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克拉辛，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
——杰出的工程师，新经济政策的卫士
（1870—1926）
1870年7月15日生于托博尔斯克省的小县城库尔干。父亲波里斯·伊万诺维奇是位非常鲜明的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是具有真正民主主义精神和倾向于（即使还不完全，也是足够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中级知识分子。这里起很大作用的是波里斯·伊万诺维奇·克拉辛同某些波兰起义者和流放西伯利亚的民粹派和民意派活动家的密切交往。此外，克拉辛的父亲是个有“行政气质”的人。看来克拉辛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善于工作和热爱工作的品质。总的说来，他精神上的发展受母亲的影响，其母安东尼娜·格里哥里也夫娜是个受过广泛教育，有很高的精神需求的典型的60年代俄罗斯妇女。
外部因素——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环境对他的发展也起了作用。情况是，在19世纪80年代西伯利亚是为数不多的社会政治激进主义的温床之一（另一个是伏尔加河流域）。从俄罗斯不断涌来的流放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伯利亚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克拉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政治流放犯影响的氛围中度过的。克拉辛是在“理想”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有真正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需要补充一点，这远不是个挥霍无度的环境，相反地，他父亲的家庭人口相当多，常入不敷出。克拉辛早在进入事业和政治舞台之前就已懂得什么是预算和收支结算。
克拉辛在秋明实验中学接受中等教育，毕业时17岁。这时期克拉辛确定了对精密科学的牢固的志向。1887年克拉辛考入彼得堡工学院。在学院学习的头几年克拉辛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很快就被同学们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行家。克拉辛接受战斗洗礼是在1890年，当时因为参加大学生的学潮被短期驱逐出彼得堡。返回后于1890年10月参加了宣传小组，这是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之一，它在当时的彼得堡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小组是由M．И．勃鲁斯涅夫和B．C．哥卢别夫奠定的，后来发展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其组织者就是列宁。但克拉辛结识列宁并一起共事要晚一些。成立“斗争协会”时克拉辛已不在彼得堡，由于参加为作家舍尔古诺夫的葬礼而举行的大学生示威游行，他于1891年被驱逐出首都。与此同时，他还被开除出工学院，这一次他已被取消入学的资格。从这时起，克拉辛的传记就成了俄国革命家的相当一般的传记。被驱逐后他在下诺夫哥罗德服兵役，一边服役，一边在下诺夫哥罗德各种团体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开展反对当时已瓦解的民粹派的激烈斗争，当时民粹派在下诺夫哥罗德拥有像H．Ф．安年斯基、兹韦列夫、卡列林这样的著名代表人物。同时克拉辛没有中断同M． И．勃鲁斯涅夫的联系，协助在莫斯科各纺织厂组织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勃鲁斯涅夫失事后，克拉辛于1892年被捕，转移到塔甘卡监狱，在单身牢房关了约10个月。获释后他在图拉服完兵役（1893年），一直处于公开监视之下。
克拉辛经常以非常满意的心情回忆起在塔甘卡坐牢的情景。经过最初几次审讯之后，宪兵不再打扰他了，他把自己的全部强制的空闲时间用来顽强地工作：研究德语，几乎读完席勒和歌德的全部原作，熟悉叔本华和康德，攻读穆勒的逻辑、冯特的心理学，读了相当多的索洛维约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著作。总的说来，这大大充实了被命运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的一个俄国大学生的相当贫乏的理论知识。光是懂德语一项就为以后的自学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青年活力，得之父母的健全体魄，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平原和茂密的森林带来的对生活的朝气勃勃的乐观精神，帮助他克服了单身牢房的不良影响。1894年由于亚历山大三世驾临克里木，克拉辛又被驱逐出居住了一个夏天的克里木。克拉辛选择沃罗涅什省的卡拉奇村作为居留地，在铁路修建工程中当工人，后来当工长。他精力充沛，热情焕发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同时也没忘了自己的革命活动，不久即被当做政治上不可靠分子而被解雇。接着，在1895年再度被捕，因勃鲁斯涅夫案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和驱逐至沃洛格达省的亚连斯克县，后改成驱逐至东西伯利亚3年。克拉辛选择的流放地是伊尔库茨克。到伊尔库茨克时，克拉辛已是完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了。在伊尔库茨克度过的3年里没有可能进行什么积极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克拉辛主要是同民粹派分子进行争论，当时在伊尔库茨克的流放地几乎全是民粹派分子。在流放期间克拉辛一直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绘图员和技术员，最后担任建筑工程师的负责工作。
流放期满后，克拉辛进入哈尔科夫工学院以完成高等工艺教育和取得工程师的文凭。但直到1900年才毕业，因为正常的学习时而因暂时被驱逐出哈尔科夫，时而因铁路勘测实习而中断。学院毕业后，克拉辛作为工程师应聘到巴库从事专业工作，在这里工作了4年，建设大型电站。这4年的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克拉辛花很大精力从事专业工作——这几年恰好是巴库石油工业和油田电气化蓬勃发展的年代；另一方面，这位在西伯利亚未能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家以全部热情投入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不仅在巴库，而且还在高加索的其他重要中心城市。克拉辛的一方面工作是在巴库无产阶级中间进行紧张的宣传。巴库这时是俄国最大的无产阶级中心之一。油田上恶劣的劳动条件自然为宣传鼓动提供大量最生动有效的材料。克拉辛和巴库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在这方面从事的工作导致了著名的1903年的巴库罢工，这次罢工本身又成为即将来临的1905年革命的第一个征兆。
克拉辛的另一方面工作是在俄国建立头一批社会民主党的大型地下印刷厂。这些印刷厂设在巴库城里，它们对当时还是统一的社会民主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火星报》起初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编辑，在由克拉辛及其朋友建立的巴库印刷厂印行，纸型直接由国外运来，然后制成铅版付印。巴库的工作使克拉辛获得杰出的工程师、坚毅的革命家和第一流的地下工作者的名声。他得到党的中央机关报的表扬，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被遴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4年克拉辛由于健康状况（患痢疾）不得不转到中部俄罗斯，移居莫斯科附近的大工业中心奥列霍沃－祖耶沃，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工作。这次转移扩大了革命工作，其成果之一是在党和莫斯科大工厂主萨瓦·莫罗佐夫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克拉辛以越来越紧张的速度开展党的工作，直到他不得不转入地下（在作家И．H．安德列也夫住宅里进行逮捕时，中央委员会遭到破坏之后）。
1905年克拉辛被选派出席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伦敦）代表大会，众所周知，大会不顾党内孟什维克那一部分人的意见，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会上党内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起来，作为单独的、独立的党分立出来了。克拉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化名为季明－文特尔，当选为副主席，在会上起巨大作用。他就许多组织和政治问题作主要报告，其中包括和列宁一道使代表大会就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临时政府问题通过一项基本决议。代表大会再次选他为中央委员。秘密回国后继续大力从事党的工作，同时也没停止自己的职业活动（这时由于革命进入高潮，他成功地进入合法状态）。主管彼得堡照明电缆网的工程师的职业活动出色地掩护了他的革命工作。
1908年他终于暴露，在芬兰被捕。然而这次逮捕中宪兵和检察官也未能弄到什么揭发材料，根据维堡省省长的命令克拉辛被释放，他不想冒险返回彼得堡，所以就移居国外。
由于反动派取得了完全胜利，在俄国出现了不可能进行任何实际工作的时期。在国外克拉辛不是个著作家，没法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流亡小组的工作，就利用被迫中断革命活动的间隙致力于工程师的专业。定居柏林后，他埋头于工程师的实际工作，通过顽强的工作，甚至在高水平的德国工程师中间也占有一席之地。
对党在革命时刻发出的第一个召唤，克拉辛立即响应。应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邀，克拉辛积极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谈，是1918年8月在柏林签订的所谓八月补充协定的起草者之一。从柏林返回莫斯科后，克拉辛任红军供应特别委员会主席。除这一职务外，他还担任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工商人民委员的职务。1919年3月还同时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但是经济活动很快就被外交工作所取代。他和李维诺夫一道，是苏俄头一次同以邻国爱沙尼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的代表，这是1919年9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的事。同年12月，任和谈代表团首脑，稍后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尤里耶夫和约，这是冲破封锁的第一个缺口。不过该条约的制订是越飞完成的。1920年在伦敦成立苏维埃代表处。根据列宁的任命，代表处以克拉辛为首。1921年3月，克拉辛签订了苏英条约，这是现今联系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系列条约中最早的一个。
这以后克拉辛留在伦敦，任苏维埃共和国的全权代表。他以这个身份参加了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后被任命为外贸人民委员，贯彻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度。
1924年底，克拉辛任苏联驻巴黎全权代表，同时保留外贸人民委员职。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克拉辛当选为中央委员。
（本人审定的传记）
M．列维多夫 撰写
郑异凡 译
克拉辛续志
这篇传记忽略了克拉辛的一些重要的活动。
1905年10月克拉辛和高尔基一道创办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合法报纸《新生活报》。
1905年底克拉辛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战斗技术小组，同时负责党的财务。他组织了党的战斗队，并供应其所需的各种武器。是为党筹集经费的“剥夺”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最著名的一次“剥夺行动”是梯弗里斯抢劫官方的运钞马车，这次共获得30万卢布。
后来克拉辛属“召回派”，一段时间参加“前进”集团。因此同列宁闹翻。1908年被捕后很长一段时间脱离党的活动，十月革命后应列宁的召唤回国参加布列斯特和谈。
新经济政策时期，克拉辛主张同协约国各国恢复贸易关系，认为苏俄的经济建设需要外国的投资，首先是利用租让制的形式吸收外资。认为接受西方的帮助并非放弃社会主义，也不是放弃主权。主张成立有外资参与的大型托拉斯，把部分股票给予被国有化的外资企业主，以吸引外资，同时吸引外国投资者参加托拉斯的管理。他批评党政官员“不内行”。列宁逝世后他是保存列宁遗体的倡议者之一，传说他希望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使死者复活。
1926年在伦敦去世，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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