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意见

　　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国共合作应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大革命的核心问题。对此，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意见不同。

一、“党内合作”还是“党外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否只能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呢？不是。
　　（一）陈独秀主张“党外合作”。它的思想内涵是怎样的呢？我们要看他起草经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无产阶级加入民主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帮助民主派，然亦只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1]。”
　　这个决议所指的联合是国共两党平行的党外合作，而不是采取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合作形式。
　　（二）列宁在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第五条中提到“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与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合作，甚至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2]。”
　　同时在二大第四次会议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指出：“只有在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运动^[3]。”
　　从上述文件看，陈独秀的党外合作主张是完全符合列宁在国际二大提出的观点的。
　　国际四大通过的关于东方殖民地问题的总提纲，其中第六条阐明反帝统一战线说：“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首先应在整个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只有承认它的这种独立的作用，并保持它在政治上的完全自主，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妥协^[4]。”
　　陈独秀亲自在莫斯科参与国际四大关于东方殖民地问题总提纲的起草工作，更增强了他采取党外合作的信心。
　　（三）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四条。其中第二条说：“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第四条“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他们自己的团体^[5]”，主张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
　　马林执行上述指示，在西湖会议上批判了中共二大的决议主张与国民党党外合作是左倾幼稚病，并论述了国民党的性质（见后）。
　　陈独秀在会上激烈反对马林的意见，当时党内领导的多数同志也表示反对。理由是在国民党内进行合作模糊了阶级组织的本质，尤其是对外有损于中共的独立性^[6]。
　　最后，陈独秀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回答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7]”要大家必须服从国际纪律，会议只得通过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国际意见。
　　1923年1月12日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下达的指示说：

　　“第一，中国唯一的郑重的民族革命组织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第二，……工人级阶尚未形成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
　　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8]”

　　国际执行会的上述第二条指示和列宁的提纲是相反的。

二、国民党是四阶级联盟？还是资产阶级政党？

　　以上二次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其基点是认定国民党是革命的四阶级联盟，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关于国民党的性质，斯大林曾在《论反对派》一书中说：“国民党事实上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和乡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9]。”
　　1922年8月马林根据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精神在西湖会议上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联合政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10]。”陈独秀在会上反驳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人们不应该因为国民党包括了某些非资产阶级成分，而忽视它的资产阶级性质^[11]。”
　　从理论上来探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政党性质的学说都认为：政党是有阶级性的，依其党纲及主张只能代表某一个阶级利益，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党不可能代表一切阶级的利益。可见陈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国际执委会上述二次指示党内合作是违反国际二大及四大有关反帝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而陈独秀主张党外合作则与国际二大的决议完全符合。
　　陈在1922年4月6日致共产国际远东局魏金斯基的信中第一条所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宗旨及所据基础不同。”
　　信中第二条：“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不兼容^[12]。”1927年3月27日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炸死二千余名群众，4月12日上海发生大屠杀，4月28日北京李大钊等25位共产党人被害。这些事实证明陈信中论断的正确性。
　　再看孙中山要中共加入国民党所说的话：“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的纪律，不应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共，我便要反对苏俄^[13]。”这些话正是代表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本性说的。另据蔡和森听马林说：当时孙中山对他说：“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存在^[14]。”证明国民党是要吃掉共产党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共产国际明知国民党有这样的目的，而仍坚持要中共加入国民党，这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迁就。可见共产国际这条“党内合作”路线，不言而喻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三、陈独秀自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屡次提出要求退出国民党。

　　（一）第一次在1925年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时，适逢是年10月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陈独秀说：“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为了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但当时的国际代表则严厉反对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15]。”
　　（二）第二次在1926年“三·二O”事件及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整理党务案目的在排斥共产党，7月18日—21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上提案：中共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共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魏金斯基与多数人又否定他的提案，认为现时共产党还不能独立领导民主革命^[16]。
　　后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上提议要求退出国民党。”
　　当时斯大林认为武汉政府是没有右派，仅左派的革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若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芬雅克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17]。”
　　武汉政府叛变投蒋，国共分裂后，国际执委会仍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1927年7月又发来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第一，中共党员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第二，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18]。
　　四、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党内合作路线必然导致大革命失败
　　共产国际执委会党内合作路线造成的后果是：
　　（一）国际执委会吹捧蒋介石为反帝战士，任命他为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还吹捧汪精卫为“经过考验可靠的”左派领袖。
　　（二）放弃土地革命，限制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免触及北伐军官及政府官员的利益。
　　（三）放弃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阶级教育宣传，要在国民党旗帜下工作。
　　（四）在北伐革命高潮时放弃成立苏维埃，斯大林说：“成立苏维埃这个像1905年和1917年夺取政权的组织，意味着提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战斗口号^[19]。”
　　（五）放弃武装工农：鲍罗廷将全部军事物资援助蒋介石，对陈独秀派彭述之要求发五千支枪武装工农，鲍罗廷一支也不给。
　　（六）放弃革命领导权：陈独秀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实际上他们所需的是整个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20]。”
　　（七）撒手不管群众死活：“三·二O”事件，乃是“四·一二政变”的预演。1927年2月1日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被杀。1927年3月17日上海三名国际代表已致信国际执委会汇报，中国这种危险的发展形势：“蒋介石迅猛向上海推进，其用意在于，占领上海就可以使他在同左派争夺国民党领导的斗争中得到绝对的优势。中国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蒋介石保持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们认为，上海已成为决定无产阶级能否取得领导权的斗争焦点，蒋介石在这种环境已成为反革命旗帜^[21]。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的历次全会上一直隐匿了这封《上海来信》，说明“四·一二”以前，政变乃国际早已知情的事，竟撒手不管，让千万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之中。
　　（八）国际代表公开说：“共产党人应该象苦力一样为国民党服务^[22]。”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党内合作”的实际表现及其造成的后果。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史料中，不难看出，领导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中，确有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迫使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捆住共产党和革命工农群众的手脚，惨遭屠杀，致使大革命失败。但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制定的路线，不是陈独秀制定的，而且陈独秀自始至终反对这条路线。

（原载香港新苗出版社《陈独秀研究文集》1998年8月）

注释

^[1] ^[8]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35-39页，第93-94页第15页。

^[2] ^[3] ^[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科院第一辑第45，21，73页。

^[5]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65页。

^[6] ^[10] ^[13] ^[15] ^[20] ^[22]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集85-103页，《告全党同志书》人民出版社

^[7] ^[1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2-243页。

^[9] ^[17] 《斯大林论反对派》第565、557页。

^[14]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问题发言》人民出版社1980年《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一版。

^[16] 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的引言，美国蒙纳德出版社1976年版。

^[18]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74页。

^[19] 布哈林：《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与工人阶级的任务》国际新闻通讯第45期第921页。

^[21]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