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佩华《毛泽东与红卫兵》（1985）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政治积极性的验证
一九七六年一月夺权号召发出前的那几天，天气很冷。
我漫步街头时，
却感到春风荡漾般的温暖，
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感。
真令人兴奋啊！
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的这一历史时刻，
生活在毛主席的旗帜下。
是毛泽东使我获得解放，
并使我经历自由的崇高。
在文革末期的一九六八年底，我们是那么的震怒。
我们已完全想不通为什么最后的结局是阶下囚。
因为我们已完全投身于文革，
并且一直紧跟毛主席的脚步走。
——张/广州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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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为年轻人攻击现存秩序开放绿灯，一时间，年轻人在前些年的紧张、对立、愤恨、自卑以及压抑而生的挫败感等，一齐引发成了暴力。在意识的层面上，他们的行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而，这亦同时成为他们表达个人利益和情绪欲望的理念。
两年之久的学生动乱可大致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当年秋天，学生的积极性是一种剧烈竞争的积极行为，这种积极是在制度化和同辈群体胁迫下表现出来的。它亦是过去课堂里积极的一种极端表现。第二阶段从一九六六年秋末到一九六八年的夏末。学生的行为是一种比较无所约束的政治积极。政治参与已是个人的抉择，且常带有损害个人前途的危险性。由制度化的积极到无所管束的积极的交替，伴随着青年人自我观念的变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后来对毛的认识的变化。这些变化成为年轻人政治社会化的分水岭。就在这两年里，他们的思想出现了根本转变。
制度化的积极性（第一阶段）
当回忆起文革最初几个月时，大多数采访对象都认为自己那时「幼稚」。接踵而来的事件目不暇接，他们承认当时不太懂政治问题，但又是那么兴奋和困惑。一开始，这场新运动看上去与以往的全国性运动稍有不同。一九六六年五月，学校领导传达上面的紧急讲话精神。教室里或会议上也开始宣读和学习报刊上批判北京文艺界反党活动的社论。学校鼓动学生们写文章和大字报批判文艺界的黑线人物，谴责这些人借古讽今，诋毁毛的英明伟大。学校的正规教学计划很快便被运动挤掉了；学校允许学生们全部投入运动。像以往的所有政治运动样，学生们被认为应该表现出积极性。但使他们很快感到受约束的是，积极表现不过是将报刊社论上那些攻击毛的敌人的陈辞滥调照搬上大字报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学生们倾尽其能，竞相抛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六月初，北大的一位年轻哲学教师写了一张大字报，抨击北大党委。不久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于是，形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毛公开支持这张大字报后，全国各地的学生们顿时豁然开朗。至此攻击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这类人是根据他们的阶级成分而定的）[1]和钻进党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过去这些卑鄙的东西只不过是以抽象的词语出现在学生面前。现在他们突然间显出了人形。每一场「批斗会」都有「批斗对象」，对象则包括他们的一些老师。访谈者说，北京学生批斗自己老师的消息一经传开，他们所在学校的同学立刻效仿北京，连夜赶写大字报，批判老师，甚至校长[2]。学生们对昔日师长的批判无所不及，从老师的不良教学方法，干活偷懒，直到不重视政治和毛泽东思想，甚至还包括限制学生踢足球。总之，教师的任何劣迹，只要是学生能记起的，统统都被搬上大字报。有一位访谈者说：「只要你是老师，你就算麻烦了。」「一般来说，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受的批判更严厉，但由于批判对象范围广泛，结果几乎教师人人都遭到羞辱。
逐渐地，学生的怨恨开始集中到一些特定的问题。例如，很多出身好的学生抨击教师只专不红，偏袒出身不好的学生，过分重视考试成绩等等。尽管那时的批判还只限于写大字报和开没有暴行的批斗会，突如其来的反对权威人物的运动亦使当事者也十分惊讶，因为在中国，教师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位访谈者追述了他们班上的斯文之风是如何一扫而光的：
「只要是班主任的职责就是管学生。你处处都能感到他对你的束缚。班主任比其他老师厉害，因为写品德评语的是班主任。我们一到老师办公室就紧张得手足无措，嘴不会说了，胆儿也没了。但是一个从不把老师放在眼里的高干子弟，却敢胆揪住老师的衣领大叫：『你怎么怎么！我们现在就要批斗你，好好想想，小心点儿！』我们那时像一群哈吧狗一样跟着他，都不知如何是好。那个高干子弟把老师一路揪回教室。我们以往总是在老师面前戴着一副假面具。此时，所有这些假面具都被撕得粉碎。我们一进教室，班里其他同学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那副架式。紧接着他们原来对班主任的那种唯唯诺诺便一扫而光。那个老师混身发抖，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日。他声音颤抖，平日的威风荡然无存。」
在对教师权威反叛之时，学生们真诚地认为是在捍卫毛。他们相信到处都暗藏着妄图推翻毛主席的「牛鬼蛇神」。他们的内在世界观使他们只会用非红即白来看待事物：真纯的革命正受到纯粹邪恶的挑战。揭露暗藏的邪恶，便可以证明自己政治上的正派。总之，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正派的。在同辈群体的重压下，他们感觉到无论如何要做一名积极分子。
那时没有人想到文革会持续两年之久。都以为这场运动是短暂的，因而也是表现积极的大好时机。在我的访谈对象中，有两个人就在运动开始的几星期里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但是，在运动初期的狂热减退后，当日复一日地批斗和写大字报显得单调无味时，压抑感又重现了。尽管使尽全力，他们仍找不到老师们的什么真的罪行。可是为了表示他们是革命的就只好绞尽脑汁，幻想出「反革命」言论，栽到老师头上，再进行批判。学生们更熟练的是：抓住教师很平常的一句话，然后在政治上上网上线。他们自己心里明白这是歪曲事实，但做的时候又不觉得是昧着良心。首要大事是挖出「牛鬼蛇神」。谁对教师斗得越狠，谁就越是紧跟正确路线，因而谁也越是被认为是积极分子。在同学面前，大家都尽量朝这方面表现。
与「资产阶级黑线」（尽管他们并不很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做斗争，以及急于出风头，是他们要「跟上潮流」的有意识的动机。有一位访谈对象出身于中间阶层，他在班上的功课是拔尖的，曾因在运动中表现不积极而受到冲击。然而他的话却表明，批斗运动也同样缓解了他这种人受压抑的情感。
「长期以来，学生中积聚着一种潜在的不满情绪。运动一来，我们就借机骂老师。当时社会上到处是『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之类的标语。实际上这些标语口号不过是些大帽子，可以扣到很多事情上。……那时人们的感情很复杂。有些人想为国家做些事，可又不知他们能做些什么？你自己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你想多学些知识，以便为祖国多做贡献，但却报国无门。……虽然你想为大家做些什么，可是连团都入不上。相反，入了团的人都是些乌七八糟、专搞各种阴谋的蠢货。总之，很多人都感到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我想这是最怒人的。」
昔日课堂上的日常气氛，那种森严的规矩，不断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压力，学雷锋活动的虚伪，等级分明的同辈群体结构，对将来可能下放农村的担忧，这些受到压抑的不满情绪只要有某种催化剂便会一触即发[3]。然而，学生们对政治并不灰心。相反，他们对以毛为化身的政权是那么的虔诚，那么热中于为革命做点事情，他们的热情急待发泄。不满情绪与献身精神混杂在一起，教师便在每一件事上成了学生们的出气筒，曾阻碍了学生们证明自身忠诚与奉献之心的压力，现在都推到了教师的身上。这种疯狂的攻击性行为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渴望一种自我解放，而另一方面却又将自我屈从于最高的权威人物。
无政府状态只持续了几个星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党派工作组驻进各个学校，企图以此稳定学校形势，将混乱的局面控制住。工作组以文革要有秩序地进行为理由，把斗争的目标限制在一些年纪大而出身不好的教师身上[4]。在一些学校设置了「牛棚」（临时当作监狱的地方）「关押这些教师。白天，挨斗的教师被迫做一些重体力劳动，或拉出去批斗。在被批时还要遭毒打。一般地说，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工作组的职责是控制局势。根据意识形态的逻辑，阶级斗争应是针对那些以前的剥削阶级。工作组在以往的运动中，总是将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揪到群众面前去接受批判。没有明白的却是这个用法的隐蔽策略是鼓动起的狂热必然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这种模式亦正是文革工作组的做法。它们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为了使文革安全地在阶级斗争的轨道上行进，工作组开始拉拢出身好的学生。每个班上都建立了文革筹委会，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指定为领导。非红五类的团员被冷搁在一边。
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学生则觉得自己被烙上了前所未有的罪恶印记。揪出成分不好的教师当作「牛鬼蛇神」，更动摇了他们岌岌可危的地位。运动开始强调学生的阶级背景，更预示着他们自身问题的严重。为了避免招惹是非，出身不好的学生唯有被动地服从和小心翼翼，避免风头过于显露。他们对政治积极性几乎没有兴趣和抱负。
相反，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们则对没有证明自己有献身革命精神的机会不满。他们将这场运动视作期待已久的机会。可是他们又觉得光搞「批斗会」单调乏味[5]。因为在批斗会上他们唱不了主角。在以后的揭发工作组的会上，他们的这种不满便以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表达出来。一位采访对象就如此回忆道：
「工作组召开了一些井然有序的批斗会和讨论会。但是我们都很厌烦这种天天深挖暗藏阶级敌人、批斗「牛鬼蛇神」的活动。不用多久这一套就不新鲜了。于是工作组组织起学习班，让学生讨论为什么会有无啥可批的想法。讨论的结果是我们的阶级感情不深。他们讲，我们必须加强阶级感情，绝不能姑息阶级敌人。他们让你绞尽脑汁去想出新反革命言论，然后对老师栽赃。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热情。当然，出身好的学生仍然很得意。每一件事都对他们有利。事实上他们做的事都很阴险卑劣。他们梦想的就是天天斗。」
虽然这些出身中间阶层的年轻人满腹不满，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打算造工作组的反。老师和校长的权威已不复存在，但工作组仍然不可侵犯。他们是党的化身，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
七月底，工作组进驻学校一个月后，毛突如其来地发布指示，要求工作组撤出学校[6]。他指责工作组「矛头向下」，目标只对准那些没有权力的对象，其目的是要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毛原则上并不反对由党领导打击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运动。但是他想使运动变一个花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在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7]，毛指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但是，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确切地说，何谓「资本主义道路」呢？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说明。「十六条」提供的运动界限和具体指示是：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南。简而言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是背离毛本人的思想路线，就是「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但那时毛也没有准确地指出哪些是属于他的思想范围。
那么，经历了一九六八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了解了毛泽东思想名下的政策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含义便显得清楚多了。简言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那些在国家发展方面提出不同观点的人，即那些倡导在循规蹈矩的官僚领导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人。这些人的路线从本质上说是要求更多地依靠「专家」，即依靠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毛泽东则干脆把这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视作一丘之貉。
两种发展方针的论争被毛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点可以非常明显地透过文革前后的教育政策方面的冲突看出来。「资产阶级路线」强调培养「专才」，因而使得以前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得益不少。毛的「革命路线」则重在「红」，文革后落实这一路线的结果是使教育有利于「红五类」[8]。
为了争取「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毛准备对政治体制做大手术。他声称，党政各层都渗进了「走资派」和「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需要「群众」的支持。而且，他准备让青年一代尝尝革命造反的滋味。这一代人一直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从未经历过革命。现在毛要让青年一代在大动乱中充当他的先锋队。
对毛的打算以及目标所指，我们今天已经有所认识。但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些是不清楚的。当时包裹着革命陈腔滥调的言词含糊不清。例如，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谁能知它便是江青所标榜十年之久的那种文化？实际上，一旦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信条，再抠概念便没有必要了。
事实上，传达到学生的指示往往含糊其词，以致他们完全可以按自己的需要，用各种方式加以解释。文革的混乱有时便是由此而生。每个学生组织都摘取不同的革命词句，声称自己有毛的支持。出身好的青年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牛鬼蛇神」，即过去的资产阶级身上。相反，他们不愿触及（有时甚至维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那些现政权的代表。与此相反，文革十六条公布后，本来就不像红五类那样紧密认同现政权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则把主要斗争目标理解为「当权派」。在学校里，当权派就是指党的书记和其他党员，但是毛对两个解释都不批评，二者都合乎他的布置。
出身一般的被访者，把十六条中的第四条奉为信条，并非偶然，因第四条列的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这部分学生感到，他们完全可以像干部子弟经常标榜的一样，把自己视作「群众」。当毛命令工作组撤离学校时，一些非红五类学生以为，毛这是要让他们放手大做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了。
但是，他们的期望很快便破灭了。工作组的支持已使红五类占据了优势，他们仍然控制着学校。这种权力移交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接见首都红五类学生参加的大会上就已经戏剧性地确立了。在此之前，北京几所精英学校的红五类学生已汇聚在一个新的只接纳红五类学生的组织：「红卫兵」旗下。毛自己则在八·一八大会上对红卫兵做了肯定，并表示对红卫兵成立的祝贺。于是，一夜之间，类似的红卫兵组织在广州迅即出现，并取代了业已丧失生命力的共青团。
干部子弟为头目的红卫兵组织，拒绝吸收出身中间阶层的青年，并只勉强允许一些工农子弟加入其行列。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一方面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则企盼被毛赞赏的红卫兵组织有一天能接纳自己。他们附和着这些新红卫兵组织，并由他们认可，成立了所谓「红卫兵外围」组织。即使如此，这一名称亦表明，真正的带头人仍是那些出身好的学生。那些出身中间阶层的人希望通过积极表现被提升为具有特权的红卫兵。这表明他们仍然渴望得到官方的承认。
虽然一些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却觉得事情的新变化使人无法接受。有几个胆大的同学（真是非同小可的胆大）成立了与红卫兵对立的组织。他们坚决主张，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炮轰学校党委，而不仅仅是打倒「牛鬼蛇神」。这些被称为「少数派」的人，遭到红卫兵的猛烈攻击。张和邓当时都是他们所在学校少数派组织的创建者。如同以前对团组织不恭一样，他们现在对红卫兵也不肯俯首帖耳。邓刻薄地称那些加入「红外围」的人，是自甘卑贱做「二等公民」。
红卫兵刚一诞生，破四旧运动便开始了。在这场横扫「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中，学生们在红卫兵的领导下杀向社会，对反动阶级的人进行抄家，翻箱倒柜，搬走家具、书籍和其他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个人财产。他们还辱骂成分不好的居民。其中的狂热分子主要是那些红五类学生。热中于喧染阶级斗争。出身中间阶层的采访对象称，他们是迫于积极表现的压力而随波逐流的。改衔名、砸寺庙、污辱那些胆战心惊的黑五类固然使人很刺激，但把象征「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花瓶、书籍、漂亮家具和字画等砸碎、烧毁，也使他们迷惑不解和忧心忡忡。他们家里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扫四旧运动，使他们自己家庭变为有问题的对象。
干部子弟大肆宣扬「血统论」，使他们越发不安。首先提出「血统论」的是北京一名高干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当时血统论的信条被以下这幅对联所简括——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
以前无论怎样解释红色阶级所称的「革命本质」，争论总是以父母辈的社会影响为基点。新的血统论则将「革命本质」变为死硬的概念。它排除了可以用政治积极性和态度正确来获得「革命本质」的可能性。现在只有血管里流着「红色的血」的人，才被认可为革命。于是乎，干部子弟在社会上划出一条清楚而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边是红色阶级，另一边是其他社会集团。他们期望减少社会中能享有特权的人数，更重要的是，将主要敌手成就显赫的专家子弟排挤掉。干部子弟为进一步减少特权者数目，甚至将那些自认为同样享有特权的工农子弟也排斥在外。其作法便是将他们驱赶到革命阶级的最底层。总而言之，他们企图按世袭原则建立类似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结构。用韦伯（Weber）的话来说，他们想自封具有「世袭的克里斯玛（hereditary charisma）」[9]。
于是，他们坚持要重新审查每个学生的家庭出身，以保证在新的社会等级中每个人都有其相应的位置。在所谓「查三代」中，出身好的学生到他们同学家长的工作单位去调查档案，就是一些工农子弟也在干部子弟的逼迫下，去证实自己家庭背景的正统和清白。很多学生于是第一次真正知道自己的祖父祖母在很久以前解放做了些什么，这种「血统论」崇拜，假定一个人对国家的情感是生理遗传决定的血统论后来成为辩护暴力行动的理由之一。施暴的干部子弟骄傲地称为「红色恐怖」。出身不好的「牛鬼蛇神」教师受到了越来越残忍的虐待。在一些学校，有时一小批出身好的学生被选去看守「牛棚」。在此情况下，教师所受到的虐待多少被控制着。在其他学校，状况则糟得令人发指。只要你出身好，就可以对「牛鬼蛇神」为所欲为。张描述他的学校教师所遭受的惩罚时说：「他们在老师的脸上涂油漆，然后让他们背着大石头围着操场转。只要学生一敲锣，老师就被迫嘟囔：『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接着就是一顿毒打」。
这种暴行背后的情绪性动因是什么呢？一位就读于贵族式的重点学校（一所很强调学习成绩的学校）的采访对象就此做了一番解释，他的说法有助于了解这种动因。
「出身好的学生学习成绩不佳，他们总感到老师对他们有压力……。他们让老师背诵毛主席语录：『语录第某页，某条！』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条语录是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一顿拳打脚踢。接着又是一通吼叫：『背！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语录？』——一顿鞭打——还背不下来？好了，又是一阵痛打。老师辩解说：『我怎么能全部背下来呢？』『那你以前为什么强迫我们背书？』结果老师只得说：『我错了，我错了。』『哈哈，错？』于是还得挨一阵痛打。」
出身不好的学生大多学习成绩优异，出身好的学生对他们一向妒忌。现在他们有「自来红」优势，便可据此报复。他们强迫出身不好的同学不断地做自我交代和声讨自己的父母，他们还不时打这些学生。我的来访对象中有三个人遭受过这种侮辱，其中一个是出身中间阶层家庭。她的头发被剃掉一半，成了标志政治惩罚的「阴阳头」。十年后，每当回想此事，她仍然忍不住抹泪。
学校越有名，红色恐怖的暴力就越甚，因这些学校集中了大量的高干子弟。根据血统论的逻辑，高干子弟必须表现出自己是出身好的学生中的最革命者。这种态度必须通过他们的强烈阶级仇恨来表现。而且倚仗父母的优越地位和权力，他们对施暴的任何后果更毫无顾忌。
以下是一所学校里发生的这种极端化情景：
「血统派横行的时期非常可怕。在一个初中三年级的班上，工农子弟坐前边，职员出身的学生坐在后排。最前面的一些桌子被堆起来，像一座金字塔。最高一层坐着其父母官级最高的一个学生，其他干部子弟则依父母官位级别，依次而降。他们在出身不好的学生前面烧起一堆火，火光映出了他们柔弱的身影。打！打！干部子弟轮番下来用皮带抽他们。有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听得尿湿了裤子。你想想，裤子都湿了，可见毒打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男生女生都一样挨打，鬼哭狼嚎的声音，简直是惨不忍睹。」
这样的事比较罕见。广州的红色恐怖比起北京来要温和一些。北京集中了大量干部子弟，在打击反动阶级家庭期间，将人殴打致死屡见不鲜，以致最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下达决议制止屠戮[10]。
十年以后，在香港，一位革命干部出身的采访对象为他参与红色恐怖辩护道：
「我不认为血统论整体都应抛弃。那些最反对血统论的人，甚至都不受他们自己的红旗派的欢迎（红旗派基本上是由一些出身中间阶层学生组成。后来这个组织变得很庞大）。这些人卑琐，平庸，十分自私，我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他们就只有一张嘴会讲… …无可否认因我不是被攻击目标，我没有感受过血统论的压力。当然，被血统论当作攻击目标的人深有体会——事实上，无论是处在攻击者还是牺牲者地位，都不是个人决定的事情。这是来自上面的精神……好多年以来，党就一直在使用血统论，只不过以前不太显眼罢了。……」
他的辩护开始以「阶级」偏见为根据，末了则把责任推卸给社会制度。极端主义的根本似乎在于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社会化原则：摩尼教式（Manichean）的世界观，无产阶级道德统治崇拜，阶级感情高于一切人类感情和绝不能对敌人抱有同情心的教育，铺天盖地充满火药味的标语口号，不断强调红色阶级中的最红者天生比其他人更革命，强调要以献身来考验等等。当毛警告说「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正在「复辟资本主义」时，保卫红色江山，同时保卫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自然而然地使他们竞相表现为对以前剥削阶级，也即「阶级敌人」的仇恨。
几乎所有的青年人，无论其阶级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抱有偏狭信念和具有权威主义的倾向。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在表现他们献身革命的热忱时，也同样对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更低下一等的人施虐。而且无论是从感情还是从理智都认为自己是正当的。但他们中很多人都深受红色恐怖之害。虽然他们一般都幸免于皮肉之苦，但大多数还是难逃这样那样的侮辱。但是，如我们所提到的，只有极少数胆大的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敢反对血统论，或反抗红色恐怖。需要说明的是，并非仅是惧怕红五类红卫兵的报复，实际上更多地是看不出有什么正当理由反对干部子弟的地位上升，因为连毛本人也对这些人表示了支持。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对国家的阶级路线方针本身还表示过怀疑，为了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他们感到必须支持党的所有教义。
几个月后，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他们看到了对血统论的公开驳斥。一份北京红卫兵小报上首次出现了一篇宣言。这篇文章把血统论称为「新种族主义制度」[11]，这个比喻并不过分。一些出身好的学生刚提议，应当把出身不好的人与出身好的隔开来，就像种族隔离一样。北京一所高中的学生甚至提出要用南非种族隔离的方法。比如，不让他们享受城市的大多数服务，并把他们从首都赶到到农村去[12]。
一九九六年初秋，血统论和干部子弟支配学生领导层的状况，突然受到毛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的否定。但毛并未对阶级路线本身进行否定，他只想看到文革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他当然不能指望干部孩子们能担当此任务。当时毛在党领导层的追随者开始宣称，衡量真正革命积极的准绳，是「个人政治表现」，而非「自来红」。所有想「保卫毛主席」的学生，不论其出身背景如何，都有权利和义务去保卫毛主席。
解放的积极性（第二阶段）
出身好的学生们成立了新的红卫兵组织，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则形成了「少数派」。两者都在按自己的想法为政治积极性重新下定义。但是，对于出身不好的学生来说，独立活动的自由基本已被剥夺了。由于被限制在校内，并受到「红色恐怖的威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现在的境遇比过去受团员的监督更令人窒息。
一九六六年秋天，「大串连」开始了。学生被允许到全国各地去「交流革命经验」。所有组织都暂时停止了活动，学生们纷纷走出校园，走向全国各地。有些人去北京，想亲眼看一看他们所热爱的毛；有些人去瞻仰革命圣地：还有些人徒步行走数千里，甚至上万里，透过重走「长征路」来锻炼自己。串连旅行之令人兴奋，并不主要因为他们是去革命圣地朝谨或见敬爱的毛主席本人。更主要的是，他们将过去数月的紧张和制度化的同辈群体束缚抛诸脑后，他们由此感到轻松畅快。他们开始交流友情，交流他们过去在学校里从不敢表达的感受。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表现政治积极性时，不感到另含有个人目的的负罪感。
一九六六年底，他们重回学校后，许多原先参加「红外围」的人纷纷退出红五类的红卫兵组织，转而参加了张和邓建立的那类以前受围攻的「少数派」组织。最新的文革指示已肯定了少数派过去的立场：运动的矛头应主要是打倒「走资派」。这些膨胀的组织逐渐合并为「造反派红卫兵」。最初的红五类红卫兵组织，则变成人们所称的「保守派红卫兵」或「保皇派」。
无论你是否参加红卫兵，无论参加哪一派都变成了一种完全志愿的行动，现在已没必要炫耀自己的积极性，以获得制度化的赞许。因为所有制度化的组织都垮掉了。这正是许多遭受挫败的青年们一直等待的时刻：一场可以在其中表现自己的积极性的真正「革命」。
在中学生中，阶级背景成了划分派别的可靠依据。绝大多数干部子弟组成一派，中间阶层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组成另派。黑五类的子弟基本上龟缩在家。离政治漩涡越远，他们越感到安全。
作为一个群体，工农子弟的立场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是社会中受宠的革命者阶级，但同时，他们又受到干部子弟的蔑视。从经济上讲，他们既不如干部子弟，也不如出身中间阶层的子弟。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因为学习成绩平平，在班里也不大受人尊重。工农子弟们几乎对等地分开在两派之间，他们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个人境遇。比如，据采访对象看来，工农子弟中那些学习成绩不亚于出身中间阶层或出身不好者的人，便对这两种人抱有较少敌对情绪，因而很少强调阶级阵线问题。这些人也就更经常倾向于脱离保皇派。
在工人居住区内的一些初中学校，文革前的分裂基本上是少数积极分子为一方，大多数非积极分子为另一方。在文革初期，少数出身好的积极分子处于支配地位。但到了一九六六年的秋天，大多数人乘机加入了造反派，与积极分子们相对抗。
与此同时，如表1所列，倒向保皇派的中间阶层出身的学生很少。因而，保皇派的阶级队伍相对来说较「纯洁」。相反，造反派内部夹杂着各种阶级背景的人。于是乎造反派被指为藏污纳垢，阶级队伍不纯，是「右派翻天」、「阶级敌人报复」。为了避免受到攻击，造反派也往往不欢迎出身不好的人加入，并很少让这类人占据重要位置。经常的情况是，为了提高其组织的威信，他们推出一些出身好的人做形式上的头头，而实际上起领导作用的则是属于次等地位的中间阶层出身的学生。即便如此，造反派头头中来自中间阶层出身的仍占相当高的比例[13]。
总的来说，每一派中都有为数不多的中坚分子作核心。大多数人则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随风倒向得势的一方。人数变动之大尤为见于造反派红卫兵。这并非大批人在造反派失势时倒向对立派，而是因为造反派地位一向不稳固，以及其支持者的阶级成分较少政治保障，使得大批人在境况不妙之时溜之大吉了。
在将近两年内，这两个对立的主要派别为了一些很细小的事情相互攻讦。这些争论从外看来，显得几乎都是无原则的。
造反派会利用任何事端攻击掌权者：即那些在各级党和行政岗位上的当权派。保皇派则似乎倾向于保护党的领导干部，但却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同一些组织职务较低的其他干部[14]。
表1：文革期间广州中学红卫兵的派别隶属表
| 阶级出身 | 学生人数 | 造反派
红卫兵% | 保皇派
红卫兵% | 逍遥派
红卫兵% |
| 革命干部 | 285 | 19% |
73% | 8% |
| 工人阶级 | 537 | 34% |
40% | 26% |
| 中间阶层知识分子 | 664 | 61% |
7% | 32% |
| 中间阶层非知识分子 | 302 | 40% |
10% | 50% |
| 反动阶级 | 399 | 36% |
4% | 60% |
资料根据对50个班级的学生的访谈，见Anita Chan , Stanley Rosen和Jonathan Ungar,
「Students and Class Wanfare : The Social Roof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s in Canton」, China Quarterly, 83 (September 1980), 440. |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使青年人分裂成对立两派的原因，事实上并不是这种相互争论反对的政治内容。群体之间在文革前即已存在着根本「矛盾」，只不过这种矛盾冲突现在表显为攻击具体人物，和对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你争我斗罢了。如果不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将滑入中国官方和毛的说法：即认为是无原则的宗派主义导致红卫兵阵营分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还将做更具体的讨论。因为它牵涉到造反派红卫兵与毛最终背道而驰的根源。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些采访对象多年后叙述起他们当年红卫兵经历时，仍然不愿承认他们抗争的动力其实有集团或个人私利的成分。理由之一是：很多红卫兵要尽力证明自己与文革前学校中竞争积极分子不同，他们的行为全无一丝个人私欲。当文革恶性化为两派间武斗后，青年人甚至欢迎将冲突升级，因为武斗可给他们革命献身的精神有用武之地。武斗为他们提供了效仿革命先烈和革命战争革雄的机会，而不需要遵循雷锋或「建设社会主义英雄」式的俯首帖耳和陈腔滥调的模式。
如前所述，献身革命的最终形式就是像小说中描绘的戏剧化牺牲。在遇到这种机会时，一些仅十几岁的孩子在最后的考验面前并不畏缩，英雄般地视死如归，正是他们心力交瘁地想证实自己真积极的最伟大方式。我们可从一位在桂林作为造反派参加过武斗的访谈对象对其经历的追述中了解到这种活动的景象。桂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那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位访谈对象的叙述形象地描绘出一些学生对死亡所采取的狂热和浪漫态度。
「我和我的朋友们把我们的生命比作一盒火柴。如果你一根根地划，那么它们只发出很小的火光。如你一下把整盒火柴点燃，尽管还是那么些火柴，发出的却是大而耀眼的火光。我们觉得英雄的死，就好像点燃一整盒火柴。所以我们想，如果我们能为一件伟大事业而死，那么死亡就会变成一件幸事我们谈到过死。那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到老死的一天，一旦回首往事，我们不会为虚度生命而后悔。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就是死也值得。最好是不要因病而逝。最好的方式是冲锋陷阵，在战场上牺牲，为大事业，值得的事而死……这就是在文革期间，为什么很多人对死毫无顾忌的原因。他们认为再没有比在文革中去死更合适的机会了。我自己这么想，我的朋友们也这么想。现在来谈此事，会觉得当时将死看得如此轻率，简直是疯了。但在文革时，我们认为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那时我们为没赶上参加过去的革命而遗憾，如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等伟大时刻。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凡庸俗了。是的，我们被说成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但这在我们心中不能激起像那些伟大时代一样的向往。文革武斗一开始，一些青年人大谈英勇就义的原因即在此。我认识的一些人，被农村的民兵围困在一个山洞里。在被包围和饥饿的情况下，他们每天唱歌，唱「心中想念毛泽东」之类的歌。民兵叫他们出来投降，他们坚决拒绝出洞。最后，他们都饿死在里面——有几十个人呵！」
当然，只有最浪漫虔诚者做好此种死法的心理准备。如前所述，大多数人则在觉大难临头时及时抽身而去。虽然对他们来说，文革前积极分子的行为似乎既微不足道，又无价值意义，但现在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用如此极端的行为去证明自己是真积极。
造反派的信条
年仅十来岁的造反派挥舞着「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标语，视它为毛给他们最珍贵礼物，然而他们独立思考能力的成熟仍有待时日。在整个文革时期，他们都从毛、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红卫兵最高司令部那里寻求指导和精神上的支持。他们经常是在北京已有先例，或者某位中央领导已出面表示态度以后才采取相应行动，他们的思维模式局限在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框框内。毛的思想已被抬高成了宗教教条。除此之外，政治压力也迫使他们必须挥动「小红书」，以对付对立派的攻击，并迫使他们摘取那些适于自己的毛语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其结果是批驳对方和反批驳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混战不已。使用毛语录、谈话、口号有时依照原意，有时则断章取义，甚至故意肢解其意以供己用。造反派领导仅造顶头上司的反，但从不质疑党的基本原则。
然而，随着文革武斗持续，局势日益迫使他们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明确建立起自己的立场。每一次面对危难，他们都必须自己做出决断。尤其是中央傳來的指示经常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15]，因中央文革组内部也有分歧[16]。下达的指示十分含混，且来自许多不同的高层领导人。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统一，青年们不得不自己去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
可以说这是青年人前所未有的在不受约束的气氛下自由交流思想，相互诉说自己的想法，用不着担心有人向团支部打小报告。像张和邓这样的人，以前总感觉自己是孤独的，这时却交上许多亲密的朋友。他们彻夜讨论政治局势和策略；在红卫兵的小报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红卫兵组织的频繁会议上发言、辩论。由于形势所迫，他们越来越有意无意地把毛泽东思想套入自己的思维，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它作为自己的主导。
在形成和管理他们自发建立的红卫兵组织时，他们发现了一种与亦自称民主的共青团截然不同的组织民主。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十六条中提到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制度和群众组织结构，使他们茅塞顿开。当回头来经营自己组织时，他们便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一位访谈对象回述，当时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产生完全不须权威的认可。
「领导候选人是由大家辩论时产生的。如果你同意某人的某种观点，那你就等于同意他做头头……如果他没有什么观点的话，你自然而然转去听其他人的。造反派的头头都得小心谨慎不要冒犯群众。即使群众是错的，他也不得不稍微表示赞成。如果激起群众不满，他就得靠边站。这种事很微妙，其实群众拥有最高权力……如果获得群众支持，你就畅行无阻：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你就会被孤立，你就是一个笨蛋。」
这种观念很快便推广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上。当他们已从一般的工作单位到省市级，甚至中央委员会的最高层，打倒了一个个的「走资派」，揭露了官方体制中的「政治污秽」，他们于是乎觉得为何不能用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运用到更高层次上去呢？以上那位的访谈对象继续说：
「我那时就有这种幻想。我认为那些大人物就应该像选群众组织的头头那样选出来。也就是说，只要群众对他们不满，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当官的一般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一辈子。但是如果群众有权撤他们的职，他们也就不敢多做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唉！最终我才明白一个国家需要民主的意义了。这就是了！」
当全国各城市的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时，这种认识正好给「夺权」运动火上浇油。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传开后，群情振奋。一九六七年初，少数造反派开始试图完全重组中国的政治结构，如果这一要求得以实施，那便意味着过去一元化的党组织要瓦解了。
摆脱毛主义框架
一些造反派开始相信，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中，已出现了一个由革干子弟家庭组成的新生特权精英：「红色资本家」和「新生的资产阶级」[17]阶层。一九六七年秋天，一份最著名的由一个湖南的中学生起草的造反派红卫兵宣言——《中国向何处去》[18]对这个观点做了最详尽的阐述。尽管这种新观点很快就被看作是「极左思潮」而遭到北京中央领导的批判，但它在造反派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过去人们只习惯于以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反共势力与革命的毛主义阵营这样两个极端对立来思考。现在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年轻学生过去所学的思想范式，可说是一种威胁性的挑战。
在一份列举了二十种官僚主义行为的文件中[19]，毛暗示他对党内官僚主义的关注。但意识到官僚主义存在，并不等于确认在社会中已经滋生出一个特权「新阶级」。毛并不打算彻底改变列宁主义式的控制体制，只是用频繁的整治运动来不断冲击这个政治官僚体制，力度也日益加剧，其中规模最大的则属文化大革命。由「95%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句毛所喜欢一说再说的话，可间接看出他否认有一个享有特权的「新阶级」的存在。
在文革一片混乱中，造反派红卫兵没时间去揣摩毛的立场。在误读那些玩弄词藻的政治口号时，他们也忽视了毛和造反派之间不断加深的分歧。事实上，一九六七年一月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毛就反对说：如果把一切都变成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党，必须有一个核心[20]。与此相反，毛指示要在「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所谓三结合是指：军人、过去的干部和各种新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联盟。这一指示暗示着组织结构只做微小变化，亦意味着一些老干部将复职，旧有秩序将逐步恢复。毛实际上在暗示，他希望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一统政治结构继续存在。
尽管我的访谈对象们一直对巴黎公社式的组织结构表示称道，但他们对如何建立那种类型政府的具体手段却不甚了了。他们既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长期计划。事实上，「夺权」以后（有时不过是夺得一个官印），造反派连行使行政机关正常运转都感到吃力。经常被搞得措手不及。
一九六七年二月以前，军队已开始进驻学校迫使学生们「复课闹革命」，并听从「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造反派被暂时镇压了下去。然而文革领导者担心发生右倾回潮，于是在四月又将军队撤了回去[21]。但在最后，为了结束文革还是再次动用了军队，而毛也再次开了革委会这张药方。
在对待阶级路线的态度上，年轻造反派的想法与毛亦不相同。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三月，也就是军队暂时进驻学校的那段时间，阶级路线复活了。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份简短文件中提倡恢复阶级路线：
「应当在运动中重建、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应该主要由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军人、革命干部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组成。但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只要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并且政治思想表现一贯较好，也可以加入红卫兵
[22]。」
这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意味着重新提出阶级路线，同时也意味着要以共青团的原则重建红卫兵。那些自治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将被解散，而出身好的红卫兵则被统一地管起来。对于造反派红卫兵，尤其是那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又回到了一九六六年春末工作组掌管学校的时期。一九六七年二月，进驻学校的军人——把保皇派集合在其周围。造反派们，尤其是他们的头头，受到了批判。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甚至被抓了起来。面对逆境的造反派很慎重，不公开表示他们对「阶级路线」的不满。
以上两点得出逻辑结论引至造反派与毛的观点的第三个不同之处，毛不承认在中国的学生间存在使他们分成对立的两派的根本性的主要矛盾。因而，在一九六七年秋天，当毛想结束这场动乱的时候，他发表指示称：「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没有理由在工人阶级内部分成对立的两派。」[23]
在这条指示的压力下，两派再次被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红卫兵组织。继续冲突则被指为「无原则的宗派主义」。但正如我们早已看到的，两派之间的分歧并非仅仅是「宗派」争吵。除了与生死攸关的具体争论外，分派状况直接反映出班级内在文革前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文革早期越发加剧的与阶级路线有关的紧张已反映在各派的成员组成上。只要这种潜在的矛盾无法和解，两派就不可能握手言和。另外，也不可指望出身中间阶层的造反派会乖乖地接受类似一九六六年夏天时的那种屈辱地位。
当时有一派人被称为「紧跟派」。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在追随潮流，而不管它是什么？他们继续奉行毛的教导，从不表现出丝毫怀疑。另外还有一种「务实派」，这种人看到形势不妙，便屈服于强暴。但也有一些「极左分子」，明知道失败不可避免，却仍然顽抗到底。按照以下这位访谈对象的描述，他们当时是被无可抑制的理想主义所推动着：
「我们的思想还很模糊时，中央
[24]在十六条中号召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当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关键问题时，中央却又突然不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总得服从中央呀！放弃这一条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整个群众运动，我们也许能做到。但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所谓革命实践之后，它已深深地在我们思想中扎了根，这时突然让我们改变方向。我们实在做不到。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些反动，竟然不想听从中央的指挥。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只是期望中央像以前那样，按合乎我们的理想、抱负和要求的方向指导我们。」
幻灭逐渐地、痛苦地袭向那些投身革命的造反派。如同以上那位访谈对象所说的，他们用「反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非正统思想。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与毛不一致便是「反动」。甚至到一九六七年秋天以后，他们仍不肯正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由毛做出的事实，而情愿相信毛只不过是迫于形势的压力而做出一定的妥协。他们急须拼命用这种幻想来鼓舞自己日益低落的士气。
一九六七年底，军队再次进驻学校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沮丧、愤怒、痛苦、困惑和焦虑。在军管会的领导下，两派的代表和复职的学校领导坐在谈判桌前，协商建立革命委员会。其余的学生则被迫天天开会「斗私批修」。很多人仍然不回校上课。从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有几个访谈对象仍然在全国各地串连。其他在校的人则以玩世不恭的消极态度服从命令，用抽烟、酗酒来表示反抗，而所有这些行为在文革前都会被他们自己斥之为「堕落」。那位亲眼目睹过数次红卫兵血腥冲突的来自桂林的访谈对象，回忆起当时由于失落、幻灭和压制而生的精神伤害感时说：
「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在偷东西和砸东西。一些人见玻璃窗便扔石头，然后拔腿便溜。他们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与失望。有一次，我们看见一只狗，就围上去狠揍了牠一顿。真是愚蠢之至。我们故意在冬天跳入冰冷的河水游泳，全身都冻僵了，上岸穿衣时，那种僵冷的感觉使我们感到舒服多了！我们自己不知为何做这种蠢事。我们简直发疯了。觉得自已全变了。我们常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唉！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想借机发泄一下，但又发泄不出。我们感到自己丧失了一切，丧失了以往的期望和为人类服务的热情。一切都显得那么虚伪。那时侯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觉，就因为这个，后来去农村插队时，我就再也不愿多说话了。我觉得自己恨所有的人。即使他们对我不错，我也觉得他们讨厌，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虽然一九六七年秋天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保皇派已占上风，但局势仍不稳定。一九六八年夏天，两派之间又暴发了武装冲突，这是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镇压终于到来，军队卷入，造反派头头被捕。毛派来接管教育机构的工宣队迫使两派停火。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其目的在于制止文革造成的混乱[25]。学生们被迫相互揭发，批判那些由军队选定的运动对象。争当「积极分子」的压力不仅再次复活，而且后果比以前严重。现在，揭发一个同学很容易导致他坐牢。意志薄弱者为了保住自己朝上爬，便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出身不好而又敢造反的人首先被揪出来接受群众批判。「牛鬼蛇神」即出身成分不好的老师再次遭到当众侮辱[26]。文革的结局彷佛如同文革的初始。
一九六八年秋，学生开始被分配工作。这次分配对造反派是又一次打击。在决定他们前途之时，阶级路线起了决定作用。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都将被送到农村去，但相当比例的干部子弟却能参军或留在城里[27]。我所有的访谈对象（其中包括一名出身革干家庭）[28]都不得不上山下乡。把这些年轻人一锅端地送到农村去，既可以缓解城市的失业问题，又可将他们分散各地，从而将红卫兵组织网斩断。与欧下乡时不一样的是，许多以前的造反派把上山下乡看作是惩罚，是用一种变相的方式把他们清除掉。
由于我的访谈对象大多是聪明能干、做事有干劲出身中间阶层背景的学生，而且他们就读的学校也属于上等之列，因此他们之中出现了不少非常积极的造反派。在十四个访谈对象中，有一半成了造反派，而所有这七个人都成了大大小小头头。其中三人在广州市造反派中还相当知名。特别是邓和张二人，分别是广州市中学红卫兵联合阵线的一、二把手。
我的访谈对象中有四个属于保皇派。欧和白是其中两个：第三个是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第四个虽出身于中间阶层，但其父在单位的职务较高，享有高薪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此人与干部子弟相处一向甚好。当红色恐怖横扫他的学校时，干部子弟保护了他。此人的学校属于工流学校，在郊区，远离运动中心，又没有太多的干部子弟，在文革期间不是「积极」学校。因此，尽管他是保皇派，却没有认真参与运动。何况他之所以参加保皇派，是跟随朋友们参加的，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寻「开心」。法律和秩序不复存在，倒使得他可以经常与干部子弟的朋友一起，驾着偷来的吉普车四处兜风。但是，有时他也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赞同造反派的作法而卷入与自己一派的争论。
有三个访谈对象是「逍遥派」，也就是说，他们不参加任何一派。但这三个人都是造反派的同情者。其中有一个人的父亲是资本家，还有一个出身于右派家庭。因而这两个人一直是被打击对象。一旦得到躲入平静生活的机会，他们便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政治漩涡。第三个出身于中间阶层。尽管他在学校里是造反派的正式成员，但他严肃、沈稳、谦逊，从不争出风头。
文革开始后，他在背后不惹人注目。他对红色恐怖，扫四旧，以及后来的派战很反感。这种反感坚定了他置身圈外的决心。他记得自己曾对好友谈过对红卫兵的狂热带有法西斯倾向觉得震惊。但他仍然保持着对政治的关心。在文革末期，当绝大多数造反派都深怀不满时，他渴望的却是去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离开中国后，他仍然认真地提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坚持过「无产阶级」的简朴生活和自我的严格要求。这种人在我见过的人中为数不多。
文革时代
◎张的故事：反叛积极分子
在文革动乱时期，对积极分子的要求已完全不同于社会稳定时期。文革前那些全心全意仿效雷锋而入团较早的人，因为服从领导，严格遵守纪律，尽心尽力地执行上面颁布的政策，不主张独立思考而受到奖励。但在文革中，年轻人的优点则取决于截然不同的品质：敢于反抗权威，敢于打破常规戒律，敢于特立独行：当经常含糊其词的伟大舵手毛传来指示时，敢在别人摸不着头脑之际，独立果敢地迅速做出决定。
七个被公认为造反派头头的访谈对象，没有一个是共青团员，这不完全是巧合。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因为不够顺从，没被吸收入团。至于张和邓之所以成了造反派的积极分子。而欧和白成为积极的保皇派，则主要是由他们各自的个性和不同的社会地位造成的。
前面关于造反派红卫兵思想发展过程的叙述与张的情况完全吻合。最初他和她的同辈人一样，对文革一无所知。但至少在回顾往事时，他觉得当时他对文革的爆发是有心理准备的，他觉得自己甚至有些在等待事件发生：
「在那段时间里（指文革前夕），大批带有影射性味道的文章发表出现。我紧张地读着。我感到自己在等待一场风暴的来临，尽管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想这场风暴的到来，也许能使我从压抑和无从表现自己的状态中解脱。一场动荡将会导致一种与我所习惯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局面。我生性激烈，因此我感到会与动荡的形势相合拍。我开始和同学们谈论不断升级的运动。但他们没有我那种热情。我心中却充满希望，总是想着：它要来了，要来了。」
文革初期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广州一些大学闹起来的消息传到了他所在的学校，持续两年的动乱开始了。
「我们学校的人都激动起来了。他们开始计算有多少大学已经造反。接着便开始指责我们学校伙食太差等等。滑稽的是他们以前可从来没抱怨过。哈哈！接着他们又将矛头转向校长，说校长弱不禁风，从来不参加劳动。我们下地干活，他却打着伞站在一旁。实际上从前我们很少谈起校长。『喂！咱们现在骂他一场吧！』我们就开始在桌椅上狂敲乱砸：『咱们写大字报去！』我们就一起冲出了教室。到了外边我们才发觉，别的班的同学也同时冲出来了，整个学校灯火通明，原来是高干子弟已经造反了。那一夜间，我们写了足有上万张的大字报……第二天早上我们出来时感到高兴极了。学校已经没人管了。老师们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啊！自由了！那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一种突然将多年存在的东西改变的感觉。在香港这个社会里你是体验不到这种感觉的，我整个人都处在自由之中。」
其余的采访对象，没有一个回忆起自己曾有类似张那样强烈的因得到解放而产生的激动。但在动荡的初期，张和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他所追寻的是什么。
不久，工作组进校掌了权。张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工作组重用「自来红」和攻击出身不好的教师很不满。一天他在一家工厂偶然看到了一条抨击「党内走资派」的标语，由此他转而认识到，文革的对象不是「牛鬼蛇神」——老师，而应是工作组所保护的学校党支部。他并不太清楚校党支部有什么错，但这没关系：「他们的问题必须弄清楚。」他起草了一分攻击工作组不「揪走资派」的大字报。然后说服班上另外几个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一起在上边签了名。从这时起他已在扮演领袖角色了。
「那天晚上，学校里所有其他学生都出来攻击我们，简直就像一群暴徒。他们好像着了工作组的魔法，歇斯底里地冲我们大喊大叫，还写了一张有几层楼那么高的大字报说：『反党就是反毛主席』。班里的人都不敢说话了。我立场仍然坚定。我明白，如果不撑住，我们这个战斗队立刻就会瓦解。我回答了他们
[29]提出的所有问题。这时候，谁的态度坚定谁就能当领袖。当然，高干子弟只会站在他们自己一边的。夜里，无论我们去哪儿，他们总跟在后面。真可谓白色恐怖。我感到十分孤独。好在他们总算没揍我。有些最初造反的人日子更难过，别的学校里甚至有几个人自杀了」。
随着八月份十六条的公布和工作组的撤出，张在班里的威望和信誉大大提高了。但不久又重申阶级路线，红卫兵成立了，接着红色恐怖逐步升级，由于有班里多数同学的保护，张才没有成为红色恐怖的牺牲品。但他被内疚和自责所困扰，因为他自己无力阻止这种野蛮行径。
「我开始感到制度有问题。他们对待出身不好的同学的那种原始野蛮使我震惊，但更使我无法理解的是，看起来很理性的社会竟会有这样野蛮的事。而且这种野蛮好像是与我们的社会共生的。」
到此为止，张已经是学生中一个少数派组织的公认领袖了。十月份，血统论被弃后，他的战斗队成员有所增加。接着他被选为班级代表参加校级造反派组织。他谢绝当第一把手，宁愿处在稍次一等的位置，这之后的几个月中，大家又几次推选他做第一把手，但每次都被他推辞了。他讨厌被日常行政事务所拴住，亦不愿为计划和纪律所束缚。作为二把手，作为事实上而非名义上的领袖，他可以享受更多的自由。他做事果断，擅长写大字报和宣言，在危机时刻，生龙活虎，但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组织事务活动的人。
张非常感激毛给他文革这个自我表现的机会。一九六七年初，「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他这样想：
「我对我派得胜抱很大的期望，我认为不用费吹灰之力。我预见到社会将发生一次激烈变革。我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顶点，但我的崇拜与别的学生不一样。在崇拜的同时我也在评价他。我认定他有能力而且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变革。但我理解错了。」
张那时盼望的「巨大变革」仍非结构性转变，巴黎公社仍然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他将变革等同于所有权威的垮台（当然毛不在此列）。而从感情上讲，变革对他来说则是指个人的解放。「夺权开始之后，我便认定那是真正的革命来了。看得出来，不只我自己，周围的人也都发生了变化，就连过去一直低下的人也开始扬眉吐气。」
在前一章，我曾对张的青春期发展与美国激进派学生领袖做过比较。在这里张自己对于与别人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甚于所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透过反叛既存社会的束缚去寻求自我解放及生命的意义[30]。
他还没来得及考虑以革命委员会取代上海人民公社的意义，学校和工厂就已被军管，造反派受到镇压。他的战斗队军心动摇，人数骤减。张在愤怒及失望之余，加入了校外的一个战斗队，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
四月份，周恩来为广州造反派翻了案。造反派的队伍又再次壮大起来，两派间的对抗从个别冲突升级为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张所在学校是最早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几所学校之一。两派都以匕首、长矛、盾牌和盔甲装备，各自占领了校园的一部分。干部和军人子弟挑头的保皇派，虽然武器装备精良。但由于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被打出了校园。张投入了武斗，并狂热地参加所有造反派活动。他为自己文武双全感到自豪。这双重本事正是毛泽东式英雄本色的很好体现。他紧张工作，常常数夜不眠，没完没了地开会，长期坚持体育锻炼，使张显得耐力过人。即使这样，他还是过劳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患下头痛耳鸣症，病魔至今还在折磨他。
参加武斗的只是一部分人。武斗一开始，就有很多以为不值得拿自己生命冒险的人溜回家。张平素对生与死想得很多，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怕死。他一直想透过学习革命先烈的传记，来迫使自己克服对死的恐惧。他还把这一努力当作自我修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曾有意试着让自己进入一种心甘情愿为革命献身的精神状态。就是在文革以后，他仍在不断地检验自己的献身意志。他曾跳入河中，救起了一个落水者。其行为就像是很多关于革命烈士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张这一代青年正是被这些故事长年灌输长大的。
「那个家伙一面下沉一面呼叫，当时没有人想去救他。我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如我去我会被他拖住淹死。因为我不懂得从水里救人。但我又一转念：这是胆小鬼的想法，人不该这样。我恨那些只会站在岸边嚷嚷，不肯下水的人，我受不了。再说，我……我会一辈子因此而感到无地自容。于是我跳下去了。当时决心下得很快，一经决定，我顿时感到很满足。在那一瞬间，我心里充满了勇气。在文革武斗中我曾有过同样的感觉，这可以说是一种正义感。」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天赐良机，它不仅使张可以正当地铤而走险，而且使他可能实现慕之已久的英雄梦想。效仿雷锋的人随时可以把雷锋的美德在日常生活中付诸行动，但效仿历史伟人的人则要等待重大事件的到来才行。成了造反派领袖的张和邓，都认为自己终将像那些传奇式的革命先烈一样，做出一番伟大业绩。他们也在推动着历史车轮。张曾对一场有数千名学生卷入的武斗做过激动的详述。在战斗中，他带领突击队切入敌方的前沿阵地。他读过毛和拿破仑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书，连做梦都想实施这些方略。现在他有了用武之地。我们无法知道在有关广州文革的这段叙述中，他是不是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但这一武斗事件的确使他获得了生命充实的感觉。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红卫兵被命令将偷来的武器还给军队。当时对是否应该投降并接受革委会成立的争论，成了造反派分裂的焦点。张最初认为他的组应站在「极左派」一边。难道他们的奋斗就这样全白费了吗？但他那比较实际的一面又使他意识到，除了举手投降外别无选择。他们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他很勉强地同意代表广州市中学造反派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坐下谈判。在会上，《中国向何处去》受到了批判。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他说：「我一拿起那篇文章，就立刻深受感染。我开始怀疑社会制度。我认识到，的确有一个贵族精英阶级存在着。」
他很清楚，只要他的学校的革委会一成立，他那一派就会完结。未得校方批准他再次起程周游各省。此时此刻，对任何怀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来说，最理智的选择莫过于答应妥协，争取被选进学校的革委会，这样也许能在以后的年月捞到一官半职。相反，如不采取合作态度，那无疑是想政治自杀。形势之险恶，已没有人对抵抗到底会赢得更大的权力抱有幻想。离开广州，就等于声明他不为当权者所能收买下来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张回广东时，中央的立场又变得暧昧起来，因而唤起造反派的最后一线希望。此前，报章上连篇累牍地号召在全国建立革命委员会，但那时《人民日报》却时不时地刊登对造反派有利的文章[31]。广州当时流传着谣言说：毛受到了攻击。造反派中的顽固者于是乎联合成统一战线，准备背水一战。他们的人数比起一年前全盛时期已减了不少。张这时成了约有一万之众的中学红卫兵造反联合兵团的副司令（邓是总司令）。
他们不仅与保皇派发生新的冲突，而且还抢了军械库。张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下去：「我的想法是，即使输也要输得光荣，我们不能那么没骨气地去投降。我就是不承认失败。我就是非要坚持到底不可。」如同他们所料，他们被军队打垮了。造反派们不得不第一次在私下里对毛的策略和政治立场表示怀疑。包括邓在内的大多数坚强的造反派头头都被抓了起来。张完全凭运气而得以漏网，派驻学校的军管会领导恰巧同情造反派，就让他主动要求去农村插队落户，因而幸免被捕。张在临下乡之前的一段日子，抽烟酗酒，闲游浪荡，偷鸡摸狗。他用这些他自己过去和朋友们认为是堕落的行为来发泄激情与愤怒，好像要表示政治热情的终了，他甚至认真考虑开始谈恋爱。
◎邓的故事：务实积极分子
与欧和白比较起来，张和邓的性格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例如二者都略具反叛性，都有自发的自我表现欲，都不愿循规蹈矩和在关键时刻畏缩，这些性格使得他们得以跃升到领导者位置。但他们之间也有明显不同之处。张的理想主义色彩较浓。这体现为克制自己「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而邓的质量，根据我个人观察，其朋友们的评价以及他对自己经历的详述来看，不是那种为了理想而愿舍弃一切的人。当然，他有理想，但那是与在文革中驱使他为获取社会威望和地位而奋斗的野心相连的。
像张一样，邓说自己在文革即将开始前已有了心理准备。由于他有「过盛的精力」，且「没有太多世俗考虑」，因而只想紧紧抓住机会，成就一番大事业。与张相似，他在学校的大门上贴了一副大对联，讥讽工作组光吃人民的粮食，不为人民办事应感到羞耻，以后应该努力工作云云。他说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个人对工作组的不满，工作组因他出身不够好而冷落他。
邓从来没遇到过张遭到的那种攻击和逼迫。但随着运动的继续，由于得不到积极参与的权力，他越发感到痛苦。不久干部子弟组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其他人则连扫四旧都不让参加。这时邓怒不可遏了。
「他们（他实际上指的是「我」）都想做点什么事。你想，当时人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政治考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前途的事。一个人怎么能逍遥在外呢？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得做点事儿。情况就像现在一样，找工作是活下去的前提。（访谈时，邓正在失业，他正忙着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想：别的学校到底在做什么呢？于是我和另一个出身比我好一些的同学满城转了一圈。我们去了十几所学校，观察那里的运动。调查回来，我们便决心组织自己的战斗队。」
邓认为他在香港千方百计地找工作，与他当年为争取参加文革的权力而斗争的状况是类似的。他将积极性看得很实在，就是政治资本。他决定在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之外，再在学生中建立一个独立组织，与他的这种观点相吻合。
邓一号召开会成立新战斗队，便得到班里二十多位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热烈响应。在会上他们还讨论该给这个战斗队取什么名字。
「当时每个人都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名字。我站出来说，喂，取这些华丽好听的名字做什么？尽管我们不够加入红卫兵的资格，我们的出身也不差。我们既然是「骑墙」派，我们一样可以起来造反。我们就叫「进取」战斗队吧。这表示我们要争取最优。有些人不同意，于是我说：不要再争了，只要我们取得成就就行了。就这么定了吧。」
就这样，这个组织按邓的意见命了名。于是，连组织的名字也完全是按邓想有所成就的方针定的。由于他是新红卫兵炉灶的发起人，他顺乎情理地成了领导人。他的领导作风很快便表现出来：脚踏实地，有冲力，略有些专横。
战斗队成立后，邓感到有些局促不安，自己除了在政治课上学到的东西外，连毛的著作都没怎么念过。操纵一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便埋头进入书堆。最初只有我和另一个家伙写我们战斗队的传单。他写得比我快三倍。哈哈，我简直不知道究竟在写些什么，但他的论点论据都很好。于是我自己努力写，以便赶上他。」
这种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有本事的需要，为他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张也像邓一样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但他最想得到承认的是他的革命献身精神。
在红色恐怖时期，邓的战斗队的大多数人都弃他而去，只剩下几个铁杆儿分子仍跟着他。为了给自己的挫败感寻找发泄，邓写了一篇题为《骑墙派万岁》的论文，印了几十份向全国寄出去。可当出身好的红卫兵们不准他参加国庆活动时，他还是不由得担心起来，他不能从制度化的积极性规范中超脱。他最关心的就是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积极性的公正机会，以及他的积极性得到承认。
在红色恐怖最甚之时，邓受到些侮辱但没遭到虐待。他对此十分恼怒。但他似乎不是为周围残酷暴行所震怒。事实上，他仍然恪守阶级路线的框框。这一点从命名自己的组织亦可看出。在声称「骑墙派」有权利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时，他同时示意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可靠的，是不应该被肯定的
张与之相反，既不嫉妒出身好的学生，也不蔑视出身不好的学生。他能无视积极分子行为的官方准则，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建立「少数派」组织，他受到了比邓更多的压迫，但这只不过更坚定了他的信念。
邓在起初怎么也掌握不住十六条的主要精神。他唯一理解的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一条。
「那时人们对事情不爱寻根究底。我只是对比较实际的，也是说，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才比较敏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句话挺实际，对吧？你们筹委会（一个由工作组在班级建立，被出身好的学生所把持的委员会）为什么要禁止人们造反呢？这样做对吗？既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什么不依靠我呢？我是群众的一员呀！如果你们这些人不信任群众，那我只有做自己的了。」
他没有看出十六条的要害是指导群众揪出「党内走资派」。直到北京的学生来串连「交流革命经验」，并教给他怎么读懂社论之后，他才和战斗队中的几个成员写出一张痛斥校内走资派的大字报。
他们几个人很快便成了打击对象。每天晚上都有一批批的学生找上门来辩论，大喊大叫。一九六六年秋，校外的政治气候开始变得对那些攻击工作组的人有利了。潮流逐渐转向，邓的「少数派」扩张成了学校的主要造反派组织。这一组织的名义领导职务由一名高干子弟担任，邓在该组织中负责一般事务，但实际上他是真正的领导人。如我们以前所说的，这是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一条普遍策略。
曾使张兴奋无比的「一日风暴」（夺权运动，却全然未引起邓的特别兴趣。当时，他正全力以赴地重组和巩固他那处于发展困难中的战斗队，他对处理日常事务比搞意识形态问题更有兴趣。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提起文革的经历，邓主要谈及的是战略、战术及组织问题，而极少谈起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
武斗一开始，他便自然而然地认为，向暴力转变是两派对立加深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当一个人讲道理赢不了的时候，武力便是最后的手段。军事行动不归他负责，但他也参加过几次械斗。在武斗中，他怕的不是被打死，而是被打成残废。
像张一样，邓对待死的态度并不是在战场上逼出来的，而是被长期灌输后的结果。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脑袋里已充满了对死的各种想法。虽然官方的教诲说，革命英雄面对死亡个个毫无惧色，并因此而赢得荣誉，但他发现自己对死有一种持久的恐惧。他非常想当英雄，但如果牺牲时刻到来之时，自己因双脚不支而失去成为英雄的机会，那可怎么办呢？
上高中时，有一次邓和班里的同学在清明节去革命烈士陵园扫墓。离开时他心情很复杂。这些革命英雄留下的仅仅是几张照片、刻在碑上的名字和经过装饰的坟墓而已。一方面他想获得英雄的荣耀，另一方面他又突然觉得这种荣耀是短暂的，不如趁活着的时候做点更重要的事。
他的牺牲准备也是充满矛盾的。以下是他所谓「抓住一切机会，培养自己的勇气」一个例子。
「在六○年代，有一次刮台风，我奉命送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回家。你想一个男子要我陪送他，可见他有多弱。在路上，有一支电线杆被刮躺在我们前面。我知道因为满地都是雨水，很可能会漏电，就告诉他俩走路时小心，而且自己走到前面。如果触电，我是头一个。这时，有一个人走到了我们前边。接着他触电倒下了。在那一瞬间我想：如果我冲上去救人，就得和他一起死，当这种英雄一点用都没有。我最好别找这个麻烦。哈哈！于是我决定去呼救。人们冲出来帮着把电线杆推开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正好开过来，我们想截住车救伤员，司机不肯停车。我奔到路中，挡住了汽车，汽车停住后我们将那个人抬上车。我觉得自己做得十分恰当。我很聪明，没有跑过去白白地送死。」
在他开始叙述时，我错误地以为这个「培养勇气」的例子，也许是邓要显示如张所述的英雄主义。但实际上不是。当邓面对成为英雄的机会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否去救人的迅速思想斗争表明，他对官方教导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敏感；其二，拦截吉普车，为他摆脱窘境提供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一般情况下，邓总是想在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之间，找到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这种折衷在他锻炼身体、选择事业、仿效英雄以及决定是否拿生命冒险时，均有体现。他一方面想做得正直和保持一定程度的热烈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与此相似，在文革末期，他虽然也强烈地反对革委会成立，但他绝不做坚定的极左分子。他认为那是蛮干。在读《中国向何处去》时，他意识到其中的观点与他对阶级路线的下意识不满相合，可他又认为宣传这种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危险的。他认为，一个人应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妥协，是一种策略。在得知写这篇著名文章的作者已被关进监狱后，他便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作为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造反派头头，他当时被选进了学校的革委会。白天，他被动地应付革委会的各种会议，回家后就去找他的「难兄难弟」喝闷酒，排遣幻灭的痛苦。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他不得不把战略的考虑看得比终极目标更重要。他认为自己必须参加革委会，但这只是为适应最低限度的需求。如果能多投入些革委会活动的话，他也许会得到更有前途的职位，但他不愿意背弃自己的朋友和做违心之事。他欣赏的地位是既能行使权力，但又不被权力所束缚。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渴望褒奖、尊重与地位。但只要他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承认，他便感到足够。
最终他还是无法在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取得平衡。一九六八年，他最后一次恢复造反活动，并和张一起负责组织了中学生造反派联合阵线。邓和别人一样，误以为毛在支持他们。除此之外，邓亦挡不住人们的压力。作为领导者，他认为任何退缩都将背叛他的组织以及组织对他的期望，于是全然不顾失败的危险。邓最终向理想主义表现屈服，在镇压期间他逃脱了，但最后还是被捕回来了。
◎白的故事：纯正积极分子
白对文化大革命的阐释与张邓二人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原因有三：（1）他是个大学生，而且在首都北京上学；（2）他年龄较大，经历较多，因而更成熟；（3）他是一个官方承认的积极分子，社会地位不同于张和邓。
在中学，阶级界线将学生清楚地划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前者攻击现存秩序，后者则对之加以保护。但在白所在的大学[32]，两派的分界没有这样明显。有幸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们都有美好前途，因此，无论什么出身的人都不再像中学生那样，感到他们的机会将受到威胁。他们也就没必要把别的阶级出身的学生当作敌对的竞争对象。
在北京的大学里，保皇派和造反派这两个名称，只是在文革初期一小部分人起来造校党委的反时才有意义。由于地处首都，两派都很快和不同的中央委员挂上了钩，都把「保皇分子这个带有贬义的帽子强加给对立的一派，对自己则称为革命的「造反派」。白所在学校的两派不只都有中央领导成员为靠山，而且两派之间的冲突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相当模糊，以致在一九六七年初互相为死对头的两派竟然靠挂在同一个红卫兵司令部。根据白的记述，他们的争吵往往是既蛮不讲理又无聊[33]。混战的背后也许藏着更深的原因。为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对大学中的派性做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在白看来，他的学校的派别组合完全是宗派势力在作怪。文革末期，他又将这场动乱看作是搞权力斗争的当权者操纵群众的结果。相反，由于其组织与上层权力游战没有直接联系，张和邓那样的广州中学的造反派都没有自己被操纵的感觉，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是独立的和自发的，他们在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大学，文化大革命到来不像在中学那样使学生感到突然。在动乱开始前几个月，大学里就已从理论方面讨论过关于修正主义、教育和物质刺激的问题。但是，当写大字报声讨文艺界「三家村」热爆发时，在炮制官方言说四篇一律式大字报之速度上，与中学没有什么区别。白自己看不起这种形式主义积极性。
「贴大字报是当作任务分配下来的：『喂，这两天不上课了，你们全去写大字报，每人必须交两张。』写完后我们就把它们贴出去了。
问：所有的大字报内容都是一样的吗？
答：差不多一样，全一样。我自己写得很少。
问：但你说过上头要求写。
答：那我就只写了两行字。
问：有人写很多吗？
答：是的。有些人不断的写，然后向党支部汇报：『我已写了十张大字报了！』这些人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我呢？你让我写，我才写。
问：所以这事没什么意义？
答：毫无意义，我根本就不去看，他们只求数量。学校在向中央汇报时，便称：『在批判三家村的过程中，全校总共写了5556张大字报！』事情就是这样，一开始我就明白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为什么早就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的原因。那时我很不满，连谁批这个，谁批那个都有人指定好了。我当时说︰『为什么不摆脱这种控制，由我们自己来批呢？』」
结果他成了第一个越出班级界限，从一个系串到另一个系的人。当他这样做时，「大串连」的说法还没有得到中央的正式支持。但白对形式主义运动的不快，不应混淆理解为他在探索自我表达。白基本没有任何直接反对当局和现行制度的倾向，也没有任何自我独立的渴望。在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阶段，他曾热情参与整教授们的「修正主义材料」，对小事上网上线。这些做法完全与中学生的所做所为一样。但与此同时他亦意识到其中的矛盾：
「我们觉得必须服从大趋势，与中央的批判态度保持一致。因为必须跟上形势，尽管系主任没有什么错，我们还是谴责他反对毛泽东思想。赶潮流很重要，我认为赶潮流是对的。但我极少写大字报，为什么呢？因为从心里觉得这样做不大对。」
由此可见，他的「党性」和对权威的服从，压过他的理智和个人的是非观。白一次次地谈到「赶潮流」、「跟形势」、「卷入潮流」。他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说便是尽最大努力遵守和执行当局的指示。如果他对某事表示反对，一般说来，那是因为他认为其他人没有很好地贯彻那些指示。
白对造反派反权威的厌烦，可从他描述自己如何在校内保护各科专家之事看出。当系里的两个年轻教师怂恿他们去炮轰系主任时，他不赞成。因为他认为：
「北大有个陆平（北大的党委书记，正在受冲击）。他们学校运气不好。我们学校是所政法大学，是很纯洁的。我们的教师都是老干部，资深干部，他们是革命的基础。因此，当那些教师贴系领导的大字报时，我们认为这些教师该受批评，因为他们违背了大字报不应公开化的原则。即使真的有问题，大字报也只能贴在室内。这与系主任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无关。那时人们的思想都很保守，包括我，我也很保守。」
相反的是有些人，比如张，抓住这样的机会不遗余力地攻击学校党支部书记，根本不管他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白虽相反要保护这些当权者，但对他来说有无道理同样是无关紧要的。作为官方积极分子，正统体制的一分子，白和党是一致的。他仍未意识到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当权派，相反他采取的似乎仍是最正统的立场！
他确实感到工作组在压制学生的首创精神，但还没有不满到向工作组挑战的程度。一小撮高干子弟大约二、三十人，得到毛主席关于如何推动文革的内部消息后，组成红卫兵攻击学校党委书记，但是当时大多数学生，包括白在内，都站出来保护党委书记。于是少数派[34]和其余90%的大多数之间的对峙和辩论爆发了。这时工作组已撤出，学校的各级党支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白和其他几个人组织成立了一个联络站。「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就明确了联络站的目的：是要将整个学校都团结起来，等等。但有一点不好的是（他开始嘲笑自己的错误）：我们主张保护学校的干部，这是错的。是的，是错的。
他们之所以错，也不过是因为党中央后来指出：保护党委书记是不对的，事情的对错是由党来决定的。于是，当党翻转其主张时，他和他的伙伴们就不得不照着转。由于在保护党委书记这件事上，他们没有及时「赶上潮头」，他们被列入了保皇派」一列。紧接着，白的联络站成员们很快便抛弃了他们一直在保护的「走资派」。这个联络站的主要组织者不得不做自我检查。白认为，保皇派以及他自己的转向是很自然的事，不是什么机会主义，因为跟随潮流是他的意识形态准则，跟随潮流就意味着跟随党。现在毛还比党更重要。那么跟潮流与否便是跟随毛主席路线与否的问题了。
在成立红卫兵时，白再次落在了潮头之后。那时，北京中学里的干部子弟正忙于组织以精英阶级为主体的红卫兵。在大学里学生对此反对。甚至许多出身好的党团员亦很不想解散现存的组织。当一小群高干子弟宣布自己为「红卫兵」时，他们遭到白的联络站的反对。当时这个联络站的成员中，既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中间阶层的。然而，当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
红卫兵之后，联络站的部分成员赶紧转向去创建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因而再次改变他们的立场。白也改变了立场，并试图加入红卫兵，但他被拒之门外。原因是他还有「四清」中遗留下的「未澄清的历史问题」。他碰了一鼻子灰，但后来透过关系也加入了。对这种态度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既不辩解，也不觉得尴尬。
在谈到红色恐怖时，白认为血统论只能在中学里吸引人，在大学很少有人相信。白说，尤其是那些参加过四清运动的大学生，都与现实生活有充分接触。因而这些人不会认为阶级背景与革命态度之间直接相关。白一方面承认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仍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句话并不错。他所反对的是过分强调阶级出身，以致把所有非红色阶级出身的人都当成敌人。由此可见，他反对的只是极端血统论！
「在大串联期间，我去山西农村组织红卫兵时，用的就是北京组织红卫兵的办法：直接招收出身好的人，虽然有些年轻的农民很积极，和我关系也不错，但因为他们出身于中农家庭，我就没让他们加入红卫兵。他们得等一段时间，只有在第三批招人时，我才会让他们参加。」
由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不同，他不仅在对血统论的态度上，与我接触的出身中间阶层的中学生访谈对象不同，而且即使目睹疯狂虐待出身不好者时，他也较少有人道主义感情：
「文革刚开始时，大约八、九月间，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在北京站想法子上车时，正好看见一些中学生在打人，他们完全在乱来。啪！啪！他们正用鞭子抽打一些以前的地主和不三不四的人，浑身上下全沾上了血，那可真说得上是『虐待狂』。我们一帮人目睹这一场面感到很害怕。因为大学生都习惯于斯文。我当时对同伴们引了一段鲁迅的话。我说：『这仅仅是开头，如果现在就被吓倒，你们以后还怎么进行深一步的运动呢？鲁迅不是说过吗，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我们都背着这段话，而且一边走，我还一边鼓励他们。」
他磨炼自己，以培养阶级感情，来驱除同情心。那年秋天，当听说北京附近一些村里发生农民集体杀害地富分子及其所有男性子孙时[35]，他甚至都没萌发一丝怜悯之情。那时，他是一个小组织的头头，有一个同学来找他乞求保护。这个同学出身富农，父母在那次屠杀中被打死。白当时答应帮他过问下，但他实际上并未做什么。在他必须做的工作中，这种事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我认为，群众之间的这种相互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场群众运动中，杀几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我不是说没什么大不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谈及此事，他的观点明显地体现出确凿的官方积极分子的立场。他把全人类或个人痛苦看作是「人类伟大的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小插曲，和「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中不可避免之事。
因而，白完全不理解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学生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张力。他麻木不仁，缺乏对未享受过红色阶级地位者的同情，加之他对自我解放表示出毫无兴趣，所有这些都使他对中学里运动为化开锅般热闹，感到困惑不解，直到今天。
白的观点与一些十几岁的青年造反派不同。那些人之所以参与造反是因为天真、幼稚、理想主义和自发性的冲动，这些特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小的。在白的大学里，那些敢于最先跳出来造当局反，敢反潮流，或是成立新组织的，往往是一、二年级的学生[36]。当谈到高年级本科生时，白根据自己的经历说：
「高年级学生比较保守，他们的担忧很多。他们见得多，因而发愁的事也多。他们不得不考虑毕业后怎么办？党支部的评语会怎么写？入得了入不了党？如果运动结束时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怎么办？」
所有的学生，无论是大学生、高中生或初中生，在文革开始时都以为和以往校方倡导的其他运动一样，又是一次显示自己积极性的机会。但到底是大学生，他们或是参加过工作，或是参加过四清工作队，所以毕竟成熟些，知道中国的政治运动的一般规律。因而，我们这位已是大学四年级学生的纯正积极分子说：
「我们这些学经济和政治的人都知道，所有运动的最后阶段都有一个整顿时期。当初积极热情地投入运动的人，最后总有一部分人注定要被清除出去。共产党使用的方式总是「枪打出头马」。首先要打击干部，然后为求得平衡，再打击那些敢于直言的群众。这是一条规律，历来如此。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从文革一开始，我们便料定事情一定会如此。其实当初许多人警告过我们那派中跳得凶的人：『小心点儿，你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信咱们走着瞧。』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在文革中，第一幕是揪出当权派，第二幕就是反过来整学生。当时我们并非对这种运动的过程不清楚，而是由于随大流，我们得积极参加运动。不这样跳进去投身其中是不可能的。」
白预言所有的运动都遵循一定规律，党总是要「报复」群众。就像是要验证他预言的正确性一样，运动的潮头不久便开始冲着他来了。他注意到班上的党支部对他故意冷淡，甚至有些敌视。白因怀疑他们整自己的黑材料，于是在一天夜里闯进党支部办公室，找到一套有关他的特殊档案。「看到这分材料，我浑身的血都凝固了。」这是一分精心制作的关于他日常言行的报告，报告扭曲事实，牵强附会，并在政治上上网上线。其手法与他前些时候在搜集「反动学术权威」的「修正主义」材料时一样。他的个人经验告诉他，这份报告之所以这样写，是想凑足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学生」的材料。他的自以为是、过分热情和不愿假积极等，到头来都成了祸害自己的根源了。如果这分报告跟他一辈子的话，他的未来将是暗淡凄惨的。
朋友们劝他及早从文革活动中脱身。背着这样一分档案，无论他参加哪一派，也无论他做什么，运动结束时，都要倒霉。于是，他和一位朋友一起申请了半年的粮票和助学金，准备周游全国。可在最后的一刻，他改变了主意。虽然他从来没对文革抱过多幻想，但由于他一直是最投入的积极分子，以致他很难从运动中摆脱。他这样描述当时的矛盾心境：
「我们已被卷入了浪潮，我毕竟是个积极分子。我明白，到头来会有人污蔑我们是假积极，并把我们整倒。我们不是看不出这个后果，事实上，我们已预见到了。但这股潮流像狂风暴雨一样推着你只得向前冲，如果自己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约束自己，你就会被这股潮流卷过去，同大家一样参加。」
白不仅决定留下不走，而且还协助组织一个外调小组，去一位大人物曾长期工作的省整他的「黑材料」。此人是中央委员，反对过白那一大派，但后来失宠了。一九六七年初，在当地抄一个办公室时，白被公安局逮捕了。他曾说过，最后总会有一部分「冒失」的群众将被清除出去，他的预言现在变成了现实，而且比预计的时间更早了。白在监狱里蹲了两年，这是文革的一大半时间。在狱中，他仍能透过一拨二拨被捕的红卫兵，了解到外面政治局势的变化。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狱中的犯人也日渐增多。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末期，原来住三个人的牢房已关进十七个人。那间牢房只有六平方公尺。
在狱中，他不让自己脑子闲下来，以防产生悲观自怜。除国内报纸以外，唯一可供阅读的文字是《毛泽东选集》。他利用这个机会把《毛选》读了好几遍。以前，他曾从毛的著作中汲取精神食粮和获得行动指南，现在他每次都发现毛的论述的绌漏和自相矛盾之处。
尽管如此，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仍与张、邓等造反派相距遥远。他看不出一元化的列宁主义政治结构整体上有何缺点。文革末期，张那样的「极左分子」已赞同「省无联」宣言的基本观点：即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官僚阶层。反之，当白从监狱里出来后，第一次听到这个宣言，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斥之为无政府主义。他继续认为，一旦清除掉那些相对来说只是一小撮的腐败官僚主义干部，中国便会重新走上正轨。他否认有一个地位牢固的特权阶层存在。按他的逻辑，如果确有这样一个阶层，那么他们的存在也一定是客观必然的。
他从未怀疑过所谓的「运动规律」。相反，造反派们在经历运动时对这一点持有疑问。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党的计策：「不管是对是错，就是这样。」毫无疑问的，这不过是党的正常任务。很显然，像这样的人早已经习惯于把党的路线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而从不以自己的良知来特定地重新衡量事物。
同样地，他继续教条地相信，对那些阶级成分坏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是必要的。他的这种态度，我们不能说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感受过。因在被释放出狱一年之后，他自己的阶级成分被重新划定，戴上了「反动阶段」的帽子。他所在的大学详尽地调查了他的家庭历史，甚至还到他出生的村子去调查。其实他还在蹒跚学步时，全家就已经逃离了那里。最后的结果是他被扣上了「恶霸地主」这一最坏的出身。这是他所遭到的最沉重一击。从此以后，他就得忍受对「被专政对象」的羞辱和歧视。即使这样，他也没怀疑过阶级路线或阶级斗争原则。他把自己的境况只当作个人不幸，或当作反常现象。与白相反的是，张从来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他在能从理论上进行反驳之前很久，便下意识地反对阶级路线。白则继续不为所动，仍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
◎欧的故事：顺从积极分子
欧虽然出身中间阶层，却成了保守派。要了解个中缘由，就必须了解文革前两年她在农村的生活。
一九六四年欧和另外四十八个志愿者来到一个村子插队落户。那时村子几乎处于赤贫状态：粮食短缺，屋室破陋，劳动工具粗笨，连一辆平板车也十分贵重。所有装卸搬运活都靠肩挑手提。但青年们对艰苦的条件毫不抱怨。在头一年，他们都极力表现自己，证明他们是忠心耿耿的积极：
「相比之下，我们在学校的劳动就显得很轻了。现在我们要挑土壤，赤脚走路，肩膀和脚上都是脓疮，骨头也像是要散架。最糟的是赤脚，因我们要将自己锻炼得像农民一样。有句口号叫：『黑皮、红心、硬骨头、铁脚板』。我们故意不穿鞋走路，拐着走直到脚底变粗。我们吃豆叶和萝卜叶，这些东西连农民都不想吃。只要有一点点大米吃，就觉得又高兴又满足。唉，那时我们可真傻，我们的思想都很纯，想的只是怎样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怎样仿效红军，怎样把自己锻炼成革命的接班人。那时我们觉得必须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
幸运的是，经济上落后的村子需要他们的帮助，需要他们写和算的本领，这给他们增添了一种信心。然而这些年轻人开始时的内部团结，在面对困难后，很快便崩溃了：
「我们的关系看上去挺虚伪。表面上我们相互关心：一人有难，大家相助。可他们都想入团，争强好胜。我们已通过下乡表现出自己是革命者，证明了我们服从党，证明了我们是国家的有用之材。正是因为这么想我们才下乡的。可以说没有人强迫我们。到农村后，大家自然地都想更先进，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入团。」
他们生活在农村，可仍然像在学校一样紧张，而且这里的竞争更激烈，任何一件小事都显得很严重。脱离学校后，个人的「政治面貌」直接影响到个人的不只是未来，而且是目前的工作。他们为利己而相互竞争被「认可」慢慢地开始侵蚀原先的利他主义思想。学生们开始发现，在这个上千人左右的村里，有权有势又体面的职位不多。这些职位中能由青年人担任的，又全都被七名团员把持住了。例如，欧同时担任了五种职务。这些职务是在她做完至少八小时体力活后才去做的。此外，她还得跟十名有上进要求入团的人「谈心」。所有这些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负担，加在一起非常沉重，以致她发现自己根本完成不了任务，虽然如此，她也不想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职务。她年纪不比别人大（志愿者中有高中毕业生），工作能力不比人强，而且还是一个女孩子（一个瘦弱的姑娘，劳力不能与小伙子相比）。因此她成了非团员们抱怨的对象：
「所以每次要选五好青年，轮到大家评我的时候总是听到很多批评意见，例如，对别人不够关心，骄傲… …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比别人的职务高些，责任大些，或者你比别人引人注目，别人就会对你要求得更严。你就总是会受到更多批评。每个人都想超过别人。记者来采访我们的时候（因为他们的青年集体户被树成样板，代表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政策的伟大成就），当然要挑最优秀的人物（即她自己），对吧？但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抵制我。我被排斥在一切事情之外，不让我上镜头，不让我在会上讲话。我躲起来哭了一场。我工作那么努力，到头来却一无所获。所有的人都想上进，你赶我超。我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后来落后分子们就站到一起，来反对我们这些积极分子。
问：他们为什么落后？
答：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到农村，每个人都离开了城市生活，都做了这么多贡献。可你们几个却红得发紫，管那么多事。比如妳，负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村里的文化站，可我们却无事可做。』因此他们嫉妒我，这是很自然的。
问：妳那时为什么不让他们负责一些工作呢？
答：他们有事可做呀！比如，给农民读报呀，当夜校教师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不爱做。」
说到他们的落后，她究竟指的是他们的劳动落后还是思想落后呢？「我是说他们对没有职务很不高兴，但是他们劳动一点儿也不偷懒，在田里做得还可以，就是私下里发发牢骚。
欧矢口否认她和其他团员故意独揽大权。因为，如果承认了这一点，便等于认可她不尽最大努力帮助别人进步的那些批评。但她和其他六个团员为入团申请人定下了极为苛刻的入团条件，以致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只吸收了三名新团员。公认的和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之间的不和，比当年和学校里更公开化，更不可调和。
第二年，欧发现自己根本没必要与知识青年伙伴相纠缠，只要自己能在农民中树立威信就行了，农民毕竟占村里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权力的根基。她调整了姿态，开始「深入群众，更好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结果「四清工作队」让她在工作队会议上担任记录员，并参加搜集农民的材料。由于掌握了村里的情况，他便占了很大便宜。这些村情，对于她这样一个渴望攀援政治台阶的人建基立脚来说是无价之宝。后来，她当上了村里的广播员。这一职位本来并无多大权力，但是除例行公事地转播国家政治要闻外，广播员能非正式地对村中政事施加影响，透过每日的广播，她的公开批评意见和要求，实际上成了约束村民行为的正式准则。虽然她不是正式干部，但她正受着培养干部的强化训练。如果一切顺理成章的话，她的想沿着官阶一级一级朝上攀的梦想并非盲目乐观，由村向上升到公社，并不是没有可能的，由公社升到县，然后再……
她的目中无人，使自己在知青中很受孤立。如同在学校一样，她在知青中没有一个朋友。她的最好朋友是她的上级，也就是村里那些中年干部。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孩提时代就追随的两种相互矛盾的动机：一方面是真心实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另一方面又掺杂着露骨的想出人头地的私念。事实上其他人也是这样在矛盾的内心世界中挣扎。例如，邓摇摆于理想与实用之间，白也是介于纯粹奋斗和现实主义之间。至于欧，她的想获得团结一致的同志气氛，正好与她对知青同伴的经蔑和离异相碰撞。她怨恨自己和那些不被承认的积极分子间的隔阂。可这一隔阂却又是由她一手制造的。一旦文革到来，她由孤立所致的苦恼，将变成愤怒和复仇的欲望。
在一定程度上，欧躲避开了文革的动乱。当城市在骤变中震颤时，农民们依然每日在田间耕作，只是偶尔为城里的动荡所波及。因而，在张、邓和白那样的城市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的国家大事，却没有给欧的心中留下太深的印象。
此外，与张和邓那样的造反派不同，在欧的思想意识形态发展中，文革甚至谈不上是一个分水岭。简单地把文革归结为两个阶段的运动。这是她的理解：
「开始的时候很混乱，然后在一九六八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系紧口袋捉坏人』。他们说毛主席很聪明，他让你先跳够，从而看出谁好谁坏，然后他就收紧口袋，清理阶级队伍。是啊！这真是不可思议，在那样一种混乱的局势下，他居然还能收紧它。当时政权的压力比以往要大得多。我的印象是：一个时期的混乱，然后跟随着一个时期的高压统治。」
我恰巧对欧一起插队的三个知青做过深入访谈，这三人在文革中都加入了造反派[37]。从他们的描述更能完整地勾勒出村里当时的「混乱」，和以后的「高压统治」是怎样的。其中
人简单明了地讲述了造反派战斗队是怎样和如何在知青中出现。他把知青分成三个阶层，「贵族」、「中层」和「下层」。下层指毫无兴趣争取成为积极分子的人。造反派属于「中层」，即那些在农村中没有稳固的职务，但却积极苦干的人。在十二名最初的造反派中，只有一个是团员。可见局势在村里和中学里一样：遭受挫折并具较强反抗意识的中间阶层出身的积极分子构成了造反派的中坚。
广州动乱的消息传来后，造反派中的一些人跑回他们原来的学校去了。等再回来时，他们带回了允许反叛权威的文革新思想。早些时候，在公社集镇上，公社领导组织过对牛鬼蛇神教师的批判。这种斗争与城里的中学大学党的书记鼓励学生攻击有历史问题的教师的方式如出一辙。但从广州带回来新观点的青年，在镇上张贴攻击公社领导的大字报。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自发的，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如同城里学校的早期造反派一样，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十六条中关于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条款。并将所有当权者等同于走资派。随着运动发展，他们的打击对象变得更宽，地位更低，以致包括作风霸道的村级干部和四清工作队，他们无所顾忌地批判那些曾怠慢过他们的人。透过批判活动，他们希望显示出是他们，而不是工作队、干部，或者那些有成就的知青在紧跟着毛主席走。
在数周之内，村里又出现了第二个红卫兵组织。但它只限于出身好的青年参加，且由当地干部组织[38]。由于这个组织吸收成员时考虑阶级成分，因而像欧那样，即使有重要职务在
身，也不得参加。而欧因没有加入造反派的意图，她帮助建立了一个类似城里的「红外围」组织的第三组织。欧为其选择做了如下辩护：
「那些（在公社里）没有实力的知识分子，自封属于红旗派（广州造反派）。如果我在广州，我应该加入红旗派。我的阶级背景不太好，广州的那些保皇派欺负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人们说我们正在跟保守派，也就是保皇派跑。实际上，我们仅仅是现实一些。就像如果我在广州，我就会参加了红旗派，因为我也是受压迫的。」
造反派红卫兵发现他们在村子里很孤立。他们的攻击激怒了村中领导。知青同伴中的一些人比如欧，则感到造反派的攻击危及到了自己的地位。而农民则讨厌造反派不干活，到处乱跑搞「大串联」以及攻击干部、制造事端。农民们被那些「革命」、「夺权」、「撤出当权派」一类的言辞搞得摸不着头脑。村里的一个农民就曾对造反派说：「去吧，去吧，你们去煲无米粥。我们则去挖自留地。」对农民来说，这些青年人的「革命」毫无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欧正是从农民的角度看待造反派的。被访时她仍带着轻蔑的口吻谈起造反派：
「他们不过是拣起芝麻而丢了西瓜。我们则集中精力动员农民，教育农民，鼓励农民提高生产积极性。他们只是空谈一通国家的这个如何，那个如何，这些都是细枝末节，我们没时间去理会他们，我也一点不知道他们在捣什么鬼，也理解不了他们。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实权，只是上窜下跳，掌握实权和落实工作的都在我们一边。」
欧正是在这个时候，被一级级地推到了村子的权力中心。就像四清运动时一样，村干部对再次面临的冲击恼火透顶。于是大多数人干脆辞职不干了。农村组织的瓦解，令共产党中央十分担忧。为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北京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重点强调「促生产」的指示。欧作为村领导的支持者和代理人，利用她在村中的宣传员和学毛着领导人的地位，填补了由于其他人辞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因此，村子也恢复了稳定的外貌。对欧来说，这才是「革命」的实质：
「我一直待在村子里（她指的是与上窜下跳『大串连』相反），我们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我们读报纸，听广播，学习文件……我们遵照每一项『战略决策』的要求去做。要我们去调查当权派，我们就去调查；要我们搞革命大联合，我们就去组织联合；要我们抓紧春耕，我们就去抓紧生产，要我们建立革委会，我们就去建立；要我们批评党从而建设党，我们就去批评党员，要我们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就去抓坏人。」
总地来说，缺乏独立分析正是与欧之渴求顺从相辅相成的。与欧同村的一个知青这样描述她：
「她只知道如何背报纸。噢，她竭尽全力去背报纸。可我敢肯定，报纸到底说什么她一点也不明白。她对国家大事并不关心。广播时，她只是批评这个做得不卖力，那个草锄得不干净。我对她的印象就是背报纸和疯狂干活。她对文革中的大事无动于衷。我们理解不了她，她也理解不了我们。」
到一九六七年时，下乡知青中的造反派开始感到他们在农村前途不大。由于城里青年思潮的影响，他们开始争论「回城造反」是否更有思想和实际意义。他们还怀疑「上山下乡」是毛的革命策略还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用这两点作为理由来肯定以前不敢表露的返城的的心愿。一个村里的造反派后来回忆道：
「当时在广州出现了许多红卫兵组织的小册子，其中搜集了刘少奇关于上山下乡的讲话。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一定是被刘少奇的政策送到乡下来的。说我们是农村发展的动力，这不是真的。我们开始问自己是否还应当留在此地，农村真的需要我们吗？我们想回省城，向全社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想弄清这到底是不是刘少奇的路线。回广州一年之后，甚至到一九六八年我们被迫再次下乡时，我们依然认为这是刘少奇的路线。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看见文件上将上山下乡讲得清清楚楚的以后，我们才放弃了回城希望。」
当时有半数以上下乡知青返回了城市。他们中一些人积极地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另一些人住在父母家中消磨时光，还有些人找到临时工作。即使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亦同样生活在「大民主」中自由讨论和批评政策。一些人甚至觉得私下谈谈对林彪的不信任也是可以的。当时这些人觉得林彪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别有用心。
与此相反，一些知青对乡村的离弃和远走高飞，使欧的地位更坚实，现在更能证明她的立场坚定和以村子利益为重。文革结束时，她已当选为「县贫下中农协会」的副主席。她自己认为已经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她「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最终得到了承认。
文革结束时，正如白所料，用所谓「整群众」的手段恢复农村的秩序了。一九六八年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口袋收紧」了。欧此时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作为村里的项目组长，她负责审讯嫌疑犯，搜集检举材料。她的专政对象大体上有三类：（1）成分和出身不好的农民及他们的亲属，这种人是阶级斗争的靶子。（2）一个当地干部和他的亲朋好友。这伙人在以前的一次权力之争中已被打倒，现在则要对这些失败者「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3）原已返城，后又被遣送回乡的知青造反派头目[39]。总共有十七个人被关进村里的临时监狱，他们在里面待的时间长短不等。这十七个人占村中成人的3%[40]。在给靶子们罗织罪证的时候，欧学会了一套审讯艺术。她知道如何威胁利诱，如何施加心理压力，如何使嫌疑犯互相狗咬狗。
欧对这个角色倾注的精力和所做的努力，都远远超出了她实际必须的程度。
以前欧这样的官方积极分子，和徒劳反抗村子现存局面的不被承认的积极分子间的对立，再次以欧的胜利而告终。欧充分利用了机会。除此之外，欧对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热情远高于她本人的政治信念和态度。有几个知青曾对广州的朋友开玩笑说过毛太胖，还说林彪长一副「奸相」。结果他们被欧在清队运动中告发了。欧是打从心里认为这些说笑亵渎了神明。当时她自己就是村中崇毛活动的发起组织者之一，而且她虔诚地相信自己的所布之道。
但是欧的感情也有复杂的一面。她心中的一些危险叛逆念头，也不时使她惊吓不已。
「我再告诉你一些吧！你知道，文革中报纸上有很多照片。毛主席看上去像猪的想法不时闪过我的脑际。我不得不赶紧将这种念头掐灭。同样的想法也在看林彪像时出现过：他像一只摇尾巴的狗。我吓坏了。你知道，那时我们常出去搞宣传，几个人睡在一起。我经常会说梦话。我深怕这些念头无意中露出来会被别人听到。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打成反革命的。我怕被抓进监狱，所以每天早晨一起床就问别人，我夜里有没有说过什么梦话。」
既然她连对自己意识中的亵渎成分感到惊恐和羞愧，她当会将公开表露这种想法的人看作有意识有目的地污蔑。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村里三分之二的受害者都是成分或出身不好的人。当时欧试图以经过培养的阶级感情来冷酷对待敌人。欧和白在这一点上的区别是，白在「四清」时就学会不可生硬地将出身成分与个人品格相联系。欧相反，她所居住的农村环境却强化了她的原有信念。她认为，对出身不好的人伺机进行「阶级报复」的担心，完全是有必要的。因为出于阶级本性，有些人很可能往井里下毒。这种恐惧一部分出自以下推论：由于每次运动都被拎出来作为专政对象，那么这种人应该会进行报复。这种担忧更增强她对他们的憎恶。当她发现自己在骨子里也许并不热爱毛主席时（因为她质问过自己：为什么会在面对照片时产生那种不恭的想法？），她唯恐自己不但不能培养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反而更陷入中间阶层的矛盾心理之中。她应当坚决不让在自己身上出现的人道主义感情，压过「阶级感情」。这一点也成了她内心痛苦之所在。特别是面对出身不好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所受的残酷折磨时。
「我当然知道被指控的人是做错的。可我看见打他们就吓坏了。我对自己说：好在我只掌握笔杆子，否则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如果有人让我去打骂那些人，而我又加以拒绝的话，是不符合我的阶级立场的，因为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我应当表现得坚定而又冷酷无情。但同时我又知道他们是错的，我却对他们恨不起来，如果殴打他们，我自己就难以下手。所以我暗自庆幸自己只掌握着笔杆子，而用不着到外面去表演积极。但我又害怕自己的这种想法，这说明我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斗争观念不强，不像是一个无产者或布尔什维克，还没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我们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被提醒要自觉改造思想，完全站在广大群众一边。我们必须自我检讨错误，所以我感到有罪。但是我当然不敢告诉任何人。」
对于大多数采访对象来说，文化大革命成了从魔幻中解脱的过程。但是欧却不是这样。相反，由于其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社会政治地位，她更加认同于政权，在锻炼自己时也就更加努力了。
自我欺骗
由以上描述所见，虽然欧这种成功的官方积极分子，仍然坚定不移地恪守政治正统观念，但对大多数采访对象来说，文化大革命使他们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经验。随着红五类红卫兵垄断权力的瓦解，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出现的很长一段「解放式」的积极活动时间，给了他们以自由表达的机会，在经历长期虚伪的学校生活、压抑和深怀挫败感之后，他们依恋着这种新的独立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他们的自我觉悟和对中国政治局势的看法在迅速变化。到两年动乱的末期，他们已开始将含混不清的个人挫折感，重新凝聚成对集团利益的寻求。这就越发与过去学校中所学的东西相抵触。这些与孩提时代政治教诲大相径庭的信仰突变，将是我们下一章讨论的主题。
我们在此感兴趣的是，文革像一把双刃利剑，把青年人的信仰和感情，劈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方面。这种冲突不仅培养出非正统的态度和观点，而且在动乱的最初几个月，引发了夸大的可怕的带着强烈权威主义癖性的积极行为。虽然像张和邓那种不甘从命的人所受的影响并不强烈，但大多数广州中学生在头几个月的行为确实是肆无忌惮的。一些人虽未达此程度，亦不过是主要因为受到班上出身好的学生压制，不允许他们那样做。最初对准老师的造反与「破四旧」和「红色恐怖」相类似，表面上说是为了革命的纯洁性，但实际上是对弱者、无能为力者和被排斥者的疯狂迫害。出身好的学生痛打黑五类的人时，没有丝毫的良心不安。虽然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处在自身难保和被羞辱的二等公民地位，但他们一样支持迫害黑五类教师和同学。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使中国城市中大部分十几岁的青年人走向这一残酷的极端道路？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所接受的那种政治教育 。这一教育表现为毛式的非白即黑的摩尼教（Manichean）世界观：对人民的敌人要敢于斗争和毫不留情；阶级路线偏见的灌输；以及文革前紧张的积极分子竞争中[41]便已存在的挫败、不满和相互敌视。
在文革冲突的最初几个月（即我在前面说的「制度化积极性」阶段）有一种很强的「群集」效应：人们成群结伙行动，好像不存在「个体」一样。他们的立场观点是自外在导向式的（Outer directed）；即他们是在同辈的影响下去分辨是非，他们是以克里斯玛式领袖的含糊指示来证实自己的行为，竭力遵守行为规范，竭力表现其正统。而由于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压力，他们变得富于战斗性，渴望保留或提高他们拥有的，哪怕是可怜的一点点的地位，喜欢攻击替罪羔羊似的「围外人」（out-group），使他们自己可以很硬气地宣称，自己是站在「围内」（in-group）一边的。
他们极善自我欺骗之能事。这种自我欺骗表现在文革初期大部分青年人身上。他们可以将关系自身利益的算计，热情的受挫等不大高尚的冲动，升华为毫无个人隐密动机，在为一位克里斯玛式领袖和一项伟大事业献身。由于不愿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负任何责任，就是在被访问时，他们仍坚持称他们当时是「盲目」，是被「欺骗」、「蒙蔽」、「利用」等等，这些话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借口或托辞。不可否认，他们亦常常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动机。他们丧失了对内在自我的知觉，直到一九六六年秋天，他们从校园圈子里放出来后，一些人才开始初步尝试摆脱学堂内形成的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
虽然这些青少年的观点和态度，到文革武斗末期已改变了许多，但包括张在内的所有访谈，对象在感情上都没有摆脱成长时期那种政治环境的影响。他们依然按已经接受的世界观行事，思维方式仍受其儿童时代政治社会化的深刻制约。用一些访谈对象的话来说，他们尚未「觉醒」。
[1] 在中国神话中，「牛鬼蛇神」象征着邪恶可怕的力量。
[2] 最先造反的是那些有大批高干子弟的学校。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透过其家长的社会关系了解到毛本人对造反持支持态度，而且觉得造反没有风险。
[3]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大学里，混乱局面也同样是由大量的个人性抱怨引起的。有一个当时在那里学习的法国学生记录了这种情景：「许多学生最初对陆平（北大党委书记）攻击时好像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他们基本上是在机械的官式化生活」（official lives）范围内行事。但在随之而来的日子里，变化随之开始。他们的「官方」政治生活渐渐地与其私人生活融合起来。但由于缺乏理论概念，他们只能谈及在旧的政治系统下一些很个人的事情，来表达自己受压制和胁迫的感受。一些女生的讲演就像「希腊悲剧」一样：情绪冲动地哭喊着，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诉说着自己一向生活在苦海中。」Victor Ne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p.60.
[4] 年纪大小与阶级背景的好坏常有关联。若教师一般在解放前受过教育，因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与年轻教师相比，他们的出身不好的比例比较大。此外，大批老教师因参加过国民党在青年中的群众组织「三青团」，而有「历史」问题。
[5] 斗争大会比批评会更严厉。在批评会上，批评对象只是当众受到诋毁。在斗争会上，斗争对象受到同仇敌忾的哭诉，甚至殴打。
[6] Long Live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 pp.643-50.
[7] 「Decision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dopted on 8 August 1966), in Current Back-ground, no.852 (6 May 1968), 9-15.
[8]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2) chs 7 and 10.
[9]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248-54.
[10] Current Background, no.852, p.55. Mao personally referred to the problem in Long Live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p.664.
[11] Origin Theory: High School Revolutionary News, 2 Fed 1967, p.3: trans. Gordon White, Class and Class Origin, pp.71-93.在短短数月内，将近100万分载有该文的印刷品为学生们所散发开去。1970年文章作者被判死刑枪决，罪是反对当时在台上的一些激进派领导人。详情参见「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日第1版，以及作者的妹妹遇罗锦的文章「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0，9月号，第3期，页58-107。
[12] Gordon White, Class and Class Origin, pp.45-6.
[13] See Stanley Rosen, 「Comments on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70 (June 1977), 395-6.
[14]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312-22. Also Hong Yung Lee, China Quarterly, no.64 (Dec 1975) 645-55. Also see his reply to Stanley Rosen's Comments in China Quarterly, no.70 (June 1977) 399-406.
[15] 一个实例是，1967年春「夺权」混乱之际，毛命令军队进驻学校「支持左派」，毛还指出：「当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需要军队支持时，军队应该马上派部队去全力支持他们」（Current Background . No.852，p.49）但问题是，哪一派是「真正左派」呢？完全不清楚。两派都可能寻求军队的支持。在广州，军队最终支持了保皇派，镇压了造反派。在1967年4月中央委员会批评军队对待「群众」太过于严厉。这一举动表明了中央指示的混乱和不统一。「Order of the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Current Background」，no.852，pp.115-16.
[16] 例如，1967年8月江青建议「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造反派根据这一指示抢军械库并攻击军内的保守「当权派」后，军队被派遣进入学校，监督实现「大联合」，从而逼使两派互相妥协。与此相类似，中央委员会文革小组中的几个人被以「极左」为由在1967年底罢了官。在此形势下，由于文革领导层自身充满矛盾，造反派红卫兵感到愈来愈难以紧跟中央的指示。
[17] 虽然吉拉斯（Milovan Djilas）并不为年轻人所知，但他们的批判却表明，他们认识到一种吉拉斯所定义的「新阶级」已在社会主义中出现·吉拉斯的定义是：「新阶级可以视为由这样一些人构成，这些人由于掌握着政治垄断权从而享有特权和经济特惠。」M.Djilas, The New Class (New York: Praeger, 1957), p.39.
[18] 这篇文章一般被称为「省无联」文章。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该文的翻译件可见：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China Research Monogrnah no.4 (Berkeley :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1969)
[19] 「Chairman Mao Discusses Twenty Manifestations of Bureaucracy」(date unknow), Translations on communist China , no.90 (JPRS, 49826, 12 Fed 1970) pp.40-3.
[20] Miscellany of Mao Zedong's Thought (1949-68) , Part 1 , JPIRS，61269, 20 Fed 1974, pp.451-5. There is nothing no record of what Mao had said on this issue in his own words. His opinion was related publicly by Zhang Chunqiao.
[21] 「Order of the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6 April 1967), in Current Background, no.852 (6 May 1968) pp.115-16.
[22]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Opinion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iddle Schools」(19 Fed 1967), Current Background, no.852 (6 May 1968) pp.87-8.
[23] Long Live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p.681.
[24] 「中央」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简称。在文革从始至终，毛一直牢牢控制着中央。所有中央委员会下发的文件在当时即等于是毛的命令。
[25]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会议纪要」描画了运动将采取的步骤和过程。见SCMP，no.4225 (25 July 1968) pp.11-14. 此外可见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和Jonathan Unger，Chen Village，第五章。
[26] 要想对这一时期有所了解，可读Hinton，Handred Day War，第22章。
[27] 这里所引统计数来自Anita Chan，Stanley Rosen和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 the Social Roofs of the Red Guard Movement in canton: China Quarterly, no.83 (Sept 1980) 445.
[28] 他的父母像许多干部一样，也招惹了麻烦，被送到五、七干部学校。
[29] 正如张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一些学校亦有类似强烈的造反人物。当时全国性红卫兵领袖、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也是从反工作组开始他的文革领导角色的。
[30] 当然美国激进派学生领袖反对的政治体制的内容，与张所反对的完全不同。二者相似的是他们都在担负影响社会变化的使命，和寻找一个新的较好的世界。K. Keniston, Young Radicals, pp.287-90。
[31] See, for instance,「Suppress Rightist Thinking, Continue to Launch Attacks on the Class Enemies, Freely Mobilize the Masses, Carry on thi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Very End」, People's Daily, 16 April 1968 , and 「Factionalism Should be Given a Class Analysis」, People's Daily , 27 April 1968.
[32] Jonathan Unger访问了从三所大学出来的人，两所在北京，一所在云南。在这些学校没有这类争论。在广州暨南大学，Unger发现有一个班级的学生，基本是按阶级界限划分派别的。但是暨南大学本身是一所特殊大学，它由海外华人资助，许多学生是侨属。他们都对自己被强加上坏的阶级地位而愤懑，因而站起来攻击出身好的校内积极分子。
[33] 白自己特殊经历印证了毛对宗派主义的解释。
[34] 值得指出的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少数派」，与张和邓建立的「少数派」有本质区别。后者造反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相反高干子弟造反却已知晓这将是整个趋势所往，而且就是对形势估计错了，他们的家长会出来保护他们。
[35] 这二事件也许是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纲要有关。见「北京市革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会议纪要」, <文革通讯>（Cultural Revolution Balletin），no.16 (July 1968) trans. in SCMP, no.4225 (25 July 1968) 12-13.
[36] Jonathan Unger对北京和云南两所大学的访谈表明了这一倾向。
[37] 这些访谈作为有关这个具体村庄的一个协作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见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和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该村受访的以前的居民总共有26位。
[38] 这个主要由贫下中农出身青年组成的红卫兵组织，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通知」（Circula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Districts）的指示下建立的（15 Dec 1966:）见Current Background, no.852 (May 1968) 31.另可见Chan, Madsen和Unger, Chen Village，第四章。
[39] 关于这次运动，请参见Chan，Madsen和Unger，前引，第五、六章。
[40] 在全国范围内，这次运动走向了极端，受攻击的目标非常广泛，以致中央政府在运动末期也不得不指责运动过头了，因为政府当时担心制造出来的「坏分子」会太多，所以最后中央委员会下令将运动中搜集的黑材料当众销毁。
[41] 在第五章我将论述这些因素如何与青少年的情绪需求结合在一起，决定这一代人的「权威主义社会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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