统中国思想 (F. W. Mote, 「China's Past in the Study of China Today-Some Comments on the Recent Works of Richand Solom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x ll, no. 1 (Nov, 1972) 107-20；其二他被批评为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diapentoloqy）技术，转化为使人难以接受的「尿布学」（Chen Pi-chao, In Search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Via Child-training」, World Politics, vol. xxv. no.4 (July 1973) 608-635；其三，他被指责采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去评价中国的文化差异性是病理性的。(Richard Kagan and Norma Diamond,「Father, Son and the Holy Ghost: Pye, Solomon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v, no.1 (July 1973) 62-8).

^[14] 见Leo Brams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36-7;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spects of Sociolog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pp.129-45.

^[15] Zevedi Barbu ,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p.254.

^[16]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3).

^[17]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社会变化（特别是急遽变迁的社会）对社会性格产生影响的研究建议：父母自己经常以采取和转换新价值和行为标准，来为孩子社会化铺平道路。我们访谈对象的父母辈一代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必须习惯于新的世界，他们调整自己的教诲以适合国家（State）社会化媒介的需要。这方面的更普遍实例，见Russia, see Alex Inkeles,「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Character. The Role see also of Parental Mediation」, in Amitai Etzioni and Eva Etzioni (eds), Social Change: Sources,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 pp.343-53. Martin K. Whyte, 「Child Socializ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X, no.3 (Autumn 1977) 235-59. and David Raddock, 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chow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pp.174-203.
　　中国城市家庭对其子女的持续影响，并不主要来自正式的意识形态，相反是来自潜在的价值。例如，前中间阶层知识分子子弟，继承了其父母辈的事业心和爱国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价值观念与国家教导是一致的。在五十年代，随着长期延续的反对外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斗争的进行，国家和家庭这两种社会化代理人都在转输成功倾向性和爱国主义这两种价值。其结果是两种社会化代理人的作用都混合在一起了。

^[18] Ted Tapper,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ability: Elite Responses to Political Conflict (London: John Wiley: 1976), ch.3.

^[19] 那些只想待在家里不愿卷入政治波澜的逍遥派，可能具有较低程度的权威性格。但是关于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认。

^[20] T. B. Bottomore,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 Allen&Unwin: 1965) p.47.

^[21] Jonathan Unger ,「The Class System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in James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2] 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日讲话中承认：「没有人想到。我没有预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和一场革命大串连会引发一些不同省市的动乱」。The Though of Mao Zedong, translated in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US Govt.), no. 498226 (12 Feb 1970) 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