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四月，鞍山市委要我兼任小型厂的厂长。一肩挑两担，这怎能行。可是党给的任务，却也不能不接受。

　我正在忙反贪污反浪费的工作，好多案子弄的我头昏脑胀。党本来是教我们“打虎”生产两不误的。我们呢，单打一的干惯了，早把生产扔到脖子后边去了。

　生产这事，你不去好好管它，它就要找你的麻烦。我当厂长的第四天，一个工人给轧钢机压死了。这好像一声霹雳，打的我浑身哆嗦。我急忙跑到车间，一看，工人有的放声大哭，有的急得直跺脚。我一心酸，眼泪直流。死的叫安惠民，是个老技工，很好的共产党员。这损失不小啊！我们党、行政、工会，连天忙着办了丧事，又去安慰了他的母亲，送了抚恤金。
　　　　
　 我当天晚上向夜班工人做了检讨，第二天又向另外两班工人做了检讨。官僚主义，没在紧张的“三反”运动中同时看重安全生产，责任是推卸不了的。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班长也做了检讨。工人很受感动，说“今天死个工人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厂长亲自送葬，又诚恳检讨”。
　　　　
　不料不出三天，火车又压死一个工人。虽说不是小型厂的责任，人总是牺牲了。
　　　　
　我又伤心，又发愁。我本是干政治工作的，行政工作可实在干不了啊！晚上，我越想越不是味儿，伏在办公桌上，就哭了。
　　　　
　我一会儿在办公室坐坐，一会儿到车间站站，心乱如麻，哪里也呆不住。老婆体贴我，给我做好吃的，我却什么也吃不下。那些日子，我就怕电话铃声，一响，心就跳到口里。越怕它响，它却越响。那阵子倒霉事也真多，不是断轧辊，就是出工伤，不是产量上不去，就是出废品。这担子啊，把我压得头也抬不起来。
　　　　
　九耗*（疑为毫米）的圆钢一出就是四百吨废品。一来是由于检查制度、责任制度没有好好建立起来，二来是由于产品规格提高了、规格的要求严了，没向工人进行教育，也没研究改进技术。我们本来没有质量概念，当然也不会考虑技术改进的问题。眼看一堆堆的废品，又着急、又心痛。
　　　　
　几种想法在我心里斗争起来。我本来是扛枪杆的，干脆去抗美援朝。要是说我当不了厂长，知难而退，我可也不服气。我去学文化、学技术，回来干他一番，不是更好么？要是市委再调个厂长来倒也不错，我呢，还去干我的政治工作。东想想、西想想，都有道理，也都不对头。好歹是个党员，能碰上困难就开小差？从前的事儿，不由得都涌上心头。参加革命年岁不太长，经验也不多，但惊险的事儿、困难的关头、倒经历了不少。我低过头么？跌倒爬不起来么？没有啊，一次也没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