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恩格斯的贡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一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正统的观念有一种伸缩性，能适应迥然不同的社会集团，并把它们统一在同一套术语内。但是，由不同的社会集团所持的正统观念的具体形态必然会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分别融入了这些集团各自的视点。

　　——奈杰尔·哈里斯（Nigel Harris）：《社会中的信仰》（Beliefs in Society)

第1章恩格斯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以后，在解释他的思想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人们认为，作为马克思的挚友和同事，他对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有着权威性的独特见解。通过热忱的书信往来，他充任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忠实顾问，把惊人的渊博学识奉献给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而论，恩格斯在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显然都与马克思原来的思路很不相同：第一，马克思主义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这条道上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第二，面对以革命党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民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恩格斯不得不作出了妥协、予以承认。
　　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这些倾向在马克思逝世前就已有所滋长。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曾有意识地实行过“脑力劳动分工”（马克思注重研究历史和经济学，恩格斯则侧重军事战略和自然科学）：自相识起，他们在方法论上就一直有着细微的差异。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上缺乏深厚的学院式训练，而且他的工作生涯主要是在非常实际的工厂管理中度过的。甚至在他们分别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初稿中，比起马克思来，恩格斯更略微倾向于进化论和决定论^[1] ；后来，恩格斯独特的兴趣领域又必然带来他在方法论上不同的侧重面^[2] 。然而，必须牢记的是，在恩格斯阐发他的哲学观点的三部主要著作中，有两部是在马克思生前写成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到1925年才最终出版，但初稿在1873年就开始撰写了。《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Volkstaat）上连载前，恩格斯实际上把每一期都念给马克思听过^[3] 。只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才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写成的。

　　哲学

　　大体有两个因素影响了恩格斯，使他形成了强烈倾向于科学的总的世界观。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得越广泛，就越需要有一种明确的哲学表述来指导党员——尤其是在这个领域已并存相互匹敌的体系之下。而且，很自然地，当时英国和德国越来越注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趋势强烈地影响了恩格斯所提出的系统的哲学指导方针。另一个事实是，恩格斯曾把他生命中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钻研自然科学。恩格斯写道：自1870年退出商界以后，“我尽可能地使自已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Liebig）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4] 这项研究是在同曼彻斯特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Karl Schorlemmer）这样的科学界朋友密切接触中进行的。这其中，以其特殊重大的意义触动了恩格斯的是：能量转化的发现、作为基本的生物转化单位的细胞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兴奋点必然影响恩格斯对自己“世界观”的表述，使他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达尔文的发现给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5] ，使他遭到同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当大的批评，指责他把生物学中的概念运用于社会。^[6] 由此看来，恩格斯某些著作的阅读对象必然不仅是工人阶级中受过教育的成员，同样有科学家。的确，他深信“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7] 。除了受这种一般性影响外，恩格斯还不由自主地（悖谬地）采纳了他的论敌的某些观点，特别在他的《反杜林论》中（虽然《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作为《反毕希纳论》而构思的）。杜林（Dühring）和毕希纳（Büchner）都是十足的——或者不妨说是极端粗陋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尽管鄙弃杜林的“创造体系”，但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仍宣称：“论战转变为……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8] 鉴于杜林、毕希纳、福格特（Vogt）和海克尔（Haeckel）这类思想家提出的朴素唯物主义进化论观念在社会主义者中日益流行【杜林的著作在出版时曾受到伯恩斯坦和倍倍尔（Bebel）的热烈欢迎】，恩格斯“为了不在……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9] ，很想技高一筹，驳倒这种进化论，于是就只好提出了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可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方法论上的差异的，是恩格斯经常使用的“物质”这一概念，对马克思的著作来说，这一概念完全是“异己”的。^[10]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谈及“所有存在的物质性”，并说“物质及其存在的方式即运动都是不能创造的……因此是它们自己的终极原因”^[11] 。然而同时，恩格斯又宣称他的唯物主义不同于“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12]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进一步努力将自己与机械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并附和了一种与谢林（Schelling）及其同时代的“生命力”论者那样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有密切关系的物质观。这种观点给物质蒙上一层看似隐蔽的精神化色彩之类的东西。因为，虽然恩格斯说他的观点“根本不再是什么哲学，而只是一种必须在实际科学中确立和证实自身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但由于他宣称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他还是把某种深刻的目的论因素引入到自己的思想中了。^[13]
　　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而言，最核心的一点是他对黑格尔的理解。恩格斯晚年认为，黑格尔是一位“最伟大的大才”思想家，他“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同空想主义者对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一样的”^[14] 。的确，在老年黑格尔创造体系的做法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倾向之间有某些类似之处。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把黑格尔“倒转过来”，但得出的结果却不是对于哲学的扬弃加实现（abolition-plus-realisation），而这种扬弃加实现正是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的思想特征。在恩格斯那里，哲学可以有实现和付诸实践的内容这一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恩格斯预期有一天，“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5] 。恩格斯的目标是要建立一门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自成体系的唯物主义。如果说恩格斯的体系主要是以“物质”代替“精神”作为绝对物，这恐怕不能说是过分简单化的评价。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明确阐明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思想家。这些规律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条：“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16] 显然，只有在极含糊的意义上，这些才可以称作“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用阐述规律的典型格式表达的，即“一切量若增加到足够程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要识别什么是正题、什么是反题，就很困难。^[17] 而对这些规律的启发、指导性，恩格斯的理解也是模棱两可。有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辩证思维不过是对于自然界不存在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的一种意识。^[18] 恩格斯为马克思辩护，对杜林指责马克思是借助辩证法规律推论出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命运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说：“相反的，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19] 但与此同时，恩格斯会谈论这些规律的“证明”（他似乎是指“例证”），并且把辩证法描绘成“探寻新结果的方法”^[20] ，而不简单地是对自然科学结果的一套极其一般性的（据此，有人会说，这几乎是多此一举）概括。^[21]
　　恩格斯的认识论是他的唯物自然观的组成部分。在恩格斯看来，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映象”^[22] ，或是“对现实的事物和过程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23] ，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24] 。同时，恩格斯绝不愿完全舍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理。的确，似乎有点悖谬的是，这个原理最精辟的表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作为他自已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发表的；然而，恩格斯关于“实践”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的思想有时却显得很贫乏，例如他曾把它概括为“实验和工业”^[25] 。

　　历史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和他对历史的研究。像大多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样，恩格斯在历史方面比在哲学方面强一些。如果说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而恩格斯旨在解释世界，这种说法虽有过于简单之嫌，但还是包含了某些真理。恩格斯对历史的研究不同于马克思，不大直接涉及政治。诚然，马克思在晚年确实对原始社会发生了兴趣，并从路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的《古代社会》一书中作了大量的摘录，但正是恩格斯把这些笔记变成一本完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6]
　　恩格斯这本书引人注目的独到之处是，它使社会主义者注意到，在原始社会里两性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更优越一些。这本书尤其对妇女解放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责献，并得到了倍倍尔的大力辅助。后来，倍倍尔就相关课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写出了颇为流行的著作——《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然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因过分依赖摩尔根而大为逊色，摩尔根的那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使恩格斯提出了一种过于一般化（普遍化）的进化图式（尤其是考虑到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亚洲和非洲的情况）。而且，既然摩尔根关于原始杂交、群婚以及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的观点都是极其可疑的，那么，据此论述家庭的一节成为这本书最薄弱的一部分，就不足为奇了。更难以理解的是，恩格斯对种的生产（人类的繁衍）与生存资料的生产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严格的二分法划分。这表现在，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第一种家庭形式；还表现在，他把蒙昧和野蛮社会的自然选择与后来才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加以对比——这一切似乎对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了最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划分。^[27] 于是，恩格斯似乎认为，原始社会不像文明社会那样在同样的意义上受着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显然比马克思更单线性地描述社会的发展。
　　当然，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确实是对经济因素的作用强调得不够。这里，部分的原因是：他写作的对象是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对马克思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应用于历史而陷入困境，因此，他力图反驳当时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理论的这种粗糙表述所提出的尖锐批评。
　　恩格斯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28] 他本人的立场是：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29]

　　总的说来，恩格斯的论述可归结如下：上层建筑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偶尔是与经济基础平行发展的；上层建筑能够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它自己特有的结构和规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和一定时期内，上层建筑甚至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归根到底，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的表述中的新颖之处是交互作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用类似于化学分子相互作用的说法表达的，与《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些段落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30] 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31] 他把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对立起来的说法，有可能把社会过程分割成几个彼此独立的部分，并为以后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准备了理论框架。

　　政治学

　　这种较少辩证法色彩的理论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必然是更多地从实际问题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便是把某种技术性的方法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该文中把革命后社会的必要的纪律与当时工厂通行的纪律作了比较。起码从1847年写《共产主义原理》以来，他在思想上就存在着倚重非主观因素的倾向，从而使他常常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他倾向于避免强调国家机器必须打碎的思想，而认为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32] 。在此，他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很值得予以详尽引证：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33]

　　这个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纯粹是从生物学中借用的一种比喻说法——连同它的一切内涵。^[34]
　　恩格斯对科学研究的一般倾向，产生出把科学和政治这两者对立起来的二分法：“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35] 恩格斯被迫在一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彼此深深的隔绝中生活，这种环境使他不能施展他那作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的卓越非凡的才能。到了晚年，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节节获胜，使得恩格斯更多地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方面，而不是其革命的方面；并且，他宣布，1848年的策略在各方面都已过时了。就在1895年他逝世前不久，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重版所写的“导言”中，他还声明，社会民主党的成长“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接着，他写道：

　　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19世纪——译者注）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那样在巴黎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征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延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36]

　　这些话被看作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无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应当指出的是，恩格斯曾在当时柏林统治者的压力下，也（极其勉强地）同意删去一些较革命的段落。^[37] 不过，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讲：在就马克思的政治学说是否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正而展开的那场大论战中，恩格斯这种颇为矛盾的立场为交战双方都提供了弹药。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一部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在编辑中，将由伦敦的劳伦斯与威沙特公司（Lawrence & Wishart）和纽约的国际出版商公司同时出版发行。这部著作总共要出50卷。迄今，已出版到19世纪40年代末以前的各卷。全部出齐尚需10年。
　　唯一一部英文版恩格斯著作选集是由W. O. 亨德森（W. O. Henderson）编辑的《恩格斯著作选》。有数种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合编本，其中最常见的也许要数莫斯科版的《选集》。该《选集》的优点是选录完整，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全文以及《反杜林论》的重要章节。另外较为简短的摘编分别有费尔（Feuer）和塔克尔（Tucker）的选本。莫斯科还出版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宗教》《论爱尔兰》《论英国》与《论文学与艺术》等诸多的专辑。
　　劳伦斯与威沙特公司和纽约的国际出版商公司分别翻译、出版了《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单行本。后者的版本还载有由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所写的重要导言。恩格斯有关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已由埃莉诺·马克思所编辑出版，标题为“1848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关于军事题材的论述《军事批评家恩格斯》由W. O. 亨德森和O. 查洛纳（O. Chaloner）合编。这两位编者还编辑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新译本。该版本的评注对恩格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与此相反的态度，请参见潘瑟（Panther）的版本，它附有霍布斯鲍姆（Hobsbawm）写的“导言”。

　　评论
　　S. 马库斯（Mareus）从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撰写了一篇关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的评论——《恩格斯、曼彻斯特与工人阶级》。在各种传记中，有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所著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缩写本，与他所著的德文版两卷本的传记相形见绌，这个两卷本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好的传记版本。相比而言，格雷斯·卡尔顿（Grace Carlton）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幽灵般的预言家》就显得很单薄。俄国出的英文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内容详尽，但却是一个极端偶像化的典型，东德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也是如此。最近，有W. O. 亨德森的两卷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面世，这部传记以个人事迹和史实见长，但通篇对恩格斯缺乏同情，实际上并没有和他作为一个理论家来评价。关于恩格斯晚年的个人生活，也可参见Y. 卡普（Y. Kapp）的《埃莉诺·马克思：多事之秋》。麦克莱伦的“现代名人录”系列里有一个短篇——《恩格斯》。克里斯特·阿基（Christ Arthur）有关恩格斯的世纪巨卷是上乘之作。

　　参考文献
　　Texts
　　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London，1975）.
　　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Selected Works，2 vols（Moscow，1962）.
　　Marx and Engels：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ed. L. Feuer（New York，1959）.
　　Marx-Engels Reader，ed. R. Tucker（New York，1972）.
　　Engels：Selected Writings，ed. W. O. Henderson（London，1967）.
　　Engels as Military Critic，ed. W. O. Henderson and O. Chaloner（London，1959）.
　　Frederick Engels，Anti-Dühring（Moscow，1954）.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ed. W. O. Henderson and O. Chaloner（Oxford，1958）.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Introduction by Erie Hobsbawm（London，1969）.
　　——Dialectics of Nature（Moscow，1972）.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Moscow，1946）.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leanor Burke Leacock（London，1972）.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Moscow，1965）.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Germany in 1848，ed. Eleanor Marx（London，1971）.

　　Commentaries
　　Chris Arthur，Engels Today：A Centenary Appreciation（London，1996）.
　　Grace Carlton，Friedrich Engels：The Shadow Prophet（London，1965）.
　　Heinrich Gemkow et al.，Friedrich Engels：A Biography（Dresden，1972）.
　　W. O. Henderson，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2 vols（London，1976）.
　　L. F. Ilyichov et al.，Friedrich Engels：A Biography，trans. V. Schneierson（Moscow，1974）.
　　Yvonne Kapp，Eleanor Marx，vol. 2，The Crowded Years（London，1976）.
　　David McLellan，Engels（London and New York，1977）.
　　Steven Marcus，Engels，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1974）.
　　Gustav Mayer，Friedrich Engels；A Biography，trans. G. and H. Highet and ed. R. H. S. Crossman（London，1936）.
　　Fritz Nova，Friedrich Engels：Hi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Theory（London，1967）.
　　John Plamenatz，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London，1954）.
　　Gareth Stedman Jones，‘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New Left Review，79（1973）.
　　——‘Engels and the Genesis of Marxism’，New Left Review，106（1977）.

注释

^[1] 参见H. Bollnow，‘Engels’Auffassung von Revolution und Entwicklung in seinen “Grundsaetzen des Kommunismus”，1847’，Marxismusstudien （Tübingen，1954)。

^[2] 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差异的探讨，参见D. Hodges，‘Engels’s Contribution to Marxism’，Socialist Register, ed. R. Miliband and J. Savile（London，1965）；A. Gamble and P. Walton，From Alienation to Surplus Value（London，1971）pp. 51ff. ；I. Fetscher，Marx and Marxism（New York，1971）pp. 162ff. ；R. DeGeorge，Patterns of Soviet Thought（Ann Arbor，1966） pp. 77ff. ；尤其可参阅M. Rubel 为 K. Marx，Oeuvres，vol. 3（Paris，1975）所写的导言。

^[3] 这方面的证据来自1885年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

^[4] F. Engels，Anti-Dühring（Moscow，1954）p. 15.

^[5] 参见E. Lucas，‘Marx’und En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arwi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 9，1964。

^[6] 参见L. Krader，‘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in Ethnology Compared’，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1973，p. 243。

^[7] F. Engels，Ludwig Feuerbach…（Moscow，1946）p. 60.

^[8] F. Engels，Anti-Dühring（Moscow，1954）p. 13.

^[9] Ibid.，p. 99.

^[10] 但对约瑟夫·狄慈根的著作来说，并非如此；“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最早就源于他，恩格斯对他的著作也表示了极大的赞许。

^[11] F. Engels，Anti-Dühring（Moscow，1954）pp. 71ff.

^[12] Ibid. ，p. 31.

^[13] 参见F. Engels，Dialectics of Nature（Moscow，1954）p. 209。恩格斯还认为，当太阳逐渐冷却时，所有的行星都要落回到太阳中去，这个过程是循环的。但这并非是宇宙的末日，因为物质将再次开放出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理性”（同上书，39页）。

^[14] Ibid.，p. 17.

^[15] Ibid.，p. 32.

^[16] Ibid.，p. 62.

^[17] 参见R. Cooper，The Logical Influence of Hegel on Marx（Washington，1925）pp. 103ff。该书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评价不足的探讨。

^[18] 例如，参见F. Engels，Anti-Dühring，p. 19。还可参阅：G. Stedman Jones，‘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New Left Review，79（1973）pp. 28ff。

^[19] F. Engels，Anti-Dühring，p. 152.

^[20] Ibid. ，p. 153.

^[21] 对恩格斯辩证法的含义和潜在的重要性的详细分析，参见S. Hook，Reason，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New York，1940）pp. 183ff。就捍卫、并应用恩格斯的方法所作出的尝试，见M. Kosok，‘Dialectics of Nature’，in Towards a New Marxism，ed. B. Grahl and P. Piccone（St Louis，1973）。

^[22] F. Engels，Anti-Dühring，p. 30.

^[23] Ibid.，p. 47.

^[24] F. Engels，Ludwig Feuerbach…（Moscow，1946），p. 54. 另参见，例如，‘Engels to C. Schmidt’，K. Marx，F. Engels，Selected Correspondence（往后缩略为MESC）（Moscow，1965）。

^[25] F. Engels，Ludwig Feuerbach…（Moscow，1946），p. 24. 另一颇为不同的版本，见Dialectics of Nature，p. 231。

^[26] 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政治方面更感兴趣的证据，参见E. Lucas，‘Die Rezeption Lewis H. Morgans durch Marx and Engels’，Saeculum，1964。而相关的、更为概括性的证据，见L. Krader，Introduction to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Assen，1972）。

^[27] 一般情况可参见E. Leacock为该书（New York，1973）写的导言。关于恩格斯的国家观的不良影响，参见L. Colletti，From Rousseau to Lenin（London and New York，1972）pp. 105ff。

^[28] Engels to Bloch，MESC，p. 418.

^[29] Engels to Bloch，MESC，p. 417.

^[30] F. Engels，Dialectics of Nature（Moscow，1972）p. 231. 在此，他说：“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

^[31] Engels to Bloch，MESC，p. 418.

^[32] Engels to Lafargue，MESC，p. 472. 同时可参见Engels to von Patten，MESC，p. 363，在此，恩格斯特别提到《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的一段话，而他和马克思在187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已宣布那段话过时了。

^[33] F. Engels，Anti-Dühring（Moscow，1954）p. 315.

^[34] 马克思从未用过这一表述（absterben），宁愿用更直接的“废除”（abschaffen）。

^[35] F. Engels，Correspondence with Paul and Laura Lafargue（Moscow，1959）vol. 1，p. 234.

^[36] F. Engels，in 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Selected Works（MESC）（Moscow，1962）vol. 1，pp. 135ff。

^[37] 请进一步参阅H. -J. Steinberg，‘Revolution und Legalität. Ein unueröffentlichter Brief Engels an Richard Fischer’，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1967）与C. Elliot，‘Quis custodiet sacra? Problems of Marxist Revision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8（1967）pp. 73ff。