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玉琦《论陈独秀》
谁扼杀了上海的巴黎公社[1]
一、中国大革命路线右倾的真相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决议》是违背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决议和中共二大通过的党外合作的决议精神的。由于中共在大革命受到“党内合作”战略的限制与束缚，难以开展革命工作。陈独秀曾数次要求退出，都未获准。武汉“七·一五”分共至广州暴动期间，共产国际仍指示中共在青天白日旗下工作，足见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迷恋之深。这里实存在着深层原因：列宁死后，世界革命失败；苏联已逐渐从国际主义转变为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当时苏联四面受到帝国主义包围，远东一带需结好中国，以防帝国主义之干扰与入侵。国民党那时在中国是作为一个重要实力派存在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加入国民党并扶助它统一中国成为基玛尔式的共和国，苏俄在华势力便可稳固，中共若退出国民党，苏俄势力便退出中国，这关涉到俄国民族切身利益。至乎中共地位与前途，乃是例行公事，权且充作外交工具利用而已。斯大林任命鲍罗廷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时，就“责成鲍罗廷同志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2]
陈独秀领导中共执行了“党内合作”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以致国内外舆论纷纷指责此乃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57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讲了在处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上，我们党有一个规矩：在批判错误时，不批判国际与斯大林，只批判我们党的领导人，（右倾错误只批判陈独秀。）[3]
据此，我们重新研究了从苏联档案开放后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以下简称（共）》，不难看出当时大革命过程隐伏着中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意见的不同与斗争。陈独秀所主张的虽未实现，但确是一条列宁布尔什维克革命路线，完全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干扰与扼杀。下面分段论述之。
二、陈独秀力争革命领导权确立党的斗争方向
（一）谁放弃革命领导权：中共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向国民党妥协让步；蒋介石独揽了党政军的全权，出任国民军总司令率军北伐；中共未武装工农随队出征，权作些带路、宣传、侦察等下层苦力工作，一路并未参加北伐军占领区行政工作。这种情况，过去一些史学家无不指斥陈独秀斗争不力，放弃革命领导权妥协退让之结果。近年来史学界有所改观，认为陈独秀向国民党让步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布勃诺夫、魏金斯基擅自独断指示所为。然而，根据《共》资料，我们发现共产国际代表是遵照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的。请看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
（乙）党团不应发号施令，（丙）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丁）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4]
又192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中“巩固左派，并与之建立密切合作，但共产党人不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5]也说明了这一点：就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而要接受国民党右派的种种限制。事实证明，史学界以前批陈独秀右倾，后来又狠批国际代表鲍罗廷等这些人，但都还没有寻根究底。无论陈独秀，还是鲍罗廷等，他们都是奉命执行指示的。这些政策的结局实际上是帮助蒋介石利用共产党，利用工农，实现了他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目的，罪责应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负担。
（二）中共四大争取革命领导权
马林在中共三大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时，刻意过分提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大会根据其精神通过宣言：“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6]对此，中共领导陈独秀与彭述之早就有不同的意见。据彭述之于1924年8月返国时带回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共同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提纲交党内讨论，其内容：“……讨论的一个目标是要结束已经深入到我党领导层中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讨论的另一个目标是确定我党的领导方针，使其重新奠定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这立场要严格符合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形势的要求上；我们决不同意加入国民党，也决不同意以任何方式为国民党工作；……。我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力图把我们的党在政治上隶属国民党的这一内容清除掉，但我们是不能公开提出的，因为隶属于国民党的路线是共产国际强加我们，我们内心深处是不能接受的。……”[7]可见，不但陈独秀，党内其它领导人，就连旅莫支部都不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
这个提纲引起陈独秀与彭述之的重视，立即写成论文向群众阐述，发表在1924年12月2日，《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彭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性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陈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指出：……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因此，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四大会议后彭说：“三大决定国民革命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而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领导者，标志着中共回到布尔什维克主义。”[8]
（三）四大决议基础上产生的四月提纲
二次革命论在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时就形成。当时提出国民革命后资产阶级夺得政权，“……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无产阶级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9]陈没有说国民革命第一步成功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更没有认定在两个革命阶段中间横隔着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万里长城。因此他加以说明：“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形势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10]
当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政权后，若有特殊的环境，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领导权，组织力与战斗力在运动斗争中不断壮大与巩固，它与资产阶级力量对比起了绝对有利的变化，便可领导群众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像俄国二月革命直接过渡到十月革命。这正是前面引的中共二大宣言中提到的第二步。接着说：“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力与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的是能跟着民主主义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11]
陈为文时正在四大以前，无产阶级未取得革命领导权的前提先决条件下，只能写成未定型的笔调语言。当四大通过无产阶级争得革命领导权后，他说的二次革命阶段可以互相衔接的“两阶段连续革命论”，乃与列宁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四月提纲相同，所以彭述之热烈欢呼中共四大回到布尔什维克路线上来了。
三、上海——俄国的圣彼得堡——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展现了十月革命前夜的形势
上海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集中的地方，帝国资本主义势力与中国买办官僚的大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形成中国资产阶级极为重要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堡垒；因此上海便构成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矛盾势力斗争最尖锐的焦点。随着北伐军的进军，中共与国民党在沿途竞相扩大权力，斗争日益激烈，当推进到上海时，必然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统一战线的破裂濒于边缘。
中共自四大争得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后，经过五卅、省港大罢工等一系列运动，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与组织力不断的壮大与强固，实为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的准备条件。
1927年3月21日中上海开始80万工人同盟总罢工，五千工人武装纠察队在陈独秀率领下，举行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于22日下午6时占领上海市，召开了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通过成立临时市政府。《真理报》当天社论：“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和将要起的作用会像彼得堡工人在俄国革命中一样。”[12]当时出现了像俄国圣彼得堡十月革命前的大好形势，群众热情奔放，斗争意志坚决，自发的涌现了更多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上海革命民众的苏维埃”[13]即市民代表会议，它的前途，是通过市民代表大会和民选政府，为上海工人阶级争得政治领导权，并为将来“工人苏维埃准备”。[14]陈早在2月26日特别委员会会议说：“市民代表会议要在各地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的。[15]”
上海各区工人市民已与薛岳及刘峙部下士兵举行联欢活动。薛岳许诺支持工会活动。上海区委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指导江、浙、上海近郊的农民运动，建立工农武装斗争联盟，青浦三县已为农民武装队伍攻占，附近各县农民也纷纷响应。
此时全国形势也大好，1927年统计全国工人总数185万人（手工业工人不在内），两湖工会会员超过100万人，农民协会会员湖南4517140人，湖北2502600人。这些工会、农民协会，就是苏维埃的萌芽；如果上海无产阶级政权成立的消息传来后，他们也会纷纷成立苏维埃，组织武装进行土地革命，能够直接摧毁反动军官与官员的基础，并间接地动摇蒋的军队。这时北方工农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当时上海及全国已面临俄国彼得堡十月革命前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势。正是陈独秀往日革命理论中所规划的“两阶段连续革命论”出现的客观革命场面。
四、中国十月革命战略的规划及其受挫
（一）上海大革命高潮中共的反蒋部署
上海市临时政府的成立，已经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批准。3月29日原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9名委员宣誓就职。委员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陈光甫、郑毓秀、谢福生六人拒绝参加，仅有13名委员出席会议，蒋介石忽然送来一函，要市政府暂缓办公。整个资产阶级宣布退出革命阵营。4月8日蒋指派吴稚晖、钮永建等另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它“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16]
很明显，上海市临时市政府，是由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产生，属苏维埃政权性质；蒋指派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属南京国民政府（当时在南昌）。这好像十月革命前夜的全俄苏维埃政权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两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孟什维克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克伦斯基政府。当时上海也同样面临要么全部政权归上海市“民众革命的苏维埃”的市民代表大会，这时资产阶级已退出大会；要么政权归南京国民政府。且看国际执委会在其间扮演什么态度的角色。
武装暴动最终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保持政权也要靠武装；蒋要夺取上海市政权，势必先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在3月25日晚特别委员会上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决斗，实比直鲁军斗争还有重要意义。[17]”
陈决定制订计划反击蒋；但这样做，涉及到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的纪律问题，那就意味着同共产国际完全决裂。在这进退两难之中，陈把彭述之、周恩来、罗亦农等人请来商谈；结果除了进行反蒋的的武装斗争外，别无其它办法。不过大家认为这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于是陈指派彭述之赴武汉与国际代表以及其它中委商讨；然后，再作最后决定。
彭于3月底离沪赴宁，因国民党左派反蒋的第二军和第六军驻宁。这两支部队中的政委都是共产党员；还有许多党员在其中担任其它政治和军事工作。彭到宁后，召开了中共南京分部的书记同第二和第六军的干部和一些俄国顾问的一个紧急会议。彭报告中共中央主张实行武装反对蒋介石正在准备的反共政变。全体赞同，我们的军事顾问一致表示，在3月23日到4月3日期间，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除蒋介石武装。加仑不止一次地主张采取坚决的行动或一定的方针。[18]
这由于军委书记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中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和团结具有革命气节的军官，与工人阶级结成“军事联盟”。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薛岳，驻苏州的第21师师长严重，第26军党代表赵舒，都和中共保持良好的关系。周恩来对第二师师长刘峙，第26军第2师师长斯烈也做了大量争取工作，并派人与南京的第二军、第六军取得了联系。[19]大家催彭立即去武汉同国际代表及其它中委商讨，未获准前暂不行动。
（二）国际执委会对蒋介石的态度
中共上海领导人表示要进行坚决反对蒋的计划，只要等待国际执委会的表态。这里我们必要研究一下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态度。共产党人如何对待蒋介石这个资产阶级代表的态度，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如何对待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我们现在从国际执委会对蒋的策略和言论两方面来考察。
1925年8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鲍罗廷建议由蒋介石、许崇智和胡汉民三人组成有政治、军事和警察的全权的特别委员会，四天后蒋排除许、胡二人，独揽了党政军的全权。国际执委会不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军政领导，以确保蒋的绝对权力。
蒋为了获得共产国际的重用信任与物质援助，往往假装左倾，表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中国必须联合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力量，打倒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说道：“中国革命必须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20]斯大林很欣赏蒋的豪言壮语，因而称赞蒋的国民政府时说：“问题不仅在于广东政权（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首先在于这个政权是并且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21]因此斯大林派员来华积极扶助广东政权，加拉罕说；“我们为了什么做工作？我们想建立一个革命的，强大的国民政府……这是总的计划。[22]因此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接纳国民党为共产国际同情党，授予蒋介石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
斯大林反对北伐军到达长江流域时建立苏维埃说：“不能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装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23]国际执委会赐蒋介石的莫斯科的时髦的红色时装都不怕，为什么害怕人们借口叫嚷“莫斯科苏维埃化”呢？
现在进一步研究一下蒋在1927年3月26日到达上海后抢夺政权时，共产国际对他表示什么态度呢？
1927年3月17日上海国际代表纳索罗夫、弗基内、阿尔布雷希特致执委会报告的《上海来信》中说：“蒋介石迅猛向上海推进，其用意在于，占领上海就可以使他在同左派争夺国民党领导的斗争中得到绝对优势。中国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蒋介石保住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们认为上海已成为决定无产阶级能否取得领导权的斗争焦点，蒋介石在这种环境中已成了反革命旗帜。[24]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的历次会议上一直隐藏了这封信，没有积极采取措施支持上海中共领导人武装反击蒋的计划。相反的，对蒋介石1927年3月20日服从国民党三中全会会议的《蒋介石声明》，真理报社论赞扬蒋”“保证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国民党的领导。”[25]
4月5日斯大林在一次大会还公开宣称“蒋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外，不能有其它作为”。把利用蒋比作挤柠檬，要充分利用他的反帝积极性，把它挤干净后，再把蒋抛弃。[26]被蒋的反帝积极性迷惑的斯大林，竟料不到仅几天，好个服从纪律的蒋介石，把攻打帝国主义的军队，倒过枪口干掉了无数阶级兄弟的头颅。斯大林为蒋忠心耿耿于世界革命的诺言所感动，认为他来上海，正符合自己所构思的“党内合作”战略计划框架内，建立一个隶属于革命的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府。
这可由陈独秀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看出：“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27]”
国际执委会为了把上海政权让给资产阶级就要中共维护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向蒋让步搞缓和，制止中共与蒋争夺上海领导权，下面的事例可充分说明：莫斯科暗示鲍罗廷：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战线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28]“拟派格里高里（魏金斯基）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为。”[29]
正当上海中共领导同志斗志激昂，准备反击蒋时，莫斯科一连发下“十二道金牌，”3月28日电：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0]
3月31日电：“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31]这就是解除武装自卫，束手就擒待毙。罗亦农接到电文后，怒发冲冠，摔在地上说：“这就是自杀。”[32]
在这情况下，汪精卫由欧洲启程返国，途经莫斯科，国际执委会与他协议保证支持他，并派员于四月一日护送到沪。汪即去见蒋介石，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密议，蒋要他分共并驱鲍，汪不是不同意，而是：“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33]汪与蒋之间仅权力之争，回武汉分共是时间问题。4月3日老奸巨滑的蒋与汪二人间演唱双簧戏：“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34]蒋心中明白他不久将在南京召开全会解决权力谁属问题，现在不妨假意表示服从一切权力归于汪指挥的中央统一领导，以诱使中共也服从汪的裁决，有利于他即将进行的政变部署。
个别史学家认为无巧不成书，汪恰在上海纷争时回来；也有可能是国际执委会有意安排汪来居间调解中共与蒋争夺上海领导权问题：它已知汪已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国民党执委会与国民政府主席；蒋已再三声明本人除管军务外，一切权力听任汪领导的中央统一指挥；惟独中共未表态。罗易使华是奉命全面执行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上面已引中共除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外，不能越权领导；共产国际驻沪远东部代表已亲口对陈传达上海政权应属资产阶级，工人不得有代表参加。现随汪同来的莫斯科钦差大臣又带来“十二道金牌”令，陈不敢不服从汪主席的中央统一领导，矢口否认有“打倒国民党”的事，这事是外界谣传。“表示中共愿与国民党诚意合作如初”，书写“汪陈宣言”于四月五日发表。这是共产国际命令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外，又一次解除上海党员与人民的思想武装，这正中蒋介石的心意，“人人知道蒋介石就是自由共和国的加文雅克，蒋做了加文雅克所做过的事……加文雅克若没有福生罗林，路易勃郎等畅论民族统一战线，他是做不到的，这个畅论的作用在中国是谁呢？不仅汪精卫，共产党也是这样的人物，中共所有的路线则出自第三国际……[35]依靠国际执委会与汪把工农引入蒋的屠刀之下，蒋才能做加文雅克所做过的事。”
在宣言发表前几天，陈认为：“中国革命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他非常乐观的说：“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之连锁，使之一气呵成……。”走上无产阶级政权。[36]而宣言上却说：“无产阶级独裁制……现在固然不发生这个问题，即将来也不致发生。”[37]显然，陈迫于国际执委会压力，违心地放弃了崇高理想的最高纲领。半世纪以来不知内幕者都指责陈搞投降主义。
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武汉共产国际代表又连发“十二道金牌”，电令陈于宣言发表次日火速离沪赴汉。这是让上海群龙无首，使反击蒋计划告吹的调虎离山之计。陈说：“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注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38]拒绝向蒋发动进攻，要陈到武汉去集中革命力量，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
失去了能影响全国政局的政权中心上海，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但共产国际执委会说上海失败仅暂时的局部的失败，无关大局，以搪塞过去。1927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和武汉“左派”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说：“我们后悔事前没有准备，现在我们只好说一声真实的惭愧吧。”（4月28日真理报）这几个忏悔哭泣的字中除了作者的原意外，已经把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步骤的估计无情的驳复了。[39]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共五大的大会议程避而不讨论上海政变及其相应的对策。同一时期斯大林说：“讨论中国问题是妨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其实而是不利于官僚派的指导，因为他们的不正确“机械”的指导，一方面中国革命受了很大的损失，他方面减弱了国际地位。[40]他心中有鬼，怕被戳破，借口拒绝讨论而已。
1928年6月18日，中共代表在六大会上曾批评：“以苏联无产阶级制造的子弹，不武装工农，而武装军阀，结果射击了中国工农的头颅。”[41]他不理解民族利已主义膨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当权者的眼光中，做国民党苦力的工农头颅，是不足可惜的。布哈林慌忙宣布：“国际是有错的，主要是由于国际代表拒不执行，要审查鲍罗廷等。”国际代表顾问与工作人员等除马林罗易回国外，鲍罗廷、杨明斋、布勃诺夫、伯拉罕、尼柯尔可夫、加仑……等人大部分销声匿迹了。陈独秀拒不去莫斯科是明智的。
五、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陷入绝境
国际执委会强迫中共三大通过“党内合作”战略决议，就是让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历史上1848年、1905年和1917年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已证明由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必然反过来屠杀工农。陈独秀为了避免历史覆辙，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他在中共四大力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但蒋介石伺机反扑，双方冲突，时起时伏；陈在“退而不出，进而就困”的局面上，左右为难。统一战线呈现若即若离，波澜动荡，像晴雨表一样，反映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而晴朗，时而阴霾。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就是争夺能影响全国政局的政权中心，统一战线破裂已不可避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越加紧张又更恶化。陈明知此次起义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到来，依他往日的理论规划，应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走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打倒蒋介石，推翻南京国民政府；这势必引起国共合作破裂，同时也必然造成陈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决裂。若遵守国际执委会指示，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作出让步，蒋必乘机夺取政权。
在革命高潮夺权关键时刻，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革命情绪高涨，要自己当家作主掌握政权，势必把他们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乘势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在历史上已多次教训，革命发展是不断性的，若不立即转变，政权必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十月革命时孟什维克的阶段论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掌权，反对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执委会的党内合作路线，实质上，就是这套理论的翻版，来复制一个统一中国的基玛尔共和国而已。在上海大革命高潮的群众高度革命意志的审视下，历史就像一面照妖镜，把国际执委会的孟什维克右倾机会主义原形完全暴露无遗。三十年代时，马林对来荷兰访问的历史学家说：“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那样的政府，因之需要第三国际及中共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存在。”[42]马林道出这个秘密完全与我们以马列主义革命斗争学说分析上海大革命高潮形势受压抑的结论符合一致的。
总之，国际执委会的“党内合作”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阻挠了当时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战略的实现，最终必然扼杀了正在摇篮里的上海巴黎公社。
（原载香港新苗出版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2000年）
注释：
[1]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1月6日
[3] 《陈独秀研究动态》16期第8页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一）[2] 第266页，[4] 第695页，（三）[18] 第81-82页（四）[22] 第269页 [29] 第172页[30] 第169页，[28] [31] 第167页，（六）[8] 第561页，[35] 第92页，[39] 第94页，[40] 第84-85页码。北京图书馆出版 1998年8月
[5]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一）第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年3月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16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89年9月
[7] 彭述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起飞》第五第369页，法文本Gallimard出版公司，1983年。
[9] [11] [37]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共二大宣言》1922年7月（一）第15页，第70页，人民出版社79年2月
[10] [27] [38] [32] 《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568页、第三卷第89页、第9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4月
[12] 真理报社论：《上海胜利之世界意义》莫斯科1927年3月22日。
[13]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1927年3月19日
[14] 《中共上海委全体会议记录》1927年3月8日。
[15] [1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91页、第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6] 《时报》1927年4月9日
[19] 周尚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第265-266页，上海人民1987年3月
[20] 《国闻周报》《四集》第15期1927年4月27日
[21] [23]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7页、第9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
[24]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75页三联出店1985年6月
[25] 真理报社论：《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国民党的状况》莫斯科 1927年3月16日
[26]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四辑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33]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
[34] 《申报》1927年4月4日
[36] 转引《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8-119页
[41] 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135页 北京大出版社88年3月
[42] 《郑超麟回忆录》第88页 东方出版社 199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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