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22.第一批坦克



  严寒过去了,接着而来的是一九一九年的春天。许多部队都在阿斯特拉罕进行了整编。三十三师的团、营,一批批地开到顿河前线去。这是一个新的师,师长是列万多夫斯基。第十一军的战土们,在这个师的旗帜下,重新走上了战斗的道路。
  包清山营这时也进行了整编。该营的战士只剩下一半了,因此编成了一个中国连,作为师部的警卫连。在一个五月晴朗的早晨,中国连也离开了阿斯特拉罕。
  在伏尔加河岸的某城市,常杨清离开了他的战友,转到另一个部队去了。
  还在阿斯特拉罕叛乱发生之前,常杨清就产生离开这个营的念头。有一天,他踌躇了很久,但最后还是决定到部队整编司令部去。司令部设在阿斯特拉罕郊外的一个名称很奇特的地方,这地方叫做乌龟。他走进了司令部,递上了预先准备好的申请书。申请书虽然不是他自己写的,但下面那个五角星却是他亲手画的。当时这位战士还不识字,这个画得歪歪斜斜的五角星就代替他的签名。他请求把他调到塔干罗格团去。
  “你怎么啦,不愿意和自己的同乡在一起吗?”司令部里的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愿意?……当然愿意。”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儿没有马。”
  “没有马?……难道你是骑兵吗?"
  “是啊!”红军战士坚决地点了点头。细细的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火光,“是的,你说对了,我是骑兵。”
  常杨清把理想当成了现实,说自己是骑兵。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在骑兵部队里服务过。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常杨清是天生的骑手。马就是他的理想和爱好。后来,他加入了卡依骑兵军团,拿出全部精力去调理马,训练马,使马绝对服从战土的意志。
  但在光荣的骑兵军团服务,那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常杨清只要求到塔干罗格团去。
  到塔干罗格团去是瓦西利·卡斯唐马洛夫给他出的主意。他是在医疗站等待包扎冻伤的手的时候,同瓦西利认识的。
  瓦西利是一个侦察员,但不是一般的侦察员,而是骑兵侦察员。他有一匹跑马。这匹深灰色的马虽然矮小,可是一匹体态优美的马。瓦西利来到医疗站时,常杨清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匹马。
  “呵,好马!”他啧啧地称赞道,“多好的一匹马呀!我要是有一匹这样的马就好了。我在中国不可能有马,也许,在这儿能有……”
  “当然能有。”瓦西利慷慨地同意说,“你是谁?是红军战士,是革命的捍卫者。你完全应当有马。”瓦西利停了一会儿,补充说:“要是你在骑兵部队服务的话,当然……”
  “我不在骑兵部队服务。”常杨清伤心地摇了摇头,“中国人很少去当骑兵,因为很少懂得马。可是我懂得马,如果我能骑上马,白匪就要倒霉。”
  瓦西利明白了新朋友的意思,就帮他出主意:
  “转到我们那儿去,你就能领到马了。我们那儿很需要骑兵侦查员。”
  瓦西利还替他写好了申请书。常杨清就在申请书下面亲手画上一颗小小的五角星。
  司令部很注意他的申请书。中国战士要求从中国支队调到俄国人的队伍里去,想必这还是第一次。司令部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成了塔干罗格团的骑兵侦察员,领到了一匹干瘦的枣红色的骟马。
  “你给马取个什么名字呢?”瓦西利问。
  “廖沙。”
  “不行。廖沙是人的名字。谁也不给马取这样的名字。’
  “不,瓦西利,‘廖沙’就是‘廖沙奇’[1]。”常杨清耐心地解释说,“这个名字很好。马一定会懂得这个名字的。”
  从那时起,我们这位中国朋友调理过多少马啊,他把每匹他使用过的马,都给取上这个合适的、马能懂得的名字——廖沙。
  常杨清在塔干罗格团没服务多久。这个团是步兵团,只有侦察员是骑兵。他渴望到骑兵团去。后来到底如愿以偿了。他成了第三库班骑兵团的战士。这个骑兵团里,除他以外,还有八个中国志愿兵。
  “骑兵团的同志们待我们非常好。”常杨清回忆道,“有时,部队开到一个新城市,我们和战士们一道在街上走,行入都看着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的装束同库班人没有两样:穿束腰无领、带子弹袋的袍子、软靴、黑羔皮圆帽、毡斗篷、马刀……但面貌却不同。
  “记得在克拉斯诺达尔市,有一个老人,显然是个退伍军人,拦住我们,问我们是什么人,我回答说:
  “‘哥萨克。’
  “‘什么样的哥萨克?’
  ““中国的。’
  “老人觉得很奇怪:‘难道也有中国哥萨克吗?’
  “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个战友叫安德烈·东卓夫。他说:‘有的,老爷爷。他们,’安德烈指着我们说,‘虽然出生在中国,但正同从别的城市来的人一样,苏维埃政权使他们变成了红色的哥萨克。’
  “‘嗯,你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库班人,你承认他们做哥萨克吗?'老人问道。
  “‘我们既然一道为革命而斗争,一道解放故乡库班,打倒白匪,一道为哥萨克的利益着想,唱哥萨克的歌,这就是说,我们都是哥萨克。’东卓夫说,‘至于有的人皮肤是白的,有的人皮肤是黄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觉得都是一样的。’
  “‘嗯,好样的。’老人说,‘苏维埃政权既然能改换你的哥萨克脑子,那么,苏维埃政权什么都能办得到。’”
  在库班团服务的哥萨克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是些英勇无敌的小伙子。在一次战斗中,当白军出动四辆英国坦克向他们进攻时,他们可显示了一次身手。
  当时,他们还是初次见到坦克。架着机枪的庞大钢铁机器,发出可怕的隆隆声,爬过丘陵,向红军稀疏的散兵线闯来。两条宽阔的履带好像在铺路。后面还跟着重型的双塔装甲车。白军的机枪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一个连长、三个排长和许多战士相继牺牲了。
  常杨清和他的同志们也排成散兵线,隐蔽在马背后。他们看到,这些无坚不摧的钢铁妖怪正向他们冲来。
  坦克继续向前推进。但忽然从天降下一片像密云似的雾气,战士们连自己的枪口都看不见了,浓雾使得双方只得暂时停战。
  枪炮声自然而然地静止下来。这时战士们才舒了一口气,他们开始吸烟、低声交谈起来。
  “这是混蛋?不是机器!”东卓夫咒骂英国坦克,“马刀砍不断,长矛戳不穿,枪弹打不透。”
  “的确是个坏东西。”战士胡石堂说,“太可怕了。人在它面前就像蠕虫一样,它辗过来,连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为什么说人是蠕虫,为什么说它辗过来就什么法子都没有?”常杨清生气地说,“你不是蠕虫,我不是蠕虫……你、我、他、他、他,”他用手指点着待在身旁的战士,“都是人。蠕虫没有脑子,可是人是有脑子的。我们应当想办法,应当动手干掉它。”
  “你想吧,你想吧,”胡石堂嘲笑地说,“你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
  “我们要想法子把坦克拿过来。现在雾浓,正是好机会。大雾可以帮助我们。”
  大家都沉默着。后来常杨清又对东卓夫说:
  “我说,东卓夫,我不知道,可能你知道,坦克上有没有孔?”
  “孔吗?”东卓夫反问道,“孔是有的。有嘹望孔,有机枪孔……”他突然兴奋了起来:“弟兄们,我们爬到坦克跟前去,怎么样?给白匪点颜色看看。大雾正好为我们服务。”
  商量没费多少时间。东卓夫、常杨清、石尔晓夫、卡瓦连可夫、胡石堂、库尔丢莫夫、波里斯金和高庆辉八个人向坦克爬去。正好两个人对付一辆坦克。
  这八个人由东卓夫带领。东卓夫是个老练的猎手,有经验的侦察兵,在对德战争时期曾获得了四枚“乔治”十字奖章。东卓夫马上行动起来。他蛮有把握地在浓密的、乳白色的大雾里向前爬去。
  同志们极力保持着联系,极力不出声息地跟着他。他们爬了很久。常杨清甚至怀疑东卓夫是否迷路了,是否老在原地打转转?
  其实他是白担心,东卓夫办事是靠得住的。可不是吗,大雾里已经现出一个黑影,那就是第一辆坦克。这辆坦克的后面,彼此相距不远还排列着三辆坦克。
  同志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分成了四个小组,每组两个人。常杨清和东卓夫为一组,两人向坦克爬去。他们已经闻到了钢铁怪物的机油味和汽油味,听到了里面低沉的谈话声。
  骑兵团战士们都穿着软靴,行动轻便,毫无声息。东卓夫和常杨清在坦克周围绕了一圈。要摸清这个从未见过的怪物,要了解什么地方比较容易爬上去,哪儿有插进步枪的窟窿,确实不那么容易。
  同时还得密切注意相邻坦克上的动静,必须在同志们打响第一枪的时候同时开火,丝毫不能耽搁。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就是这次袭击的胜利基础。要在敌人尚未觉察之前,把步枪伸进坦克里去,枪口对准敌人。
  他们这么计划,并且就这么做到了。枪声差不多同时在所有的坦克上响了起来。他们一齐开了火。东卓夫把枪口插进了嘹望孔,左右上下地摆动枪支,不断地射击。弹盘打完了,他马上装上子弹,又继续射击。
  常杨清也不落后。其实所有的战士都干得一样出色。只有一辆坦克上的白匪,不知什么原因,侥幸没有挨着红军的子弹。他们发动了马达,用机枪乱扫了一阵,溜进浓雾里去了。
  三辆坦克和被击毙的敌人停留在田野里。这是红军缴获的第一批坦克。
  听了常杨清讲述的故事,我们想起了在很多年前展出给莫斯科人观看的缴获的坦克。不知道当时从红场上开过的坦克,是不是库班红军的战利品。
  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到解答。常杨清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在顿河,很快就展开了紧张的战斗。当时三十三师和第三库班骑兵团的处境很困难。上述故事,只是许多战斗插曲之一,常杨清哪有工夫去注意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啊。




[1] “罗沙奇”是俄语马的读音,常杨清却读成“廖沙奇”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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