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佩华《毛泽东与红卫兵》（1985）
第二章 青春期的社会政治化
在初中三年及高中三年里，
青少年身上的压力与日俱增。
部分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青少年们意识到一个好的政治履历，
会大大增加升学的机会，
更重要的原因是，
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期间，
正值这一代人的青春期，
共产党高层领导对青少年的积极性施以了更高的要求。 |
中央领导的这一决定与苏联决裂有关。从一九六三年起，中学生就开始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罪行的文件[1]。在社论中，共产党的领导急切呼吁青少年抵制堕落，青少年杂志也反复地扩张为一个关键道德问题：
「国内外的敌人总是想利用青年缺乏阶级斗争锻炼、阶级警惕性不高的弱点，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消磨青年的革命意志，腐蚀青年的革命灵魂。臭名昭彰的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临死时还强调要透过『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来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使『第三代』变质，实现他们由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大阴谋
[2]。」
为了避免这一危除，学校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加强政治教育。教学大纲上课外活动的项目中增加了一项「阶级教育」，呼吁阶级成分好的大多数满怀感情地回忆革命传统，党的教育越来越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对毛的个人崇拜。要求青少年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和被神化的毛的形象相结合起来，证明白己的积极性。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讨欧、白、强和邓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接受了党的教育，以及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公开表现他们的忠诚。我们也将考察他们各自内心深处所经历的矛盾冲突。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学校当局是如何鼓励和维持学生的积极性的。
小组
与在小学时一样，教师们着意罗织学生之同的压力，运用学校环境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小组讨论，比起小学，更成为中学的一种教育手段[3]。
在每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讨论会上[4]，十几个组员在理论上自由交换想法，交流个人在政治上或生活上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批评彼此的坏思想和落后表现，表扬好人好事。目的在于透过同学之同的善意帮助，引导学生步入正途。
但是这些小组却不该是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恰好相反，组织小组的用意，是为了防止同学间的非正式行为方式在小组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也保证个人友情或情面不致影响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内积极行为表现，通常是在小组领导的高压下组员相互竞争下的产物。
为了鼓励这种竞争，小组有权在其成员中提名「三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和劳动积极分子。每学年终，这些荣誉将被存入学生楷案中，这对他们将来上大学很有帮助。
这种诱惑，加上每个小组中都安插着扮演监督角色的学生积极分子，保证了只有官方的正统言论得以讨论，其他任何想法皆被视作不正确思想。
下面是一个被访者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小组讨论中顺从官方观点的压力有多大：
「在我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之前，我们开了个讨论会。会上每人都得发言表决心，表明我们是多么坚定地准备锻炼自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5]。
问：这岂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重复同样的话吗？
答：是呀。而且我们每次下乡之前都得开会。
问：这么说来，你们只消把这些正确的话牢记住就行了？
答：唉，那些话脱口而出。」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排斥官方的价值观。这位被访者继续说道：
「当时我正在思索如何改造自己思想……上面要求每个学生都这样做。因此每个人都努力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每人都想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这是那时的普遍倾向，人人都强迫自己朝农民的好处看。但每次从乡下回来，好好想一下，发现农民们除了吃苦耐劳外，其赏很自私。我们有几个人私下里谈过这一点，都感到很可怕。要是谁碰上了个好农民，他就会四处炫耀，因为他透过自己亲身经验发现了农民身上的美德。」
由于团支部在班外活动，这就与大多数初中学生没什麽关系，同时他们由于超龄退出了少先队活动，因此初中班的领导权就集中到了经过挑选的班斡部手中。
在大多数比较好的初级中学学生都希望升入重点高中，所以到初中的最后一年，学生的注意力转向了团组织[6]。大家都明白高中招生政策对团员给予特殊照顾。一个被访者说道：
「在初中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忽然全都对入团感兴趣起来。要知道，当你填升学志愿表的时候，有一项叫做『政治面貌』，问你是团员还只是普通群众，但却没有『班级职务』这一栏。一旦『团员』那两个金光闪闪的字铭刻在你身上，你就万事大吉了。党是先锋，团员是党的助手，是不是？」
当学生们升入高中以后，每个班就会有足够的团员组成班团支部。团支部有权发展新团员，并可透过行使这种权力来影响他们同学的升大学机会。在多数学校里学生都有意表现得十分积极，迫切地希望取得团员的好感。
申请入团者要请一、两个团员担任「入团介绍人」。为了让自己的诚恳与忠实在介绍人心目中留下好印象，他们必须敞开心扉，同介绍人进行谈心。他们应经常就困扰自己的问题征求介绍人的指点帮助，问题可以是生活上的失误，也可以是对党的某些政策的不解，一时的疏忽大意，如睡过了头耽误了某次早操，等等。
除了谈心之外，申请人还需要处处表现自己。他们必须一贯表现得积极热情，时刻流露对同学的关心，带头做好事，争取优秀的成绩。劳动时努力肯干，开会时积极发言，并毫不留情地做自我批评。此外，他们还必须「紧密靠拢团组织」。
白下面的叙述，反映了他所在的团支部在吸收新团员时考虑的种种因素。那是在一九六一年，白正上高三，团支部决定发展一名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学生入团。虽然那时对阶级界限的划分还不十分严格，这亦属不同寻常：
「那个家伙还有点儿虚伪。在发展会上我们这些团员个个正襟危坐，重点批评了他的虚伪。我们指责他把每做一件好事，都当作是表现自己的机会，不是出于真心。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不错的，至少在班里他能够帮助其他同学。他的虚荣心强，挨批评主要是因为这个。」
从农村回来之后，他们还要再开会汇报他们与农民共同劳动的体会：
「这种会非常仪式化。每个人都会说『以前我很懒，害怕劳动，但是透过这次体验，怎么样，怎么样。』
答：每个人说的都一样？
问：都一样。
答：没有人说不该说的话？
问：没人说别的。只有右派分子才会说不该说的话。
答：没人想试过吗？
问：没有。」
这里可以观察到两种结果。一方面，要学生反覆地扮演角色，能使学生们很自然地张口就吐出官方言论，同时同学之间的压力又促使他们言行一致。但另一方面，这一切都是以仪式化、虚伪，以及随便交换意见为代价的。
阶级教育
因学生们没有亲身体验过解放前的剥削，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开始，他们开始要参加「忆苦思甜会」。学校请来了在旧社会挨过饿吃过苦的老工人和农民，讲述他们过去的悲惨经历。但很多同学对这种场合感觉很矛盾，因为同学之间的压力将这种场合变成一个竞相积极表现的机会。一个上过女子中学的被访者回忆说道：
「我们围坐在老人身边，泪流满面地听他回忆过去。然后我们红肿着眼睛，含泪咽下用树叶做成的忆苦饭和糠饼。我非常受感动，哭了又哭。所有的学生听了故事后都哭了。如果你不哭，别人会觉得你缺乏阶级意识。因为有这种压力，忆苦思甜会变成了一场表演。那些女孩子们根本用不着那大声哭，她们大声地『呜呜呜』着。她们有可能深受感动，但不可能到那个地步。要是她们不哭的话，她们有可能还是真心的，但那种哭法就显得假了……但我的确是深受感动。
忆苦思甜会后大约十天之内，大部分学生都变得更积极，在教室里不喧闹，规规矩矩地走路，在宿舍里做好事，帮别人挂蚊帐、替同学铺床、等等……等这阵子过去了，大家就又恢复了原样。真是滑稽。」
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调动和维持积极性方面，共青团比小组讨论或是「忆苦思甜会」更有效，影响也更深远。但这种影响只有到了高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会，这是因为学生必须年满十五才有资格申请加入这个选拔严格的组织。一般来讲，初二时每班只有两三个团员，整个年级（一个年级可包括十个班）的团员才够组成一个团支部。
「问：他这种表现不算假积极吗？
答：不算。假积极是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他当面背后都做好事。不过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把虚荣放在首位。我们把他批评得满脸虚汗。他十分害怕，惟恐我们不批准他入团。」
团支部明知他动机不纯，后来还是批准了他的入团申请，因为他能「紧密靠近组织」。什么是「靠近组织」？「靠近组织」意味着什么呢？白从一个团员的角度做了如下的解释：
「靠近团组织是指与和团员加强联系，多交政治思想汇报。『加强联系』的意思就是和团员多谈心，多和他们在一起，经常向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基本上按照团支部所说的做。那些对团组织不加理睬的学生都被看做是心怀敌意，他们申报大学志愿书上的评语肯定好不了，因为这些评语虽然由老师写，但还要交给团支部鉴定后才算数。」
有趣的是那些动机不纯的入团申请人，常常被非团员们蔑视为「假积极」，而作为严重的问题。然而，只要申请人「靠近组织」，团支部就可以对他们的不纯动机视而不见。「靠近组织」这一条件保证了只有那些愿意无条件服从团组织的规定的青年才可以被吸收入团。而这里所说的团组织，从它组织结构的统一来看，是国家的团组织；国家的团组织透过团支部来行使权力，团支部成为课堂里一切行为的至高无上的仲裁者。
如果对申请人自己报的成分有怀疑，团支部可以请示校团委查阅学生档案，甚至可以前往申请人的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调查其家庭的历史背景。这番程序在中国被称为「外调」，对当事人来说事关重大，因为连当事人可能自己都不十分了解家庭的历史，而且，「外调」的结果将对他一生的命运与前途产生极大的影响，申请人本人与老师都看不到档案，因此，一个非团员学生说道：「你会觉得团支部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而你对他们却一无所知」。白作为一名团员，曾半开玩笑地说起他的团支部：「哎呀，我们就像密探一样」。这话无意中道出了部分实情。
如果老师不在团组织担任高级职务，就无法对其发展新成员进行任何名正言顺的干预。不过，他可以为那些他认为合适，但被团支部忽视了的学生说几句好话。在我进行抽样调查的一个班级里，团支部成员主要由出身好的学生组成，吸收的新团员也只限于家庭成分与他们相似的同学：老师试图干预，结果与团员们关系搞得很僵。
团支部从学生中遴选「发展对象」，主动接近他们，而不是等他们来靠拢团组织。一般来说，都是些出身纯洁或是表现异常积极却没有公开提出入团申请的。
一九六三年后，愈来愈加强阶级路线。越来越多的团员来自出身好的学生，而不再是中产阶级的后代。这些学生，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弟，与那些对歧视习以为常的资本家庭出身或其他出身不好的学生不同，他们在学校里享有名望，一帆风顺。此刻，眼看入团机会减少，他们感到忿忿不平。然而他们全心全意地信仰现存的政治制度，迫切地期望加入共青团这个先进的组织，所以划分阶级界限使他们竞相表现得更加积极。而那些本来出身就不好的学生恰恰相反，由于几乎被逐出了竞争行列，他们对自己的入团机会看得比较实际，一般会主动地退出竞争。
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学年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党领导为了减轻中产阶级和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沮丧情绪，颁布了一项新的政策。这项政策可以简明地概括为一个口号：「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但这句口号是可以有条件解释的。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如何识别真诚的积极分子自有一套不同的标准，学生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这一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愈演愈烈。
一方面，共青团拥有政治权威去激发青少年去当积极分子的理想；另一方面，这种因入团而引起的竞争，在学生之间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尤其是当阶级路线介入了这场竞争后，学生便被分成了潜在的对立的阶级阵营。
效仿英雄模范
虽然许多学生对入团竞争和阶级路线问题感到困扰，但丝毫没有不满情绪。他们都想表现得真诚、忠心耿耿。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政府为青少年树立了一系列英雄形象作为榜样，而不是听凭他们自己去选择，以免他们选错了人。这些官方钦定的模范人物超人般的完美无缺，其目的在于激励青少年尽力挖掘自身的革命潜力，去达到一个理想化的境界[7]。
青少年从书本和杂志上接触相当多的英雄模范，其中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有两种类型为政府特别推崇。第一种是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这类英雄形象充斥于五十年代青年文学读物[8]。当时，中国刚刚从抗日战争，继而是内战和朝鲜战争的深重灾难中解脱出来。人们对共产党的辉煌胜利记忆犹新，对外国侵略的威胁余悸未消。因此，党极力巩固爱国主义情绪，让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透过学习战斗英雄，青年人不仅可以了解他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传奇般的历史，而且也必须认识到他们不应辜负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
第二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进入六十年代，战争英雄和革命烈士的传记，逐渐为和平时期脚踏实地从事普通生产劳动的新模范人物所替代，其中雷锋的知名度最高，因为党中央选定他作为全国人民学习的主要典范。一九六三年三月的《中国青年》号召开展向雷锋学习的运动，显示了他作为模范人物的特殊地位，在杂志的封面上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几个大字。我们可以断定，在所有模范人物当中，雷锋最好地体现了党要求青少年获得的质量。
雷锋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由于受到地主的剥削压迫，他的家人因饥饿和疾病相继去世，在他六岁时，母亲也自杀了，雷锋成了孤儿。四年后，他的村子被解放，雷锋对党给他带来的变化无比感激，成了一名积极分子，后来又参了军，入了党。一九六二年他因事故死去，年仅二十二岁，人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的日记，政权立即将日记节选发表[9]，但从没发表过他的全部日记。
雷锋日记页页记载着他对毛主席、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雷锋在描写党和毛主席时，就好像在与他们直接对话。他下了一个又一个决心，要毫无保留地献身给共产主义事业。在他的日记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感情流露：
「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昨天夜里我梦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我对党有说不完的话，表示不完的感激，还有无穷无尽的决心，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10]。」
在入党的那一天，他写道：
「啊，我的心是多么激动！它一会儿也平静不下来。啊，伟大的党！伟大的毛主席！多亏了您我才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的时候，是您救了我，给我饭吃，给我衣穿，还送我上学念书……在您的不断培养和教导下，我从一个穷孩子，终于成长为一名有知识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
[11]。」
雷锋是大公无私的。他丝毫不谋求个人利益，对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他是正义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他成了对党感激、忠诚和信仰的化身。
随着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形成，雷锋成为青少年如何具体学习毛泽东思想著作的榜样 雷锋在日记里摘抄了大段的毛主席语录，每当生活上、思想上碰到难题，就从中找出恰当的段落，「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
下面这一段特别细致地叙述了这个模范英雄是如何反复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方法：
「每天夜里，雷锋都要挤出时间，不知疲倦地学习。就这样，他读完了毛选四卷和报纸上登载的毛主席的全部文章，毛选第四卷他读了不下两、三遍，其中部分文章甚至读过六、七遍。像《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将革命进行到底》，他都是读过无数遍的。读后他还写过许多心得体会
[12]。」
雷锋为学生们树立了一个明确的榜样：要把毛主席的话当成真理接受。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反覆阅读，最好能够背诵。这种靠死记硬背来学习真理的办法在中国并不陌生，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沿袭此法。但是，直到六十年代，这样的学习方法才与政治教条如此紧密的联系起来，并以如此形式主义的方式出现。
向雷锋学习运动最强调的是做「好人好事」。雷锋在日记里描写了他如何处处寻找做好人好事的机会，以此为人民服务。在火车上作为一位普通乘客，他义务扫地、擦车窗、或为其他乘客送水。下面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其他战友都出去看电影时，他如何度过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天，我没有出去。我为排里的同志洗了五套床单、替一位战友补好了毯子，还帮炊事员洗了六百颗白菜，打扫了宿舍内外，还做了许多其他零活… …总之，我做了一个战士应当做的一切。虽然有点累，但我很高兴。同志们都很惊异：谁把我的床单洗得这么干净？另一个同志惊讶地问：『谁把我的破毯子拿走了？』他不知我已经替他缝好了。我感到做一个无名英雄是最大的光荣。从今以后我还要做更多这样的小事，少说漂亮话
[13]。」
雷锋没有为中国人民做出历史贡献的任何壮举，也绝非英雄之死：一辆卡车在倒车时撞倒了一根电线杆，刚好砸到了雷锋的头上。他所树立的是一个平平凡凡但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普通人形象。他所做的好事，尽管有些人认为微不足道，被当成了革命事业必不可少的基石。他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教导，从未想到过要成为一名领导或著名的英雄人物，他心甘情愿地、没没无闻地生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说：
「个人在革命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好比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有了这些螺丝钉，机器才能够轻快地运转，发挥它的巨大威力。螺丝钉虽小用处却很大，我愿做一颗螺丝钉
[14]。」
总之，党和毛主席所需要的理想社会主义建设者，正是这种具有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甘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埋头苦干的人。在六十年代，当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好工作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城市青年在社会上向上升的机会越来越少时，党中央大力开展向雷锋学习的运动，旨在减低学生们的期望，从而也减少他们的失望。学习雷锋运动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形成做一颗平凡的螺丝钉，和从事体力劳动光荣的社会舆论。
雷锋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里最突出的一个。有一本广为流传的青少年读物，描绘了同类型的其他十一位英雄人物。他们都和雷锋一样，解放前出生于穷困的劳动人民家庭，阶级立场很坚定，对共产党、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彻底地献身革命。其中四人是解放军战士，剩下的差不多都是普通工人。他们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为完成本职工作感到骄傲。他们十分自信，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而且不因自己是体力劳动者而觉得任何懊丧与羞耻（只有一个模范人物，一个妇女，被描述为曾产生过怀疑和自卑情绪）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不断督促自己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这些英雄模范人物都以雷锋为榜样，是光荣的螺丝钉。
学校里包括大学，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充当无名英雄，从小事做起的运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同时也无可避免的是，这场运动的目的很快因学生们的相互竞争往上爬而受到了歪曲。学生们互相竞争争取入团，然后藉此升大学·雷锋式的好事为团员们提供了评价申请人政治表现的具体标准。写日记，将日记传阅——尤其是拿给团员们审阅——以供大家进行公开的批评，成为表现积极的一条主要途径。偷偷帮助班里同学缝补，洗涤衣服和床单，偷偷地擦玻璃，扫地，也可产生同样的作用。青少年积极分子常常不得不绞尽脑汁，翻新花样来超过对手。学习雷锋运动迫使学生带着不纯动机，更加积极地投入无聊的积极运动中。
对于那些聚集了来自全市各区的学生、声名很大的寄宿学校来说，情况更甚。那里的学生一天到晚生活在彼此的眼皮下，时刻处于竞争的气氛中。据一些人回忆，在「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的压力下，出现了很多投机取巧的可笑把戏。比如，「一天晚上，十点钟了，大家都在宿舍里，一个同学装作睡着了梦中高喊：毛主席万岁！」这是为了证明他的阶级感情之深，在梦里还念念不忘对毛主席的热爱。
学生们因迫切希望给团员们留下好印象，避免别人批评自己落后和不积极，变得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小心在意。是不是该把脏衣服收起来，免得让班里同学「偷偷地」替我洗了？「私人」日记里该写些什么呢？在忆苦会上我该不该放声大哭呢？是不是应该有意避免从餐桌上的大锅里盛肉呢？下次和负责帮助我的团员谈心时该说多少心里话呢？青年人觉得他们被逼上了一个舞台，必须不停地表演。有些人因此觉得他们的人格受到了挑战。他们都确信自己的忠诚，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无法祛除一种内疚感，因为他们的积极表现是为了个人利益，是虚伪的。于是，在反叛精神较强的学生中，逐渐滋生出一种模糊的、希望超越这些无谓的装腔作势的欲望，产生了一种要做出一些与众不同但真心实意的大事的强烈冲动。我采访的几个人有一天终于鼓起了勇气，有意违反团支部制定的「革命」行为准则。其中有一个学生大胆地在教室里贴了一张大字报，指出革命不仅仅是做雷锋做过的琐事。另一个学生在期终考试前夕，带了一伙同学爬到山上，用真诚、光荣而浪漫的方式来证明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与学校里庸俗藐小的积极表现决裂。但是由于缺乏正确渠道，这些零星固执的反抗行为在班上引起了骚动，召来了团支部的批评，他们当然入不了团。
英雄人物与死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模范身上，他们心甘情愿光荣牺牲的精神，引导着青年人的想象力。虽然这些英雄不能靠战场证明他们的忠诚，但故事书里反覆强调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随时准备为革命和人民群众献出生命。上面提到的十一位模范人物中，九个都是二十多岁就在水灾或火灾中，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因抢救同志或国家财产死去的。而雷锋则是极少数死于事故的英雄人物。但是雷锋作为这些英雄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个没有壮烈地牺牲，说明了一辈子的献身足以赢得英雄的称号，只要甘愿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不一定要有伟大的成就，就可以成为雷锋那样的英雄。虽然如此，死亡主题仍是刻划英雄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的采访者中许多人在十几岁时都对死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在和平经济建设时期，提倡大公无私、艰苦奋斗该足以起到号召人民群众献身革命的作用，一个人终其一生，能碰上几次灾难性的事故呢？但是当局显然意识到单调乏味的事例是不够的。于是关于普通人牺牲成为英雄的报导层出不穷：他们或是跃入熊熊烈火、或是投向滔滔洪流来保护或抢救集体财产。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献身例子。两个好朋友为了避免一辆着了火的装满汽油的卡车向工厂四周蔓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小朗比小韩提前一步赶到。只见卡车已变成一片火海，卡车后面装的汽油全都着火了，只有六、七罐还没烧起来。作为共产党员，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紧紧连着他们的心；眼看着一桶桶汽油烧成这个样子，他们无比心疼！……两个青年工人相互交换了一眼，毫不犹豫、齐心协力地冲上前去。小朗用手一撑，再一个腾跃跳上了卡车，揪住油桶的边缘，用尽全身将油桶推下卡车去；小韩在卡车的另一面，他刚刚翻进车门就听到一声巨响，卡车爆炸了……
[15]。」
死就应该这样。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既然人总不免一死，那为什么不献身革命，死得更有意义一些呢？我调查的一些学生就是真诚地持这种观点的。比如说欧吧，她初中毕业奔赴农村札根的时候，是这样看待死的：
「对于英雄模范来说，死根本不算什么。我想我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必要，死也行。像死于火灾啦，死于防洪啦，为救人或修补大堤而死啦，等等。死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就连拉板车说不定都有生命危险呢！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车一翻就能把人压在下面。所以就得活着做，死了算。实际上，当时不正是这么回事吗？你得活到老，做到老，甚至不惜付出生命。
『为了革命拉车』，这正是那时灌输给人们的思想，还有什么『小车不倒只管推』。要是你决心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为人们服务当中去，你就得做。如果需要，就献出生命，反正到最后也是个死……那时候我真傻。有一次着火了，我这么个女孩子居然一直爬到了屋顶上。大火把屋瓦都烧红了，屋顶已经开始塌落，只剩下大梁和橼子还没毁。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了上去！现在想起来危险极了，可爬的那功夫我根本没意识到『危险』二字。我的心是红的。你要知道我一心只想当英雄，这方是那时的心态。还有保护防洪大坝的情景也十分壮烈。小伙子就们都跳入水中，手拉手形成堵人墙堵住缺口。再有台风袭击时，我们到田里抢收麦子，要不然庄稼就可能全部糟蹋掉。这是另外一种壮观的场面啦，跟打仗没什么区别
[16]。」
简而言之，向人们头脑中灌输这种死亡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生命哲学的教育。将人们对死的恐怖轻描淡写，对死亡的社会价值则极力夸大，那么生命对于个人来说似乎就不再是一种私有物了。如果死亡丧失了其中的个人因素，那么生命当然也可如此。具有这种死亡观的人会更容易地服从集体精神和集体意志。我们将会看到其他三位被访者后来是如何看待这种生与死的哲学的。
英雄与个人主义
除了上述那两种被定为青少年楷模的英雄之外，青年杂志和读物还推出了第三类英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从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到伟大的外国科学家、军事家、理论家和当代革命者。其中，毛主席是最受青年人崇敬的。有关这些英雄的故事经常强调他们的个人才能、机智和勇气。前两种英雄人物（战斗英雄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与这类英雄人物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后者凭借着他们的个人质量与人格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英雄没有被当局规定为学习的对象。就拿毛主席来说吧，他是以慈祥父亲的面目出现在孩子面前的：在对毛的狂热崇拜下，他被称作「伟大领袖」、「舵手」，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从来没有被当作可以仿效的典范。
这一方面是由于鼓励追求个人成功，为青年人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余地，而「个人英雄主义」又是受到党的极力谴责的。官方提倡的英雄主义是在集体主义前提下的，「个人英雄」则受到党的极力谴责。与之密切相关但大家从未明说的事实是：那些伟大的英雄，特别是像毛主席这样的革命英雄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运用反传统的，甚至从根本上来说是叛逆的行为推翻了现存的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创造性和叛逆性是绝对不受欢迎的。现在，「革命」两字意味着循规蹈矩，克服个人主义倾向，把自己彻底献给党和毛主席，心甘情愿地过一种平凡的、按部就班、埋头苦干的生活。这时，「革命」这两个字已失去了反抗的词义，这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官方支持雷锋这样的模范，却对毛主席只能崇拜，不能仿效。
但是，有些青年人透过个人阅读，却选择了效法伟大的历史英雄。我采访的那几个人就选择了毛泽东青年时代富于叛逆精神的形象，从而对自己的个人主义和献身精神加以肯定。青年人选择的榜样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他对标准政治行为规范的态度。效仿雷锋会被当作「表现积极」，而公开效仿青年时代毛泽东身上的叛逆精神，会导致正确行为的仲裁者——团员们发生矛盾。我的几个被访者为了证明自己的人格与对革命的忠诚，远远超于他们周围的无聊积极分子，有意模仿毛主席年轻时加诸自己的苛刻的体育锻炼。这些锻炼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坚强克己的意志和毅力，从而树立起一种与众不同的形象。他们显得比其他同学，尤其是团员们更能吃苦耐劳也更加真诚。他们告诉自己，这种意志的锻炼是为将来的革命做准备。那时，他们可以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像雷锋那样做「驯服工具」，甘当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文化大革命很快为他们提供了盼望已久的机会，他们得以轰轰烈烈地实现自己的梦现。暴力和死亡的威胁对他们来说是一次被解放的经历。
青少年时代
欧、白、张、邓四人各自以他们不同的方式，认真地思考了为服从集体、献身革命、英雄和死亡这些问题，从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分别崇拜什么样的英雄，效仿这些英雄身上的哪些质量以及为什么？
◎欧的故事——顺从积极分子
我们已经看到，欧十二岁小学毕业时非常听话，并且真心献身革命，与家人和同辈们疏远。后来虽年龄增长但欧依然故我，性情与志向都没有改变。作为学生干部，少年积极性对她施以更严格的要求。她的弱点仍然存在，但已经开始发展一种有意识的克服自己弱点的能力。
同在小学时一样，欧的学习成绩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其他同学。她所在的那所市郊中学，在其他被访者眼里是比较不错的学校，但欧过于要强，觉得这只是一所三流中学，配不上她。在欧的班里，百分之四十的学生来自农民家庭，还有百分之四十是工人家庭出身。但是最好的几个学生都来自于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家庭。
一九六四年以前，优秀的学习成绩作为推选班干部的一个因素，仍然比好的阶级背景更为重要，所以欧的政治地位没有受到挑战。她既听话又表现积极，再度深受老师的宠爱。但由于不受同学们的欢迎，她又一次落选班长，做了学习委员。她把积极分子的满腔热情和自我意识都投入到帮助同学提高学习成绩当中去。她帮落后学生补习功课；她制作小卡片促进同学们的俄语学习（虽然俄语是所有课程中最难学又是最不受欢迎的），她甚至把男女同学们都组织起来，一起去探望生病的同学。对此她感到特别骄傲，因为在中国的学校里异性同学之间很少说话，就更不用说为了显示集体精神共同去看望有病的同学了。
欧继续怀着极大热情阅读革命小说，并密切注视着青年杂志里的新闻。「那些话自有它们吸引人的一面：比如制定活动计划，谈论学校里的活动，谈论青年人应该如何做个好学生和下乡锻炼自己。」她之所以要读杂志，就是为了寻找恰当的积极行为。她从不问「为什么」。她最关心的是「如何」，如何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按照规定服从标准。
她无意了解国家的政治发展。如果偶尔读报，也不过是为了完成作业而已，或是为了满足政治课的最低要求。归根结柢，她说：「在政治考试时，你用不着对时事政治很了解就能答出那些题目。」对她来说，最关键的是在政治上应该如何表现，而不是了解政策的内容。
上初中时，政治课并不比其他科目重要，政治考试拿高分也并不意味着表现积极。在对保持学术声誉十分重要的学校，校领导甚至鼓励学生牺牲政治课，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其他课程上。在有些学校，学生们把政治课降到和体育课同等的地位。我的被访者都认为这一科目很容易通过，只要做好课堂笔记，读几篇指定的文章，再背几个日期年分，考试的时候重覆一遍那些既定词句就行了。
欧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却绝对信任党、信任毛主席，并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存半点怀疑。她心甘情愿地（尽管不免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我们已经看到，她不无浪漫地认为，一旦为国捐躯的机会出现，她会像读过的英雄人物一样，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有意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欧着力这样做，但绝非那么容易，部分原因是由于她意识到她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这使她感到很羞愧。在参加忆苦思甜会或扮演悲剧角色时哭不出来，也使她感到困惑。当她回忆那时承受的巨大社会压力，和由于哭不出来而带来的苦恼时，她说道：
「我怎么能在哭不出来的时候硬哭呢？那时我在一个宣传队里演出，眼泪就是流不下来。虽然是演戏，别人还是会因此批评你，说你缺乏阶级感情。我也很生自己的气。我觉得我缺乏阶级感情大概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吧！」
长大以后，她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哭不出来：
「过去受压迫阶级的苦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又不是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毛主席是对的：我缺乏那种阶级感情。
问：妳的那些出身「好』的同学怎么样呢？他们哭了吗？
答：哭不哭不是关键。他们感动了，要是没有共产党，他们可能还在受苦呢！而我们以前是没有经受这种忧虑的，所以我们也就不那么在意。这种阶级感情真的就是这样。」
欧在培养「无产阶级感情」时也许确实遇到了困难，但她和父母划清界线却十分容易。作为自己缺乏阶级感情的根源，她想尽办法要解除这种政治上的「原罪」。还在孩提时代，她就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感到羞愧。上初中以后，她对父母更加蔑视，几乎不同他们讲话，在做重大决定时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入团申请会上，当着几十位同学的面，她斩钉截铁地与父母划清了阶级界限。她公开宣布：从今以后不但不许他们腐蚀自己的思想，相反，还要帮助他们改造灵魂。
欧没有直接接触过地主和资本家，可她与其他中产阶级出身的被访者一样，对他们有着真实的恐惧感。官方鼓励这种针对「黑五类分子」的阶级仇恨，欧自己也竭力培养这种仇恨。她初中毕业后到农村落户的时候，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了这些人民的敌人。村里的地富反坏分子全被召集起来，站成一排，供新来的学生们仔细一一辨明，让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仇恨针对在这些人身上。在那几年里，欧对他们既轻蔑又恐惧。她坚信这些人的脸都很丑，连看他们一眼都让她倒胃口。
为了公开表示阶级立场，欧和其他许多学生都避免与出身不好的同学过于接近。欧十分清楚自己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由此推断那些家庭出身不如她的学生，很可能对政府怀有敌意。在成分不好的同学入团问题上，她和其他团员异常苛刻，与此同时却接近成分「红」的同学，劝他们入团。小学里，出身问题对孩子们来说无关紧要，但到了初中，它成了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的大事了。
欧努力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时面临的最大考验，在于她对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屈尊俯就。这些学生一般来说学习成绩都不算好，也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在理智上她相信党的教育，认为工人农民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他们创造并维持着这个世界，他们的子弟自然具备父辈的美德。但在感情上她无法接受这些理论。一方面由于深受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校对学习成绩的重视，使她仍然梦想着将来成为专业人才。为自己的感情找理由，她认为对于工人农民所能做的贡献，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这是她根据个人看法对党的路线所做的一种高高在上的错误理解。
对于欧这样一个有抱负的信仰者来说，仅仅表现积极已经不够了。上初二那一年，在老师的鼓励下，她申请加入团组织。她谈到她的理由：
「入团是光荣的，受人尊敬的，如果你是团员或是党员你就有许多获得权力的机会，没有权力能做什么呢？自己单枪匹马什么也做不了。我想做一名革命接班人也就是说当干部。没有这些政治资历的话你怎么能被提拔呢？但我并不全是为了名利。我的理解是：如果身为组织的一员，我就能在这个组织之内工作。在团外你事事全靠自己，入团之后就有了依靠。团结就是力量，你可以和大家一起工作。团员常常开会，听取指示，还有互相讨论的机会。」
获得权力和地位是欧迫切希望的最主要的动力，所以她理所当然地首先提出这一点，为了替自己辩护，她特地补充了两点理由，但是她没有提到中国意识形态最重视的目的—— 「为人民服务」。她将一切本末倒置。我无意于说她对「为人民服务」不感兴趣。但忘记提到此目的不能仅仅归咎于一时口误。我几次问了她同样的问题，她每次都把名和权放在首位。由于政府的权威能弥补个人所感到的无能，欧对它依赖性很强。如果能成为既存秩序的一分子，她也就可以分享它所带来的一分权力。为此，她愿意献身于组织。
欧的最终目的是成为「革命接班人」，用她的话说即「当干部」。一个中国青年对「革命接班人」这几个字的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他对权力和现存政权的态度。从语义上分析，「革命接班人」可有两种含义。一般来讲是指随着老一辈逐渐去世，新一代接过老一辈的班继续干革命，被访者中只有白和欧把获得权力和地位看成是「革命接班人」定义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词，因此当我问他们何谓「革命接班人」时，他们都觉得我多此一问，有一点可笑。
欧的理解即「当干部」，理所当然地认为「革命接班人在现存的政治机构中既有权力又有地位。其实她的理解，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更接近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制定的官方定义。在对党干部所做的指示中，毛主席对「革命接班人」提出了五项要求[17]：
（1）必须锻炼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革命者。
（3）必须学会团结大多数，和大多数一起并肩工作。不仅要团结赞成他们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他们的人。
（4）必须学会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掌握听取群众意见的好的工作方法。
（5）必须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不能掩盖错误，把功劳全归于自己，把责任全推给别人。
第一、二条都是泛泛而谈，一般工作尽职的人都能做到被访者把重点放在这两条上，因而误会了「革命接班人」的真正含义。而欧却恰恰相反，她对于「革命接班人」的理解来自后三条要求。虽然那时还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已经学会从一个雄心勃勃的干部角度上看问题了。「干部」和「群众」是不兼容的：一旦当上干部，就不再是群众中的一员了，今后的任务就是执着「引导」和「团结群众」的方向努力。这就是欧献身的使命。
毛泽东很清楚地了解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鸿沟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不满，并为此担忧。这正是为什么他的第三、四、五条指示都要求干部们养成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式，善于自我批评，严防官僚作风，颐指气使，骄傲自满。
欧知道自己的缺点。她诚恳地、非常自觉地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严格要求自己。尽管并不一定成功，在被访者中只有她从初中起就开始认真地自我约束。
自提出入团申请后，欧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由于当时班里还没有团员，她选了两位老师做她的入团介绍人，按时给他们写「思想汇报」。她说因为听惯了表扬，她受不了面对面的批评，所以她更喜欢这种方式。不过她对她的两位介绍人十分信任、坦率地与他们讨论自己的问题和苦恼。
「我与他们谈到我最近的表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我的苦恼以及无法与同学合作。还谈到我作为学习委员，没能成功地开展工作，一些学生考试不及格。我觉得我得负点责任。还谈到我怎样骄傲自满，没有听取老师的意见，结果惹老师生气以及我没有尽到职责等等。」
「问：你们没谈过更理论性、政治性的东西吗？
答：没有。我这人很实际。我总是十分担心我该做而没做的。总在考虑这些问题，总在不停地衡量，用尺子仔细地衡量。」
我们可以看到，歌的自我约束主要是她的行为正确与否。例如，如何处好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她知道在同学的眼里她是老师的「走狗」。她把她的入团介绍人当成唯一的朋友，尽管她发誓要和同学们搞好关系，她的竞争欲望和要超过同学的欲望使她交不上朋友。她总是十分轻蔑地谈到同班的那些积极分子，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她记日记，但不是雷锋式的日记，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的日记不太「无产阶级化」，里面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日记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各种思想感情。班里没有可以信任的朋友，和家庭又关系疏远，记日记成了她抒发感情的唯一渠道。她两次把日记拿给她的介绍人看，因为她相信如果他们更深地了解她，就可以更好地帮助她。这固然反映了她性格中坦率的一面，但她也承认她的作法「有一些不诚实」。她的日记既记下了她最隐祕的思想，也记下了她所做的一切好事，因为她觉得说不定有一天她的介绍人会读到它的。
她渴望做个听话的学生，总是担心得不到社会和当局的承认，这使她忧心忡忡，自我怀疑而心情沉重。她加强自我修养[18]，主要是控制自己的自发行为。然而这总是不那么容易。沉
重的道德压力时刻针对着她自身不高尚的一面，使她的行为变得反覆无常。她可以或冷淡或热情，或慷慨或自私，或坦率直白或斤斤计较，或宽容或嫉妒，或骄傲或谦虚。道德教育先使她警觉自己的缺点，然后要求她自觉去克服。这使她陷入矛盾之深渊。这个名目繁多的「奖励」制度，在帮助人们克服自己缺点的同时，也助长了这些被抑制的缺点。由于表现热诚而受到表扬时，她目中无人的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宽容待人使她获得特殊地位，然而她又要小心防范保持这个地位；表现谦虚换来了夸奖，但这又助长了她的骄傲自满。像欧这样迫切追求奖励的人，深深地陷入了这个制度自身的矛盾之中。
正当欧与自己的弱点做斗争时，她碰上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大难题：到底是自愿申请下放农村呢？还是继续升学深造？前者会给她带来光荣，而且她也会因为表现了自己对革命的忠心而感到满足；后者则是她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出路，但却会给她带来「假积极分子」的坏名声。欧此时感到左右为难。
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间，政府计划派送大批青年人去农村，其规模之大超过以往[19]。每个学年，尤其到学期末，校领导都要动员应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志愿申请到农村去。当时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或是准备下乡，或是准备升学。虽然从这句口号看不出政府的态度，但实际上，继续升学仍被放在首位。校方对此的态度可以概括如下：「努力学习，多学知识，将来就可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如果没能升学，也不要灰心。到祖国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在那里同样可以做贡献，而且更光荣。」可是，不管那些志愿下乡的有多光荣，下乡是第二选择，这很明显。
学校施加压力，动员学生接受第二选择。要学生自愿写保证书。那些本来一心考大学的中学生，要他们宣布自愿下乡，使他们面对前所未遇的矛盾。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思想负担相对要轻一些，因为他们对升学的可能更有把握。那些成绩一般和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必须清醒严肃地面对这一选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升学的希望渺茫。不过，无论谁都面对着考砸的可能。我所采访的人中，大多数人成绩都属上乘，也都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尽管他们很希望上大学，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愿意下放农村，锻炼自己[20]，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
动员班里同学志愿申请下乡成了团支部的主要任务。欧作为学校最突出的积极分子之一，出色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她安排那些已经下乡的前几届毕业生回母校做报告，还亲自去农村了解知识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能做的贡献，汇报她的观察所得，带头当着全校师生庄严宣誓志愿献身农村。后来和欧一起奔赴农村的一个男同学回忆说，同学们都觉得她决心坚定，宣言极有说服力。他后来怀着激情下乡，不能说与欧的积极热情的演说无关。
但是欧对下乡的真正态度是什么呢？
「问：妳觉得妳必须下乡吗？
答：实际上我是考虑要去的，既然下乡是光荣的，我干嘛要害怕呢？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间：妳真觉得妳会去吗？
答：其实我心里确信我能够上高中。
问：这么说来，妳并不认为妳是非去不可的？
答：嗯，如果考不上我就去。上不了高中，我就准备下乡。不过那时我以为我是肯定能升高中的……」
但是她没有考上。当老师把这个消息悄悄地告诉她的时候，她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由于过分自负，她犯了一个战术上的大错误。每个毕业生可以报考四所学校，欧只报考了市里最好的四所。而这四所学校除了出身最红或最为出类拔萃的学生外，其他人是望而却步的。结果这四所学校都没有录取欧。在我的访谈者中，有几个在学习上可能比欧还要出色，都没有试想报考那四所学校的任何一所。直到今日，欧仍然拒绝承认她的判断失误是她失败的原因，宁愿相信她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名落孙山的，这既不丢脸，又使她不用因为承认是自己一手造成的错误而自责终身[21]。
欧最后还是志愿下乡了。她去农村并不是因为别无选择，她本来可以和许多人一样留在城里等第二年再考。但她违背父母的意愿，没有这样做。她自嘲当时的处境是「骑虎难下」。她已经那么诚恳地宣布做好了「两种准备」，又那么积极地说服别人发了同样的誓言，现在如果反悔，就难免落下个「假积极」的名声，被他人耻笑·她感到她必须使自己「渡过这个难关」，维护她的积极分子形象。她再次，但这次是以落榜代表的身分号召其他落榜者，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我说话时声音很平静，不动感情。归根结柢，这不是十分光荣的事情。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怎么会失败呢？我的
分数一直这么高，我还是团员，能有几个团员呢？… …我的心里已经罩上了一层阴影。
毕业班一百多个没考上高中的学生里只有十二人申请札根农村，欧是其中唯一的团员。她逐渐安于自己的处境，说服自己去农村可以获得特殊的荣誉。而且，作为唯一的团员，她有主动照顾那些非团员的责任。她决心做一番事业，「一方面为农村建设做工作，一方面自己也取得一些成就」。事实上，在志愿去农村的申请人中有三个学生比欧享有更大的光荣，他们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而且都考上了高中。
在下乡的那一天，学校为他们组织了一个场面很大的欢送会。全校师生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为这些十六岁的孩子们送别。欧回忆他们当时充满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但感情又有些复杂：
「在火车上我们一边流泪，一边唱歌：
『在晴朗可爱的春天的早晨，
列车把年轻的朋友带向远方，
为了把我们亲爱的祖国，
建设成美好的人间天堂。』
我们大家一路唱，一路哭。毕竟我们以前没有离开过家，而且谁知道前头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的心微微地颤动了一下，我的眼眶也湿润了。但我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作为唯一的团员，我得照顾大家。见他们都在哭，我便带头唱起歌来活跃气氛。」
◎白的故事——纯正积极分子
白是我们要写的第二个积极分子。他一直到高中入团以后才成为「积极分子」。白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了积极分子的潜力。到青少年时代，白便具备了所有那些欧有意培养但总培养不到家的质量——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具有无产阶级觉悟，团结一致，热爱集体和劳动积极。但是，按照党的标准来看，仅有这些质量是不够的，它们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使其成为「自觉的」积极行动，这些质量就很容易蜕化变质。白为研究从仅有积极分子倾向的青少年，到「有觉悟的社会主义青年」的成长过程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一九五六年他升入中学。他进的那所并不好的学校主要因为它刚成立，学生们甚至不得不在开学后的头几个月帮着施工建校舍。而且由于学校成立时间太短，规章制度尚不够完善，学生的水平都在中等以下，教室里经常一片混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影响下，白很快学会了打架斗殴。到上初二时，他已经赢得班里打架能手之一的称号了。若口袋里不装满石子，他是绝不会冒险出校门一步的。
对于他这种年龄的男孩子来说，好斗是很平常的。不过，虽然白很为自己孩提时的淘气感到得意，还是立即向我担保他绝非扰乱社会的捣蛋分子。他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有声有色地细细地讲述他那充满了打架拼斗的初中生涯，每一架都打得那么有理。到最后，听得精疲力竭的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强的正义感。据他自己说，他很少挑衅闹事，他打架或是为了保护弱者，或是因为名声不好的家伙要同他一试高低。他把他的对手们都描述成令人讨厌、专门调皮捣蛋的顽童。他不得不因为时常打架常做公开检讨，可他的自我形象并未因此有丝毫污点。
在那些年里，白还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劳动中他表现得积极能干，被选为班里的劳动委员。在一九八五年开展的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白所在的班参加了一项校间的竞赛，通过繁殖一种细菌来生产氮肥：
「所有的班都得参加。但其他班的学生都很懒，没有把化学药品和化肥按恰当的比例调配好或是搅拌不均匀。你可以想象能有几个人愿意认真地搅拌粪便。但我很严格。我指挥同学们去搅，而且自己也用手来搅：用棍子搅效果不好。不知怎么，同学们都很听我的话，都用手搅拌。我要求非常高，不停地查看以确保给肥料配好水。自来水里面有氯气，能把细菌杀死，所以我坚持让大家用井水。我还把全班一男一女分成对，以免配水时大家嘻嘻哈哈地不认真。这样我们繁殖的细菌才得以拿到全市展览。啊，那实在是棒极了！」
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他又表现出一种新的品质：具有很强的自制力。那时，他不仅学会了打斗，而且满口脏话，差不多一开口就吐脏字。可是在一九五九年中，在恢复有法制、有社会秩序的舆论宣传「安全教育运动」的影响下[22]，他下决心要揭开生活的新的一页。他甚至在别人挑衅时也克制着不还手，而且他还当着全班发誓：「从今以后绝不再吐脏字」。足足两个星期他没敢讲话，迫不得已开口的时候，他就一个字个字慢慢讲。
不过，他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对政治课不感兴趣，觉得它「枯燥」、「空洞」。读他酷爱革命题材的小说，家里太穷买不起书，就经常在午休时到学校对面的书店里去读书。他崇拜毛主席，崇拜党，热爱祖国！但是就像他今天说的那样，这种感情依然是「一种相当自发性的爱，并未经过理性思考。那只是一股自发的激情。
他把共青团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来尊敬。但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无心入团，因为班里唯一的一个团员是班里最大的「马屁精」
在父亲的影响下，白渐渐地把上大学视为十分自然的目标。他想当一名中医，或者当个伟大的科学家。到了考高中的时候，他只报考了普通中学，对上职业高中的可能性没有多加考虑。他显然考得不错，进了广州较好的一所学校，并被安排在一个重点班里。这是全校的模范班，班里的同学都是为「培养国家人才」特意选拔出来的。在新学年开始之际，校长亲自向这个特选班致词，表达了对他们寄予的厚望。
白所在的班里，党员干部的孩子占学生总数的一半，无论从学习成绩上看，还是从政治思想上看这个班都是格外「先进」的。班里共有八个团员，其中七个是干部子女。从开学第一天起，团员人数就已够组成一个团支部了，同时还有足够的积极分子在教室里形成积极向上的政治气氛。白对此不甚留意，只关心如何搞好学习。可是学期开始不久，在全校师生去帮助修建火车站时，白的劳动热情和能力崭露头角，很快引起班团支部的注意，成了「发展对象」。团员们奉命「接近」他，「了解」他，请他参加团的活动，不断征求他的意见。他们还暗示白申请入团，后来索性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
最初白犹豫不决。五十年代后期，进大学还不那么困难，那时高中毕业生的人数不像后来那么多，差不多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在大学里获得一席之地。所以学生们也就用不着为了职业前途而申请入团。白出于初中时的经验，对团员仍怀有反感，团支部邀请他观察「组织生活」也没有能打动他的心。事实上，他看到了团员们所受的严格要求后很震惊：「好像你每走一步都有人评价你似的」。不过他最怕的还是参加团活动会影响学习。他不像欧那样把与权力有关的一切都看成是光荣的，而且期待着分享那种光荣。白最终还是同意入团，但动机却与政治觉悟毫不相干：「上高中的头一年，我生病住了院。一个人在医院里待腻了。哇，整个团支部成员都来看我，我高兴极了。他们待我那么好，我于是提出了入团申请」。
是集体的兄弟般的同志情意深深地吸引了白。他提出申请之后，团支部给他指定了两位「入团介绍人」。他们对他的关心，对个人美德的孜孜追求，使他改变了对团组织的成见，把他和团支部拉得更近了。不像欧那样从不愿赞扬她的同辈，白把那两位入团介绍人当作良师益友，与他们保持着长久的友谊：
「他们对我影响很大。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这是因为他们能做到言传身教。那种革命精神！我们甚至在大学期间还经常通信，他们的信都充满着非常纯洁健康的政治热情。我把他们给我的信都保留下来，还把信中所的道德格言下都画上了红杠杠，读它们是如同读毛主席选集，啊，他们的思想才真叫健康！」
正是由于这两位介绍人的影响，他才严肃认真地培养自己的「政治觉悟」。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对于他来说真好像一次宗教信仰的皈依。那是再生，是一种新的召唤：
「入团之后，我的大目标是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我期望透过这一途径更好地跟党走。透过那些团员们，我懂得了许多事情，比如说应该怎样对待生活？人为什么活着？这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现实的问题，引起我对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疾病以及遇到困难时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了，不像从前，生活没有个目标。现在不管做什么，我都要考虑再三，或者找有关书籍，看看我该如何解决面前的问题… …我开始运用政治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自觉地学习新知识，如学毛著。」
他对集体生活的热爱，在团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得以实现。个人主义极强的欧，就从来没有体验过白的那种团结友爱的感情：如果集体特别好它就会把你吸引过去。你会觉得集体很温暖，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你。在这样的气氛下生活是很有意义的。你整个身心都融入了集体。
他开始完全沉浸在团组织的各项活动里：办墙报；挨家挨户地劝说老太太参加「市人民公社」；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即私下里指出同学不正确的观点并说服他们改正）；找非团员谈心；像以前别人培养他那样培养新团员。他努力试图搞清每次运动的重要性。同时，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知识，他开始从头到尾地认真阅读《毛泽东选集》，这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相当不简单。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读完了毛选第一卷，团支部却批评他读得太多太快，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团员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组织纪律的约束，白对此完全接受。事实上他乐意这样做。他喜欢受纪律的约束，相信只有富于「组织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同时，他也喜欢严格要求别人，有时固执到了独裁的程度」他嘲笑自己：「我简直有点儿，哈哈，像个法西斯分子。我强迫人家不出差错。」
入团之前，他不知道也并不着意要了解同学的背景。但入团之后，他对每个同学的家庭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开始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依循官方准则，在评价他人时应把重点放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而不是他们的家庭背景上。可他对于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同学，在访谈时，他尽量想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从不避讳与出身不好的同学交友：因为从理论上说经过教育就是他们也是可以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不过很明显，他的态度基本上与歧视黑人的白人相同：「尽管是个黑鬼，他还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他很注意自身修养，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最隐秘的想法，并且很乐意让其他团员阅读他所有日记。当时尚未开始宣传雷锋事迹，记日记还没有固定格式或样板。
「那时我太天真，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这样一来，支委们对你很了解，批评你的时候总能说到点子上，而我就喜欢这个。现在回头一想真是傻透了，我把什么都告诉了他们，任他们批评我，处置我。」
白对自身的优点比欧更自信，且不像欧那样斤斤计较，所以他没有患得患失，在有意义的集体生活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的途径，并在这种环境下开始把自己视为一种道德力量。他对「革命接班人」的解释既与欧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作为团员，他们都有权力对班内同学的活动加以限制。他们已经谙熟干部之道，并萌发了日后担任领导职位的野心。欧把「革命接班人」与干部等同起来，但白对该词的解释是：革命接班人是被人效仿的模范人物。以他的解释，接班人固然包含领导之意，但并不意味着非得是领导干部。他承认，在他为报效国家所做的努力中，当干部的念头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他说，这毕竟是政府对毛主席定下的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不过，他又匆匆辩解道：
「我是说，那包含了当干部的意思，但并不意味要拼命竞争当干部。不会像西方搞竞选似的你争我抢互相倾轧。不，不会出这种事。要不然就不符合那五项条件了。」
对于欧来说当干部是最终目标，而白则把这一个人野心放在了次要地位。当我问到做了干部可以获得多少个人利益时，白认为这种问法本身就不对：
「哎呀，那时侯我们根本不考虑个人利益，只关心如何为大家谋利益。获得个有权的职位，也只不过是为了给社会做更大的贡献而已。哪里能成天考虑自己！就像西方思想，一天到晚只想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利吗？不，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不同……不管做什么，第一个念头就是为全班为全校，为全国人民服务。」
雷锋因富于献身精神和正义感而不用自我约束，而这对欧却是每日自省的主要内容。白在这方面来说和雷锋很相似，他有欧所不具备的阶级感情和对党的感激。虽然没有被正式定为「无产者」，但他坚信自己属于无产阶级，所以没有欧的不安全感和不定感。白后来对党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层，因为老师发现他家境不好，住房拥挤，便准许他睡在学校教室里并且给与奖助学金。
前面已经说过，白和雷锋一样，都有一分异乎寻常的强烈的正义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质量正是白最需要加以克制的，因为它已经发展为一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自己比别人都更正确，这样的观念自然导致了「主观主义」[23]。中国的意识形态认为，主观主义必会导致固执己见以致无法正确判断事物，无法理解和倾听他人的意见，也就更无法与他人合作。白是团支部里的「极左」分子，他过于相信自己，
往往把对自己苛刻的要求强加于人。吸收新团员时他是投反对票次数最多的，甚至当大多数团员都已同意可以忽视一些小小的缺点毛病时也不肯通融。他把自己当成最公正的评判者，当所有人包括团干部们都埋头读书准备高考之际，他仍一丝不苟地开展政治活动。他独自一人去调查一个鼓励过别人投奔香港（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越境）的同学，并使那个男孩被公安局拘留一周之久。班里的许多学生都觉得这未免有点过分。后来那个男同学伺机报复，两人一场恶斗的结果是那男孩子受了重伤。
这是白的严重失误，作为一个团员，他应该说服别人，绝不能动手打人。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虽然口头上承认了错误，但内心深处并不感到怎么内疚：
「打架是不对的。但我相信我去搜集材料（调查该同学）并没有错。他四处散布去香港的流言，还竟敢用弹弓在毛主席的相片上打了一个洞；从公安局放出来后，他到处说我们北方人在白吃广东的大米（白的祖籍不是广东），叫嚷着要『打倒北方佬』。气得我提着一把镐跟在他后面追……团支部问党支部怎么处理。谁也没有料到，校长说我揍得好！哈哈，他说那家伙活该。所以我没陷入麻烦……我不得不写了好几篇长长的检讨。不，我并没有真的承认我错了。所以我进大学后又和人打了一架。哈哈！」
白把自己当成是真理的卫士。正如欧很难控制住她的傲气，白也很难控制住自己强烈的自我正确感，他们都会恰当地做公开检讨，照程序写那种措辞恰当、无懈可击、符合标准的自我批评，但就是改不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做的公开检讨不真诚。他们的确是很真诚的，虽然他们听凭弱点支配自己，但他们的理智还是能告诉他们自己错了。
经过多年训练，学生们升入中学时也掌握了当众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技巧，这是多年训练的自然结果。在小学，他们即开始写作文，写周记。遵守一套十分严格的道德模式（与此相似，香港和台湾的学生也必须写这种道德意味很浓的作文）。到了中学，他们知道了该怎么用词、该如何引用合适的口号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该怎样说才能让自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听上去既不极端，又不尖刻，但又足以使人信服。他们都已熟练到了就像我们前面引用的一位受访者所说：「只要一张嘴那些话就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上来」的程度。这种中国式的教育方法，不断重复使用高度程序化的道德训诲式语言来培养青年人的政治、道德价值观，确实非常成功。这种无休无止的灌输……拿白的话来说就像「照在你身上的看不见的X光」，……的结果，不只是表面上的一致，连人们的日常词汇和表达方式，也都渗透着一整套特定的价值观。
白不崇拜任何人。他尊敬毛主席，尊敬他的观点和成就，并认真地遵循他的教导，但他从未把毛主席当成宗教崇拜的偶像。在高中，当他阅读毛选时他在旁边写下批语[24]，读毛着与读凡人的书无异。进大学后，他读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在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他也依然试图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教授们都谨慎地把马列著作当成不证自明、完美无缺的公理来讲授，白也不得不学会绝口不提马克斯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学政治得死记硬背，老师考试，学生们得从头到尾阅读马克斯的《资本论》七到八遍，几乎可以将书中的概念背诵下来。有些刻苦用功的学生更甚，把书中的每一页都钻研了不下十五遍。白认为自己思想比较独立，因为他读了三次就不读了，并告诉教授说：再读下去也不会加深理解。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其谈话和讲话中曾多次谈到中国教育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叹息说攻读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再也写不出什么有质量的文章，因为他们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5]，但毛从没有指出，愈演愈烈的对他的个人崇拜，和有意把马克斯、列宁和毛自己的著作变成不容置疑的教条，也同样有碍于同学才智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不大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教条，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极力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榜样。在一本广泛流行的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书里，极力宣传毛当时独立、大胆、非难权威的思想，此外还提到毛泽东早期在看书时随手写下评语与心得的习惯[26]：
「在一本大约一万言的书里，他（即毛）竟写下了一万二千的评语。而且，全书的每字每句都用毛笔标上了诸如圆圈、点、单线、双线、三角、十叉之类的记号。这在学习史上堪称奇迹。」
有好几次白想给我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在阅读时也写下大量评语。当谈到他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绝对真理时，他引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话：
「毛泽东曾亲口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依我看这八个字应该成为学习毛选的指导思想，因为既然人人都可能有缺点，犯错误，你的书也未必完全正确。就算你的著作是那么的伟大，它指引革命走向了成功。就算它百分之九十九都没说错，但总还是百分之一的不足吧。」
不过，虽然白对毛主席的教导稍有疑问，但他从未对党的教导产生过任何怀疑。在他看来，「党是个庞大的组织，它能消除自己所犯的错误，所以党的指引永远是正确的」。他所说的「党」并不意味着那些掌权的个别党员。他会毫不犹豫地批评个别党员，这点我们在稍后叙述他的大学生活时就会发现。在他的概念里，党是个抽象的个体，是超越凡人的集体智慧结晶。
尽管具有这样的信念，白却和雷锋不同，不愿意做一颗「螺丝钉」。他甚至批评雷锋缺乏宏伟抱负：
「我知道螺丝钉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展望未来的时候，一个人应当分析自己的能力以及国家的客观需要。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不仅仅做一颗螺丝钉。只有到了别无选择时才应当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做一颗螺丝钉。雷锋确只肯做一颗区区螺丝钉，没有更大的抱负。」
和欧及其他访谈者一样，白坚信当一个专家比当一个普通的农民对祖国做出的贡献更大。努力奋斗考大学，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无可厚非，而且可以满足个人的愿望。
但在上高中时的一段时间内，白似乎很乐意做一颗螺丝钉，他当时扮演着团支部里最纯的「极左分子」的正面角色。受党支部里极端积极气氛的影响，他开始真诚地号召学生们放弃高考的机会，志愿申请札根农村。保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对于他来说还不够革命。
白准备志愿去农村，高中的最后一年，是证实他革命程度的关键。然而他的申请未被批准，校长亲临他们班向他们解释说他们都是尖子学生，国家正需要人才，他们将来报效祖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升大学。党的决定和他个人内心的志向恰好不谋而合。白于是服从了，像其他学生一样，投入了紧张的高考复习中。
白也许对自己的忠诚和准备做出牺牲的宏愿半信半疑，但是他肯定自始至终都知道官方报纸一再督促青年积极分子参加高考，让国家来决定他们报效祖国的方式，是最好办法。他明知自己不会下乡还要提出申请，大概是在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但在两年后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又一次申请退学，甘心放弃令人羡慕的前程，要求札根农村。他把此事搞得人尽皆知，而当时也不是不存在被批准的可能。于是在同学们的眼里他不仅是个极端分子，而且颇有神经不正常之嫌了。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正值大学生必须下乡参加反腐败的「小四清」运动[27]之时，在编纂村史的过程中，白与村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要在那里札根，他解释道：
「我的梦想是改变那个村子的面貌，让它成为模范生产队，一个赫赫有名的生产队。因为那地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都不错，所以我计划实行技术革新，同时也为将来的机械化拟定了计划。我觉得那地方有很大的潜力……我也知道我该从何处下手。」
这是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一心想建设一个与大寨齐名的生产队。放弃读大学无疑是一种牺牲，但也不能就此把他的梦想看成是个人利益向集体利益的无条件让步。如果成功了，他就会成为出名的积极分子。刘少奇把这种志向称之为「个人目的与党的利益的调和」。只要不是「纯粹的个人目的」，兼有个人利益也是合理的[28]。
欧和白只要能够有机会就会表现他们的忠贞，并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有效的，可给他们优越感的快意，更加干劲十足地去献身集体。欧总是在衡量自己，意识到了自身的反覆无常。有时她相信她真的做到了公而忘私，有时却十分清楚自己的动机不纯。白则不像欧那样勤于自省，自以为是完全大公无私的。
欧和白与其他接受访谈的学生不同，他们属于另外的一类。他们是公认的积极分子，所以政治荣誉感比一般人强。他们渴望能起领导作用，并自信能在领导岗位上有所建树，能组织「群众」做一番事业。此外，作为团员使他们认同既存秩序。团组织是培养未来干部的基地，白并不认为自己所应做的贡献只是挥舞耕具，而是要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乡村干部，准备步步高升。
在团里他们都学会了管理人的技巧。他们明白在接触别人时要采用正确的态度，知道如何指出他人的错误不致使人反感，何时该软，何时该硬，怎样诱人开口交谈，以及引用什么语录支持自己的论点，不过，虽然掌握了这些知识，欧却总是克服不掉自我优越感，白也未能改正自己轻率鲁莽和有时过于独断的工作作风。这是因为他们的「领导」意识太强和良好的自我感觉，使他们对那些手中无权的同学们的痛苦与不满麻木不仁。
欧和白都是最早入团的佼佼者。他们没做出太多的努力便
入了团，有些刻薄一点的同学甚至说他们是被「拉进去」的。那些在他们之后入团的人得拼命竞争，这种竞争总是伴随着焦虑，对自己的怀疑以及各种不满。歌和白谈论起他们所在的团支部时，仍带着理想的怀旧感：团组织做出多少成绩啦，在入团政策上多么讲原则啦，他们发起的活动是多么重要啦，他们怎样在会上分析非团员的情况啦，他们怎样启发别人的政治思想啦，又是怎样仔细地调查同学的家庭档案啦，等等。但他们很少提及某些同学对团支部所怀的敌意，对于那些因为出身不好而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同学也没有丝毫同情心。他们没有意识到：作为团员，不管批评非团员同学时是多么温和，多么客观，多么正确，不管他们在吸收新团员时多么讲原则，不管他们自以为同群众是多么地打成一片，后者在他们面前总是很不安。而且，不管他们在说教时是多么地充满善意，总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有高人一等的感觉。等谈到张和邓时就能看到故事的另一方面。
欧和白同是积极分子，但在对待领导的态度上截然不同。欧总是服从她的顶头上司，白却不然。他一旦感到上级领导有虚伪之处，就立即鄙视他们，并为了维持自身的纯洁起而反之。进大学后，中学时期被极左面目掩盖了的正义感，就以一系列叛逆行为表现出来。
一九六二年，白考上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经济系。被名牌大学录取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而主修马克斯主义经济学更是倍增光彩。同学们的阶级背景、政治历史都相当出色，班里的大约三十多个学生当中有四个是党员，一半以上都当过团支部书记。白谈到了在考入这所高等学府之后的锦绣前景，大多数学生是如何地自以为成了达官显贵。他们尽量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严肃样子，让自己看上去身分不凡。
在大学里，学生们大都致力于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入党，二是为毕业后分配个好工作打基础，这样就必须做到学习成绩好和政治表现积极。由于拼命地想在这两方面都出类拔萃，学生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29]。
政治上这的竞争不但激烈，而且必须费尽心机。学生们所说的每字每句几乎部是马列主义术语。在团支部会议上，团员们争相炫耀自己的优点以此压倒他人。当时正值学雷锋运动的高潮。白鄙视地谈到弥漫全班的虚伪气氛：
「在学雷锋的那段时间里班上流行起了记日记。但那些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全是些抽象空洞之词，比如学生应该如何掌握马列主义等等。写几条言之无物的口号，就算是一天的内容……不，我不会把我的日记和任何人交换。有些人故意借日记标榜自己，把日记交给团支部党支部之类看。我读这些日记时直想呕吐，简直虚伪极了！」
最令白失望的是，大学班里缺少高中团支部最吸引他的团结友爱。他不再向同学们坦露思想，而且还试图透过一系列不合潮流的行为来显示他是不屑为个人谋私利的。班里所有的人都努力给党支部留下好印象以求入党时，白却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是班里唯一拒绝申请入党的人。
开会时他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同学批评之尖锐已经超过了礼节许可的限度。尽管受到其他学生的嘲讽，他仍不断大谈他以前的团支部的种种优点。当一个同学得了十分严重的肺病，没有一个人敢去接近他时，白特意与他同住一个房间，一同饮食，以此来指责其他同学，尤其是学生党员们，对真正有困难的同学缺乏关心，只会在开会时叫嚷要关心他人。当全校都卷入学习雷锋艰苦朴素风作风的热潮，人人争相穿出最旧最破的衣服时，白却穿了一套漂亮的新衣服，这一套衣服是他用自己的旧衣服和一位家庭富裕的朋友换来的。那个同学从来没穿过旧衣服，为了避免挨批而与白交换。白的那身新衣服的人群里格外显眼，他以此来嘲笑那些赶时髦的人。
在同学们眼里，他无疑是个相当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总把别人搞得十分难堪，批评起人来一点也不犹疑。他的正义感为他树敌不少。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成了党支部的攻击对象。
尽管他对大学里的假积真正有困难的同学缺乏关心，只会在开会时叫嚷要关心他人。当全校都卷入学习雷锋「艰苦朴素」作风的热潮，人人争相穿出最旧最破的衣服时，白却穿了一套漂亮的新衣服。这一套衣极现象非常失望，但他的热情并未随之熄灭。就是这一年，他申请了下乡。一年后，他由于坚持原则惹下了很大的麻烦，足以危及他的整个前途。他的信仰面临考验，不得不做一个重要的选择。
那时正在开展全国范围的大四清运动，大学生必须下乡帮助村民「抓阶级斗争」，协助他们消除经济困难带来的基层组织的普遍腐化堕落。毛主席认为这样几个月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经验，是给学生们最好的「无产阶级教育」。于是，一九六四年底，白同其他几个大学生，连同大约二十位公社和县干部一起组成了一支四清[30]工作队，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生产队）开展四清运动。在这样组合的工作队里，大学生的地位自然低于干部。对于学生来说，服从干部的喜愿有利无弊，因为工作队最后要向学校报告学生的表现。这对他们将来分配工作和前途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不熟悉农村，大学生们的理想主义的色彩较浓，尤其是白。干部们的马马虎虎的工作作风及他们对于阿谀奉承和各种小礼物的来者不拒，使他深感不满。他想比别人表现得更积极，尽量下地和农民一起干活，在空闲时间则组织当地青年开展一些鼓舞干劲的积极活动。他成了「破纪录者」。不过，他因不同意工作领导对被怀疑的基层干部的种种作法，而得罪了工作队的其他人员。当时，工作队获取供词的方法是在「斗争会」上威胁那些基层干部，迫使他们夸大其错而招供。根据正常的运动方针这是不容许的。白在学校时就知道，劝导和教育才是使人坦白认罪的正当途径。但在当时，有一种全国性的极左倾向，工作队互相攀比揪出的四不清干部，查出的大案越多越好，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巨大成绩」。
在选择新的基层干部来代替那些腐化干部时，白和工作队的长期不和终于爆发了。一些工作队成员强迫农民们接受一个缺乏群众拥护、又明显没有农业管理能力的人做他们干部。白征求农民们的意见，感到这些不受欢迎的干部会给集体生产带来灾难，于是他站在群众的立场，担当起斗士的角色。他鼓动农民们拒绝工作队的决定，而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这种在工作队内部的严重分歧，本来应该汇报给高一级的党组织，但工作队的干部急于遮掩此事，就企图迫使白在农民面前承认错误，自我检讨。白感到进退两难。如果他拒不服从，后果将十分严重。整个工作队恐怕都要遇到麻烦，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不想让工作队走投无路，但是当众检讨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的人格和当众丢脸。那天晚上，他夜不成寐：
「问：你有些苦恼啦？
答：不，我读一整夜毛主席著作。真的是在读毛选。期望能从毛泽东思想里找出答案。唉，那时我实在太忠诚了。我一页一页地从第一卷翻到第四卷，但一无所获。
问：你平常就用这种方法来做出决定吗？
答：是的，这还是从雷锋那儿学来的呢。我常常那么做。
问：你的意思是说找一句看上去有用的话……
答：不，不是那样。只是要抓住大意，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解决问题的。然后把他的方法应到我的情况上。特别是他解决路线斗争问题时的方法……比如党的六届大中全会和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碰到的问题
[31]。在这次冲突中我坚信我代表了正确的路线，我潜意识地认为那些人搞的是修正主义
[32]。那天夜里我读到很晚……」
第二天早上，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尽管如果运气不佳的话，这种作法就可能毁掉他的整个前途：
「吃过早饭后，他们让我去做自我检讨。我越想越觉得怒气。所以就收拾起我可怜的一点行李和几本书，背上书包，上山向东跑去。我顺着大山的主脉一直爬到了山顶，在那儿考虑了很长时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想到这么几点：第一，我对大学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了。我打算四处漂流，一直到找到个新的地方札根为止。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的家庭。第二，我觉得党员、团员和我都不是一种人。让工作队也尝一回苦头吧。我可尝够了。这回该轮到你们了，谁让你们违反了规定呢！……第三，这也是我向群众说明我没有屈服的一种方式。我失踪了，就表明我不屈服，我坚持了我一向的主张。所以就群众方面来说，我损失不太多。唉，不过离开这块地方让我感到很难过。我毕竟在那儿做了那么长时间，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流了那么多汗。离开它是很不容易的，但最后我还是走了。」
这是个原则性很强同时也是个十分感情用事的决定。之后的三个星期，他隐瞒了自己的身分，漫无目的地从一个县走到另一个县，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这么做有一个相当浪漫的动机：他一直十分羡慕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徒步考察湖南省五个县的举动；毛主席透过那次游历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3]。白以前因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机会为革命进行类似的学习考察感到遗憾不已。虽然满足这种愿望并非他的本意，但既已上了路便学着毛主席当年的样子，着手详细地写下了他的观察所得。白向来热爱集体生活，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人在摆脱了所有社会、个人及政治关系后竟会这么轻松。
但在中国，对居民身分有严格的控制，四处漫游是非法的。结果他在两个像监狱般的拘留所里渡过了一个多星期。于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并经历了中国社会最低层人民的生活。他看到了乞丐和流浪汉，这些他以为早就从社会主义中国销声匿迹了的人。他们被监狱看守拳打脚踢过[34]。他还亲眼目睹一批来自邻省的难民，他们因旱灾而背井离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沿路乞讨，最终被集中在一起，饱餐一顿后又被用卡车，遣送回了原籍。白的心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想法：
「我觉得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严肃的反思。我还有一些其他古怪的想法：为什么报纸上不报导这些事？为什么从来都看不到一则关于某地遭受自然灾害的新闻？为什么只报导所取得的成就和大好形势？我觉得这种事应该报导，让所有人都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让知识分子们知道国家还到处充满了灾难，让人人都理头苦干，争取进步，我感到十分迷惑不解。但可以说我只是微微有一点怀疑。我仍相信毛主席所说：一张洁白的纸可以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被拘留所释放后继续流浪，最后不幸染上了疾病，终因发高烧和腹泻而极度虚弱昏迷在杳无人烟的小山上，两个牧羊人救了他。人们发现了他的身分后，用船把他送回了学校。在他出走的这段日子里，他和工作组的矛盾以他的胜利而告终。几个工作组成员受到了惩处，农民们得以按白所主张的办法选出了村干部。凭着好运气，白的纯粹的积极性得到了承认。
◎张的故事——反叛积极分子
欧和白都有当积极分子的机会。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很多个人缺点但他们都能遵守积极分子的准则，把政治价值内化为自身固有的东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一个组织及其纪律。其他的采访者几乎从未被为官方认可为积极分子，更没能加入共青团。有的是因为强调阶级路线，他们的家庭背景从根本上否决了入团的机会。有的是因为他们没能乖乖地按照团支部的要求去做。欧和白入团时阶级路线刚开始受到重视，他们才侥幸逃脱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张就是在这场竞争中的一个失败者，但这可能更因为他的个性，而非他的出身所导致。
因为担心小学时的不良表现会影响升学，张在报考初中时选择了区里的一所二流学校，只有学习成绩和家庭出身一般的孩子才报考这所中学。张所在的班级，资本家出身的学生占的比例特别高，全班五十名学生里有二十来名出身资本家家庭。
上初中的头两年，张继续他的反叛行为。他不好好听课，同老师吵架，在大街上与人打架、赌博。不过他的成绩却一直很好，作文和政治分数尤高。他的象棋与书法也出类拔萃。
上初三时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感情混乱。当时张刚跨入一个骚动异常的青春初期阶段，这与肯尼斯·肯尼斯顿所描述的一些同龄美国中产阶级激进学生身上发现的情绪混乱十分相似[35]。虽然中国与美国的社会背景及社会进化过程有很大区别，但那些美国青年激进分子与当于叛逆精神的张有许多人格发展上的相似之处。肯尼斯顿对于充满起伏波折的青春期的描写，恰中张的心理状态：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青春前期的外向行为，变得喜好离群，与人交往时变得笨拙，道德上的自卑感，强烈的求知欲，和偶尔的极端宗教意识……还有些人提到他们对手淫的焦虑，他们的性幻想，他们对女孩的感觉……在青春期初期，还会感到强烈的寂寞感，孤独感和隔绝感。有几个男女青年从十几岁起开始记日记，坚持了许多年。因为他们觉得『既然无法与人交谈，我只好和自己谈了。』他们宁愿求助于自己，也不肯求助于同龄伙伴，这些青年激进分子都养成了持续多年的自我剖析的习惯」
[36]。
与他们相似，张也变得越来越内向，很少说话，总在沉思。他不认为他的同龄人可以理解他的情感，也知道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怪。在一个要求大家合群的社会里，张感到很孤
立。他是在异常严格的道德价值观下被教养大的。因此他对自己的性幻想感到很苦恼：「我心里非常痛苦，我看不起自己，同时我很迷糊，觉得自己笨拙不堪」。他心里充满了激情，会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冲动。他必须表达自己，他开始学习写诗来发泄自己的感情。他理想主义色彩极为浓厚，阅读了大量的英雄人物传记。他还感到种种无法言传的渴望。
一些外在因素加深了张的感情矛盾。当人们开始感觉到划清阶级界线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几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本来和张一样顽劣而且毫不关心政治，现在却忽然被邀请入团 学校还请了几位贫苦出身的家长到校「诉阶级苦」。在一个出身不好的家庭如此之多的班级里，大家对于政策变化极为敏感。张注意到在他的同学中，那些平时比较活跃的变得沉默起来，那些本来不很活泼的忽然积极得近似疯狂，还有的则看上去心事重重。
当然，出身不好的学生一直岌岌可危。我所访谈的人中只有一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谨慎行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向来安分守己，勤勉刻苦，负有沉重的自卑感并且在政治上毫不积极。因受家庭的文化熏陶，他们把学习看得很重，非常用功，想以学业上的成功换取稳定的事业。所以当他们亲眼目睹阶级路线对他们的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之后，不由惊惶失措，焦虑万分。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看成一个社会群体，私下里互相抱怨。
张的家庭出身不算坏，但那年他家里发生了一件事，给他的家庭历史增添了污点。由于他的家庭越来越大，经济日益拮据，特别是张的母亲又患了肝病，经济状况就越发窘迫。不得已，张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去了香港，这就给张还算过得去的阶级出身抹了一层黑。于是他也开始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样感到心神不安了：「我们都觉得我们与大多数孩子不一样，是属于另一种阶级的。我逐渐形成了这种感觉，即：我们的未来与人不同，我们的命运也与人不同。
随着学雷锋运动深入开展，张注意到班里的中等阶层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包括入团可能性极小的学生，也都表现得比过去更加积极。张认为其中多数人都是假积极，他可能是因为自己内心的焦虑而过分夸大别人装假的程度。但是假积极这一问题的确搞得他心神不宁。他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他是否也应投入这场竞争，以确保自己的将来。他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那一年，阶级路线的划分越加明显：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没有上高中。如果张想进大学的话，就必须立刻做出尽力争取入团的决定。
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决，似乎在政治上表现得积极一些是不对的呢？为什么他比其他同学更加害怕「假」积极呢？张内心矛盾的根源，在于他强烈希望自己的一切表现，都是自发的顺其自然的。此外，他不愿向权威和组织纪律低头。他是个积极分子，是只按他自己的准则行事的积极分子。
张对政治十分关心，无论是国内、国际，还是理论上的，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自己领读能力范围内，尽其可能地学习马克斯主义经典著作，每天都跑到学校办公室，细读一份内部发行的刊载国外新闻而且不加删改的报纸。他说这是因为「我对西方的新发明创造很感兴趣，不过可能不是「兴趣』。我总是把中国放在第一位，我喜欢看到别的国家对中国的评价，来满足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虽然在进行正式的政治讨论时他不积极，但他是如此「痛恨』苏联，以致有一次竟在班里痛斥苏联的修正主义罪行，使大家都大吃一惊。对于他来说，只有富于远见的对政治的关心，才是真正的积极。他对「革命接班人」的理解来自五项条件的头两条，即：锻炼自己，报效国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他从不认为一个人必须在成为干部或担任领导职务之后才能算是革命接班人。
他的爱国和政治价值的内化，都经受了现实生活的考验。他母亲去香港时，他本可以同去。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父亲，竭力想说服他，在香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但他拒绝了，理由是—— 「我不喜欢资本主义，再说我觉得离开祖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他也锻炼修身，但方式与欧和白都有不同。欧和白认真地写日记并进行自我反省，他们用口号、毛主席语录、党中央指示和政府规定的行为准则来衡量自己的行为，他们自省一天之内是否做了好事，如果没做，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把扫地的活留给了班长？为什么发了火？为什么不能做到像雷锋一样无私？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党和毛主席的「驯服工具」。张在写日记时也每天自省，他的行为是非标准不是流行口号或团指示，而是……至少他主观上是这么认为的，他自己的良心。他认为他没有必要接受外在的标准。由于养成了自我修养的习惯，最后他也达到了中国人所谓「自觉」的境界，他可以控制自己叛逆性的暴发。
张非常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生活也过得十分严谨有规律。在中国，发奋锻炼身体和克己很多年来被视为政治道德的一种投入。早在本世纪初（即梁启超的时代），中国人对「东亚病夫」从字面理解得就很具体，因此体格强健被纳入改革项目之一。今天，孩子们应该同时接受「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这一成语准则，不仅在大陆，而且在台湾和香港的一些传统学校里，亦常有所闻，但只有在大陆，体育课还是那么备受重视。我们已经看到，政府积极提倡刻苦锻炼身体，以求培养学生们的意志和毅力，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我所调查的访谈者虽然都在城里长大，但在帮助农民秋收期间都经历了体力上的考验，这是在「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无法胜任的。
在加强体育锻炼的同时，官方大力提倡「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中国学生的生活通常十分简朴，勤俭节约被看作革命美德，赤脚不仅普遍，还很时髦，穿皮鞋带来的是耻辱而不是骄傲。学生们也不敢穿鲜艷的或是新衣服，怕被批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花钱买糖果零食更是要遭白眼。
总的说来，中国学生普遍追求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体质强健。有些人无非是为了随大流（赶时髦），也有一些人非常认真。与一般学生相比，张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同谈学习政治知识时一样，他疯狂般地坚持体育锻炼，远远超过了他的同学们所一般要求的标准：任何事情只要做过了头，就会被视为不正常。
青年毛泽东的故事给了张很大的启发。毛在年轻时曾致力于身体锻炼，生活也很艰苦[37]。他冬泳，洗冷水澡，在冬天有意让暴风雨把自己浇得透湿，在荒野露宿，并长途远足直到筋疲力尽。毛在早期文章里谈到他锻炼身体的几个目的：（1）早在一九一七年他就认为健康的身体对于挽救国家危亡是必不可少的；（2）它可抑制被他视为弱点的自发情感；（3）它可锻炼坚强的意志，培养无畏的性格[38]。这一切吸引了张的想象力，强健的体魄是铜铁意志的必要基础。
「我可以非常放荡不羁，不守纪律，但同时也能做到对自已要求异常严格。我努力要求进步，其他那些人在入团、做好事方面也表现得异常积极，但这在本质上不同。我读到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后深受感动，于是我也在冬天游泳，洗凉水澡，而这是许多人无法做到的。长跑——他们受不了我却能忍受。你必须不断地逼着自己。当然有时很痛苦，但往往你只要再跑一步，就能增强一丝意志，要是你放弃了，下次就很难跑得更远。这种意志来之不易。但是我要求进步的心情极为强烈，充满了理想。与别人不同的是，我像一个革命者，从年轻时就开始锻炼自己。」
他学习毛泽东年轻时为投身革命所做的种种准备。但是张能发起什么样的革命呢？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推翻现政府，对社会进行彻底的变革。而到了张所处的时代，「革命」一词虽然继续沿用，但它的意义着重点已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词语变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前面指出的推翻现政府已经不是现在革命的任务。相反，革命要求人们服从规定，克制所有不合潮流的和个人主义倾向，把一切献给党献给毛主席，像雷锋一样任劳任怨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张拒绝接受雷锋为英雄模范。他认为雷锋是「驯服工具」，同雷锋学习的人都平凡乏味。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毛主席和其他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热爱毛的诗词和书法。在写作中他时常引用毛主席的话，但通常只引用他的诗词，而不是最新指示和语录。吸引张的是毛主席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叛逆精神，而不是他的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毛主席是个集学者、诗人、军事天才和伟大的革命家于一身的人物。张也要为取得这些成就而努力。他深深地崇拜伽利略不畏迫害，坚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也十分崇拜拿破仑的军事才略，渴望有朝一日他也能有机会证明自己也具备同样的才能。
张所追求的目标正是被国家斥之为「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他总有一种向自己也向其他人证明自己具备革命质量，但此质量是他本人规定的。他从不希望从既存组织那里得来的权力、地位和荣誉（这是欧和白尤其是欧梦寐以求的），只要他能按个人方式证实自己的价值就行。
与那些经历过青春期迷惑叛逆的美国青年一样，张也迫切地要求表现自己。肯尼斯顿发现，在青春期初期的困难阶段过去两三年以后，他所调查的青年人跨入了一个反叛父母的新阶段。他们认为父母过度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不让他们实现自我，试图控制他们的生活，计划他们的未来[39]。对于张来说，强加于他的权威不是父母，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已管不了他了。但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妨碍他实现自我，这「东西」就是共青团，具体来说就是班上的那些团员。他们似乎总想控制他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种控制就像一堵墙，压得我喘不上气来」。虽然他对党怀有无限崇敬，但也隐约地抗拒它。
「在写作文的时候，感情必须是健康的，对吧？我的作文总在赞美祖国有多么伟大，人民有多么伟大，党有……不，对党的赞美不多。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同样地自然而然地赞美党。我感到这太过分。我就是不能赞美党，总觉得这样做很虚伪。但是祖国和人民不同，我感到他们与党不同。」
要是就此断言他对社会制度不满，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对政权的信赖从未动摇过。他甚至坚信他的献身精神比那些学雷锋的同学们更为高尚，伟大和与众不同。让他苦恼的是对组织制度的顺从。
当时，大家都已意识到入团对于进大学来说十分重要，但如果他想入团的话，就必须「靠拢团组织」和向雷锋学习。张一直希望能够上大学攻读文学和政治，他觉得这比下乡劳动对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更大。但是他会放弃独立自主，和大家一样吗？他能准许自己卷入那些被他视为无聊的所谓「革命」活动中吗？这些活动本身有什么不妥，再者，做做好事又有什么不可的呢？使他烦恼的是行为背后的动机。他把班里同学争着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比做「抢饭吃」，然而最终他还是屈服了，在充分意识到自己动机的不纯的情况下，他去做那些积极的活动，但只做应付要求最低的标准。
「我按时去见我的入团介绍人，因为如果你不去别人会说你不要求上进，就芝麻小事征求他的意见是司空见惯的，特别是在学习毛着的时候。你得说很多诸如此类的话。像『今天我有个思想问题，但在读过毛选之后我认识了什么什么』等等。这都是程序化的，人人都得这么做我也得这么做，我还将这些问题做了许多笔记，有时还在交谈中提出此等问题，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要问的不是这些问题。我考虑的是重大问题，譬如什么修正主义，关于国家，关于生命的问题，不是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我觉得一个人只要真诚就足够了。可他们问的是什么呢？你做过好事吗？你为你宿舍的同学洗了衣服吗？这真让人感到痛苦。除了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之外，我还必须在团员面前表现得像个小孩子。」
有这种感觉的不仅仅是张，在我的访谈者中有一半人感到过同样的，迫使他们顺从的压力，这也是他们对这种压力的内在的反抗意识。不过在他们中间，张是最苦恼的。他觉得自己是个假积极，被复杂的负罪感所折磨，他最后放松了积极表现的努力。相形之下，欧只是有时会为感到羞耻而烦恼，而白的自我正义感则使他从来未为这类烦恼困扰过。
不管学生们怀有何种情绪，在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会时，他们都能透过经验，自动地按他们各自的个人情况和家庭成分进行自我批评。从普通学生的角度来看，这种会议已经变得十分程序化，以致在同学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定：出身好就谈对党的感激，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好好学习以及报答党的恩情；出身不好的则主要检讨自己的错误，他们的思想如何受到落后家庭的影响，又如何下决心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中等阶层出身的子弟则不用如此严厉的批评自己，只要做一些比较得体，介乎两者之间的自我批评就可以了。因为有了这样不成文的规定，那些本觉得这种会虚伪做作的，也会逐渐习惯公事公办地死记硬背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与此相反，积极分子的表现不能仅仅侷限于满足最低要求。积极还得从一个人的语气，面部表情，谈论自己细节的程度和与父母划清界限的程度中体现出来。一个被访者不无嘲讽的说：「他们把自己贬斥到如走狗。」无论是他还是张，都不愿自贬到这个地步。同时，这种会又程序化得那么厉害，要是张真的要做一个超出公式的真诚检讨的话，他就会碰到另外一种问题：
「有时，开这样会的时候，我会谈一些我晚上私下做的自我批评，当然我不能全都说出来。只讲一部分就够了。如果毫无保留的话就会暴露出和他们想的是不一样的，而当时要求的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样。有时我会在一定范围内开始谈出一些内心的想法，可就是这样，他们也会觉得我这个人很怪，想得太深。我常常感到自己陷在很深的矛盾之中。」
张还有一个与标准的积极分子不同的质量。严格说来，他缺乏「阶级感情」。我们已经看到，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对无产阶级的天生的革命精神不抱任何浪漫的想法，尽管他自己就是在那种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从没有刻意地去追求欧所竭力想要培养的「阶级感情」。当他听到工人阶级出身的同学谈到他们对党的激情时，他对「阶级感情」一词有自己的解释：
「我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他们表现的正是人性中自私的一面，那是一种什么人曾给过我什么好处，所以现在我要对他有好的感情。这是一种自私。相反地，虽然可以说共产党没有给我带来过什么特别的好处，可我心里清楚，我比大多数人更了解党，对它的感情上升到了理智的水平。都不像他们那样狭隘，情绪化。我甚至想，到了关键时刻，那时看到底谁能对党更忠诚吧！我的感情不含有报恩德成分。」
另外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被访者也有同感，说那种阶级感情实际上是一种既不高尚也不够无私的感情，但是大多数中产阶级子弟从来没有对阶级感情产生过怀疑。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虽然并不认为出身好的同学比自己更革命，但只要有关阶级感情的教育对他们没有反面影响，他们就接受这种教育，比如他们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怀有疑心。
阶级感情的反面自然就是对阶级敌人必须怀有「阶级仇恨」，这也是张所缺乏的。他倒并不是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特别友好，因为他基本上不跟什么人来往。但他有一种人道主义感情，这和阶级仇恨极不协调。由于一切感情都被视为有阶级性，不存在超阶级的真情，因此谈人道主义、人性论都被视为相当危险的资产阶级鸦片，世上只有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
一天，张随全班下乡劳动，忽然看到他的前中学校长正蹲在河边洗衣服大吃一惊，这位校长几年前被打成右派[40]，分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她头发灰白，神情黯然，疲惫不堪。此情此景激发起张强烈的同情心：
「那一瞬间，我竭力不让自己流露出任何轻视的眼光或把人当成怪物的表情。我只从眼角里偷偷地看她，因为我不想盯着她看，那样做等于在说我瞧不起她，我要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当时我感到非常压抑，非常难过。我虽然仍不大明白这等事情，但觉得整个气氛是那么可悲。」
同情阶级敌人，会被看作站在阶级敌人的一边，或被看作「没有阶级立场」。这是个很严重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的是非问题。我的其他中产阶级的访谈者（除了一个父母被打成右派的）都不记得产生过类似的同情心。
张为了入团，尽可能地按照政治仪式行事，但他的表现总是还不到要求的标准。他根本无法自然而然地流露对党支部的热诚，或者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表态，或者像欧和白那样表白对组织的感情。上高二那年，他的老师想帮他提高进大学的机会，便就他的入团问题询问团支部意见，但毫无结果。
不过，张负责两个带有政治性质的职务。他成了班里的读报员，每天早晨负责给大家读报，解释报上的重大新闻。另外，当学毛着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他成了学习毛着辅导员。照理该由政治先锋的团员来负责这种宣传和阐述政治知识的任务，而被委任的却是张，一个连团都入不了的人。对此他自己总结道：
「很奇怪，我在班里虽然没有政治地位，却有政治资本。我指的是负责那类需要『专』的政治活动。所以我在班上不属于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学生之列。我就好像社会上的许多无权无势但却因为自己的才能而不可缺少的人。」
◎邓的故事——务实积极分子
到了初中，邓对国家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的有限了解最后开始成熟起来。他所在的学校是一所街道的三流中学，由一所破庙改建而成。学生大部分是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以前那些受教育较少的市民的孩子，对学习普遍兴趣不大。而且，学校面临的工作主要是维持纪律，而非传授知识与培养政治觉悟。
虽然缺少政治上和学习上鼓励，邓还是了结了以前的「战斗生涯」，并且保持了使他父母满意的分数。他在班里没没无闻，也不大与人来往，还明显带有在小学里养成的「酸葡萄的态度。
邓上初中的头两年正赶上经济困难时期，访谈者在那段时间里都不同程度地挨过饿，但谁也不像他对饥饿的感受那么深刻。饥饿使他对生活上其他的事情只有模糊的记忆。对他来说，那是十分艰难的一个阶段。他父亲调动了工作，母亲是国家干部，顾不上家，家里还有个生了病的哥哥，年纪轻经的邓不得不承担起所有的家务。那时候无论买什么都得排几个小时的队。
「我对初中印象最深的是挨饿和给家里买吃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买的卷心菜被人抢走了好几棵。我还记得新年前排队买炸食的情景。我哥有病，花了十块钱买猪肉，又花了一块二买红薯给他吃。」
让他回忆其他事情是徒劳的。他对班级选举和他当时对共青团的态度全都是一片空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忘得一干二净。他从来不曾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事情上。
但是，如果我们将小事串在一起，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邓在那些年里逐渐形成的一些个人质量。他已显示出喜欢独立思考的倾向，对权威没有什么敬意。在这方面，他与张很相似。至于欧和张，尤其是欧，则对老师非常尊敬，而且相信所有的官方言论。邓却不然。例如，当老师试图减轻学生们因没得吃而产生的不满时，邓认为老师十分虚伪，并把这件事当成反面教材记了下来。在班里，他和大多数学生一起，讽刺那些「假积极分子」。他对公安局也毫不敬畏。有一次他和邻居打架而被拘留了一夜，他用脚踢门以示抗议。
他也有抱负。他身上的叛逆精神使他不像欧那样去为官方授予的荣誉而奋斗，但他也不像张那样对这种荣誉漠不关心。
报考高中时，邓对自己的成绩有足够的自信，便报考了一所郊区的中上等高中[41]。他父亲为了保险起见，希望他报考技术高中，因为他万一考不上大学，工作前途就十分渺茫。但邓的母亲受过高等教育，准备冒这个险。邓本人则因为受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认为上高中是很正常的事。去农村虽然光荣，但却「不正常」。他对考入高中把握十足，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下乡的可能性。
果然，他顺利地考取了他报考的那所高中。他信心十足，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不仅如此，与初中时的行为相反，他也
开始了自我修养。他母亲为了庆祝他考试成功，送给他一本记事本，他便开始在本子上写日记。在写日记还不很流行时，邓却成了班上第一个记日记的人。他的自我修养与我的其他访谈者相比，理想主义色彩要浅得多（在十四个访谈对象中，除了那位唯一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和唯一的一个革命干部子弟）。邓加强自我修养的主要或最终目的，是为了自身的锻炼而不是为了集体利益。他对毛、对党以及为他们服务没有很强的感情。
「哈哈！当然你应该爱他们，就像人出生后，母亲就是母亲，父亲就是父亲，哪怕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也得爱他们。你生下来之后，知道国家领袖是毛泽东，那么你当然应该热爱他……至于忠于党这个大问题，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从你一出生，你就应该忠于党，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这就跟你从一生下来就有头发一样，你当然从来不问自己为什么要长头发我可以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太多地考虑忠于党的问题。我对党的忠诚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远远落后于「一个有觉悟的社会主义青年」所应达到的标准。学雷锋又怎样？
「噢，就我个人来看，我是赞同雷锋式的生活。一个人不应该害怕在小事上吃亏。
问：但是雷锋身上还有其他质量呢，例如忠于党，崇拜毛主席。
答：啊，这种事对我没什么影响。这种对党的忠诚是一种情感上的东西，对不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雷锋的一言一行。」
当邓向一个人学习时，不管这人是雷锋、还是老师、同学、或是毛主席本人，他都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的目标不大但很直接。他仔细观察精心选择别人身上他认为是可贵的质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加以学习。如某位老师走路的姿势，某同学与人交往世故的姿态，另外一个同学谈话的方式。又如，在文革中，他突然发现自己缺乏写大字报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于是他立刻开始钻研毛泽东思想著作。邓做事很少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他最关心的是实用价值，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
因此，他学习雷锋主要在多做好事，而不在培养狂热的感情。随班下乡劳动时，他会主动收拾农具；没人扫地时，他会主动拿起扫帚：与人交谈时，他尽力做到循循善诱，这就是他所谓的「不怕在小事上吃亏」。但他并不认为这种热心公益的表现可以和「革命精神」等同起来。
「问：你觉得自己很『红』吗？
答：当然了（他骄傲地说道）！我没有太多不纯的思想动机。我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想法，感到自己对国家，对世界有责任。此外我也认识到在和平时期，就必须做一些小事。
问：不做大事吗？
答：也就是做雷锋做过的那些事罢了，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讥讽地说道）
问：那么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呢？
答：为国家设计一部机器。这算不了什么。」
他的这种想法虽然有些奇怪，但是他一语道破了我们所探讨的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时的和平革命时期，确切地说是和平演变时期，虽说当时充满了「革命」的言论，这一代青年人所做的贡献将与老一辈的贡献不同。在他们的父辈流血牺牲带来的光荣下成长，青年人感到他们能做的很少。在学校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受到承认的「革命活动」，是做雷锋式的小事。等他们长大以后，至多为这个依然还很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在六十年代，就连实施邓心目中的这种「小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学生们即将面临着下乡札根的威胁，阶级路线的日益加强越来越不利于他们进大学，而进入大学是实现那些「小事」的必经途径。「革命表现」的内容已经出现了变化，越来越倾向于琐碎无聊的积极表现，程序化地表白忠心，和加剧的顺从要求。
和张一样，邓为青年毛泽东的榜样所激励，狂热地锻炼身体。他制订出一个周全详细的每日锻炼计划。清早，他比别人早起跑步，做健身操。晚上他匆匆忙忙地赶回宿舍，在未关灯之前继续锻炼。他是如此一丝不苟，刻苦认真，以至后来，他从以前的平淡无奇的运动员，成了一个在速度和力度上都遥遥领先的冠军。但这是为了什么呢？毛及效法毛的张，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的意志，为将来的革命做准备。白则纯粹是为了健康起见，他认为健康与革命是有密切关系的。他将「建设社会主义」按字面理解，认为搞建设就需要一副强健的体格。邓有他自己的几个原因。
首先，他可以藉体育锻炼挽回他在球类运动中笨手笨脚所失去的自尊。他相信适者生存这句话，因此他崇拜强健的体魄，将之看作是一种上等而优美的力量。在跑步与体操上略胜一筹，成为他表达自我并向人向己证实自我价值的方式。而且，他每天透过坚持实现自己的锻炼计划，并拒绝和班里同学一起健身跑步（他说他的同学们围着操场跑，就好像一群小鸭子），他实际上是在半自觉地与他人竞争。他想显得与众不同，让他们知道他不是平庸之辈，而是「清高」。最后，虽然并非他的本意，邓已经不自觉地把这种行为变成了反抗组织纪律的机会。团支部批评了他，说他的个人锻炼计划违反了纪律，另外他的早起晚归也干扰别人休息。但邓对此毫不理会，仍然坚持锻炼。后来团支部的批评升级了，他才不得不暂时妥协。但是，他不甘驯服和不愿受组织纪律限制已经很明显了。在体育锻炼中，张和邓都表现了很强的毅力，并且两人也都透过体育锻炼来设法表达自己。
此外，邓也透过体育锻炼来吸引他人的注意。他感到对他的能力的忽视，是极不公平的。他的学习成绩不错，据他自己介绍，他在劳动中表现得也相当出色，但他三番五次的抱怨他连一次都没有被提名为劳动积极分子。他把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归结于他不会像别人那样「甜言蜜语」，也不会搞那种当着老师和团支部的面前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
张和邓两人都觉得待遇不公，但张主要是因为他的革命热情没有得到承认，而邓则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未被得到承认。张的不满转成了内心的动荡不安，邓却将自己的不满外化。在高一申请入团被拒绝之后，他闷了一阵子，最后自圆其说地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不入团也可以干革命，甚至可以更好地干革命。言外之意，并非所有的团员都是革命的。他写了一张小字报陈述自己的观点，把它贴在教室的布告栏上。这是极为大胆的举动，因为这直接攻击团组织作为青年先锋的合法性。小字报引起了一场风波。整个班级分成了两大阵营，团员和顺从的积极分子（以女生为主）站在一边，非积极分子则站在邓的一边。接连好几天，两个阵营都如法炮制了大量的小字报，全班陷入了一场小危机。
这两种就基本政治问题而产生的公开辩论，在中国教室里并不常见，但并非独一无二。在一场被称之为「革命化」的运动中，一个和邓同校的被访者挑起过同类事端。这场运动要求实施更严格的纪律，中午规定了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班长在校园内巡视，以贯彻新规定。这位被访者因有意在午休时间看革命小说，受到批评。于是，在他与其他同学之间，爆发了一场以小字报形式的辩论。
这两起事件有几个共同点：它们都是独立表达自我、不甘驯服的行为。它们被看成是现存制度的潜在威胁。
随着辩论的不断升温，那种不符常规的行为本身对错与否已不是主要的争论点，同学们反对的主要是这种行为的自发性，及其超越了官方管辖的范围和正常行为规范，对组织纪律和顺从行为的挑战。
校方对这两件事都没有插手，任其自然平息。这也许是因为这些非正统行为，在内在逻辑上没有全部违背官方意识形态。虽然专门举行了一次批评邓的班会，但在开会之前，老师私下里委婉地建议他放弃此事，邓也觉得应该见好就收。开会时，老师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就换了话题。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邓期望自己的能力得到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求拥有权力。邓的所有行为，包括他在文革中获得一定的政治、群众基础之后的表现，也说明了他没有太大的野心。邓与欧不同，不认为「革命接班人」与权力和地位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对革命接班人的理解很简单。「既然我们是新一代，我们当然是革命接班人。」邓不愿为入团而屈服，他不想出卖自尊。他憎恨那些降低自己人格为别人洗衣服的人，和那些留下明显线索好让团员们注意到他们做了好事的积极分子。他也瞧不起那些自我批评时痛哭流涕或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学生。当然，比起张，邓的处境不须他这样去表现积极。虽说他的家庭不是红五类，但父母都是中层国家技术干部，他的学习成绩在一所中上等高中里亦属中上乘。
在高中最后一年，邓又一次申请入团。申请失败后可以继续申请，而且再申请本身也被看作是积极表现。在提出申请到得到批准这段时间，申请人要用实际行动向团组织证明他的革命热情。邓知道他这次入团的希望很大，因为他是在一位老师的鼓励下再申请的。那位老师很喜欢邓，希望促进他升入大学的机会。同时老师本人也是团员，并参加班的团支委会议，这样，邓终于在高中毕业前一个月得到了团支部的初步批准（但因为那年五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邓的毕业与入团都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邓到最后还是没机会扮演团员的角色。）
那年春天，当邓的入团申请还未得到批准时，他不得不对未来做出决定。在权衡了一切轻重得失之后他申报了一所农业大学。
「我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我认为一个人在为社会服务时，应该能够在实践中应用他的知识……那时我批评那些只会说漂亮话（即申请下乡）但实际上一门心思想上大学的人。我看不出为何要走相反的路，拒绝报考大学而坚持下乡。我不是那种人，我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
这一选择不仅很实际，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好处。对城市学生来说，农业大学是高等院校中最不受欢迎的，不报更难考入的普通高校，减少了邓去农村札根的可能性，邓无意于当一辈子的农民。同时，报考农业大学也符合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邓似乎总是选择这种中间道路，刻意把握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
课堂内的分化与一致性要求所带来的紧张局面
透过对以上四个例子的研究，我们大体看到，在文革爆发之前的两三年里，学生之间围绕阶级路线所产生的矛盾和为获取政治资本的竞争日益激化。阶级路线将学生们分成四大阵营，干部子弟，工农子弟，中产阶级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子弟[42]。获取政治资本的竞争，则把学生们分成官方积极分子和普通学生。
邓所在的班级，为这种教室内不同阶级阵营的分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班上很大一部分学生是干部子弟。学校为了提高大学升学率以树名声，特别录取了那些大学招生办公室会看中的学生，即：（1）中高级军队和党的干部子女；（2）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但未被市内几所尖子高中录取的学生。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工农子弟，少数中产阶级、非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和为数不多的出身不好的学生。
上高一时，他们班里的活动在初中时就由入了团的同学所控制。这些同学在六十年代初期已入团，那时阶级成分尚未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所以，团员中不乏出身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欧有机会上高中的话，她也会成为一名所谓的「老团员」。在高中三年（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期间入团的新团员，则大多是「根正苗红」。到了高中的最后一学期，在所有中产阶级与出身不好的学生之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团员，而干部子弟则全是团员。后者在团里的地位建立在他们「自来红」的基础之上，就使老团员们很快黯然失色了。老
团员们占领所有团内职务直至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学年，他们很自然地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新老团员的矛盾直到文革期间才得以爆发。
干部子弟一般有自己的圈子，不与其他同学往来，他们似乎生活在自己的特殊政治空间里，他们经常从父母那里听到内部消息，然后不无权威地点点滴滴地传给那些地位不如他们的同学。干部子弟之间也有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父亲的官职。高级军人、党干部的子弟在中层行政干部的子弟之上；中层党的行政干部子弟则在普通干部子弟之上。虽然他们被归纳为同一类的所谓「红色阶级」，其实干部子女与工农子弟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在邓的学校里，大多数干部子弟不像其他人那样在学校住宿，他们家就在附近的干部宿舍大院，每天骑车上学。对当时的中国高中生来说，自行车还是一种奢侈品。有的人甚至被小车直送到校门口。尽管邓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已算不错，但他到干部子弟家里做客时，还是对他们生活的舒适程度感到相当惊讶。
一般来说，干部子弟不像中产阶级出身的同学那样急于表现积极。我采访的一个干部子弟说：「如果我想入团的话，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有时，即使干部子弟对入团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团支部也会像培养白那样，特殊地「培养」干部子弟。因此，干部子女不须为自己的前途担心。他们深知有「自来红」做后盾，就连团员身分对他们上大学也无足经重。另外，他们相信，靠着有权势的父母，就算他们不上大学，也会有好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干部子女的学习成绩一般不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缺乏刻苦争优的动力。
然而，他们真心地相信既然自己是「自来红」，他们的本性自然要比别人更革命，因而他们比别人更有权利成为革命事业和权力地位的继承人。他们认为他们的「红」是与生俱来的，毋须再将它外化为积极行动。而且，从来没有人对他们的这种信仰质疑过，所以要求他们积极表现的社会压力相对来说就小得多。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假积极」。实际上，他们和中产阶级出身的那些不顺从者一样，厌恶「假积极」行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积极」等同于驯服、顺从和遵守纪律。但这些社会地位很高的干部子弟，有很强的家庭优越感，并且享受惯了父母下属的尊敬，这一切促使他们形成了一套超越了团组织和学校规定的行为方式。他们中至少有一小部分，可以说是娇生惯养、桀骜不驯。
为了与众不同，军干子女爱穿父亲的旧军装上学，以示他们的身分。战斗英雄的传奇故事给这些旧衣服带来了英雄主义色彩。邓一直崇尚强健的体魄，自然对这些军干子女备感羡慕。但他和其他学生始终不敢穿军装，怕被人看成是僭越。后来，随着文革的爆发，军干子女失去了垄断穿军装的地位，军装成为「群众」时尚的服装。
有些干部子女不但对入团不感兴趣，而且还瞧不起团组织，认为团组织是一种不纯洁的群众组织。到高中快毕业时，一个班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学生（例如邓的班）都是团员。共青团的精英光泽为之失色。邓认为正是这种心态，促使了文革开始时干部子女发起第一批排外红卫兵组织的原因。
在学校里，干部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恰好处于阶级成分从高到低等级分明的两个极端。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弥补他们的「政治资本」的不足，不得不拼命学习。他们觉得自己的唯一的希望在于取得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以使官方不计他们的阶级背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学得越刻苦，成绩越优秀，就越反映出干部子女在学习上的不足。这难免引起了干部子弟的反感，指责那些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同学对积极表现漠不关心，这正好证明了他们是落后分子。
在被排斥的、出身不好的学生中，会有几个不甘心退出政治竞争。他们或是出于对党的真正忠诚，或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是为了入团，证明他们在政治上是可靠的，他们不得不接受加倍严峻而又有损人格的考验。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关亦即与家庭「划清界线」。而这必须非常彻底，也就是说要揭发父母的「反动本质」，光喊现成一般的口号是不行的。这一要求的目的在于迫使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与家人彻底地一刀两断，这对巩固他们对党的忠诚极为必要。
但是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学生不愿背叛自己的父母，连那些对政治体系有正确取向并真心认为自己父母反动落后的学生也不愿过这一关。但一般来说，出身不好的青年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要求他们脱离家庭的压力越大，他们就越与自己的家庭有一种认同感。一位资本家出身的被访者说道：「虽然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对共产党没有多少好感，但还不到反对它的地步。强化阶级路线，却把我们推到了相反的一面。那些本来并不反对国家制度的人现在开始不满了。其实，当局本来还是有机会赢得我们的心的。
他们发展起了自己的次文化（subculture），并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要是我们变『红』了，我们就等于贬低了自己的人格。」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内在尊严，所以只是最低限度地、被动地服从政治要求。
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地位。一直是仅次于干部子女的。五十年代期间，他们可以透过入党和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提升的机会，由于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都非常好，所以还在上小学时，就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学生干部的职位。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受到家庭的熏陶，他们是学生中最重视成就的，也是成绩最优秀的。他们一般都接受政治体制忠诚其意识形态。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学生对自己的优秀成绩感到骄傲，因为这对国家建设有贡献。他们相信自己真正做到了又红又专：「血虽不红，心却红」。可是，随着阶级路线的日益严紧，他们发现自己的有利地位受到了出身好的同学的挑战。他们越来越需要用「红」的政治表现来弥补先天不足。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竞争愈演愈烈，一些出身好的学生嘲笑他们，说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阶级感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得那么积极，无非是为了往上爬。正是由于害怕遭受讥讽，他们成了学生中最迫切要求别人亦对自己证明他们的积极性是真诚的。
中产阶级子弟的群体意识不如出身不好的学生那么强，只有在作为一个团体受到挑战时才会产生这样的群体意识。他们并没有否定阶级路线的基本前提，但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毫不犹豫地将出身不好的学生看成是人下人。究其原因，一半是由于社会压力，一半是由于他们真的相信那些遭到社会摒弃的学生可能怀有「阶级仇恨」。但与此同时，他们并不承认出身好的同学比自己更「革命」。他们看不起那些毋须显示任何才能和忠诚，仅靠出身就以为高人一等的学生。干部子女受到父辈荫庇，他们舒适安逸的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艰苦朴素、忘我无私的形象也很矛盾。他们从那些同学身上看不到什么「无产阶级本性」。
既认为干部子弟不值得尊敬，又看到工农子弟学习落后，许多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便相信他们才是新一代青年人里最有资格得到权力和信任的。这种志向在文革爆发之前没有得到明确地流露出来，但他们中有些人迫切希望中国能取消阶级路线，因为这种阶级成分论从一九六三年起渐渐地减少了他们进取的机会。
工农子弟中比较有抱负的，知道他们在学习上无法与中产阶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弟相匹敌，便希望依靠自己的「自来红」出身来达到同样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十分欢迎升学和入团时「红」比「专」更重要的录取政策。但在与干部子女竞争时，他们则又低了一等。他们的父母只是革命的受惠者，而不是发动者。根据他们所支持的阶级成分论，他们的本性不如干部子弟革命。所以，工农子弟既嫉妒中产阶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弟在学习上的优越感，又嫉妒干部子弟在政治上的优势。但他们不像中产阶级子弟那样有志向，因此还不至于向干部子女挑战。唯有在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相比时，他们才有优越感。我们以后会看到，在文革早期，他们利用这种优越感，显示了极为可怕的专制和不宽容。
不断加剧冲击中国城市课堂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竞相做顺从者的压力。我们早已看到，五十年代的教学法一方面要求学生活跃主动，富有创造力，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克己自制，遵守纪律，服从集体的意志。这些要求本身自相矛盾。从我们对六十年代高中生的观察中可以明显看到，就像对杜威主义的攻击一样，服从集体，遵守纪律的要求在城市教育体制中占了上风。年轻人几乎没有得以显示个性或发挥创造力的正规渠道。我的大部分访谈者都感到自己被一致性的要求所窒息。他们中大多数随大流，不像张那样反抗性极强，但也不会像欧那般顺从，都无可奈何地经历了需要表现个性的冲动。
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在谨慎小心、循规蹈矩时感到自己十分虚伪。一方面，随着学雷锋运动的开展，对学生们在道德上的要求增强了；但另一方面，这一运动又迫使学生们很不道德地扮演角色。学生们都想自发地表示自己的忠诚，甚至有些人还打算在这场运动中提高自己的认识，以实现自我。然而在学校里，积极表现变成了讨好领导以促进升学机会的手段，许多访谈者都体验了张所描述的那种「痛苦的经历」。
像白一样，那些满怀自信地扮演积极分子角色，并且最没有自我怀疑的学生，以党的政策信条为准来调整自己的是非感。或像欧一样，对领导绝对服从，从不怀疑外界政策，也从不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其对错，因此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虚伪不虚伪的问题。只要他们按照具合法权威的意志行事，他们就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相反地，另外几个访谈者在表现积极时，显得迟疑不决，甚至很尴尬。他们与张相似，更倾向于接受内在价值观和是非观的指引。所以，表现积极给他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矛盾。
他们谈起过去时，总回忆起一种无形的，难以名状的压力。与那些出身不好、遭受歧视的同学不同，他们全身心地相信现存的政治体制，因而无法较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处境。虽然他们对阶级成分论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进取机会而感到不满，但既然这是党和毛主席规定的，他们也就不敢有意识地提出任何异议。他们受到一致性要求的束缚，但却并不责怪束缚了他们的政治教育体制，而是简单直接地把不满发泄在团员身上。他们对自己驯服的积极表现充满怀疑，认为别的团员也像自己一样虚伪。他们故意曲解「红」的意思，把它当成贬义词，用来描写那些缺乏真正革命觉悟的积极表现。当他们称某人「大红人」、「好红」、「红极一时」或「红得发紫」时，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个机会主义者，只顾一心往上爬。在他们眼里，无论是官方钦定的积极分子还是「自来红」，都不算真正的革命。
文革中，这些未得到承认的积极分子和钦定的积极分子发生了冲突，两方都宣称自己更纯洁，更重要的是，阶级出身不同的学生组成了敌对的政治集团。换句话说，文革中，学生们利用了文革前就在课堂里萌发的种种沮丧和敌意。在这种冲突中，学生们根据不同的出身而采取不同的立场，并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角色。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些根本的差别，但在那场巨变之中，他们也显示出相同的行为特征，这是因为他们被所灌输的共同信仰所支配，他们成长在相同的鼓励积极性的学校环境中，并且经历过类似的压力和矛盾。他们对琐碎无聊积极表现的不满，在一场狂热的证明自己忠心的运动中，在对被神化了的毛主席的崇拜中得到宣泄。他们的焦虑转变为疯狂的、自以为是的和不宽容的行为。例如有组织地痛打「牛鬼蛇神」。他们渴求进取的竞争，变成了一场以暴力获取政治威望的武斗，每个红卫兵组织都企图以暴力压倒另一方。简言之，在文革高潮中（尤其是在文革刚刚爆发的前半年），中国城市学生积极分子组织中的专制倾向都戏剧般地爆发了出来。
[1] 这些文件统称为『九评』，在1963-64年发表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分期出版题为《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小册子。
[2] 《中国青年》,1963年七月，第十三期，第2页。
[3] 详见Martin K.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第六章。
[4] 团支部如果人数多的话，也会分成若干个团小组。
[5] 解放时农民被定位『贫下中农』，这一成分与他们解放后的经济状况毫无关系。
[6] 在名声稍差的中学里情况不是这样。大部分学生对上大学不抱希望，因此积极行为比较少。实际上，在这类学校的大多数学生宁愿不入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入团的话，毕业时下乡的压力就更大了。
[7] 关于其他对模范学习的分析，请看Mary Sheridan，「The Emulation of Heroes , China Quarterly, no.33 (Jan-March 1968) 47-72 ; and Donald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ch.6.
[8] 一本较好的关于这类英雄的故事集是《年轻英雄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
[9] 《雷锋日记节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
[10] 同上，46-7页。
[11] 同9，16-17页。
[12] 「年轻英雄的故事」，第二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第24页。
[13] 《雷锋日记节选》，第57页。
[14] 《雷锋日记节选》，第77页。
[15] 《年轻英雄的故事》，第二集。
[16] 同15，第96页。
[17]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由台湾国际关系研究院重印，500-4页。
[18] 自我修养是儒家教育的一个传统组成部分，指的是透过每天反省约束和重新塑造自我。这种自我分析被认为可以帮助少年培养有纪律的自觉性。他们应该推动自己，成为自己的感情和冲动的主人，并且严格要求自己。
刘少奇的《如何成为一个好共产党员》（外文出版社，1951年）一书到文革前一直被视为共产党员手册，这本书中几次指出自我修养是儒家思想的传统方法。（18-19页，23页）。这本书发行了一千二百万册，详细阐述了自我修养的目的和方法。虽然此书在文革中遭到猛烈的抨击，但这些批评主要是由于刘本人受到批判，他的观点与党的关于继续自我修养的概念一致，因而并未受到反驳（人民日报1971年7月21日登载了一篇长长的对这本书的批评）。
[19] 那年11000名广州青年被送到乡下，其中1000是高中毕业生，另外10，000是失业青年，通常被称为「社会青年」，广州广播电台，1964年11月19日，中国各省电台新闻（英国政府）。
[20] 在锻炼中，青年人被要求有意地创造与自己体力相抗衡的机会，以培养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自制能力。他们要「考验」自己。透过扩大体力极限来锻炼精神意志。中国领导反覆地强调这种锻炼的好处。他们自己就是这样取得革命胜利的。长征被看成克服千辛万苦之后的取得的奇迹的象征。锻炼可以使新一代更坚强，更纯洁。积极分子应该用正确的眼光看待下乡落户的体力困难，把它作为一个可以提高自己的锻炼机会。
[21]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失误，她进高中的机会很大，因为（1）她的学习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仍属中上；（2）她的阶级成分虽不算红，却也不坏；（3）她是一名团员。
[22] See Ezra Vogel,「Preserving Order in the Cities」, in John Wilson Lewis(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Palo Alto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79.
[23] 雷锋在日记里提及他也因主观受到批评，《雷锋日记节选》，50页。
[24] 后来，随着对毛的崇拜加深，在毛的著作上做笔记被看成是不敬。以白为例，他说当他不能收回一本借给别人的圈点过的毛选时，他十分焦急。
[25] 《毛泽东思想万岁》，526-31页，548-61页，567-72页，624-9页。
[26] 《毛泽东同志的青年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25-44页。注意，在对毛的崇拜还未兴起之前，书名用的是更平等的「同志」，而不是「主席」或「伟大的领袖」。
[27] 关于这场运动，请看Chan, Madsen and Unger, Chen Villiage, chs 2 and 3.
[28] 刘少奇，《如何成为一个好共产党员》，《刘少奇选集：1944年前》，（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250-3页。
[29] 进入大学时，全班30人都通过了严格的体检。到了第二年，学校重新检查，发现了4例肝病，7例肺结核，10到20例胃病和12例神经衰弱，而且一半的学生还需要配眼镜。
[30] 「四清」指的是清账、清仓、清产和清工分。关于对这场运动的分析，请看Richard Baum and Frede erick Teiwes, 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66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and Chan, Madsen and Unger, Chen Villiage, chs 2 and 3.白对他的工作队的描写与这两本书的分析相符。
[31] 《毛泽东思想万岁》，549页。
[32] Chan, Madsen and Unger, Chen Village, ch.2.
[3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6年），23-62页。
[34] 这种专横残酷的行为在低级「专政小组」中更常见。白所描述的收留流浪者的拘留所叫「收容所」。许多看管人员自己曾是流浪汉，后被留下来工作的。
[35] Kenneth Keniston, Young Radicals-Notes on Committed Youths (New York: I Harvest Books ,1968), p.78.
[36] 同上，78-81页。
[37] Li Rui，《毛泽东同志的青年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33-6页。
[38] 「体育运动研究」（写于1917年，登载于《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见《毛泽东著作》，第一卷，东京，131-47页。
[39] Kenneth Keniston, Young Radicals: p.84.
[40]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许多知识分子因在「百花齐放」的气氛下，受政府的鼓励批评了共产党而被打成右派。尽管右派仍属于「人民」，他们因是五类坏分子的一类而被当成阶级敌人而被隔离。在中国，阶级敌人即使没有被关入狱，仍然被看成是危险的，需要「群众监督」。这位前女校长似乎属于这种情况。
[41] 由高干子弟组成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北京最有名的一所中学成立并非偶然。红卫兵运动从这所中学开始蔓延全国，看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63.
[42] David Raddock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有一个很好的分析，请看David Raddock, Political Behaviou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chow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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