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循环的三个公式和资本流动的连续性（第二卷第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3）

二
循环的三个公式和资本流动的连续性

（第二卷第4—6章）

论第4章：作为整体的资本的不同循环

　　在对第二卷前三章的考察中，我是透过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这三个不同的窗口来观察资本循环过程的。在第4章，为了分析循环的统一，马克思把三种不同的循环放在了一起。这一章的语言有些复杂难懂，但是我认为要点表达得很清晰：不同的循环是相互交错、相互围绕的，而且不停地相互运动。每一种运动都是所有其他运动的条件。“价值增殖”（马克思的意思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是“决定目的，是动机”。当从整体上来考察时，“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中介，反之亦然”。^[1]马克思把整体比作一个

　　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像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资本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2]

　　这里强调的是资本在这三种循环运动中的连续性、继起性、并存性和流动性。问题的反面则是阻碍和可能的中断。“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3]这种中断，像蝴蝶的生命周期中的那些中断一样普遍存在且不可避免。它们威胁到资本运动的连续性，但是它们不一定引起危机。通过研究这些，我们就有希望理解危机为什么会以特定的形式发生——例如，为什么危机有时会以一种无法处置的过剩商品资本的形式出现，或以一种缺乏投资机会的货币资本的过度贮藏的形式出现，或以一种积累进一步扩张所需的生产资料或劳动力的短缺的形式出现。资本流动在不同转化阶段中的任一个时点上都可能被阻塞。
　　马克思将这些中断和“连续性”进行了对比，“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资本流动的连续性的技术和社会必要性在这里远比第一卷中描述的重要。“由于资本的每个不同的部分能够依次经过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职能形式转到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只是由于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中，从而同时经过所有这三个循环”。^[4]
　　因此我们需要处理四个概念：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产业资本”——最后一个要理解为三个循环的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个别的产业资本都要按一定比例分为三个相应的部分。它的一部分会被吸收到生产中，一部分会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另一部分会以商品形式存在。但是，马克思坚称这种“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5]通过不同的循环来实现连续的资本运动的必要性压倒一切。直接的结果就是，如果

　　商品卖不出去，那么，这一部分的循环就会中断，它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就不能进行；作为C′继续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各部分，在职能变换中就会被它们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生产就会受到限制，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相继进行一停滞，就使并列存在陷于混乱。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6]

　　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来，但是这种情况潜在地增强了工人的权力。工作中断和罢工不仅会影响到生产资本，也会影响到其他循环的所有时点，而且在商品资本的情况下，这会中断对其他资本来说必要的生产资料的流动：

　　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性是以它们的相继进行为中介的。每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7]

　　然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评论。但是阐述的方式有些平淡（这一卷的典型做法），以至于很容易使人忽略它的意义。实际上，这个引导性线索的含义是相当惊人的：“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8]通过这样一个陈述，在第一卷中以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为中心之外，马克思开启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矛盾和危机的思路。资本—劳动关系并不是资本运动规律中唯一存在矛盾的地方。矛盾也可以出现在资本循环和增殖过程自身中。产业资本的循环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揭示出来。
　　马克思然后研究了这个“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运动”的循环过程中的矛盾实际上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作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9]“独立化”暗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价值可能是一个抽象概念，但是它却有真实的影响（或者用第一卷的话来说，价值是“幽灵般的对象性”）。总循环过程中的矛盾是独立发生的，马克思这样说的意思是以独立于劳—资矛盾的方式发生的。“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10]价值增殖的时机（剩余价值的实现）和生产一样重要。为了进行说明，马克思舍弃了没有技术和组织变革的假定，以考虑“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革命”，“但是很明显，尽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11]从个别产业资本的视角来看，它们希望第一卷中描述的通过技术和组织变革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得到吸收，得到“克服和抵消”。但是要注意这里用的自主性和独立化的措辞。
　　让我们从商品资本循环的角度看一下循环过程，它在整个第二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化的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风险。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12]

　　这完全可以算是对我们现在所谓的“去工业化”导致的资本贬值危险的理论再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股巨大的工厂倒闭浪潮冲击了底特律、匹兹堡、巴尔的摩、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埃森、里尔和都灵等老工业城市。这种现象不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孟买的传统纺织业区和中国北部的老工业基地同样遭受了猛烈的冲击和损失。所有集中于工业生产的社区几乎都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了。比如谢菲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年时间内，失去了大概六万个钢铁生产的工作岗位，到处是荒凉的景象。当人们寻找原因时，却被告知，这一切都是由一股被称为“全球化”的神秘力量引起的。当工会和社会运动抗议并寻求遏止工作和谋生手段流失的途径时，却被告知这种神秘的力量是无法避免和不可阻挡的。
　　回顾过去，我们知道这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尽管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称为“全球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纺织工业的工作岗位就开始从美国传统的工人阶级中心如纽约、波士顿以及新英格兰的许多其他纺纱小镇，向西南迁移到从洛威尔延伸到巴尔的摩的所谓的“瀑布线”上的小镇（“瀑布线”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水力因素使纺纱厂最早选址在阿巴拉契亚流域横穿大西洋冲积平原的河流旁边）。工作岗位迁移到美国南方（特别是卡罗来纳州），甚至溢出到墨西哥境内。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纺织业的工作岗位也减少了，因为来自其当时的殖民地香港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长期以来，工作岗位在空间上的变换和社区的毁灭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所走过的道路。
　　在这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从理论上理解所有这些现象的特殊视角。详细阐述一下的话，他的理论阐明了这种危机——不是系统性的危机，而是广泛的、局部化的破坏——如何以及为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是不可避免的。在相互竞争中，产业资本推动了技术上和组织形式上的革命，这转而产生了价值革命。这就是一般认为的那种使整个工业区去工业化的神秘力量（以一种类似于自然力的形式出现，因而据说超出了人类的控制）。
　　更正式的表述就是：个别的资本家为了追求相对剩余价值而组织价值的生产，但这样做产生的新的价值关系反过来会摧毁他们自己。资本不仅生产自身统治的手段，还生产毁灭自己的手段。因此，资本家常常对毁灭他们的危机报以俄狄浦斯式的愤怒：难道他们没有正确地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游戏，没有能够正确地计算和计划剩余价值的生产吗？难道他们没有按照资产阶级美德的标准来行动吗？他们怎么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更糟糕的是，现在怎么被扔到了破产的黑暗里？但是他们不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愤怒，反而对外国生产者、移民者、投机者和其他一些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中秘密的、隐藏的当事人感到愤怒。
　　许多人在阅读马克思的时候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把价值的概念理解为一个抽象的，因而是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社会关系。但是“价值”和普遍接受的“全球化”的力量相比并不更加抽象和神秘。奇怪的是，很多人都很容易接受后者（难道是因为我们习惯它了？），而经常认为前者太抽象而回避它。但是马克思这个概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抽象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集中在一起的力量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而我们又是如何——就像马克思在某些地方说的那样——变成资本的抽象概念的受害者的。在《资本论》的开头，我们了解到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构成的，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是由通过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产业资本运动”配置的。抽象的价值概念（和它的货币表现形式）通过市场竞争这个看不见的手成为一种调控的力量。
　　但是，回想一下，如果劳动不能生产出人们想要的、必需的或渴望的使用价值，那么它就不是社会必要劳动：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在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就已经假定了。因此，价值就是一种由许多个别产业资本共同创造出来的抽象的社会关系。但是个别产业资本必须受制于它们共同创造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中的许多最终都会屈服于自己不断创造的价值革命，甚至被其摧毁。我们明白它们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这里，与求助于所谓的“全球化”这个从天而降的神秘力量相反，我们有一个将这种自我毁灭的动力机制内部化的理论，通过这个机制资本家创造了使自己灭亡的条件。只要承认“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我们就能接受这一理论。为什么我们能接受“全球化”这种空洞的字眼，却接受不了这个理论呢？
　　当然，插入这些段落，并不是说所有的产业资本都要毁灭。那么，需要提出这个问题：哪些资本能存活，它们是哪种类型的，它们在哪里？即使马克思在这里并不关心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它太“特别”了，所以马克思没有直接的兴趣）。看到这些简短的段落，作为一个一直研究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地域变化和城市化变迁路径的人，当我发现我所关注的东西如此整齐地陈列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时，自然会抑制不住地感到欣喜。
　　但是，为了朝这个方向转变，马克思必须改变一下在第二卷中不讨论生产力、技术和组织变化的理论方法。在此处可以对马克思的方法做些反思，为什么排除这些因素是必要的。如果价值革命在循环过程中不断发生——循环过程恰恰是第二卷的焦点，那么会产生种种后果。如果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那么即便是简单再生产也会释放出货币资本。“只有在价值关系保持不变时，过程才能完全正常地进行。”^[13]对作为整体的产业资本循环如此重要的平稳性、连续性和流动性，只有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只要引进新技术，就会导致价值革命和循环过程的不稳定。例如，一种新技术进入市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很明显，这会扰乱先前的流动关系：

　　只有各种干扰在循环反复中被排除，过程才能够在事实上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等到干扰被排除；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个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相互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14]

　　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由于技术变化，需要预备货币以应对在循环过程中会发生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最好成为一个货币资本家而不是一个生产资本家。在过去的三十年左右，金融和货币资本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优势，也许就与这个因素有关。然而，马克思在这里引入了货币资本家的角色，从而更加偏离他的假设（没有特定的当事人）——他迄今为止一直在这个假设基础上进行纯粹的形式化论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垄断趋势的产生源于控制价值革命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中断和破坏的需要。它和马克思在第一卷中论述的资本的日益集中（不同于资本的积聚）有关。实际的资本主义历史中一直存在显著的集中和垄断趋势，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家如何利用它应对市场变化和不确定性。这些变化来源于通过技术进步取得相对剩余价值的激烈的竞争性且不稳定的驱动力。垄断力量使资本能够控制具有破坏性的技术革命的速度。
　　马克思还暂时搁置了另外一个隐含的假设：资本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运行，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其他产业资本家生产。当生产资料可以从其他还未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获取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旦进入资本运行的轨道，它们就会成为商品，和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不同，这主要归功于将它们从其他地方取来的商业资本家。在这里，产业资本的循环

　　是和各种极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佃农），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在俄罗斯历史早期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都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15]

　　资本可以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进来。

　　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的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16]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世界市场快速形成的时代（通过铁路、蒸汽船和不久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电报的发展，商品价格几乎瞬间就能传遍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港口城市）。他们也对产业资本循环与世界交织的方式非常敏感，不管是改变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还是被它改变（由于便宜的原材料和其他商品可以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获得）。关于这个过程，马克思指出了两点。第一，生产资本的再生产需要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是，它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而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使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17]马克思没有说明这一过程是否会和平地发生，也没有说明它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实践。
　　第二，“不管其来源如何，不管生产它们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已经以商品资本的形式，以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人资本的形式，出现在产业资本面前”。^[18]这引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人资本和批发、零售商人的作用的一些简要的思考（我们到后面再详细阐述）。类似的，货币经营资本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像通常那样诉诸信用制度。以后我们将回过来讨论商人和货币资本家的角色问题。
　　在第132页，马克思还提示了第三点。流动的连续性对于资本循环过程很重要，它需要以稳定而非多变、不可靠的方式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生产者那里得到商品供给。一旦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被纳入产业资本循环的过程，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商品的流动不受阻碍地持续下去。这是在非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某种权力关系的最可信的原因了。明显的做法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或者和外国统治者（如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通过这些做法，可以与纳入资本循环的关键商品的非资本主义供应商达成合作，从而保证商品供应的连续性。
　　在这里，马克思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少暗示。但是，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一旦我们的想象开始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漫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第二卷是个丰饶的灵感之源，源源不断地为建构各种理论提供基础。例如，不均衡的地理发展；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商品交换的体系；上述体系发展的顶点，是通过商业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使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资本循环最终统治一切。虽然文本中实际提到的材料相当枯燥晦涩，这些段落也显得很随意和离题，但是当我们沿着这些方向继续思考时，这些见解为我们开辟一个令人惊奇的理论领域。参考马克思在其他作品里的洞见，我们就对资本是怎样在各种特定的情形中站稳脚跟的（包括在非资本主义世界中），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马克思只是在这里添加了一些历史概括。“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绝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19]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区别基本上指的是生产者间的“交易方式”不同。在自然经济中，交易方式是物物交换。
　　不得不说，我不觉得这种分类和时期划分有特别的启发作用。这些区分是未加批判地从亚当·斯密那里拿过来的，而且这些时期划分没有任何历史依据。这只是马克思不加怀疑地依样复述资产阶级神话的情形之一。然而，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马克思强调“信用经济”需要特别的分析方式。可是这一分析方式可能是什么，他在这里什么也没说。对于商业模式间的历史关系，以及高利贷和信用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在别处说得更好（我们可以在后面的分析中看到）。

　　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一个对整个第二卷，从而对马克思所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都有重要影响的难题。因此，我们要仔细阅读。
　　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马克思非常不愿意分析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因为当两者达到均衡时，“它们就什么也解释不了”）。但是，在第二卷中的这个地方，马克思遇到了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情形。问题在于需要考虑实现剩余价值的最终需求来自哪里：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小于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这是因为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大于他以商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既然他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家执行职能，他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供给超出他的需求。就单个资本家来说是如此，就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如此。^[20]

　　资产阶级需要生产资料（c），这是需求的来源之一。但是，它远小于将要生产的商品的价值（c+v+s）。资产阶级为工人提供了购买力（v）。工人“把他的工资几乎全部转化为生活资料，并且最大部分转化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间接地也就是对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如果我们忽略工人的储蓄并且“撇开一切信用关系［！］”，^[21]那么“资本家需求的最大界限是c+v，但他的供给是c+v+s”。这意味着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大（或利润率越高），“他的需求同他的供给相比就越小”。^[22]因此，供给和需求间的均衡不仅看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也不是资本家想要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剩资本的处置或吸收问题”。资本家的一天以一定量的资本c+v开始，以数量为c+v+s的货币等价物结束。那么，在这天结束时购买剩余价值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这只是寻找更多货币的问题，那么在某处的某人（例如我们时代的联邦储备系统；对马克思来说是黄金生产者，他随后考虑了他们潜在的作用）能简单地满足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必须从价值而不是货币的范畴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剩余价值在交换中实现，那么我们必须解释最终与剩余价值交换的等量价值是从何而来的。从理论上说，我们得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不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外寻求答案（例如马克思在本章前面提到的需求和供给的非资本主义来源），也不能假设存在一个专门进行挥霍性消费的阶级（例如地主和其他封建残余，比如国王和教会）——这个阶级的惟一作用就是只消费不生产，以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均衡。顺便提一下，后者（包括国际贸易）正是马尔萨斯处理有效需求不足和吸收生产出来的剩余的思路。他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为寄生阶级的炫耀性消费辩护，例如牧师、国家公务员（包括皇室）和游手好闲的贵族——因为他们在一个不协调的资本主义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显然，马克思不愿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即便它在长期中可以维持均衡（事实上并不能维持）。
　　马克思像往常一样引进了一些复杂的因素，比如周转时间和固定资本投资（两者都将在后面分章节阐述）问题，然后寻求从再生产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把整个剩余价值都消费掉，而只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重新投入生产，那么供求就恢复了均衡。但是这意味着，所有剩余价值都必须被资本家购买和消费。也就是说，资本家必须用他们自己的价值储备（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获得的，可能和原始积累有关）购买（实现）在一天结束后生产的剩余价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分析背后的逻辑是天衣无缝的。想象一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两阶级社会，很明显，工人不能提供吸收剩余的额外需求（如果有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剥削程度的加深，他们可能减少自己的需求）。因此，唯一能够提供额外需求的阶级必定是资产阶级。为了在后来的一个时点上实现他们企图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在某一时点占有货币（价值）储备。这个体系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例如，它假设资本家对数量日益扩大的消费品有无尽的需求。
　　然而，对于马克思的看法，这里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在这一章的开头，他说“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23]我们能说这对于资产阶级的总体而言是正确的吗？在第一轮循环中，资本确实得付出额外的价值（货币）来购买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一旦这个过程完成，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就属于资本家了，而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消耗掉了他们的初始资本。在第二轮循环过程中，资本家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早些时候从工人那里得到的剩余价值的货币等价物。因此，资本家阶级可以通过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断地进行再生产。资本家实际上用工人生产出来后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提供了额外需求。当然，这正是第一卷第23章的论点。额外需求来自哪里的问题似乎消失不见了，因为工人已经把它生产出来了，而资本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无偿占有它。或者，像马克思一开始说的那样，前提（资本家的有效需求）现在表现为结果（剩余价值的占有）。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可能会起作用，但是，由这些章节的主要观点可知，这个过程不太可能不受任何干扰和中断地顺利进行下去。
　　但是，如果资本家如此行事，那么他就成了“非资本家”，“他作为非资本家花掉的，不是花在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上，而是花在他的私人需要或享受上”。^[24]马克思还说：“这个假定等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从而假定产业资本家本身不存在。因为只要假定发挥作用的动机是享受，而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25]享受和发财致富的区别似乎对马克思的推理很重要。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个人自身的享受欲望的基础上的，就违背了马克思在第一卷第24章中论证的观点。在那里，他认为资本主义基于“为了生产而生产和为了积累而积累”，是独立于资本家的个人欲望之外的。尽管总存在消费和享受的欲望与追加投资的必要性相互冲突的“浮士德时刻”，但是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资本家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后者。所以，把资本家假定成贪恋消费品的个体，并将其作为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是不充分的；假定资本家的驱动力是通过攫取货币占有更大的社会权力，也是不充分的（尽管我们以后会看到，与这个动机有一定的关系）。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
　　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建立在追求纯粹的享受和贪欲上的体系，“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资本家不仅必须形成一个准备资本，以应付价格的变动并等待买卖上最有利的行情；他必须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并把技术进步合并到他的生产机体中去”。^[26]例如，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需要而从循环中取出货币进行贮藏，这减少了可用的需求：“货币停止流通；他为提供的商品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了货币等价物，但并没有为这个货币等价物从商品市场中取出商品形式的等价物。”^[27]这扩大了资本家向市场供给的价值和可用的需求之间的缺口。
　　当部分剩余价值被再投资于扩大再生产时，上文提出的解决有效需求问题的办法就更不可行了。资本家不仅要为购买和实现最初循环的剩余价值提供必要的资金，而且得寻找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再投资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问题将会一直存在。
　　所以，中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果需求不是来自资本家的消费（似乎事实就是如此），那么它到底来自哪里？在这里，马克思给了我们提示，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在我看来，本章末尾的这个评论非常重要：“这里撇开信用不说，例如，资本家随着货币的积累，把货币作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银行，这就是属于信用范围的问题。”^[28]固定资本形成所需的必要储备可以由信用制度组织起来。这样，所有贮藏的价值都可以被花费掉。因此，这里是信用制度似乎能在释放更多的货币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形之一。但我们不知道这种作用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与积累过程的动态中产生的供求的明显失衡是如何相关的。
　　对这个难题的解答在第二卷很靠后的位置才出现，经过了几个连续的阶段，最终到达第二卷末尾的再生产图式。与其一直留着这个谜题（马克思倾向于这样做），我宁愿大略说出我对马克思论点的理解。资本家的消费分为两种类型：个人消费（必需品和奢侈品）和生产性消费。后者要求将初始资本收回，用于另一轮的剩余价值生产，并追加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这意味着对更多的生产资料和额外雇佣的劳动力所需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假设没有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改进）。竞争的强制规律推动了扩大再生产（因此，重点是发财致富，而不是享乐）。所以，来源于明天的扩大生产的需求（加上资产阶级消费），为今天生产的过剩商品提供了市场。
　　以上过程中，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分解开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时点上都有一些资本家在花钱进行再投资，另外一些则把货币贮藏起来用于未来的投资或再投资（例如固定资本）。再投资提供了额外需求，贮藏则减少了需求，但是仍然在提供供给。在这里是否存在供给和需求均衡的可能性？这似乎只有在引入信用制度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它使我们可以随时利用其他人的贮藏货币（通过银行的业务），来进行更多的再投资。实际上，需要用出售明天的产品得到的货币支付今天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间暂存的缺口只能在信用货币（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刻意回避这个问题）的帮助下填补。实际上，资本家没必要向别人借钱。他们只需要打个欠条，先买后付——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因此，资本积累和债务积累紧密相连，谁也离不开谁。遏制债务进一步发展（像共和党在2011年做的那样），实际上是一场终结资本主义的战斗。这就是为什么紧缩政策，如果无限期执行的话，不仅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
　　这一章中只简略地提示了这个解决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前向大家介绍了后面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不愿讨论信用和利息的范畴，以及金融家和银行家的角色，这使他在第二卷中并没有完整地阐述在纯粹的资本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如何平衡供给和需求。

对资本定义的反思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出政治性的观点。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能从文本中得到怎样的政治启示呢？这些章节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的定义问题。当再次讨论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时候，准确界定到底要反对什么是有帮助的。
　　在第一卷中，资本被定义为运动中的价值。马克思说“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

　　但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29]

　　但是，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资本表现为什么，而不是资本实际上是什么。例如，在这些段落中，他提到资本如何“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30]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这些金蛋是如何在生产的隐蔽之处，在资本的指挥和控制下，通过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
　　但是，在第二卷中，“运动中的价值”被分解为货币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难道这些循环中的某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适合作为资本的定义？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不同的循环之间或之内是否存在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的重要转折点呢？我们该如何理解由循环过程产生的，而不是直接源于劳资对立关系的矛盾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呢：如果价值没有在循环中实现，价值（和部分剩余价值）就会消失。
　　在这些章节中，马克思极力强调货币不是资本。他说货币只能执行货币职能：买卖商品。此外，在资本取得支配地位之前，货币形式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尽管资本不能归结为货币，有一些比较好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资本不仅表现为，而且实际上也能成为货币资本。货币是一种由私人占有的社会权力形式。对更多货币权力的渴求激励着一大批资本家，这肯定可以成为私人积累欲望的驱动力之一。更进一步说，只有在货币形式下，剩余价值才是可计算的。在循环开始时，资本家很清楚他花费了多少，并且可以很容易地算出他能挣回来多少。因此也难怪当提起资本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货币形式。从这里我们能看出货币就是资本这种拜物教信仰是怎么生根发芽的。承认这种拜物教信仰的力量非常重要。确实，货币的力量不仅很重要，而且也是人们欲望的对象。但是，货币拜物教，像第一卷中精辟论述过的商品拜物教一样，掩盖了潜在的社会真相。货币本身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它只会执行货币职能。因此，马克思表明，认为货币资本是资本循环最耀眼的形式是一种错觉。在循环的某个时点，产业资本采取了货币形式，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就产生了货币资本。
　　商品同样也只执行商品职能。即使不是资本的产品，商品也可以存在。事实上，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整个世界，以及货币和市场形式，必须在资本形成之前就存在。如果市场上没有商品，资本家将从哪儿购买生产资料和工人生存所需的消费资料呢？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化，甚至是直接的商品生产，都不能定义资本。特殊之处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中包含着剩余价值，而且商品自己不能孕育出商品。但是商品也不能定义资本。尽管它在第二卷中很重要，商品循环也不能定义资本。
　　更令人吃惊的是，马克思断言，通常作为资本定义的基础的劳动力买卖可以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存在。劳务支付可以在所有的资本循环范围之外进行。这种做法在封建制度下很普遍。阅读狄更斯的小说，你会发现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伦敦，这样的情况也到处存在。这个区分仍然很重要：如果我付款给一个孩子，让他下午在我家附近为我遛狗；或者，我给花了几小时帮我修门廊的邻居一箱啤酒，这些经济活动都不需要预先假定资本或资本循环的存在。马克思说，为了取得货币或者其他商品而进行的劳务交换，在资本可以以商品的形式购买劳动力之前就必须存在。所以，尽管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产生的必要前提，它也不能定义资本本质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必须按“生产一般”的方式进行，并且和 “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没有任何特殊的物理属性上的差异。^[31]种玉米就是种玉米，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是如此。因此，使用价值生产的物质实践也不能定义资本。原则上来说，同样的生产过程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下都能发生。
　　我们被迫下这样的结论：资本的本质就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系统性地生产和占有价值与剩余价值。这个资本的定义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资本是生产——理解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是物质生产），它支配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所有环节，更重要的是，支配着生产的物质过程本身。资本的再生产总是被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在第一卷第23章中解释得很清楚）。
　　马克思描述的故事是这样的：货币、商品、劳务的买卖和给定的生产的物质与技术能力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先于资本存在。它们结合起来，为有利于系统性地生产和占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只有后面的这个中心特征才能定义资本的特性。因此，如果我们想探讨“共产主义假说”或反资本主义政纲，那么，核心的目标必定是消灭生产中的阶级关系。
　　这样，人们自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在一个存在货币化、商品化甚至有劳务买卖的世界里，原则上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只要从生产领域铲除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关系就可以了（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取代，马克思在考虑替代性选择时经常提到它）。毕竟，如果所有这些特征在资本出现之前就存在，那么它们为什么不能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呢？
　　但是在这些章节中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故事。一旦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那么产生它的前提必然会发生转变。货币、商品的流通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都会发生转变，以便支持甚至控制和规训生产领域中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在这些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三者之间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如果不同时改变所有的循环，就无法改变任何循环。但这并不意味着变革是不可能的。确实，一个循环在某一时点上的中断对其他循环有直接影响，这使变革有可能发生。马克思向我们表明的是，中断是必然要发生的，因此它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只要深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整个体系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
　　尽管货币、商品和劳务交换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比作为阶级关系的资本先出现，但是这些交换那时候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当大部分个体对自己的生产资料拥有一些控制力时，或者（如奴隶制和农奴制下）在社会秩序中确保有固定（尽管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地位时，直接生产者的再生产总是全部或部分地在市场交换之外进行的。有些劳务和商品的交换可能是在极度饥饿和作物歉收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但更多的是对超出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剩余进行的交换。这些交换发生在交换价值施加的规训之外。在所谓的“部分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全球劳动力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拥有一些土地和其他家族或血缘资源，当他们遭遇失业、生病或残疾时就会回到这种状况。例如，在当代中国就是这种情况，很多社会再生产的成本都是由农村地区承担的。更为冷酷无情的是，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就是以这种方式把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转嫁到墨西哥身上的：雇用非法移民来从事有致癌作用的杀虫剂的喷洒工作，直到他们病入膏肓，从而不得不返回墨西哥农村，在那里接受照顾或者死去。
　　在第二卷开篇的前几章，马克思要我们注意这样一个总体观点：随着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逐渐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马克思的年代就已经如此），它对货币、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形式和运行的转变产生了影响。马克思指出，一旦货币成为货币资本，它就不仅仅是资本家拜物教欲望的目标和对象。它也承担了极其不同的职能，特别是以信用制度的形式，被独自地组织起来支持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不同的资本循环缠绕交错，相互支持，偶尔也发生矛盾，而阶级关系和剩余价值生产始终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资本“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32]这和马克思的“总体”这个辩证性的概念是一致的，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阐述过。资本的特性存在于有利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之中，其一般性存在于由货币、生产和商品资本循环构成的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之中。
　　因此，认为在不对其他循环的运行进行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就可以在生产领域实现深刻变革的想法只能是妄想。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不仅需要通过激烈的斗争去消灭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还需要逆转或者重建其他循环，以表明货币化、商品化和劳务的交换是怎样实行变革，为生产中的联合劳动提供支持的。例如，如果为了便利交换，需要保留与货币类似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避免它成为货币资本，如何防止货币内在的社会权力被那些利用它为自己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阶级所攫取？商品交换是一回事，作为所有人类交易的调节者的交换价值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没有这些辅助性的变革，废除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似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结论在这些漫长而往往自负的历史中找到了支持：尝试在非资本主义方式的基础上重新改造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在联合劳动的口号下。工人控制、自我管理、工人自治和合作工厂的尝试（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和2001年经济危机后在阿根廷兴起的那种）一直受到怀有敌意的商人和金融资本的控制力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一度被摧毁了。工人控制和工人自治的梦想，经常在货币和商品资本力量，以及规训它们的交换价值规律的岩石上撞得粉碎。价值增殖从而榨取剩余价值的驱动力难以阻挡。显著的例子是1956年西班牙法西斯专政时期巴斯克县的工人合作社蒙德拉贡，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部分是因为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信用机构和市场机制，从而在三个循环中贯彻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它继续存在并且繁荣发展着，其两百家企业中的大部分仍把参与者的回报差距控制在3∶1（相比之下，美国公司是400∶1，甚至更高）。
　　联合劳动形式面对的困难主要来自一直存在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价值规律支配并常常摧毁个别资本。一旦进入由价值规律支配的世界，企业就得服从这些规律的规训力量。远离这种规训力量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为了生存，蒙德拉贡和那些在阿根廷复兴的工厂不得不寻找与价值规律相妥协的方式。这使我们得出了一个至少表面上令人气馁的一般性结论，马克思已经在他对资本贬值和去工业化的分析中使我们为这个结论做好了准备：不废除资本的运动规律和支撑这些规律的价值规律的无形却客观的力量，就不能废除生产中的劳资阶级关系。但是马克思经常被历史转变的协同演化理论所吸引。如果我们在这里加入协同演化理论的轮廓，那么一种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策略就浮现出来了。尽管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处在资本定义的核心，它被深深的嵌入到了循环过程的其他方面之中，以至于不废除或者取代它旁边的支撑物就很难消除它。尽管我们仍然相信联合劳动、工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原则，也为尝试实行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漫长的斗争史感到光荣，我们还是得面对社会变革的所有其他方面，它们是把全社会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所必需的。
　　虽然共产主义最后必须要废除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但它没必要废除货币（或其等价物），也没必要废除劳务和商品的交换。正如它之前的资本所做的那样，共产主义必须找到重组其他所有的循环过程的方法，使之支持联合劳动，而非支持资本的阶级关系。这就提出了一些非常普遍而且似乎很难的问题，即货币、商品化和市场在将来的作用和本质是什么。例如，劳务是如何交易的，劳动又是如何从一个生产线或生产地点流动到另一处的？劳动分工如何与社会目标相协调？会有劳动和商品的交换么？向共产主义过渡必然要求改变其他所有的循环过程，以使它们不再支持资本。但是试图通过完全废除所有这些补充性的形式，以建立共产主义的实践，像朝鲜那样，也是不可行的。
　　尽管马克思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似乎赞成这个想法：将联合劳动者自主控制并决定以什么方式生产哪种使用价值，作为对基于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占有的、无情的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替代方案的基础。但是在第二卷最后两章，当我们研究再生产的整体条件时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某种指挥和协调机制或者治理权威，没有有意识地计划如何以一种合作的方式生产使用价值，这就不可能发生。当然，所有这些离马克思的实际文本已经很远了。但是我认为阅读第二卷时需要对这些过程和问题多做思考，这样才能在创造性的政治思考中把阅读这样一本枯燥无味的书转变为更加有趣的经历。
　　但是此处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观点。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特别是美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总是和国家集权的独裁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信任国家和国家权力运用的正当性的人随处可见。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的核心是：在一个分散化的经济中，让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控制自己的生产过程并在工作场所自主地行使权力。我想起了数年前的一个公共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很多美国人认为工人控制是一个好主意。在2008年危机的时候，当芝加哥的共和国门窗厂的工人占领了他们的工厂时，他们被美国的主流媒体描述为当地的英雄，而不是红色的共产党恶棍。如果你问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反对者，包括“茶党”，^[33]问他们是否同意工人控制，而非国家或政府控制，他们肯定会回答同意。事实证明，许多人至少支持这种版本的共产主义假说。因此，这些章节中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清晰的资本的定义，更是一个甚至很多美国人都非常赞同的共产主义替代性方案的概念。

第二卷第5—6章概述

　　接下来的两章处理和先前几章中描述的流通过程相关的时间和费用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展开了对持续的资本积累的时间性的研究。尽管他完全专注于资本运动的规律，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难看出这些循环过程如何必然影响和塑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性。实际上，这几章的细节中隐藏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居于统治地位但不断变化的时间性和不断涌现的空间性问题的深刻研究。那么，资本的时空演变是什么样的？它背后隐藏着什么力量，为什么它有特殊的运动轨迹？当我们阅读文本细节的时候，脑海中应该带着这些问题。
　　这里需要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它是理解马克思这几章内容的基础，源于他长期坚持的观点——价值和剩余价值无法通过交换行为产生。这个基本观点就是：价值在生产中产生，生产中创造的价值才是价值。根据这一观点，花费在市场上的流通活动的时间和劳动是不生产价值的。市场上的流通活动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劳动。马克思认为这造成了时间损失和可用于价值生产的劳动时间的损失。因此，人们有探求降低这种损失的方法的动机。结果之一是资本一直以来都对加速运转着迷。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把货币转化为商品的劳动消耗是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不意味着劳动是没有用或者不必要的，也不是说从事这些劳动的是闲散、懒惰和不生产的工人，而是说它不生产价值）。当然，商品流通中雇用了很多劳动，而且商人、批发商和零售商之类的资本家组织这些劳动并从中获利，部分是通过像生产领域内的资本家那样剥削所雇用的工人而得到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仍然是非生产性劳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围绕着它进行了大量没完没了的争论。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他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导言”中，对一些讨论做了很好的概括（尽管很多学者对曼德尔的解读存在争议^[34]）。
　　我不想深入探究这些争论。但是有些一般性的问题还是需要看一看，即使它们不能在这儿得到解决。例如，有一个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构想有关的潜在的难题。在第16章中，他把焦点从个体转向了“总体劳动者”。显然，在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工厂，生产线上的直接生产者与清洁工、维修工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混杂在一起，马克思很乐意将所有人都看作是总体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尽管其中的一些人并不会把他们的劳动力投入到正在生产的商品中去。正如我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的，准确定义总体劳动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是个难题。它包括工厂里的设计者、管理者、工程师、维修工、清洁工和主管贸易的人么？如果就像马克思在这里坚持的那样，重要的是总体劳动的生产力，而不是个体劳动者的生产力，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工人的生产力应该被计算在内，生产价值的“相关劳动者”包括哪些人。工厂中的总体劳动的一部分职能（例如清洁工作和平面广告设计）被转包出去时会出现什么情况？难道它们会突然从总体生产性劳动的一部分转化为非生产性劳动么？资本主义企业有一个显著的、系统性的趋势——特别是在过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那就是越来越依赖于外包。这产生了更加“精简和合适”的总体劳动者，并提高了他们个人的利润率（尽管它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总效应还是模糊不清的）。清洁、维修、设计、市场营销等工作日益被组织为“商业服务”，很难分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它们是生产性的劳动还是非生产却必要的劳动。公认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人批评蒙德拉贡越来越依赖外包合同，因此是通过剥削其他地区而生存）。
　　我不能集中于这个问题，只能告诉你我们在这里进入了一场核算上的噩梦之中（在我看来，它是无解的），结果会导致一大堆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最擅长此道）。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请你有时间再看。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在亚当·斯密的书中，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为了更好地形成自己的定义，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中用了大部分篇幅分析并批判亚当·斯密的观点。但我本人并不相信马克思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合理答案。我也并不认为别人已经找到了让我信服的答案，这就是它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遗留问题的原因。
　　对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分，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核算上的解决方案时，我们面对的难题就是：如果既要保留马克思的直觉洞察力，又要承认实施这种区分的困难性（不可行性？），我们该怎样继续研究下去？直觉洞察力来自对资本的三个循环的分析。存在生产的时刻（劳动过程），因此能找到生产循环。但是如果没有协调好货币和商品界定的流通条件，生产循环就不能完成。很明显，劳动被卷入到三个循环中，产业资本循环（总体程）的连续性依赖于所有三个循环所界定的连续性条件。压倒一切的想法是：连续性和流动速度（加速）的必要性，以及为确保这种连续运动而采取的措施。
　　如果连续性是唯一的顾虑，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生产、流通和实现过程的所有劳动（也可以延伸到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庭劳动）都是维持并再生产资本的总体劳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所有参与产业资本循环的劳动者都算生产性工人。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将会粉饰和掩盖一些重要的东西。如果价值和剩余价值只在生产资本循环的生产时点产生，那么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费用和付出的劳动必须通过扣除生产中产生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来支付。很明显，不管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社会的角度，资本再生产都极为关注这部分扣除的数量。如果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被用作流通费用，那么谁会愿意费力生产呢？因此，减少这一扣除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减少流通中损失的时间的方法，在资本的历史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些策略的影响。
　　因此，这种冲动——通过加速（甚至加速我们的消费）和“用时间消灭空间”（就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那样）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的时空结构——正是来自这里。反过来，我们可以推知，如果施加在这些扣除额（或者不能促进资本循环运动加速）上的权力过大的话，危机可能会发生。如果所有权力都在货币资本家（金融家）和商业资本家（商人）手里，那么它会对这部分资本最终依赖的价值生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例如，2007年后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可能是因为非生产性的资本和商品循环（例如高盛和沃尔玛）攫取了过多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绝大部分是虚拟的）利润，吸干了生产活动的能量；相反，也可能是因为生产循环的状况严重恶化，刺激资本涌入了非生产性资本和商品循环中，通过掠夺而不是生产来进行资本积累。怎样证明哪个原因是正确的，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但是问题立即表现为：如果价值可以在流通中产生，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力生产？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以这种形式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它暗含在分析中。我宁愿对付这个问题，也不愿陷入核算的泥塘之中。而且，这似乎就是最符合马克思直觉洞察力的问题。这个问题碰巧与我们的时代密切相关。带着所有这些问题，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是怎么处理细节的。

第二卷第5章

　　第5章以看起来很简单的流通时间（资本在流通中从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生产时间（资本停留在生产活动中的时间）的区分开始。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的总和在后面被定义为资本的周转时间^[35]。但是，这里有一些复杂情形。固定资本（机器等）可以在生产领域停留更多的时间，不管它们有没有被使用。生产中的所用资本（包括全部固定资本，例如机器和厂房）和所费资本（只包括在生产活动中消耗掉的那部分固定资本）有重要差别，后面的章节讨论了这个问题。然而，只有在给定的时间范围内，这种区分才有意义。除非特别说明，马克思通常假设周期为一年。此外，“劳动过程的周期性中断，例如在夜间，虽然会使这些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但劳动资料仍然留在生产场所”。^[36]生产也需要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储备（存货），以应对投入品供应的突然短缺和预料之外的波动。
　　这使马克思区分了职能时间或随后所说的“劳动时间”（通过生产性消费积极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和“生产时间”（它包含资本储备的时间和生产过程中不活跃的时间）。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存在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却没有劳动投入的情形——例如，“播在地里的谷种，藏在窖中发酵的葡萄酒”。^[37]因为所有这些原因，生产时间几乎总是长于劳动时间。
　　当资本没有被积极地使用时，它就恢复到马克思所谓的潜在资本的状态，“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不处在劳动过程中……它的闲置是使生产过程连续不断进行的一个条件。为保存生产储备（潜在资本）而必需的建筑物、装置等等，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从而也是预付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38]但是闲置资本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尽管它是生产资本必需的“生涯的一部分”。

　　显然，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不过，资本的生产时间虽然可以和它的劳动时间不一致，但前者总是包含后者，而且超过的部分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条件。^[39]

　　流通时间是卖掉商品并把货币资本再次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用的时间。马克思写道，“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相互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40]这就意味着

　　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作用。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么，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41]

　　马克思注意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忽视了分析生产和流通时间的重要性。因此，许多经济学家，以及资本家自身都出现了拜物教幻觉，即认为剩余价值可以“从流通领域 ”得到，因为“更长的循环时间是更高的价格的基础”。这造成了一种假象：“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被价值可以从流通中产生这种拜物教信念（现在仍然存在）迷惑，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资本具有加速生产并提高流通效率的内在动力。毕竟，如果价值可以通过流通来生产，那么为什么还要努力减少流通时间？放慢时间不是会增加更多的价值吗？
　　不幸的是，马克思仅仅以一种纯粹形式化的方式列举了这些，而没有尝试揭示其历史意义。但是把这些节点联系起来并拓展到历史中并不困难。例如，马克思回顾了第一卷^[42]，资本如何为了“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多余时间”而有一种“夜间工作的欲望”。^[43]然而，马克思本可以走得更远。要是他在这里引入了“竞争的强制规律”——就像他在第一卷中介绍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时那样——那么他将会推导出一个强有力的、合乎逻辑的论证，来解释资本家为什么总是通过缩短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距（和成本）来寻求竞争优势。类似的，他也可以指出资本缩短流通时间并寻找更高效的分销方式的必要性（沃尔玛现象，如果你愿意举例的话）。我经常想，如果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插入一个简短的章节，就像第一卷中的工作日那章一样，描述为了减少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流通时间之间的差距而进行的技术和组织变革的历史，那么第二卷的可读性会强得多，吸引力也会大得多。那样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资本拼命地追求缩短一切过程的时间。它花在这些阶段的时间越少，它就能越快地收回剩余价值。
　　例如，猪最初的“自然”繁殖周期已经从一年一胎加速到了一年三胎；屠宰和肢解都在流水线上高效进行；包装和运送被整合在及时（just-in-time）的运输体系中；超市用计算机实行严格的存货控制。在整个过程中唯一难以捉摸的因素就是消费者选择的个别性。今天，纽约的消费者会购买多少猪排呢？这就是资本生产出来的世界。我们这一章要解释资本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其动机何在。
　　在第一卷中，我们定义商品流通的基本形式为C—M—C。流通时间被分成“两个相反的阶段”——从货币变成商品（投入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和从商品变成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在第一卷，马克思认为这存在不对称性，因为从价值的一般代表（货币）变成价值的特殊代表（商品）要更容易。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些关系。对那些寻求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来说，货币转化为商品伴随着另一个转化——“资本要转化成在一定投资场所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定要素的商品”。^[44]这和用货币消费的最终消费者的情形是不同的，如果消费者找不到鞋子，那么他们可以轻松地购买衬衫。与之相比，资本主义生产者面临特殊的购买需求：

　　生产资料也许在市场上还没有，还必须生产出来，或者要取自远方市场，或者它们的通常供给出现了障碍，价格发生了变动等等，总之，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情况在M—C这个简单形式变换中看不出来，但会使流通阶段的这个部分耗费的时间时而较长，时而较短。像C—M和M—C可以在时间上分离一样，C—M和M—C也可以在空间上分离，购买市场和销售市场可以是空间上不同的市场。^[45]

　　因此，生产资料供给的地理和空间条件给资本主义生产施加了限制，因为把生产资料运输到劳动进行的生产地点需要耗费时间。
　　但是重要的不仅仅是耗费的时间，“例如就工厂来说，采购者和推销者甚至往往是不同的人”，而且既然这些流通当事人（例如商人）“在商品生产中……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46]所以他们都需要获得报酬。简而言之，为了获得生产所必需的使用价值，资本家要面对各种潜在的供给约束和成本。他们还得面对由其他资本，以及具有地缘政治雄心的国家权力所施加的约束。我需要稀土金属来生产风力涡轮机，但是中国控制了稀土金属95%的产量和世界贸易。当日本和中国发生领海权纠纷时，中国海关停止了对日稀土出口，日本生产商只能干瞪眼。有无数这样的障碍可以影响货币转化为用作生产资料的商品。
　　马克思的总体观点是有道理的：从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形态变化可能存在问题。获取这些生产资料所花的时间越久，被困在非生产状态的资本就越多。反过来说，物资供给的改进提高了资本的总体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这并没有否认实现剩余价值的销售行为的重大意义：“M—C在正常条件下，对于表现为M的价值的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行为，但它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导论，而不是它的补遗。”^[47]剩余价值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在第二卷中比在第一卷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对于M—C的转化和最终消费的运动C′—M′来说都是正确的。“商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使商品资本的流通C′—M′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它们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卖掉，它们就会变坏，并且在丧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就丧失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属性。商品中包含的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增长的剩余价值，都将丧失”。^[48]问题在于

　　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坏的快慢程度不同……由商品体本身会变坏所决定的商品资本流通时间的界限，就是流通时间的这一部分或商品资本作为商品资本能够经过的流通时间的绝对界限。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因而生产出来越要赶快消费，也就是越要赶快卖掉，它能离开产地的距离就越小，它的空间流通领域就越窄，它的销售市场就越带有地方性质。因此，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它就越不适于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这种商品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随着地域的距离由于运输工具的发展而缩短时，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而一种物品的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人口稠密的地点，甚至能够为这样一类产品，如大啤酒厂、牛奶厂生产的产品，造成较大的市场。^[49]

　　在这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循环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最重要的无疑是罐装和冷冻技术（和桶装啤酒！），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然，这些简短的段落也为经济地理学的知识“磨坊”提供了很多“谷物”——关于资本积累是如何通过穿越空间生产出独特的区位结构和地理联系的。生产资料的供应链和为空间上完全分离的、遥远的市场提供最终消费的商品供应链，在竞争的强制压力下不断地被重新塑造成更有效的结构。在这章的结尾，我们会分析马克思对运输和通讯的一般观点，并理解地方性的需求。
　　最后还要提出一点。马克思很晚才开始对劳动、生产、流通和周转时间问题的研究。例如，他在第三卷（大部分内容写得比较早）中没有对周转时间进行任何分析。恩格斯认识到周转时间的变化会影响利润率。因此他在第三卷插入了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尝试性的章节。我认为他这样做很对。因此，我认为在阅读第三卷时，心里牢记这些问题，包括下一章分析的流通费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卷第6章

　　商品流通需要劳动力，流通活动也产生了费用。因此，流通领域是一个资本家奋斗的特殊场所，它是一个独特的阶级分支——商人——的活动范围。M—C—M的转化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并吸收劳动，为商业资本家提供了获取金融收益的机会。那些在流通领域内工作的人可能想“借此机会占有超额的价值量”，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正像花费在诉讼程序上的劳动并不增加诉讼量一样”。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50]致力于商品买卖的人，不管是资本家自己还是资本家雇佣的劳动者，都是如此。在这里，“一种职能本身是非生产的，然而它是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一个商人……通过他的活动，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时间。因此，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器，他能减少力的无益消耗，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51]商人是有用的，“他的作用……是使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非生产职能上”。^[52]剩下的必要费用（意外开支）必须从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中扣除。
　　我们马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类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把商人比作机器。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指出，机器不能生产价值，但它们可以成为个人（拥有先进机器的资本家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和社会（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降低了工资商品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因此，一些不是价值来源的东西，可以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这个命题似乎可以延伸到流通领域内的活动。尽管价值不是在这个领域中产生的，但是剩余价值可以在其中实现。当资本家（例如，一个商人）按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来雇佣工人，并让他过度工作来为自己获取剩余价值时，剩余价值就被个别地实现了；当商业资本家通过过度剥削他们所雇佣的劳动力来减少流通的平均必要成本时（这可以解释这一领域经常出现的令人发指和高得离谱的剥削条件），剩余价值就被社会地实现了。到那时，为支付流通中的意外开支而从价值生产中扣除的价值量就会减少。因此，正如生产领域中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一样，流通领域中生产率和剥削程度提高带来的收益要在商人和生产资本家之间瓜分。然而，后者是资本家之间而非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第二卷当中，关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内容要多于关于劳资阶级关系的内容。“生意人碰在一起，就像‘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一样。”^[53]当我们继续往下看时，要留意这个“激战”。
　　马克思接下来分析的是簿记费用。虽然簿记成本明显也属于流通费用，但它和通常的买卖的费用大为不同。“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生产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重要。”^[54]（最后这句评论是否意味着簿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呢？）类似地，货币的供应和更新也会产生必要的费用：

　　这些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生产消费。这是固定在充当单纯的流通机器的形式上的社会劳动。除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束缚于这种非生产的形式之外，货币的磨损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或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形式的社会劳动转化为更多的金和银。这种补偿费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是很可观的。^[55]

　　和货币供应相关的必要费用随着时间不断增加（马克思没有想到电子货币）：“它是社会财富中必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56]
　　然而，“保管费用”则被当作一个主要的问题。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这些费用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并“成为它的商品出售价格的一种加价”。“因此，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57]这是因为这些费用实际上是生产成本的延续，尽管它们是在流通过程内产生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问题类似于冷藏的费用问题：冷藏并不增加产品的使用价值，但它可以阻止使用价值的腐坏，从而保存了价值，不然价值就会流失。同样，我认为这些细节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们对于获取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比如沃尔玛采用的最优调度和及时运输系统等。要安排库存，那么就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库存多少？由谁保管？我冰箱里的库存接近于零，因为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随时都可以走到纽约的大街上买些吃的。零售商那里有大量的库存（尽管当有飓风来临时，往往会发生抢购，导致超市的货架空空如也）。住在偏远的地区的人们家里通常有很多储备。在马克思看来，这些都是闲置资本，减少库存可以释放出这种闲置资本，并将其用于生产性用途。因此，伴随着一整部资本主义历史的是一整部库存管理的历史（围绕这个话题可以写一本优秀的书或者博士论文）。
　　接下来马克思论述了与储备形成相关的费用，但是我不打算详细阐述。重要的观点已经提出来了：对于资本积累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储备和库存是必要的，但是它们把资本从活跃的生产中带走，并使其处于潜在或闲置的状态。“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相当数量的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58]在这种状态下，资本显然是非生产性的。储备或库存管理的改进会把资本从非生产的状态下释放出来。因此，储备和库存管理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有重要的作用。像沃尔玛和宜家家居这样的公司在这方面有极高的效率，因此比其竞争对手有更大的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公司引入了及时生产系统，大大减少了生产流程中的不同节点对存货的需求，从而在与底特律的汽车公司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
　　这些都证实了马克思所强调的保持资本主义生产连续进行的必要性。但是这要求市场上随时都有大批可用的商品。“对M—C来说，商品不断存在于市场，即商品储备，却是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条件，是投入新资本或追加资本的条件。”^[59]但是

　　商品资本要作为商品储备停留在市场上，就要有建筑物，栈房、储藏库、货栈，也就是要支出不变资本，还要对把商品搬进储藏库的劳动力付给报酬。此外，商品会变坏，会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为了保护商品不受这些影响，要投入追加的资本，一部分投在劳动资料上，即物的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劳动力上。^[60]

　　这些流通费用“同第一节所说的流通费用的区别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因此使商品变贵”。^[61]简而言之，它们可以归为生产费用，因为直到以可出售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商品才算真正完成。因此，表面上是流通的过程也可以创造一些价值。这种互相掺杂的情况使核算噩梦变得更糟：把商品放在容器中会增加它的价值，而它待在货栈里的时间则要从价值中扣除（例如，货栈的租金）。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需要充足的储备和存货就能纯粹地运行的资本流通过程。储备有三种形式：生产资本投入储备、最终消费者家里和储藏室里的储备、市场上待售的商品资本储备（在批发商和零售店那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形式可以相互变换。如果市场上有大量容易获取的商品资本储备，生产者的生产资本投入储备就会变少；商店拥有大量储备的话，家庭内部对储备的需求就会降低。
　　然而，资本越发展，资本储备就越有增加的趋势。这种增加“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62]但是一个资本家手中的储备量“取决于各种条件，而这一切条件实质上不外就是，要使必要数量的原料能够更迅速地、更有规则地、更有保证地不断得到供应，而不致发生任何中断。这些条件越不具备……生产资本的潜在部分……就必然越大”。^[63]因此，“例如，纺纱厂主必须准备好够用三个月的，还是只够用一个月的棉花或煤炭，就有很大的差别”。^[64]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方面，运费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例如，如果从矿山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向纺纱厂运输煤炭，那么，所需的费用就会比利用较便宜的运输为较长时期供应较大量煤炭所需的费用更贵。”^[65]但是也有其他方法可以使流通更为顺畅地进行：“纺纱业者在棉花、煤炭等等的储备的更新上越不依赖于他的纱的直接出售——信用制度越发展，这种直接依赖性就越小——为保证既定规模的连续的棉纱生产不受棉纱出售上偶然情况的影响而需要的这种储备的相对量，就可以越小。”^[66]我在这里注意到，在马克思的思考中运输和信用在确保资本流通的连续性中存在一种没有言明的联系。事实上，这两个因素在改造资本主义的时空关系中共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又遇到了这个问题——“许多原料、半成品等等需要有较长的生产时间，农业提供的一切原料，尤其是这样。”因此，要使

　　生产过程不致中断，就要在新产品还不能代替旧产品的整个时期，储备一定量这样的原料、半成品。如果在产业资本家手中这种储备减少了，那不过表明，它在商人手中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增加了。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存放在港口的进口棉花可以迅速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特，这样，工厂主就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对较小的规模更新它的棉花储备。不过，这时作为商品储备存放在利物浦商人手中的棉花的数量就要相应地增大。^[67]

　　由此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首先，生产者手中持有的储备量取决于运输的难易程度和成本。其次，“世界市场的发展，从而同种物品供应来源的增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物品会从不同国家和在不同时期一批一批地运来”。^[68]
　　例如，如果埃及、印度和美国的棉花丰收发生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那真是一件大好事。
　　作为结尾，马克思追问“这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对个别资本家来说，保管费用是一个确定的损失。由于它们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部分，所以买者不用为其支付。即使在资本家预计到价格上涨而囤积居奇时，这种投机活动也只是资本家的个人行为。但是自愿和非自愿的储备形式之间是有差别的，后者出现仅仅是因为一定的储备是社会所必需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可以将它看作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也是与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相关的社会必要开支的一部分。“不管这种储备的单个要素的流动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总要不断地停留下来，以便储备可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69]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阐释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一般主题：整个资本主义动力学中固定和运动之间的关系。
　　生产和非生产活动，进而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很难辨别的。正如我所多次指出的，这制造了一场核算的噩梦，在那里仓库的守夜人是非生产性的，而给容器打包的工人则是生产性的。试图为这一问题寻找简单的会计解决方法的人一定会发疯。我自己的结论是，放弃会计核算，转而集中于分析加速运动、库存费用管理等做法的实质影响。马克思已经说明，这些做法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当我们把交通运输和通讯的问题，及其暗含的空间生产问题纳入进来时，这些问题就更加重要了。

交通运输和通讯问题

　　流通费用，以及作为储备和库存而被束缚的资本，都受到运输关系的重要影响。在第二卷的头几章中，马克思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运输业是工业的一个不寻常的分支。它不生产玉米或铁棒这样的有形物体，并且它的生产过程就是消费过程（流通时间为零）。但是它能产生价值。它的产品是空间位置的变动：例如，“现在纱不是在产地英国，而是在印度”。因此“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本身”。“这种效用的交换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运输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决定的。”^[70]
　　这些评论出现在第一章中，但是在第6章的结尾，马克思做了进一步阐释：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71]

　　这是因为“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后一种价值追加，就像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72]位置的变化可以是小范围的，像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间”的运动，也可以是更长距离的，到达遥远的最终市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距离成正比”。^[73]这个规则可由运输的商品的特征和性质——体积和重量——加以修正，但是也取决于“物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的相对程度”。费率表是很复杂的：当要决定对商品每英里收费多少时，“铁路大王们在幻想的物种形成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74]

　　与这里相关的动力学的重要性只有一点暗示，所以我需要详细阐述一下。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起，运输和通讯的系统性进步既减少了商品在空间中运动的时间和成本，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区位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这是因为时空关系共同参与确定了总体资本的周转时间，以及特定行业资本的周转时间。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指出这一点，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阐述了很多通过减少距离摩擦来缩短总周转时间的内容。我认为这证明了第二卷的未完成性质，因为在这里马克思没有采用一些概念，例如“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永恒趋势，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可以找到相关内容。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创新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总体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得更深刻。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已经出现了多少加速生产和加速周转时间的创新？有多少是关于减少阻碍商品和信息运动的距离摩擦的创新？有多少在这两方面都有影响？阅读第二卷，我们能理解资本是如何将不断进行时空变迁的必要性内化到自己的运动规律之中的，而不是把所有的历史都当作偶然，或者是一些渴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个人愿望的产物。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试图把《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天才洞见与第二卷强调的生产、流通和周转时间的技术性质联系起来。
　　但是他在这里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

　　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A卖给B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75]

　　要是马克思能多做一些研究的话，他也许会发现：在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本循环中，空间流动的可能性和条件看上去极为不同；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权凭证（即对未来劳动的索取权）在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注定要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的、越来越重要的特征。
　　和其他行业一样，交通运输和通讯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这导致创新快速扩散，从而影响了行业的生产力、效率和空间范围。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个行业的竞争经常受到所谓的“垄断竞争”的限制——因为一旦铁路线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建立起来，很难想象在旁边铺设几条别的线路和它竞争。但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创新，它们容许空间竞争，从而改变了资本运作的地理条件（当然包括所谓的“方式变换”，比如说，货车运输比铁路运输更灵活、高效、廉价）。

^[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6—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3—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 感叹号是作者加的。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1—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3] 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一个于2009年初开始兴起的美国社会运动，主要参与者是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代表的是下层保守派利益。主要分布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美国南方和中部的农业州。TEA并非茶叶之意，而是指“已缴纳够多的税”（Taxed Enough Already）的简写。——译者

^[34] 对曼德尔导言中的观点的批评意见，参见 Patrick Murray，“Beyond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Picture of Capital”，in Christopher John Arthur and Geert A. Reuten，eds.，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London：Macmillan，1998），57—61。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67—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3—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5—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0—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7—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8—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