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行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三行字

　　这是一九五六年夏天的事。我们两个人为了创作上的事情，到罗斯托夫去。那时，对这本书的写作，一点想法也没有。
　　但在顿河的首府^[1]我们偶然看到了一份四十多年前的文件，文件上的三行字打破了我们原定的计划，改变了我们采访的路线。从此，这件事占用了我们整整三年的时光。
　　这份文件就是南高加索的著名革命活动家马哈拉泽记述国内战争的回忆录。回忆录写得很好，但如果不是其中有三行字提到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战士的话，也许不会引起我们的主意。在马哈拉泽看来，中国营在捷列克城的革命斗争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一八年六月，弗拉季高加索的苏维埃政权也全仗了这个营的支持。
　　我们在罗斯托夫州共产党档案室见到了历史学家拉扬柯。他把马哈拉泽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抄本拿给我们看，还提到中国营的营长姓包名清山。在马哈拉泽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到包清山的事。但是，拉扬柯在一份档案文件上，却找到了有关这位中国指挥员的一些资料。
　　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只知道红军里的中国志愿兵的活动，一般都是在我国东部，而不是在南部。在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密林中，在阿穆尔河沿岸的广大土地上，在乌苏里江边区的荒原里，在沿海的丘陵间，散布着一幢幢孤零零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住房；在东部城市的郊区，聚居着中国的移民。也正是在那些地区，无数的中国劳动者，响应了革命的召唤，拿起了武器，同俄国弟兄肩并肩地为苏维埃政权作战。
　　中国志愿兵支队也曾在我国的中部孤军作战。但是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在战斗中表现得怎样，直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作出明确而详尽的答复。
　　我们在马哈拉泽的回忆录里，第一次发现了中国营的正确番号和中国战士作过战的城市名字。
　　但是，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应否获得内战时期举世驰名的国际团队的荣誉呢？
　　包清山是否可以和卡洛立·斯维尔契夫斯基、斯拉瓦亚尔·夏斯吉克、奥列柯·杜吉其、托依沃·安蒂凯年^[2]并排在一起呢？
　　这些曾在捷列克城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中国无名战士的光辉形象有力地吸引着我们，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决定放弃原计划，沿着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转战的途径去采访。
　　拉扬柯以学者素有的郑重态度，劝我们放弃这种尝试。他是《顿河、库班与黑海经事》的编者，他知道，有关中国志愿兵的史料非常缺乏。
　　大概是因为我们对学术界不够了解，所以他所援引的论据并没有对我们起决定作用。当时，我们天真得很，根本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困难。
　　只是到了后来，困难才显现出来了。当时，我们已经忘记了来到顿河的原定计划，满怀胜利信心到奥尔忠尼启则市去。马哈拉泽写的弗拉季高加索就是这个城市的原名。
　　我们在星期日到达奥尔忠尼启则市。各机关都没有人工作。看来，这一天是无法进行采访工作了，我们就到这美丽而热闹的南方城市的中央大街去溜达。
　　刚走了几步——谁知竟有这样的事！——我们忽然看见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青年人，他穿着笔挺的裤子，漂亮的丝料衬衫，整整齐齐地结着一条领带。
　　无论多么善于幻想的人，也不能把这位青年当作一位内战时期的老战士。但采访的热情常常会促使人们采取完全不合逻辑的行动。当时我们的行动就是这么可笑：我们径直朝中国青年走去，局促地跟他攀谈起来。
　　虽然他的俄语说得不大好，但他还是听懂了我们的意思。他是一名技术人员，从北京来到此地才半年。他在本地一个工厂里实习。他要掌握一套技术，然后好回祖国去工作。
　　这个城市里还有中国人吗？当然有，有好几个，都是青年，都是来实习的。对于内战时期在弗拉季高加索作过战得中国人，他可没有听说过。
　　中国青年沉吟了片刻，突然喜笑颜开起来。他说他认识一个本地中国人。这是一个老人，在本地住了很久了，也许能提供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我们立即请他领我们到老人那儿去。
　　青年人黝黑的脸庞一下红了，乌黑的眼睛里闪现出了进退两难的神情。看样子，他正忙着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不安地望望街尾，显然，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难以陪同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去溜大街。
　　然而，责任心使得他不能推辞。他觉得他有责任要帮助寻找参加过伟大俄国革命的中国人，他应该作一些“牺牲”。
　　他犹豫了片刻，望了望远处树荫下的长椅，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三个人踏上了一条朝上延伸的石铺街道，朝中国老人的住处走去。
　　不知怎的，我们觉得，这位来自北京的青年领我们去会见的老人，一定是一位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他一定会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讲述在年轻地红军的旗帜下战斗过的许多中国战士的生动故事。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好像故意和我们闹别扭似的，这位白发老人邵谨的一生，过得非常平静。他这辈子不仅没有打过仗，甚至没有和军队发生过一点关系。年轻时，他贩卖丝绸和杂货，在工厂里工作，后来当看守员。他在这一带住了很久，可没有碰上任何战争。他搬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是太平无事了。
　　我们问他，在奥尔忠尼启则有没有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的中国人。邵谨说只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的俄文名字叫萨沙，曾经当过红军。邵谨拿出萨沙的照片给我们看：军帽上有红星，腰间佩着军刀，显然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物。但可惜这位萨沙已经在六七年前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的妻子还健在。她叫维拉，住在晚市场附近，紧靠着民警局。维拉能够讲述很多故事。她的记性跟所有的女人一样，好好歹歹的往事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了晚市场和民警局这样明显的标志，人们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这位中国战士的妻子了。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已经坐在矮小整洁的老太太的家里了。我们说明来意后，她立即从一个小匣子里取出了各种证明书、证件和盖有印信的文件。
　　“我的萨沙当过赤卫军，当过红军，在民警局服务过，在山里剿过土匪”维拉·阿达莫芙娜带着悦耳的南方音调说，“他是一个好人，性情温和，不喝酒。本地人都很尊敬他......”
　　“是因为他性情温和吗？”
　　维拉·阿达莫芙娜严肃地看了看我们，说：
　　“不是因为他的性情，而是因为他打仗打得好。革命一开始，他就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参了军，到过所有的战线。后来内战结束了，他还带着部队在山里巡逻，清剿土匪。萨沙说：‘我们中国人做事有这么一条规矩：有始有终。事情干完了，才好回家去；事情没干完，非得干到底不可。山里还藏着坏人，怎能回家去呢！’”
　　我们翻阅着维拉拿出来的旧文件，一张通行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是中国营营长包清山签发给中国营第四连连长包清山·萨沙的。^[3]
　　“这就是说，你的丈夫既是连长，又是营长？”我们问她。
　　“不，那是另一个包清山。我的丈夫是萨沙，那是考斯嘉。我丈夫起初在基辅的中国支队里，考斯嘉在一九一八年年初，就同自己的部队在这儿……你们知道，基洛夫多么器重考斯嘉！基洛夫常常去看望中国战士。还有诺伊·布阿契泽……弗拉季高加索的老人们都牢牢地记得中国战士……”
　　辞别了维拉·阿达莫芙娜，我们就到共和国的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陈列馆去，想必那儿一定有我们所需要的史料。不错，陈列馆里是有很多北高加索内战时期的史料，并且都经过了系统的整理和科学加工。许多学者都成功地引用着这些史料。
　　在陈列馆的数百个卷宗里，我们只需要一个，那就是有关在本地作过战的中国战士的卷宗。
　　然而这样的卷宗却恰恰没有。陈列馆保管员碧柳柯娃和蔼可亲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情。她抱歉地说道：“这儿差不多没有中国志愿兵的史料。”
　　“差不多”这个词留给了我们一线希望。我们请她把一些“差不多”都拿出来给我们看。
　　碧柳柯娃一声不响地把三张纸放到桌子上，那是一份证明书和两份陈列馆工作人员写的简短回忆。
　　证明书上写着：

　　杨新向，瓦西里，中国沈阳市工人，当过红军，一八八二年生，一九三六年自动申请退休。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二年在杨什那街十一号养老院养老，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去世。

　　——摘自劳动工厂职工簿

　　在参加过苏联内战的中国战士的名单上，沈阳工人杨新向是第一名。关于他，就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因而能报道的只有一句简短而含蓄的话：这个人去世了，又去世了。

　　老实说，这未免太少了。^[4]
　　名单上第二名是刘修。关于他，陈列馆的材料写得比较多一点：
　　“他曾在中国支队服务，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这倒还符合需要。
　　“他还健在吗？”我们问到刘修的近况。
　　“健在。”
　　“有地址吗？”
　　“没有。一两年前，他就离开此地了。”
　　这就是说，一个人去世了，另一个人又下落不明。我们的脸上不由得罩上了愁云。说实在的，我们还从没有受过这样的“打击”。
　　然而，还有最后一份文件。那是特列齐雅柯夫的简短回忆。下面几行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一九一八年春，有十个反革命分子，从奥尔庚斯科耶村向阿尔洪卡市运送五马车武器。我们的岗哨把他们扣留了，哨兵打电话到支队部来向我请示。我带了中国连的五个人到现场去……

　　中国连！回忆录的作者显然是中国连的领导。难道我们还是无缘会到他吗？

^[1] 指罗斯托夫。

^[2] 这四位都是苏联内战时期杰出的英雄，都不是俄国人。——译者注

^[3] 中国人同名同姓极少见。这里可能由于他们两人的名字读音近似，以至译成俄语时成了同名同姓了。——译者注

^[4] 后来我们了解到，杨新向曾是一位英勇顽强的战士。在我们到奥尔忠尼启则采访的第二年，《社会主义沃舍梯报》在一篇论述国内战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耶尔莫洛斯夫卡车站前沿的一个地段上，战士杨新向勇敢无畏地单独和敌人的装甲车进行过搏斗。当时他没有手榴弹去炸毁装甲车和喷着火舌的机关枪。但当装甲车开进战壕时，杨新向突然纵身跳上了装甲车，用步枪狠命砸车上的机关枪筒。步枪砸断了，砸得弯曲了得机关枪也不响了。装甲车失去了战斗力，连车带人都当了俘虏......”
　　波尼亚斯托夫斯基在纳尔契克市科学研究所《学术论丛》的消息报道栏里（一九五七年第十一卷），也提到了杨新向的名字：“杨新向同志留在山里打游击，在捷列克炸毁了敌后白军司令部和军火库......”——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