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急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探析

　　陈独秀在青少年时代，目睹满清腐败，受列强侵略，国势危殆的刺激，便追随康、梁维新运动，可是运动仅百余天，刚显露的曙光便被腥风血雨所淹没，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接着，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称帝，封建专制复辟，更充分证实了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陈深刻反思康梁维新和辛亥革命之所以相继失败，缘因仅少数人举事，非群众参与行动。认为是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1]”即世代积累下来的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使然，非进行改造国民性不可。
　　五四运动前他就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法兰西的平等人权、英国的宪政、美国的民主自由。尤其他独锺法兰西近代文明，在《法兰西与近代文明》一文中说：“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2]因而他毅然创办《新青年》杂志，以勇敢坚决的精神，高举法兰西近世文明的[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几千年陈腐朽败的一切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礼教迷信及一切旧传统猛攻；尤其表现在那时过人的卓绝创举，大胆向封建专制思想的顽固堡垒——孔教，不顾一切的向它发动猛烈射击。为了改造国民性，他就必须改革不利于群众思想传播的贵族特权独占的文言文，代之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
　　正当新文化运动进入辉煌发展之际，传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战胜国的要求，背着中国人民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这消息就像一把利剑刺醒了他，国家非进行改革不可。
　　1919年5月4日他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中指出，国内南北“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却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3]他指责国内外资产阶级争权夺利不顾正义公理。
　　5月26日又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中说，“山东问题……应当彻底觉悟，抱定两大宗旨：强权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4]，在国际上，要武装自己保护民族独立，在国内要团结平民一致征服政府。
　　12月1日发表的《新青年宣言》中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利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5]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凭借炮舰征服殖民地，落后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促使他最后抛弃信仰的资产阶级共和，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新青年》开创以来是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篇文章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了，《新青年》的发展以及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因而从全文综观，他是从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过渡。此后他转向实际行动，1920年5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宣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8月他先在沪成立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至1921年7月23日才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

一、陈独秀思想演进之深层原因

　　自从《新青年》开创以来，好几期都发表他热烈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仅短短几年，便急剧转变信仰马克思主义，向往社会主义，郑超麟曾分析说：“我们知道从庐骚到罗伯斯比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过尽了。俄国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托洛茨基的发展，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但中国这个发展缩短在一个人身上，而且相隔不到几年。由此可知陈独秀象征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间之接近，接近到一代人可以参加的程度了。”^[6]这是因为中国不仿效西欧各阶段过程，而是跳跃式采取它的成熟来改变自己的落后，既有资本主义成份，也有社会主义成份融合在内。
　　陈独秀思想的这种急剧性的转变，就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形势是沿着不断革命的轨道前进的。下文先行探讨他思想演进的深层原因。
　　（甲）俄国191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启示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认为俄国革命不能超越资产阶级革命范围，社会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政权应让给临时政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不过他们要对临时政府实行监督，实际上仅仅是对资本家们进行劝说与他们达成有害的妥协，毫无疑问，这样的监督不过是对临时政府反革命政策的一种掩护。
　　临时政府拒绝满足人民提出对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要求，表明资产阶级软弱无能。
　　它恪守沙皇政府对盟国所承担的一切义务，继续进行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说战争不再是帝国主义的性质，而是保卫革命成果，爱国主义的性质了。列宁称他们为护国派。布尔什维克解释说战争和从前一样依然是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并未因沙皇政府被推翻而有所改变。俄国资本家出身来自地主，所以临时政府谓土地问题不能使用任何夺取的办法，派军队镇压农民的革命运动；并欺骗农民，土地问题将由立宪会议来解决。
　　临时政府拒绝颁布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由工人自己来实行。
　　由此可见，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它超越范围，直下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对此根据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几个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革命不一定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却会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环节的国家取得胜利。
　　列宁在回国前，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阶段进行的；1917年4月，回国后便提出四月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的任务》，阐述了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战略和策略。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农手中，即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才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可见列宁四月提纲的新方针的正确性。1905年革命，托洛茨基曾提出“不断革命论，意义与列宁的四月提纲相同。当时列宁仍坚持阶段论，二人意见相左，是有分歧的。到1917年4月，列宁提出新方针，二人的意见才一致了。”
　　中共二大估计民主革命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I）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很大，民主革命胜利后，便能够即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II）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从封建夺取政权”，无产阶级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才能实行第二步奋斗。陈独秀是相信无产阶级能取得政权，倾向（I）种的，但如何把握仍认识不清。到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革命形势趋向高潮，陈曾主张武装反击蒋，将国民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由于共产国际阻挠未成，情况见下文。
　　陈对这种战略未完全透澈理解，等到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学回国带来文件，才完全领会“不断革命论”内涵。他在1930年11月30日发表的《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一文中才说：“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之序幕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乃是我们两大首领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志携手第一次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论”道路的遗教。^[7]
　　（乙）大革命前夕的时代背景的现实反映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洋货竞争及中国城市资本与土地半封建剥削之有密切联系，弄得无能为力。这些因素障碍民族资本主义之发展，也阻止任何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的产生。
　　而第一次大战的直接结果，恰好就在这一方面，开始发生迅速和突然的变化。这次大战各参战国为了积极备战，而使所有国家的全部工业投入战时物资生产，产品运销中国减少。中国民族资本家突然发现他们本国内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摆在他们面前，而且这个市场暂时免除了外国商品和资本的不断压迫。亏得这次战争的需要，中国的入超急促降低至最低点，（1919年总计不过1600万两），而输出则激增，以1913年为100，则1914年之输入为91．6，1919年为105．9。输出由1914年之83．8增至1919年之140．1。其实在战争的几年中输入差不多停滞不前。这给了出口贸易以一个飞跃的机会。
　　那时中国工业发展更足惊人，这是由于大战的喘息时间之赐，工业机器之输入由1915年之4，380，749两增至1921年之56，578，535两。棉织厂由1916年之42家增至1923年之120家，纺锤由1，145，000增至3，550，000锭，丝厂由1915年之56，增至1927年之93。1915年之4家烟厂增至1927年之182家。假如我们以1913年为100，则1923年我们便得到如下的指数：煤产量，183˙5；生铁产量，180˙6；丝品出口额：152˙3；豆油出口额432˙5；棉纺锤403˙9，同时，连运输和航运方面也有较少的，但值得重视的增长。
　　工业增长，促进商业机构与银行业的改革与扩张。机器采用迅速增长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师傅、工匠、徒弟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地位，让之于股东——经理——工人关系。
　　生产力的增长促使中国资本不由自主地与基础巩固的外国资本利益冲突，它同时也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中外雇主冲突。
　　工业的发达已把一个近代的无产阶级推上舞台。1916年末，产业工人已有了100万左右，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有一支包含将近20万左右中国工人的参战军队送上欧洲西线，他们在那里略略学会读和写，尤其重要的就是他们和欧洲工人及较高的欧洲生活水平接触。他们在欧洲受到十月革命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的影响。他们于1919年春回国带着新思想，决心要解放他们自己的祖国。当六月三日罢工开始加强五四运动的怒吼时，这些回国工人已被视为“中国劳工界的海燕”了。在中国产业工人这个伟大的团体里面，这支新从战争出来的劳苦大众军形成一个强固的、自觉的核心。中国工人虽然对自己的机器还陌生，但立即便冲入政治斗争中。1919年，他们在上海及其它城市举行罢工，迫使政府释放北京的示威学生及革除政府的犯罪官员。中国工人已登上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舞台。
　　自从《新青年》出版后，陈独秀发表言论代表真正奋斗的民主派资产阶级，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的伟大思想家。而大战催化中国资本主义飞跃发展，中国资产阶级掘墓人也已经站在资产阶级面前时，因之中国也只有腐化的资产阶级而没有能够代表真正的奋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了。其中个别要做个真正的奋斗的和彻底的民主派，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就必须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陈独秀所走的道路。

二、大革命突来风满楼

　　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奴役下的农民，一旦翻身要夺取土地时，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来领导，这就不仅要冲击地主豪绅，并连带的要扳倒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整个大革命的风暴就笼罩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现实严峻的客观氛围就折射到1920年秋陈独秀的思想从激进民主主义急剧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在陈独秀领导下，中共一大旗帜鲜明地通过最高纲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最高目标奋斗。中共二大根据国际二大纲领制订民主革命时期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党外合作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
　　但自列宁病危不理事后，共产国际放弃世界革命，在中共三大时，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受资产阶级领导，使中共不能独立自主，无法开展革命工作，屡次要求退出终未获准。这时与陈独秀思想严重对立分歧的是中共的上级领导共产国际，中共陈独秀必须绝对服从国际纪律。这与俄国十月革命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孟什维克（少数派）的争论情况完全不同，二派同属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派别，不过党内派别意见不同有争论，没有这派必须服从那派的纪律规定。
　　现在再看大革命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属什么性质的革命，根据1927年3月25日晚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上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8]，把蒋介石“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当时在南昌，以后迁南京）打倒后“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接着陈又说：“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即民主革命（当时称国民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连锁，使之一气呵成……”走上无产阶级政权。^[9]很明显，这段话是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革命进到高潮，群众热情高涨，拥护中共革命，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二种革命，使之一气呵成就是互相衔接，进行转变。拙著《谁扼杀上海巴黎公社》^[10]已有评述，再将简况陈述于下：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北伐军已临近松江时，3月21日展开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陈独秀率领5千工人武装队伍打退军阀军队，占领华界地区，召开上海第二次市民大会（即苏维埃的别名，当时，共产国际禁止组织苏维埃），大会通过成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临时市政府。
　　当时国内形势：两湖工会超过100万会员，湖南农协会员约1000万人，湖北约300万人，陕西、河南有几十县成立农协会，上海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指导江、浙、上海近邻农运，青浦三县已为农民武装占领。
　　蒋介石专横独裁作风，将苏联援助武器、物资及资金，对自己领导的第一军优先独厚。其它各军配备劣质武器，资金较少。各军军官普遍不满。因此，军委书记周恩来把有骨气军官与工人结盟为军事联盟，如第一师师长薛岳，驻苏州第21师师长严重，又对第二师师长刘峙，第26军第2师师长斯烈，南京第2军，第6军都取得联系。
　　上海工人群众已与薛岳及刘峙部下士兵展开联欢活动，薛岳当时要求将全师参加工人起义。陈独秀因未得国际许可，未为答应。以后蒋将薛部他调。
　　中共认为蒋来沪后会收缴工人武器，决定武装反击蒋，但这必须得到国际允许，于是中共决议派彭述之赴汉口请示国际代表。彭在宁召开南京分部书记与第二、六军之代表及国际代表顾问一个紧急会议，报告反击蒋；全体赞同。可说京沪沿线都回应一起反蒋。
　　当时加仑等顾问代表等认为3月23日至4月3日前期间，完全可轻而易举地解除蒋介石武装。
　　以上革命形势《真理报》当天社论：“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和将要起的作用会像彼得堡工人在俄国革命中一样。”^[11]也就是说上海像十月革命起义的前夜。
　　蒋介石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临时市政府，便指派吴稚晖、纽永建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属国民政府）为行政机构，形成同俄国二月革命后一样的双重政权局面。上海东方部代表反对中共夺取政权：“说这样的意见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12]这就是孟什维克拥护临时政府的右倾机会主义。列宁主张政权归苏维埃才取得无产阶级政权。中共是服从国际纪律，听命把政权让给国民党才导致失败。
　　共产国际一心想扶植国民党，不满中共反击蒋，3月28日电中共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13]3月31日电：“不要交出武器，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14]
　　莫斯科暗示鲍罗廷：“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战线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15]
　　莫斯科资助汪精卫大批资金，派员护送他到沪，汪此时是国民党执委会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中共陈独秀必须听命于他。以后陈独秀和汪精卫签订的《汪陈宣言》，起到瓦解革命工人群众的斗志作用。可见，共产国际对上海工人起义起到解除工人武装与战斗思想二方面的作用，5月4日，武汉国际代表数次电催陈独秀到武汉集中，这无异起到上海群龙无首，反击蒋计划告吹的调虎离山之计。
　　共产国际及汪精卫共同玩弄阴谋诡计，把英勇的中共战士及工农革命群众推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的屠刀中。
　　三、广州暴动验证了陈独秀估计中国不断革命形势的正确性
　　陈独秀自1927年8月辞职后隐居上海，对中共政治局决策已撒手不管了，不涉及广州暴动的策划，那么共产国际派来领导中国革命的两位领导钦差大臣罗明那兹和纽曼，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之后，也同瞿秋白一样，把中国革命说做属于不断革命（他们称无间断革命）形势的性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三个革命门外汉胡思乱想呢？还是对中国革命形势现实过程的思想反映呢？
　　他们三人都是久经革命考验的老战将，不会胡思乱想瞎干的，而是对中国革命形势反映的一种现实的思想过程。原来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自始就面临着不断革命的形势。中国资产阶级如同俄国资产阶级一样，是由买办阶级起家的，同时又同封建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本身有的兼地主，在城市实行资本主义剥削，在农村兼做封建主剥削，对外仰帝国主义的鼻息，对内和地主勾结，吸收地主积累的资本，他们生来骨头软弱的，无法担负民族独立和废除国内封建落后的任务。这个重担必须落在无产阶级肩上，当要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恰逢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从事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援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当1927年苏共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发生争论，这时蒋发动“四一二”反动政变，汪精卫正在动摇的时候。斯大林派来了他们二人企图挽回颓势。他们采取武装暴动和攻击方针，利用不断革命论为武器，这必然遭到斯大林的惩罚。这因为苏共十五大发动全世界性的反托运动，特别反对托洛茨基的核心思想不断革命论。
　　1928年7月至9月，罗明那兹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承认在广州暴动前后所犯路线错误（与瞿秋白一样，不另叙），作了屈服性投降，但仍未能挽救自己的命运。1934年恐怖开始时，被逼自杀了。
　　纽曼在国际六大上引列宁的话来说，未受到驳斥。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前一革命（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纽曼所说正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巧妙地以列宁的话论述，又避开用“不断革命论”这个名词，但斯大林仍不饶他，于1938年被处决了。
　　瞿秋白在1922年11月16日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第五期）一文中说：“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合。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16]
　　斯大林说广州暴动犯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由罗明那兹和纽曼二人负责，开脱了瞿秋白的罪责，不要他在国际六大上检讨，但仍须在中共六大检讨。他认为过去把革命不断高涨错误的用不断革命论这个名词而已，这不过是一个假检讨，只有检讨的形式，没有检讨的实质。
　　不管罗明那兹和瞿秋白如何公开认罪和检讨，中国1925-1927年革命之具有不断革命的形势是仍旧存在的，也说明了陈独秀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曾主张将国民革命转变为武装反击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是正确的。
　　陈独秀曾批评他们三人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只是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盲动主义，正是这个“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所产生的^[17]。
　　广州暴动是面临大革命退潮，广州城内没有工人的政治总罢工，及广大群众支持的苏维埃运动。得不到全国及广州以外地区革命群众起义或农民武装暴动的响应，仅凭叶挺领导武器低劣的五千人战斗队与李济深和张发奎领导武装精良的五万反动军队搏斗，势必寡不敌众，仅维持三天便失败了。
　　现从广州暴动颁布的纲领可以看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的不断革命的形势痕迹：华岗的《中国革命史》上记载：宣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侵犯封建所有制。宣布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贫民居住，没收他们的财产救济贫民——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
　　又据上海《申报》1927年12月12日电报：“共党昨在省苏维埃人民政府布告：（一）没收银行钱荘；（二）没收大商店；（三）拿阔佬屋子给工人作宿舍；（四）当押无条件交还人民；（五）给罢工工人权利。”
　　以上可知没收银行大商店是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没收土地，侵犯封建土地所有制，顺带完成民主革命任务。
　　斯大林认为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胜利后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阶段论，违反了当时中国的不断革命形势，导致大革命失败。反之，陈独秀思想是向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当时中国的现实结合。
　　因而1919年12月1日他发表《新青年宣言》一文中把他所信仰的激进民主主义急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点真理之光——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通过现实的直觉启示。

注解：
《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张统模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4月
第一卷^[1] 129页《警告青年》
第二卷^[2] 135 ^[3] 1 ^[4] 17 ^[5] 40
第三卷^[7] 180 ^[12] 89-90 ^[17] 18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年11月四辑 ^[13] 169 ^[14] 167 ^[15] 167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下册^[6] 415 ^[16] 301
^[8] 上海档案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361页
^[9]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118-119
^[10]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新苗出版社2000年10月 232页
^[11] 《上海胜利之世界意义》莫斯科真理报 1927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