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由于本身与实践的决定性因素本身合拍和同一，能够加速正在进行中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所有它的组成元素中变得更为同质，更为一贯，更为有效。换句话说，因此是把它的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18]
而一种理论科学性的标准，则在于它把这个阶级实践的世界观明确表达的程度：这一点能够由想争取群聚支持的这个理论所获得的成就来检验：“群众对一种意识形态支持或不支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重要的试金石。”[19]
另一方面，卢卡奇的著作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他对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关注，而他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对后者矛盾的解决。从伽利略（Galilei Galileo）和笛卡儿（Rene Descartes）起，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都为自己订下了取得合理地和全面地理解现实的目标。
“但是现实只有作为总体才能被透彻了解，而且只有本身是总体的主体才能够做到这种透彻了解。靑年黑格尔提出这一原理作为他的哲学的第一个要求，即’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不是毫无缘故的。”[20]一个与要求认识它的主体完全分离和相异的客体，是不能够被人理解的：因为客体要被理解，在客体和主体之间就必须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的一致，使得主体能够把客体看作是它的创造。这个“思维只能领会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的这种“崇高概念”[21]，即主体和客体同一的原则，是资产阶级哲学的核心。但是要理解世界，必须不仅把它看作是要求认识它的主体产生出来的东西。现实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总体。不然就会成为事物的直接现象的俘虏，把世界看作是不具有可理解的客观结构的一堆零散事实的杂陈品。例如休谟（David Hume）的怀疑论就是英国哲学经验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超越经验现实只能意味着，经验世界的各种客体必须作为一个总体的各种环节，即作为在历史变化过程中被掌握住的整个社会形势的各种环节来理解。”[22]要抓住出现在我们意识中的各种事件的意义，必须理解它们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份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然而，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总体，对资产阶级哲学说来是不可能的。它所能做到的，至多是把现实的某一特殊部份纳入合理的规律；但是对整体的任何掌握它是绝无可能的。例如，康德能够为不是作为支配现实的规律，而是作为自然世界现象的结构的牛顿力学三定律提供哲学基础，而这只是因为他把这些原理看作是人的主体要意识到他所得到的印象所必要的概念机制的一部份。但是对作为整体的现实的任何理解对人是绝无可能的，它被归到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领域。只有黑格尔能够系统地把世界作为一个建立在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这种同一之上的总体来考虑。但是花了这样的代价：自然界和人的世界被归结为绝对观念的副现象，而它是在观念从思维中产生出来，在静止的自然界中变成同自己异化，最后在人类历史中意识到自身的这种辩证过程中实现的。当哲学家把世界认作是从观念中产生出来的时候，在他的头脑中就达到了自我认知、主客体完全同一的境地。而这种认识只是在事后才达到，因为历史只是在完成后才被理解：
“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把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涅瓦的描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23]古典哲学核心中的悲剧性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就是，在资产阶级能够给社会的个别方面加上合理从而能够控制的结构的程度跟它对控制整个制度无能为力的矛盾。社会被看成是由市场关系而不是由任何有意识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无联系的事物之聚合体。这种物化的结构既掩盖了又反映了它下面的真实社会关系，即工人通过他的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买卖被转变为物。
“这一世界的理性化似乎是彻底的，似乎深入到了人的生理和心理本性的最深处。然而，它受到了它自己合理性形式性质的限制。这就是说，生活个别方面的理性化，这一从中建立起来的形式上的规律性，虽然一直是而且就肤浅的眼光来看是这么的’一般’规律的统一体系。但是对这些规律的内容具体方面的忽视（它们作为规律的尊严就是建立在这种忽视上的），在这个制度事实上的不协调中、在各部份彼此关联的偶然性中、在这一——相对的——这些各部份互相享有的大的自主性中，让人明显感觉出来了。这种不协调在危机时期变得特别明显。”[24]物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为一堆无联系的事物，它使得人们在不能理解和掌握整体的代价上，有可能对社会和自然界的各部份进行细致的控制。物化在社会各处都反映出来，不仅反映在经济方面——工厂中的专制主义，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反映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因此产生了古典哲学的危机。
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指出一条出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其实践，能够在现实达到黑格尔只能以思辨和神秘化的形式实现的主客体的同一。这是工人被归结为商品的结果。
“工人只有在他知道自己是商品时，才能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我们已经看到，他的直接存在把他作为一个纯粹的、赤裸裸的客体归入生产过程。一旦这种直接性证明是许多中介的结果，一旦清楚了这种直接性须有多少前提条件，那时商品体制的拜物教形式就开始瓦解：工人在商品中认识了自己以及他自己同资本的关系。既然他不能在实践中使自己超出客体的角色，他的意识就是商品的自我意识或者换句话说，这是建筑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揭示。”[25]工人阶级的地位驱使它力图把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由于它对消灭资本主义有客观利益，它不像资产阶级，能够取得这种理解。的确，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它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最强大的优势。
“无产阶级如不同时消灭一切阶级社会本身，就不能够使自己作为阶级得到解放。由于这个缘故，它的意识，即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必定既揭示社会的性质，又达到理论和实践愈益密切的结合’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说来不是扛着去打仗的旗帜，也不是其真实目标的掩饰品：它是目标和武器本身。”[26]当然，整个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它内部的某些部份，可能无法取得与其地位相适应的阶级意识。革命党之所以必要，就是由于这种事实；革命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可能把与一个阶级的地位相适应的意识赋予这个阶级：“阶级意识事实上是由’赋予’（imputed）生产过程中特殊典型地位上的合适和合理的反应所构成。”[27]党展现了无产阶级的这种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它克服这个阶级偶然的弱点取得了充分的意识。
葛兰西和卢卡奇立场的力量反映了各自的特殊成就——葛兰西对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前提做了惊人尖锐的分忻，卢卡奇对徳国古典哲学做了深刻的理解。然而，无论是他们的共同立场还是论述各自立场的详细方式，都是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之上的。
我在介绍他们的著作时谈到的理论和实践统一问题与科学和其他对象之间关系间题的同一，是把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不正确地和不妥当地并在一起了。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根本问题：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就是要如何通过克服脑力劳动者和群众之间的分离的方式，来赋予思想以一种物质力量（脑力劳动者产生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和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科学认识，而这种推翻要依靠群众的行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要由群众去统治）。这是《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的问题，列宁的全部著作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理解。第二个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如何保证一个理论的确在事实上提供它声称要解释的现实一种知识。把这两个问题合而为一在黑格尔的问题设定内部是可能的，因为对黑格尔说起来，哲学是立足于消灭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差别和其同一性的主张上的。思维和现实之间的这一认识论上的关系的问题，能够不知不觉地变为如何使思维成为现实的问题，因为对黑格尔说来思维就是现实。而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说起来是一个大问题：当辩证法至少在黑格尔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要传统没有哪个拒绝了黑格尔的基本范畴）是彻底唯心主义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断言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呢?对卢卡奇、葛兰西和科西说起来，这不成其为问题。我将试图说明这点所造成的困难。
先说葛兰西。虽然没有像在卢卡奇那里那样明确，但葛兰西的哲学也是立足于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上的。例如：“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无非是我们本身、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利益。”[28]所以，他否认在思维和它所要认识的现实之间的任何截然分隔。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无产阶级实践中隐含着的东西清楚表现出来，从而为历史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提供出理论答案，而它的实际解决在于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马克思）确切地分析了现实，那么他所做的无非是合理地和连贯地整理出这现实的历史当事人以混乱的和本能的方式在过去感觉过而现在仍然感觉着的东西，历史当事人对这些东西只是由于对立的批判的结果才有一种较清晰的意识。”[29]在否定思维和现实之间有截然分隔的同时，葛兰西还否定在现象之外，在人的直接需要和行动之外，有任何能为事物自我展现提供途径的基本结构。毋宁说，现实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的一个结果来达到的历史目标：
“就知识是现实的这个范围说，人是客观地认识了。因为全部的人类都历史地统一于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中。但是这个历史统一过程是随着分裂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消失而发生的，尽管这些矛盾本身是集团的构成（并不具体普遍，而是马上为其实体实际来源弄得无影无踪）的意识形态产生的条件，所以存在着争取客观性（摆脱偏颇的和谬误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而这个斗争与争取人类文化统一的斗争是一回事。”[30]葛兰西的认识论最终把客观性与一致性等同起来，在它与马克思著作中的科学概念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对马克思说来，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结果能够取得的东西，而是通过科学家的劳动才能取得的东西。只要现象被确切地看作是现象，这就是可能的。因此科学的努力就集中在试图掌握这些现象下面起作用、支撑这些现象和现实进程的机制。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这是拜物教理论的作用，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的方式——作为商品之间的市场关系的总和——与产生这种神秘现象的基本社会剥削关系之间的彻底分离上面。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明显不同于庸俗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最近体现是新古典经济学）：
“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毫不奇怪，庸俗经济学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乍一看来都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会成为多余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虽然对普通人来说，这些关系是很熟悉的）。”[31]因此，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一种针对未来目标的指导原则，而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由于现象与现象下面的真实关系之间的分离而变得可能。然而，由于葛兰西否认在人的直接需要和活动之外存在任何现实，他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把科学的客观性建立在历史目的论之上。
而且，马克思主张思维与现实之间的截然分离。的确，各种科学的存在须以它们与现实的分离为前提条件。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32]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存在对思维的第一性，以及它们之间分离、思维是现实的反映这种论断的基础上。不过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33]。
马克思科学理论的进一步推论，与葛兰西的认识论完全矛盾。因为，从上面引的关于庸俗经济学的话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工人和资本家一样，都由于生产关系表现的祌秘方式而“陷入了陷阱”。可以再引一段话来支持这—点：
“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34]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来这是一种必然性：把神秘化的方式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用这种神秘化的方式，把自己展现在生产当事人（资本家和工人都一样）面前。然而，如果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实践必然充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么葛兰西的认识论的基础就要垮台。因为，如果无产阶级的实践（至少自发地）必然是神秘化的，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发挥使这一实践中暗含着的东西变得明确的作用呢?很清楚，需
要以另一种方式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关系。关于这点我们以后也要再谈到。[35]
即使葛兰西的认识论招致严重的哲学难题，可是就它本身而言，它并不导致任何重大的政治错误。葛兰西理论中的主要成分不是他的哲学立场，而是他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角色的分析，这种分析是无与伦比的，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他的哲学中的确充满了这种分析。对著作哲学成份占主导地位的卢卡奇就不能这样说了。像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概述的，对卢卡奇哲学最好的特点描述是这样：它是企图从资产阶级哲学本身的问题设定内部去解决资产阶级哲学的矛盾。卢卡奇所采用的关键范畴是主体的范畴，而解决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
钥匙在于这个范畴的正确使用：只有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才能科学的理解现实。知识就是自我认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取得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正因为很奇怪的是，无产阶级被贬低到物即商品的地位，才使他们能够领会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本质，商品结构的核心。“在历史唯物主义古典形式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36]
然而我怀疑这种解答是否具有内在的联贯性。因为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产物。卢卡奇所用的黑格尔的问题设定要求主体把客体看作是自己的创造物。对无产阶级不可能是这样：它不是自己的创造者。的确，在《资本论》中没有无产阶级的创造者：毋宁说，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首先是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前提的原始积累过程，其次是依靠工人作为价值的源泉可是又不能归结为工人的资本主义积累本身的实际过程。因此，无产阶级就没有资格扮演同一的主体——客体的角色，卢卡奇的体系就垮了[37]。
即使我们准备承认卢卡奇的立场是前后一贯的，它还是有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对卢卡奇说来，决定性的政治斗争是在意识方面进行的：
“在面对资产阶级毫无疑问拥有而且只要它还是统治阶级它就继续拥有的这些知识、文化和日常工作的压倒性资源时，无产阶级的唯一有力的优势、唯一有决定意义的武器，就在于它能够把社会总体看成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总体；能够把物化的形式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过程，能够看到只是在抽象形式的矛盾中消极地表现出来的历史的内在意义，能够把它的积极方面提高为意识并且付诸实现。”[38]当然，现在的确只有当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意识到这种地位所给予它的夺取政权和消灭以往一切阶级社会都有的压迫和剥削条件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为一种现实性（actuality）。但是无产阶级的决定性的武器并不是它的阶级意识。相反，无产阶级的决定性武器是工人阶级在一方面不断地有助于建立一种社会上紧密团结的阶级，另一方面又使生产力发展到使资本主义以及事实上任何其他剥削形式成为不必要，因此驱使这种体制走向危机的这些条件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价值生产者所拥有的那种独特地位[39]。
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决定性斗争，就是转移了阶级斗争的生死斗争：政权。因此，这是减少了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权的条件，抽掉了无产阶级打碎国家机器并代之以工人委员会政体的必要性。
最后，卢卡奇的分析在涉及到工人阶级如何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并发展它自己的阶级意识时，是很贫乏的。把革命党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反映看待，是做这样两件事。第一，这是回避列宁、托洛茨基和葛兰西所设法解决的真正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把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同在工人阶级中的真正根源结合起来的党，并把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及其他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攸关的被压迫人民争取到党这个方面来。这就是回避了领导权的问题。第二，这是为极左思想提供理论基础，这种极左思想按照阶级应该想的东西来看先锋队的行动，而不是使先锋队的策略适应于阶级实际上在想的东西，以便促使阶级的意识向革命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化。《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展现的党的概念是卢卡奇在二十年代初在第三国际中采取的与列宁和洛茨基路线相反的极左派路线的基础。列宁和托洛茨基是主张深入到阶级中去以便赢得多数，包括在工会中工作、参加资产阶级选举和与改良主义政党结成统一战线[40]。我们能够出看出，卢卡奇采用主体范畴来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政治和认识论问题，使他陷入严重的政治错误[41]。
不管这种黑格尔派立场的非常优秀的诡辩是如何，它还是未能成功的取代从恩格斯衍生出来的正统。卢卡奇和科西在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当作唯心主义者进行严厉的批判。布哈林（Nicolai I.Bukharin），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写了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通论文《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它以极端技术决定论的形式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的阐述。这部著作被卢卡奇和科西两人挑出来作为批评对象，并不是偶然的[42]。但是随着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取得胜利，接着共产国际从属于苏共，“正统”立场被转变成了神圣的经典。这种转变在斯大林《辩证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臭名昭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Short Cours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SU中的一章）的庸俗进化论里以及把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整肃中屠杀老布尔什维克的行为神圣化里面，达于顶点[43]。
当前对一九一〇年代和一九二〇年代的伟大黑格尔派重新发生兴趣，是同我已经提到过的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相吻合的。正跟本世纪头几十年中一样，这种重新发生兴趣是一种政治的现象。因为，在十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初，已变得很清楚，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状况正在接近尾声。帝国主义正面临着彻底的挑战，不仅在它的第三世界前线上，在爆发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阿尔及利亚、中南半岛和南非，而且在它的心脏地区也如此，因为越来越多地产业工人阶级是主角的大规模的社会斗争爆发了：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国，在一九六九年秋天的意大利，从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开始在英国，在今天的葡萄牙。以前曾驱使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和科西走向哲学，思考由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那些问题，又重新出现了。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能够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政治实践问题又重新涌现出来。由于长期缺乏上层建筑的理论，哲学再一次出来承担这个重任。我们现在终于回到阿尔都塞想满足革命实践今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来的要求的这个尝试上来了。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八四。
[2] 严格说来，并不完全如此：一八五七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导言和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序言当然是例外。然而，这两篇东西中都没有马克思对他的哲学立场的任何确定的陈述，而只是一些暗示，在一八五七年导言中这种暗示极为丰富，而在一八五九年序言中，有些暗示极为粗糙，容易产生误解。
[3] 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伪造和科学研究计划的方法论》（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一文中（载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ads, Criticism and tke Growth of Knowledge,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联系科学的历史对这种经验主义进行了批判的探讨。然而，还有别的不同种类的经验主义。可以给经验主义本身下这样一个定义：它是把知识建立在理论与它所要分析的现实之间的基本关系之上的哲学立场。关于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4] 请见收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罗莎· 卢森堡〉一文。见Georg Lukacs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 : The Merlin Press, 1971）.
[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四八四。
[6] 参看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7] 例如，参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页五二五～五二六。
[8] 同前揭书，页五六四。
[9] 对于恩格斯的哲学所做的有用和发人深省的讨论，见Gareth Stedman Jones,"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in Nem Left Review, No. 79 （May-June 1973）.
[10] Lucio Colletti,"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i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by Lucio Colletti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11] Karl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引自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pp. 55-56。
[12] Rudolf Hilfeding,"Preface to Finance Capital,"引 自 Lucio Colletti,From Rousseau to Lenin. P. 74.
[13]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 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恩格斯，〈恩格斯致保· 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恩格斯，〈恩格斯致约· 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14] 更详细的论述，见Lucio Colettei，"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和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15]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页一九一。
[16] 在继续往下写以前，提两个条件。第一，我将只考察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一般哲学立场，应该强调在他们之间存在着理论和政治的差异，阿尔都塞把他们统统描述为“理论左派”是欠妥的：例如，卢卡奇和科西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些时期的确采取过极左立场，可是葛兰西从未采取过这种立场。第二，我对这些批评家的任何批评，都不应该看作是否定他们的著作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功绩。特别对葛兰西是如此，他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的分析至今还未被超越；对卢卡奇和科西也是如此，虽然要稍差于葛兰西。
[17]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Wishart Publishers, 1971）, p.333.
[18] Ibid., P. 365.
[19] Ibid., P. 341.
[20] Georg Lukacs, op. cit.,p.39.
[21] Ibid., P. 121-122.
[22] Ibid., P. 162.
[2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页一三~一四。
[24] Georg Lukacs, op. cit.,p.101.
[25] Ibid., P. 168.
[26] Ibid., P. 70.
[27] Ibid., P. 51.
[28] Antonio Gramsci. op. cit., p. 368.
[29] Ibid., p. 392.
[30] Ibid., p. 445.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页九二三。
[32]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页三九。
[33] 参看下面第三章。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页三四九～三五〇。
[35] 参看下面第三章、第四章和结论。我想立即澄清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来源。断言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实践必然玄虚难解，并不是断言无产阶级的实践本身玄虚难懂。这是断言需要另一种能使无产阶级从生产过程走向国家政权的革命实践。这不是否认后一种实践在前一种实践中有其根源，或者在两种实践之间有辩证关系：建立革命党就是这么回事。但是，这是否认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实践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36] Georg Lukacs, op. cit., p. 229.
[37] 参看 Josef Revai,"A Review of Georg Lukacs'History amd Ctass Consciousness’,”in Theoretical Practice,No.1（January 1971），对早期卢卡奇的任何全面批判，都要讨论他把自然科学看作资本主义物化的片面和抽象形式的立场。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和科莱蒂（Lucio Coletti）对于卢卡奇的这种立场，以及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和德国流行的非理性和反动哲学中的根源，讨论得很不错。请见Gareth Stedman Jones，"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acs,"in Jveu） Leir Reztieut, No. 7o （November-December 1971）;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New Left Books,1973），也请参看本书后面第六八~六九页。
[38] Georg Lukacs, op. Dt., p. 197.
[39] 例如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页一九九。
[40] 关于卢卡奇对譬如说参加议会问题的极左观点，参看Georg Lukacs, Political Writings.1919-29 （London: New Left Books,1972）。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参看《列宁全集》，第三〇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Leon Trotsky，The First 5 Year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onad Press,1972），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最后两章和《政治著作集》（Political Writings.1919-29）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种关于党和阶级意识的唯心主义理论有所克服。遗憾的是，正像给后一本著作写的可怜的一九六九年后记所证明的，这种突破并没有维持下去。从二十年代后期以后，卢卡奇一直是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右翼，这种立场使得他能够和斯大林主义合作充当它的思想工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参加了倒霉的纳吉（Imre Nagy）政府。
[41] 我们将在下面第七九页以后回过头来谈主体范畴。
[42] 参看 Georg Lukacs, Political writings. 1919-29, pp. 134-143, Antonio Gramsci，op.cit.，pp.419-472.在我关于一九一〇年代和一九二〇年代的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中，我没有考虑列宁的《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 Notebooks），它毕竟是他阅读《逻辑学》的札记。然而，列宁关注的东西与黑格尔化的这些人完全不同。列宁关心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中已经阐述的唯物主义哲学有所贡献的东西——知识是接近真理的无限过程。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问题同科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合而为一这种黑格尔化的分子所特有的东西，在这里没有看到。要论证这一点，需要离开正题，这是本书篇幅所不许可的。但是可以参看Dominique Lecourt，Une Crise et Son Enjeu（Paris,1973）.
[43] 直到一九六一年还没有为卢卡奇所拒绝，他当时写道：“因为我们必须忍受为群众写的通俗著作，谁也不能指责斯大林把古典著作关于这些问题的非常精致而复杂的论述归结为一些图解式的、教科书式的定义。”Nuovi Argumenti,（October 1961）. 引自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London The Macmillan Publishers,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