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工农红军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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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

——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工农红军的总指挥

（1879—1940）

　　1879年10月26日生于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县扬诺夫卡村，9岁前住在父亲的不大的庄园里，父亲是赫尔松的移民。托洛茨基9岁时进敖德萨实科中学，在此校读到七年级，然后转学尼古拉耶夫，在此地完成中学教育。托洛茨基在回忆童年和学校生活时说，他对艺术很感兴趣，用彩色铅笔画画，被认为是未来的画家。但是后来并没有在这方面表现出任何天赋。在实科中学时对绘画甚至感到是一种负担，虽然一般说来是用功的；非常热衷于写作，梦想将来当一个作家。当然还写诗，把克雷洛夫的寓言译成乌克兰文，同二年级生和三年级生一起出版杂志。凡该干的都干了。由于反对法语教师瑞士人贝尔纳德而被从二年级开除（短期）（Г.乌斯廷诺夫：《列·达·托洛茨基》，第31页）。五年级时由于反对俄罗斯文学教师的新的抗议行动而几乎被开除，但最后仅限于关禁闭和给操行打三分了结。中学毕业后，托洛茨基打算当数学系的旁听生。这时期开始了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转到尼古拉耶夫后，托洛茨基进入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圈中，但最初他认为自己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这个青年人很快就同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建立了联系。托洛茨基关于此事回忆说：“我很感到惊奇，我们这人数不多的青年人小组这么容易获得尼古拉耶夫工人的信任，这是一些有相当文化的、有思想的人，老一代受各种形式的教派的影响，而年轻一代则受无神论的影响。关于组织‘南俄工人协会’，我在国外‘工人事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作了介绍。1897年尼古拉耶夫组织共有250名工人，在当时说来这是相当多的了。我在尼古拉耶夫工人中间以李沃夫的名字著称。我们进行小组学习，在森林举行规模不大的群众集会，印刷宣言和报纸。群众在政治上极为无知。实际上当时我一本革命著作也没读过。甚至《共产党宣言》也是头一次读到，在小组里边读边讲。”（同上，第32页）托洛茨基所说的组织也扩大到敖德萨，由他担任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小组之间的联络人。小组的活动很快为当局所发觉，组织中处理奸细和叛徒。托洛茨基说：“我们每天都在等待逮捕，由于在尼古拉耶夫人们都是用本名叫我们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逮捕落到我们组织头上，逃避逮捕是‘不妥当的’。1898年1月28日，我在一个地主的庄园里被捕，我是从父亲的庄子路过此地，在给地主当园丁的弗兰茨·弗兰茨维奇·施维哥夫斯基家逗留时被捕的。”（同上，第33页）这位施维哥夫斯基是尼古拉耶夫革命青年的中心。被捕后不断地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在尼古拉耶夫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转到赫尔松监狱，然后又转到敖德萨监狱，关了两年左右。在这里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四年，判决后在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和亚历山大罗夫的流放犯羁押监狱呆了几个月。托洛茨基在监狱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此写道：“对我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探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篇文章。读了此书之后我转向别尔托夫和《资本论》了。”（同上，第34页）在流放期间，托洛茨基开始了写作活动。他说：“在第一次流放期间我走上了所谓写作道路。起先是写通讯，后来转为伊尔库茨克《东方评论》写文章。那时的署名是安蒂德·奥托，这个笔名我后来在俄国合法报刊上使用了很久。”（同上，第34页）托洛茨基在伊尔库茨克省的乌斯其一库特村呆了约两年，于1902年8月取道伊尔库茨克逃往萨马拉，用的是名为托洛茨基的假护照，这个名字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他的化名（他的原姓是勃朗施坦）。托洛茨基介绍说：“我自己把这个名字填在我拿到的空白护照上，我用敖德萨监狱长的名字给自己取名。”（同上，第34页）在逃出流放地的路上，托洛茨基同在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和在萨马拉的《火星报》组织中央小组建立了联系。托洛茨基在完成该小组给予的在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的任务之后，越过奥地利边境直奔维也纳，在这里结识了维克多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从这里动身去伦敦——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的所在地，该报由住在伦敦的列宁、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领导，由住在大陆的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参加编辑。托洛茨基回忆说：“我在1902年秋到达伦敦，那应是在10月的一个清晨。我用打手势的办法雇了一辆马车，按照写在纸条上的地址把我送到了预定的地点。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住所。”（托洛茨基：《论列宁》，1924年版，第10页）
　　列宁对新生进行了“全部课程的”详尽“考试”，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之间争论的态度特别感兴趣。托洛茨基说:“我告诉他，我们在莫斯科监狱，后来又在流放地读过伯恩施坦的书和考茨基的答复。我们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谁都没有表示赞成伯恩施坦。认为考茨基是正确的，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当时国际上的理论斗争同我国政治组织上的争论联系起来，甚至连想都未想过。”（同上，第12页）“这次谈话也提到了我今后的工作，当然只是笼统地谈了谈”，托洛茨基回忆说：“我想首先看一下已出版的书报，然后打算秘密回俄。最后决定我必须先‘熟悉一下环境’。”（同上，第12页）“我生活中短暂的伦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着手贪婪地阅读以前出版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我也就是在这时开始为《火星报》撰稿的。”（同上，第13页）“在伦敦期间和以后在日内瓦，我同査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见面要比同列宁见面经常得多。在伦敦我们住在一栋住宅里，而在日内瓦，又经常在同一些饭馆吃午饭和晚饭，所以同马尔托夫和査苏利奇一天要见好几次面。可是除了正式会议，同有家室的列宁的每次会见就像是个小小的事件了。”（同上，第16页）“编辑部成员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系，我是逐渐地好不容易才弄清楚的。我是把《火星报》看作一个整体的，在那些月份里，我根本没有想在《火星报》和它的编辑部里寻找各种不同的倾向、色彩、影响等等，甚至对这种念头都从内心里感到厌恶。”（同上，第18页）在《火星报》从事编辑工作期间，托洛茨基开始去布鲁塞尔、列日和巴黎向俄国侨民作报告。由于编辑部迁往日内瓦，托洛茨基也随同迁去。在这里，他会见了《火星报》的其他著名活动家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但是从最初起，他同普列汉诺夫间的那种冷淡而多礼的关系在以后也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地，托洛茨基亲切地回忆起阿克雪里罗得的家庭，指出在这一家庭中笼罩着一种纯朴和真诚的同志之情的气氛。出国后，托洛茨基作为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代表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党章问题争论中党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或反对派），托洛茨基加入“少数”派，支持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允许所有在党组织领导下工作的人入党的主张，反对列宁为建立“严格的”组织而力求把党员限制在积极参加组织本身的那些人的范围之内的建议。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继续为已转入孟什维克之手的《火星报》撰稿，并加入在同布尔什维克斗争而立即成立的孟什维克中心；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还参与制定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可归结为从上层直至基层组织到处成立同布尔什维克对抗的孟什维克集团，在必要时创办自己的孟什维克报刊等等。然而，1904年，托洛茨基脱离了孟什维克，因为在同自由派政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问题上同他们发生了分歧。在这些年代，他的政治观点表现于“不断革命论”，他和帕尔乌斯一起在一些小册子和文章中坚持这一理论。托洛茨基这样说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对革命内部力量和革命前景的估计，作者在那个时期没有附和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派别中任何一方的意见。他那时所支持的立场可以概述如下：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其首要任务的革命开始以后，会很快引起强大的阶级冲突，并且只有当政权转到唯一能领导被压迫群众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才能赢得最后胜利。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它不仅不愿而且也决不能把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那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连同它的国家界限将被抛弃，俄国工人阶级的暂时的政治统治也将发展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总结与展望》1919年莫斯科版，第4页）
　　1月9日以后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先在基辅，后在彼得堡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印刷厂提供文章资料。1905年，他参加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被捕后当选为其主席（主席团由三人组成：托洛茨基、兹雷季也夫、斯维尔奇科夫）。此时他同帕尔乌斯一起出版《俄罗斯日报》，并积极参与《开端报》的工作。1905年12月，托洛茨基同彼得堡苏维埃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1906年10月，彼得堡法院判处各主要被告人剥夺一切权利和流放。托洛茨基是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奥勃多尔斯克，但在到达指定地点以前即从别列佐沃逃脱。在1907年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领导“中派”集团，既不属布尔什维克，也不属孟什维克。但是在代表大会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即在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托洛茨基接近列宁的观点。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定居维也纳，同在俄国的同志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保持密切联系。巴尔干战争期间，托洛茨基作为记者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后又赴罗马尼亚，同巴尔干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908年，托洛茨基和阿·越飞一道出版《真理报》。《真理报》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组织“斯皮尔卡”的报纸，在利沃夫出版。后《真理报》迁往维也纳，1908年托洛茨基成为该报领导后，在维也纳组织了一个孟什维克著作家集团，这些人持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的特有的观点，即推行“非派别路线”而实际上支持孟什维克的观点。列·波·加米涅夫促使托洛茨基坚决转向布尔什维克的尝试未能奏效，虽然加米涅夫甚至取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以布尔什维克代表身份参加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这种做法没得到任何结果，加米涅夫被从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召回。1909年，托洛茨基已经明确地坚决倒向孟什维克。这一时期党内生活中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由反动引起的走出地下状态和取消党的秘密组织的要求问题。孟什维克的右翼持这一主张。“左派布尔什维克”、“召回派一最后通牒派”集团则持同“取消派”相反的另一极端。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核心进行了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托洛茨基主张敌对的两派必须和解。1912年9月布尔什维克在克拉科夫召开会议。在俄国从事活动的秘密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研究了这些革命组织的革命经验和实践，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革命的策略。为同布尔什维克策略和早在1912年1月就已筹备克拉科夫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对抗，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取消派成立了筹备全俄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参加组委会的有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取消派、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拉脱维亚孟什维克、前进派分子（布尔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8月召开了代表会议，但是尽管集团的领导人（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和唐恩）竭尽全力想把全党召集到一块来，仍未能得逞：首先，当时同取消派作斗争的普列汉诺夫拒绝出席会议，其次，前进派（布尔什维克取消派）退出。没有布尔什维克秘密组织的代表与会，与会的秘密组织代表波利亚科夫原来是个奸细。代表会议显然是个取消派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会议，这一点即使从下列情况也可以看出：提出全权杜马的口号取代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用修改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土地立法取代没收全部土地的要求，等等。“八月联盟”创办的《光线报》取消主义严重又毫无原则，甚至使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诺·饶尔丹尼亚也退出报纸和联盟，1914年布尔什维克一被选进拉脱维亚党中央，拉脱维亚人也退出了，托洛茨基本人也宣布退出。1914年，托洛茨基创办了一家新杂志《斗争》，该杂志贯彻维也纳《真理报》的支持孟什维克的“非派别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宣战后，托洛茨基不得不于8月3日（新历）离开维也纳。他到了苏黎世，在这里出版了小册子《战争与国际》，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1914年他作为《基辅思想报》记者赴巴黎。与此同时，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日报《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我们的言论报》于1915年1月底出版。在马尔托夫退出《我们的言论报》后，托洛茨基成了报纸的主要领导人，特别说明问题的是，正是在这时候，用托洛茨基本人的话来说，在三点上托洛茨基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这三点涉及失败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当前俄国革命的性质。”布尔什维克是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则用争取和平的斗争来对抗失败主义，托洛茨基提出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取代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1915年9月，托洛茨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6年9月底，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由于他拒绝自愿离开法国国境，要求提出明确的指控，所以由两名巡警把他押送到西班牙边境。他在马德里被捕，三天后建议他赴美国。1917年1月中旬（新历），他全家到达纽约。俄国革命一爆发，托洛茨基即动身去欧洲（新历3月底）。英国军警当局根据俄国外交保安密探的黑名单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扣押了他和五名乘客（俄国侨民）。在加拿大关了一个月，根据临时政府的要求获释，并在旧历5月初回到彼得格勒。在那里，托洛茨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联合组织（“区联派”）。托洛茨基这样说明该组织的立场：“这一组织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它对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我认为，过去把我们同布尔什维克分开的原则性分歧已经消除，因此我坚决主张必须尽快联合……”“我们的政治行动路线同布尔什维克完全一致。我个人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主张全部政权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列·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1册，第193页）1917年7月，托洛茨基正式转向布尔什维克。然而，托洛茨基转向布尔什维克是带有某种动摇的。托洛茨基本人承认，转向布尔什维克的动因似乎是布尔什维克非布尔什维主义化了。托洛茨基公开宣称，他不能把自己叫做布尔什维克。
　　托洛茨基积极参加了十月政变的准备工作；七月事变后被捕，在狱中关了约两个月。1917年9月23日，他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0月在组织武装起义的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十月政变后，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赴布列斯特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然而拒绝签订和约。以后托洛茨基任交通人民委员和陆海军人民委员，最后，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内期间托洛茨基参加过几次全俄争论：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关于工会，关于“党的机关”，等。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简单说就是“不战不和”，实质上恶化了“左派”的立场。
　　工会问题上的分歧可归结为，托洛茨基把军事共产主义方法搬用于经济关系领域，坚持工会组织国家化、使之同国家机关结合，从而通过军事共产主义方法的整刷使之官僚主义化的思想。列宁在关于这次争论的小册子中非常清楚明确地把托洛茨基的路线确定为有自己的政纲、有自己的中心等等的派别路线。1923年，托洛茨基参加了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指责党中央实行压制，党的领导机关蜕化为党的官僚机构，要求争论和派别自由。同似乎已蜕化的老近卫军对立，托洛茨基提出依靠青年、依靠党内年轻干部的方针。除了实行压制和党的机会主义蜕化的批评，反对派还提出牺牲农民的所谓社会主义积累的经济纲领。
　　反对派提出用吃掉和消灭小农经济的思想取代列宁主义路线——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结合。
　　1924年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文集，收有他本人写的序言《十月的教训》。在这篇序言里修改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革命观。不断革命的假说，即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他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力量估计不足，成了反对派政纲的基础。
　　从这一不正确的基本原理引申出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原理：关于东西方工会组织的作用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关于党的作用和任务、关于党的机关及其领导机关、关于民主等等。这最终导致成立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二党，该党进行反对联共（布）中央的斗争，举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游行。对此，党只能把托洛茨基及党的队伍中的整个反对派开除出党。

弗·涅夫斯基撰写
郑异凡译

托洛茨基续志

　　这篇传记写到国内战争为止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所写的各种经历基本上是依据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的。不过传记本身显然未经本人审定。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间也同列宁发生过意见分歧，如布列斯特和约、工会问题，但分歧和争论并没有影响他同列宁的关系。列宁卧病期间，在一些重大问题如成立苏联（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维护外贸垄断制、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等问题上，托洛茨基几乎是列宁的唯一依靠。1923年秋托洛茨基和多数派就“新方针”展开争论，1924年托洛茨基为他的《托洛茨基文集》撰写的前言《十月的教训》中揭露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1917年的某些错误，引发新的争论。争论以1925年1月中央全会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职务结束。托洛茨基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租让总委员会主席。1926年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组成“托季联盟”，反对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1926年10月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0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14日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阿拉木图，1929年2月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
　　托洛茨基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挪威，最后定居墨西哥。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从事写作，著有《“不断革命”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俄国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伪造学派》、《斯大林评传》等，出版《反对派公报》。在组织方面，他建立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活动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的三次大公审，都把托洛茨基列在第一被告的地位。1940年8月20日，苏联特工在托洛茨基的寓所用冰斧袭击了他，经抢救无效于22日去世。他在遗嘱中写道：“我始终是一个革命者。我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不妥协的无神论者而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