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村干部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1950年)

从“三面受气”到“三面满意”

——吴少琦




  新的景象出现在呼兰农村:白天,村政府里像深夜一样的寂静,一个文书在值日,如果找村长,他会告诉你:“下地了!”今年,呼兰全县村干部除去极少数病弱的全都参加了生产,带头做样子来领导生产。干部作风开始转变了!

  白奎区的望山村,去年春耕时,村干部半夜就起来敲锣叫喂马。三点多钟就挨家去喊叫套犁,一千三百多亩地种了二十五天;今年,到耕地的时候,村长、支书先带自己的互助小组下地,别人看见就都随着干,吕惠说“咱们一点工也不耽误再叫干部拉下就不像话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地全都种完。

  长岭区的民主村,去年,干部天天找互助组长开会汇报生产,天刚亮就派出去儿童团到处“抓懒汉”,还成立个检查组满山抓人,但到“小满”地才种完,群众还一肚子气:“光叫干,你们怎么不干?”干部也憋屈,觉得这是“老公公带儿媳妇过河,受累不讨好!”今年,支书和村长都参加了互助组,地化到四寸深他们就先赶出耲耙种麦子带起了全村:四月十七日,支书李明福又开始耲高粱,有人说太早,种子“粉”了,他就从地里把已经发芽的高粱种扒出一些拿到生产委员会上给大伙看,第二天,就有五十多付耲壤耙跟着下地。四月二十七号,村长郜荣耲谷子时发觉土太松一踩挺深,和组员一研究:春风这么大,会把湿土抽干,就在生产委员会上提出动员妇女和半劳动力再踩一遍格子,结果全村的耲楂地大部分都踩过三次,避免了风干。到立夏,全村就已种完。去年整个春耕期间,郜荣只干了三天活,今年仅仅耽误三天工!

  去年,生产搞不好,自己不能干活,上级批评,群众不满,家里也不给好脸色看,村干部都说这是三面受气!今年,康金区百家村长邵金明说的好:“备耕搞好了,我们家也乐了,你们(指区干部)也不批评了,若这样,管保三头满意!”许堡村福利村长赵云福,去年因为不能参加生产,他爹几次推他出户,今年却说:“大伙都拥护他,我还能不乐吗?”民主村毕长和的娘也说:“早这样,那能不愿意他当干部!”群众也说:今年这地种的挺得劲,你们不乱催了。村人民代表们也说:“今年这么可真好!去年一天一汇报,这表真代不起!”——这一转变已收得初步效果。



  村干部参加生产,只是转变作风的一个内容,另外还须从上到下解决许多有关问题,才能很好的贯彻转变。三个月来,呼兰县、区、村在贯彻这个转变当中,所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

  一个是使村上主要干部摆脱琐碎的事务,好能集中精力领导生产。过去,村长、支书往往整天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缠住,无论大家斗殴、猪拱菜园子、狗扒倒酱缸的小事都亲自费很长时间去管,甚至有的就认为村长(如黄冈村长黄玉)的主要工作是这些,慢慢成为习惯之后,明明应该是调解委员、民政委员管的事,老百姓也去找村长找支书、村长、支书也不好意思叫再去找别的委员,认为“分工还得合作,不能单打一,得处处带头”(民主村支书李明福),有时已经下地干活又被找回来给“解决事儿”!这次各村都是提出主要干部“闲事少管”,政府委员按分工负责,鸡毛蒜皮的事尽量在小组里解决,解决不了的再在晚上找应管的委员去办,实在解决不了了再去找村长。

  一个是减少各种不必要的会议。李明福说:“去年是除了开会没有别的招,有一天找组长开一个会,叫汇报,整不起来了就开个大会!区干部下乡也先找我们开会,完了再开群众大会!”干部和群众,在不必要的会议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同时也使干部认为只有开会才是领导生产的办法。转变以后,有的村干部是每天干完活晚上到政府碰碰头,有的是隔三天或七天碰一次面,主要传播各个互助小组的经验,解决生产里的问题,不是光扣数目字。必要的大会,都利用下雨天。区除非必要时不召集村干部开会,有事都通过分散在各村的区干部来传达(如白奎区)。县委在四月份召开的区书、区长联席会上保证:农忙时不开区干部会议,必要时选适当地点找附近地区干部做小型座谈,时间不超过一天。总的来看,区村的会议比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二,白奎区今年春耕期间只开一回村干部会,去年则开过十四、五次,长岭区民主村从正月到现在只开一回群众大会,老徐头说:“今年会少力量大!”康金区委书记说:“去年开村干部会没有一次到齐的,今年开的几次会都到齐了,还不发牢骚!”

  再一个就是停止滥发表格。去年,表格之多人人头疼,县上发、区上发、基点村有时也要一份,工作队员下村以后也画几张“调查表”叫村干部给填。有些表又要“马上报到”,铲地的时候一天要报上一张。白奎区的财粮、民政、教育等助理过去总也下不去,光忙着填表,区上两个通讯员专管往县送表,有时这个还没回来那个就去了。为此,县里曾订出统一表格的制度,东北人民政府发出通令以后,就按通令执行。

  转变作风,不能光要求村干部,不能认为只是村干部的事:必须从县到区到村,自上而下的来贯彻这个转变,因此,县、区转变领导方法,则是更重要的一环。呼兰县委曾检讨过:“过去没能及时深入检查发现问题并具体帮助下边解决”,区干部也有的只是偏重于“督促检查”或是死守一处不出来(例如备耕期中大用区的两个区长一个起码一天跑了五个村,一个钻进一个重点村不动了)。备耕开始后县委着重对区做具体帮助,组织了三个组掌握三个重点村,通过解决典型组的问题把经验及时传播出去——印小册子、发通报,使区干部对县的领导感觉满意。区干部则都培养一个典型小组,让村干部学习怎样搞典型又结合全面,因而村干部对区的领导也满意,李明福说:“今年区干部下来就到互助小组……村干部正干活就到地里去找,比去年好多了!”



  呼兰在贯彻这一转变当中曾进行了较长期的思想教育,去年冬季县人民代表会上就提出来“怎样做到三头满意”,今年一月又提出“怎样钻进点去还得钻出来!”并且印过很多小册子(如王教平的材料)发下去,各村都学习、讨论过多次,县的几次干部训练班上也都讲过这个问题,由于思想准备比较充分,因而春耕开始后,在贯彻这一问题时,碰到的思想抵抗就比较少,目前主要问题是有些村干部参加了生产之后,在互助小组里只起了一个普通劳动力的作用,不知道怎样领导(康金、白奎等区都已发现这情况,区干部计划对这种干部做具体帮助),因此,要求县级领导上正视这种情况,帮助下边及时纠正。


(选自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松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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