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马克思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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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马克思的遗产

　　乍看起来，马克思似乎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一整套牢固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称之为其研究工作的“主导线索”中，他认为自己已经表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人类组织社会生产及使用工具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一定的意识形态。因此，人类进行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人类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会超过生产关系。这时，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的阶段就会开创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只有当这些生产力在现存生产关系下发展到了尽可能充分的程度，旧的社会秩序才会崩溃。我们可以列举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四种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渐进的四个时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造成社会分裂、对抗的最后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一解体，人类社会的史前史也就宣告结束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将随着革命时期的到来而终结；而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崛起，通过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并经过一段专政时期，创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马克思的思想也暴露出一些严重含混不清的地方。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手稿混乱不堪。他的著作不仅没有完成，而且那些为数超过实际发表著作的未刊草稿还表明，他已对自己的学说全盘作了一番新的评价——至少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逝世时，人们对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过于简要的《共产党宣言》和艰深的《资本论》这两部书获取的。1930年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以及194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问世，这两件事是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产生影响的最突出的例证。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观念重新发现的角度来书写。而这些可以重新发现的观念多年来要么为人所忽略，要么无人知晓——至少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这样的。
　　马克思的遗产自相矛盾的另一个多少有些必然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法不容许把自身概括为几个简单的公式。既然马克思在年轻时曾发觉他的导师黑格尔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这种矛盾也出现在这位弟子自己身上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辩证的思想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是开放性的，没有止境：只要主观因素是与客观因素相统一的，理论便总是与实践不断地相互影响，并不断发展。马克思本人生前就曾改变，并发展了自己的政治观和经济观。
　　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要求其追随者们不是去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卓著，马克思主义就越倾向于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的学说。群众性政党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其中最为激进者倡导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所有被排除在新工业社会成就之外或不能从中充分受益的人具有号召力。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那种把革命的热情和变革的要求同历史的视角与对科学性的宣称联系起来的罕见能力，使它显得与众不同。然而正是这样，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被简单化、僵硬化和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成了千百万信奉者的简单信念，给他们灌输了最后胜利的信心。这就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它们离马克思最初的思想越来越远，并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的一种异端观念，即常说的“修正主义”。
　　最后一点，也最明显的一点是：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毫无道理了。诚然，马克思对德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性质谈过一些看法，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考虑过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但还是不可思议的是，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未来革命的战场；而现在，这位思想家却明显地被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广为尊崇，被尊为导师。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发生在这样的国家：经济福利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足以保证革命以后人民享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然而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这样一些国家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那里，资源的匮乏意味着政治自由是件无法获取的奢侈品。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某种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充当了群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意识形态。
　　在此，我们想简要概述一下马克思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这些关键领域中的观点的自相矛盾之处，以此来表明马克思遗产中所包含的一些难题——至少是这份遗产的承继者们心目中的难题。
　　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逝世时，其基本原理还不清晰。劳动价值理论是否可作为分析现实经济活动的有益工具，还有待于马克思的遗作《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有待于马克思对于价值转化为价格这一问题的解答。但对他的许多追随者来说，马克思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一些较为直接的实际问题上，马克思虽然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不可避免，但确切的（崩溃）机制是什么，他则并不很清楚。是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可以找到关键性的线索，还是生产过剩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消费不足问题，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马克思远未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仍是个颇具争议的主题。再者，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虽然他正确地预言了垄断的增长，但并未分析垄断的运动规律，更不用说帝国主义的运动规律了。当时，这个问题才刚刚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野，而今早已成为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论述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问题了。
　　在社会学方面，《共产党宣言》曾经把阶级对立加以简单化，宣称“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 。然而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中产阶级和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所进行的研究，似乎提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甚至连伯恩施坦（Bernstein）也会感到意气相投的观点。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打算界定阶级的尝试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仍未完成。马克思在这个方面留下的一大空白则是关于农民的论述。鉴于西欧农民普遍持保守态度，马克思不无沮丧地谈到“农村生活中的白痴状态”，并认为农民在任何革命运动中充其量只能起一种从属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十分明显，随着马克思主义重心的东移，随着以农民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显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念同这种现实之间的联系就日益微乎其微了。
　　但是，马克思著作中最大的缺陷在政治学上。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及其实际增长，显然是马克思远未注意到的一种现象。尽管马克思曾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作过有力的分析（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但他并没有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本来，他是要就这个专题写一部专著的。在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中，据他自己说，这本是他（也唯有他）能够圆满完成的唯一部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者才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方面大大超过马克思本人。尤为重要的是，从实践的角度去看，马克思用不着去处理领袖、政党、群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马克思在其中积极从事活动的组织，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前者是一个只有几百个成员的宣传团体，后者是由各种政治派别和工会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群众性政党的时代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出现的。虽然马克思曾宣称工人阶级的解放要由自己来实现，但事实却清楚地表明：从马克思本人起，工人阶级的领袖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资产阶级出身。因此，任何人——不管是主张建立高度集权的“先锋队党”以领导工人（否则工人就会对政治抱有极不成熟的看法）的列宁主义者也好，还是主张政权应由工人大会直接授予的自由主义社会党人也好，都可以有恃无恐地宣称自己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统。
　　最后，还有马克思的哲学遗产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谈到要扬弃哲学。他的意思是说，基于哲学所提出的是理念原则和本质，而社会主义革命将会把这些理念原则或本质体现在社会—经济的现实中，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哲学将失去其作用。然而，由于这一革命为期尚远，人们还不得不研究这些“给柏拉图作的脚注”，何况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数不断增加，也需要有一种作为具有融贯性原则体系的“哲学”，对宇宙作出全面的解释。鉴于19世纪末的文化风气，这种哲学不得不用科学的、甚至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表述。虽然晚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带有这种态度的一些痕迹，但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形态的是恩格斯；而使之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则是共产党正统派所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卢卡奇率先重申了马克思思想中那些黑格尔的（因而是赤裸裸反科学的）因素，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则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0年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异乎寻常地突出了人道主义与异化这两个概念，接着又就“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谁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如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一分歧又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上。

　　深入阅读材料
　　有关马克思的著作和第二手文献，相当详尽的关键性参考文献可见于麦克莱伦所著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Karl Marx：His Life and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1995)，469~489页。

　　
^[1] K. Marx，Selected Writings，ed. D. McLellan（Oxford and New York，1977），p. 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