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佩华《毛泽东与红卫兵》（1985）
第四章 政治非社会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一位过去的造反派回忆：
「文革时期，不管什么时候，总是运动、运动、运动，
根本不容人们去思考。」
回到教室，紧接着被赶着上山下乡
（或者对某些人来说，则是进监狱），
便有了充分的时间，去思考经历过的哪些事情。
在旋风般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两年时间内，
情绪混乱；事件接踵而来使他们激动不已；
经常要面对新政治局势，并迅速做出反应。
现在，他们的「革命热情」已耗尽。
有时间坐定下来「总结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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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像欧这样志愿下乡的知青，临行前已经做好了过艰苦生活的准备。看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农村，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比自己预期得也更差。他们理想主义的热情开始减退。相比之下，文革后下乡的知青几乎都没有了那种早期的理想主义。官方的口号也不再强调去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光荣」，而是到农村去，谦虚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些而且除少数青年是自己愿意去的人外，大部分人是被迫的，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有些人愤愤不平，准备到了农村后就躺倒不干活，以此发泄心中的不满。
在亲眼目睹农村的落后状况后，他们更不安心。中国农村本来就地少人多，粮食不够吃，大批知青的流入使局势更糟，农民们叫苦不迭。许多知青被安置进条件很差的住处，他们的工分待遇也不合理。随着年龄变大，他们感到前景更加暗淡，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结婚生儿育女。[1]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七十年代初期被官方称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的政府方针，更加深了青年人，特别是那些出身中间阶层的造反派的不满情绪。如前一章所述，文革初期，当他们表示支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时，他们并未注意到上面所许诺的改革，在实际上到底是指些什么。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把埋头读书的学生批为「白事」，会完全以阶级成分取代学习成绩，作为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标准。随后的几年中，他们看到的是教育质量急遽下降，高校招生透过家庭关系，「走后门成风」[2]。新的教育
制度完全不是以前他们造反时所希望的那样，他们误解了毛的所讲「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含义。他们以为毛会像在「文革大民主」时一样，支持打破旧体制的束缚。但事实上，文化界从来没有像一九七○年这样的荒寂，这样地受到意识形态严密控制。他们曾帮着毛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但到农村与农民亲自接触后，却发现农民更喜欢刘的路线。一些访谈对象逐渐确信：只有放松对农村经济的控制，允许农民搞自发的私人经营，方可能促进生产发展。
这一切都加深了年轻人对当时中央的不信任感。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广东一些农村和国营农场的青年造反派，像是欧所在的村子一样，遭到了镇压批判。这些地方的「牛棚」都被塞满了。在一九六九年林彪搞的「三忠于」运动中，对毛的膜拜推崇类似复兴宗教运动仪式。在普通人家，每餐前要先向伟大领袖致感恩词[3]；在毛胸像前或照片前，人们庄严地行「早请示」，「晚汇报」。差不多每个晚上村民们被聚集起来去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这种粗俗的个人崇拜使得年轻人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玩世不恭。一九七一年林彪机毁人亡事件使人在震惊之余，更加剧了人们的玩世不恭态度。一位访谈对象谈到：「既然把毛主席语录举得最高的人都倒了。那么其他还有谁能将语录当偶像崇拜呢？」
随着党中央上层之间的政治裂痕越来越明显，随着「上海帮左派」与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的对立加剧，原先的造反派觉
得他们现在的看法越来越接近「周派」，而这个温和派是他们过去在文革中批判过的[4]。他们希望看到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被否定。邓的看法在来访对象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肯定存在没错。但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与他不同。我们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上层和下层之间的斗争，而不是针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地主阶级早被推翻，已不复存在了……但上面仍然虚张声势起劲地鼓噪同这些老地主斗。」
一旦对毛的运动产生了有意识的怀疑，这些青年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取代毛主义的理论。那是一个「思想波动」和如饥似渴地阅读时期。他们中很多有头脑的人细心阅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仍然以马列主义作为范式。为了寻找衡量毛的尺度，大多数访谈对象开始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他们四处寻觅和饥渴地阅读一切可以找到的地下文学。讽刺的是，这些文学书正是当初在破四旧时，他们查抄烧毁的「资产阶级」货色。他们在传阅的同时展开热烈讨论。原先城市范围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网已被打散，但由于是集体下乡，朋友们仍能聚在一起。一些人自己组织起了学习小组，继续如在文革中就已习惯的那样自由交流思想。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过去受到的教条蒙骗；他们越来越敞开思想大门，吸收各种不同的政治哲学观点。那些参加过学习小组的访谈对象，虽没有具体打算再卷入新的造反运动，但他们仍抱有一种模糊的希望，
政治气候有朝一日会变得对他们有利，自己的组织能够重振旗鼓[5]。不出几年，他们又陆续放弃了这种幻想。
他们亦发现独立思考并非易事。官僚体制并没有因红卫兵的冲击而瓦解，相反仍然严密地控制着普通人民的生活。想生活得好一些，或者想爬得更高一些，最好的办法是在现存体制内循规蹈矩，或者至少表面上看上去热情一些。一九六六年前，积极行为经常表现为有意识的理想主义，与潜意识的对个人利益追求相结合，而现在则赤裸裸地是在为个人谋利了。大多数人情愿被动地适从于现实环境，不招麻烦就行。但有些人则不安于此，他们为获取个人优势而积极地拨弄政治。人们称这些人为「两面派」或「风派」。他们随着政治风头而左右摇摆。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政治风潮是很难预料的，这些人是些假积极分子，他们玩世不恭地认识到，要想出人头地，特别是要想脱离农村，就得屈从当局那种反复无常的政治变化要求。
看不到出路又不甘出卖人格当假积极分子，于是相当数量在广东与香港交界处插队的年轻人，开始悄悄地越过边境逃往英国殖民地[6]。促成他们决心离弃的原因是挫败感，同时因为不情愿再在农村待下去。农村经济十分落后，回城希望又很渺茫。对曾全身心地投入运动的人来说，假使他们没有对这种政治制度失去信心的话，绝不会考虑偷渡香港。在成长之时他们曾热诚地相信夸大了的毛体制。一旦发现现实还不如其所理想的那样后，幻灭又使他们异常痛苦并玩世不恭。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他们都心灰意冷。
政治非社会化
如果我们关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叙述，结止于六十年代中期的话，它仍不失为一个制度成功的故事。因为强烈的儿童期的强化政治教育，以对党或克里斯玛领袖般的狂热服从，已结出了硕果。简言之，如只描述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情况的话，我们的研究与其他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相脗合：即都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尽管其中亦有不满的火种在播撒。然而，这显然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故事。
泰普（Ted Tapper）是为数仅有的几个对政治社会化研究基本前提有怀疑的人之一。泰普认为，与一般假设相背的事实是：少年时代学得的东西，不总是与他们成年之后所接触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相一致。例如，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公开的词章称人人机会均等，而实际上政体没有提供这种可能性，因而这种自相矛盾最终反过来降低了学校教育效果[7]。在美国，大量关于五十年代学校内儿童的经验性研究一致假设：儿童对美国政体的确定态度将终身基本不变。但事实证明这一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在孩童期对政治人物抱有浪漫幻想的这同一代人，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成了现行制度的反叛者[8]。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西方关于政治社会化问题的研究，继续像三十年前一样沿用错误假设呢？泰普挖苦说，现在的绝大多数研究政治态度的课题，都是以研究七~十四岁年龄段为主，因为在校学生可大批地现成找到，调档起来很方便。正因如此，视七~十四岁为政治社会化关键阶段的方便理论假设才产生[9]。泰普认为：「政治社会化的更重要阶段，乃是一个人开始踏入成人角色之时。问题不在于他会遇上新社会化经验，问题在他要把以往所学的东西放到他自己不能左右的现实中去付诸于行动[10]。」
我们的研究表明，泰普的观点在中国年轻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得到了证实。正如泰普所批评的那样，学校教的东西与实践有差异，所学知识与年轻人所面对的现实相互脱节，这种状况是由当局一手造成的。向学生灌输的意识形态与僵化的框架和过去时代相联系而且本身自相矛盾。这些矛盾之处被年轻人发现，但本身就更难自圆其说。在这些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对这个制度即使小有疑问，也只是含糊不清。而常常自己把这些疑问压抑下去。但是一旦发育期的理想主义成为过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便可能大大加深。从本章和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接触现实或离开学校之时，便到了将中国学校教育的东西拿来与真实做比较的时候了。正如泰普所观察到的，早年的成功社会化，不能保证一个人的政治倾向终身不变。
如同硬币之有正反面，社会化研究应该承认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ation）[11]，非社会化（desocialization）[12]，和成人再社会化（adult resocialization）[13]等几种状况。否则社会化研究将是不完整的。过度社会化的含义是：社会化了的个体，在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之后，拒绝接受现实。过度社会化对我们的「非社会化」研究具有极重要的说明价值。肯尼斯顿（Keniston）对美国反战激进分子的分析，便使用了过度社会化和非社会化这一对概念，去解释导致美国反战和反既存秩序运动的驱动力。本书中的年轻积极分子与此相似。直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大得难以弥合时，他们才开始步入非社会化的道路。两个国家的案例都表明；非社会化是由于巨大的政治动乱而触发的。在美国是越南战争，在中国则是文化大革命。虽然这两场运动的起源和实质完全不同，但是，这两个运动的高潮，对两国年轻人来讲。都导致了具有决定性的「解放」经历。正是这种动乱暴露出了各自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也正是在认识到这一状况之时，他们进入了「过度社会化」的过程。两个社会的年轻人都同样拿当局认可的价值和规范，来衡量当局及其制度的实际表现。衡量的结果是发现现实有很多缺陷，制度、政体、政府以及权威的具体象征等，都因而失掉其合法性[14]。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年轻人的非社会化和对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否定，是否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他们的个人禀性和价值观？我将继续透过以前所用的四个案例考察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获得关于人格与政治积极性之间关系的洞见。
新环境下的性格延续
◎张的故事——反叛积极分子
文革结束时，广州的年轻人分别以三种不同方式对待他们的困境。如我们上面曾提过，有些人（1）听天由命，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不引人注目，以躲避麻烦；（2）转而恬不知耻追逐权势；（3）仍然关注国家大事和怎样使社会变得美好些，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眼前利益。张属于最后一种。
一九六八年秋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势实正猛时，张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去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农场，要么去广东的农村。这两种选择都被他拒绝了。他既恐惧兵团农场的组织严密难以忍受，又害怕由于自己的造反派头目身分会往广东农村遭到监视和拘禁。最后的逃避之策是，同十二个熟人朋友一起申请去中国内地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他说，之所以要去条件艰苦的地方，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己已彻底失败：
「我想去农村。我希望到别的地方看看，看一看那些地方的造反派，特别是多了解一下北方的农村，这样能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我想在那里住一长段时期。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我仍然有一些政治热情，而且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在农村。」
还有一个更理想主义的原因是：
「受到那些革命先烈事迹的影响，我觉得一个人应当去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培养坚强的意志。我必须重建我的生活目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意志。」
在他的体力锻炼历史中，这一段时期可谓是最严格最疯狂的。他在用雪擦身，干超过体力限度的重活以致累得耳鸣不止，夜不能寐。他强迫自己每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以致有时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去插队的地区穷得连饭也吃不饱，他感到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从不用心耕作自己的自留地，因为「读书更重要」。他的这种苦行被当地农民所尊重，于是成了村子里学毛著的领导人。
在他的记忆中，这两年对他的思想成长是很有益的。与广州来的伙伴们讨论，以及和附近城市造反派工人接触使他很受激发。他开始从理论上去解释长久以来缠绕着他的问题：在学校时已感觉到但无从表达的不满，文革中青少年们畸形的行为，毛镇压造反派的步骤。他最终将这一切看作是极权主义制度扼杀个人性格的发展结果。
一九七○年，他所在地区的一个大工业城市为扩大生产需要，开始招收一些农村地区的知青当工人。张的几个伙伴离开农村进了城。他们之所以出走，是因为原先想建立一个严密地下组织的打算已随着岁月流逝淡漠。此外他们也发现，农村的生活的确是太艰苦了。可是张没有申请离开，他不愿在党和团的监督下，在制度严明的工厂干活。当学生时他已经尝够了那种滋味。他想过得「自由自在」，既使生活更苦，他也愿意当农民。同年，他所在地区暴发洪水，村民们有好几个月只能半糠半粮地充饥度日。
后来张申请转回广东农村插队落户，是因为他的根基在那里。他仍心存有在那里重建一个地下造反派网络的希望。回到广东后，他依旧想透过玩命干活来锻炼自己。他说，他表现极为出色，以致农民们要选他当生产队的队长。但他对此没有兴趣，因为他想把所有闲暇时间用于搞政治活动和增长知识。
他试图在朋友中重建造反派核心小组，但努力失败了。正当士气低落之际，「偷渡香港之风」吸引了他的朋友们。张开始转而帮助他们靠自己力量到海外去寻找新的生活。当时许多人出走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只有少数人怀着到外面继续开展斗争的理想主义目的。张属于这后一类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也决定出走：
「我开始想：在大陆我真的无事可做。我原想建立一个组织，但失败了。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到外面去组织呢？看看它是否能对中国产生一点点影响。再有，我觉得我必须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一直在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已是在一个死胡同里，生活中似乎缺少新鲜养料。如果你读过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就会看出新思想都来自海外，从早期的孙中山等改革者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我想了将近一个月，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我还爱中国。将来我还能回来吗？一方面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另一方面，如果我想多学习些东西，以便有一天能为中国做点贡献的话，我就得冒险出去！」
我第一次与张会面是一九七一年，那时他刚到香港不久，正在鼓动反对「中国官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他还在刻苦钻研佛洛姆（E. Fromm）的著作。他先后加入了香港的新左派组织，两个托派组织，最后与一些前造反派红卫兵成立了一个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奋斗的「人权组织」。他继续用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框框去思考问题。从大陆出去后关注香港工人阶级状况的人不多，他是其中之一。
七十年代中期，他的生活杂乱无章，到处向朋友借钱，而且很少归还。他昼夜不分，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一九七五年，我再次访问他的那年，他最终屈服于现实，开始做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当一个走街串巷的推销员，至少不必忍受规规矩矩的从九点到五点的办公室生活。为此同时，他继续从事人权活动。他对自己的智识能力仍充满自信，希望进大学深造，也想去其他国家开阔眼界。他自己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他说：像他那样「感情强烈」的人，肯定寿命不长，必须尽快在理智水平上为革命做出贡献，否则就来不及了。
「个人英雄主义」本色仍未全部减退。可他的豪言壮语已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对要到外国去看看，他一点儿准备都没有，从没有耐性坐下来学一门外语。他好像已被香港拴住，因为一旦离开这里，与中国的联系就会被切断，那么梦想参与中国的未来也就会随之破灭。
三年后，我一九七八年见到他时，他仍然过着杂乱无章的潦倒生活，不找工作，继续靠朋友接济和借钱生活，但仍然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一方面他为自己采取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声称无规律生活最能显示自己的人格；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应该尽力自我克制。事实上他已多次下过决心要过有节律的生活。他对自己的放浪形骸无能为力，似乎是对在中国时过分受控制的一种过分反叛。
此后，我再没有见到过他，只是从朋友那儿辗转得到些零星消息。为了生活，也当过报社的校对、守门和其他杂务，但都做不长。他的精神也开始有点失常，经常自言自语，糟糕的时候衣衫不整，一副疯子的模样。近几年我又听说，他的精神毛病好了一些，生活由他的好友和妹妹接济，政治上也不那么活跃了。不过，他仍读许多书，喜欢拉着朋友谈论书中的内容。张就是这样，无论生活在哪种环境下，都不能与主流社会相适应。
◎邓的故事——务实积极分子
邓被监禁了近两年之久，其间大半是在单独关押中度过。在最初数月，他对毛停止支持造反派之事感到困惑不解，同时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进了监狱。虽然平常他的性格冷静不易动感情，但在单独关押后也不时有情绪失控的状况。他从未像欧那样，发自内心地卷入对毛的个人崇拜。在愤怒与绝望之际，他却对毛生出了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
「国庆节那天我起得很早，然后入神地面朝北方站着。值早班的警卫过来冲我喊：『躺下！别站着！』我说：『为什么？我正在对毛主席表忠心呢！』接着我有些天真地自问：毛主席知道我这些事吗？这样想着时，我感到一股愤恨之情自心中涌了上来。
那天晚上做『晚汇报』时（在「三忠于』运动中，犯人们每天必须两次站在毛像前高声数说自己的罪状），突然我感到好像有一种力量在驱使我去撕下毛的照片。我保持着镇静，竭力控制自己。就这样，我在那儿站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如果我撕下毛主席的照片，我就说风把它刮掉了。」
邓的愤怒，就像发自一个被自己所爱的父母抛弃了的孩子。与此相似，另一位访谈对象也有同样的苦恼。这一位因为加入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被关押两年。在狱中，他感到伤心透顶的是，狱中看守不让他称呼他人「同志」。这使他深深感到自己被这个政治制度所抛弃，可他还认为自己是这个制度中的一员呢！
邓在他的两年监狱生活中度过了几段痛苦和愤怒的时期。他最后意识到，要想适应政治环境，就只能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开始玩弄法子用这个制度去嘲弄自己本身。
「当我即将被释放出狱时，我和他们开了个玩笑。他们告诉我：『现在快出去了，不要再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啦。外面的形势很复杂。』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他们继续说：「除了报纸和国家出版的杂志外，别的什么也别听信。
我说：『对，对！』接着我用怀疑的口气问：『外面的形势可能是怎样一种复杂法儿呢？』
『噢！』他们说：『外面复杂得很，一团糟！』
我说：『我不信，党的九大刚开完，我们国家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我不能相信你们。』
『你不相信』他们说：『在外面这里那里，武斗还真不少呢！』
我坚持说：『不，我不相信，报纸上没这么说。』哈哈，简直快把他们气疯了。有时我就这样和他们讲废话。」
邓否认他离开中国是因为个人受冤屈和个人「失败」。他喜欢将自己的离开中国描绘成哲学幻灭。但有好几次，他也表示后悔：如果他在文革中少积极一点儿，就像一些逍遥派那样，在家学学英文，那么他在香港就会有好一点儿的开端了。或者，在文革后期少一点儿造反精神，那么他现在可能会坐在一个职位低下的办公室里当一个傀儡式小干部了。他一次次地不很直接地责怪自己不切实际，责怪自己感情用事，只会事事追随造反派同辈群体的认可。
似乎受了冤屈后，他觉得人就有权实行报复。在中国时，他不仅唾弃政治价值，而且否定社会公德。在公共汽车上，他根本不发扬什么雷锋精神，哪怕是怀着身孕的妇女又抱着孩子站在旁边也不让座。因为「谁知道她娘的原来属于哪一派！
出狱后，他被遣送到一个国营农场。他在那里的大部分劳动时间都用来偷奸耍滑，在他看来认真劳动的人全是傻瓜。偷渡香港的打算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整个过程没有什么内心斗争。唯使他犹豫不决的是，应不应该为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而去拿他的生命冒险。与其他人相似，他在这个时期，亦广泛地阅读书籍。但与张不一样，而是拼命有意识地去寻求新思想。邓之所以离开大陆，是因为他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算计，留在国内都没有前途，尤其是他已结了婚，更要为将来打算。假如他有机会从农村返城，他可能不会冒险游水到香港。
在香港，他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把个人聚敛财富作为主要目标，皆不感到困难。但他不藐视香港工人，不计较临时做做码头工人。他梦想有一天自己变成财大气粗的资本家。与此同时，他又渴望去美国，在他看来那是个能提供更多机会的大舞台。
邓公开扬言，张那样依然热中政治的人是个傻瓜。但他内心的感情却很矛盾。有一次，他曾私下对我吐露，自己对驻足政治圈外感到不自在和羞愧。在移居美国的前一年，他一反常态，花很多时间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论中国的官僚主义制度。他在文章中呼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在为个人致富与理想主义的矛盾折磨之际，他显然是把写这批文章视为自己的最后政治行动和信仰声明。
邓到了美国，如众多的香港和大陆移民一样，从唐人街做起，在餐馆打了几年工，志在有一天能自己开一家餐馆。最后果然如愿以偿，开出了一家快餐店。可后来又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却改行当了房地产经纪人，直至今天。这十多年来我见过他几次，最后一次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他告诉我，他现在唐人街的政治活动，就是透过阅读中文杂志关心中国的政治而已。不过，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当在美华人情绪高涨时，他也领着孩子们上街示威去了。那段时期邓的政治热情又积极起来，时间一久，他又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只作为一个关注中国政局的旁观者。
◎白的故事——纯正积极分子
白从监狱里放出来后，被送回到原来就读的那所大学接受「群众监督」，等候分配。他的档案又被重新整理了一次，在被分配回广州之前，他得允看了一下自己的档案摘要。他发现自己的阶级出身已被重新划为「恶霸地主」：
「天啊！我吓呆了。档案摘要说因我犯的『错误』，他们计划开除我的国籍。我气愤至极。我根本无法理解关于我的出身是怎样搞的。说我隐瞒阶级出身，这种指控是很严重的，而且这份档案将跟你一辈子。档案里还说我在文革中是个『坏头头』，是运动中的保守派。没有一点是好的，一点也没有！我告诉他们我个人否定这种评价。我在文革中没做过一件好事，全是坏事，可能吗？」
白被两位教师押送回广州，他们带去了「一大筐我的档案材料」。在等待被分配去农村的头两个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第三天找了一个朋友商量偷渡香港。令人惊讶的是他出走的决心下得如此之快，并且即使在广州的青年中「偷渡风」也还未兴起。白之所以那么迅速就策划起偷渡，正与他过去当过干部主持批斗阶级敌人有关系：
「我已经想到走这一步，为什么呢？我虽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而且也根本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但是我更知道，在中国，背着『恶霸地主』这块牌子，我每时每刻都是被歧视、被斗争的对象。不管我去哪个单位，无论是农村还是工厂，我都是一个坏分子。有了这个阶级背景，我的一生都被毁了，所以我想，在国内是没希望了，即使到外国流浪，都比国内强。」
白曾标榜自己比同辈或长辈们都更少私心杂念，但此时他的迅速谋划，则不折不扣地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毫无疑问，他想献身革命事业曾经是真心实意、不含私心杂念的，但是这一切是和他当初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境遇相关。当时他不用有意识地为自己的利益担忧，也就是说他既能无私又能事业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二者相互促进。但是一旦升迁过程受阻，个人的失落感对白来说就很严重了。其失落的程度比起张和邓等人都大，因为张和邓从没得到现存政治体制的认可。
我们已经看到，白和那些造反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基本上不批判政治结构的基本前提。现在尽管他已落魄到反动阶级的地步，却依然不怀疑阶级路线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偷渡不成以后，他被遣送安置到一个村庄里。一开始那个村子有些吃不准是否要对下乡知青也讲「阶级出身」问题。在此宽松环境下，他又开始不现实地想实现他一向想把一个村子建成模范村的志向了。他便按当初做「四清」工作干部时的方式做了起来：
「我刚一到那里，就设立起一个阶级档案册。我将生产队里的十几家人都记录在案。我的暗中调查包括：名字、阶级背景、年龄，有几个孩子，所属政治派别，谁抱怨过什么等等。我搜集这些材料是为了掌握村中的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的情况。」
他搜集的资料内容和所用的手段就是早年在「四清」中学到的那一套：即把阶级斗争作为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工具。但是仅两个月后，他的幻想便完全破灭。大队党支部书记让十二名城市青年列成一队站在农民面前，公布他们各自的档案内容，并提醒农民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无好人」。从此以后，白只能与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以及在最近的政治斗争中下台的干部为伍。他再次做偷渡准备，一共试了八次，最后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他没有显出企业家的气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一家饭馆当侍者。由于是个大学毕业生，又自视为知识分子，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做研究工作的机会去专门研究中国。从思想意识发展来看，他正急于寻找一种信仰，来填补因与共青团和共产党决裂所造成的感情和政治生活的空白。有几个月，他热心地参加一个新教复兴组织的活动，但又否认自己信仰上帝。他说：是因为「那些信徒之间的爱和关怀」吸引了他。后来他又两次试图建立纪律严格的政治组织。每一次尝试，他似乎都非常强调集团团结精神和伟大目标，这一套正是他在中学当团员时娴熟自如的。他希望他的小组成为一个以他为领袖的中央集权的党样。可是，每次一用别人视为「操纵」、「独裁」的领导方式，他的组织就垮掉。直到被访时，他依然认为，必须建立组织严密的党和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你才能做成点儿什么。
在我们的访谈结束一年之后，白参加了「反共义士」台湾讲演之旅，着实使他的朋友们大吃一惊。返回香港后，他办起一分亲台反共杂志。他本人是在极端摩尼教式的环境中长大的，世界由「好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坏人」国民党构成。今天他只是很简单地把好坏的标签反过来贴而已。关于自己态度转向的理性根据，他解释为：在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共产主义是强盛的，国家经济得到了改善，社会凝结力强大。但是文革及文革以后，共产党已暴露出它的虚弱，因此他抛弃的是一个最终被证明失败了的事业，转向的却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白似乎永远都渴望依附于某一支宗教十字军。
过了几年，邓小平上台，大陆政治开放了一点。听香港传来的消息说，白在回乡探亲时被大陆当局抓起来，投进了监狱。这可能与他到台湾当「反共义士」有关，不得而知。此后，我再没有他的进一步消息。
◎欧的故事——顺从积极分子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像我们以前所述那样，欧扮演了一个检察官的角色。可是运动平息之后，欧发现她的政治前景并没有因自己的积极表现而有所光明。选择干部时，阶级出身依然非常得重要。她对此感到不满，但尚未感到幻灭。假使当时没有从城里新来的五十个知识青年进村的话，她也许会继续压抑并否认自己有不满情绪，这新一批年轻人在城里经历过文革的「大民主」，充满造反精神和批判态度。这些人中还包括欧自己的妹妹。欧一开始采取的态度是坚决抗拒这些新来知青的影响：
「有一次，我和妹妹打了起来。我的意思是真动手打了。她当着我的面批评毛。我当时气疯了，也被吓坏了。我不敢听这些胡言乱语，不许她继续说 因为如果有谁听见了，她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于是我威胁她说要让贫下中农给她上课。她也吓坏了，扯住我，同我扭打起来。」
欧曾积极地参加了对坏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便更害怕自己变成「专政」对象。就像白在给别人制造污点后，他也非常害怕自己身上的污点。
农村的形势变化得很快。欧过去曾经带领农民为林彪副主席唱颂歌，但一九七一年后，却不得不自相矛盾地调转头来控诉林彪的罪行。几年前，她可能带着战斗激情来完成这个任务，可现在她对党的信任开始动摇。此外，由于现在的知青队友和听众包括了新来的知青，开始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产生了怀疑：
「这些新人的到来，像一块大石头投入一潭死水之中，我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很有知识，和我妹妹谈话时，我常为自己的知识的贫乏而羞愧。他们读了不少政治、经济方面的书，小说也读得很多，包括外国小说。我则刚开始读这些东西。我们开始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观点动脑筋想问题，但仍只关注些枝末细节的东西，例如不要得罪别人之类。可他们却不然，他们只关心大事情。我的思想很正统，对政府和报纸上说的一切深信不疑。文革前他们也这样想，文革后他们的思想都转变了，凡事总要问「为什么』。我总是按上面的要求做一切事情。他们相反，不害怕造反，敢于怀疑整个制度。他们也没有想过，到农村来是要培养出贫下中农阶级的感情。从此我自觉低人一等。可他们并不老练，每天都在改变主意，而我则比较坚定。他们高谈阔论，只会纸上谈兵，做起事来却不怎么样。我内心思埋头拉车，他们却只愿东张西望，站在原地不动。」
最终导致欧甩手不做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重新安置香港边境地区青年去海南岛的运动。被动员迁往的地方，是原始丛林密布地区的一个兵团农场。在欧的村子里，知青被迫「主动在去海南岛的申请书上签名。当村干部让欧作榜样时，欧这回怒不可遏了。「就是一条养了十年的狗，你们也不能就这样一脚踢开。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恐怕连一条狗都不如。我下决心再也不给这帮杂种做了。」最后广东省政府撤回了强迫知青去海南岛的决定。但这件事给欧留下了深深的后遗症。在村领导看来，欧「经受不住考验」不愿到党要求去的地方。欧自己也不愿改造自己，而且她「什么也不想管了」。
欧的妹妹，一九七二年偷渡去香港后，欧在村中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以后的两年内，村里又有六个知青逃到香港去。虽然欧厌恶香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对要冒这样大的风险有些担心，但最终还是暗暗地开始长途游泳锻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欧多年来一直称为「老落后」的父亲，此时反倒劝欧不要走，劝她要继续「为人民服务」。父亲告诉她，国家目前虽然面临很多问题，而且她自己在文革中也遭了很多难，但社会主义仍然远远胜过资本主义。最终欧连一声再见也未对父亲说，便在一天早晨直奔香港。
欧对现存政治制度的反感和失望出于个人的原因，是她信仰的制度最后抛弃了她。她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现存制度的被遗弃的工具，她十分怨恨白白在农村浪费了十年光阴。当她听到毛的死讯时，她欣喜若狂，好像是毛泽东本人酿成了她一生的艰辛。但与此同时，她却不认为自己也要对以前所做的如今认为不该做的事情负责。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地对朋友们的检举行为时，她认为自己是「被蒙蔽」、「未觉醒」或是「被利用了」。她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没错，像其他亦喜欢使用这些说法的访谈对象一样，她一直在服从现存制度的规范和价值，欧到香港后，立即开始学习英语。她不隐瞒自己要向社会高层攀援的决心。她重新选择学业作为获取社会承认的途径。对欧来说，学什么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最终要获得一张象征社会地位和荣耀的大学文凭。按中国传统，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如此。如今她拼命记住社会科学课程笔记的劲头，与她童年时背诵小学课本的情景是如此的相似。
为了生活，欧不得不当蓝领工人。白、邓和许多人一样，比较幽默地接受了这种体力活。可欧却不一样，她认为这种工作卑贱，低人一等，令人厌恶。她曾经艰难地培养出来的那点「无产阶级感情」，消散得无影无踪。
深感挫败之余，她也意识到自身的一些变化。
「在农村，我力求锻炼自己不怕困难。我尽量不和别人争吵。我要求自己成为既能听表扬也能听批评的人，成为不谋私利的人。那时我很不错。人们说我后来变了，落后了。我当然变了（她的口气像是在自我辩证）。不信，你去问妹妹，以前我不是这么暴躁。那时我相当不错，我从不敢发火，我很容易相处。来到香港以后我才变成这样的。以前我的生活中有明确目的，有很高的目标。我觉得现在自己已无所追求了，随它去好了。」
在中国，出于同辈积极分子的压力和自设的戒律，她必须小心地收敛表露个人动机，避免暴露弱点，必须处处装出一副关心他人的样子。现在她再也用不着那样虚伪地生活，一切都「随它去好了」。她之所以抱怨在香港生活得没有目标，部分原因是她将香港看成是去美国的中转站。在这里她没有任何可直接认同的社会环境。
三年后，她终于移民去了美国。我见到她时，她正在唐人街的一家制衣厂工作，同时在准备去半职上大学，看起来她已很快便适应了美国社会。她认为美国这块「希望的田野」，正在为她提供一个可达到令人尊敬的白领中产阶级的机会。她发现那里有一个小空间能够给于她一个高尚的生活目标。她告诉我，她要为在美华人争取权力而斗争，且已经准备了一套做中级小区领袖的方案。这正是她习惯充当的那一类角色：一个宣传家，组织家，从属于组织的人。这样做不那么激进，就像她早年渴望名声显赫，紧紧追随党那样。她把自己在唐人街要扮的角色，是为了保持中国人体面地位，从而成为美籍华人既存制度的一个干部。
欧半工半读，在纽约市市立大学苦苦地熬了几年，终于拿到了一个学士学位。接受大学教育夙愿得以实现，但她在毕业后仍无法找到自认为是高尚的理想工作。欧把自己不能实现的大志移植到了两个儿女身上。他们不满十岁，欧便不顾孩子们的性格和个人爱好，立志要他们长大后一个做医生，一个当律师。据说她的两个孩子的学习还真是出类拔萃。
欧仍然是欧。
[1] 文革前后关于知青下乡政策问题的讨论可见Gordon White, 「The Politics of Hsia-hsiang Youth」 China Quarterly, no.59 (July 1974) 491-517; Thomas Bernstein,「Urban Youth in the Countryside : Problems of Adaptation and Remedies」, China Quarterly, no.69 (March 1977) 75-108; and Jonathan Unger,「China'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 Contemporary China」, vol. III, no.2 (Summer 1979) 72-92.
[2] 见Jonathan Unger，Education Cluder Ma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s 7.8.9.和10.新招生政策具体规定，申请人必须由其所在单位推荐，从工农子弟中优先选出，个别表现突出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入围。由于学业成绩无足轻重，开始时根本不用考试，这项措施实际上向那些父母亲有权力者洞开了大门。
[3] 早请示、晚汇报与基督教传统的饭前祷告相似。标准的朗诵词是：「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
[4] 为更好理解前广州造反派红卫兵对七十年代政策的批评和他们对上海激进分子（四人帮）的反感，读者可参阅李一哲「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一文，这篇文章以大字报的形式在1974年广泛流传于广州地区，其英文翻译本和我所写的引言，见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x, no.3 (Autumn 1977).
[5] 一些前造反派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曾暂时恢复活动，他们得到属于「稳健」派的广东省领导的暗中鼓励，从而以批林为幌子实则攻击「上海帮」（四人帮）。一组题为「李一哲与我」的文章对这种错综的政治伎俩做了具体生动的描绘《北斗》（香港），1977，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和十二月号。
[6] 香港政府估计在1970至1974年间由大陆非法进入香港的人数为：1970年：7000，1971年为12000，1972年为20000，1973年为25000，1974年底达30000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Hong Kong Annual D Departmental Report，1969 to 1975)。
[7] Ted Tapper,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ability: Elite Responses to Political Conflict (London: John Wiley, 1976) p.35.
[8] Barrie Stacey,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An Analysis from a Life-span Perspectiv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pp.70-4.
[9] Ted Tapper, Political Education, p.23.
[10] lbid., p.65.
[11] Tapper使用这一词汇，前引，页35。
[12] 「非社会化经历」（desocialization experience）一词的使用，见D.C. Schwartz和S. K. Schwartz,「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Schwartz and Schwartz (eds),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p.16.
[13] 见Kazuko Tsurumi, social Change and the Individual-Japan Before and After Defeat in World War II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4] 泰普（Tapper）也指出，在合法体制中的信仰一旦丧失，便会导致不稳定性。Tapper, Political Education,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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