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戴雨农先生全集（1979） 贰、鹏程发韧 一、黄埔陶铸 荜露蓝缕民国十五年五月，戴先生抵达广州；当时，广州的革命情势，正呈现一片空前篷勃的新气象。 黄埔军校的校长蒋公中正，早于民国十四年元月，奉命兼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军队二度东征，获得胜利，清除了国民政府的反侧威胁；并曾于十五年三月廿一日，以兼任广东卫戍司令的身份，用明快果断的手段，敉平了共党企图劫持他本人，送往苏俄的「中山舰事件」，收缴了共党份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击破共党夺取广州革命基地，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诡计。渗透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分化斗争，狂悖跋扈的共产党徒，以及受其影响的左派势力，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暂时销声匿迹。惶惑不安的人心士气，也因此重新振奋起来。 当年六月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国民革命北伐，并任命蒋公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是，民心士气，也随着革命浪潮，鼓舞澎湃起来。 戴先生等候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去找周念行，但周已参加北伐行列。访友不遇，举目无亲；只好在长堤附近，找一家旅店住下，一面购阅书报，关心时事；一面进修数学理化，准备应考课程。时间一久，所带的旅费快用完了。为了节省开支，搬到司后街的小客栈「宏信学旅」去住。 有一天，戴先生为了欠几天房饭钱，被老板娘拦着不准出门，并且威胁他：「如不马上付清，就要扣留行李，赶你出门」！其势汹汹，无可理喻。正在为难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位同住旅店的青年人，问明情由之后；很慷慨的当场替他付清了五元毫洋的欠账。戴先生和他并不相识，而且事出意外；当时并未作任何表示，仍然和平常一样，昂然阔步的走出门外。 当夜戴先生才去拜访这位仗义解围的青年人。才知道他叫徐亮，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第九分部当干事，正准备投考黄埔军校；因为平常看到戴先生瞻视非常，举动洒脱，正准备找个机会结识。难得今天遇见此事，所以才慨然相助，当下二人互通款曲，互谈抱负，不觉东方之既白；而从此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当年九月，戴先生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期。改名戴笠字雨农，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同团的同学，还有徐亮、王孔安、何峨芳、劳建白、乔家才、吴毅安等人。 劳建白是湖南人，个性耿直，和戴先生同在一个连，他觉得戴先生很守规矩，很谨慎。连党部开会，别人往往喜欢率尔发言，但他不轻易发言。喜欢帮助人，劝导人。起初，觉得他老气横秋，一定是投机份子，不是来革命的。后来，戴先生处处照顾他，他说错话，做错事，戴先生总是劝他说：「小孩子不知轻重，不要闯祸」。渐渐的，劳建白不但不讨厌他，反而把他当老大哥，一切听他的。 有一天，戴先生和徐亮、王孔安等在广州车站，看见当地人士，为欢迎某师长举行的仪式，三番号音，引起不少同学的羡慕。徐亮以轻松而感慨口吻表示：「大丈夫当如是也。相信十年以后，也会有像今天的场面来欢迎我们的」。王孔安比较稳健的回答他：「不见得吧」徐又问戴先生，戴先生回答他说：「太没出息了，十年以后，你不会有比他更大的事业吗？」 由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有共产党份子在校中搞小组织，搞分化活动；而以「青年军人联合会」来争取同学。校中的忠于国民党的人士，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之抗衡。因为壁垒分明，常起冲突；所以蒋校长特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另成立「黄埔同学会」。当第六期学生入伍之时，「孙文主义学会」已不存在，国民党籍的同学，是在无组织之下，个别的应付共产党的暗算；而「青年军人联合会」虽说名义上取消，但共产党徒，仍然暗中有组织有计划的，对忠于国民党的表现突出的同学，横施打击。加以军校的政治部的主任、大部分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徒；国民党的黄埔特别党部以下各级党部，在共产党运用党团的作用之下，也大都被其操纵，以致情势相当严重。等到北伐军攻下武汉，共产党居然变本加厉的利用其在军中的党政工作，攻击起国民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来了。蒋校长知道广州的情势也很恶劣，特地派了二位黄埔军校二期的同学胡靖安、陈超，回到广州，和忠贞的同学们联络。 因为陈超住在东山，有些同志去和他接头。共产党知道了底细，先下手为强的制造一顶「东山会议派」的帽子，指责陈超是革命的反动派，在东山组反革命团体，谁去参加，就是反革命。 胡靖安则先从宣传上着手，办了一份「三民周刊」，一面宣扬三民主义，一面揭发共党阴谋。共产党徒对他当然也很痛恨，但一时还想不出主意来打击他。 当时军校同学有好些人受到共党份子打击和排挤。比如入伍生第一团的谢灵石，被带上「国家主义派」的帽子，被关禁闭；石仁成被戴上「东山会议派」的帽子，被开除；还有高级班的第四期同学叶维，因为过去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健将，而被戴上「右派」和「西山会议派」的帽子，赶出军校，都是显明的例子。因此，国民党的同学，在共产党徒的嚣张压迫之下，忍气吞声，不敢随便说话。 戴先生虽说好打抱不平，但是多年来在外浪迹的经历体会；使他特别明白人情事故的窍奥，也具有应付逆境的智慧与耐力。于是，他老成持重，不露锋芒；共产党徒没有藉口，斗不倒他。他却秘密的和胡靖安、陈超有联络；并且暗中调查共党份子活动的事实，作成详细记录。 民国十六年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等在上海集会，提出中国共产党受国际共党指使，破坏国民党革命的种种劣迹，咨请国民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党籍，并将各地共党危险份子，由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十二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协同地方的市民和工会，将上海的赤色纠察队缴械，全面逮捕共产党徒，开始清党。 同月十四日，广州也开始行动。黄埔军校各连的同学，平常受尽共党份子压迫，痛恨已极，于是纷纷自动起来清党。戴先生看到时机成熟，才把他平常详密的纪录拿了出来，报告长官，商定一网打尽的方法，立即付诸实施，逮捕了廿几个共产党徒。 清党以后不久，黄埔军校奉命成立骑兵营，戴先生因为敏捷，被选入该营，由上等兵晋升为中士。这时，军校的政治部主要职务，改由国民党的忠贞人士担任，邓文仪任政治部主任，胡靖安任入伍生部政治主任，叶维任宣传科长。各级党部也重新改组，戴先生当选为骑兵营营党部的执行委员；因为经常到黄埔特别党部去接洽党务，于是又结识了担任特别党部常务委员的六期同学乔家才。 胡靖安自离开黄埔以后，回到上海，担任蒋总司令的侍从副官，并负责搜集情报。因为在广州和戴先生有密切的接触，对他的为人和才干，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于是找他帮忙，担任情报员。乔家才也被罗致为交通（传递情报和公文），是临时性的。当然，这种工作是机密的，需要机警，有耐性。乔家才干了一个月，觉得不大适合；就辞掉职务，到杭州归队，参加第二期北伐，由六期同学组成的宣传队，从事党政宣传工作。戴先生则干得相当出色，而也兴致很高，有时为了搜集一件情报，甚至废寝忘餐。 当时，戴先生做情报工作，并没有官阶名义，也没有优厚的固定的经费；尤其在蒋总司令第一次下野，东渡日本的时候，甚至他本身的食宿也成问题，真可谓不遑宁处。于是他寄居在表亲张冠夫家。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当会计，所入有限，对他的金钱花费，也爱莫能助。另一位同乡王蒲臣来上海谋事，也寄住他姐姐家中，与张冠夫同住一楼房，看到戴先生进进出出，匆忙而兴奋，不知所司何事？不免有点怀疑；可是又不便问。戴先生从他的神态眼光中，了解他的意思，有一天，干脆对他暗示说：「我做的事，是有意义的；现在不能讲，也许将来你会明白」，王蒲臣被他的热情所感动，当他有一次急需金钱周转的时候，王蒲臣毫不犹豫的把仅存的廿银元，送给他用。 荜露蓝缕，戴先生的事业，就是在这样艰苦坚毅的精神之下，开创出来的。 二、负责密查组 犯难投艰民国十七年一月四日，蒋总司令应举国的仰望，返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三军，继续北伐。当时军阀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尚图负隅顽抗。如何迅予敉平，以减少人民因战祸而受到的损害，有赖于确切而灵活的军政情报；于是，在总司令部内，恢复并加强原来的情报工作为密查组。胡靖安奉派赴德国学习军事，蒋总司令命令戴先生以上尉联络参谋名义，负责主持。 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进展神速，北洋军阀集中六十万之众，作困兽之斗，战况激烈。戴先生经常一人一骑，奔走于津浦和陇海铁路两侧的丰、沛、箫、砀等县之间，搜集情报。那时苏鲁一带的马鞍，多是木制的，没有几天，他便骑破了臀部，满裤子血迹；但他从不考虑休息。有一天，在萧山被正在军中服务的徐亮看到，实在不忍心他那疲惫不堪的形状，再三强迫他到旅馆休养，请来医生和护士，替他洗涤伤口，上药包扎。徐自己也陪他养伤，有一种爱之弥深的监护意味。可是，没两天，他再也不甘坐视光阴虚度；于是乘徐亮不备，仍然一人一骑悄悄离去，继续他的辛勤工作。 徐州克服以后，戴先生以戒严司令部的少校副官，掩护其从事情报活动，认识一位黄埔军校五期炮科出身的邓展谋上尉。当他知道邓在第六军十九师服务的时候，曾因听到军长程潜在纪念周会中公开毁谤蒋总司令，而激愤填膺，毅然离去的情由；很高兴的请邓和他同住一室。邓见他两目炯炯，蓄有神光，气宇非凡，精神充沛，本有识荆之意；当即欣然应允。 邓每当午夜梦醒之时，看见戴先生在孤灯之下，奋笔直书。劝他早睡，有事明天再办，也不听；问他忙些什么？他说写情书。日久，邓疑窦不解，出之拂晓突检，才知全系情报；惊喜之下，向他请罪。戴先生不但不生气，并且请邓担任他的私人助手，替他招呼些接头性的事务工作。因为戴先生经常外出活动，有时十天半月才能回徐州，正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帮他，所以他才请邓同住一室，先增进情感，观察志趣。当下，邓欣然同意，成为他不在徐州时的固定代表人。甚至蓝太夫人由江山家中寄钱给他，支应工作的急需，也由邓代收。后来，徐州戒严司令部撤销，戴先生介绍邓去整编第一师第二旅徐庭瑶部任职。 北伐完成后，蒋总司令召集全国军政首要，协议编遣庞大而纷杂的军队，建立国防军；以便理头建设，实行三民主义。不料当时有些统兵将领，狃于拥兵割据的积习，阳奉阴违；加以政客的奔走播弄，因而常有叛乱情事。尤以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以及汪精卫等在北平成立的扩大会议，目无纲纪，声势最大。中央不得不下令讨伐，遂在中原一带，经过几次大战。蒋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宵旰忧劳，甚至以柳河车站的列车为行辕。戴先生除了派遣王孔安等人，渗入「扩大会议」，搜集情报外；他自己则化装各种不同身份人物，冒险犯难，进出火线，搜集情报，表现卓越。蒋总司令根据他的情报，作英明的决断，机动的调用中央军的主力，对付强敌；加以中央军的坚强善战；终于戡平叛乱，再奠统一局面。 当民国十八年底，讨冯战争之时。曾于宁汉分裂时期为虎作伥的唐生智，由海外归来，自动投效中央，誓效前驱。蒋总司令宽宏大量，不咎既往，准许他统率旧部，参加作战，对他备加信任，付予指挥前线各军的全权。讨冯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因为广东方面受到广西李宗仁等企图进军窃占的威胁，需要派兵前往援助；以致华中一带防务空虚。十二月二日，原冯玉祥的旧部现已投效中央的石友三，突然叛变，自称「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盘据在安徽蚌埠一带。五日，唐生智也在河南称叛，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通电全国，指责中央，并擅自将中央军的部分师长名单列入通电之内。当时，广东、河南，安徽三处同时告急，情势严重；尤其唐生智的突变，接壤西北，较难应付。 戴先生正在潼关一带活动，闻讯，急忙赶回豫中侦查。当他抵达信阳之后发现情形有异；军警便衣，特别注意行人。等到他和当地的一位小学校长李某见面后，李告诉他风声很紧，唐生智已经下令捉拿一个秘密工作人员，据说是蒋总司令特为从南京派来的。 戴先生在外面活动，经常用军事杂志社记者的身份，与各地的黄埔同学联络。对于社会关系的建立和运用，则看情形、地区，采用不同的化名。所以初听之下，还不大在意。 可是李校长却说曾亲自看到宪警在泰安旅馆盘查，并且拿出照片；照片的人正和他一样，甚至还听说已经悬赏十万银元，要买这颗人头。 戴先主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震惊；但表面上还是很镇静的问计于李，何以自处？李劝他不必冒险，不如赶快离开。他明知事已危急，脱走已来不及了。当他问明李本人并未受到盘诘之后，与李约定当晚到李家投宿，第二天再设法离开。 李校长是当地的缙绅世家，富正义感，因为不满军阀祸国殃民，所以和戴先生结识以后，相当投机，偶尔义务的帮他搜集点政治社会上的情报；并且替他介绍漯河，和驻马店的知己朋友，构成戴先生在平汉铁路南段一部分的社会关系和情报线索。两者之间，仅系一种革命道义的结合，而无同志组织的关系。因此，戴先生声东击西，出人意表的；当晚不但未到李家去住宿，反而跑到信阳军警稽查处隔邻的「佛照楼大旅社」住下来。明察暗访，才证实了李校长所说不虚。 戴先生在佛照楼，是化装成一位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俊逸潇洒，一副浊世佳公子派头，谁也想不到他就是被悬赏捉拿的秘密工作人员。终于在他随机应变，巧为掩饰之下，顺利的应付了当晚的军警检查。 夜深人静，他冷静的思考，掩饰只能避匿一时，无法持久。何况，大局如此紧张，自己的任务重大，也不能困在信阳，只知自保？而应当设一奇策，一面安全脱走，一面散布新的情报种子，寻求内应线索。他想起隔邻的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生，虽然没有深交，但也曾有过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第二天，他竟拿出「东方白」的名片，去找周伟龙。 周伟龙发现来看他的不是东方白，而是戴雨农，又惊讶，又为难。当下责备他不该不知死活，送上门来。戴先生却很轻松而诚挚表示：「照目前情形，自知无法脱离虎口，与其被别人逮捕受辱，不如将我价值十万金的头颅，奉赠学长，助你功利双收」。 周被戴先生的忠勇磊落所感动，当即向他表示：「同为黄埔学生，绝不卖友求荣。不过，自己权力有限，也无能力助兄脱险」，戴先生知道周为性情中人，可以晓以大气，动以利害。于是，一面劝他找机会脱离唐生智，效忠中央；一面由自己设一脱险妙法，请周亲加掩护。 「绝对的秘密，建筑在绝对的公开掩护上」，当天中午，周处长在信阳最大的酒楼「宴阳楼」请戴先生吃酒，对人说是替北平来的朋友饯行。酒后，周亲自送客到车站，频频交谈，这时，戴先生才乘机与周谈起策动唐部反正之事，并且商定日后联络办法。随即搭上下午两点四十五分的客车，急驰而去。军警稽查人员，对这位处长的贵客，只有羡幕恭敬，那敢怀疑盘查？ 当月十四日，唐生智叛军，受不住中央军大举讨伐的压力，退到许昌集中，内部不稳。这时，邓展谋正在中央整编第一师二旅任连长，驻在漯河车站。忽然周伟龙穿便衣来访，他说系根据戴先生的计划，策动唐部的某一部队，向第一旅旅长胡宗南接洽投效，以为内应的。可是，胡旅长不在此，而此事又万不及待，知道邓与戴先生的关系，所以才来造访的。邓当即引他见第二旅旅长徐庭瑶，接纳了该部队的秘密效顺。等到民国十九年一月，唐生智反攻驻马店；中央军遂在里应外合的有利情况下，一举成功，获得决定性胜利。周伟龙也脱离部队，投效戴先生，参加密勿工作。 密查组在总司令部，不是建制单位，也没有固定的充裕经费。在南京的工作组部鸡鹅巷五十三号，本是第一师胡宗南将军的驻京办事处。因为胡对戴先生的干才抱负，苦干实干，非常敬佩；戴先生对胡的忠诚善战，屡挽危局，也非常尊仰。二人深相结纳，成为生死知己。胡知道戴先生的为人，工作第一，绝不愿以金钱小事，向人求助，更不肯向蒋总司令冒昧渎请；所以他才慨然让借给戴先生使用。胡自己偶尔回京有事，仍然在此下榻，安之若素。 密查组的工作同志，人数不多，除了上述的各位以外，还有唐纵、张炎元、徐亮、赵世瑞、张冠夫、胡天秋、马策、郑锡麟、王天木、王兆槐等人，（邓展谋廿一年四月以后，才正式参加）他们大都为黄埔同学。工作吃重，都是单人匹马，尽可能运用自己的所有关系，随机应变，独断的解决问题，达成任务；没有请示、预算那一套。身份秘密，没有名义地位；待遇有限，谈不上优厚特殊。而他们所以甘之如饴，为人所不愿为，不屑为；完全出自一腔爱国的热忱和对革命领袖的拥戴，并且还充沛着一种师生的感情道义。戴先生揭橥倡导的，就是这些，他曾说： 「革命黄埔学生之责任，在于拥护唯一的领袖，完成此神圣的革命使命，故黄埔同学，应有稳定的立场，坚决的信仰，不辞劳怨，不怕艰危，不为个人打算，应为革命团体谋福利。」
由于他操持克己利群的立场，无个人名位利禄的欲求；由于他在工作上「无孔不入」，最具绩效而又不自矜伐；所以当国难日亟之时，许多更重要的密勿工作，自然需要由他去承担，去领导，去开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