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结论：创造民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2002年）

第十章结论：创造民主

　　如果本书所申辩的民主解释是正确的，或至少被读者看来是有说服力的话，那么很明显，其主要的实践涵义是，按照现代政治（不仅仅指那些好像被“官方”承认的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的议程民主一直是“未完成的事业”。甚至当普选权已实现或当公众选举成为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时，民主还远没有实现。这两个非常实质性和重要的成就不妨可以合理视为只是通向创建完全民主社会之路的第一步。举个例子，现今俄罗斯选举他们总统的事实很难说已使得后共产主义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考虑到总统的权力、议会的虚弱以及政府对出版和广播的控制程度，把俄罗斯描述成是受一个“选举式独裁体制”的统治，这或许更准确。
　　在西方我们从冷战继承了一种懒惰的假设，即如果一国政府不是共产主义性质或者不是受一个可辨认的独裁者统治，那么它必定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本书的一个目的，是一直主张一种比这些偶然的假设更严格和更高要求的民主概念。临时的或多或少自由的选举，自身是不足以通过民主性“测试”的。
　　虽然，这不是暗示普遍性选举是可以忽视的或是不重要的。现在，或许是过去，有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粗劣和低俗的变种，该变种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的差别视为基本上是虚假的和不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被视为一种面具，在面具背后资产阶级继续统治和主导资产阶级社会。结果这面具是保留着还是撕去以揭示背后现实已变得不重要了。的确，后者行为或许更值得做，因为这将使阶级敌人清楚暴露在公众之前。这曾是某些共产主义者为了回应法西斯主义在1933年的出现而采取的手段。现在看来，曾经被作为“仅仅”政治“形式”看待的东西比一种对经济和社会权力专心关注所可能表达的东西有着远为更大的潜在和实际重要性。
　　因此，对“资产阶级”民主所提供的美德、好处和机会加以贬低的任何倾向都应予以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民主是一项应该继续添砖加瓦而不是加以鄙视和无视的成就。那些直到最近才开始改变而之前从来不知道它的国家比如南非或波兰，或者是难以恢复它的国家比如智利和捷克共和国，可能是最能深刻欣赏它的。但不管怎样，多个角度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个欺骗性的黎明，实现地只是众多为之努力奋斗的人所希望的一个部分。比如，在不列颠，1832年第一改革法案之前经过了数十年的断断续续的普遍抗争，抗争中像威廉·柯贝特（William Cobbett）这样的领导人物不断反对起义的设想而主张引导大众激进主义趋向更大选举权的严格宪政性目标。毫无疑问，那次长期运动的结果，即法案本身，对工人阶级激进分子来说是极为令人失望的。如柯贝特后来所说，人们本想法案“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能使我们的处境变好……而不是为了满足任何抽象或形而上的奇想”。^[1]至于宪章派分子情况也是如此。他们曾把统一或成年人选举权与其说是视为目的本身不如说是将打开社会和经济激进甚或革命性变化的大门钥匙。他们的阶级敌人分享了同样的预期，并且害怕和反对基于这个原因而扩展选举权。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来临”的结果性调适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害怕（或希望）没有实现，或最多只是部分实现。对于不列颠在20世纪上半期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发生的尖锐斗争也可以做类似的评论。像柯贝特一样，许多妇女参政论者或许会说，当时他们寻求的与其说是投票权本身不如说是他们相信作为妇女选举权实现的结果，妇女会在地位和生活条件方面得到改善。认为妇女获得投票权是没有有益后果的这种建议是愚蠢的。另一方面，自从20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的复兴证实了妇女选举权运动本身没能达到性别之间实质性平等，或甚至是没能取消一些铭刻在非常传统的法律和实践内的歧视妇女的更耀眼的形式。
　　今天在东欧和前苏联出现了一些象征着类似觉醒的迹象。这不是说在自由已获实现的地方，人们不重视那些他们艰苦赢得的、长期被否认的自由。也不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渴望那种威权主义和以党代政的“美好旧时代”。但是，正如在19世纪的不列颠或革命时期的法兰西所发生的那样，多数人民期望和希望民主“给我们带来某些好处”；而且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目前联合并没有比威权共产主义带来更好的物质条件。的确，“自由市场”原则的强加已创造了许多悲惨和困苦。在1990年当选为莫斯科市长的加夫里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以不同寻常的坦率写到了民众渴望和他与其他政治领导人认为是经济的必然转型两者间的冲突：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有着不同形式的所有权的社会，包括私有财产；这将是一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不过〕大众渴望公平和经济平等。而且经济转型的进程越深入，那些民众渴望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更加尖锐和耀眼。^[2]

　　波波夫和其他东欧“改革者”，还有许多他们最热心的西方支持者们，都无疑愤慨地拒绝这种看法，即民主和偶尔接受无限制经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内在的和不可消除的张力甚或矛盾。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自己的陈述可以被解读的一种方式。
　　因此我们从中至少必然推出，普通老百姓所期望的政治民主或投票的目标仍然还没有以任何方式得以完全实现。但是这里早已探讨过的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承认政治民主自身仅凭给予每个成年人一个普通投票权和地方选举权并不能得以实现。政治权力平等的原则，这体现在每一公民拥有一张选票上，与政治权力分配在几乎其他各个方面的显耀不平等形成十分明显的对比。这不单单是与官方决策实体相关的权力和影响的分布，或者甚至是影响人民自身思维和感觉的权力分布，尽管这两种情况中权力分布是明显和荒诞地不均匀。这也是一个理解权力自身、理解权力是如何运作、理解权力存在何处的问题。为了讲明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个例子。R. H. S.克罗斯曼（R. H. S. Crossman）在他的有价值的和揭露性的著作《一个内阁首相的日记》当中透露了20世纪60年代的工党内阁的一个决策，决策内容是是否允许一个石油公司在艾塞克斯的肯维（Canvey）岛上建立一炼油厂，那时他是内阁成员。一点不奇怪，该提议遭到了当地多数居民的强烈反对，为此作为房建（Housing）大臣的克罗斯曼有点同情他们。但当议题摆在内阁面前时，它以有利于石油公司的方式通过了：“外交事务办公室、国民福利办公室、电力部门、经济事务部门和财政大臣都坚持认为，我们不能让外国石油公司感到不安”。^[3]使公司不悦所牵涉到的危险被认为是太大了。相反，地方居民的抗议所带来的危险就很小。
　　这里有个例子，是30多年前由一个民选政府在最髙级别上作出的一个政治决议。然而在涉及一个大型跨国公司时，该政府感到自身多多少少是没有力量的。这清楚说明公司的权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但公司不像地方社区，社区必须得组织起来，为了请愿而征集签名，为了能使他们的看法被听到和被注意而示威和游说；公司需要办（do）非常少的事。确实公司不需要求助公共的支持。倘若内阁知道当时公司的确实能力，公司几乎不需要为了它的事务而进行运动或游说。公司仅凭手中的能量就已足够威慑内阁并使之接受公司的“请求”。因此不仅仅可见的、积极运行的权力需要加以均匀化，而且那种本身不能重新分配的权力掌控至少必须在民主框架内是负责任的。对政治和经济权力加以区分在一定环境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尽管是有用的，但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区分。经济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并且这是毫无意义的，即当只是在投票领域贯彻平等原则而其他形式的政治权力却按照资本市场的总体不平等来分配，即便在资本因素处于强势上升的后共产主义世界里这种政治权力按资本市场分配的模式已压倒了一切。
　　因而，我将申辩，民主原则内部有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逻辑。民选政府发现向大型私有公司的愿望弯腰是必需的，极大形塑公共意见的媒体能够被百万富翁们买来卖去，被他们看做只不过是一些私有财产（当然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个事实证实了一个积极和有效的民主要和垄断性资本主义共存是多么地困难。
　　对人民负责、追求与促进共同善的民选政府和完全只对它们的股东们（尽管那样经常只是名义上如此）负责的私有和私人控制的企业巨头两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一年比一年尖锐。在21世纪可能将会对民主的力量和活力提出最重要的考验：

　　人民和企业之间的斗争将被定义21世纪的战争。如果企业赢了，自由主义民主将终结。捍卫弱者反抗强者的伟大社会民主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政府，民主责任制以及议会主权——将被倾覆。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影响公共生活的企图被击退的话，那么作为征服的结果，民主重新成为更强者。^[4]

　　乔治·蒙贝尔特（George Monbiot）的预言可以认为是相当具有启示性的，但这不只是一场为了相关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关键之点是民选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故而民主的合法性问题。一个被视为没有效率或者没有力量的政府体系会失去公众的尊重和信心，也将为它的颠覆或崩溃做好了准备。民主可能是逐渐而不是突然被某种威权主义取代的，威权主义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看起来积极有效。（可以想像，它使火车准点运行）。
　　这就是为什么选举参与率下降成为一种令人着急的现象的原因。选举参与率下降在美国最显著，但在不列颠也值得注意。在不列颠，自从1928年引进成年普选权以来，在2001年大选中投票率首次低于60%。政治家倾向于把这现象归因于“投票者冷漠”，为此他们自然难过。但这不妨可以说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即“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以及政府的变化是不重要的，因为真实权力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确实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不投票不是想像那样是明显的非理性，好像它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产物。因而，这将要花费更多的劝告来扭转这种趋势。
　　正如我们所看到，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和私有企业与公司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就已明显，在过去30年里这种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至少不是由于政府本身鼓励和助长了它。作为一种经济战略对私有化的支持和反对明显属于讨论层面的事。但难以否认，如此多的原来属于公共性质的并因此政府对此具有最后责任的功能和属性的私有化表现了权力从政府到私有领域的实质性转移。这个进程可以说是由20世纪80年代保守政府所启动的，是由不列颠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所领导的。但这个进程现在被代表各种政治立场的不同政府所广泛继续，包括1997年后的不列颠工党政府。
　　这些发展有时被政治家和他们的支持者所捍卫，他们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把权力向下移交给“市民社会”的时候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民主化过程，如果是这样，它明显会受欢迎。在不列颠，把权力移交给威尔士集会和苏格兰议会的确是一个促使政府更接近它打算为之服务和代表的人民的举动。但接受权力移交的政府是在常规之内的例外。那些中央政府多多少少是自愿被剥夺的权力很少被转移到民选的和负责的公共权威手中。在不列颠，地方民选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已逐渐受限制和削减而不是扩张。“市民社会”是一个诱人的词语，但它经常是作为一把吸引人的伞而出现，在伞的下面潜藏着不负责任的权力垄断和集中，这种权力和社会其余部分的关系是一种主导关系而不是协作关系。
　　政府的另一个反应目前应是谈“伙伴性关系”的话语。比如，如果私有企业被允许拥有和经营学校、监狱或者医院（不管怎么说这些仍然是主要的公共机构），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公共—私人的伙伴关系”。其含义是这是平等者之间的关系，但当然这是一个令人责疑的问题。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所给公司带来的更窄商业利益折扣或牺牲公共利益或公共善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到目前的记录不是特别令人安心。举个例子，当公司开始向学校供应“书包”时，他们自然会抓住机会增加他们出售的产品，以及不考虑那些对他们产品和使用程序的批评和反对意见——比如可能涉及到的环境危害。这是惟一能期待的。一位市场经理说，“我们所接触的孩子是正受训练的消费者。”类似态度推翻了教育的独立性和诚实性。我们也知道私有化的融资经营（PFI）（在该模式下，许多新医院正在不列颠建立）意味着医院的落脚点不是决定于它对病人的便利性而是决定于地点的可赢利性；以及意味着对相关私人企业的费用和债务的偿付优先于对公共卫生用品的实际开销。^[5]
　　对政治家来说，这种权力和责任向私人企业的移交或转移有一个明显的吸引力。他们能否认以后所发之事带来的任何相关责任。比如当代政府否认有干预工人和雇主之间劳动或工资纠纷的任何意图。这两个“私性”组织或实体必须自我解决纠纷。但像控制学校、医院和监狱的“私有”公司的行为所产生的很多纠纷，通常有着许多的公共回响。虽然政治家一直忙着试图教育公众们要比过去半个多世纪他们对政府和国家所习惯的期待更少点。他们实际上没有特别的成功。公众坚持希望他们所选举的政府要对公共问题和危机“有所作为”。像19世纪要求议会改革的运动一样，他们盼望民选政府“给我们带来某些好处”。不作为、抄着手和耸耸肩不能给公众带来太多好印象。
　　如果真实权力存在于普通老百姓手上和存在于他们所建立的组织和所发动的运动里，那么对政府的普遍预期可能会不同，并且会更低。促使自助的激励因素将会更大，而且如果该自助能产生实质性结果的话，政治家将能更为有效地劝导人们实施自助。但是正如肯维岛（Canvey Island）和英格兰南部的贝德福德郡（见第六章）的居民，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所发现的，当与经济强大的公司和企业的利益和影响相比时，公共意见的重要性几乎不值一提。而且，正在写作本书的时候（2002年），目前的英国（工党）政府正在建议设计程序以更适应大公司的便利，以更少向有影响的地方公众抗议开放。
　　不存在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确保向一个更完满更有效的民主缓慢而稳步地前进。已普及全球的民主程度仍然是有限的，甚至在民主似乎已稳固建立的地方，从许多方面看，民主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在类似需要戒备“恐怖主义”的口号下，个人权利，包括示威和抗议的权利，逐渐被威权主义倾向的政府蚕食。同时民选政府的权力和回复责任正随着大型跨国公司权力的持续高涨而相应缩减，一些跨国公司现在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总量比许多小而相对贫穷的民族国家的总和还大。现在这些公司像孩子梦魇中的巨兽一样威胁性地压在民选政府头上。但是这不是梦魇，而是日常中的现实。
　　最扰人心的是民选的负责任政府在范围和责任方面的收缩并没有被大多数民主政府自己所抵制。相反，他们似乎不再为了捍卫公共善以反对财阀权力的狭隘特定利益而进行古老的斗争；一些政府甚至提出公共善与那些特殊利益是一致的。在许多西方政府的经常性支持下，大公司的出现频率和影响力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一直在增长。有时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一些形式（赞助者身份的、理念上的）看起来很无害的。但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形式展示了包括民选地方政府在内的相对无权者对那些富有、自足的公司和企业的权力和慷慨逐渐增加了依赖性。这些不是民主性发展；它们是反民主的发展。他们显示了1990年左右产生于东欧共产主义倒塌之后以及梳理其他独裁形式所表现的自负甚至胜利者的姿态实质是一种恶劣的取代。我们不必然逐渐走向更大的民主、更公共性和民众性地控制权力；我们可能离它越来越远。影响公共生活的具有不负责任性的企业权力的增长导致对民主自身的普遍缺乏信心，惟有使越来越多的权力归于公共的和负责的部门才能纠正这种状况。我说的公共部门主要不是指国家；我指的是一种民众控制体系，在该体系下生产者和使用者（或者消费者）将恰当共享政策和决议的制定权。因为“实际运行着的民主制”（按照鲁道夫·巴罗的一个有用的词汇）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民主原则局限于在非常少的公共机构和许多自愿性组织之中，而大量中枢性质的重要机构继续由很大程度上不负责的非选寡头和个体独裁者所运行。如果我们旨在创造一个民主社会，显然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如果以为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有着这方面的相关经验，这将会很愚蠢。在前几章，我们参考了一些更激进的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对话模式。也令人注目的是，在苏联最后几年，它的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特别注意在工作和生产领域引进民主原则：

　　在生产领域，民主的发展具有无比的重要性……经济是个关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领域。每天有数千万人在从事生产。因此在深化和扩大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生产领域的民主发展是个最为重要的趋势。^[6]

　　后来报道说，苏联电视台报道了代表们对一个工厂领导人的选举，这些代表们代表了13000个工人。^[7]这种模式推进得有多远，候选人的选举有多公开？现在是很难发现。但它与现在的探讨相关的是，这是民主的一个方面。在公认民主的西方国家，这方面到目前很少被实践甚或很少被讨论。而且近来企业私有化的俄罗斯和东欧在这方面肯定不突出了。可是，如雷蒙德·威廉斯所写的，“在如此集权的又作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工厂里，如果我们大多数人对随时影响我们的决议没有参与权，那么很难感到我们是在真正统治我们自己。”^[8]工业民主，或者更宽泛地说，工作场地的民主是一个至今经常被讨论的理念，不过有些例外（某种程度上包括前南斯拉夫）。该理念要在大多数社会作为一种认真的实践加以执行仍然很难。即便我们采取一种更狭窄的视角来看待宣称是民主国家的一些特殊政治机构，显然要使民主原则在这些机构得以完全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公开声称民主的环境里，不列颠还保留这么多前民主性的原则和机构，这在民主国家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不列颠，国会的一个民选议院与一个完全非选举产生的议院并存。在写本书时，后者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世袭封建贵族的后代，另一主要部分是各位首相的恩惠的受益人。接下去几年贵族议院（House of Lords）将进行改革，改革结果是否明确比目前的半吊子议院更民主，这点还不清楚。在不列颠，人民主权原则从来没有被接受过：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主权被议会和一个世袭君主所分享。定期选举的原则也从来没有确立：替代的是，普选日期的选择权作为恩惠的和掌控的广泛权力之一仍旧被保留并操纵在责任首相手中。支持第一和第二大党的选举制度自身逐渐产生一种众议院议席的分配格局，这种格局明显随投票的实际类型而变动。
　　这些只是英国政治体系内最明显不民主的不当之处。近些年来，这些反常和时代错误遭受了大量批评，这是一个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发展。不列颠在宣称自己是一个完全自由民主国家——也就是不再有任何激进式变革之前，还有多少工作需要做？在这方面，宪章88（Charter88）和其他团体已做了很多以表示关注。但除了这些特殊改革外还存在一个更受普遍困扰的问题。像另外其他机构一样，英国议会自身实际是一个前民主、前现代的机构，这明显可以从它不合时宜的结构、习俗、语言和整个精神看出。问题是这些神圣的古董是否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如果是表面现象的话，议会的一个适当现代化就能够将它消除。或者说问题是，它们是否暗示代议机构的传统模式无法应付现代民主政府的相关问题。这不是一种新的焦虑。它潜藏在林赛著的早在1929年出版的《民主基本要素》里，并且一些年后被哈罗德·拉斯基以略微不同的角度提起。那时，他问“政治民主造成的这种局面是否还没有，也就是说，太晚到以至于不能控制它所面临的整个进程？”^[9]在20世纪30年代的写作中，他正在思考银行和商业寡头的巨大发展似乎超越了国会理解或控制的范围，而且银行和商业寡头在接下的70年中得到了明显增进。这当然使下述情况不明显，即以现在的模式，政治民主的各关键机构已被很好地设计用来在一个民主政体和社会里发挥它们的核心作用。
　　因此根据各种诊断，在一个允许和宣称正实践民主原则的政治机构和传统里，明显需要采取或多或少激进的改革和转变措施。但是，如密尔曾写的：

　　—个不被各种具体的民主机构所支撑而局限于中央政府的民主宪政不但不是政治自由，反而经常创造一个幽灵，准确的说，一个相反物，即在社会中导致政治统治的欲望和雄心下降到最低级。^[10]

　　在正式政府领域外，在实际运行选举制和责任制的自愿组织和商会（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里，几乎每件所做之事都不但在创建民主而且在确立这样的原则即民主是个应予以执行的原则。当然，可能在有些情形和组织中实行民主并不恰当。这是一个通过特殊例子可以辩驳的事情。但是确定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民主原则——人们应该尽可能地在最密切和最严重影响他们的事务上作出决定或参与决议——能够比目前状况更为广泛地有效应用。并且如果那些社会认真致力于民主化，那么也必将会达成这样的结果。
　　在国际层面上，存在其他类型的发展，这些发展也向民主提出了一种挑战，甚至可能使我们远离民主。在发达的和一般说是民主的世界里，跨国机构出现了，这些机构拥有巨大权力，并且被政府认为合法，但实际上是些非选举性的和极为不负责的实体。
　　可能一些无诚意的经济学家会暗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个纯粹经济机构，其宗旨是严格按照经济和商业标准把钱借给贫穷的政府。但再一次暴露了认为经济和政治机构之间存在区别的虚伪性。这些非选举产生的实体向民主政府提供帮助所依据的条款不仅具有经济性同样具有政治性，而且经常有着最具宿命性的政治和人类后果。那么这些机构的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政治权力在国家层次上如何与民主的运作相处融洽呢？
　　至少来说，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重要的多国和超国家组织的责任性是最低的。相对于欧洲委员会和它的众多下属组织，欧洲议会的虚弱性是臭名昭彰的。看起来清楚的是，目前很少花心思去考虑或花精力去致力于促进超国家层面的机构民主性、负责性和选举性，现在许多最重要的影响深远的政治决议越来越多地在超国家层面（包括公共和私人领域）作出。我们需要全球性和超国家性民主，和我们所需要的国家和亚国家层面的民主一样多，如果不是比之更多的话。
　　因此，从民主的外观来看，与近年来通常所说的那种美好和有益是相差很远的。并且这个问题由于最近好战的伊斯兰主义复兴而变得更加复杂。在某些方面，当代伊斯兰简单循从了所有有神论宗教的传统模式——它们一致宣称上帝的意志优先于任何和每一个人间的倾向、决定和政策。上帝的法则是至髙无上的，并且应该体现在和反映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上。没有人的决议或法律，不管是由单一统治者还是由一个民众性投票作出的，都不允许侵犯神圣法令。如果它被侵犯了，那么它将不具合法性或者不必被遵从。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和严格而热忱的穆斯林信徒都持这种观点。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视堕胎为谋杀并认为法律应该据此禁止该行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准备谋杀那些执行堕胎的医生和护士们。
　　信奉正统派穆斯林的人同样相信世俗政府应该尊敬和实践阿拉的意志。那些没有这么做的政府，不管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将丧失合法性。这种对待政府的方式向民主明显提出了一种挑战，特别在伊朗，我们能看到发生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主趋向之间的深远斗争。这个形势由于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愤怒而进一步恶化，而美国的全球霸权早已如此有力地燃起了伊斯兰的复兴。民主是西方的产物，这在同等程度上引发了对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猜疑。无法成功地把政府的议会制输出到非洲大部分地区，只不过展示了西方式民主对发展一种在非西方文化中所可能采取和接受的民主模式和风格是如何地反应迟钝。
　　因此，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存在着几股对民主逼人地威胁和挑战，如果民主的原则得到发展和繁荣，那么这些威胁和挑战将不得不面对。难以确信这些挑战将能成功被应对，考虑到那些反对民主的力量是如此强势和活跃。
　　半个世纪以前，伟大历史学家和对当代事件的明智评论者，E.H.卡尔（E.H.Carr）,发表了一系列所谓《新社会》（曾经洛阳纸贵）的广播谈话。在谈话中他声称，与19世纪的古老自由式民主相反，“大众民主”是这时代所需要的,但目前仍没有被创造出来。对我来说，他的言词仍旧对自满和自我欣赏提供了一个实在太恰当的警告。民主仍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程而不是一项安全已然达成的成就：

　　今天我们谈论捍卫民主，这将是一种自我欺骗和虚假，好像我们正在保卫某些我们已了解和已拥有了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东西一样……不是在传统机构的幸存中寻找标准而是在如下问题中寻找：权力存在何处和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从这个角度看，民主是一个程度的东西。今天，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具有更多的民主。但是，如果任一高的民主标准被采用的话，那么可能没有一个国家是非常民主的。大众民主是一个困难的领地并且目前很大程度上未被勾画；如果我们谈及的需要不是捍卫民主而是创造民主，那么我们应该更一步接近这个目标，并且应该有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口号。^[11]

　　随着非对民负责的“私有”财团的活动急遽增加，以及所带来的日益威胁，创造和扩展民主仍旧是严肃的民主人士的中心任务。

^[1] Quoted in Asa Briggs，The Age Of Improvement，（《改善的时代》）London，Longman，1959，p.245.

^[2] Gavriil Popov，‘Dangers of Democracy’，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书评》）Vol.XXXVI，No.13，16 August 1990.

^[3] R.H.S.Crossman，Diaries of a Cabinet Minister，（《内阁大臣的日记》）Vol.I，London，Hamish Hamilton and Cape，1975，p.366，and see also p.414.

^[4] George Monbiot，Captive State，（《被俘虏的国家》）London，Pan Books，2001，p.17.

^[5] See ibid，pp.331-7，and Chapter 2“医院的例子——公司接管了国家健康中心”。

^[6] 戈尔巴乔夫的演讲在1987年2月2日的守卫者（The Guardian）里得以详细报道。

^[7] 见1987年3月8日的观察者和1987年3月15日观察者中Ian Mikardo MP的来信。

^[8] See Raymond Williams，Toward 2000，（《奔向2000》）London，Chatto/Hogarth，1983，p.36.

^[9] Harold J. Laski，Democracy at the Crossroads，London，NCLC Publishing Society，n.d.（but c.1934），p.17.

^[10] J.S.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原理》）Books ivandv，ed. Donald Winch，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0，p.314.

^[11] E.H.Carr，The New Society，（《新社会》）London，Macmillan，1951，p.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